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胡适，以及他在历史上的贡献?
如何评价胡适，以及他在历史上的贡献?
要說胡適的重要，可以看他一篇小說，在台灣，我們不看魯迅的「阿q正傳」，我們讀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同樣是用小說來提醒國人，希望改變中國人身上的共通毛病，胡適的正面作用，顯然大於魯迅。作為影響後世中國人的前行者，魯迅太被強調他的憤怒和不屑，而胡適更多一些是勸告和諄諄善誘，正如用胡適的傳世名言一般：「想要怎麼收獲，先那麼栽」。一直以來，正是很多台灣老一輩學生共同信奉的格言。胡適是一個重要人物，要評價他，豈是知乎這小小的頁面，數百字可以為之的？但，我的建議是，我們大可不去說胡適有多壞（很多人指責他說，抗戰時任駐美代表，只是營私，而沒有出作出實際貢獻，其實大謬矣。）我們也不說，胡適一門心思，只在推倒文言文，是功？還是過？（其實，這還是外界的誤解）。但，我們看胡適，我的衷心之見，不妨正視胡適所帶來的「正面效果」。就建設性而言，魯迅的地位，遠遠不及胡適重要。只因，一個是拆毀者，而另一個，卻是建造者。建造豐碑的人，總容易被攻擊，而拆房子破壞專家，某種程度來說，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沒有胡適，豈有我們現在手下暢快淋漓的白話文寫作呢？附：「差不多先生傳」。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话，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真心實話地說，中國人不見得都是心理變態的「阿Q」。但，卻幾乎個個都是「差不多先生」。要看胡適的價值，胡適的人格視見，可以從和魯迅的對比中，輕鬆見其一二，輕鬆得出結論。雖然胡適的兩個有名的學生，我都很討厭，一個唐德剛，一個李敖，但，唐德剛評胡適價值的文字，倒是說到我心裏去了。感謝@張佳瑋 兄的介紹，下面是他留在討論串中的意見：语言文字这些细节，他确是首发难者。但若只如此如此，也就是个韩愈了。我倒觉得他创造的东西，许多是具规模而缺细节；反而是他本身的突破，十足惊人。只是他自己够谦和，所以破坏性乍看不那么吓人罢了。他学生唐德刚的说法。两大「突破」: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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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领域专家如何评价胡适及其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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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为人，因家庭的缘故，多少有所了解，至于胡适先生的影响和地位，真不是简单数语可述，其思想和精神之内涵，许多至今尚未被消化完毕，尤其在大陆。应该说我们家是深受胡适先生恩惠和影响的。刚刚看及@yofilm 答案中的胡适先生那篇著名的短文，不由是心头一热的。这篇短文在我们家造就了至少三代的强迫症 ( 我是病得最轻的，依然在大学毕业时麦肯锡职业取向的心理测试中获得了较严重强迫症患者的评语 )。胡适先生的学术和思想，我不敢妄谈，单说说一些陈年轶事，都是我爷爷亲历，我亲耳听来的。胡适先生，当年就任中国公学的校长，我爷爷当时是校内的一个普通学生，在校内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修满了毕业学位所需要的学分，然却未获学位。我爷爷大急，以一介普通青年学生的身份直闯去见胡校长质问缘由，胡校长解释道，说现在学校的规定，从原来的纯学分制改为学分+学年结合制，因此，我爷爷在校时间不够长，不能获得学位，建议再留校学习一年。我爷爷当时和他据理力争，说入校的时候规矩是纯学分制，要改规定也不能从他们这一波学生开始改，而且家境贫寒，希望早日毕业以谋生计补贴家用。其时阵势颇为尴尬，然胡适先生以堂堂校长之身份，始终和颜悦色，平等相待。后胡适先生调阅了我爷爷的学档，发现所有功课全优，对我爷爷不以为怒，反以为喜，建议我爷爷留校当助教，一方面以满足在校时间的规定，一方面也能有工作和收入，并问我爷爷是否有其他想法和愿望，我爷爷谈及想进一步深造，无奈受家境所限，胡适先生便推荐我爷爷出国深造。由于没有学位证（胡适先生还是坚持原则，不给我爷爷发学位证，呵呵），胡适先生以校长身份亲笔写一书面证明，证明此学生品学兼优，达到学校毕业水平云云，同时解释了学校规定和不能授予学位证的缘由，并说明此证书效力等同于学位授予。在经济上，胡适先生主动担当了我爷爷的留学经济担保人的角色，并指点我爷爷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同时也安排的欧洲的友人予以照拂，可以说是全力促成和帮助了我爷爷留欧。后我爷爷在欧洲学成以后，有很好的留校机会，对家境困难的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是亦在胡适先生等长者的影响之下，毅然回国了。三反五反到文革期间，我们家无数次被抄被砸（其实因为流放的原因，家都换过很多个），我爷爷自己10年心血的学术著作都没有放在心上（最后是我父亲，姑姑这一波子女偷偷得藏了起来保留了下来），然胡校长这纸证明，一直是我爷爷的宝贝。我爷爷常说，“他这一辈子，和诸多显要打过交道，亦经历过很多苦难，危困，荣耀和幸福，但独和胡适先生相交这一段，一幕幕至今细节清晰可忆。不敢妄称胡师，因为学术思想上并未有传承，亦没有授业之实（我爷爷是学法律的），然深受其影响一生（独立思想的教诲却也是给我爷爷带来了20多年的苦难，乃至过世以后留下了不为人理解之处）。人生轨迹有赖胡适先生影响和提携，深感大恩” 我爷爷是一个离开课堂就沉默寡言，沉稳深厚之人，平素罕有论及他人，即便我们向他问起以前他旧识的一些旧时名人，他最多也就说句，某某时候，和这某某有过什么样的交道而已。像他这样主动动情得谈及胡适先生，极为难得。胡适先生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包括那篇差不多先生的短文，也是我们家里的家训之一。也许是矫枉过正，家里强迫症辈出，呵呵。不知道是不是来源于此的影响，成人以来，每每以管中窥豹之嫌读及胡适先生的著作及思想，大有深以为然之感，深深为胡适先生折服
在这里，我不想将胡适和鲁迅先生放在一起进行辩驳。现在，很大程度上，两者的地位已经被党派所分化了。如果要提及胡适的历史贡献，主要可以分为三点：
是1916年，他从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出的八项主张：1、须言之有物。 2、不摹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滥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字俗语。这平淡的“八不主义”成为了五四时期掀起狂风巨浪的白话文改革第一炮。
同时，他自己也尝试着白话文的创作，尽管作品的确很不成功，但为新兴的白话文新诗发展起到带头作用。之后，在文坛中，也相继涌现出了康白情、沈伊默、俞平伯、冰心、郭沫若等一批新诗作者。在白话文创作这一点上，胡适是开风气者，在文学的道路上，他的确算不得成功，反而显得肤浅浮法，但却有着开启中国思想革新的重要意义。第二点，
是胡适在当时学术界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这主要是他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历史考证和研究论证文章，但胡适的这种范式性变革，与其说是学术性的，毋宁说是思想性的。如金岳霖所说，“胡适的书好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了。”在同一时代中，深入西学转而在国故方面的人，譬如陈寅恪、傅斯年、萧公权的著作都要比胡适成熟的多。第三点，
胡适不太成功的贡献，是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
他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宣传民主、科学。他既是决心当学者，自称自己“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求着我的终身事业”，但又是一个注重政治的人。但他在政治上的思想 革命 却显得太过于浅薄，比如所谓的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但有一点，我始终坚信，胡适是一个有预见性的人物，至于“就建設性而言，魯迅的地位，遠遠不及胡適重要。只因，一個是拆毀者，而另一個，卻是建造者。”这一句我不尚苟同，仅仅从白话文改革这一点来讲，胡适对文化的破坏性已经很大了，而在新民主科学的建设上，他不及陈独秀、李大钊之流。在我看来，鲁迅的贡献则在于批评旧文化和剖析人性，这一点说不上破坏，反而我更趋向于他是一种先破后立的思维。我敬佩胡适，他不是一流的学者，却做到了一流学者无法做到的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文艺者，却为白话文文学的创造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政客，但他一生追寻的真理却为他博得了欢呼。他是一个人，却做到一个时代要做的事情。当然，对于他相对客观的评价，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平，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参考：《人文.民主.思想》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谢邀。看到了很多人说胡适是御用文人， 也有很多人说胡适是大师。 我很欣赏但不崇拜胡适（头像用他照片有一段时间了，不是崇拜，就是觉得他的相貌不错，符合我心中对文人的想象）， 不黑不吹，不喜请轻喷。 我想说说我眼中的胡适，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没有什么逻辑。 胡不是那种雄视百代的国学大师， 最起码跟同时代其他大名鼎鼎的大学者相比，有差距。 胡的天资当然不错，可也不是什么天才，他自己也承认“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胡适有个不容忽视的优点就是“独立”，我觉得这个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处于积贫积弱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最难得的一点。 夏志清先生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文人“感时忧国”， 那个年代的文人大多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 一旦如此，不免有了立场，进而产生“有党性无人性更不必提文学性”的现象， 以此类推，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大家也都理解，民国文坛，骂战不止。 不要说朝廷鹰爪“御用文人”胡适， 左翼盟主“带头大哥”鲁迅也是天天被指摘地狗血淋头。 当时爱国主义口号盛行， 谁口号喊的响亮谁就是爱国者， 两句话没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 然后图样图森破的学生叫好一片，关键这有什么实际用处？在中国，学生运动大多有害无利。 且某团体成立后长期致力于学生运动，闷声发大财， 轻而易举地在文化战线上摧枯拉朽打倒官方意见。 胡适在这个时候位置就很尴尬， 说胡适是御用文人的未免太瞧不起胡适了， 他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蒋介石卖命图什么啊？ 不过是意见独立尔。 不赞同某非法团体的过激主张， 又不喜欢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关心政治必须发表点言论，两边都不讨好。 可是有国民党在毕竟是有中央政府。 在对外侵略上都是大有益处，胡也不是一个坚定的暴力分子，偶尔骂骂国民党是可以的，让他反政府那是万万不能的，有个中央政府总比没有强。胡长期坚持改良主义， 他认为“古老中国这位绝色美人，一旦接受全面现代化的洗礼，登上世界大舞台，必定会处于不败之地”。他确信，在现在世界，欧美式的民主虽然不是完美，但却是最好的制度，中国只有学习了这样的制度才能富强，在改革制度之前，必须对习惯了几千年专制统治的旧国民性进行“革新”。他的一生都在为他的这一人生目标矢志不移地奋斗着。他是一个温和的人， 纵横一生都很少发过火， 因为他看到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弊端， 不妥协，不退让， 哪怕流血再多，也不做丝毫妥协。 你杀我，我再杀你，最后血流成河，都不得好死。我每次读到这段历史，常常感慨万千，历史何其残忍！当时被某团体政治理想洗脑的人看来，胡适这个小白脸真特么是人民公敌，居然不主张老百姓闹革命推翻辅修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不就是伟大领袖说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么？热血小青年最爱听的就是暴力理论，诸位且看看今日的各种军事论坛上，键盘侠乱窜，三句两句就是“收复钓鱼岛，踏平东京，活捉苍老师”，这些人这口号和当年火烧赵家楼的梅思平何其相似，我们走了几十年地暴力之路，杀出一条血路，看看周围，卧槽，那些软弱的妥协的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也特么的国富民强了？余下慢慢写
无需长篇大论，李宗仁的评价最准确：“适之先生，爱惜羽毛”，一句话高度概括了。
成功的御用文人，无数“文化工作者”的偶像
要說胡適的重要，可以看他一篇小說，在台灣，我們不看魯迅的「阿q正傳」，我們讀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同樣是用小說來提醒國人，希望改變中國人身上的共通毛病，胡適的正面作用，顯然大於魯迅。作為影響後世中國人的前行者，魯迅太被強調他的憤怒和不屑，而胡適更多一些是勸告和諄諄善誘，正如用胡適的傳世名言一般：「想要怎麼收獲，先那麼栽」。一直以來，正是很多台灣老一輩學生共同信奉的格言。胡適是一個重要人物，要評價他，豈是知乎這小小的頁面，數百字可以為之的？但，我的建議是，我們大可不去說胡適有多壞（很多人指責他說，抗戰時任駐美代表，只是營私，而沒有出作出實際貢獻，其實大謬矣。）我們也不說，胡適一門心思，只在推倒文言文，是功？還是過？（其實，這還是外界的誤解）。但，我們看胡適，我的衷心之見，不妨正視胡適所帶來的「正面效果」。就建設性而言，魯迅的地位，遠遠不及胡適重要。只因，一個是拆毀者，而另一個，卻是建造者。建造豐碑的人，總容易被攻擊，而拆房子破壞專家，某種程度來說，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沒有胡適，豈有我們現在手下暢快淋漓的白話文寫作呢？附：「差不多先生傳」。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话，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真心實話地說，中國人不見得都是心理變態的「阿Q」。但，卻幾乎個個都是「差不多先生」。要看胡適的價值，胡適的人格視見，可以從和魯迅的對比中，輕鬆見其一二，輕鬆得出結論。雖然胡適的兩個有名的學生，我都很討厭，一個唐德剛，一個李敖，但，唐德剛評胡適價值的文字，倒是說到我心裏去了。感謝@張佳瑋 兄的介紹，下面是他留在討論串中的意見：语言文字这些细节，他确是首发难者。但若只如此如此，也就是个韩愈了。我倒觉得他创造的东西，许多是具规模而缺细节；反而是他本身的突破，十足惊人。只是他自己够谦和，所以破坏性乍看不那么吓人罢了。他学生唐德刚的说法。两大「突破」:第一，他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这也就是把董仲舒以后，二千年来「被扭转的历史再扭转过来」。是一种文艺复古、文艺复原的文化运动。须知欧洲「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原义就是文艺冲开中世纪教会所制造的枷锁，而复希腊罗马之古啊！不破不立。现代的欧洲文明之崛起，「文艺复兴」实在是第一炮。胡适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高唱「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现代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也正是如此。第二，胡适更进而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这是一桩放开小我，提高理智，极其大胆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也是那原先发自十八世纪巴黎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延续。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末期，科学知识大跃进的结果。在新兴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和人类学）光彩照耀之下，那原先的「造物主」（Creator）上帝的权威，整个动摇了。
鲁迅是1881年生的，比胡适大10岁出生的，今年刚好131岁。人们知道胡适跟鲁迅同时都是所谓的“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精神领袖、思想领袖、或者至少是文学上的领袖。鲁迅可以说是文学上的领袖，他的小说大家公认是最好的，他的散文、杂文也非常深刻的，所以影响了很多年。差不多近百年来，鲁迅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作家，影响很大。台湾著名学者余英时说，鲁迅的影响，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左派把他捧为圣人，甚至于要拿他来打倒胡适，把鲁迅变成共产党的代言人了。所以在几十年来，甚至于从延安开始，就有鲁迅学院，鲁迅就变成了一个精神领袖，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用鲁迅来取代一切，就说他一切都是革命的。大陆的大学、中学，各种教科书上，鲁迅的作品选入的非常多，所以鲁迅在中国是无人不知的一个名字。可是相反的，胡适从1949以后，因为他反共的原因、因为他提倡民主、提倡自由这些普世价值，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所以不但受到了冷落，他的书根本不准在街上流行，尤其在1950年代发生批判胡适的大运动后。按说，鲁迅应该热闹、胡适应该较冷落，但恰恰相反。自从毛泽东死后，思想再度解放，大约从1977年开始，胡适的作品在大陆出现了。今天，胡适更比鲁迅还要热闹。余英时说，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第一，共产党对于鲁迅表面是很尊敬的，可毛泽东有一句话后来传出来人人都知道，有人问说鲁迅如果在今天应该怎么样，毛泽东说或者就是规规矩矩不说话，或者就坐监牢。换句话说，他不能再写杂文讽刺新社会，讽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这样一来，鲁迅就从一个非常高的地位慢慢衰弱，尤其是过去崇拜过他的人。一些学者，比如舒芜等最初都是拥护鲁迅、反对胡适；可是在他们死以前，都表示胡适可能比鲁迅更有意义、更重要。胡适的著作生命不是在他研究国故，那些东西后来人超过他了；可是在政治上，他维护民主、自由、人权、个人尊严、以及全民选举种种，是最有力的人。第二，共产党对于鲁迅又觉得他非常重要，尤其是左派说，我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就必须要牺牲个人自由、牺牲个人的权利。但胡适认为恰恰相反，认为个人的自由跟国家的自由并不冲突，只有个人有了自由，国家才真有自由，所以他认为要争取个人的自由，人格也是自己的人格最重要，个人人格很重要。胡适说每个中国人都有很高的人格，国家就自然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可以建造起来的。他这几句话到今天还有很重大的意义。所以，胡适比鲁迅更有长远意义。鲁迅在摧毁旧中国的时候，发挥的作用可能大一些，可鲁迅没有积极地提出他的理想来，也没有维护任何普世价值。而胡适的地位，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他的思想。与鲁迅、胡适相似的，还有储安平。储安平与胡适同属于新自由主义，创办过《观察》杂志。二人的共同点是在经济上主张实施计划经济，而政治上则主张实行民主宪政。不过，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渊源出自恩师杜威，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与后来罗斯福新政暗合，可谓在美国挽救了日益式微的自由主义。储安平曾留学于费边社主持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来自老师拉斯基。同为自由主义阵营，储安平也想邀胡适为撰稿人，曾恭请胡适当撰稿人，但是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距离。不是胡适与储安平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两人对时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间相距甚远。胡适一贯温文尔雅，广接善缘而少有敌人，即使与骂他的人私下也可以成为朋友。以胡适为人处世之道，不可能置储安平的请求而不顾。不久之后胡适大名终于赫然列在《观察》封面之上。这对储安平和《观察》同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然而胡适却迟迟未给周刊一字。储安平1947年7月亲赴北平面见胡适，那次胡适对《观察》的鼓励，增加储安平不少勇气。储安平回上海后再次斗胆向胡适约稿，称胡适文字会使《观察》蓬荜生辉。如此恭敬的“乞稿”，但直到《观察》停刊，两年里胡适未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胡适这段时间并不是封笔不问世事，而是把多数文章发在一本叫《独立时论》的刊物上。日，胡适在《独立时论》上发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此文发表前胡适在文中所提及主张已广受关注，储安平曾在此文发表之前就致函胡适，希望《观察》能首发此文，但胡适却以已先投《独立时论》为由拒绝。不过，胡适最终同意《观察》转载此文，同时为《观察》题词：“要那么收获，先那么载。”胡适用此语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从这区区几个字来看，胡适对《观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观察》奉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胡适是支持的，但在具体观点和价值评判上，双方就差异万千了。胡适自1946年夏归国之后，眼见好不容易赢来抗战胜利的国民政府却风雨飘摇，各种丛生的积弊逐渐拖垮了这个政府，内战无休无止，经济凋敝，民生艰困，几个在野党不断撼动这个根基不稳的政府。在这大厦将倾之时，是推一把还是扶一把，是胡适与《观察》诸多撰稿人，尤其是储安平最大的区别。在胡适眼里，国民党这么多年毕竟是一步步在前进，制定《临时宪法》，结束“训政”，召开“国大”，历史正朝着宪政得寸进寸，得尺进尺。1947年《宪法》更进一步确立了自由民主原则，而《临时勘乱条例》只不过是战时措施。储安平可以办杂志自由批评，这本身也是民国以来言论自由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如果此时一味谴责政府，无异于是摧毁政府。胡适向来强调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他在发言和批评政府时很谨慎，决不逞一时之快而放弃责任。而储安平极尽铄金之能辞，多用激烈的态度批评政府。他太痛恨这个政权，以至于不顾一切地落井下石。要知道国民政府不能遏止的颓势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10年间，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杀的成绩。这段上升期在储安平眼里却不见，只一味否定这个政权，在大厦将倾之刻推上有力的一把。比如对学潮，储安平是完全支持，强烈谴责当局，所有《观察》刊登报道学潮的新闻和评论，都是全盘肯定并煽风点火。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把学生运动当成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储安平的言论里，布满了国家、牺牲、代表、公平等字眼。而胡适则强调：“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两人一对比，简直像两种话语体系。社会是需要储安平这样眼睛只会向下看，但是手里拿着粪叉子的“扒粪者”，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观察》创办本想为中国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但具体行动却和理想有一定差距，扒粪的叉子失控了。欲使灭亡，先使疯狂。储安平和《观察》在激情相挟下，丧失了理性。原本设想办本非常稳健的杂志，但很多文章越来越激进，逐渐由中间转向中间偏左，对民国政府进行“毁灭性的批评”——几十年后，费孝通在接受央视《东方之子》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费孝通在1957年被被打成中国著名的大大右派，受尽折磨20年。不过，胡适也曾经这样的“天真”。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他1954年，为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所写的序中说：“司徒博士的大使任务也宣告失败，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外交的生手’。……事实上，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我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生手们同样的天真。的确，我在对日胜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长的电报到重庆，以便转交给我的从前的学生毛泽东。我在电文里用严肃而诚恳的态度央求他说，日本既已投降，中共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中共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获取今后五年里没有人能够跟他抗争的政权。日，毛泽东到了重庆，陪他同来的有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也是一个外交的生手。那时候重庆的朋友打电报告诉我，说我的电报已经交给毛泽东先生本人。当然，我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回音。”但此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五四”前北大的旁听生、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而是手握重兵的一党之魁、两强对峙中的一强，当然不会把这位手无寸铁的胡适放在眼里，时移境异，随着毛泽东在共产党阵营中的崛起，他也不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了，当年给胡适写信、写明信片乃至登门拜访时的那份尊敬和谦卑都已荡然无存。——直到1936年，毛泽东还亲口告诉斯诺，他是陈独秀、胡适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毛泽东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就是受了胡适的影响，为此他曾当面向胡适求教，在给朋友的信中他也说过，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17日，胡适连日读了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他把其中有关毛泽东年轻时办“自修大学”的经历抄在了那两天的日记中。他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胡适总是忘不了这一切，忘不了1945年给毛泽东的电报，他晚年还几次提及那份用文言起草的电报。日，胡适在台湾，生命已进入倒计时。那天的《民族晚报》上有一篇玉垒生的文章《胡适文言信》，其中引用了他日给毛泽东的电文，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电报，我差不多都用文言，可以节省电费，而且有些成语，或如韵目，的确可以省了许多字。”1949年以后，胡适虽身处海外，但几乎无时不在关注大陆的命运，文化的浩劫、知识分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难等都让这位漂泊的游子牵肠挂肚，大陆对胡适思想的清算运动没有让他多么痛苦，反而感到自己几十年来传播文明常识、自由思想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一度收集了很多大陆批判他的材料，准备写一篇长文来个总答复。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朋友叶公超劝他说：“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他也就没有写什么回应文章。毛泽东惧怕胡适的思想，根子就在于胡适所提倡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重怀疑，重实证，与毛泽东的愚民政策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毛泽东企图以无所不在的思想灌输、强行洗脑等，使普天之下莫不膜拜、盲从，最后将天下变成他一个人的囊中之物。1956年9月，胡适已66岁。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他还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来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他感叹，大陆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特别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说话的自由。“中国知识分子就不能说许多非出自本身或虚伪的话，颂扬不值得颂扬的事，或不谴责他们内心不愿谴责的师友。总而言之，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就逼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讲政治性的谎言”。也是在1956年9月，胡适在谈及胡风事件时幽默地说：“胡风真是该死。张谷非的名字好好的，他不用，偏要叫‘胡风’。在共产党一条鞭的奴才文艺制度下，他偏要提倡什么文艺自由。从毛泽东的立场来看，胡风自然应该清算。但是胡风事件可以说明自由思想依然在共产铁幕的控制下滋生蔓延。”日，中国大陆“自由的假期”突然告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眨眼变成了“控诉和整肃‘右派’人士”的运动，毛泽东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当年和胡适一样怀抱自由理想的同伴纷纷落马。9月26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有些人说中国共产政权已经抓住了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那是绝对不确的。……”，同时“对于这些受到共产党的新的残害的牺牲者，对于成千成万胆敢公开指责并且与共产党暴政斗争的同胞”表示诚恳的同情和钦敬，无比沉痛地指出：“在今天中国大陆上，凡是想做一个独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处决，或消灭。千百万农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残酷的奴役。千百万无辜的人民，都正在驱作奴工，——共产党美其名为‘劳动改造’。儿女们被逼着控诉父母，家庭没有温暖与私人生活。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没有任何基本人权，甚至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这是胡适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基本认识，这一看法至死未变。胡适一直惦唸著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朋友的安全。日是胡适68岁的生日，恰逢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日，他在北大校友会举行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说，正值毛泽东退居二线，他说：“昨天，曾经当过北大旁听生的毛泽东的下台，‘新五四运动’是其原因之一。”但他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并没有下台，而是继续牢牢地掌握著“和尚打伞”的权力，其无限的权力和异想天开的政策将继续给普通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1960年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只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日，胡适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有六千万人。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四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两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还可配到八两油，在乡村，每月每人只有一两油。前天邵幼轩把她的祖母（邵飘萍的夫人）的信带来给我看，说副食都不够，‘我们快要干死了’。一个人一个月只有一两油，她说的‘干死’，大概是指没有油吃而说的。中国古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所有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让人民自食其力，不要干涉他，他们会得到食物的。像油，农村都是自己做的，他们种的东西自己来榨油，本来不成问题，所以我主张的‘无为而治’还是有道理的。到了政府去管制，已经不行了，再到了实行人民公社之后，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管制的结果，还不如无为而治，让人民自食其力，决不至于这个地步。”他说：“大陆上人民真的是饿死了，这些都是真的，真气死人！”在胡适身边工作了三年的秘书胡颂平，第一次听他如此沉痛地说出“真气死人”这句话。但胡适毕竟是胡适，他还是知道这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并没有反抗的力量。饿死也就饿死了，历史将继续。作为一个学者，胡适晚年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对文化的垄断与宰制，由此造成文化风气的败坏，乃至文化命脉的中断。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在日记、书信中，69岁高龄的胡适透露了他对毛泽东一统山河，不仅主宰亿万生灵的命运，甚至要主宰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嘲弄，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的毛泽东词在他眼里只是“肉麻”，而且连最基本的韵脚都不遵行了。对那些伪造历史、篡改历史的作法，一辈子重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胡适深恶痛绝。日，“五四”纪念日前夕，记者采访这位年已古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巨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五四运动是共产党策动吗？”他指出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两年的事，“现在他们说是共产党的策动，完全是瞎说，不值得一驳。”5月4日，北大校友会举行“五四纪念会”，他发表了40分种的演说，再次驳斥了这种编造历史的做法，“但我们算算历史，民国十年（1921）7月中国共产党才成立，民国八年那里有中国共产党？这是讲历史的人最简单的考据。”即使共产党创始人、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民国八年二月就辞去北大职务离开了。学生的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才知道，在座的毛子水、罗家伦，当时都在场，可以证明。”否定了《毛泽东传》中所谓“陈独秀在北大召集学生演说，学生们才出去有所行动”的说法。他也不讳言“五四”那天，自己“在上海蒋梦麟先生家里，晚上还喝了酒。根本不知道。第二天从记者那里才知道北京的情形。”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能够彻底揭穿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所以，统治者不喜欢胡适。胡适去世时，蒋介石亲手写下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个挽联相当准确，蒋介石本人并不接受自由主义，所以他不愿意强调胡适的自由主义大师地位。蒋介石虽不接受自由主义，但他明白胡适的重要性。1948年底，国共争夺战在军事政治战场上胜负几成定局，蒋介石制定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列在抢救名单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据悉当时毛泽东托人给胡适带口信说，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的馆长；但胡适却说，“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1949年4月胡适还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抵达南京的陈寅恪一家，最终没有去台湾，留在了大陆，他没有像胡适一样从自由的角度去思考。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储安平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惨死。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也拒绝离开大陆，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批判自己的父亲，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1957年胡思杜被打成右派，“畏罪自杀”。……而胡适去了台湾，推动了台湾的进步。中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曾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胡适对世事政局、历史人生的评判未必见得多么深刻、多么高明，然而真知往往并不深奥。即使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里，也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坚持独立的批判，争取说话的自由，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这些确实都卑之无甚高论。但胡适自由主义的理想虽看起来不是那么过瘾，不像狂热的乌托邦足以激荡人心，颠倒乾坤，但却是离现代文明更接近的思路。读了几十年深刻的鲁迅后，人们依旧找不到方向感；而浅白、清楚的胡适，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最有力的传播者之一，并身体力行了一辈子。胡适所走过的路，乃是通向现代文明的路，也是一条绕不过去的路。这，也凸显了胡适的伟大。
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第一个话剧剧本，独幕剧 ，《终身大事》，出自胡适之手。而且还是拿英文写的，英文写的,英文写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英语渣哭晕在厕所。π_π“胡适一气呵成，在一天之内便用英文写成了独幕剧《终身大事》。但因为找不到女角色，戏没有演成；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英文的《北京导报》上。随后，有一个女子学校要排演这出戏，胡适便又把它译成了中文。胡适所著《终身大事》刊登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见图)，收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内。这便是我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发表的话剧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小姑娘田亚梅和一个小伙陈先生坠入爱河，但是小姑娘的妈妈笃信观音菩萨和算命先生“逆天终有祸，婚姻不到头。”他爸爸也是，虽然反对她妈妈求菩萨找算命先生，但又打不破这些规矩，但是小姑娘很有主意，只是留下一张字条，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便傲娇的离家出走，追求自己的幸福去了。有人说她是中国版的娜拉，身上都有新时代女性的的反叛精神和自我意识。其实《终身大事》的内容简单许多，然而无论如何，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应得到敬佩和赞扬。
我只知道才一百年不到，我们都快忘记了这个人，想想先秦的思想家至今还有人去翻阅。只能说，大浪淘沙，真金不怕火炼。怎么看，胡适都没有鲁迅有深度，而鲁迅的很多偏激的观点，例如汉字不死中国必亡之类的，现在看也都是一个笑话。只能说中国近现代没有任何大师，所以我们能看到胡适。实际想一想，胡适能比李敖强到哪里去。只能说胡适是一个运气太好的人。如果胡适的位置是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师，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化不止于此。想想福泽渝吉在日本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就知道真正的思想家是应该什么样的作为和成绩。胡先生的成就和对中国文化的真正影响，跟福泽渝吉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提鞋都不配，只不过无端的被吹的那么高。至于最近大陆刮起国粉风，胡适自然也成了香饽饽。在华人文化圈以为的地方，胡适的知名度可以说是零。这不是一个号称大师的人应该有的地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人类共通的，而不是狭隘的。现在再读明治一代的日本思想家的著作依然会感受到智慧，他们真的找对了方向，指给日本一条明路。我想胡适先生对中国自身的问题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没搞清楚，更何况谈什么指方向。
胡适其人，乃中国近代煌煌钜子，若要谈论他，当真如Yolfilm所言，知乎上做锦绣文章者，当真不下数万言，也说不清楚。原本不敢发言，坐等知乎上的牛人解答，因为深知我自己还没有谈论胡适先生的资格。适才看见@张佳玮所引之唐德刚所言胡先生“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我突然感觉坐不住了，眼眶竟有些湿润。胡适先生在数千年文化流传，华夷大防根深蒂固的中国能喊出“以夷变夏”这样的口号，当真是震古烁今啊。时至今日，中国依然不相信能改变中国的是欧洲文明中心论，我们顽固的相信，不用彻底放下身段即可完成所谓的复兴。面对胡适近百年前的口号，我感觉这个呼喊，依然如黄钟大吕，直指人心。如果一定要比较鲁迅和胡适，我选胡适。后者更有力量。胡先生所言几句话，一直常萦绕心中：1，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2，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嘴上说的东西很有道理。
：在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御用文人之间错位的胡适
适之先生，搁到现在就是读者的特约撰稿人，鸡汤大师。你们推崇的差不多先生，不就是一篇标准的鸡汤文吗？这篇文章从小就看过，当做小品文看的，你指望能给人多大惊醒？
最近一个月，我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都在阅读着胡适。看完了他的《容忍与自由》，三联生活周刊关于胡适的评论《胡适与自由主义》，李敖写他恩师的一篇文章《播种者胡适》，阮一峰关于胡适思想的介绍《胡适的三主义》，这一篇也激发了我了解胡适的兴趣。
虽然我对胡适的了解程度远远不够，但即使平心而论，我也很喜欢胡适这个人。读胡适的文字，了解胡适的思想，都令我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过去，我们太把胡适放在政治的议题来讨论。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太过于狭窄了。这样的讨论太无法看出胡适思想的宏大了。诚如李敖所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应该在思想上显示我们确实是在改革开放。胡适自己也说过，要重估一切的价值。因此我觉得当下，我们应该抛开政治上的成见，来重估胡适之于今天的价值，以此证明我们确实在改革开放。
胡适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的观点十足的简单，却很具震撼力。他说谈的东西，没有飘渺的感觉，具体而细微。他研究问题的方法，系统而科学。所以，读胡适的文字，如沐春风，温和而真实。
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总结胡适的思想，我把它分为四个主义。1. 实践主义：
胡适师从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门下，他的文章，往往富有实践主义的精神，很有建设性。
（1）“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这句话基本上概括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论述的中心。无奈的是，我以前对于胡适的唯一了解，偏是这篇胡适所写的文章是“五四”运动转为马克思思潮的方面教材。事实上，它读起来句句入理，没有过分的激进，充满着理性，彻底否定了士大夫的“清谈”，主张解决最迫切，最燃眉的问题。
（2）“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累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
胡适强调做学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他本人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句话注重的后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学，研究国学，研究治国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谨慎。
（3）“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脚的女子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香火还是怎么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没有避火的铁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村上的童养媳妇被婆婆打断了一条腿，村上的绅士逼他的女儿饿死做烈女，你知道吗？”
事实求是。不是避开事实问题而去谈理想主义，不是抛弃现实问题而去重建社会。需要有一种实践的精神在事实中发现问题，并改善现实，这或许就是胡适的实践主义。2.自由主义：
（1）“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胡适致陈独秀》
对于别人的意见和观点不要轻易去否定或肯定，也不要以为自己的观点是绝对的正确。胡适要告诫的正是，对于异己的声音应该多一点容忍，多一点宽容，这样社会才会真正的自由。
（2）“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自由主义是什么？》
读到这句话，我就想起了李敖一句类似的话“言论自由就像火上口的熔浆，到了一点时候就需要它往外喷一喷。也像成人电影，当你对外公开了，其实发现它也没那么严重。”
（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与自由》
胡适的自由主义，不仅仅在于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胡适或许更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党派的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这个社会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治理想，这个社会也允许你是无神论者，当然也允许你有宗教信仰。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3.大同主义：
（1）“历史是多方面的：单记朝代兴亡，固不是历史；单有一种一派，也不成历史。过去种种，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只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2）“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人权与约法》
法律应该对任何人都有约束的。需要依法而治，就需要法律的普遍性。
（3）“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容易先走上最前面的两步。济南惨案以后，九一八以后，极端叫喧的排外主义稍稍减低了，然而，拥护旧文化的喊声又四面八方的热闹起来了。这里面容易包藏守旧开倒车的趋势，所以也是不幸的。”
这里我想借用三联对于胡适世界大同思想的形成的一番论述：“这种复杂的学习内容、丰富的社会活动经历，不仅是国内青年无法想象的，甚至也是同时代赴日留学生们所无法企及的。胡适在一个最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代中摸爬滚打，浸淫在规范化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很快他就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登上了更开阔的舞台，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观察思考中国。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所以胡适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思索的是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应该拥抱世界。 4.乐观主义：
（1）“一点一滴都是进步，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这种心灵上的快乐是东方的懒圣人所梦想不到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胡适鄙视东方的圣人那种无为。人生在于奋斗，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对前途有起码的乐观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踌躇满志，把每种进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这正是胡适对于人生的乐观。
（2）这里我想用胡适给与后人最自信的一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
“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完&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就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帮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觉得胡适实是近百年了中国青年最不应错过的大师之一，只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关于他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被刻意的限制了太多。胡适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生都坚持履行了所奉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若说历史影响，现在看来仍然为时过短，或许再过百年，中国真正自由开放和多元化了，再回过头来的时候，才能更客观的评价胡适和顾准们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吧。
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另外当时的历史人物已经对胡适做过评价了：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蒋介石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鲁迅胡适是汉奸！——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程潜
今天谈胡适，其为人，学术，及对这个民族的影响到底如何，该作何评价？这是重点吗？不是，我想更本质，更实用的问题是胡适的思想到底是什么，能给我们的生活，人生带来何种帮助？所谓的自由主义，对胡先生略有所知的，应该多少都有些了解。但扪心自问，我们真懂吗？我们又切切实实履行了多少？要有自由，先要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所谓容忍也即是不分你我，大家遵循相同的规则，享有同等的权利与自由。但观诸位文字，对CPC可谓咬牙切齿，大有置于死地而后快之意。没错，某党是做了不少肮脏事，但面对今天的中国，我们还要一味的清算它的过去和现在吗？还要再一次推倒重来吗？再来一次情感的发泄，历史的浪费？还是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呢？再看看最近微博上的方韩之争，有多少人对方舟子的辱骂是无所不用其极，恨不得生吞活剥。方舟子到底做啥啦，骂他的人有多少认真看了他质疑分析的文章，又有多少认认真真看过韩寒的作品和采访视频。一个自由的社会就这么容不下不同的声音？要有自由，先要独立。要独立先把自己锻造成器，是否成器大家心知肚明，但动不动就归咎于体制问题的，却是不少见。独立也意味着不受人惑，既要不受人惑就须有自己为人处世判断是非的原则标准，用适之先生的话来说便是“拿证据来”；独立还意味着不迷信崇拜权威，不依附屈服权贵，但观以上对胡先生的溢美之词者，别说捧杀，崇拜却是明摆着的。如果对胡适还有更深了解的人，应知胡适曾力阻蒋介石连任第三任总统，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当着众人的面对蒋说“总统错了...”，让其下不了台。反观我们周围，有多少人为了自己那个小算盘对上司对领导低眉顺眼，一味讨好，甚至唯唯诺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要有自由，先要民主。民主是靠宪法来保证的，而宪法会不会成为一张废纸，又有赖于三权分立。试问，天天把民主挂在嘴边的人，有几个真能把这三权准确说出，对国会弹劾总统，上院下院互相制约，司法独立，法制的本质又知之多少。
借用某位领导人对胡适的评价吧：“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不独此，此人在1942年就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另外，该领导人还评价“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可耻。”
我参加过一个聚会。有一位对中国晚清乃至近代史颇有心得的老师说，他对胡适在学术上的评价就只有一个字，浅。可是他不能说，说了就会被喷。我对胡适理解不深，抛开人格魅力等等不谈，单论学术，我觉得浅这个字不过分。仔细阅读《舍我其谁---第一部》，作者应该也是这种观点，但他也不敢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