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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日本最早侵略中国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黄海战争；其实不然，应该还要早整整20年，即1874年发生在台湾的“”（“”）。
日本经过逐渐强大以后，逐渐走上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社会和右翼道路，因本土地域太狭窄、资源和市场均有限，开始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早在1868年4月6日明治维新拉开帷幕之时，天皇就在《》和《御笔信》中明确提出其对外方针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追溯到1874年（清朝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的，日本借而向动武，事后政府与日本签订《》。
琉球王国原本在明朝时即为中国藩属国，中国与其宗藩关系有500余年之久。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不断向中国进贡，历代国王都接受中国册封。但是日本在江户幕府时期武力迫使琉球王国向日本进贡，等于琉球同时跟中国（当时为清朝）与日本称臣进贡，所以日本明治政府建立后一直想让琉球只向日本政府进贡称臣，进而并吞琉球，因此便等待机会下手。
而在台湾方面，清朝虽然在1683年顺利将台湾纳入帝国版图，但是对台的态度一直犹疑不定，所以对台的治理仅止于已开发区域，而对尚未开发区域则以划分界线的方式限制人民越界开垦，并不纳入统治范围内，因此成为后来日本出兵的有利条件。
那是1871年10月，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末期，其小田县(今冈山县)宫古岛岛民上缴年贡的船队，有一艘在归途中遭遇台风，船上69人当中3人溺死，剩余66人漂流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今屏东县满州乡九棚一带），登陆以后，有54人在牡丹社、高士佛社、竹社交界处被台湾原住民（排湾族部落，当地汉人称之“大耳之鬼”）杀害，仅12人在汉人营救下前往台南府城，然后转往福州乘船归国。
宫古岛民被杀之后，死者之无头遗体即合葬在双溪口，头颅则于排湾族部落中摆祀。而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本应照惯例由清朝福州琉球馆处理，却被日方取走，由鹿儿岛县交给琉球王府葬于那霸，因此形成身首隔海、异地分葬的特殊情况。
1873年11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身份出使中国，针对宫古岛人遇害事件试探清廷态度。随员柳原前光到清政府总理衙门询问琉球漂流民被杀事宜。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及户部尚书董恂主张，遇害之宫古岛人皆已接受中国之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件与日本无关。副岛种臣则强调琉球为其属地，并问为何清朝不惩办台番，毛、董便以生番不服王化为理由推搪。又说：“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化外之民”说法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依据。
翌年，日本即利用清朝官员的糊涂，声称琉球是日本属邦，试图吞并清朝蕃属国琉球国；并以此为借口，5月10日于射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发动大举进攻台湾岛的军事行动。这是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向国外发动的战争，也是清朝与日本在近代史上第一次重要外交事件。此事中国方面称为牡丹社事件，而日本方面则称为台湾出兵或征台之役。
《北京专约》（又名《中日北京专条》、《台湾事件专约》、《台事北京专约》或《台事专条》）于1974年10月签订。根据此约，清朝承认“台湾‘生藩’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方面还要求清朝承认其出兵是为“保民义举”，这就等于承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地，中止了中国（清朝）与琉球之间的藩属关系。而清朝的主权行使范围包括全台，也在日本签下条约之后不再有争议。
日本虽然失败了，但仗着有美国撑腰，向清政府索赔了50万两白银。虽然对日本这样一个东瀛小国赔款十分有失大清帝国的体面，但考虑到1840年以来大清帝国积贫积弱的实际情况，清政府最终选择了花钱消灾。毕竟，一个和|抄家就能抄出上千万两白银，50万两对于大清国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但此事还是在朝中激起了轩然大波。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牵头，群臣纷纷上奏，强调海防，引起年轻的光绪帝高度重视，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海防战略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直隶总督李鸿章前瞻性地指出：“日本近在肘腋，将永为中土之患！“
综合各方面意见，朝廷最后决定：分别成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由李鸿章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简称北洋大臣），总管北洋水师；沈保桢兼任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管南洋水师。
经过本次事件，清朝认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对统治台岛的态度有了极大转变，在最后统治的20年（）中积极建设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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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韩国鄙夷中国、日本侵略中国，皆是因为痛恨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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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28 发布在
韩国鄙夷中国、日本侵略中国，皆是因为痛恨满清？&――明亡以后无华夏？&&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1]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o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2]“……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3]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来华之旅被JoshuaA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4]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5]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占领台湾，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支那”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贱称……朝鲜类似，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占领，朝鲜一直在使用明崇祯年号。葛兆光说：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6]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7]然而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对满清帝国的鄙夷态度则非常鲜明，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已格外强烈。有明一代，朝鲜人始终称中华为“天朝”。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朝鲜君臣在国内却以“清国”、“北国”称之，有时甚至用“胡皇”、“清虏”称呼清朝君臣，不少朝鲜官员以与清朝使节交往为耻。[8]尽管如此，朝鲜人并不把清帝国当作“中华”的正统，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皇帝叫做“胡皇”，朝鲜人对于自己仍然坚持书写明朝的年号，穿着明朝衣冠，特别感到自豪，也对清帝国的汉族人改易服色，顺从了蛮夷衣冠相当蔑视。[9]在康熙十四年即朝鲜肃宗元年（1675），朝鲜有一个叫金寿弘的人，写了《辩长》、《论庶》二书敬献给国王，本来想讨好，却激起一片嘘声。原因很简单，因为“其贻宋时烈论礼书头书以康熙十四年。……又于祭其祖（金）尚容祝文，欲书康熙（年号），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尚容殉节于江都，而寿弘独奉清国正朔，至书祝文，其乖戾反常如此”。为什么说他是“乖戾反常”，因为当时朝鲜“凡官文书外，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金）寿弘独书之”。……因此，在清帝国时期，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中国来，就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也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他们虽然也恭恭敬敬地来朝贺，但是，心里面却满是怨愤。一个姓韩的使者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就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到清国去受辱，但是为了国王之事，实在是不得已，“周旋异域，日见丑类，凌逼饱尽，无量苦痛，磬折腥膻之庭，跪叩犬羊之赐，固已不胜，其大赧矣”，他觉得，这就是因为“中华文物沦落已久”，所以，至今在心底里还是追忆明朝。一直到乾隆、嘉庆年间，虽然离开大明的覆亡已经百余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在看透了清帝国的这些民风民俗之后，从一开始就很瞧不起清的朝鲜使者，就更存了轻蔑之心。像1803年出使北京的徐长辅就得出一个结论：“清人立国之规，大抵导风俗以禽兽之，率天下之民而愚之……”[10]再看当时朝鲜人的“明朝之后无中国”之感：明清易代之后，朝鲜人普遍存在着怀念明朝、排斥清朝的“遗民”情怀；这种“遗民”情怀带来的是对现实“中国”(即清王朝)的不认同，对中朝关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1]一个叫做金钟厚的人，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锐，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12]一个叫韩元震（）的朝鲜人，就始终对清人十分鄙夷，他对清儒只推崇吕留良，虽然很客气地推测说，“天方以中国弃这夷狄，宜其儒者之不出也，抑或深山之中有不剃头儒者，得其正宗，著书以俟河清，而世莫得以传之耶”，但是，他显然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学术的正宗所在了。他说“虽以夷狄之人，而能弃夷狄之行，慕中国之道，服中国之服，言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则是亦中国而已，人亦将以中国待之，岂可复问其初为夷狄也”，因此，从学术的正宗来看，他觉得，完全可以把朝鲜看成是“中华”，而把清帝国视为“蛮夷”。[13]依照朝鲜士人的观点，除非“得十万之众，长驱入关，扫清函夏，然后壮观可论”。[14]他（朝鲜士人闵鼎重）甚至觉得，为了拯救中华文明，朝鲜应当乘清人内乱，辽东空虚，以万兵直捣黄龙，这样便可以逆转天下。闵鼎重的这种想法，在当时很多朝鲜士大夫心目中都有，他们都相信，清国的文化已经坏到无可救药，所以“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15]正因为在朝鲜人，乃至日本人看来，“明朝后无中国”，所以在满清统治及以后，朝鲜，日本与中国感情也日渐疏离，甚至对中国鄙视厌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或许土地还存在，名称还存在，但中国的文化实质和文明核心已经从其土地上消失了，或者说即便中国文化还存在，那他们自己也比这块土地上的人更有资格作继承人。[16]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即朝鲜肃宗十二年，朝鲜国王为平息不满满清政权的官员的情绪，说：“自古匈奴之入处中华者一，皆不能久长。而今此清虏据中国已过五十年，天理实难推知也。大明积德深厚，其子孙必有中兴之庆。且神宗皇帝于我国有百世不忘之恩，而构于强弱之势，抱羞忍过，以至于今，痛恨可胜言哉！”[17]表明了朝鲜对恢复中华的期待。但满清覆灭后，他们发现满清在中国依然是歌功颂德的对象，当年朝鲜连书写其年号都觉得是羞辱，“虽下贱”也不为之的康熙，在中国居然被膜拜成了圣主明君，而且还是满清屠刀淫威消失之后；而他们曾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包含感情隆重祭祀的万历皇帝，崇祯皇帝，在中国却被描绘成了病态人渣，曾经真心敬慕的明朝中国，被中国人自己描绘成一片黑暗。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怕连韩国（朝鲜）人自己都要觉得羞愧了，原来他们曾如此尊敬的人，在中国人已经摆脱民族压迫后，还是被丑化的体无完肤。面对中国人这种对待自己历史的极端病态自虐的丑陋，彻底摆脱与中国历史上的干系，似乎对韩国（朝鲜）人来说，也就成了相当合理的选择。发展传承了数千年并使中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中国人打成封建糟粕，和中国落后和挨打的重要原因，一切都是西方的好，到处都存在着极端的西化。凡是西方没有的，中国不可能有。这种缺乏自信的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也使重视传统文化的日韩两国产生鄙夷。于是，韩国成功地将“端午祭”申请为历史文化遗产，将中医并改名为韩医，说孔子是韩国人，把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据为己有……等等，都不在话下了。现今反韩似乎是很流行的风潮，网络上对韩国人的憎恶似乎到了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地步，刻薄、恶毒、尖酸的挖苦和嘲笑似乎已经成了谈论韩国的帖子必不可少的佐料。实际上，这种反韩风潮是极其浅薄的，只能显示出那些自以为中国人的无知和无耻。我们忽视了，今天的韩国女大学生仍在指责我们――“中国人在背叛伟大的先辈”。这是不必多说的。他们也不知道，“礼失求诸野”，日韩对保护部分华夏文明成果，是有一定功劳的。我们需要明白，中国如不能更好地正视历史，不能彻底批判蒙元、满清政权，不中止对屠夫、刽子手的歌功颂德和对民族英雄地位的弱化，不珍视、保护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不能恢复真正而完全的华夏文明继承者身份，不能使周边国家和民族心悦诚服，不能制止日本、韩国对中国的蔑视和对华夏文明的篡夺。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18]韩国与日本为什么会从历史上对中国尊崇敬慕，转变为近现代的疏离和蔑视甚至侵犯，上面论述可能不完全或不太准确，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深思的。。。参考文献[1][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页。转自：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的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综合论述。[2]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3]葛兆光.“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4]黄俊杰.20世纪初期日本汉学家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国际汉学．第8辑.大象出版社。转自：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的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综合论述。[5]葛兆光.“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6]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7]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的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综合论述[8]宁博尔.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9]马靖妮.《热河日记》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5页[10]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11]宁博尔.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12]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13]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14]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60页。转自：宁博尔.明清易代后朝鲜人“遗民”情怀探究―――以《热河日记》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第5期[15]葛兆光.“明朝后无中国”――再谈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相互认识[16]杜车别.严厉批判满清统治之必要性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17]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01期[18]康德衡.狮醒东方――论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第十九章[1][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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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11 &&
清朝太可恨了&好处全让它得了去了一个小小的后金国&面积只有一个新宾县那么大居然扩张成13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统治了四亿人&养肥了那几百万满洲人这种好买卖&周边哪个国家不羡慕嫉妒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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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37 &&
蒙元与满清彻底把华夏文明送入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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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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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54 &&
浮躁啊，竟然没人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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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29 &&
&&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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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29 &&
他们鄙视是满清，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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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39 &&
事情得两头说，朝鲜春秋的时候就是燕国治地，什么时候变更的文字？日本呢？又得说，解放以后马列上台，中国差点连文字都罗马化了。别人有别人的心思，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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