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录：彭罗陆杨事件纪实之公元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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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录：彭罗陆杨事件纪实之公元一九六六年
文革录：彭罗陆杨事件纪实之公元一九六六年
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彪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央常委。纪要经毛泽东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会议，拟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试图将已经开展的批判运动约束于学术范围之内。2月中，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与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陆定一谈笑风生，将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但一个月后，毛泽东在杭州彻底否定“二月提纲”。
1966年2月2日至22日，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由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次座谈会的纪要经过毛泽东几次亲自修改。这两件事在进行过程中都有意保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不知道。
1966年3月3日，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通知罗瑞卿到京西宾馆出席对他的批判会，会议本由邓小平主持，但邓小平以视察西北为由推脱，实际是彭真主持。此次四十二人参加的京西会议火药味浓烈，罗瑞卿饱受刺激，随后跳楼自杀未遂。
1966年3月4日至17日，在有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以及公安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京西宾馆会议”上，罗瑞卿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诬陷为“篡军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被迫跳楼双脚跟骨致伤，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批评彭真主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并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说这个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什么吴啥、翦伯赞，是中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毛泽东还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泽东的谈话，不只是对彭真、陆定一的直接批评，同时表明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清算中央内部“修正主义”的革命。
1966年4月10日，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
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关起门来统一思想”(康生语)。在会上，康生、陈伯达一起大批彭真在批《海瑞罢官》以来和历史上的所谓“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中央通知，批判和撤销《二月提纲》。
1966年4月16日起，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并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集中到上海加紧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的最初稿子中尚没有点彭真的名，后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修改时专门加了一段点名批判彭真的话，毛泽东同意了。
从1966年4月14日到30日，毛泽东在17天中先后8次审阅修改《通知》稿，并加写了好几段重要文字。
1966年5月8日，陆定一从安徽回到北京，开始被软禁。彭真也失去了人身自由。陆定一以“反对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彭真以搞“反革命政变的头目”等莫须有罪名被批判。
1966年5月4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四人。彭真的罪名是主持制定《二月提纲》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罗瑞卿则因抵制林彪宣扬的个人崇拜及其“突出政治”论而获罪。陆定一的罪名一则来自其夫人严慰冰多次以匿名信反对林彪、叶群，二则反对林彪“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提法，三则同彭真一起抵制批判《海瑞罢官》。杨尚昆之罪即为窃听器事件（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谄）。此次会议停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同时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至此，毛泽东完成了夺权第一步。彭罗陆杨事件是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陷害、打倒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及军队领导人的第一个事件。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撤销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
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康生为顾问。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政治局常委，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其后短短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推波助澜下，造反浪潮在全国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陶铸为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越来越大，本身的人事也发生很大变动，逐步取代了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文革实际指挥机构。这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关键一步，既在组织上清除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障碍，成立了实际指挥班子，又为文革提出了一套理论和方针。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江青集团亦由此获得巨大权力。&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罗、陆、杨四个人的决定。
1966年12月12日，杨尚昆从山西被揪回北京，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二万人大会，和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同时批斗。毛泽东决心要斗倒杨尚昆的导火索是“窃听器”事件。在文革前夕，有一次毛泽东专列停在长沙车站，一名通信兵在站台上见到毛泽东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口音开玩笑，而其所说正是毛泽东在车厢和张玉凤说的话。毛泽东立即盘问该通信兵，得知是罗瑞卿布置。而罗瑞卿则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求他在车厢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罗瑞卿并出示了政治局决议文件。
1966年12月21日，罗瑞卿被林彪、江青指使的红卫兵从医院劫出，押到海淀区罗道座卫戍区部队驻地“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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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彭德怀元帅
　& 文革时我在北京航空学院任焊接专业三年级班主任。1967年7月上面希望学生不再外出串连，提出&复课闹革命&，规定班主任要和学生三同。于是，我便和该班学生在一起活动。在闲聊中，该班北航红旗的勤务员（即领导成员）张寿山和另一名姓叶的同学，告诉我1966年11月他们等4人赴四川想把彭德怀抓到北京的经历。
　　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批斗彭罗陆杨大会。在大会主席台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对北航红旗二把手井岗山说，听说你们北航红旗很利害，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去成都把彭德怀抓回北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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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批彭罗陆杨(1966年)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时
间: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地
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主持人 :邓小平邓小平（主持人）讲话：　　　　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刘少奇讲话：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不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个人都是掌握我们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负责人，要害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在党内，在人民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副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责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
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
彭真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反对的、抵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当前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彭真是坚决反对的，他极力把运动拉向右边去，拉到与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对城乡四清运动，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实际上也都是反对的。这是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到当前紧要关头，他们就过不去了，他们就不能不出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玩了那么一些小手腕，这从“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迫不急待地用非法手段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针。这不是偶然的。
这件事情上，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彭真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也是很猖獗的，他极力争夺领导权，反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包庇坏人坏事，他对主席亲自主持的“二十三条”，表面赞成，实际抵制，他在河北厅的几次讲话，都不是“二十三条”的精神，相反，他是要按照《前线》发刊词办事，以发刊词来领导运动。有人讲，每年要学习一次发刊词，有人讲，工作队队员要人手一册。这个发刊词，是不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彭真的纲领，他要以发刊词来代替“二十三条”。
华北局派工作队到北京，参加四清运动，都被他赶走了，有的地方，四清搞得好的，北京市委却去翻案，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北京市多数单位的四清是搞得不好的。当然还要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是基本好的，多少是基本不好的，但就现在已经发现的，都证明是坏的。
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彭真领导下，北京违反中央政策，违法乱纪的事是不少的。彭真参加了一些国际反修斗争，我和邓小平同志出去，都带他一道去的，是想在斗争中培养他，但他在多次斗争中，我们亲身看到，都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我们中央写了许多反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发表以前，我们看过，也都送彭真看，他也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反修斗争，只有一次是由他负责，当团长，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去的还有康生、伍修权同志。这是一次激烈的斗争会，那时中央每天都有一个电报指示去，抓得很紧，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但是就是在这次会下，他也是表现得不够坚强的，是比较勉强地去进行斗争的。还有一次由他带队，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印尼共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他没有履行党中央讨论的任务，却用了绝大部分时间去拜访印尼政府的负责人、拜访苏加诺，对党的活动不积极参加；他在印尼共马列主义学院的演说，内容是好的，但那篇东西，是北京草拟好带去的，我也看过（康生：他也是没有提过一点意见），不是他写的。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
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彭真上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他在干部中多次讲，毛主席犯了许多错误。他也反对党内外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中央批发了，到今年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学习决定的通知。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来表演，表现自己，顽固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
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
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直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全国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取得很大成效，工农兵学哲学，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在屋子里是写不出的，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写不出来。陆定一反对工农兵学哲学，杨献珍也反对，他们对工农兵哲学是看不起的，冷嘲热讽，说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等等。陆定一还反对毛主席著作进课堂，教科书上也是不许写的，长期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同彭真一道反对文化大革命，右派写的文章不积压、不审查、也不用批准；对左派的文章就要审查，一审查就没有下文，长期扣压左派写的文章，有的一压好几年，打击左派。他们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陆定一多次同外国人、中国人谈话中都是大反斯大林，不反赫鲁晓夫。这是这个人的特点。
斯大林有缺点错误，但重点不应该反对斯大林，而应该反对赫鲁晓夫；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这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请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搞。他对康生同志搞的反修文章是不提意见的。作为副总理，对文教口却不大管，但副总理是要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邓小平讲：搞******，尽听一些小话，结果是自己上当，大方向要看清楚，不要靠听小话。）我们到外国去，在室内就讲相反的话，真正的话是不在那里讲的。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的，杨尚昆在五八年以前，中央开会杨是公开安装录音机录音，后来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五九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
一九六一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搞这事他一个人搞不了，总还要别人来安装，要有人收听，还要放。事情暴露后，毛主席就要严加追查，是谁搞的，就要开除谁的党籍。这时杨尚昆就把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安装的******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
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后有些会议，要公开录音的，都要经过请示，批准；安******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下也一律禁止。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六零年以来发生六十多次政变，其中有五十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策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这次事件的揭露是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党内发生这类事件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后，党内发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次是第三次。历史上也有过。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不发生那才奇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好事。少数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可以教育千百万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强了。　　现在党内外，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到一定时候，就要站出来。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须在党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
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之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非斗不可。苏联赫鲁晓夫不搞世界革命，搞和平共处，美国高兴，但是到最后美国还是不会饶过苏联的。帝国主义之间还要打仗，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就会搞得那么好、那么一致，是不可能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搞世界革命，世界的反革命就要搞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阶级斗争高潮过去，会有低潮，但以后还会有更大高潮。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一直要到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别也消灭，不然总是没有完，停止不了的。不论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
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发生这种事解放后有三次。办法只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用剥笋政策，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历史上造反的事情多得很，修正主义要把中国统一，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结果只会有二个，办法只有剥笋政策，剥不掉，搞修正主义，就应当造反。　　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问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陈毅同志插话：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识别他们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邓小平说：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拥护列宁反对斯大林）。识别他们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是可以识别的，需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就是站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就可以识别。如果站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可能看不清，识别不清。特别是迎合你们的某些需要，就会被迷惑更看不清了。
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识别那些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反党分子的面目。因此，彭、罗、陆、杨事件不是说同各位没有关系，不是说同各党派没有关系，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是造反要不要表示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是增加了你们自己的责任。党内发生这个重大事件，各位是很关心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有不少党外朋友担心这个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党外的当权派是幕前的少，幕后的多，总起来讲为数不多。有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变，不知不觉地放了一些毒也要批判，进行帮助，不但是重点，对他们还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要改变，但不能太急。在这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只要你不对抗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认真考虑问题，可能会改变得快一些；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固定了，不能改变，只要不是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作为重点人物批判。批判的方式也要考究一些，要采取帮助的态度，团结的态度，善意的态度。如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要批判，但不能同批判邓拓、陆平一样。你们关心文化大革命，恐怕主要就是关心这点：怕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是都一样的批判。可能有些中学生、大学生乱搞一气，但他们以后也会懂得的。联系到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翦伯赞、吴晗是党内的，还有是党外的。
党内权威统治了学术部门、统治了一个系的情况，要改一改，不要再垄断的。不论中国和外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旧文化，作为体系是必须彻底攻破；但在这些文化中间，对今天人民斗争有些有益的东西，还应该吸收过来，作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养料。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一切旧文化，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不研究就不了解。但是，必须在彻底批判分析后，才能吸收有用的精华。不彻底批判，对什么要吸收，什么要扬弃就搞不清楚。同时，必须创造性地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仅仅吸收旧的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有很大的创造。要把旧的吃掉、消化，好的吸收，不好的扬弃。马克思主就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
要在马列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吸收旧文化中有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都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文化也要消灭，要吸收有用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搞彻底的革命。当然不是斩断历史，否定一切，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斗争，要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三个差别，同时并进。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就吸收了好的东西，如唱腔，动作，基本功等。芭蕾舞是外国的，是从来不敢动的。中国的两个芭蕾舞就搞的不错，这是开始，是成功的典型，发展前途是无限的，远大的。　　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
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就是机械唯物论。毛主席亲自经历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比马克思、列宁多得多，斗争激烈多得多，也伟大的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继承了人类一切先进思想，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很高的预见，预见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就去世了，没有同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重大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列宁活了五十四岁，在十月革命后六年就死了，他是了不起的天才，也有很高的预见，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但是，列宁也没有经过同毛主席经历的那样的长期的、激烈的，复杂的多方面的斗争。
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超不过的。我们是经过各种事变，胜利，失败，再到胜利，既打国内的敌人，又打国外的敌人，有公开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现在我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功，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为革命群众所掌握，就化为极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亿万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在改变我国人民群众的面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来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说工农兵不能学理论、哲学，这完全是书生的话。工农兵写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我也写不出，没有丰富的经验，不经过反复实践，是写不出来的。学了而且要用，要经过多次失败，成功，最后才能成功，写出文章，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一切。
山西的解悦是个细纱女工，写了一篇哲学文章，这样的文章工农兵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小学毕业就可以，不识字也可以，文盲的记忆力就很好，我们是把事情记在本子上，他们是记在脑子里。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就有可能尽快地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物质面貌。现在是否可以说，少数人垄断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房子里搞东西，总是要错误百出的。毛主席著作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用工农兵的语言，通俗的语言，写出马列主义高水平的理论著作。毛主席说，马列主义的通俗化是个大问题。通俗化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的文章比较容易看，但是毛主席的通俗化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把毛主席著作给工人、贫下中农一念，他们一听就懂，不识字也懂，因为是代表他们讲的。（陈毅：毛主席著作没有学生腔。）知识分子故意把文章写的人家不懂，好像人家一懂就水平不高了，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没有解决。很高的理论水平，又能为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二者的统一，许多人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
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在全世界普及，但就其规模深度讲，没有像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普遍深入。我们国家的文化、理论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由此再联想到那些讲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人，会认识到应当把他们打倒。这样，要搞修正主义，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企图篡党，篡军，复辟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逞了。因此，这是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根本条件。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已经延期一次了，上半年是开不成了，文化革命搞的大家抽不出时间来，势必要延期。（康生同志：这是全国最大的民主。）改到什么时候开，人大常委可以讨论，是下半年开，还是明年开？可不可以改成不定期？宪法规定一年开一次，有时多开，有时少开，战争来了也可能几个月开一次，有时几年不能开，这个问题请各党派交换意见，什么时候开现在不定，请从大常委决定。（完）邓小平讲话：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文化革命才开始，连我们自己也还要经历新的改变，高校招生将用选拔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还要不断的接触新的事变，都会接触到各阶层，要经常引起内心斗争和社会斗争，很值得大家研究这些问题。根本观点是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
文革时期的毛邓关系
在认为是其社会主义最重要实践时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泽东以打倒、选拔等方式选择了很多的中央领导人，唯有邓小平的选择最为出人意料，也最富有戏剧性、悲剧色彩。 　　在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但在毛泽东的特别关照下，并未收到很大的人身冲击，政治命运一直存在转寰的余地；到林彪事件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大动荡后，邓小平被作为接班人的候选者之一，由毛泽东直接点名“浮出水面”，直至主持国务院、中共中央工作；大半年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再一次将邓打倒，但毛也是日薄西山，不一年“别了人间”。毛、邓关系贯穿“文化大革命”10年，在每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都能依稀甚至强烈地感到他们关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研究他们这段时期的历史，无疑是一个有趣味的课题，本文就能见到的历史资料，希望能够窥到一些堂奥，以就教于方家。　　一、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既定的接班人之一　　毛泽东确定接班人人选是在1953年底。[1]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已经改变了各地方大行政区划的设置，将地方主要领导人调入中央，担任主要党政职务。其中，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主持经济工作的不满，1953年3月，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削减了此前一直由周主持的政府日常工作的职权，让其只负责外交，高岗则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负责最主要的国家计划工作；[2]刘少奇支持的新税制改革、山西合作社问题、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而高岗则在这些方面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尤其是东北在支撑朝鲜战争与斯大林支持方面，高的地位凸现了出来。[3]　　但是毛泽东不愿意改变历史形成的权力格局，或者说，毛对高岗并未完全信任，[4]毛泽东则是年底准备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计划搁浅，毛此种权力分割，实际主要是对其接班人的培养，其担任主要政治角色无人疑义，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却屡有波折。　　“高饶事件”后，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渐趋明朗，但毛显然不期望以刘个人接班，而是扶持一个“班子”，即有一个集体成员，“防风林”，以防不测。[5]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持书记处的邓小平以及军队工作的林彪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6]但是，毛泽东始终将接班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培养，也始终将这些“接班人置于考察、待定的状态，权力的分割尤其是核心权力如军队、组织权力的移交并未进行。到了毛认为他所进行的事业、他所需要执行的路线出现问题，他仰赖的权力体系出现了不令人满意的状况时，他就要奋起反击，甚至不惜打碎一切旧的、他曾经扶持与建立的权力体系。这时候，他就寻找、培养新的继承人，以取代旧的权力体系，毛泽东对此毫不犹疑，按江青的话说，就是“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7]。胡乔木也曾委婉地说，毛泽东比较缺少充分宽容的美德。[8]　　1956年中共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的深刻影响下召开的。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探索，如将党的代表大会仿照人民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5年一任，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9]这一建议得到大会的赞同，邓小平在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认为此举最大的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能够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10]但毛此提议只在1958年初实现了一次，即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否定了八大关于政治路线的提法，重新回到毛泽东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以政治运动推动经济发展及以速度为指针的经济建设路线，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否定八大稳妥的经济建设路线而发动“大跃进”的主张合法化。[11]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另一项党的领导体制重大变革是将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能明确化并进行分工，这是其对接班人体制探索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1953年进行中央领导层一线、二线分工的探讨时，遇到了挫折，但毛还是在956年的八大上再次提议，设立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作为中共中央的日常党务的办事机构，以与中共中央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分开，改变以往中央政治局集决策、执行权力于一身而高度集权的状态，并使其相互监督。［12］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使其正式进入接班人群体。次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谈到他在前1年八大上提议设立的中共中央名誉主席问题，表示接班人是刘少奇、邓小平，并表示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13] 1959年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这一时期，毛泽东渐渐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明确地推向前台。　　但是，对毛泽东关于书记处与政治局的权力划分及一线、二线的分工不可评价过高，只是毛泽东某一时期或者说仅是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冲击最为剧烈的两年（1956——1957年）的一个思考，在1957年毛泽东断然发动针对知识界的政治打击后，毛泽东重新高度专权，接连发动系列的政治运动，并对党内高层开展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斗争清洗。党史专家黄峥先生说，“后来的实践表明，所谓一线、二线，在工作范围和起止时间等方面没有形成清楚的划分，毛泽东事实上也没有完全退居二线”，[14]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直为党史研究人物所重视、也为一般民众所熟知，似乎没有疑问，但毛在准备让刘接班的过程中，一直还有另一种准备，即如果不满刘作其他选择时，必须能有适当的候选者，这就是“防风林”，即接班人群体。所以，在其准备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仍然“顾问”着中共中央的主要行动方向与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毛对自己习惯且自信的领域十分在意，他一面进行文化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大“反右派”运动的“战果”，使知识分子完全服膺于毛的个人权威，曾经对其有所怀疑的拥有一定独立、自由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群体遭到整肃，一度能够自由讨论的政治空气被强行压缩，毛泽东的话语霸权依赖国家机器尤其是公共舆论的宣传、支持独一无二地建立了起来；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其引以自豪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开始了以速度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实验，这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极为看重，认为是功不在禹下的圣人事业，15是他经过严重努力而得来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为此，毛泽东不惜对前两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以严厉批评，甚至有以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更换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动议。[16]毛泽东将原属国务院的职权集中于中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大权独揽”。[17]毛泽东个人地位通过批判周恩来、陈云主持的“反冒进”得以“居高临下”，以前可能与毛商议、平等协商的气氛完全改变，毛泽东的绝对个人权威在党内由此确立。[18]　　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就成为毛泽东判断是否其路线的追随者还是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的主要标准之一。以后，批判彭德怀、批判邓子恢、批判刘少奇莫不如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以此为开端，所谓批判《海瑞罢官》戏剧中主要指称“分田”，即是60年代初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单干风”。[19]　　这期间，毛泽东开始对党内对其“大跃进”等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及军队建设诸问题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进行政治斗争，为防止出现匈牙利事件及苏联赫鲁晓夫式人物作准备。[20] 1958年整肃军队内部具有很高威望的“儒帅”刘伯承，1959年整肃彭德怀，都是出于对接班人的担忧。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明确警告全党，如果不能听从毛的指挥，他当重新走上井冈山，“打游击”，作好解放军分裂的准备。[21]　　毛的“经济大革命”——“大跃进”实验遭到空前的惨败，直至天怒人怨的地步。[22]毛个人权威受到挑战，不得不有所收缩，不仅是经济政策的让步，在政治权力上也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甚至陈云主持工作，所谓一线、二线在60年代初的三四年里成为一种被迫的事实。所以，邓小平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说：“到了60年代初期，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23　　1961年9月，毛泽东借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之口，回答了为国内外普遍关心的毛之继承人问题。毛直言刘少奇就是继承人，说：“我死后，就是他。”[24]这是毛正式公开宣布刘为自己的接班人。但仅仅过了3个月，毛泽东就反悔了，察觉到刘少奇对其路线并不“忠诚”，尤其是对其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其倾注无数心血的“三面红旗”并无明确肯定、对“大跃进”运动的灾难严加指责的举动非常恼火，[25]紧接着的几个月是刘少奇全面主持调整工作的时期：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现在处在“类似非常时期”；3月，召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明确提出1958年以来党所犯的主要错误及原因，并对“三面红旗”再次提出保留意见；[26] 5月，刘再次主持常委工作会议，要求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切实退够，以断然措施，准备慢；同时，也支持周恩来、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关系的调整工作。这些调整措施特别是1962年上半年开始的“单干风”出现迅速扩张的形势和彭德怀要求平反事件，[27]已经严重影响到毛泽东对于刘少奇“改革”的底线：“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质的定性和庐山会议不能翻案。于是，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出现了右倾，决定反击。[28]可以说，毛泽东对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的确定到此已经动摇，其注意力开始转移到防止刘少奇等的“修正主义”和对林彪的扶持上。［29］　　针对刘少奇频频检讨中央决策失误，毛泽东也坦承自己的失误，但毛却是认为放松了阶级斗争，是“见事迟，抓的慢”，[30]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谈阶级、阶级斗争，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进行反击，正式在党内开始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31在会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作为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党内代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也被攻击得很严重，刘少奇言语不多，接受了毛的“反修防修”理论；[32]会后通过的会议公报，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断言“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33　　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对于毛泽东于接班人的选择，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如果说，这之前，毛于刘还有期待、观察甚至期望转圜的话，这之后，毛所做的重点就是防备刘的“修正主义复辟”和再选择更换刘的接班人。“四清运动”由此展开。于是，毛对林彪主持的军队工作一再加以肯定，树立了诸多的英雄模范和标兵典型，[34]对林的身体健康也一再表示关注，35对林巩固其在军队系统的权威、打击不服从的对手也给予支持。36林彪迅速地“走红”，坚定地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言语进行鼓吹，以符合百姓语言习惯、战士文化水平的方式造成对毛泽东绝对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使毛泽东成为军队战士唯一信仰的“神”；37极力宣扬“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作为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唯一动力和力量源泉，并运用军队的舆论工具扩散其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影响，使得军队成为刘少奇纠正毛泽东激进左倾思想的一个“特区”。38林彪得到毛泽东的信任，与刘少奇失势恰成反照，是当时明眼人了然于胸的事实。　　如果说，林彪是在军队领域出色地领悟、体现毛泽东的意图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的话，邓小平则是在外交战线“反修防修”即对苏联的论战得到了毛的赞赏。邓小平对于苏联人的强硬态度，对于苏联修正主义的坚决批判态度，都得到了毛的肯定。1963年7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邓措辞强硬，毛泽东主动往机场迎接邓回国。39邓小平在书记处主管与苏联论战，并建立了一个“班子”，邓小平甚为倚重，其主要成员是活跃于60年代初中期的“理论权威”，后也成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依赖力量之一。40邓在此际的主要角色［41］，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深为毛所嘉许。毛对赫鲁晓夫主持国际共运的局面一直不以为然，也以自我居世界革命的导师与舵手所期许，赫鲁晓夫此时的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和解、缓和政策受到毛的尖锐批评，以为修正主义的铁证之一。毛泽东曾经的盟友王稼祥的和平共处思想[42]即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反映之一一再受到毛的激烈批判。43 　　对于苏共修正主义的态度，是毛泽东判断其人是否属于自己阵营的一个重要标准。毛泽东最终决定在1966年5月正式公开启动打倒刘少奇的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仅仅是其防备政变的兵力部署完毕[44]、倒刘系列人事措施基本完成这些重要步骤的完成，也是毛无法容忍刘在外交领域的“自作主张”。当时，苏共“二十三大”即将召开，中、日两党举行会谈，日共中央建议中日两党联合公报中不点名批评苏共中央，为刘少奇等接受；另苏共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彭真见开始常委会提出不出席的意见毛未明确回复，再主张告毛一主张出席的意见，并以“常委会一致同意”的名义。毛因此大怒，否决了此两建议，认为这是在原则问题上搞交易，是以“常委一致同意”来压迫他服从，于是在其召集的政治局最后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彭等严重警告，决定发动“文革”。王力即认为，此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因素”。[45]显然，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邓小平是得分的，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反修战士”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重点栽培江青，让江青出面组织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大批判，担任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46。这是毛泽东最为熟悉、最为关注也最为得意的领域之一，一直是毛个人所独断掌握，也成为判断建国后阶级斗争动向的“晴雨表”。从建国初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60年代初的系列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运动，毛泽东总是“心细如发”、“先发制人”。到了1962年，当毛泽东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问题出现阶级斗争动向的时候，他首先选择了江青。毛泽东始终认为，江青有这个能力。47江青由中宣部、北京、上海的步骤开展思想文化界的政治斗争。48这样，一方面制造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和寻找毛关于修正主义危险性存在的合理性证据，另一方面则是物色阶级斗争“旗手”与“尖兵”，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文攻”闯将。　　江青的努力得到了毛的充分肯定，京剧革命，毛多次批示；关于建国后文艺界的领导和知识分子的判断，毛有“两个批示”，进而挑起针对北京市委的“海瑞罢官”戏剧批判运动［49］；江青即明言，“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50］后来在毛泽东批判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亦以江作为“冲锋队”，［51］与林彪联盟，成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力。关于江青的作用，林彪在文革全面爆发前的日，在批示中央军委的文件中说：“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当中少有的杰出代表。她做过许多重要贡献，不为人们所知，这次文化大革命，她的才华就显露出来了。”52应该说，林彪对江青的作用及内情是清楚的，分析也是到位的。　　江青及江青势力（即“左派”）的崛起，为林彪、邓小平以及后来的其他接班人的最终顺利受权形成了变数。对待江青势力的态度，成为毛泽东衡量这些接班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53］与江青关系的好坏，决定了这些接班人最终权力甚至政治命运的走向。　　二、毛泽东对邓小平留有余地　　邓小平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谁不听话就要整一下，但整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有数。［54］作为毛泽东在建国前17年培养、确定的接班人，刘少奇、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有什么异同，在“文革”的风暴中又有什么不同的对待呢？　　如前述，毛泽东于刘少奇不满，是在1962年，已经开始进行更换接班人的准备工作：在军队，认可、支持林彪的“造神运动”及整肃异己，形成支持毛泽东重新革命的“武卫理论”，按毛泽东的话就是“尊神”；55在思想文艺领域，江青开始“抛头露面”，频频“发现”、制造坚决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定性、思想文化界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进入了毛泽东需要的轨道；在经济领域，则是毛泽东选择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本是在“大跃进”之后，农民清算“大跃进”苦难制造者错误与仇恨的一种社会不满释放的方式，在惨绝人寰的“大跃进”灾难后，农民对于基层干部的痛恨达到顶点，农村一部分干部在“困难时期”的腐败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早由源，两者结合成为“安全阀”机制。56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持续4年而后又不了了之的政治运动中却发现这可以彻底解决与刘少奇分歧、矛盾、冲突与斗争的突破口。　　刘少奇在中央主持这项政治运动。［57］在“四清运动”进入高潮的1964年，刘少奇神色严厉，严斥党内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支持中央决定，一路批评，［58］最后形成干部的“大下乡”，组织工作队，［59］并以其妻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作为样板，开始对基层干部的清理、批判，形成影响全国的政治运动。刘少奇与毛泽东对发动“四清运动”的基本原因认识没有差异，都是认为基层政权的腐朽异质，在一个政治权力全面主宰社会的国度，公共权力的异化即政治腐败不可避免，中共自建立始即依赖政治运动、革命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解决干群关系紧张问题，形成政治决策失败——群众怨气聚集——政治运动批斗干部——群众情绪缓解——再次政治决策失误的冤冤相报的群众压力消解模式。［60］在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严督下，“四清运动”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61全面动员、全面批判的结果，使清算基层干部进而清理前几年大跃进运动的错误成为必然。一味与基层干部政治压力的运动方式触犯到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坚守，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对基层组织的严重判断，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上层，这又与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发生了冲突，表面上是对基层干部还是中央的判断，实质是对“三面红旗”还是对“三面红旗的纠正”的否定与肯定问题。在此，毛刘矛盾激化。所以，毛、刘关系中“四清运动”主要矛盾的争执，是“四清四不清”还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矛盾问题，没有大的原则区分，主要是对毛主持中央工作还是刘主持中央工作的评价问题。于是，夹杂在领导人之间的上下级干部成为运动的整肃重点，无论是在刘少奇的“四清运动”还是在反刘少奇“四清运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论是整肃农村干部的“工作队”还是批判“工作队”的“造反派”，还是批判“造反派”的“老干部解放”。　　刘少奇的激进做法使基层组织与上级工作组的矛盾激化，激起了基层乃至中央层面的强烈反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即明确表示对刘的做法持保留态度。［62］对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毛泽东始则未置可否，后见各地反映差异，9月初，指令停发，为此还对支持刘少奇转发王的报告的陈伯达非常不满，［63］于是，毛泽东另行组织了“小站经验”与“白银经验”。毛与刘的工作经验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张依靠基层干部进行夺权、造反，刘则主张以上级组织来制裁基层组织，二者思路的差异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和“红卫兵”的对抗如出一辙。　　毛泽东依靠刘少奇提供的基层阶级斗争严重局面的情况汇报，64得出符合以前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判断，加上苏联共产党在此期间的剧烈动荡，65毛泽东加深了对接班人的忧虑，毛泽东愈发感觉中共中央上层乃至最高层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1962年对刘已然不满的情况下，通过这两年的观察、观望，毛泽东在1964年底与刘公开冲突，二人接班人关系就此破裂。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有一个积淀的过程。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始，毛已经对刘心存疑虑，到西楼会议、“包产到户”及平反冤假错案，毛在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警告，刘主持中央工作的“让步政策”，是产生资本主义（毛将党内的“资本主义”命名为“修正主义”）的温床，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提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不可避免，这是毛对刘少奇调整各种政治关系的严重警示，但刘显然没有认识到毛的“良苦用心”。［66］　　随之，“四清运动”在全国铺开。毛泽东先拟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宣称“四清运动”（当时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关键在进行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刘时不在国内，回国后，刘则主持另一个“大同小异”的“后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愤然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个十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67　　而且，刘少奇对田家英传达的毛泽东旨意未置可否，却在8月1日的向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讲话中点名说毛的调查方法过时，说不参加“四清”、不蹲点，就没有发言权，这令毛极为恼火。［68］于是，毛泽东一再强调，农村阶级斗争的“根子在上面”，当时，毛即假借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报告对刘报告持反对意见时，要求邓小平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接到北京开会，“重议”刘的意见。［69］8月底，中央局第一书记召开，毛泽东公开指责刘的做法是“倾盆大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刘亲自指挥，作为对刘8月1日批评的响应。［70］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放手”让刘主持“四清运动”，他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江青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与思想文化届阶级斗争运动上。71但是，毛也不断地或隐晦或公开地警告刘少奇或者说向中央其它及地方领导人预警72；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并提出培养接班人的条件问题，五条标准中的第一条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73］　　9月23日，刘少奇对按其要求检讨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做出回信，指斥江以前在省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教条主义的讲话”，指出江“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话“不完全正确”，应该是“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刘少奇在信中还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显然这与林彪在军队激烈支持的对毛个人崇拜相去甚远。［74］　　接着二人在年底便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2月2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发生争执，这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与毛公开争执后，第一次的与毛的公开抗辩。自1958年成都会议批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