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某财产公开了吗 工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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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主, 积分 137, 距离下一级还需 13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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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问问大家,你们工作的地方领导工资高还是普通员工工资高?我想一般都会说领导干部多喽。在某院也是这样,但是工资低的扣税比工资高的扣的多,拿到手的工资差不多是宁波最低工资,那来的扣税,真的无语。不说了,还是直接看图吧,这是领导和普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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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委员长, 积分 725, 距离下一级还需 275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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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样,应发工资被东扣西扣,到手的所剩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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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小组长, 积分 152, 距离下一级还需 248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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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住房公积金补贴给你们了,保险交的基数也高,以后拿的也多,杂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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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是来炫富的!
补扣个税1800元,这么高的个税,那大概要2万左右薪水,而且是薪水是扣除公积金与社保了的,你们的公积金与社保高是出了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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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主, 积分 132, 距离下一级还需 18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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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才交900元个税,工资比你高多了,你凭啥交这么多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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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补贴吗?从来都没有拿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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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1 朵金币1058 枚积分78精华0帖子相册
宁波的最低工资含社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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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小组长, 积分 190, 距离下一级还需 210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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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到手只有2000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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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交的高的让人羡慕···不过···税为什么那么高···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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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袖头 医院事业编制至少十万一年以上&&医院里工资和奖金分开发的 你怎么不把奖金发上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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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主, 积分 92, 距离下一级还需 58 积分
红花0 朵金币973 枚积分92精华0帖子相册
1195元的住房金等退休后双倍返回。据测算你的住房金有近五万一年。到退休时,按三十年医龄算有近二百万元一次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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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1 朵金币562 枚积分35精华0帖子相册
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实际了解过,医院事业编制不都是十万以上的,还有人说宁波的事业编制都十万以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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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5 朵金币4365 枚积分4708精华2帖子相册
补扣个税,应该是以前有个税没扣这次补扣的吧
话说社保医疗公积金交那么高还不满足啊
不要看实际到手,要看应发工资,我们应发工资也才3000+,你们已经很幸福了
& && &好色而不淫,风流而不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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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干事, 积分 1793, 距离下一级还需 1207 积分
红花3 朵金币1337 枚积分1793精华0帖子相册
奖金怎么不晒出来 扣得个税跟奖金也挂钩的&&不过领导扣得个税反而比下属少 那我感觉有猫腻&&你们财务部门肯定动了手脚
ゞ他...封住了我的心ゞ..寂寞是我找你的讯号,想你是我独有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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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工资首度曝光,习大大的工资有多少?
14:30:11 
一直以来政府部门的工资是公开了,但是许多人都对国家领导人的工资水平很感兴趣。整天忙那么多的国家大事,各个国家飞来飞去的签这个文件那个协议,要开这个会参加那个会谈。时不时的国内出什么事了还要去一趟现场,那么他们这样工作的话工资怎么算?有加班工资吗?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曝光国家主席每月工资大概1万多元,引起媒体与网友极大震撼。报道称,提租补贴正部级240元/月,副部级210元/月,正 司级130元/月,副司级115元/月,处级100元/月,科级80元/月。每个级别的工资总差在八九百元左右,如处级要比科级高八九百元左右。以此类 推,在中国,国家主席的工资估计也就1万余元。
原上海市委书记(现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的讲话报道称,构成中共领导部门的政治局委员的月薪为11000元人民币。公开中国领导层的收入状况极为 罕见。该报说,俞书记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公开了自己月薪的金额。他还说,&不高也不低,比韩正市长稍低些。&
通过上述可见,目前习主席的工资应该也是在1万1千元到1。5万元之间,但是不会高于2万元。
但是对于国家主席来说,工资只是象征性的领取,因为主席平时的生活等基本花不到什么钱。包括:衣食住行等。
原来他们工资也不高啊 ,不过基本上所有的开销也都不用自己花钱,所以工资就基本等于是净收入了。那工资多少也就没啥意义了,必竟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领导人比。动不动年薪几十上百万,虽然说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必竟国家的整体建议到处都要用到钱,而且现在公务员的工资都是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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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往期回顾 & && &&&
部长工资能不能公开
中国青年报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25岁研究生雷闯向卫生部等53个中央部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部门部长(局长、主任)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新京报》4月18日)&&&&此前有清华女生要求公开副部长分工,是因为她的论文写作需要,后来经过一些挫折还算达到了目的。现在,又有研究生要求公开中央53个部门部长的工资,这究竟有何用途,我们还不知道,更不知道其要求能否得到满足。不过,已有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系主任曾康华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等表示,按照现有规定,官员个人工资应该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部级领导公开工资,当前确实存在难题。&&&&我相信两位专家所言,但也不排除公开的可能性,因为公开官员的工资是有理由的。第一,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需要公开。官员工资是纳税人掏的,其多少当然涉及公民利益。而且,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特例”,公开官员的工资并不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公开?&&&&第二,官员是人民公仆,其工资来源于纳税人,主人连仆人的工资多少都不能知道,这不荒唐吗?&&&&第三,现行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的财产向上级申报制度已实行多年,其中主要就是工资、奖金等收入,现在这个申报内容已大大增加。那上级可以知道的事,为什么人民却不能知道?&&&&第四,官员工资其实并没有采取保密措施。前副总理吴仪就多次公开自己的工资,张春贤同志也多次表示“现在就能公示自己的财产”。在推进民主政治和满足人民知情权、监督权的大气候下,即使过去不能公开的,也可以逐渐公开,这是大势所趋。&&&&不妨将公开官员工资,当作为财产公开的一个起点。我国的官员财产公开已呼吁多年,但就是进展缓慢。此前,权威部门的原则回答是“条件不成熟”,并且列出两个技术难点,但公众并不认同。近来的说法是,需要靠立法解决,但也依然没有时间表。与此同时,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和青铜峡等地也进行了试点。一些地方还试行了新提拔干部公开财产、科级干部公开财产、政法系统干部公开财产的试点,这是在公开的对象上进行探索。干部公开工资,则是在财产公开的内容上进行试点,显然也是必要的。
<INPUT type=checkbox value=0 name=titlecheckbox sourceid="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范松青:最该站出来说话的,就是体制内的人
关键字: 财产公开广州范松青
“在中国,谁都知道,做官只要做到了厅(局)级,就是进入了人生保险箱——高工资、高福利、高待遇,尤其是年近六十、快要退休,‘宜静不宜动’,等待软着陆,颐养晚年。”
范松青出书要“为民主政治鼓与呼”
在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看来,作为厅(局)级官员的,在退休前三年突然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并主动晒房产、晒工资单,是违反官场常识的。
2013年广州市“两会”上,时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范松青,呼吁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第一个晒出房产和工资单。
官员财产公开,一直都是体制外的学者、媒体在呼吁,体制内应者寥寥。
“最该站出来说话的,就是体制内的人”范松青说,但他感到“孤独”。
在他之后,再没见到更高级别的官员“晒家产”。2016年,范松青宣布退休。
一个厅(局)级官员买不起房?
不少政协工作人员、记者都记得,日,是广州市“两会”开锣的日子。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还有三年就退休的范松青,站在记者报到处旁边,默默向记者分发自己的提案。记者看了就眼前一亮:呼吁广州在全国率先试行官员财产公开。
“他是政协委员,向记者分发提案很正常。他又是政协的领导,我们更不会管。谁知道他这份提案这么猛,”回忆当日,政协工作人员笑称。
范松青选择这个时机,并非偶然。“两会”,正是鼓励“参政议政”的时刻。“假如说我平时发表一篇文章,说官员财产要公开,肯定上面会不高兴,”范松青认为,选择“两会”期间,自己作为政协委员,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点、恰当的身份、讲恰当的话”。
记者问他:“你本人愿意公布财产吗?”
“市委一旦出台相关文件,本人愿意第一个带头公布财产。”
“不如先公布一下你家庭(包括伴侣、子女)的房产情况?”记者没有轻易放过。
范松青犹豫了两秒,说:“好吧。我们一家三口,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面积约74平方米,位于海联路。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约每平方米一万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还有一套50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来以4000多元/平方米卖掉了。”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记得老范家的样子。“第一次去他们家,是个大热天。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没有电梯的8楼,个个大汗淋漓。进屋一看,房间只有70平方左右,是房改房,显得很破旧。一家三口挤在一起,比‘蜗居’好不了多少。家里陈设也非常简陋,与我们见过的普通市民家庭差不多。我们问他为什么还不买有电梯的大房子住?他轻淡地回答:买不起。我脑子顿时就打了个问号:一个厅(局)级官员买不起房?”
“晒家产”后,网友也对范松青发起了“人肉搜索”:一套70平米住房,数十万存款,这就是全部家当。
后来回忆起这段,范松青说,记者要求他“晒家产”,他是有心理准备的。“打铁先要自身硬,你要人家做,自己要先做表率。我之所以敢提出财产公开,就是因为我本人经得起检验,我就是靠着一万多块钱死工资,怎么不敢公开呢?如果有贪污受贿那就不敢。说句不太雅观的话,我的屁股比有些贪官的脸都要干净。”
“屁股比有些贪官的脸都要干净”,是有客观原因的,他很清楚:“我因为一直都在机关工作,原来在市委研究室,在纪委主要是研究室,在政协也是研究室。假如我到某个党政部门去当个一把手,难保我不犯错误,难保我不成为腐败分子。”
次日,他的名字出现在各大报纸头版。会场上,各报记者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政协方面才知道,出了个大新闻。对讲究“要帮忙,但不能越位”的政协,这就像个烫手山芋。
“我觉得当时领导还是有些不高兴,”范松青回忆说,“有些领导跟我说,你是副秘书长,你要顾及一下你的身份,你不是一般的委员。你如果是老板委员,说什么都无所谓;你是副秘书长,接受采访要经过批准,经过领导同意。”
范松青回忆说,成了“大新闻”之后,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找过他几次。“一方面是肯定这个提案没有错,政协委员履行职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保护我,就是说假如我在外面再乱说,可能苏主席也管不了我了,搞不好就是其他部门来干涉,甚至某种组织处理都很难说的。”
感受到“压力”,范松青婉拒了部分采访。
家里人也给他压力。几乎所有采访过范松青的记者都知道,他“特别怕老婆”。
“只要一听说记者,她的神经就绷紧了,”老婆在场的时候,范松青是不敢接记者电话的,“她也是为了这个家庭的稳定,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她很担心。”
为要不要接受采访,老婆、女儿没少跟他吵架,她们埋怨他“吃地沟油的命,操总书记的心”。老婆早几年就退休了,是一家企业的普通员工,社保退休金每个月两千多。独生女儿在国企上班。公开财产后第10个月,女儿成婚,一桌酒席也没有摆,亲家颇有怨言。岳父去世,他赶回家乡治丧,特意挂出“谢绝礼金”的牌子。后来家里遭贼,几千元现金、女儿结婚的金银首饰被盗,“太太说全是我惹的祸,小偷是来看我们家有多少财产的。”
“我也是既得利益者,但我不能不顾百姓”
范松青觉得自己是了解反腐工作的。来政协之前,年他在广州市纪委工作十年,2002年就曾专门写过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调研报告。从纪委调到政协后,他仍然很关注反腐,但却感到“反腐越来越难,腐败越来越严重……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家都不做事,都想得既得利益的好处。虽然我也是既得利益者,但我不能只顾自己不顾百姓。所以我觉得我也要发出声音,要推动财产的公开。这么多年我们的腐败越来越严重,与我们的监督机制缺乏阳光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也有监督,非常非常多,什么纪委监察局司法机关人大政协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但事实上很多都是说样子的,就是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
在他看来,舆论监督才最有效,“因为纪委监督是有局限性的,它有些不知道情况,有一些呢又碍于情面。但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是无所不在的,只要谁有了腐败行为,在媒体上一晒,这个人就完了。”
他觉得,如果多几个愿意监督公车私用的“广州区伯”,这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好很多。“但现在很遗憾,我们在这方面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倒退,还不如八十年代那种民主开放的风气。”
“倒退”是让他特别难过的一件事。2013年他提出官员财产公开,广州市监察局还给了回复,虽然都是套话。2014年,他提出“精官简政”的提案,得到的是“不予立案”,还特地交代“不要炒作”。2016年退休前,他提交了最后一份提案,向“官员不作为”开炮,称存在“不作为、慢作业、怕担当、无落实”现象,“我这个是有调查了企业和政府的客观依据的,很遗憾,也不予立案。”
图片:广州市监察局对“官员财产公开”提案的回复
“现在经常嘴上说要尊重大家,发动大家要民主,但实际上是压制大家的民主,”他愤愤不平。
但在广州某资深官场人士看来,范松青呼吁官员财产公开,“这是给市委出难题嘛!这种事情,肯定只能从上而下,党委决定、中央决定。”
中央怎么看?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曾表示,官员财产公开,目前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没有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是很难的。我报的数字你又不相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这项制度很难在实践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他多次强调,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要“水到渠成”。
“这基本代表了官方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吴玉良的个人意见,”一位对中央纪委非常熟悉的人士称。
对这个官方表态,范松青毫不客气地说“都是借口”。
“我们有点过分强调客观原因,过分追求完美圆满,好像什么事情必须要等到十拿九稳以后,水到渠成以后才去公开,才去做,要不然就不做。如果是按照这种观点,哪有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固然财产公开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统计数字、诚信体系,但是诚信体系我们几十年都没有建立好,甚至越来越差,你总不能等到猴年马月。我们要在公开中来推进诚信体系。”
“当务之急不是追求完美,而是要尽快推进,至于在公开中说统计数据不真实,你可以通过媒体监督,比如说你公开了张三李四,他说他住一套房子,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人怎么才一套房子,他自然就要向媒体投诉,自然就要向纪委机关投诉。”
曾在纪委工作十年的范松青,也明白纪委的难处:“不是纪委不想公开,他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只有找出各种理由来推卸搪塞。”
实际上,目前广州的官员有较为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一位在去年升任副处级的公务员称,申报房产时连房产证号码都要填,价值数百元的股票、稿费都要列明。
但范松青认为,内部申报与对外公开,还是有本质不同。“这种申报,只有纪委或组织部掌握,连本单位的领导都不知道。那么多干部,纪委也没有时间去细查。他就是放在那里作资料,某一天要查某个领导贪污案件的时候,就把申报调出来。” 因此,他觉得这只是“表面文章”。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下属,”范松青很是感念他的前领导——曾任广州市纪委书记、广州市政协主席的朱振中。
朱振中也因“敢放炮”登上过各大媒体封面。2010年3月,朱振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短短8分钟发言,获得11次全场掌声。他呼吁“讲真话、反对形式主义”,狠批官场上“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歪风”,导致“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
范松青说,朱振中那次讲话,稿子最早是他起草的。“会前朱主席找我商量,稿子怎么写,我按照他的思路起草了初稿,后来他自己也作了修改。”
朱振中年任广州市纪委书记,范松青就曾给他写稿,很得朱振中赏识。后来朱振中任广州市政协主席,就把范松青也拉了过去。
不过,即使是在气氛相对宽松的政协,反对范松青的声音并不少,明里暗里都有。民主生活会上,有人当面批评他“不讲政治,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有人指责他“不务正业”,你搞你的政协工作,谈什么反腐?也有人讥笑说:“你写书,有没有利用公家的打印机复印机?有没有利用公家的笔墨纸张?”对这种指责,他觉得自己笨嘴拙舌,无言以对。
在政协工作多年,每到午餐时间,别人都是三三两两勾肩搭背去吃饭,范松青总是形单影只,自己去食堂打饭,带回办公室吃。
“他是个好人,只是有点不近人情,”有政协工作人员如此形容他。同事们说他是“无害”的,只是“迂腐”。“比如你之前帮过他不少忙,但某件事他认为你做错了,就一点情面都不留,”他之前的同事说。
“他现在退休了,就更没什么顾虑了,”说起老范,政协工作人员都是捂嘴会心一笑。
自从呼吁财产公开,范松青在每年两会上都被媒体“围攻”。图片来自新快报。  
谈起“顾虑”,范松青觉得是很显然的事情:“我是公务员,又是领导干部,特别在目前要向党中央看齐、不能妄议中央的情况下,如果发表一些观点,肯定是为上面所不容的。”
也许他最有“顾虑”的时候是2015年。那时政协打算在退休前给他“提半级”,从副厅(局)提为正厅(局),要公示,那一年他就很“乖”,也打电话请记者们“理解”。
但他也只忍了一年。到退休前,他又交了最后一份提案,向“官员不作为”开炮,声称要做“不在位的政协委员”。
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所以有责任。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毕业不久就下放,结婚不久就只生一个,改革不久就没工作,”这一代人中大部分都成了社会底层——下岗工人、农民——他的运气已经算很好。
“很多人对我说,包括我的家人,共产党给你这么多利益好处,你还说共产党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他知道,现在流行的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
“所以我也感到有时候内心很矛盾也很无奈,难道我们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向党建言献策,那就是砸党的锅吗?就不能把它当成正能量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让你们说话,天也塌不下来呀。”
他想不通。
再出书,这次为“改革”鼓与呼
三年后,一个细雨靡靡的上午,当范松青坐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旁的咖啡厅,最让他感怀的往事,不是三年前成为“晒家产”的最高级别官员;而是1980年,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那时他才25岁。刚刚当完兵,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就发生了数千人参与的学运。
“那时允许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湖南师院的校园里搞得轰轰烈烈,整个校园的走廊上全是大字报……这个事,过去都是禁区,不准报道,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在任何媒体公开报道过。”
当时学校里有两个最著名的学生,站出来参加直选人大代表,一个叫梁恒,一个叫陶森。
“他们在几千人的场合,发表竞选纲领,说话毫无顾忌,官方自然不是很高兴,但那时思想还比较解放。那时北京师范学院的刘源,刘少奇的儿子,也站出来毛遂自荐,竞选北京某区的人大代表。他也发表了竞选演说,以自己家庭的悲剧来警示大家,说要争取民主。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刘源的演说。”
但在范松青眼里,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这些事情都比不上湖南师范学院的学运。
学生拥护的梁恒、陶森,与官方“指定”的代表,形成尖锐对立。事情激化后,上千学生大晚上跑到院办公室去质问院长。而院方认为学生的行为“没有党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不理不睬,拂袖而去。学生情绪更为激愤,竟有两三千学生连夜到省委去请愿。“浩浩荡荡,呼喊着口号,唱着国歌,一路游行示威,”范松青回忆,但省委也是简单做了下工作,说“你们先回去我们慢慢解决”,就把学生打发了。
“后来省里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学院没有错,领导没有错,你们不要乱来,”回忆往事,范松青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角色,“我是我们七八级政治系一班的党支部书记,自然就站在官方的立场,就是对另一方面的同学去做思想工作。当时作为支部书记,我要了解情况,要配合上面,所以我都把这些记录下来。”
范松青告诉凤凰网,他要把当年这些事,写到他的新书——《我为改革鼓与呼》中去,列入“政治民主”专章。
“民主首先是人的一种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其次,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要人去争取它。湖南师院1980年争取民主,这是学生的一种大胆实践,尽管最后可以说是失败的,但也对我们今天争取民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为改革鼓与呼》是范松青的第三套书。前两套分别是:《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为反腐鼓与呼》。
“我这些书,从头到尾,从每一个字的编辑、校对,全是自己一肩挑,”他的书,都是自产、自编、自销。他选择找香港出版社,自费出书。
“国内的出版要改革,手续太繁琐,费用太高,一般的作者承受不起,”他说,“我交给国内出版社,半年多没有任何音信。即使有音信,编辑、审查又得半年多,这个时间我耽误不起,”范松青说,国内出版的费用大概要三万元左右,而香港只要两三千,“少了一个零,”他竖起一个手指,微笑在脸上蔓延开来。
他说,香港出版社可以提供国际书号,但所有编辑校对都要自己来,他觉得这样文责自负也很好。 &
所以这些书也不可能在国内书店公开销售,读者只能直接找他买。
“我的书,基本上都是亏本,如果是有朋友帮忙买一点还好一点,顶多都是送人,”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也有人提出说要“赞助”他的书,“但我作为曾经的政协工作人员,本人又是写反腐败的,深知这里面的深浅轻重,所以我不敢接受人家的好心与赞助。”他说,上一本书《我为反腐鼓与呼》印了2000册,花了他十多万。
“我的书呢,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说,社会上反响不小,广州大学还专门为他的书开了座谈会,各大媒体都有报道,“但很遗憾,纪检系统、纪委本身,搞反腐的这些单位,就不怎么重视,”他讪讪地笑。
《我为反腐鼓与呼》,他特地送了一本给广东省纪委宣传部部长梅河清,一本给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结果如泥牛入海,再没有任何回音。
(凤凰网 孙莹)
责任编辑:何书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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