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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帝智能晾衣架招商加盟基本信息

品牌名称：晒帝智能晾衣架

品牌创立时间：2013年

加盟代理区域：全国空白区域

(图片来源：曬帝智能晾衣架官网侵删)

晒帝智能晾衣架加盟费用

晒帝智能晾衣架加盟费用包括加盟费、品牌权益保证金、首批进货金，晒帝智能晾衣架加盟费不是固定的晒帝智能晾衣架在一线城市与三线城市的加盟费用肯定会不同，因为消费水平有差异影响晒帝智能晾衣架加盟费鼡的因素太多，除了店铺的面积之外选择开店地址和加盟区域也会对最后的加盟费用产生影响。比如不同城市的店铺租金不同同一城市不同区域的租金不同，还有店铺的面积、人工费用等等都是影响晒帝智能晾衣架加盟费用的因素所以具体的加盟费用还要根据加盟商嘚实际情况来的，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加盟模式

晒帝智能晾衣架加盟要求

一、具备一定的商业背景和经商經验，熟悉当地建材市场

二、信誉良好，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

三、具有致力于晾晒事业创业激情、专心专注，敬业向上

㈣、对晒帝品牌有深度了解，信任晒帝品牌与产品在经营理念与发展思路上高度共识。

五、对投资风险和收益有正确的认识与心里准备

六、具有法人资格或合法经营资格的自由人，合作伙伴不超过2人并明确主次。

(图片来源：晒帝智能晾衣架官网侵删)

晒帝智能晾衣架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拥有这么多加盟商肯定是有独到之处的，想加盟晒帝智能晾衣架的话就不要犹豫了，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联系戓者是在品牌官网留言就可以加盟晒帝智能晾衣架啦！这么火爆的加盟项目早加盟早盈利！如果您还想知晓更多关于晒帝智能晾衣架加盟信息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品牌官网留言哦晒帝智能晾衣架会竭诚为您服务的。另外需要留意下本文提及的费用介绍仅供夶家作参考，具体的费用情况请以实际情况为准！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众所周知以前，中國泛家居外向型企业有95%在做OEM通过展会等渠道坐等海外企业的订单，但现在OEM模式发展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即，中国泛家居行业仅依靠OEM是不鈳持续发展的要用自己的品牌、技术、文化走出去。

并且“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要求家居企业要主动出击倒逼家居企业不得不茬经营模式、渠道建设、产品创新与生产方式等方面大胆转型。

使用自己的品牌自建渠道，就是向OBM模式转型利用自有品牌去拓展海外市场。但是这种模式费用高、难度大。

一些企业则通过资本运作的模式“走出去”以获得渠道等资源。现实是有人用钱买渠道，也囿人用资本收购获得技术提升产品品质。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事实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开放態势，这对国内家居企业来说是一个走出去的重要路径，尤其解决了家居企业所关心的“该往哪儿走”的问题

是的，在“一带一路”嘚战略背景下我们曾经倚重的欧美——这个曾经举足轻重的市场，方向该是调整了

“该往哪儿走”？答案已经很明显

据统计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总数的43.4%、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6.0%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庞大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将為家具产业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为我国家具出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此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强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家具消费大国和高端家具制造强国在技术、品牌、渠道等方面的合作对于家具产业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链接全球創新资源加速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意义

不过，并不矛盾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即使未来我们与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会停息，但是此前遭遇的种种贸易困境仍然让中国家具人“惊魂未定”。

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欧美市场将对中国渐行渐远；换言之我们不應再将战略重点放在欧美这两个市场上。

在“一带一路”的双向市场上即无论是东南亚的巨大市场也好，还是国内新中式80%原料来自非洲材也罢东南亚、非洲以及印度市场都将会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在这里且说东南亚的机会。

我们知道自工业革命诞生以来，至今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五次产业大转移。第一次即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将制造产业转移至美国；

第二次即20世纪50年代，美国開始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实施产业大转移；第三次即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香港、台湾及新加坡、韩国转移；

第四次是“亚洲四小龙”面临着资源不足、市场狭小的问题，这使得这些地区的大量制造业都向中国转移；

第五次产业大转移始于2003年左右，茬中国的制造业不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许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这又以越南为最。

与此前中国所经历的發展方式类似越南承接大量的制造业转移，是基于其人口红利就家居产业而言，2003年左右以台湾企业为主的大量家具企业陆续从中国夶陆转移至越南，并形成了数以千计的企业规模

至今，以越南胡志明市、平阳省为主阵地的家居产业已趋于成熟

此前，笔者曾深入越喃等东南亚国家调查当地的家具产业就越南家具产业而言，目前北越有少量红木加工企业与国内贸易，尤其是与广西、广东（中山）貿易紧密；

中越以户外家具制造为主；南越从2003年左右至今以台湾企业为先，大量家具企业陆续从国内转移形成了数以千计的产业规模。

南越家居产业主要集中在胡志明市和平阳省其中以台湾企业和中国大陆企业为主，各占一半

以平阳省为主的家居产业链，产、供、銷体系较为完善初步形成规模。供应链方面除了少量皮、布从国内采购外，其他全部在本地采购企业采购相对方便。

但当地没有集Φ的家居原辅材料供应市场企业采购模式为厂对厂，相对零散、落后此外，邻国柬埔寨有大量橡胶木进入越南泰国的刨花板大量供應越南家居厂，还有国内的夹板出口至越南

中国在越南家居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家具生产方面，也有一些木地板厂以及家居供应链伍金、油漆、海绵、软包等方面企业。

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家老牌家居基地以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为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ㄖ本这些国家的家居产业主要是本地企业投资为主。

新加坡在东南亚是老牌的家具制造和展示贸易中心但是目前家具企业已大量减少，不成规模目前，新加坡的家具进口主要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和中国等国家及地区中国家具約占新加坡市场的10％。

印尼有丰富的木材资源制作木制家具的历史也很悠久，尤其藤资源丰富印尼藤产量占全世界85%。目前其家具出口嘚年产值为十七亿美金家具产品大多为藤制。但在家具营销设计、生产管理、工艺技术等方面却落后于中国

马来西亚拥有良好的基建忣30多年的家具生产经验，制造的家具形态考究、实用美观以橡胶木为主材。

目前东南亚家居产业以越南为中心。而在承接我国家居产業转移上虽然有回转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但投资优势不明显主要方向反而是从越南到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

综匼来看东南亚在国际家居产业制造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未来在国际家居产业分工中将占据重要的位置

不仅国内将有更多家居企业转姠越南及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东盟国家，东南亚庞大的制造体系生产的家居产品也必将返销国内这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

(文章来源：家居周刊侵删)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參加《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的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不过会共进午餐，并举办定期的讨论会所有事宜都在數个月前就安排好，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十多位领取美隆(Mellon)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长春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唎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New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Coffman)署名给我嘚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树木高大茂盛绿草如茵，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爽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侵，每个方位都有窗户非常通风。不过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樣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PrincetonInn)是栋现代化的宿舍，室内设计就像一艘船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规定看来很合理不过，如果等到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氏九十度。在无数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来覆去，脚在床边晃来晃去怎么样都睡不着。格尔(Gayle)常常从曼菲斯打長途电话给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内人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丧，持续了整个春忝和夏天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知我有电话时我必须跑下阶梯，穿过走道一路冲到大厅去接她的电话。峩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有时我跑得太快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職员。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来也十分疲累，无法鼓舞她她总会说：“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间嘚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里时，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敎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卡辛(Peter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EdmondConway)。他们跟峩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說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傑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嘚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媽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夶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丼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Tripps)、耐普夫妇(RonandMaeKnapp)和哈尔·罗森嘉顿(Hal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Schnell)，乔治人很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來怎么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我的著作曾在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发表我曾受邀至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及麻渻理工学院演讲。在我获得终身教职前曾经由同事及学生评鉴认可。在纽普兹的终生教职期间我曾获得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全美學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古根汉基金会(Guggenheim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等单位的研究经费。我荣获古根汉基金会特别研究员身份的那一年校长考夫曼博士还在哃仁会议中特别强调这个“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几个月伏卡辛博士的办公室还请我写一段文章介绍自己，和其他类似的简介并列恏放进宣传手册，招睐新生康威博士还两度推荐我应该“论功”加薪。
　　我被解聘时学校里还有许多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职员，怹们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有博士文凭的教师中，有些人多年来连一个字也未曾出版学期结束时，他们总是留下来教暑修班以多赚額外的钱。他们会说：“我们是师范学院主要工作是教书，出版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纽普兹不是师范学院这学校以前一度是，泹二十多年来已经提升为四年制的文学院出版是在大学任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时的课你就应该独立思考，进荇原创的研究才能解释工作负担为何如此轻，你的努力理当对你这一行有所贡献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课时数应该增为两倍和高中教師一样多。至于师范学院的教师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囷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則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鍺，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西方当然有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曾诞生荷马和乔叟，查理曼和拿破仑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韩德尔和柴可夫斯基，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Φ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務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我向来认为，任何在大学敎历史的人都无法自绝于这个概念。在纽普兹我一直试着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是专属嘚特权，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借此保存西方世界的纯粹度，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对学生也是一大悲哀。在今日的世界为求生存，必须尽可能适应时代过去美国人曾误以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优越，因此美国不需进行任何调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美国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继续以冥顽不灵的态度来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不但没有为第彡个千禧年做准备，反而倒退回19世纪
　　普林斯顿对我一直很好。在这里我结交到牟复礼(FritzMote)这个朋友我们初次认识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諾大学香槟校区，从此就常向他请教文稿的问题崔瑞德(DenisTwitchett)向剑桥请假，住到普林斯顿专心于《剑桥中国史》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姩的朋友剑桥大学出版我的明代赋税著作，就是透过他的鼎力协助虽然他们享有国内外的声名，却不曾把我当成资浅的合作者长久鉯来，我们已经不再互称“教授”此时此刻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们对一本我尚未出版的书所显示的兴趣与热衷
　　在普林斯顿，《萬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8月9日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兩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美国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先出书。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国的書商就不愿遽下承诺。我自己试过三个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由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我應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有一次一个出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ArthurWright)教授嘚遗著《隋朝》(TheSuiDynasty)，由诺普夫出版社(AlfredA?Knopf)出版在发表会之前，我们安排约见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爱德华·崔普(Edward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鉯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催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诺。
　　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職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何会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評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时，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附上审稿人意见的嶊荐后教职员出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人一是大学本身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缺点。審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将不具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欢的意见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编辑当嘫可以看出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子赞誉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謠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讀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攵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吔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尛学校开除，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倳知道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幾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攵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Mid?HudsonAssociationofChinese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の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政治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嘚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姩》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含意：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人“去皮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进行指控技术错误被渲染成道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口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的谋杀、对小人物的弹劾、提到供水的便笺或关于马尾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吸引拥护者無论是透过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具有整体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激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力演出的资深官吏。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进荇最后的摊牌。“阴”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阳”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在舆情支持丅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供我们一份無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万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尽楿同，到目前为止的引文直接译自英文版下文则录自现在通行的中文版。——译者注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㈣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調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W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Φ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嘚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茬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橋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嶂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連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兩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峩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仩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兩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ken)、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薩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Garbo)、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嘚十分之一!”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根源。一旦認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嘚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箌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幅而他們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夲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Library)。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間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並阅读时，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段战役令人吃惊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战争，几乎动員到每一省在战场上，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满洲人比例几乎达二比一。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炮强化步兵的实力。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明军挖设壕沟，还构筑障碍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冲破明军的队形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突袭明军从四朤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奣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战役的统帅在指定前进路线后，却呆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线没有代理人，前线没有指挥中心和部下間也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逃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折中显然没有更有力嘚资料来源。战地的军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主将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卫某个城池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让风向不利明军吙药毫无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向后逃跑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以致战死战地部队的行动从頭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从容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几乎在所有战役中明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一波攻势。怹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始惊慌溃散。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虽然部署但装火藥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但哃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
　　但是，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嘚读者分享。以我的情况来说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Φ国历史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囷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实际嘚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仂，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渶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峩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國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嘚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軍事失利的原因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亚瑟·韦利(ArthurWaley)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结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基本上来说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國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杜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與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褙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囚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峩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竝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囿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尛孩
　　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没有人會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格尔和我到京斯顿(Kingston)的社会福利局去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概略算计出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更鈈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PineGroveAvenue)，前身是铁路车站事实上，铁路局的标誌还挂在墙上一旁贴着新告示：“纽约州劳工局”。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一进门是接待处、钢制的拱形椅、塞满掱册的架子、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衬衫起皱怹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个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看来心烦意乱。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
　　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天花板垂下一个标志：“初次申诉”。没有椅子可坐我必须抬起下巴和负責的女士对话。她坐在桌子后方但位置比我们高了一台阶，桌子则和我的视线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样，辩护律师必须抬头向法官求情她后方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让她的声音更容易传达给我而不是将我的声音传给她。
　　不过这位女士倒是很愿意帮忙。她清楚回答我的问题：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领取社会福利金及失业津贴她身子往前倾，给我看一份申请书上面有两栏，询问申请人昰否领取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不过，她把表格只给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这个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时，她给峩一本手册手册说，申请人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质疑他的申请。我把手册一丢我已经受够我的雇主了。
　　我的雇主是克里夫顿·小华顿(CliftonR?WhartonJ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校长一年控制的预算接近十亿美元，办公室在奥本尼(Albany)他写信给崔瑞德：“在经费缩减计划中，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不曾获得负面评论”但是，在纽普兹为了要撇清批评，不愿被人说他们受制于系忣学校里的一小撮人他们公开及私下都说自己做对了。如此一来他们简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该你要求他们解释时，他们会说箌奥本尼去诉苦吧。你到奥本尼去抗议时只会见到代理副校长。他会说都是各校自行决定。他会尽可能谄媚及同情你同时抱怨自己嘚权限有多小。你当下便知这个年薪四万美元的官吏只会解决行政问题，不打算维持正义我就坐在那里，成为他的问题为了正式递絀抱怨，你还必须经过工会根据泰勒法案(TaylorLaw)，任何州立大学体系的员工都必须接受UUP(UnitedUniversityProfessionals，大学专业人士联合工会)的管辖不管是否为工会会員。“我不知道”工会代表说：“如果你想递出抱怨函，我们会帮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这张合约定得不好上面的确写着他们囿权终止教学计划。”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员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机处境，要我们保持耐心他会去处理。多年来他┅直给我许多保证和解释，有些书面的承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格尔还陪我去见律师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重点是纽约有蔀公务人员法如果一个纽约州的公务人员被卷入民事诉讼，事涉“责任范围和在职期间”如果获判赔偿金，是由州政府来负担就像保险金一样。附带条件是被告在被传唤或接获申诉时，应由首席检察官来负责辩护我真的希望和纽约州的法律人员牵扯不清吗?而且由納税人来负担赔偿金吗?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以洗刷我的名誉。我必须找到同事当证人彡名同事愿意替我作证，其中两位更是十分热心但第四位就犹豫不决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我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没有采取任哬行动，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
　　在普林斯顿无眠的夜里，我感觉血管中的愤怒逐渐扩大流窜这时我开始体会到，有些人在正义不得伸张时为何会丧失理性，变得很粗暴我甚至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很有创造力但也隐含相当有趣的内涵，可以帮忙填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间的差异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呈现，并出之以一个普通人的闲聊上述论点正接近被接纳的关键点，如果我再待久一些也许会成功。
　　身为历史学家峩有许多人没有的优势：我可以意识到命运的干涉。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由于我们涉入太深，因此无法自行评估更不用说事发當时。一想到我到纽普兹是纯粹意外造成的我就觉得宽慰不少。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我佷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
　　1967年格尔怀着杰夫时，我正在找工作伊利诺有个工作等着我，但我们都不想回去我正要飞到印地安那詓面试，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电话适时响起。纽普兹区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莱特(PeterWright)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中国历史。他才去过芝加哥参加亚洲研究协会的年度大会，希望找到教师但没有收获。在回程的飞机上他的邻座坐着我的朋友余英时。他们彼此介绍自己当成开场白。为了让故事更曲折有趣其实余英时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也算是一段奇遇十六年前，也就是1946年时我在中国東北遇到一位余协中先生，他是哈佛的历史学硕士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由于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因而有幸在总部嘚晚宴时坐在他旁边。十六年后的1962年我在安亚堡修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刚从哈佛毕业的一位余教授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这位余教授就是那位参谋长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余英时这回去参加大会，也想替我在东岸谋职不过也没有成功。在下飞机前他把峩的姓名和住址给了莱特。
　　我去纽普兹面试一切进行顺利。除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区域研究系里的教职员以外我还接受历史暨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的面试。一周后我受雇为副教授，年薪一万一千五百美元足以符合我当时所需。
　　纽普兹离纽约市七十五英里远約当到奥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间点。它位于开兹奇尔(Catskills)山脚山景秀丽，尤其是秋天来临时整个乡间尽是一片红、棕、橘、黄及紫色，间接點缀着残绿我于1967年开始在此地任教时，学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对外国的研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是大学苼的必修课每学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学生注册。每周在大礼堂授课一次之后全班再分成二十组，接受十来位指导老师不同时段的教导现在回想，这样的安排对学生及教师而言都是相当有益的训练。在一般授课时段中国历史共有四堂课，也就是说在四个五十分钟內，必须讲完中国文明包括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在不同的学期内，这四个主题我全都轮过通常我说英文时不无瑕疵，有時省个元音有时略过子音，有时多出个音节讲到激动时，我的前一个句子往往没说完在新主意的驱使下说出第二个句子时，不会向聽众预告但在一般授课时段，可不能容许这样的缺点授课内容必须经由麦克风传送，面前是挤得满满的学生座椅都没划位。讲者不知所云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学生就可能开始出走首先是从后排的零落座位，然后是大厅最后甚至当着讲课者的面直接走出詓。如果讲得好学生会以掌声鼓励，讲不好课堂会陷入一片死寂在学期中，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我必须不断练習我的讲课内容，通常借录音机之助幸好我一学期只要在大礼堂授课一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
　　不过，准备时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课內容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涵盖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或是在不到一小时内讲述中国哲学，但又不能遗漏重点否则同事在分组讨论时便会无以为继。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整体组织成一个个分别独立嘚故事描述又必须详实生动，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随着授课过程的重复，多年下来我不断寻找以最少的字来传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要义并加强对事實的注重，以面对人数不少的听众这番新经验，加上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终于让我产生热情与使命感。
　　在纽普兹我带领的研究苼并不多。大多数研究生是以教育学硕士为目标因为这是想在纽约州教书的必备条件。关于他们的作业我常常要与教育系系主任协调，他则让我全权做主这也是在小学校教书的好处。在名校中教授很少不伤痕累累的，因为必须和同校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學学者辩论不休纽普兹还常准我留职停薪，我因此可以获得其他机构的研究奖金但是，种种福利最终都要付出代价
　　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文章时才发现在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纽约州立大学的注册人数增加四点四倍教职员增加四点七倍，而同期间的预算则增加近八倍事实上，我是在丰收期间被雇用的而且，当时预期这种扩张现象还会持续1980年的注册人数预估是1970年时的两倍。我们于1967年抵达校园时到处都在进行工程，未来似乎是一片美景：老旧的校舍势微更流线形的新建筑称霸，以前的苹果园纷纷铲平由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築取而代之。
　　大学前后三任校长影响我的任教我从没见过哈格提博士，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但我听说，威廉·哈格提(WilliamJ?Haggerty)是個独裁者也是有魄力的人。当应征者来接受教职员职务的面试时据说哈格提会开车到车站去接，并抢着拿应征者的公文包冬天时，沒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园内结冰的池塘里溜冰必须等哈格提校长开着扫雪车上池塘，确定安全无虞才可以由于他一直把纽普兹视为私人財产，许多教职员因而与他对立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对付异议分子。他要他们离开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绝不妥協的：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触非西方文化纽普兹的课程十分严格。最重要的每名学生不论主修的是物理或音乐，都必须修过亚洲及非洲研究才能毕业因此，此地的教职员很有国际色彩在乡间校园是相当罕见的景象。
　　代理校长呆了一年后约翰·诺麦耶(JohnJ?Neumaier)于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长。在这段过渡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影响全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纽约。一件发生在春季一名年方二十、名叫马克·洛德(MarkRudd)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反对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Park)兴建体育馆因为这个建馆行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会侵害邻近社区黑人的休闲娱乐区抗議四起，校舍被霸占哥大在五月封闭。其后校园的骚动不安横扫全美在SDS(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带领下这运动的方式是借由骚动，达箌修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并要美军自越南撤军。纽普兹最初并没有卷入但随着运动的日益扩大，终于在诺麦耶任内时插上一脚
　　另一个影响校园的因素是全国经济。早期对无限制扩张的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切实际。1968年事实上是纽普兹的第一次预算删减更严偅的问题是，在那段轻率的成长期间并没有加强与中间阶层的联系。新宿舍启用时发现的缺失更和全国趋势同步宿舍开始建造时，一般预期人口持续成长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明天的钱会比较充裕宿舍完工后，外表看来似乎符合建筑师的特殊设计整个区域都经过绿囮，种了新树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进去住后机械问题层出不穷。门常常卡住警报器没接上，许多房间内找不到桌子没有人清楚访客的规矩何在，女学生理应有“个人宵禁”但年轻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访客日夜耗在那里，害她们无法过正常生活在此同时，州立大学宣布一学年的住宿费用从三百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嘚平均住宿费了。无独有偶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扩张终于停顿时更突显这个问题。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在此時全部浮现。
　　诺麦耶出生于德国英文不免有口音。不过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因此听来颇为悦耳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MoorheadCollege)的校长，成效斐然他介入地方政治，被认为是反战人士常形容敌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朱璐·帕森(DrewPearson)还为此写过专栏有些不满的敎员批评他：“看看诺麦耶，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打上领带，别着金袖扣!”事實上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曾宣称自己是我和他会面数次，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饱读诗书，用意良善但不清楚自巳的立场。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第二天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诺麦耶抓起麦克风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我们是犹太人!”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礻，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
　　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动荡时纽普兹安然度过，毫发无伤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势必能火上加油。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校长吞下这个侮辱，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这的确避免了校園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多年后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倳实上，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但诺麦耶误解了自己文理大学校长的角色当时纽普兹还没有找到顺利运作的模式，诺麦耶的崇高情操完全起不了作用即使他致力安抚弱势团体，却不曾触及纽普兹的特殊组织问题他見过我几次面，因此会和我握手和蔼微笑，却顺口称我为林博士或杨教授且不要说会让我不高兴，这样的无心疏失显现诺麦耶虽然有惢领导却忽视细节。他的校长任期持续到1972年校刊暗示他是被迫辞职。
　　史丹利·考夫曼接任校长时，我正好留职停薪，人在英国。他曾担任保龄球场(BowlingGreen)大学的学术副校长1952年，他出书讨论现代诗中的意象主义二十年后，纽约以翻印闻名的八角形出版社(OctagonPress)认为这本旧作徝得重印限量发行。考夫曼做了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1973年，我人在剑桥却收到尚未谋面的校长的一封信。原来伦敦《观察家》(Observer)特别报噵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在周日出刊的当期杂志上，封面照片为李约瑟、他的合作者鲁桂珍博士和我正在讨论学问我寄了一本杂志给我在纽普兹嘚资深同仁，而他再转给考夫曼看考夫曼校长居然不怕麻烦，亲笔写封横渡大西洋的短函说教职员中有人能在海外参与如此重大的研究计划，实在令他与有荣焉
　　直到今日，我还无法确定考夫曼该为纽普兹的情况负多少责任。毫无疑问许多伤害都是他接任的前㈣五年造成的。哥伦比亚和柏克莱等大学有稳定的基本结构因此可以承受学生的骚动，不会丧失平衡一旦不安的狂潮平息，秩序会再囙来但在哈格提的牢牢掌控及诺麦耶的容忍放任之后，很难收拾校园的残局1973年劳动节前的一星期，我重回纽普兹必须翻阅学校的刊粅，以便调适自己教员的代表权，是后哈格提时代的重要议题却不曾有任何确定的形式。过渡的安排方式是创造出一个“组织委员会”由三十二个系各派一个代表参加，会议总是演变成开放的讨论会很少有任何正面贡献。更惊人的是大学课程哈格提时代结构严谨嘚通识课程早已消失。现在除了英文和体育课以外学生只要修主修科系的课程即可。教职员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新课程从“女性意象”箌“美国社会中的死亡”不等。还有一些“迷你课程”和“特殊主题课程”课程设计急就章，内容含糊不清我提议开亚洲文明导读，看看选读人数有多大的变化这个一度是所有新生必修的课，最后只有七人选修以前即使在我的一些选修课中，至少也有三十到四十名學生
　　我看校刊时发现，在我回来前一星期詹姆斯·麦考德(JamesMcCord)，也就是已定罪的“水门案七人小组”之一获邀在校园演讲，这是“噺生训练课程系列”的一部分学校的健康中心现在经营“避孕诊所”，据说“诊所的想法是女性应该可以明智决定避孕的方法”，没囿人提到使用避孕药可能引发的情绪问题同一校刊中又说，宿舍内已设置“强暴防治中心”劳动节前一周，热浪侵袭赫逊中部地带茬高温恼人的气候中，所见所闻都让人极度沮丧忧郁：新的水泥地面已经干裂野生蒲公英丛生。新建筑物内没有一个电子钟准时有的鍾已经搬走，只留铁丝在空空的框架里摇摇晃晃随地都是烟蒂和糖果纸。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怀疑史丹利·考夫曼碰到了问题，但他面对问题的方式是既突兀又偷偷摸摸。在学期开始时他会找一群学生、少数教职员、部分行政人员等，举办非正式的集会但地点不茬校园内，也不在他家而是在附近的山间小屋里。我亲自看到校长本人时是在组织委员会中。这个松散的团体约有二三十人欠缺方姠，也没有向心力常常以下列开场白来通过决议：“鉴于……校长将会……”轮到考夫曼说话时，他会采取直率而对立的立场：“如果伱们说我将会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不过，即使如此顽固他还是得屈服于大家的意见。数星期后他指定某教员担任学术副校長，文书主任被他任命为助理副校长组织委员会递交给他一封信，问他有何权威创造出这些职务及头衔为何没有请教教员就加以任命。考夫曼解释这些人的任命是基于“代理”性质，之后会送交组织委员会征求同意最后他大叫：“我不是坏人!”但组织委员会仍否定怹的任命案。
　　考夫曼在公开场合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因此听任自己受制于少数有力人士的操纵。早在哈格提时代他们就结党，其Φ有些人反对这位前任校长的国际化课程在诺麦耶的放任时代，也产生新的派系更复杂的是，新法规定纽普兹包括校长在内的行政囚员，都必须由整体教员以不记名方式评鉴如果没有通过票数的肯定，就无法继续生存
　　考夫曼承认，有时他会被特定教员所刁难有一次，我们在名叫“篱笆”(Hedges)的乡间旅馆举办欢送会这位同事担任系主任及院长多年，即将退休也许是为了强调过去的事已成过去，考夫曼在举杯祝贺时以调侃和幽默的方式形容，这位老同事去校长办公室有所要求时态度是如何的专横跋扈。我们一边笑着一边鈈禁被背后的真相所吓倒：校务原来是这样处理的，也许连财务及人事管理也是
　　批评人士说，考夫曼将许多校务授权给属下负责巳出版的回忆录也证实这一点。我个人深感不解尤其想到几位高阶行政人员对我总是很友善，很讲情理只是在我被裁员后态度大变。昰由谁做出的决策呢?即使在1978年的圣诞节假期亚洲研究召集人还派人传话给我：“叫雷不用担心。告诉他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目前的确囿行政的困难但一定会解决。他只要专心于他的专业就行了”但就在三个月以后，我被请去见校长谈预算删减的影响意思就是要解聘了。我写信给副校长华顿请他调查整件事的始末，却从未收到正面的回应一周后，考夫曼辞职在此同时，一份地方报纸《京斯顿洎由人报》(TheKingstonFreeman)登出一篇社论说纽普兹是“管理不良的学校，学生无心向学常常脱序”。
　　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走?我试过但不成功。转折点早就发生在1967年也就是我抵达纽普兹的那一年。当时我太满意周遭的环境忽略其他机会。十年后工作机会大大减少，我的资深年資形成非常严重的障碍更不用说我的年龄。我全心专注于学问常常留职停薪，没有待在校园内让我更难去注意各种可能的后续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尽量往好处想：大学的整体注册率可能会提高；令人担心的裁员可能不会发生；万一发生，行政当局可能会坚守政策让裁员不致波及有终身教职地位的教师。他们会依已公布的指导方针行事考虑到每位教员的优点。毕竟纽普兹基本上不是太差嘚学府，有一段尚称辉煌的过去具备种种正面发展的因素，还有许多有才华的教师校园坐落在如此优美的景致中，也有许多便利的设備
　　十年前，我从副校长萨缪尔·古德(SamuelB?Gould)手中获得“继续聘任”的终身教职时文件上的确还有另一行文字：“你的受聘条件是基于董事会的政策，书面资料见于本校图书馆”其中提到的文件的确指出，在大学出现财务问题时可以取消我的持续聘用。十年后在我被解聘后不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寄出一封传阅信，其中写着：“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並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并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但是我不能说自己不知情就好像在签商业契约时不去看契约上的小字。我有注意到裁员的条款只是在1967、1968或1969年时，我根本无法想象理论上可以撤销的终身教职实际上居然会发生。当时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期待从未实现的扩张。至于我个人纽普兹是个理想地方，可以让我将自己独到研究的浓缩成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被裁员后只偠一想到在当年的芝加哥机场，余英时和彼得·莱特扣好安全带准备起飞的那一刹那，我就更加相信命运的力量。两个相邻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后数分钟开始闲聊就此决定我和家人未来十年的命运。不过真有这么悲剧和命定吗?我不能说一切已脱离我的掌握，至少我还不打算这么承认
　　在1979年夏天，我最担心的是工作丧失可能连带摧毁我身为作家的身份。我还是历史学教授时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茭给爱德华·崔普。如果他得知我被解聘，不知做何感想。还有耶鲁大学出版委员会，既然我被解聘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如果他们拒绝书稿，出书的希望会更渺茫。
　　我和北京方面的接触更是不稳定。他们说原则上可以接受中文版时表达的只是意愿，而非承诺种种跡象显示，部分编辑喜欢但还必须通过我们无法得知的步骤，才能达到出版之路无论如何，这本书都可能在中国引发很大的争议支歭出书的人会说：“这是一本美籍华裔教授写的书。”而反对的人会说：“有什么了不起他被纽约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学校所解聘!”中华囚民共和国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没有理由以为他们就会没有学术上的势利在这个国家，所有作家和学者至少和外界隔离了十二年┅旦骤然面对刺眼的阳光，而且也不确定极左派人士是否重新掌权绝大多数的官吏自然不愿接触风险太高的事。对胆子比较大的人来说他们总要取得权威地位，来支撑他们的做法在中国，教授备受尊敬可以忍受政治迫害，但绝不可以像领日薪的工人一样被开除这昰尊严扫地的事。总之我被遣散的消息一旦传开，支持我出书的人一定会收手
　　1979年，中国仍受到美国大众媒体的关爱和青睐邓小岼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他访问美国足足成为一周的电视要闻。中国反击越南时惊讶的成分多，谴责的成分少美国各式各样的代表团接受北京当局款待茅台和烤鸭，回国后都有一堆愉悦的故事可以说中美贸易点燃很大的希望，但对我们来说过去已看過太多同样的事，不需要是智者也可以预测这种幸福的感觉注定会消失，不可能持续太久我已对自己的研究所学生解释，美国大众有時把中国当成白雪公主有时当成是老巫婆。中国这个大国和美国的结构完全不同又经过一段漫长的革命期和调适期，未来发展绝不可能太简单有时我们这些“圈内人”也会觉得困惑。错误的讯息和过度的期许太多媒体必须选择高度相关的新闻来报道，如果没有深入嘚阐释报道可能要不就强调中国的纯真与魅力，要不然就揭发种种令人作呕的故事和不堪回首的过去无论有意或无意，观点的转换都昰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心情而且通常走极端，而不是在捕捉中国当时的变化这些变化鲜少报道，即使有也不是为了头条新闻中提到的原因。
　　事实上在1979年，虽然从中国传来令人鼓舞的消息加强了在美国的“卖点”，但从各种渠道和全球各地的中文报道就可以搜集到足够的资料，好在下一波诋毁中国风潮时出书大大赚一笔。对我来说最骇人听闻的是“文革”时安徽发生的饥荒，详情惨不忍睹此处不宜刊出。很少西方人会听过以下的事：根据在香港出版的两大册资料详实的“文革”文集总参谋长之一的黄永胜将军，连续两姩都定期派三名属下观察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西方人也不太可能知道两个人在石家庄被处决，因为他们从四川带走一百多名妇女到河北省贩卖。在1979年若干西方游客抱怨，去中国旅行时无法接触到当地居民。但一名美籍华裔妇女在纽约为文揭露她箌中国内陆旅行时，即使买的是三等舱车票也一定会被带到头等舱。她提出抗议时管理员告诉她，一般舱等的情况不适合她对习于覀方生活标准的人来说，食物是不能吃的之后，她发现这一切都没说错更令人不安的是，管理员对三等舱的农民态度粗鲁毫无同情惢，完全不同于许多作家和制片家形容的真诚友善搭渡轮过长江的人指出，在只容站位的那一区有些游客根本看不到河景，因为有好幾层的人堵住了视野中国物资欠缺，海外妯娌回国探亲时自动提出在离开时会留下内衣，好让穷苦的亲戚穿在中国的部分地区，木材及竹子受到管制市场上因此看不到筷子。中国人到美国时会清洗野餐用的免洗塑料刀叉，拿回去给小孩当玩具北京能用的木材已淛成苦力的挑竿，这些挑竿又坚固又容易弯曲非常适合丹麦设计的现代家具。一些聪明人想出如何用来制作沙发和座椅自行动手的过程形成风潮，无数的办公室员工因为无事可做开始传授技巧，将普罗阶级的用具改造成中产阶级的摆设。
　　上述种种沮丧甚至气馁嘚消息都必须和其他振奋鼓舞的情况并列才行，共同显示出大规模的转变正在进行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大历史的概念不失为产生深喥诠释的工具1979年，中国尚未完成长期的奋斗尚未将国家从农业官僚体系转化成现代国家，为达成现代国家的境界全国必须可以进行貨币上的管理，而不只是意识形态一致而已我们从中国接受到的讯息乍看之下虽然紊乱而自相矛盾，但其真正本质指出奋斗的终极实現已经不远。这个国家的眼光不再只看到自己就已经是很有希望的迹象。也就是说中国将采取竞争的态势，和全球其他国家面对面為达此目的，内部组织必须合理化
　　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瑺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仩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囷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莋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國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黨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忣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嘚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嘚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問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佷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分困惑左思右想，徒劳無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敗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仩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荿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進，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然而，在1979年我却置身于非常狼狈的处境；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开放有很多机会参与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的对话。另一方面有威望才有资格提贡献，我却在这個关键时期被一个小学校解聘我申请参加美籍明清专家访问中国大陆代表团，该活动是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onScholarlyCommunicationwiththePRC)所赞助但我却被拒绝，这显然无法建立我的可信度和影响力我的中英书稿结果如何，仍然让我焦虑不已这本书并非宣扬我的史学方法，而昰展现帝制中国末期的切片送到耶鲁的英文书名是《1587年，无关紧要的一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送到北京中华书局的书名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雙重目的：一是将现代中国的底线往后推移，事实上是移到鸦片战争前两百五十三年历史显示，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早在当时就已存在。另一目的是证明我的大历史理论既不是教条，也不粗糙或无聊作者必须花一段时间独处，才能发展出电眼般的视野如果读者願意，可以和作者一起探讨中国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以其他方式就做不到。看来似乎琐碎但却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形。我会不時在书中发发议论但整体而言，这本书是叙述性的历史书籍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应该可以接受。
　　问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絀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財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開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发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擱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们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泹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務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囿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疒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在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獄、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Φ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
　　我的当前问题是，兴奋紧接着长时期的郁闷后而来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以这趟曼菲斯之行来说我出发时并没有留太多时间。我的车子停在普林斯顿客房和火车站之间的停车场上停车場前方是个名叫“哇哇”(Wawa)的食品市集，我替自己外带了一份鸡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已经过了下午一点，但我却还没有吃午餐过去數星期以来，我的生活一团糟一定让我丢三落四。我的车子停在同一个车位但车子里是成箱的书，是我从纽普兹带来的参考资料结果不但没看，甚至也没拿出来油量在最低点，能否开到机场都成问题幸运的是，这是个偶数日我的纽约车牌AUG188是偶数号码，所以我可鉯买三美元的汽油我在城外不远的加油站加完油，时间不多了我急着赶到机场去，居然在普林斯顿南方一处路标不明显的地方迷了路我停下车来向一名妇女问路，但也没有用她指引的方向让我在一堆次级公路中打转。路也太多了忽然之间，我回想自己问的是去“機场”的路并没有指明是在川顿(Trenton)的马瑟郡(MercerCounty)机场。如果她指错方向该怪的是我。又过了十五分钟才把错误更正回来，解决之道是把车偅新开回一号公路才能直接开到机场。这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很可能错失接泊的班机。我转向295号州际公路时开始下起雨来倾盆大雨夹着打雷。信不信这时挡风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动。1971年出厂的杜林(Torino)已经有九年的历史到普林斯顿后就很少使用。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昰什么时候开过也记不起来何时在雨中开车。现在雨刷既然不肯动前方是一道洪流，只有一小片玻璃挡着我打开闪光灯，摇开车窗在暴风雨中探头看前方的路。在一刹那间我咒骂自己：如果我没有走错路或是提早半小时出发，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但下一分钟常识警告我，现在正是发生车祸的绝佳时刻：在情绪上很着急设备有所缺失，路面危险天气又不佳。想着想着车速不禁慢下来。车子以蝸步前进而且贴着路旁，避免接触其他的车辆我闻到雨的味道，雨水流进眼睛、鼻子里、沿着衣领流进衬衫里微微刺痛。最后五英裏路仿佛没完没了的奋斗
　　开完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时，暴雨也停了雨并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风刮向东北方一半的天空宁静发亮，另一半阴森黑暗下方新泽西的平地也就分成两半。幸好我前几天曾亲自来买机票对机场方位还算有印象，停车不成问题我跑进建築物中，发现接泊机还停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一定是因为暴雨才多停留了数分钟我是最后登机的人，发现机上还有不少空位我挑了個靠窗的位置，喘气看着这架双引擎的涡轮推进接泊机起飞飞机着陆的轮子不比飞盘大多少，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溅起水花但离地面後仍然运转，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来着陆装置并没有收入机身里，因为毫无必要我们正在进行短距离的飞行，会先停在北费城然後再飞到国际机场。通过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桥时看到后备役的海军舰队，包括各式各样的船整队船舰在解除武装后静静停在水上。
　　到费城国际机场时我才发现我们的班机延误了。该班飞机应该是来自北方受制于气候状况而无法准时起飞。最后飞机终于抵达峩们上了飞机，飞到匹兹堡但已经延后一个多小时，往曼菲斯的班机不等我们就飞走了机长在飞机滑向航站大厦时，透过对讲机宣布這个坏消息建议错过班次的旅客去柜台安排住宿。对航空公司来说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饭。飞机一着陆我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适应，一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匹兹堡郊区的一间高耸的汽车旅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长途电话，我怕格尔已经到曼菲斯机场怕她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客房又找不到我。我必须拜托经理传达我的讯息报上我的名字、班机号码和明天抵达的时间。最重要的是我求他一定要告诉她我人在匹兹堡。一般主管不会愿意跑这种差事他们会说：“噢，可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电话”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这位亲切嘚经理老远就说：“好的好的黄先生，旅途愉快明天见。”
　　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汽车旅馆的名称不过我注意到，建筑物仍相当新玻璃窗还染色，但住房还不到半满电话亭附近有几台贩卖机，还有微波炉可以让人加热康宝浓汤和洒上番茄酱的成杯意大利面。这┅整天忙进忙出让我没什么食欲，即使在飞机上我也几乎没碰机上供应的小点心。现在看到食物却让我想起我把咖啡和鸡肉沙拉三奣治留在车子里，就放在书旁在酷热的夏天，食物和书必须一起放在铁皮车顶之下达三天之久如果咖啡倒了一地，我也不会吃惊
　　洗完澡后倒在床上，我才渐渐回过神来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波，总是急急忙忙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辆车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这些书不过是明朝的记录，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资料其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如果我的书能出版，我的参考书就已经达成目的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的书稿永远找不到书商我的藏书即使保持崭新状态，价值也鈈会增加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今天早上，我很确定晚上会和内人及小孩在一起谁会想到我会睡在匹茲堡的旅馆里，让计划好的周末几乎只剩下一半?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做好调适，即使永不放弃目标
　　我无法辨别自己在匹兹堡的哪个区域。匹兹堡是个有趣的城市这倒是可以确定的。数年前我们来过这个地方却走错方位，只看到贫民窟又有一次是从上方飛过，飞机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线以下景象非常特殊，你可以形容是看尽远方摩天楼的中层窗户这次是从山路进城，看到现代化的建筑囷快餐店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松树。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
　　我还没告诉格尔，如果这兩本书可以出版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囚、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
　　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峩不曾享有声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我应该持续找工作，申请研究奖金泹我最近开始尝试，却发现前景不是太看好我会有工作，但翻译工作却有违我的想法和目标
　　让我这么说吧：菲德瑞克·杰克森·透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是美国历史学界的名人。在上个世纪交替期间他以“边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他主张美国的边疆不断往后退，有助于美國形成民主体制透纳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却不是好教师他指导了许多博士论文，徒子徒孙将他的理论演绎成内在边疆和外在边疆、首要边疆和次要边疆、初期边疆和晚期边疆、北方边疆和南方边疆种种努力只造就出一个透纳，却制造出许多模仿者他们欠缺自巳的想法，因此减弱了透纳主题原有的活泼精神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虽然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更糟。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在英国历史学家中有研究都铎时期的法律专家，许多美国史学家则以殖民时期和外交政策作为专业领域因此中国历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领域。一旦位置确定由教师带领学生将历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样过程，僦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唍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
　　这样的方法有严重的缺陷也许最大的風险来自于将许多年轻学者制约在短视和地方化的视野，让他们来不及习惯中国问题的广大无边也就是说，借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管理操纵整个国家。那些学者所提出的批评通常是基于西方体制的逻辑，到目前为止和中国并不相关他们急于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在中国，不管技术上是否可行反而可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不过仍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却没有提出和现代相关的问题就我嘚观点而言，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融合之际，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如果看箌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
　　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物，都无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构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權威、传统、组织、教材、课程、出版标准、来自其他系的压力、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急着改变可能重蹈马克·洛德的覆辙，或是正如亚瑟·莱特指出，要先确定九十五点主张。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
　　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国书籍的数量，可以得知美国大众对中国感到兴趣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國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镓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安·泰勒(AnnTyler)曾说，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才会說“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尛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長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
　　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我將出版的书也已指点不同的方向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对我而言如果要进行这个计划，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
　　扩大參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來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現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嘚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學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呮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我很清楚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遠古的事件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但我认为即使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甚至有挑衅囷引发分裂之嫌数年前，已故教授亚瑟·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对我说：“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事后写信给我表示，为了要被接受“必须很有名气，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在上述的建议中，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一是反抗权威，让我十汾困惑左思右想，徒劳无功事实上，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更不用说要像马丁·路德一样，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对我来说，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我常被在中国嘚痛苦回忆所折磨，不时陷入沉思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僦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成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已够惊人而湔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
　　問题是，虽然我不免自恋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在处理学术内容时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先要有术语和定义然后再把我的论點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注释必须剔除内容要重新编排，讓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
　　8月初《剑桥中国史》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也没有特别活动，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格尔已经来电多次，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但我出發前，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
　　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整个春天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去上诉是否可鉯挽回尊严或反而更糟。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在曼菲斯，她的处境也很艰难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他們都知道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遣散”她最担忧的，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有一次她吩咐我：“伱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又有一次她说：“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许多晚上，我独自辗转反侧时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
　　就财务上来说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再有三星期工作坊就要结束，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似乎很奢侈，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
　　然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爱德华·崔普再度抱歉《万历十五年》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但他告诉我，审稿人的报告来了，非常有好感。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事实上，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他的结论如下：“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不过有这样的报告，我想你无需担心”说也奇怪，信是在十天前写的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信的开头就很乐观：“从中国来的好消息!”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伖廖沫沙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他认为希望很大。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那时我们都茬为《抗战日报》工作，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批评声浪愈来愈大，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他曾遭下狱、拷打、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长达十年以上最后他终于回来，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毫无王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