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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为媒 色为缘“ 沃帆赛英雄队做客钻石海岸玩海
沃帆赛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在钻石海岸滕威林先生与阿尔维麦迪卡队　　1月30日，本该在三亚半山半岛做停港休憩的沃帆赛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身影却出现在清水湾钻石海岸的私人沙滩上，与众多航海爱好者在风景如画的钻石海岸相聚，尽情“玩海”，疯狂尽兴！　　滕威林结缘阿尔维麦迪卡队　　　沃帆赛阿尔维麦迪卡队能够来到钻石海岸“玩海”是一个巧合，也是一种缘分！用钻石海岸项目创意人滕威林先生的话总结说，就是“船为媒，色为缘”。　　滕威林先生作为嘉宾，受邀到2014-15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第三赛段的到港仪式，想买一件夹克衫或帽子作为参加此次活动的纪念品，滕威林先生选了一件自己喜欢的橘黄色的夹克衫，而这个夹克衫恰好是阿尔维麦迪卡队队服。在晚餐时分，偶遇阿尔维麦迪卡队在餐厅里就餐，身着阿尔维麦迪卡队队服的滕威林与他们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得知他们30日的行程安排空白，又酷爱“玩海”，滕威林先生便盛情邀请他们到钻石海岸项目来玩，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欣然接受。于是，才有了沃帆赛阿尔维麦迪卡队的钻石海岸“玩海”之旅，滕威林先生笑称之，这是上帝的安排。滕威林身着阿尔维麦迪卡全队亲笔签名的衣服　　年轻活力的阿尔维麦迪卡队　　据了解，阿尔维麦迪卡队是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队伍，拥有年轻的热情，在比赛中表现的有活力有冲劲，除了49岁的领航员威尔·奥克斯利之外，其他所有船员的年龄在26岁到32岁之间，他们当中有工程师、海洋科学家、专业水手等等。阿尔维麦迪卡队在大海上航行　　不仅如此，他们也被称为沃帆赛英雄队，在第二赛段的比赛中，正是他们主动向赛事控制中心请求偏离航线，参与支援触礁的维斯塔斯风力队。船长查理•恩莱特当时斩钉截铁地表示：“现在比赛是第二位，首要任务是保证维斯塔斯风力队全队的安全，我们会为此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情况没有完全受控之前，我们不会改变现有的计划，更不会提前离开。”　　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大卫向搜狐焦点网记者透露说，在维斯塔斯风力队的船上有我们认识的朋友，我们的朋友他遇到了危险，出于人道主义，我们会不顾一切地去帮助他。　　滕威林先生也坦言，对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偏离航线救助竞争对手的行为十分钦佩，而他为能够邀请到沃帆赛英雄队做客钻石海岸感到十分荣幸，他也希望这支年轻活力的队伍在钻石海岸有一个美好的回忆！阿尔维麦迪卡队在钻石海岸　　歌手孙楠与阿尔维麦迪卡队共享晚宴　　事实也如此！英雄队阿尔维麦迪卡队的确在钻石海岸享受了他们闲暇又快乐的一天。从半山半岛出发，带上酷爱的“玩海”设备，一路上与搜狐焦点网记者谈论航海上的故事，与滕威林的缘分，以及对钻石海岸即将开启的“玩海”项目的期待。英雄队阿尔维麦迪卡队在前往钻石海岸的路上　　到达钻石海岸后，钻石海岸的美景和滕威林先生的热情感染了他们，对大海的热爱和向往使他们共同话题颇多，一路上交谈甚欢，仿佛是多年未见的老友，殊不知这只是一件橘黄色队服而结下的缘分。　　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在此品尝了热带水果等美食，听着来自云南阿妹的原生态的美妙歌声，也参观了钻石海岸样板间以及项目设计，对其建筑与自然的巧妙设计称赞不已。他们步行在钻石海岸的这片国内顶级私人沙滩上，连连赞其这里风景如画，胜过美国的夏威夷！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家属莫妮卡对搜狐焦点网记者感慨道：“This beach is so beautiful ! ”（这海滩很美！）同时，他们也在此尽情玩乐，玩起摩托快艇、沙滩摩托、沙滩橄榄球等，享受着钻石海岸短暂又惬意的生活。阿尔维麦迪卡队在沙滩上玩耍&在沙滩上玩耍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在“玩海”钻石海岸美景　　作为聚集了那英、孙楠、顾长卫等名人业主的钻石海岸项目，惊喜也会不断发生，阿尔维麦迪卡队船员和多名“玩海”爱好者在玩乐过程中，偶遇著名导演顾长卫，并与他合影留念。傍晚时分，著名歌手孙楠加入了晚宴，与沃帆赛英雄队共享浪漫晚餐，为他们一路上航海的艰辛与感人事迹干杯，更为这一场跨越大洋的相聚干杯！偶遇著名导演顾长卫晚宴上，歌手孙楠接受云南原生态歌者的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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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 京ICP证030367号外国文化名人画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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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文化名人画名家　
此处三个俄文词在发音上有谐音——ＭИГａЯ，ＭＯＰГａЯ，φａГａＭＯＰГＨａ。诗人的声音，这里的社会意义是取其最好、最深的含义而言的。”①　　这部长诗，按其风格，的确具有古典主义色彩，它比帕斯捷尔纳克以前 所有的诗作写得更明朗、更通俗、更清晰。它那意义重大的社会题材之所以 能打动读者的心，因为诗人为它找到了令人陶醉的、无可辩驳的诗的形式， 这种形式与其内容是水乳交融的。诗的分节法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创造。这是 诗人最明显的成就之一。甚至等你读完这部书，把它搁置在一旁时，你也一 刻摆脱不了它那诱人的音乐声，你会昼夜背诵那些对大海而发的诗句：一切都能使人厌腻。 唯独你，让人越看越欣喜。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几千年、几千年过去。 也许是你啊，大海， 隐遁在白色的惊涛骇浪中， 躲藏在白色槐花的芳香里， 又把它吞噬掉一点点一滴滴。　　我觉得，诗人从那时起，开始追求朴实无华，追求水晶般的透明。他在 克服杂乱无章，而这种杂乱无章在以前甚至弄得他最优秀的作品也朦胧难 懂。有一个时期——而且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对自己头几本书表示厌 恶，激烈地否定它们??在这篇短短的纪念文章中，我无法分析他的心灵变 化和成长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但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战前最后几年里， 每次跟他相会时，有一种印象越来越分明，那就是：仍然是原来的帕斯捷尔 纳克，但又不是那人。他再不像风暴似的袭击他的交谈者，再不用激动的、 爆炸般的语言一次又一次地追逼对方；他变得沉静了、稳重了、沉思了，而 且心软得令人惊奇。他终于从拖延得相当长的稚气中脱身了。他诗中的形象再不像一窝无法控制的蜜蜂似的乱哄哄地挤成一团。形象终于开始听从他创作意图的支配，变得言简意赅、严谨完整，同时又保留了 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原来所特有的力量与鲜明性。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和当年 许多革新诗人——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扎波洛茨基等人身上发生的变化 一样。这些诗人以大吵大嚷地否定公认的、传统的风格开始，最后终于走到 了普希金的明朗性。他创作方面的这些特色，在战后——四五十年代——显得更为耀眼。真诚、朴实、自然的典范契诃夫，成了他喜爱的作家。随着每一部新作的问世， 他变得更加古典化，即高尔基就这个形容词所指的涵义。风格的改变是由于 主题的改变所使然：他的诗中发出了号召的声音，号召人们要有崇高的道德， 要发扬忘我精神，要有爱人之心。新的主题在他五十年代发表的诗中，最为鲜明： 创作的目的——是献出自己， 不是招摇过市，不是追求名利。献身精神、忘我思想——是这一组新作的主旋律。怜悯主宰万物，①
高尔基致帕斯捷尔纳克。见《文学遗产》第七十卷，《高尔基与苏联作家。未发表的通信》，莫斯科版，一九六三年。创新中 孕育着宇宙的爱， 还有生活的新意。他甚至从前线捎回来的信中（一九四三），也吐露了同一隐秘的想法： “既然不是坑害他人的人，就不要给他人做坏事??破坏亲人的爱的人，首先是背弃自己的人。”①他像教师给懒散马虎的学生补习功课似的，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生命也只是一瞬， 不过应当把自己 融化在众人中间， 如同把自己奉献。　　这警句使我想起诗人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写的组诗《在早班的火车上》的 诗句。那组诗第一次标明帕斯捷尔纳克精神生活中的新阶段。那里谈的正是 他坐上挤满“老百姓”和“郊区居民”的火车时使他激动的感受。这种感受 古时称之为欣慰。涅克拉索夫遇见农村的孩子们时感受到一种光灿灿的欢 乐，他表达涌上心头的欢乐时，说：我沉寂了：欣慰之情触动了我的心头。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一旦进入使他感到亲近的人民大众的境界时，他 表述的也正是这种由衷的欣慰。他把自己对待人民的感情称为钟爱。他说， 这是他的天性：火车车厢里闷热， 我全身沉入柔情之中， 这是天生的感情， 随着母奶一起产生。通过昔日的变迁， 通过贫困与战争， 我默默地认识了俄罗斯—— 它身上独一无二的特征。我按捺不住自己的钟情， 在观察，在祝愿。 这里有农妇，有郊区居民， 有钳工，有上学的青年。　　这几行诗极为重要。这么炽热的爱，这么强烈的情，以至于诗人不得不 终生加以“按捺”，不得不将它隐藏，可是它最后还是迸发出来了，渗入在 这匆忙的、仓促的仿佛是用羞涩的细语顺便讲出来的诗句中。
其实，凡是能够认真读一读帕斯捷尔纳克晚期——即他生平后期——写 的诗作的人，都会理解他当时在精神方面所经历的高涨。正是由于他的心变 得明朗了，所以他的风格也变得明朗了。然而，明朗并不等于安宁。诗人现 在也不知道安宁。他的心像过去一样，如饥似渴地在追求，迫切地期望重新 认识和理解可望而不可企及的欢乐、生活中的矛盾和悲剧。①
《新世界》杂志，一九六五年第一期。我生性就是如此遇事都要穷本清源： 在工作中在探索道路时， 在心灵困惑的瞬间。 追寻流逝岁月的实质， 追寻那些内在的原因， 查它的本，挖它的根，一直剥到它核心的核心。时时刻刻捕抓命运和事件的线索， 去生活、思考、感受、爱恋， 实现新的开拓??（乌兰汗译）楚科夫斯基（）苏联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翻译家及儿童文学作家。曾翻译过狄更斯、马克·吐温等英美作家的作品，受到高度评价。爱伦堡毕加索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在写到毕加索的时候感到难于下笔。也许是因为 他的名气太大，因为人们已为他写了上百本书，因为已经有了一些鸿篇巨制， 它们不仅评论他的每一件作品，也描述了他的工作室、他的鸽子或狗、他的 绒毛衫和鸭舌帽？当然，描述过毕加索的人很多——既有他的密友，也有偶 然见过他一面的人，他们的描述有的机智，有的笨拙，有的才气横溢，有的 味同嚼蜡。但我在写到毕加索的时候之所以感到难于下笔，其原因却并不在 此；要知道我也如同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验：虽然明知 我要写的东西是早已有人写过了的，但依然在桌子面前坐了下来。不用说， 描写一场普通的秋雨要比描写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起飞困难得多；但是我在本 书中却常常要叙述在我之前曾不止一次被描写过、而且也比我描写得出色得 多的东西。　　一位大画家有一次曾对我说：“毕加索是天才，但是他不爱生活，然而 绘画却是肯定生活的。”这是真实的，而且也像毕加索极其热爱人、大自然、 艺术和生活，也像他那永不泯灭的少年人的好奇心一样真实；他的许多油画 不仅表现了生活的美，同时也表现了它那可以感触得到的温暖、风格和气味。 评述毕加索的人们指出，他渴望解剖有形的世界，剥下它的皮，掏出它的五 脏六腑，既要分割大自然、肢解道德，还有破坏一切现存事物；有些人在其 中看到了他的力量、革命性，也有些人惋惜地或愤慨地说他有一种“破坏精 神”。（四十年代末，当我读到我国一些批评家评论毕加索的文章时，我曾 为他们的判决——自然，这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竟同丘吉尔和杜鲁门的 口吻不谋而合而大为惊奇，这二人一个是业余美术家，一个是业余音乐家， 他们竟大骂毕加索是暴徒。）我一生中曾不止一次感受到毕加索的破坏力量， 在某些时期，我的这种感受还非常强烈，它曾使我喜悦，它曾给我鼓舞。但 这是我的生平的一个事实，而不是毕加索的。（现在我觉得毕加索的某些油 画是难以忍受的；我不理解他何以竟能憎恶一个漂亮女人的面孔。）把一个 满怀建设热望的人，一位从未间断地从事了六十年以上的建设而且至今犹在 建设的艺术家，一位宁愿舍弃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要轻松得多的无政府主 义、漠不关心或怀疑姿态而去参加共产党的艺术家称为破坏者，这是否公正 呢？可以说毕加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是活跃的，他被形形色色的“鉴赏家” 在审美上的无知激怒了，他宁肯选择孤独而摒弃各种会议，这种说法也将是 真实的。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怎能忘却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热情、他的鸽子、 他的参加保卫和平运动、党证、标语、为《人道报》作的宣传画以及其他许 多事情呢？　　在我来到巴黎前即已结束了的蒙马特时代，在我曾试图加以描述的“洛 东达”时代，我们这些人都还是青年，爱恶作剧，爱“装疯卖傻”。但是毕 加索却把对开玩笑、对抽签分奖的热情一直保留到八十岁。他现在也还常常 赤身露体地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愚弄尊贵的客人、参加斗牛。他有一大套《画家和他的模特儿》的石印画。那位画家有时像鲁本斯①，有时像年老的马①
鲁本斯（一五七七～一六四○年），佛兰德斯画家。蒂斯②；模特儿则是裸体的女模特儿或委拉斯开兹及其他古代大师们作品中的 人物；在这些人物中常常有一个年轻的小丑，而这个小丑很像毕加索（他嘲 笑自己，同时大概也很自豪）。在听他说话的时候，谁也不能准确地知道， 他开的玩笑在什么地方结束；他善于严肃非凡地插科打诨，而他谈正经事的 时候也很容易令人视为笑谈。　　有时有人问我，“毕加索”一词该怎么念才算正确——重音是在最后一 个音节还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也就是说，他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当然 是西班牙人——这有他的外貌和性格、严峻的现实主义、高度的热情以及深 刻而危险的讽刺为证。西班牙内战使他大为震惊；《格尔尼卡》①也许将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一幅图画。在圣奥古斯丁街毕加索的工作室里，我总 能遇见一些西班牙侨民。帕勃洛对于西班牙人提出的任何要求是从不拒绝 的。一切就是如此，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也值得思索一番。为什么他自愿在 法国度过一生？为什么他始终把塞尚视为伟大的画家？为什么他最亲密的朋 友是三位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科布、保罗·艾吕 雅？是的，要使毕加索离开法国是不可能的。
有些人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使别人在记述他们的生平时 感到轻松愉快：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能使初学写作的剧作家入迷的那种推 动“情节发展”的要素。传记作家一旦被那些出人意外的行径所陶醉，便往 往会把一个人的性格置诸脑后。某些研究诗人或艺术家的论著也常有这种情 形：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时期，勃洛克的涅克拉索夫时期，马奈②的西班牙 时期，塞尚的印象派时期。人们也试图划分毕加索的创作阶段。但这似乎并 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每两三年都要用一些绘画上的创造发明把批评家们难 住，至今依然如此。研究者们规定了许许多多的“时期”——蓝色时期，玫 瑰红时期，黑人时期，立体派时期，安格儿①时期，庞贝②时期等等。不幸的 是，毕加索突然一古脑儿推翻了一切时期的划分。马雅可夫斯基在一九二二 年参观了毕加索的工作室以后，曾安慰他的朋友们说：传闻是不真实的，毕 加索并没有回到古典主义。但是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却因为没有在毕加索那 里发现任何“时期”而感到惊奇：“他的工作室充满了五花八门的作品，从 用淡蓝色和玫瑰红绘制的极为真实的布景、从纯粹的古希腊罗马的风格开 始，直到洋铁皮和铁丝网的结构。请看一幅画：一个地地道道的谢罗夫③派的 小姑娘。一个粗俗的女人的肖像和一把破旧的、被肢解了的小提琴。而所有 这些作品又都是在一年之内创作出来的。”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一个写“阶 梯”诗的诗人不可能醉心于十四行诗。但毕加索对形形色色的美学观念却无 动于衷。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个转变得如此迅速、同时又那么坚定而忠于自己 的人。一九五八年在戛纳时我曾去找他——当时我发觉自己一直有这样的想 法：全世界已发生了令人难于辨认的变化，现在连我自己也对自己的以往困②
马蒂斯，法国画家。①
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方沿海小镇，一九三七年，德国空军把它夷为平地，原籍西班牙的毕加索闻讯万分 悲愤，绘制了大型壁画《格尔尼卡》。②
马奈（一八三二～一八八三），法国画家。①
安格尔（一七八○～一八六七），法国画家。②
意大利南部城市，发掘出不少古罗马艺术品。③
谢罗夫（一八六五～一九一一），俄国画家。惑莫解，但毕加索却依然同四十五年前一模一样，这真令人不可思议！在我 这样想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没有一个人比他前进得更快。　　写毕加索之所以这么难于下笔，其原因就在于：无论你写些什么，它们 都是既真实而又不真实。证人在法庭上宣誓的形式在各国都一样。最初要求 他们“只说实话”，而后来就给他们提出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有时是他们力 不胜任的）——说出“全部实情”。不消说，倘若问题在于被告是否犯了罪， 那么目击者是不难说出全部真相的；但是当检查官或辩护人开始追问，为什 么被告会成为被告，那他们对证人提出的要求就太多了——须知他既不是莎 士比亚，又不是司汤达，也不是托尔斯泰。有些作者写道，毕加索的生活与 创作充满了矛盾。这是官样文章。如果编写一本荷兰的旅行指南，要说明这 个国家的景色和气候是很容易的：葱绿的田畦，运河，和煦而多雨的夏天， 柔和的冬天。但是对于苏联的景色如何、气候如何这个问题，却不能用三言 两语来回答。把高加索山地的冻土带、把克里米亚的桃和北方的云梅一概称 之为“矛盾”，这也未必妥当。世界上有一些大国，也有一些大人物。在那 些用惯了普通比例尺的人们看来，复杂的事物总是充满矛盾的。　　认识了毕加索以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不，更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大人物。这是在战争开始之前不久——即一九一四年初 春。我和马克斯·雅科布①一同坐在“洛东达”里；毕加索走了进来，在我们 的小桌旁坐下。马克斯·雅科布开始向他谈起我的情况。毕加索默不作声， 但后来说，他喜欢诗人，也喜欢俄国人。我猜不透他这话到底是正经话还是 含有讽刺意味的客套。（我已注意到毕加索的挚友都是诗人；而且他也的确 喜欢俄国人，他常对我说，俄国人很像西班牙人。）在这个春天，新画家们 的一些绘画拍卖掉了，毕加索“玫瑰红时期”的一幅巨幅油画卖了一笔巨款；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卖了一万法郎，毕加索成了名人。（早在这时之前很久，已有一些爱好者“发现了”毕加索，莫斯科的收藏家休金也是其中的一个。毕加索和马蒂斯曾告诉我，休金一走进工作室就 立刻认出了精品。马蒂斯试图诓他买下几幅并不十分成功的作品，而对于自 己舍不得出手的那些作品则说：“这画得不成功??次品??”诡计未能得 逞，结果休金还是挑选了“不成功的次品”。休金走后不久，莫罗佐夫也走 进工作室来：他信任对方的识别力，所以让画家们自己挑选油画。由于有了 这两位莫斯科人的收藏品，埃尔米塔日和普希金博物馆才得以拥有十九世纪 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法国绘画最杰出的珍品。别的国家也有毕加索的爱好 者。一九五○年捷克诗人奈兹瓦尔曾把我带到布拉格郊区，那里住着一位名 叫克拉马尔什的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我在他那里看见了毕加索的立体派初 期的一些绝妙的油画。克拉马尔什说，他年轻时去巴黎拜访过毕加索，他袋 中的钱只勉强够用；毕加索当时还鲜为人知，他以低价售给捷克人十幅油画。 克拉马尔什非常敬佩年轻的画家；在买下了毕加索刚刚脱稿的一幅绘有苹果 的静物画以后，他还请求把充当模特儿的一只苹果送给他。他把这只苹果的 木乃伊拿给我看了。我们共同给毕加索写了一封信。）
在一九一五年初的一个严寒的冬日，毕加索把我带到他那个坐落在舍利 舍尔街上距“洛东达”不远的工作室里去了。窗户面向蒙帕纳斯公墓。巴黎 的公墓缺乏俄国或英国的公墓所具有的那种诗意，它们只是一座座拥有笔直①
雅科布（一八七六～一九四四），法国作家。的通衢、墓穴和墓石的抽象的城市。工作室里简直无法转身，遍地皆是画好 了的油画、纸板的碎片、洋铁皮、铁丝、木块。屋角堆满了盛颜料的软管； 就是在商店里我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的软管。毕加索向我解释说，先前他常常 没钱购买颜料，而这次由于刚刚卖掉了几幅油画，所以便决定买下足够“用 一辈子”的颜料。在墙上、在一张破凳子上、在一些雪茄烟的盒子上，我都 看到了他的画；毕加索承认，有时候他竟找不到一个没有画上画的平面。他 以一种空前的狂热从事创作。别人常常在进行了几个月的创作后就无所事事 地闲了起来，用普希金的话来说，诗人或画家在这个时候“享受着一场冰冷 的梦”；但毕加索却工作了一生，而且至今依然怀着同样的狂热继续工作着。 吸引记者和摄影师的各种各样的古怪行为不能构成毕加索的一生，它们不过 是抽口烟的几分钟。　　我曾问他为什么在他那里有块洋铁皮；他说他想利用它，不过还不知道 该怎么利用。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材　　料也不曾用来作画。他终生学而不倦：他热爱技巧。他在四十岁的时候 曾向一个名叫胡利奥·冈萨雷斯的西班牙手艺人学过怎样压制薄铁片；六十 岁的时候学过石印；七十岁的时候当了陶工。 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黑人雕塑家塑的塑像和海关职员卢梭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卢梭是一位业余画家，现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收藏着他的作品。卢梭描绘的是一次和平会议。毕加索向我解释说，黑人雕塑家们之所以改变头部、 躯体和手臂的比例，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人，也不是因为不会画；他 们对比例有不同的理解，正像日本的画家对于透视有不同的概念一样。“你 是不是以为海关职员卢梭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幅古典绘画？他常去罗浮宫， 但是他想别创一格??”毕加索第一个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正直、坦 率和力量。当时他已三十四岁，但看上去比这年轻：一对十分活泼、锐利而又漆黑的眼睛，黑油油的头发，一双小巧的、简直像是女人的手。他常常郁郁寡欢 地在“洛东达”里枯坐，几乎一言不发；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便开玩笑、愚 弄朋友。他的身上有一股焦急不安的东西，但这却使我感到慰藉：每当我看 见他的时候，我就会明白我所碰到的事既不是一桩意外事件，也不是一种病 态，而是时代的特征。我已说过，毕加索的破坏性力量有时候对于我是很珍 贵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认识并爱上了他。通常认为，毕加索在这个时期对一切被称为“政治”的东西都十分冷淡。如果把这个词理解为内阁的更换和报刊的论战，那么毕加索在《晨报》上的 确宁肯寻找奇闻轶事，而不爱去读那些宣言。但是我记得，二月革命的消息 曾使他欢欣鼓舞。当时他把自己的一幅绘画赠给了我；我和他分别了多年。 据说友谊也和爱情一样，需要朝夕共处，久别会使它凋萎。我曾和毕加 索分别过八九年之久；但是当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始终都是那个我所熟识 的、毫无变化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我记不住他对我说的某件事 的准确时间——可能是在一九四○年，也可能是在一九五四年??）我还记 得他那些各式各样的工作室：一个在利亚·波耶西街一所资本家住宅的大门 里，他在那里像是一个不速之客，几乎是一个撬门而入的贼；另一个在圣奥 古斯丁街的一所非常古老的房子里，这个工作室很大，里面有西班牙人，有 鸽子，有巨幅油画，还有毕加索到处制造的那种故意的、人为的杂乱；在瓦洛里斯的板棚里，洋铁片、粘土、图画、玻璃珠子、标语牌的碎片、铁柱子 和他过夜的一个简陋的小屋子，一张堆满了报纸、书信和照片的床；在戛纳 的一所名叫“加利福尼亚”的宽敞而明亮的房屋里——小孩、狗、又是一堆 堆的信函和电报、巨幅油画，而院子里还有毕加索雕刻的一只青铜山羊。　　我早就开玩笑地给他取了一个“鬼”的外号。这个俄语词要叫法国人读 出来是很吃力的，但是在西班牙语里倒有“Ч’这个音，于是帕勃洛就微笑 着说：“我是一个鬼。”　　如果他真是一个鬼，那也是一个特殊的鬼——这个鬼曾和上帝争论过关 于宇宙的问题，它造反了，而且没有低过头，一般的鬼不仅狡猾，而且凶恶。 而毕加索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鬼。　　有些人曾把他伟大而艰辛的创作道路视为标新立异，旨在“使资产者吃 惊”，热衷于形形色色时髦的“主义”，这些人是多么幼稚、外行或不诚实！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每当他看到批评家写文章说他“寻找新形式”的时 候，他总是觉得可笑。“我寻找的只有一件东西——把我想表现的表现出来。 我不是寻找新形式，而是发现它们??”有一次他对我说，有时当他坐下来 动手作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幅画将是立体主义的呢还是彻底现实主义的——这既取决于模特儿，也取决于画家的精神状态。 毕加索曾在瓦洛里斯给一个年轻美貌的美国女人画过几十张油画。在第一幅肖像画上，这个美国女人看上去和她周围的人所看见的她没有什么区别；任何一个现实主义（就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意义而言）的拥护者都找不到 可资非议之处。毕加索渐渐开始分解面部。看来模特儿向他显示出来的不仅 仅是她那天使般的外貌；他发现了表现她的性格的一些特征，便开始研究这 些特征。“但这是一头立方体的猪”———个站在我身旁的参观者在看到展 览室里这个美国女人的第十幅肖像画时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同时他也毫不 怀疑，这幅使他心醉的美女肖像画是“立体主义的猪”的第一幅肖像画。一九四八年，在弗罗兹瓦夫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到了华沙。毕加索用铅笔为我作了一幅肖像画；这幅画作千古者的“布里斯托尔”旅馆的一个房 间里，当年毕加索结束他的画稿的时候，我问他：“完了吗？??”我觉得 这一次用的时间很短。毕加索笑了起来，说：“但是我认识你可有四十年 了??”我觉得毕加索的这幅肖像画不仅非常像我（还不如说我像这幅画）， 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心理刻画。毕加索所有的肖像画都揭示（有时是揭露）了 模特儿的内心世界。很久以前，当我把我对印象派的喜爱告诉了毕加索的时 候，他曾指出：“他们想把世界描绘成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对此不感 兴趣。我想把世界描绘成它在我的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当然，毕加索的许多油画是难以理解的：思想感情复杂，形式罕见。在 弗罗兹瓦夫，我曾充当毕加索同亚·亚·法捷耶夫第一次交谈时的翻译。　　法捷耶夫：我不理解您的某些作品，我还是立刻把这一点告诉您为好。 为什么您有时候要采用人们所不理解的形式呢？毕加索：请问，法捷耶夫同志，您在小学里学过拼音吗？ 法捷耶夫，当然学过。毕加索：那您是怎么学的呢？ 法捷耶夫（带着他那尖细响亮的笑声）：贝一阿一巴?? 毕加索，我也是这么学的——“巴”??很好，可是您学过怎样理解绘画吗？法捷耶夫重又笑了起来，接着就谈到别的事上去了。 如果能对毕加索的全部创作进行一番研究，那就能清楚地了解他怎样改变了写生画。在印象派销声匿迹以后，人们重又看见了大自然——摘除了波 伦亚画派①的眼睛。画家们一律从事写生：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构图被 学院派画家所垄断。画家们最怕的是题材，他们把题材称作“咬文嚼字”。 在法国，出自名医之手的最后一幅构图也许就是库贝②的《奥南的葬礼》了； 这个作品作于一八五○年，差不多过了一百年，在一九三七年毕加索完成了《格尔尼卡》。 我从被围的马德里来到巴黎以后，马上就去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我一进去就愣住了：我看见了《格尔尼卡》，后来我又青见过它两次——一次 是一九四六年在纽约博物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罗浮宫的毕加索创作回顾 展览会上——每次我都感到同样的激动。毕加索怎能展望到未来呢？须知西 班牙的内战是按照古老的形式进行的。不错，对于德国空军说来它是一次演 习，但是对格尔尼卡的空袭却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军事行动，是第一次试笔。 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后来还有广岛。毕加索的这幅画表现了未来 许许多多格尔尼卡和原子弹惨剧的可怕景象。我们看见了被炸碎的世界的碎 片，看见了疯狂、仇恨、绝望。（如果有一个画家打算描绘广岛的悲剧，于是他就一笔一画地去画一个或十个受害者身上的溃疡，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这个画家又是 否是现实的呢？另外还有一种真实性，它采取一种比较概括的手法，它所揭 示的不是个别的细节，而是悲剧的实质，我们所需要的不正是这种真实性 吗？）毕加索的力量在于他能用艺术的语言把最深奥的思想、最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是绘画的能手；他的线条可以表达他想表达的一 切——它们对他是俯首听命的；他献身于写生画，如果他没有一下子找到他 所需要的颜色，他会气愤和苦恼的。在我们这里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盛行一种宛如巨幅五彩照片的写生画，我还记得毕加索在这个时期同一位年轻的列宁格勒画家所作的一次可笑 的谈话。毕加索：你们那里出售颜料吗？画家：当然，应有尽有??毕加索：哪一种样式？ 画家（莫名其妙的）：软管装的??毕加索：软管上写的是什么？ 画家（更加莫名其妙了）：颜料的名称有：“赭石”、“棕褐”、“绀青”、“铬黄”??毕加索：你们应该使颜料的生产合理化。制造厂里应该 生产混合颜料，而软管上也应该标明“染脸用”、“染发用”、“染制服用” 的字样。这就合理得多了。
有些评述毕加索的作者企图把他对政治的兴趣描写成一种偶然现象、一 种异想天开的怪痹：一个热衷于斗牛的怪人不知何故竟变成了一名共产党 员。毕加索对他的政治选择始终十分严肃。我还记得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保卫 和平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我们在他的工作室里用午餐的情形。当天帕勃洛添了 一个女儿，他把她叫做帕洛玛（“帕洛玛”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小鸽子）。同①
巴罗克时期以波伦亚城为中心的意大利画派。②
库贝（一八一九～一八七七），法国画家。桌用餐的有三个人：毕加索、保罗·艾吕雅和我。起初我们谈论着鸽子。帕 勃洛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常画鸽子的画家，但鸽子的脚爪他却总让他的男孩 子去画——脚爪已经使这位父亲厌烦了。后来我们就泛泛地谈起鸽子来；毕 加索很喜欢它们，家里始终养着鸽子；他笑着说，鸽子是一种贪婪而好斗的 鸟儿，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们当作和平的象征。后来毕加索把话题转到自己 的那些鸽子上来，他拿出上百张宣传画给我们看——他知道他的小鸟将飞遍 全球。他谈到代表大会、谈到战争、谈到政治。我记住了他一句话：“共产 主义对于我是同作为画家的我的一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的 敌人不去研究这种联系。对于某些共产党员来说，这种联系有时也颇为神秘。 后来毕加索又画了几个鸽子：献给华沙代表大会，献给维也纳代表大会。 千千万万的人仅仅是由于这些鸽子才认识并爱上了毕加索的。冒牌绅士嘲笑 它们。不怀好意的人们非难毕加索，说他投机取巧。然而他的鸽子是同他的 全部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牛头人身的怪物还是山羊，无论是老 头子还是少女。当然，鸽子在画家所创造的财富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是要知 道，千千万万的人之所以知道并尊敬拉斐尔，只不过是由于他的《西斯廷圣 母》一画的复制品；千千万万的人之所以知道并尊敬肖邦，也仅仅是因为他 写了一支他们在出殡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乐曲！冒牌绅士们的讪笑是枉费心机 的。自然，仅仅由于一只鸽子是不可能认识毕加索的，但是要想画出一只这样的鸽子，却必须成为毕加索。　　普通人对毕加索的鸽子和他本人的热爱不仅没有使他感到羞辱，而且还 使他极为感动。一九四九年秋我曾和他同赴罗马出席一次和平委员会的会 议。当一个大广场上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结束后，我们走过一条工人区的街 道；行人认出了他，便把他拉到一家小饭馆里，请他喝俯荡酒，拥抱他；妇 女们让他抱抱她们的孩子。这是那种无法做作的爱的流露。当然，这些人并 没有看到过毕加索的画，即使看到了也会有许多东西不理解，但是他们都知 道他是一个支持他们并和他们在一起的大画家，因此他们便拥抱他。在弗罗兹瓦夫和巴黎的代表大会上，他一直戴着耳机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我有好些次都不得不去向他提出请求：几乎每到最后关头，如 果不向毕加索索取一幅图画，似乎就不足以表现出代表大会或某个保卫和平 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而他也不论有多忙，总是欣然允诺。他的作品有时曾遭到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同志的非难或否定。在这种时候他是颇为苦恼的，但是却心平气和地说：“一家人总是会发生口角的??” 他知道他的画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特别引人注目，他也知道，当他打算随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团到美国去的时候没有发给他入境签证。他还知道另 一件事：在一个他所喜爱和信任的国家里，人们长期称他为“形式主义者”，还把他的油画储存起来。 一九五六年秋在莫斯科举办的他的作品展览会对于我来说是一桩极大的喜事。开幕的那天真是人山人海：展览会的筹备者因担心观众不会很多而分 发了大大超过预定数额的请柬；人群突破了障碍物，个个都担心会被拒之门 外，博物馆馆长面色苍白地向我跑来，说，“请您劝劝他们吧，我担心会把 门给挤破??”我便用扩音机说：“同志们，你们等这个展览会已等了二十 五年，现在只请你们安安静静地再等二十五分钟??”三千观众大笑起来， 而秩序也随之恢复了。我代表“法国文化之友小组”为展览会剪彩。平时我 总觉得仪式典礼之类都是枯燥乏味而又滑稽可笑的，但是这一天我却激动得像一个小学生。我接过剪刀，这当儿我觉得我现在要剪的不是一条缎带，而 是一幅帷幔，帷幔后面站着帕勃洛??当然，人们在展览会上是有争论的； 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毕加索画展都是如此——它令人神往，或使人愤慨。它惹 人发噱，或使人喜悦，但它使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矛盾”??很好，就让它这样吧：“在毕加索的创作中存在许许多多 矛盾??”但是让我们记住日期：他最早的作品是于一九○一年展出的，而 现在却是一九六六年。这六十五年间的矛盾难道不少吗？毕加索表现了他那 个时代的复杂、动荡、绝望和希望。他既破坏又建设，既爱也恨。　　我毕竟走运！我此生见到过一些决定了一个世纪面貌的人物。我不仅见 过迷雾和风暴，也见过舰桥上的人影。我把我第一次遇见毕加索的那个久远 的春日视为我生平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是我一生的一个里程碑啊。　　爱伦堡（）苏联著名作家，曾以《巴黎的陷落》、《暴风雨》 两次获斯大林奖金。1954 年发表的《解冻》曾在国内外引起震动。　　海明威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三月的马德里。我住在已经改为医院的原“帕 拉斯”旅馆里。伤员在叫喊，有一股石炭酸气味。房屋没有生火。食物很少， 很像一九二○年的莫斯科，我入睡前常常盼望能吃到一块肉。一天傍晚。我 决定去我国顾问居住的“海洛尔德”旅馆找科利佐夫：在那儿可以取暖，还 可以饱餐一顿。　　在科利佐夫①的房间里，像往常一样有一些熟识的和陌生的人：“海洛尔 德”不只对我一个人有诱惑力。我立刻看见桌子上摆着一只大火腿和几瓶酒。 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用低沉的嗓音说：“海明威在这里??”我不知所措， 立刻忘记了火腿。　　每个人往往有自己喜爱的作家，要解释为什么喜爱这个作家，而不是另 一个、正如要解释为什么喜爱某个女人一样困难，在我所有的同时代人中间， 我最爱海明威。　　一九三一年在西班牙的时候，托勒尔把一位不知名作家的作品《太阳照 样升起》送给我看：“大概这里描写的是西班牙，描写了斗牛，它或许会帮 助您了解??”我读完它之后，又找了一本《永别了，武器！》。海明威帮 助我了解的不是斗牛，而是生活。这就是我看见一个坐在桌旁喝威士忌的身材魁伟而面色阴沉的人之后感到不安的原因。我开始向他表白我对他的敬爱，大概我的表白过于笨拙，以 致海明威的眉头越皱越紧。第二瓶威士忌打开了；原来这些酒是他带来的， 他也比大家喝得多。我问他，他在马德里干什么；他说他是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前来的。他用西班牙语同我说话，而我用法语。我问：“您用电报只拍发特写，还是也 拍发报道？”海明威跳了起来，抓起一只酒瓶，挥动着它说：“我立刻明白 你是在嘲弄我！??”报道一词的法文是“nouvelles”，而西班牙文的 “novelas”是长篇小说。不知是谁夺下了酒瓶；经过解释，误会消除了，我 们两人笑了很久。海明威解释他生气的原因说：有些批评家骂他的长篇小说 是“电报体”，我笑了；“我也挨过骂，骂我的作品是剁碎的句子’??” 他补充道：“只有一点不好，你不喜欢威士忌。葡萄酒只能给人快感，而威 士忌却是燃料??”当时许多人感到奇怪：海明威到底在马德里干什么？当然，他同情西班牙。当然，他也憎恨法西斯主义。早在西班牙战争之前，当意大利进犯埃塞 俄比亚的时候，他就公开声明反对侵略。但是为什么他留在马德里？起初他 和伊文思①拍摄电影，间或向美国寄一两篇特写。他住在格兰维亚区的“佛罗 里达”旅馆，距电话局大楼不远，那是法西斯大炮经常轰击的目标。旅馆被 一枚爆破弹打了一个大窟窿。除了海明威以外，里面就没有别人了。他用固 体酒精煮咖啡，吃橙子，喝威士忌，写爱情剧。他在真正的佛罗里达有一座 别墅，他本可以在那儿干他爱干的事：钓鱼，也可以吃煎牛排，悠闲地写剧 本。他在马德里经常挨饿，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有人曾催他回美国；他生气 地扔下电报说：“我在这儿也很好??”他不能和马德里的空气告别。危险、①
科利佐夫（一八九八～一九四二），苏联作家。①
伊文思（一八九八～），荷兰纪录电影导演。死亡、功勋吸引着作家。他直率地说：“应当打败法西斯分子。”他看见了 不屈服的人们，他充满活力，变得年轻了。　　海明威在“海洛尔德”常常遇见我国军人。他喜欢哈吉，哈吉是个无所 畏惧的人，常潜入敌人后方。（他是高加索人，很容易化装成西班牙人。海 明威在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所描写的游击队的活动，有许多取材于 哈吉的叙述。幸好哈吉活下来了！我有一次碰见他感到很高兴。）　　我同海明威去过瓜达拉哈拉。他熟悉军务，很快便明白了战役的部署。 我还记得他久久望着人们从掩体内搬出意大利军队的手榴弹的情形，这些手 榴弹全是红色的，很像一颗颗硕大的草莓。他笑着说：“我知道??他们把 什么都扔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曾以志愿兵的身份在意奥前线作战；一颗 炮弹的碎片使他受了重伤。他一瞧见战争便无比痛恨。他对意大利士兵乐意 扔掉步枪感到十分高兴。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弗雷德·亨 利只有称赞他们。一场残酷的、毫无意义的战争正在进行：机器的文明正处 于自己的少年时期，每天都要吞噬数万人。海明威曾和弗雷德在一起。他（不 是欧内斯特·海明威，而是弗雷德·亨利）爱上了英国女人凯特琳；这个爱 情如同海明威其他长篇小说中的一样，是肉欲同贞节惊人的合成物。弗雷德 抛弃了武器，说：“我决心忘掉战争。我单独媾和。”然而在瓜达拉哈拉，在哈拉马河上，在大学城内，海明威却爱慕地望着国际旅战士们的机枪。古罗马人曾说：“时代在变化，我们也同它一起变化。” 在我们最初的一次会面中，海明威告诉我说：“我并不十分了解政治，也不 喜欢它。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这里的人们正在为高尚的事业而战 斗。”海明威常去卢卡奇将军（匈牙利作家马特·扎尔卡）指挥的第十二旅的指挥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两支敌对军队的战壕中。 在马德里城下他们却友好地交谈。“战争是可恶的。”通常总很快活的马特·扎 尔卡叹了口气说道。海明威回答说：“甭提有多么可恶了！”过了片刻又继 续说：“将军同志，现在请指给我看，法西斯的炮兵在哪儿??”他们久久 地研究着一张用彩色铅笔画满记号的地图。（我偶然保存了一张在伊巴拉宫旁边业余拍摄的小像片：海明威、伊文思、雷格列不和我。海明威还年轻，瘦瘦的，微笑着。） 海明威有一次对我说：“形式当然在变化。可是主题??世界上所有的作家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写些什么呢？屈指可数：爱情、死亡、劳动、斗争。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归纳进去。战争，当然是。甚至海洋??” 另有一次我们在派尔塔德索尔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谈起了文学。这个咖啡馆两旁的房子全被炸毁了，只有它奇迹般地幸存下来。那儿只卖冰镇橙 子汁。天气很冷，海明威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军用水壶，斟上了威 士忌。他说：“我认为，作家永远也不可能描绘一切。因此只能有两种办法——草草地描写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感情，或者，通过部分现 象——一次会面、一次简短的谈话努力表现出一般。我只描写细节，但我总 是努力详尽地描写细节。”我告诉他，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最使我惊讶的是 对话，我不明白它是怎样写出来的，海明威笑着说：“一个美国批评家非常 认真地断言，我写的对话很短是因为我的句子是从西班牙文译成英文 的??”　　于是海明威的对话对我仍是一个谜。当然，在我读我十分喜爱的长篇小 说或短篇小说时，我并没有考虑它们是怎样写成的。读者在读，但作者后来 不禁开始考虑同他的职业有关的事。当我理解了手法以后，我可以说，这本 书写得不好、一般或者好、很好，它可以使我欣喜，但它不能使我震惊。然 而海明威作品中的对话对我仍是一个谜。在艺术中，也许最重要的是你不明 白它的力量来自何处。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我总是默默地背诵着勃洛克的诗 句。我呼唤你，可你没有回头， 我流了泪，可你并不宽容??　　这里既没有可以让你思考的新思想，也没有生僻的字眼。海明威的对话 就是如此：它简单而神秘。　　有一次客人们去访问Л.Ю布里克，她说她要摆一个磁带录音机；后来我 们听见了自己的谈话，感到不舒服——我们说的全是冗长的“文学作品”的 句子。海明威的主人公的语言却与此不同：简短，似乎无关重要，同时每个 字都在揭示人的精神状态。读他的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时，我们感到人们正 是这样说话。而实际上这不是暗中听来的句子，也不是速记记录，这是艺术 家所创造的谈话的精华。那个断定西班牙人是用海明威式的语言说话的美国 批评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海明威并没有把对话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 言，而是将现实生活的语言译为艺术的语言。一个偶然遇见海明威的人可能会以为他是浪漫主义名士派的代表，或者是个标准的略识门径者：爱喝酒，举止古怪，喜欢周游世界，喜欢在海洋上 钓鱼和在非洲打猎，精通斗牛的一切细微特点，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何时写 作。其实海明威是个勤快的人，虽说几乎是废墟的“佛罗里达”旅馆是多么 不适于作家的劳动，但是他每天仍能坐下来写作；他对我说，应当坚持不懈 地工作，不要认输：如果哪一页写得平淡无味，便停下来重新写，写五次， 十次??我从海明威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觉得在他以前的作家叙述的是 人，有时叙述得非常好。而海明威却从不叙述自己的主人公——他表现他们。 也许，正是这一点可以说明他对许多国家的作家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的 作家都喜欢他，但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向他学习过。他比我小八岁，当他向我谈起二十年代初自己在巴黎的生活情况时我大吃一惊——他的情况和我八年前的情况丝毫不差；他坐在“洛东达”旁边的 “谢列克特”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和我一样.幻想着额外的一块角形小面 包。使我惊讶的是，我在一九二二年曾以为英雄的蒙帕纳斯时代已经过去， 坐在”谢列克特”里面的是一些富有的美国游览者。其实不然，食不果腹的 海明威也坐在里面.有时写写诗、有时构思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回忆 着往事，知道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诗人柏列兹·桑德拉，画家帕斯金。这 两个人有点像海明威；这也许是因为他们都过着过分动荡的生活，也许是因 为他们都全神贯注于爱情、危险和死亡。　　海明威是个快活的、十分眷恋生活的人；他可以一连几小时谈论一种常 常游到佛罗里达岸边的巨大而稀有的鱼类，谈论斗牛，谈论自己各种各样的 爱好。有一次他正在谈论如何钓鱼，突然改变了话题说：“生活毕竟是有意 义的??现在我在想人的尊严。前天在大学城附近，一个美国人被打死了。 他找过我两次，是个大学生??我们天南海北谈了一通——谈到诗歌，也谈 到热灌肠。我本想把他介绍给你。他说得很好：‘简直想象不出有比战争更　　为肮脏的事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生在世上——应该把他们赶出马德 里。这就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清楚??’”沉默了片刻后，海明威补充道： “你瞧，结果如何呢，我想和武器告别，但行不通??”　　他当时写道：“今后还有五十年不宣而战的战争，而我在这整个时期的 条约上签了字。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但我签了字。”这是海明威笔下的一 个主人公说的话，但作者也不止一次说过它。　　我还记得另一次谈话。海明威说，批评家们不知是真傻，还是装傻：“我 读过一些文章，说我的作品的主人公全是神经衰弱者。可是地球上的生活为 什么那么卑鄙——对此谁也不提。一般说来，当一个人不如意的时候，他们 就称之为‘神经衰弱’。公牛在竞技场上也是神经衰弱者，在牧场上它是个 健康的小伙子，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一九三七年末，我从特鲁埃尔返回巴塞罗那。海边橙子树鲜花盛开，然 而在特鲁埃尔附近（特鲁埃尔的地势很高），我们冻僵了，直打喷嚏。我回 到巴塞罗那后直打哆嗦，疲惫不堪地酣然入梦了。有人摇醒了我：我的面前 站着海明威。他问我：“怎么样，特鲁埃尔能拿下来吗？我现在要同卡帕去 那儿。”门口站着我的朋友、摄影师卡帕（他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牺牲了）。 我回答说：“不知道。开始时情况很好??但是听说法西斯分子正在调预备 队。”我完全清醒过来后愕然望着海明威——他全身夏季装束。“你发疯啦——那儿很冷！”他笑了，说道：“我带着燃料。”接着从浑身上下的衣袋里掏出一些盛着威士忌的军用水壶。他朝气勃勃地微笑着说：“当然，相当 困难??但总会打败他们的??”我把一些西班牙指挥员的名字告诉了他， 让他去找格里戈罗维奇：“他会帮助你的。”我们用西班牙方式告别——互 相拍拍背。海明威保存了一张照片：我躺在床上，他站在旁边，这张照片收 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叙述他的生平的书中。我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回到西班牙后，海明威已经离开那儿。他在我的记忆中是年轻的、干瘦的；十年后我看到那张蓄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肥胖的老祖 父的像片，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一九四一年七月底，我们又相逢了。莫斯科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我们被赶进防空洞。我想好好睡上一觉，便和鲍·马。拉宾①决定在别列杰尔基 诺的维什涅夫斯基无人居住的别墅里住一夜。有人将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丧 钟为谁而呜》的译文的手稿拿给我看。因此这一夜我们没有睡好——我和鲍 里斯·马特维耶维奇读了整整一夜，彼此交换着读过的篇页。拉宾第二天要 去基辅附近，而且一去不复返。高射炮炮声隆隆，但我们一直读啊，读啊。 小说描写的是西班牙和战争；我们读完后默默地笑了。
这是一部十分伤感的书，但是其中有对人的信任，有注定要失败的、崇 高的爱情，有敌后游击队的英雄主义；在这支游击队里有一个美国志愿兵罗 伯特·乔丹。该书的结尾部分，是对生活、勇气、功勋的肯定。罗伯特·乔 丹的一条腿受了重伤，他躺在路上：他要同志们离开他，自己独自留下。他 有一挺手提机枪。他可以自杀，但他希望在死前杀死几个法西斯分子，海明 威采用了内心的对白，下面是其中的一小段：“??他心里想：在这颗炮弹 打来以前一切都很顺利。但这还算幸运，我在桥下时没有碰上炮弹。我们的 情况渐渐会改善的。我们需要一些短波发报机。是的，我们需要很多东西。①
爱伦堡的女婿。譬如，我就希望能有一条备用的腿??听着，也许终究得这么办，因为我万 一失掉知觉，我就会束手无策，他们会将我抓去，审问我，提各种各样的问 题，而且为所欲为，那样就太糟了??乔丹，你会对付不了的，他说。你对 付不了。可谁能对付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你现在就很糟。你现 在太槽啦！太槽啦！我看该这么办了。可你以为如何？不，不是时候。因为 你还能做事。在你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应该做事。在你还记得这 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应该等待。你们离开吧！让他们去吧！去吧！你想想 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们吧，他说。想想他们怎样穿过树林。想想他们怎样涉过 小溪。想想他们怎样在一丛丛的帚石南中行走。想想他们怎样在翻山越岭。 想想他们今天晚上将会平安无事??我不能再等了，他说。如果我再等一分 钟，我便会失去知觉??但是如果再等一会儿，哪怕拖住他们不长的时间， 或者你能干掉一个军官，这能解决许多问题??”内心的对白是这样结束的： “罗伯特·乔丹的运气挺不错，因为正在这个时候，一队骑兵从树林中出来 并穿过了公路??”　　海明威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取自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 它还有这样一段卷首题词：没有一个人能像一个小岛那样独自存在；每一个 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陆地的一部分；倘若海浪冲走了一座岸边的悬崖，欧 洲便会变小，倘若冲走一块海岬或毁掉你的或你朋友的房子，情况也是一样， 每一个人的死亡也会使我变小；因为我和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你永远别 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的。”这些诗句可以用作海明威的所有作品的题辞。时代在变化，他也在变化，但他始终感觉到一个人同大家的关系，我们常常用书面语言把这种感觉称之 为“人道主义”。海明威死后，我在一份美国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这位批评家断言，西班牙内战对于作家来说只是斗牛和猎捕犀牛之间的一段偶然的插曲。这不 对。海明威不是偶然留在被围的马德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 军事记者，他没有坐在各级司令部里，而是去访问法国游击队，这也不是偶 然的；他祝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拥护者获胜也并非偶然。他在生活中有自 己的路线。在一九四二年八月这个糟糕的时期，我曾写道：“在法西斯主义发动的这个大规模的、席卷全欧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之后，我希望能遇见海明威。我 们应该保卫生活——这是我们这不幸的一代的使命。如果我和我们中间的许 多人未能亲眼看见生活的胜利，那么谁又会忘记那个腿部受了重伤、躺在卡 斯蒂利亚的道路上的美国人临终时的情形，以及那支小小的机枪和一颗伟大 的心灵呢！”　　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遭到了许多人的辱骂。老人和海是一回事， 青春和保卫人类尊严的战争是另一回事。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咒 骂这部小说：有些人大发雷霆，说海明威替战争辩护，说他醉心于暂时现象， 忘记了艺术；另一些人不喜欢对内战的个别情节的描写；第三种人不喜欢描 写安德烈·马蒂的那些篇页。（只要一个作家在五十年前或者哪怕是一天前 说出某种人所共知的真理，他便会遭到大家攻击。但是如果作家们都努力抄 录明显的道理，那他们便会是名副其实的寄生虫。）　　当我在一九四六年春天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接到海明威的一封信；他邀 我去古巴他的家里作客。我满怀柔情地想起了西班牙。古巴之行未能实现。　　海明威在去世前不久曾托人问候我：他希望我们很快能够见面。我也希望?? 面前是报纸上的一则简短的电讯??海明威的死讯不知报道过多少次，一九 四四年报道过一次，十年后他乘坐的一架飞机在乌干达上空失事，又报道过 一次。接着是辟谣。这次没有辟谣??海明威从来不曾对我谈起他那做医生 的父亲是用自杀结束生命的；这事我是从我们共同的朋友们那儿听来的。长 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在最后一分钟里想道：“我不愿意做我父 亲做过的事。我做得到，如果有些必要的话，但最好是无此必要。我反对这 个。别去想它。”海明威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于罗伯特·乔丹。死神不知何 故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关于他，可以毫不牵强地说：他虽死犹生。　　而当我回顾自己的往昔时，我发现，在我有宰遇见过的作家中间，有两 个人帮助我不仅摆脱了感伤心理、冗长的议论和目光短浅，还帮助我随便地 呼吸、工作和经受住考验，这两个人就是巴别尔和海明威。像我这样年纪的 人不必隐讳这一点??（冯南江等译）聂鲁达　　颁发“加强和平”斯大林奖金的委员会于一九五○年组成，参加者有阿 拉贡、郭沫若、安德森-尼克索、凯勒曼、贝尔纳、邓波夫斯基、萨多维亚努、 聂鲁达、法捷耶夫和我；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弗·斯科别利岑。　　在第一年的获奖者之中，除了约里奥-居里之外，还有孙逸仙的遗孀宋庆 龄女士。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和巴勃罗·聂鲁达同去中国授予她奖金。与我 们同行的有巴勃罗的妻子捷莉娅和柳芭。我们乘火车赴伊尔库茨克——巴勃 罗想看看西伯利亚，哪怕是从车窗里看看也好。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停了下来， 会见了那里的作家。聂鲁达想看看贝加尔湖——他说，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有 此心愿。我们到了一个鱼类研究站；给我们看了一些奇怪的深水鱼。聂鲁达 要求给他几条尝尝。幸而煎熟以后难以辨别鱼的种类，于是聂鲁达就津津有 味地吃了起来，当然，他吃的并不是那些在鱼缸里游来游去的奇怪的鱼。现 在我想违反我选定的规则来描写巴勃罗·聂鲁达以及我的一些同他有关的奇 遇。除了毕加索之外，在我曾用本书的单独一章分别描述的那些人当中，如 今已没有一个犹在人世：我怕得罪人或者引起不愉快的事件。但巴勃罗·聂 鲁达已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有几十本浪漫主义的作品描写了他。我现在想 谈谈另一个巴勃罗，这不是我在历史舞台上看到过的那一个，而是在一些普 通的房间里看到的那一个：在马德里、巴黎、布拉格、莫斯科、北京、维也 纳、圣地亚哥、伊斯拉-涅格拉。本书的最后一部可能显得过于悲伤：正如古话所说，老年不是欢乐，加以未必有谁会把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的这一段时间称为愉快的时代。我 对聂鲁达的怪痹将要比对他的出色的诗歌谈得更多一些——回忆起同巴勃罗 度过的那些时日我就不禁想微笑，读者可能也会同我一起微笑。我是一九三六年在马德里认识聂鲁达的，那个时期通常被称作是诗人的生活与创作的转折点。我觉得，“转折点”是罕见之物。聂鲁达当时是三十 二岁，他的性格业已形成，他很久以前就开始写诗，在最初的几本诗集之中 有一本叫做《二十首关于爱情的诗和一首关于绝望的诗》，他在这本诗集里 不仅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技巧。他当时写道：云儿犹如离别时的白手帕， 远走他乡的风儿挥动着它， 在我们默默无言的爱情之上， 猛烈地跳动着风儿的心脏。　　三十年后，聂鲁达也写过风、爱情和离别。一九三六年，聂鲁达的诗扩 大了。他当时是智利驻马德里的领事，朋友们——加西亚·洛尔卡①、阿尔维 蒂②、埃尔南德斯常去找他。法西斯的炸弹突然开始了对城市的袭击。儿童的鲜血就像儿童的鲜血那样， 在街道上流淌。
他当时写了诗集《心中的西班牙》，我把它译成了俄文。我们做了朋友， 但不久就一别十载。战争时期聂鲁达是驻墨西哥领事，我读了他献给斯大林格勒的诗。后来①
加西亚·洛尔卡（一八九九～一九三六），西班牙诗人和反法西斯剧作家。②
阿尔维蒂《一九○二～》，西班牙诗人。我收到一本在墨西哥出版的我的战时论文集，前面有聂鲁达写的序言：巴勃 罗诅咒唯美派而赞美苏联。那时聂鲁达成了共产党员。回到智利以后，他写 诗、在集会上讲演；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那些不懂诗歌的工人都认识他。 行将举行总统选举。共产党员支持候选人冈萨雷斯·魏地拉，他发誓要 实行土地改革并保护工人的权利。聂鲁达劝选民投魏地拉的票。新总统不久 便忘记了自己的诺言。聂鲁达的一段大概是所有读者都知道的故事便由此开 始：他被指控犯了叛国罪。此后，在一九四八年初，他又在上议院的会议上 被公开指控为背叛共和国总统，诗人不得不藏了起来。他继续写作——写《全民的歌》一书。我已叙述了他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出现时的情形。 聂鲁达喜爱惠特曼，这不仅是因为他向后者学到了许多东西，也由于内心的近似——他们是同一个大陆上的诗人。对于像和平这样普遍的主题，聂 鲁达有与欧洲诗人不同的写法：给即将来临的黄昏以和平， 给渡口和葡萄酒以和平，给那像一支古老的歌曲一般寻找着我并且溶化在我的血液中的话语以和平， 给面包醒来的黎明时的城市以和平，给我兄弟的衬衫以和平。　　从那时以来，聂鲁达写了几十本书，走遍了几十个国家，获得了真正的 名声，但他却没有变。每当我在离别数年之后见到他时，我们总是立刻就谈 起了今天。有人说，聂鲁达的外貌很像一尊佛像，这尊佛像是古代的印卡人①用石头雕成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印卡人的神都是怒目圆睁的，而巴勃罗却 是温和慈祥的。）尽管他一生中碰到过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件，但他喜欢（过 去也一直喜欢）逍遥自在、谈谈琐事或想想严肃的问题。他给人的印象是个 清心寡欲甚至懒懒散散的佛，但他写作之多却使人大为惊奇。他的许多诗作 都是嘹亮震耳的，但他谈起话来却低低的，他的声音不像是一个宣传家，而 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婴儿。他的朋友，智利议员巴尔塔萨·卡斯特罗对巴勃 罗有出色的描述。他告诉我，在他们相识之初，聂鲁达曾打电话通知他，一 桩有争论的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仿佛是从远方传来的一个充满悲痛的声 音：“巴尔塔萨，胜利！??”聂鲁达是个入迷的收藏家，他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主要的是用来装饰帆船船头的巨大的木头雕像，以及海里的小贝壳。在太平洋岸伊斯拉-涅格 拉城他的家里，有古代的指南针、沙漏计时器、航海地图。中国诗人艾青访 问该城时，曾问巴勃罗是以水手还是以船长自居。巴勃罗答道：“我是船长， 但我的船沉了。”这是诗人的杜撰：我不仅从未看见过聂鲁达的船沉没，也 从未看到过它失去控制。在中国的一个博物馆里，巴勃罗看见了一个他所没 有的小贝壳。他一再地提到这个贝壳，致使殷勤的主人把稀罕的陈列品赠给 了他。巴勃罗曾以充满深刻歉意的声音向我谈了一两个钟头他所得到的小贝 壳的价值，但是他的脸上却浮现着幸福的微笑。他在中国的玩具店里买了些 硬纸板做的老虎。老虎都凶狠无比，同时又不能不带着微笑去看它们。（我 们当时还不知道，十年后中国人会把美国帝国主义称作“纸老虎”。）聂鲁 达是个非常容易同人接近的人。在布拉格，无论我什么时候去找他，他的房①
原来往在秘鲁的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间里总是有人坐着或站着：智利的共产党员、捷克的诗人、操各种语言的记 者。在圣地亚哥，我和柳芭住在巴勃罗的家里，我们觉得就像是住在广场上， 有一次我想在白天换换衣服，但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聂鲁达诗歌的女崇拜 者一直不停地向房间里窥探。每天都有十五至二十人在他那里吃午饭。有一 次他轻声问我：“你可知道坐在你左边最末一个座位上的那个人是谁？??” 根据聂鲁达的要求，我于一九五四年夏前往智利：我得授予他和平奖金。 能够看到拉丁美洲，我觉得很高兴。当时我国同智利没有外交关系，但我和 柳芭都得到了签证。我想，此行将会是轻松愉快的。智利人在那个夏天庆祝 了聂鲁达的五十岁生日。“冷战”也趋于缓和。在此两个月前，我在巴黎把奖金授予了皮埃尔·戈特，一切都很隆重，各党的代表都到了。 我忘记了距智利路途遥远——我们从斯德哥尔摩起飞，飞了四十八小时；这是在八月里，那里正是冬天。在智利，“冷战”还在进行。在圣地亚 哥机场上，警察好奇地、然而颇有礼貌地把我们的护照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阵， 海关职员检查了被打开的皮箱，当我们已经走进巴勃罗、德丽娅和前来参加 纪念的若热·亚马多等待我们的大厅时，突然出现了特别警察局（不知为什 么被叫做“国际警察局”）的几名如临大敌的官员。他们开始怒气冲冲地把 我的东西从皮箱里扔出去。我的皮包被掏空了；我试图护住一张应该授予聂 鲁达的奖状，但是一名肌肉发达如拳击家的警察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险些儿 使我忍不住叫了起来，幸而金奖章未被发现——它放在柳芭的手提包里；要 是它落入警察局长之手，那他是绝不会送还的：这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人物， 不久他就因为羊羔皮舞弊案而被捕。国会主席巴尔塔萨·卡斯特罗来到了飞机场，但在“国际警察局”面前连他也无能为力。聂鲁达把我们接到自己家中，生起平时不大生的壁炉，开 始叙述我们在智利将会看到一些什么奇异的东西。翌日所有的报纸都登满了我的照片。警方宣布，我企图带来录有给智利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秘密指示的唱片、译成了密码的基层组织的代 号和五百万比索。对于最后一项司法部立刻予以否认，因为他们害怕将不得 不归还警察未能没收到的那笔钱（这笔钱我本来就没有）。无论是录有秘密 指示还是录有民歌的唱片也都并不存在。一张写了几种植物（我希望从它们 的故乡弄些种子）的拉丁文名称的便条和我的飞机上用来消遣的法文字谜， 被宣布为译成了密码的文件。想象不到的事开始了。一天夜里，有人向聂鲁达的家里扔了几个爆炸筒，火灾很快即被扑灭。另一天夜里，我们被喊声惊醒。“这里连觉都不让人睡，” 柳芭说，说完立刻又睡着了。早上我们才知道，一辆装有扩音机的汽车开到 房子跟前，把这条街上的人全都吵醒了。聂鲁达的园丁规劝道：“你们怎么 不害臊呢，把人们都吵醒了？??”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叫嚣者答道：“我们 过五分钟结束了就走。”我在报上看到，有几个专程从纽约飞来的俄国人劝 我“选择自由”，和他们一起飞往美国，因为“赤色分子”不会原谅我的《解 冻》。他们还向柳芭呼吁：“救救伊利亚和你自己！”又说柳芭曾想从二层 楼上跳下来，但被“两名彪形大汉——肃反工作者”拦住了。报纸刊载了所 有这一切，尽管圣地亚哥是个不大的城市，而聂鲁达的房子也是众所周知的 只有一层。　　城墙上写满了这样的字句：“爱伦堡，回家去！”“要智利，不要俄国。” 报纸宣称，我在莫斯科绞死了许多无辜者。“一名老练的女肃反工作者和爱　　伦堡同来，她的绰号是‘柳芭’。”给读者的印象最深的大概是这样一条消 息：俄国人把聂鲁达叫做“叶皮达”——记者们是这样念那个也是用俄文印 在奖状上的姓氏的。　　我在一周内成了圣地亚哥最出名的人物。朋友们劝我到教堂之类的地方 回避一下——法西斯分子想害我。可我依然常常进城（聂鲁达的家在郊区）， 有时同巴勃罗一起，有时同他的一位朋友一起。我曾和巴勃罗同去工人区。 司机保卫着我，一小时后他恳求起来：“要是我们再往前走，我就要患心力 衰竭症了??”工人们认出了我便扑过来拥抱我，而司机每次都提心吊胆——不会是法西斯分子吧？??看来所有的人都张皇失措了。只有巴勃罗保持 充分的镇静，他照样写诗，午饭后睡觉，说有趣的故事。他说，当然，他未 曾料到会发生这么些事故，不过这一点也不奇怪——美国佬在那里就像在自 己家里一样发号施令，这不久就会结束，那时我可以再来，他要带我去看看 瓦尔帕莱索、智利的南部，我就会明白，再没有比这个国家更美的了。　　我用电话同我国驻阿根廷大使联系，请他把我的处境转告莫斯科。两三 天后，合众国际社报道，莫斯科的报纸正在描述“智利当局的横行霸道”。 智利政府明白，它做得过火了。此外，我还和聂鲁达去拜访了阿根廷大使， 在智利同苏联的外交关系断绝以后，委托他保护苏联公民的利益。我们是第 一批前去打扰大使的苏联公民；他坦率地说，他要向布宜诺斯文利斯请示， 还说他是聂鲁达的诗歌的崇拜者，而对我则是既感兴趣，又怀有戒心。后来 他通知巴勃罗，他去晋见了年迈苍苍的智利总统，总统对于我想购买几种秋 海棠的种子感兴趣，并说这可以成为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开端。一天，有两位客人来到聂鲁达家中。巴勃罗不在家，而那些一直住在聂鲁达那里的朋友们则把他们当作是陌生的崇拜者。这时来客说道，他们想同 我谈谈，并出示警察的证件。原来他们是给我送奖状来的。硬纸封面已令人 不忍卒睹——报纸描写道，它曾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化学分析。巴勃罗回来后， 我把奖状给他看了，他微微一笑，并忧郁地说：“我对你说过，我们会胜利 的??”需要组织授奖仪式。这可不容易——法西斯分子威胁说，他们要采取措施。我们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与会的有共产党员、巴尔塔萨·卡斯特罗、 智利作家，当然，还有若热·亚马多。我们在一家大旅馆里租了个大厅，但 是怎么维护秩序呢？我们决定，让大学生把市中心占领一个晚上。但是共产 党员们想了一想，断定这还不够，于是在大学生之外又增加了几千名工人。 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大厅挤得满满的。致词的既有作家，也有各党派 的政治活动家。一位年老的作家忘记了人们庆贺的是聂鲁达而不是我，竟慢 吞吞地用俄语数了起来：“一??二??三??四??”他想以此表达他对 俄国人的敬意。我看见若热为了忍住笑而痉挛不已，而巴勃罗却一本正经地 听着。后来他发表了有鼓舞力的演说。一位著名的演员朗诵了契诃夫写的独白《论烟草的危害》。 在我们离开的前夜，我为获奖者举行了一次晚宴。在应邀前来的宾客中有两位部长——司法部长和情报部长，前者在五天之前曾宣称，我将受到智 利法院的审判，后者则每天供应报界荒诞不经的故事。酒肴丰盛，司法部长 心花怒放地举杯致词——请我不要把智利政府同警察局混为一谈。　　（阿根廷大使给了我们签证，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了几天，我们的 老朋友拉斐尔·阿尔维蒂和玛丽亚—特雷莎·莱昂当时住在那里。阿根廷作　　家邀请了我们。我们站着谈话：人们向我们解释不能坐下的原因——如果坐 下，招待会就会被视为集会，而集会是被严格禁止的。在最后一天，我们外 出散步回来，大使馆的一位秘书同我们在一起。阿根廷朋友们带我们看了美 丽的市郊，于是我们耽误了一些时候，而我曾答应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谈谈 我在智利所经历的那一段生动的故事。突然响起一阵轰隆声，我们从汽车里 跳了出来。大使馆对面是一条陡街，两个业已逃逸的人从那里把一辆小型卡 车向我们的汽车推了下来。大使馆的汽车被砸坏了，而我们之所以安然无恙， 仅仅是因为动作迅速，我们的确不是走出来，而是跳出来的。）　　这一切都是一九五四年的事，但是，如果撇开某些生动的细节，那么这 就是一幅我曾谈到过的“冷战”的画面。从那时以来过去了十年，无论在世 界上还是在聂鲁达的故乡，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不久以前苏联作家访问了智 利，玛·约·阿利格尔①叙述了他们在那里曾受到多么殷勤的接待。　　巴勃罗·聂鲁达在不久以前年满六十岁。他有一首诗叫做《我请求宁静》， 他在诗中请求：现在请给我安宁。 现在没有我也行??　　但在一周或一月之后他重又投入了生活的海洋。他解释他何以能够忍受 某些失望的苦恼：当船只沉没的时候，他重又拿起斧头——因为他是造船者：那些船只是我的宗教。 除了生活之外，我别无出路。　　我对于作家和艺术家们的悲惨遭遇写了那么多，因为应该谈谈一个幸运 的大诗人，哪怕只是简短而戏谑地谈谈也好。当然，聂鲁达也经历过绝望和 沮丧的时刻、爱情的痛苦和其他许多不可或缺的事物，但他从未脱离生活， 生活也从未脱离过他。他反对世界上的强者，做了共产党员，找到了朋友， 因而也找到了敌人，但是咒骂他的都是敌人，他从来不知道，忍受来自自己 人的奇耻大辱是什么滋味。他写他所想望的东西以及如何想望。当我翻译他 的一部作品的一章时，我碰到了一个我不理解的形象。我问：“巴勃罗，为 什么印第安人是浅蓝色的呢？??”他向我解释了很久，说他有一次在湖畔 的暮色中看到一些印第安人，觉得他们仿佛是浅蓝色的。“但在诗里这是没 有的??”他答道：“你是对的??但是让他们依然是浅蓝色吧。”当然， 对的是他。人们会说：此人过去和现在都很走运。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聂鲁 达从未选择过轻松的道路，但在艰苦的道路上，当人们在他的周围颓废、啼 哭、诅咒自己的命运时，他看到的不是卑贱，而是高尚，不是牛蒡，而是玫 瑰——他生就这样的眼睛和心灵。　　不料他发起愁来了；现在他写的不是人民的斗争，不是安第斯山脉或火 山，他让自己抱怨道：我被母鸡们弄得十分疲劳： 我们不知道它们在想什么， 它们不理睬我们，用冷漠的眼色瞧着?? 但愿一周间哪怕疲倦一两次也好， 因为一天天总是一个模样， 像桌上的菜盘那么单调??①
阿利格尔（一九一五～），苏联女诗人。　　这不是一个老头子的唠叨，而是一个婴儿的淘气。聂鲁达在诗的末尾写 道，将有一群青年前来，他们将发现曙光，或者重新给吻举行洗礼。如果他 也曾走远，那就是在他出世的那一分钟——问题不在于顺利的环境，不在于 乐观主义哲学，不在于利己主义，而在于这个人的不可思议的天性。（冯南江等译）帕乌斯托夫斯基安徒生我认识作家安徒生时，只有七岁。 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离二十世纪的降临只剩几个小时。愉快的丹麦童话作家在新世纪的门槛上迎接我。 他眯缝起一只眼睛，微微地笑着，打量了我好一阵，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雪白芬芳的手帕，把它抖了一下，于是从手帕里突然掉出一朵很大的白 蔷蔽花。整个屋子顿时银光熠熠，并且充满了一种神奇而缓慢的响声。原来 这是蔷蔽的花瓣落在地下室砖地上发出的声音。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地下室 里。　　跟安徒生的相遇是旧式作家称为“白日梦”的那种现象。其实，这不过 是我的一种幻觉。　　在我讲述的那个冬天的傍晚，我们家里正在装饰新年松树。因此大人们 要我上街玩去，免得我还没到时候就感到新年松树带来的欢乐。　　我怎么也想不通，干吗不等到某个固定的时间就不能提前乐一乐。照我 看来，快乐并不是我家的常客，干吗非要让我们这些孩子望眼欲穿，等得心 焦呢！然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还是被打发到街上去了。黄昏降临了，这是一个华灯未上，但却眼看就要大放光明的时刻。由于这个“眼看”，由于对突 然齐放光明的灯光的期待，我的心都差点停止跳动了。我清楚地知道，在谈 绿色的煤气灯光中，在那些镜子般明亮的商店橱窗深处，马上就会出现各种 奇妙的东西——被称为“白雪公主”的雪撬呀，像彩虹一样五色缤纷的螺旋 形蜡烛呀，头戴白高筒小帽的马戏团小丑的假面具呀，骑着枣红色骏马的锡 兵呀，还有爆竹和金色的纸链。不知什么原因，这些东西往往散发出一股强 烈的浆糊味和松节油味。听大人们说，这一天的夜晚是十分特别的。要想等到一个同样的夜晚，必须再活上一百年。当然，这几乎是任何人都办不到的。 我曾经问过父亲，“特别的夜晚”是什么意思。父亲对我解释说，这个夜晚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夜晚。　　的确，十九世纪最后的那个冬夜不同于其他所有的夜晚。雪下得慢悠悠 的，显得十分庄重。雪花大得像一朵朵轻盈的白花从天上飘然而下。所有的 街道上都可以听到低沉的马车铃声。　　我回到家里，新年松树的蜡烛马上就点燃了，于是屋子里响起了蜡烛欢 快的噼啪声，就像刺槐的枯枝在四周不断断裂一样。　　新年松树旁边摆着一本厚厚的书，它是妈妈给我的礼物。这就是安徒生 的童话集。　　我坐到新年的松树下面，把书打开。书上有很多彩色的小插图，这些插 图上面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纸。插图上的油彩粘糊糊的，要想观看它们，就得 小心翼翼地把这层纸吹起来。　　在这些插图上面，白雪宫殿的墙壁闪着焰火般的白色光辉，野天鹅在映 着粉红色云彩的大海上空展翅飞翔，还有一些紧握长矛、独腿站岗的锡兵。 我读了起来，读得津津有味，这使大人们感到十分伤心，因为我几乎没　　有理睬那棵漂亮的新年松树。 我首先读的是一篇描写一个坚定的锡兵和一个可爱的小舞蹈家的童话，然后读了白雪公主的故事。人类的善良品质，犹如一种奇妙的花香，从这本 金边的书里飘散出来。　　后来，我看得疲倦了，蜡烛的热气熏得我昏昏欲睡，我坐在松树下打起 盹来。我在朦胧中看见了安徒生撒落白蔷蔽的那一幕。从那时起，我脑子里 的安徒生便同这个愉快的梦总是联系在一起了。　　当然，我当时还不理解安徒生童话的双重含义。我不知道在每一篇为孩 子写的童话里，蕴含着只有大人才能充分理解的第二层意思。“这一点我是 很久以后才明白的。我懂得，在艰难而伟大的二十世纪的前夜，我能够结识 安徒生这位亲切的怪人和诗人，简直是走了运。他教会我坚信太阳必将驱散 黑暗，人类善良的心灵终将战胜邪恶。这时我已经知道普希金的诗句，“太 阳呀万岁，黑暗呀隐退！”①不知为什么，我深信普希金和安徒生是一对亲如 手足的朋友，他们相会的时候，准是久久地拍着对方的肩膀，并且开怀大笑。 安徒生的生平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的。从那时起，我总是把它想象成一幅幅饶有趣味的图画，就像他童话中的那些插图一样。 安徒生一生都是乐观的，尽管他的童年并没有为此提供任何条件。他于一八○五年，即拿破仑战争时期，出生在丹麦古城欧登塞一个鞋匠的家里。　　欧登塞坐落在菲英岛的一个盆地上，四周都是低矮的山丘。这个岛子的 盆地里几乎总是雾气弥漫，而在山丘顶上却盛开着石楠花。如果仔细想一想欧登塞像个什么，那么也许可以说，它最像一座用发黑的橡木雕成的玩具城。 难怪欧登塞以自己的雕刻家著称。其中的一位——中世纪的雕刻大师克劳斯·伯格曾经用乌木为欧登塞的大教堂雕了一个大祭坛。这个祭坛雄壮威严，不仅使小孩，而且也使大人感到惊恐。 然而，丹麦的雕刻家们不只是雕刻祭坛和圣像，他们更喜欢用大块木头雕凿人像。按照海上的习俗，这种人像是用来装饰帆船的船首的。那是一些粗糙而富于表现力的圣母像、海神涅普顿①、涅瑞伊得斯②、海豚和弓背海马 的雕像。这些雕像涂着黄金、赭石和钻的颜色，而且涂得那样浓，即使年深 日久，海浪也无法把它冲掉或使它褪色。其实，这些船首饰像的雕刻者都是 航海家和本行的诗人，无怪乎从一个这样的雕刻者家庭里产生了十九世纪最 伟大的雕塑家之一，安徒生的朋友——丹麦人伯特尔·托瓦森③。年幼的安徒生不仅在航船上，而且在欧登塞的房屋上见到了雕刻家们奇妙的作品。想必他知道欧登塞那幢极其古老的住宅，它的建筑年代刻在一块 镶着木框的厚厚的木盾牌上，木框上雕着郁金香和蔷蔽的图案。盾牌上还刻 着一整首诗，孩子们都能背诵它。鞋匠们的大门上面都挂着雕有双头鹰的木 招牌，意思是鞋匠们永远只做成双的鞋子。安徒生的父亲是一个鞋匠，但他 家的大门上面却没挂双头鹰招牌。这种招牌只有鞋业行会的会员才有权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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