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对中央领导大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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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粉碎“四人帮”前，华国锋对中央领导大摸底
姚文元后来在审讯中交代说：讨论时，汪东兴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多宣传中央两个文件。还有一些别的话，语言比较激烈。我当时比较麻木，因为从他的发言中，我应该感觉到他对“按既定方针办”已经有意见了。但当时汪东兴也没有说这句话本身错了。
　　审讯员问姚文元：“既定方针”指什么？为什么你认为这条语录就能够“稳定局势”？姚文元回答：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没有想过……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
　　9月30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将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用急件送给华国锋审查。10月2日，华看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面画了一个大问号，立即批示：“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本来乔当天就要在联大发言，因为时差，才赶上修改。但随后，张春桥却批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也同意张的意见。
　　然而，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文中说：“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金光闪闪，字字千钧，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前进的指南，胜利的保证。”“谁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史著把这篇文章看做是“四人帮”下的杀气腾腾的战书，公开向华国锋宣战。此事促使华国锋加快了解决“四人帮”的行动。
　　抓捕“四人帮”后，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审查，责成其交代《永》文的发表经过和与姚文元的关系。日，《光明日报》党委报中宣部批准，对莫艾作出结论：《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命题、内容也基本上是《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事实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莫艾才知道“按既定方针办”不准确。在华国锋10月2日批示指出错误后第二天下午，姚文元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姚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10月4日晚，鲁瑛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
　　另一方面，姚文元又要鲁瑛找人核对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如卫生部长刘湘萍也说记得华国锋就是讲的“按既定方针办”），还派人去找主持会议的谷牧，要他“讲真话”，企图洗刷责任。
　　然而，王洪文在审讯中的交代，却说出了另一个来源：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能是张春桥加的。因为在这之前，他曾对我说过，他最后一次见到主席时，主席拉着他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也不清楚。
　　张春桥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应当是9月8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告别。根据当晚护理记录，再加上抢救医生回忆，证明毛“在逝世前几小时，已插上鼻咽管，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所以，毛不可能对张春桥说此话。况且，从9月5日毛病危起，中央政治局成员是分组值守，毛若对张说此话，其他人不可能都没有听到。华国锋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工作在毛身旁的人，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分析：“按既定方针办”起初确实是记录错误，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四人帮”拼命宣传此话，是想施加舆论压力，希望不要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路线，以这根救命稻草保他们的“稳定”。
　　“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至他们被捕这段时间里，千方百计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权力
　　除了围绕“按既定方针办”这一问题的斗争之外，还有传言说“四人帮”从沈阳军区调了两个坦克师进北京。1999年，华国锋回忆此事时说：张春桥的弟弟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事情的起因是：王洪文看到了许世友的儿子、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写给三○一医院一护士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王洪文把信交给了毛远新，担心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军队怎么办？”毛远新想了想说：“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全靠不住……最好的办法，是尽快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来。”王洪文说：“调动部队要有军委的命令才行。不然，李德生会听你的？”毛远新说：“我给×××打个电话，让他直接下命令，以拉练的名义把部队调到北京附近。”
　　据“文革”后笔者向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证实，调坦克师只是毛远新、王洪文的空想。按照毛泽东定下的铁纪，调动解放军一个排离开驻防范围，都要由中央军委批准。“四人帮”要背着中央军委调两个师进中央所在地北京，再骗这两个师去搞政变，无异于梦呓。
　　虽然调动部队是空想，但给上海民兵发枪却是事实。早在6月毛泽东病重后，张春桥就与王洪文共同授意，多次催促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给上海民兵发枪。由马和徐景贤、王秀珍共同批准，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大量枪炮，连原定入库的2万多支半自动步枪都发了下去。毛泽东去世后，徐景贤去北京向张春桥当面汇报：“已有所准备”，“马老和我们已经给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张听了表示满意。同日，马回到上海，又批示“立即将库存的7万条枪都发下去”。8月中旬，上海总共发枪炮7.4万件，弹药100多万发。9月27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到上海传达他的话：“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四人帮”的领军人物江青，这个时期把眼光落在了毛泽东的档案文件上。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江青从钓鱼台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从她那里“借了两份文件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主席的文件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并由汪东兴封存。9月17日，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武健华给毛泽东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前来吃了闭门羹。
　　江青的第二招，就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吵大闹，如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借毛泽东的遗体保存问题向华国锋发难，等等。她还提出，要毛远新留下参加筹备十届三中全会。因为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三中全会也未确定日程，理所当然地被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拒绝，要他回沈阳。
(责编：祝洋、胡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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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专栏 “四人帮”倒台前最后一张集体照
&&&&图说　　　　□张放&　　1976年，对于国人来说，是个不会遗忘的年份。那年，国人政治生活中，同时发生了好几件天大的事。很多人后来（直到现在？）一直也弄得不太明白，这几件大事之间，到底有没有宿命意味的关联。　　先是大陨石（据说一共有三大块）落到东北吉林。然后是总理去世，“十里长街送总理”。接着，就是唐山大地震。这地震当时认定为7.8级。但看其破坏程度，估计不止8级。紧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走了。然后，就是悲伤的9月9日，毛泽东逝世！　　那天，日子好像凝固了，很多国人突然感到某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强烈的空虚感、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迷茫感，充满于几乎每个平头百姓心中。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思想准备，都不知道没有了毛主席，以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过，尤其不知道新上来的那个姓华的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要做什么，更不知道在那么高的阶层，还有个“四人帮”存在。　　随即，时间进入到1976年10月。那时，哪有什么黄金周，但居然1976年的10月又因为一件大事，成了“北京金秋十月”。10月6日，从广播中，听到了一个让很多成年人可能感到欢欣鼓舞，也可能感到极不愉快的消息：“王、张、江、姚‘四人帮’”垮台了。　　一切倏忽间就都恢复到日常的样子。但很快，就有感觉，日子似乎与之前有些不一样了。报纸上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然后，全国青年人加入到读书热浪之中，然后就不知不觉间，时间猛然过了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谁也没有预测到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日”这一天，它在很多与俺一样大的“60后”心里，变成了雕塑，成了共同记忆和共享画面。　　周末，半夜里，不睡，总喜欢翻些早年青涩的诗来读，也喜欢找旧时剪报和老照片看。忽然，一张照片从老照片堆里滑了出来，进入眼帘。发现背面有字，一读才知道，是照片“说明文字”。　　照片是毛泽东的摄影师于日拍摄的。照片里竟然是“四人帮”在主持一次会议。或更准确地说，是“四人帮”与华国锋在共同主持一个会议。开会地点是中南海紫光阁。有趣的是，毛泽东的摄影师打死都不敢想，这照片拍后两天，里面的三个人将成为阶下囚，更不会知道此后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只是奉命拍照，却不小心留下了这张今天看来十分珍贵的照片。　　从照片上看，“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左排左二）和王洪文（左排左四）两人都身着戎装，与同样戎装在身的负责保卫毛泽东的汪东兴（左排右一），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左排最右边坐着的，是已经成为毛泽东遗孀的江青。　　看“四人帮”的样子，显然踌躇满志。按历史资料记载，这时他们正磨刀霍霍，准备接掌国家大权。据照片背后文字说明，这是王洪文、张春桥和江青（只缺姚文元）在主持会见毛泽东医疗小组成员之后的一次会议。当然，最重要一点，这是他们被捕前最后一次开会，也算是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吧。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张春桥提出要召开中央全会，力促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他们哪里想到，此后过到第三天，他们自己就遭到抓捕，进了秦城监狱。正因为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开始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假如，他们真的成功把持了生杀大权，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种面貌？假如，他们真的把邓小平开除党籍，中国历史走向又会怎样？他们会弄个另样的“改革开放”，还是会继续在既定道路上走下去？当然，历史不能开倒车。因此，这些“假如”只能算扯淡。 张放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揭秘四人帮狱中生活与最后结局(图)(37/1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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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审判“四人帮”的现场照片
王洪文死于肝病
江青以自杀告终
张春桥癌症病故
姚文元的离去
王洪文死于肝病
1977年7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
“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1980年，王洪文的弟妹们曾经获准前往秦城监狱，探望王洪文。
王洪文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即王洪武、王洪双、王洪全、王桂兰。
王洪文的弟妹们，在王洪文飞黄腾达的时候，仍过着平常的生活，并没有沾大哥的光。正因为这样，在王洪文倒台之后，他们也依然过着平常的日子，没有受到牵连。
王洪武、王洪全在长春老家农村务农:王洪武在长春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王洪全在西新乡百家屯。王桂兰在吉林市，家庭妇女。
王洪双在1958年参军，1962年转业到陕西省武功县飞机修配厂工作。
王洪文的弟妹们接到通知，赶往北京。他们在秦城监狱见到了长兄王洪文。见面的时间总共四小时──上午两小时，下午两小时。
这是多年以来弟妹们与王洪文唯一的一次见面。
王洪文叮嘱弟妹们好好劳动，好好照料母亲。
1980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对于王洪文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洪文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日 王洪文 “长沙告状”。
日 王洪文 诬陷陈毅；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
干部的材料；
策划、指挥“上柴联司”武斗事件；
组织指挥上海康平路事件。
日 王洪文 组织第二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日 王洪文 法庭辩论。
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审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是党和人民的一致要求。198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特别决定，宣布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在如何判刑的问题上，是经过不少的争论的。有人主张轻些，说将这些人养起来算了；有人主张重些，提出一定要判处死刑；也有人提出不轻不重的判法。可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杀声，这对我们也是一种压力。在全体审判员会议时，大家同样认为江青、张春桥等人死有余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开始都准备判决杀，但反复考虑以后还是不行，一要顾及国内外的影响；二要设想后代人怎么看，不能以一种义愤情绪来决定。
我们充分陈述了自己意见后，很快得到了各审判员的支持，最后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即将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别的主犯则分别判以无期或有期徒刑。王洪文还年轻，他自己就曾说过，十年以后再看分晓。对他判轻了可能还会出来起作用，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响仅次于江青和张春桥，所以将他判为无期徒刑。姚文元本来也应该重判，后来考虑到他搞的宣传活动许多都是上面指示了叫他办的，对他判重了就不大公道了，所以判了个二十年徒刑。
日上午，第一庭和第二庭的十名主犯全部押到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十名被告显得十分紧张，他们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将受到什么样的惩处。江青尽管平时装腔作势，这时也沉不住气了，当我念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时，还没等我念出“缓刑二年执行”，她就慌忙叫喊起来。待我宣读完对江青的判决，法警立即给她戴上手铐，这时全场破例地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由于江青企图挣扎和还想喊反动口号，头发也散乱了。我看到江青正想捣乱，立即下令道:“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当时我太兴奋了，竟少说了一句话，应该在下令前，先说由于江青违犯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依法将她赶下场的。当全部宣判完毕，并由江华庭长宣布将十名罪犯押下去交付执行时，全场洋溢起欢庆胜利的声浪。
历时两个月零七天，开庭四十二次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公开审判胜利结束了！根据判决后的国际舆论来看，我们做得是正确的。
1981年，在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不久，他的母亲王杨氏因脑溢血在长春去世。
在“四人帮”之中，王洪文最为年轻，也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但是，可能由于在“四人帮”中他的阅历最浅，心理承受力也最差，所以他在狱中显得非常苦闷，长吁短叹，愁眉苦脸。沉重的心理压力，使王洪文病倒了。
据王洪文弟弟王洪双说，王洪文自1986年起，离开秦城监狱，住入公安部所属北京复兴医院。他与张春桥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医疗条件不错。
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病逝电讯，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于1986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
据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工段月忠说，王洪文死后，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为王洪文送行的有王洪文的妻子和王洪文的兄弟。段月忠回忆说:“他兄弟跟他长得真像！”
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他的一生。
如今，王洪文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在上海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与王洪文的弟妹们常通信，而且还多次从上海前往东北老家看望他们。
江青以自杀告终
江青最后以自杀告终，有点出人意料。
关于江青自杀的消息，是由新华社发布的，全文如下:
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日保外就医。
6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四版的一个角落刊载了这一消息。
江青终年七十七岁。
最早报道江青自杀身亡的是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说来自北京的消息，“江青上吊自杀”。《时代》没有透露消息的来源。消息还说，江青自杀是因为“不愿忍受咽喉癌的痛苦折磨”。
日本《文艺春秋》周刊发表了江青的所谓“绝命书”:
“毛主席领导人民经过二十多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现在被邓小平、彭真、###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吞并了领导权。主席除刘未除邓，后患无穷，国祸民殃。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见你了！”
江青在5月10日，突然撕掉她的回忆录手稿，这表明她的行动已经开始异常。
5月13日，江青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写了“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江青以为这天值得纪念，是因为二十五年前她被提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
5月14日凌晨，江青趁护士离开之际，用几条手帕结成一个绳圈，吊死在卫生间里。
5月18日，江青的遗体火化。
江青的自杀，使人感到意外，是因为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促成她自杀:罪已经定了，刑已经判了，不存在“畏罪自杀”。何况，当法庭宣判她“死刑”，她未及听清“缓期二年执行”，就大叫大闹起来，表明她是怕死的。
1991年——她已经被捕十五个年头了！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加上疾病的折磨，她终于不想再活下去了！
当然，如果细细“考证”起来，早在她当年与唐纳吵翻了的时候，日写了《一封公开信》，内中谈到过自己当时有过自杀的念头:
……我像一个瘫子，呆呆的坐在地上，望着窗外的树枝在风里急遽的颤抖，那蔚蓝天上的云朵，啊！我永不忘记那一片片匆匆的掠过的白云，我想自杀了！因为我没有再出走一次的勇气和能力，我的身体坏到极点了。同时又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诉说一下心中的痛苦。这个自杀的念头在我的日记上是写着的。可是我已经答应蔡楚生先生拍《王老五》，一种责任心，同时也是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可是我却陷在一种很厉害的郁闷躁狂里！我时常捶自己的头，打自己，无故的发疯一样的闹脾气…… (注:载日9卷4期上海《联华画报》。)
在五十四年前，二十三岁的蓝苹没有自杀，是因为“一线希望使我活下去”；
五十四年后，七十七岁的江青再也没有“一线希望”了，她自杀了。
江青自杀的新闻昭天下，连“女皇”本身也已彻底绝望，回天无术了。但也必须警惕，希特勒自杀了四十多年之后，德国还有老式纳粹的孑遗和新式纳粹的余孽。江青自杀的新闻也有这样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提醒人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不能放松，要永以为鉴，方能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实，江青之死，使人们记起她当年“鼎盛”时说过的话:
“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
她厌倦了“不死不活的养着”的日子， 终于横下心来，早点结束这样的日子。
张春桥因癌症病故
张春桥终于走到了他的人生终点。
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在此之前，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姚文元的离去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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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在观点看，王洪文官升那么高，其亲弟、妹扔是平头百姓，不可思意。
好象倒是值得研究的。
引用:原帖由 夏竹51 于
16:22 发表
用现在观点看，王洪文官升那么高，其亲弟、妹扔是平头百姓，不可思意。 可以解救一家族。
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无聊，四人帮就这点罪？
复兴论坛网友
我痛恨四人帮，我不喜欢江青
但是，当年在审判席上，江青有一句话影响深刻：当年在革命紧要关头，需要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危难时候，你们都跑哪去了？
如果就纯政治而言，不管观点、立场的对错，有的人充其量只是个政客，或者叫投机钻营者，作为女人，作为一个献身政治的人，江青在任何时候都能挺直脊梁，我认为她起码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不是墙头草。
复兴论坛网友
看看现在，最基层的普通干部造的罪孽比“四人帮”要深好几倍。
好一朵向日葵
今非昔比。
我记得在当年批“四人帮”时，全国人民确实是兴奋了一下。可时过境迁，如今再去说“四人帮”如何如何，恐怕会适得其反了。因为现在的贪官污吏们不比“四人帮”好到那里去，还不如“四人帮”廉洁奉公！
失败者，有其必然，没必要再羞辱。
因为现在的贪官污吏们不比“四人帮”好到那里去，还不如“四人帮”廉洁奉公！
复兴论坛网友
现在的贪官污吏们不比“四人帮”好到那里去，还不如“四人帮”廉洁奉公！
复兴论坛网友
复兴论坛网友
比比这30年的历史，到底谁是灾星？
比现在的最普通的干部要好千倍！30年的事实证明，祸国殃民的灾星根本不是“四人帮”。
好一朵向日葵
比比这30年的历史，到底谁是灾星？
比现在的最普通的干部要好千倍！30年的事实证明，祸国殃民的灾星根本不是“四人帮”。
好一朵向日葵
这30年，使中国基本摆脱了中世纪的历史而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虽然还有中世纪深重的痕迹。
不贪污当什么官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现在有多少国妖？
复兴论坛网友
引用:原帖由 气吞六合 于
10:06 发表
这30年，使中国基本摆脱了中世纪的历史而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虽然还有中世纪深重的痕迹。 士大夫之不耻乃国耻。现在有多少昧着良心说话办事的人？
复兴论坛网友
回复华仔生于1968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
瞪着眼说假话.无耻!张春桥在法庭上有过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邓小平闻后暴跳如雷.江青是被害死的,这些东西只是秘而不宣而已,
复兴论坛网友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讲话&&
［ 作者：佚名& & 转贴自：资料提供 砂砾& & 点击数：650& & 更新时间：& & 文章录入：小小少年 ］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讲话
（张宏良按：最初看到张春桥这个讲话感到十分疑惑，因为30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张春桥在法庭上始终一言未发，不过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的确很像张春桥的讲话。张春桥讲话的历史基点和凝练风格是很难模仿的。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的讲话更加简练。对！邓小平讲话是简练，张春桥讲话是凝练，简练的讲话容易模仿，凝练的讲话很难模仿。从这个讲话题目和内容看，张春桥事先已经预料到了政敌的胜利和自己的悲剧结局，他却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见风转舵，及时投靠对方，而是坐等灭亡的最后降临。在此张春桥的“弱智”和邓小平的“睿智”形成了强烈反差。附件中是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两封信，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导致了邓小平1975年复出，并且不是一般复出，而是党政军大权在握；给华国锋的那封信不仅导致了邓小平再次复出，而且最终还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特别是邓小平给华国锋的那封信，如同致幻剂般让华国锋迅速迷失了自我，洋洋自得地对陈永贵等人说：“我给了邓小平第二次政治生命，邓小平肯定会感激我一辈子”。张春桥一直被指责为是老谋深算的“军师”，既然是老谋深算的军师，就不可能不懂得诸如“屋檐低头”“蝼蚁贪生”这类连低等动物都知道的活命哲学，导致张春桥明知是地狱而仍然前行的，其实是所有历史变革者都难以克服的手段和目的之间二律背反的内在悖论。正是这个历史悖论推动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推动释迦牟尼苦苦冥想于菩提树下，推动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推动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人感觉政治话语太复杂，不好理解，就看一下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吧，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学者还是市民，那些竞争的胜出者凭借的是什么？是更有道德更有才能？还是更加阴险更加卑鄙？懂得了日常生活中这个现象，也就懂得了历史变革者总是悲剧命运的深刻道理。下面是张春桥的讲话和邓小平的信。）
我的发言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即将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权机器前为自己辩护。但既然今天你们还打算维系一个伪善的辩护程序，我不介意在这里和你们安排的旁听者聊几句。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纯洁无暇的圣人。这个社会有100条或更多的理由指控我有罪，但正如我预料的，你们指控我的罪名在这100条之外，而且制造的罪名非常不专业。比如说与林彪集团合作。那些为我炮制罪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次曾和林彪集团一起密谋杀光所谓的“文人集团”，也就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们会给自己曾经的同谋翻案，同时继续称我为罪人——我会很高兴你们这样做，因为我耻于让另一个懦弱的反革命集团分享我被走资派打击的光荣……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你们试图继承他的权威，你们试图继续尊他为领袖，你们试图宣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脉相承，你们知道甚至不能和逝去的伟人对抗……但你们绝对不同意毛主席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本能地要保护自己官僚机构的特权……
因此我们被推上这个审判台来为毛主席的“错误”负责，我对此既感到光荣，又感到惶恐……我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执行者之一，断然不敢独占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但我很乐意看到，我因为这一路线而被审判，这是一个光荣的职责！
我知道，我们其中有人会认罪，会痛哭流涕地忏悔，会声泪俱下地揭发自己和林彪集团的合作……这同样在意料之内……历史总会在恰当的时候甩下一些人，因为他们本来就不配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更加当不起这份光荣。当然，你们不会因此饶恕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限于污辱自己……
就在我被审判、被指责的时候。人民公社正在被解散，独立的工业体系正在瓦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以各种罪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庭判罪、私刑处死。那些联动分子正在迅速的被提升，千百万重新获得权力的大小官僚正快活地让子女联姻，为利益集团补充新的血液……这绝不意外。
而且由于你们窃取了人民几十年积累的工业财富，你们有能力在短期内收买人心……让被蒙蔽的人民一起声讨我们革命派的罪行……
这种小伎俩混得了一时，能混一世吗？慎重的说，或许能吧；如果这“一世”指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
我还不老，在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看到你们的灭亡，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堕落，看到你们的子孙走向疯狂！看到你们镇压群众，看到你们在群众中埋下另一次革命的火种！
附：邓小平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信
邓小平给主席的一封信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邓小平给华国锋的两封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四人帮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
顺致诚挚的敬礼！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复兴论坛网友
那时的社会不想现在&&开后门已算可耻的了
复兴论坛网友
四人帮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不腐不贪，而现在的大贪污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就连副科级也要贪上100万元。
[ 本帖最后由 呦米塔 于
11:11 编辑 ]
复兴论坛网友
现在这个烂社会不出贪官才值得大惊小怪
复兴论坛网友
就事论事,四人帮的确罪恶昭昭,但现在的为官贪腐不容小视,以上诸君比如或许不妥,但社会矛盾的急剧加深会带来社会的动乱,当局者警醒呀!
读历史有感
好在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
复兴论坛网友
四人邦犯什么罪了？你去看看指控他们的罪行，再对比一下今天。
复兴论坛网友
右派精英们要复辟倒退，而他们认为，只有分裂、消弱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才能达到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目的，从而加快复辟资本主义步伐。现在看来右派精英们确实野心不小啊！！！
好一朵向日葵
今非昔比。
我记得在当年批“四人帮”时，全国人民确实是兴奋了一下。可时过境迁，如今再去说“四人帮”如何如何，恐怕会适得其反了。因为现在的贪官污吏们不比“四人帮”好到那里去，还不如“四人帮”廉洁奉公！
复兴论坛网友
华主席退出政治舞台之后，右倾派对真正的贪官污吏不公判，还培育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腐败系统，这样使人觉得很奇怪。
好一朵向日葵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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