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转载]冉云飞同学《“野杂种”的吊脚楼》
冉按：昨天有朋友从广州和新疆过来，大家一起喝酒，竟夜终宵，甚感愉快。今天周末，特此刊发一篇我写家乡吊脚楼建筑的文章——此文刊发于最新一期《人物收藏》杂志——以飨众位朋友。我不懂建筑，但我在吊脚楼中生活了十八年，这便是我的感受。<font COLOR="#2F年4月3日10：19分于成都
“杂种”在我们的文化视界里，似乎是个令人难堪的称呼。其实无论是人还是文化，杂交杂种都有相当大的优势，有不竭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性。与我故乡文化和地理上都同源的大作家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里，通过“一位戴水濑皮帽子的朋友”之口，来表扬整个武陵山地区、沅江流域如画的风景时，就禁不住赞叹到“这野杂种的景致，简是直画！”我认为这位戴水濑皮帽的朋友无意脱口而出的话，算得上是我故乡山水景致、风俗民情的解人，可谓连中十环，靶靶到心，洞穿我们的生活与人文地理的肺肠。
故乡渝东南属大武陵地区，北纬三十度穿越而过，颇有些神秘诡异。卡斯特地貌所造成的高地天坑非常多，状类陶潜“桃花源”的地方所在多有，因此既野又杂的习性，不只是我们性格个性、生活饮食的一部分。山水的雄奇秀野，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处不杂，以至成为我们无法割舍的栖身之所。再者，这地方的人民是土、苗、汉三族杂居，很多人是名符其实的“杂种”，至于说山野之气，那完全是与身俱来，根本毋须学习。四九年前我们那地方是民皆匪、匪皆民，看过《乌龙山剿匪记》和《湘西剿匪记》的人，对此当不陌生。山水和民气的野与杂，最终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安居乐业之所上，其中最典型莫过于触目可见的吊脚楼。
一、传说与渊源&&&
要准确考据出吊脚楼的历史，恐怕是一件不能完成的任务。坐实的任务不能完成，我们就来点传说，历史就是这样慢慢对接的。传说很久前毕兹卡（土家人）居住的土地上，人们为了躲避蛇虫，避免潮湿对身体的伤害，而用粗藤在树与树之间连结，而铺上木板便成了安居之窝。这种有名的“藤连树”屋，就是吊脚楼的刍形。后来用各种树木如马尾松、杉木等于河畔、崖上、半山腰、平地等地修筑吊脚楼，就是对早年“藤连树”的屋模仿。传说看上去无稽，但传说通过民间这只巨大的翅膀，以至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有着不可忽视的生命力。尤其对像我们这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口头文学和民间故事，作为承载历史的重要主体，其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用不可抹杀。
这种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所体现的建筑外观进化形式，在杜甫入蜀时还能见到，“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杜甫虽然形容的是古蜀道北路所见，但拿来形容原始的吊脚楼的形制也是恰切的。不过，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常建，就曾到过今天的大武陵地区，他亲自己见过此地蛮荒的景象：“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埆。莫傜射禽兽，浮客烹魚鮫。余亦罘罝人，获麋今尚苞。敬君中国来，愿以充其庖。日入闻虎斗，空山滿哮哮。怀人虽共安，异域终难交。白水可洗心，采薇可为殽。拽策皆落日，江风鸣梢梢。”（《空灵山应田叟》）这首诗传神地体现武陵地区民众的蛮野杂，不善于农耕，还靠打猎来维持生计，但即便此种艰难的境况下，也喜欢开玩，热情好客的古风。其中“其人居鸟巢”，其实就是对上述土家族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最好佐证，这说明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当然建筑界似乎有比传说更科学的说法，那就是说吊脚楼与古老的干栏式建筑有点关系，绝非无由，而且考古界也将吊脚楼称为“干栏建筑”。巴蜀地区最早的杆兰式建筑，应属成都十二桥发现的殷商时代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由木桩基础、木地梁、竹木墙体和竹木绑扎与榫卯相结合的屋顶。房屋底层架空的目的，是为了防水、防潮兼防备兽虫类的袭击。大抵古巴蜀地区多是瘴疠沮洳之地，且森林茂密，气候比现在还炎热，因为必须有底层房屋架空的巢居，才能最大程度地解决身体受到的伤害。后来随着平原地区气候日趋干燥，人口越来越稠密，森林砍伐得厉害，巢居的形式便渐渐式微衰落。倒是在山区或者爬坡上坎的大城市，还残留有巢居的影子，这巢居的影子，便是今日之吊脚楼。在重庆、涪陵、万县等沿长城市，以及沿乌江的小镇如龚滩等地，尚有吊脚楼的余韵风采。但随着建筑材料的变更，建筑式样的西化，大城市偶存吊脚楼样式，与原来的吊脚楼韵味却已经相差甚远。只有在渝东南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才多少保留了吊脚楼这种建筑“活化石”。
二、地里生长出来的建筑&&&
建筑与地域的关系甚大，这不仅可以从风水、地理来解释，更可以从气候、历史渊源乃至建筑材料来探究。一个地方为什么出这样的建筑，如福建的土楼，藏羌等地的雕楼，那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与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宗教、社会治安、军事用途，以及建筑材料等有深刻的关联。“有机建筑”大师赖特说得好：“建筑与环境不可分离，犹如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虽然不能说吊脚楼是巴蜀地区特别是现在渝东南地区的特产，但说其它地区没有大武陵地区（鄂西、湘西、黔东北、渝东南）分布那样广泛、保存得那么多，大抵还是说得过去的。
大武陵地区为什么如此的多吊脚楼，在正史里也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如南北朝的《魏书》外，在新旧唐书里记载亦复不少。《新唐书》里说：“南平僚，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居楼，梯而上，名为干栏。”（卷222），而《后唐书》里也记载道：“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蛩蝮蛇，人并楼居，号为干栏”（卷197）。大武陵地区千多年前唐代的气候可能比今天更热，接近于亚热带雨林气候，森林茂密，才会烟瘴遍地，且有蝮蛇等物，人们必须楼居，不然有生命不保之虞。这种状况现在大有改善，但人们为何还采取吊脚楼的制式呢？说起来，除了地理因素的作用外，还有人们对历史的遵循，对传统的膜拜有关。
沿江的山城小镇的吊脚楼，如在龚滩小镇未搬迁以前，有非常良好的保留与展示。可惜的是重庆官方为了修水电站而破坏这一千七百年来小镇的神韵。龚滩的吊脚楼凌空乌江之上，夹于峭壁之间，外人看上去如累危卵，其实居住在那里面的人却甘之如饴，如履平地。但武陵地区的吊脚楼特别是土家族的吊脚楼，与其他民族如苗族、侗族、瑶族等的吊脚楼，还是稍不同。以前吊脚楼只是建在山上、崖上、江边上，现在很多吊脚楼上建在平地，这是土地家族吊脚楼与其他族别吊脚楼在选址上比较不同的地方。正屋选在平地上，让单边或者两边的吊脚楼处于悬空状态，再起柱而建。一般而言，土家族的吊脚楼为两层，上层住人，通风、干爽，在转角楼上乘凉赏月，你还可以体会苏东坡的雅兴：“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不过乡下人一般也没有这样的境界。下层堆杂物柴草，或者垒砌墙壁以关牲口。当然现在开始讲究卫生，有不少人家将牛栏猪圈也另立一旁，实行人畜分开，大大减少了因蚊蝇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
总体说来，由于我们民族居住山区，土地有限，吊脚楼作为土家族传统的房屋形式，在整个武陵山区极为普遍。吊脚楼之建造依山傍水，充分利用空间，减少土地占用，可以说暗合世界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主张的整个城市充分“吊脚楼化“的理念，为解放地球表面，保护自然生态，先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特如此，遍布武陵地区的过街楼、天街、岸街、风雨桥、关卡、陵墓等建筑，也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观，作为当地建筑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吊脚楼内外情形&&&
吊脚楼一般三开间或者五开间不等，有的呈两边对称的吊脚楼，有的只是单边L形制，端赖房屋主人的能力与意愿来定。土家族与任何其他民族一样，经过等级非常森严的过程，在建筑物的形制上也不例外。土司住得雕梁画栋，而一般老百姓只有用柴草铺盖了事，就连一般的青瓦都不准使用，正所谓“允许买马，不准盖瓦”，否则便犯了僭越欺上之罪。
吊脚楼所采用材料大多因地制宜，以马尾松、柏木、杉木为主。树木确下来后，并不立即使用，而且使其干透，再请木匠师傅来做。厉害的木匠师傅所有木工活都可以做，是道行最高的匠人，还可以配合端公来驱鬼，杀鸡祭神。特别是新房起屋时，亦即我们当时“抽屋列子”时，站在列子上喊“喊”起。列子立好，便开始上梁上挑。如果说梁没有什么讲究，只需要结实的话，那么常见的挑就有两种，一是板凳挑，二是牛角挑。板凳挑平稳结实，易于取材，但美观程度不及牛角挑；而牛角挑则对选树需要比较严，利用木材根部的自然弯曲，来作为挑檐，符合力学要求又兼具美学效果。如果两家挨得太近，一般都用石砌的封火墙加以阻挡，以免火灾时被他家的火势延及。
进正屋之前面是一大块院坝，可以作晒坝用，可以在人多时请酒席用。从院坝上街沿，如果比较高的话，一般都有石础作梯子以便行人。上了街沿，堂屋一般是没有门的，堂屋是一家人上香案的地方，大多是“天地君（国）亲师”这样比较汉化的祭奠方式了。而在堂屋的两边既可是日常煮饭吃饭的地方兼卧室。以前居住比较简陋的时候，火铺既是生火煮饭吃饭的地方，也是夜晚一家人睡觉之地。我从小家贫，但仰赖几间比较破旧的祖传旧屋，尚有有单独的房子可作卧室用。外家是当地望族，母亲嫁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陪嫁极多，到五十年代初“捐献飞机大炮”被强行充公，所剩无几。到我出世时早已是食不果腹，家徒四壁，但唯一记得一张小时我与母亲睡觉的大床，大到可以五人左右。床板而床架可谓雕工精细，上床还在踏板，两边是挂衣服辅架，而床架需要挂一笼极大的蚊帐才能遮住。床沿比较高，无论小孩怎么翻滚，都不会滚落到地板上，可以避免由此而产生的对身体的伤害，可惜这一切旧观已不复存在。
火铺是由火塘发展而来，火塘非常简陋，在正屋中间用一些石块在垒砌而成，主要用功是烧水喝茶，聊天摆龙门阵，冬天则用于烤火。后来发展到用半高立柱加木板而成火铺，上面可坐人，坐人的有木凳，更多的则是草凳（是用稻草编织打捆而成，家兄及母亲都会做，惜已忘记其工序），人坐在上面既可以烤火（俗称向火），亦可以靠板壁而坐藉此小憩。火铺四周稍高，而火铺心则稍低，用石灰和泥做成，便用火烧火煮水。木柴所烧出的灰还烫时便于烤烧苞谷，新嫩苞谷以其烤火熟后，清香无比。而经滚母子灰（也就是发烫的灰）而滚烧略糊的辣椒，经石擂钵舂匀，加上野生的狗椒子（外形类花椒），离开故乡后再也没有如此美味的辣椒。好在大家兄特擅此法，将来还有品尝之机，可谓一快。
火铺铁钩挂一长方形的铁架，我们叫坑，被烟熏火燎得不见本色，这上面拿来熏腊肉的地方。如果一家人到年终了有一坑腊肉，那就是当年了不起的成就了，可惜的是在我小时很少看到这种场景。而坑上面与内屋天花板齐平的是用竹子铺就的一层叫“楼槁子”，可以用来晾晒东西，兼作散炊烟和通风之用，因为楼槁子外面即是挑梁之间形成的空窗，可以使炊烟排散出去。我尤其记得母亲于楼旁边的天楼上做豆丝（亦即干豆丝）、霉豆腐（即臭豆腐）的情形，忆及她的辛苦，想起清寒中的美味，真可谓往事历历，不禁潸然泪下。
吊脚楼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走廊，这走廓欲称千子，通过形成走马转角楼。犹忆小时，我们把吊脚楼那部分叫厢房，到厢房所在的千子两边藏猫（捉迷藏）好像还发生在昨天，人却忽已快到半百之年。物也不是，旧观不复稍存；人也已非，辛劳一生的母亲也已于五年前仙去。千子有多种，有的甚或者是美人靠，但千子转角相连都垂柱，垂柱上下有垂花，式样不少，记得我们家的是菊花形状。而木窗子上的窗花多为动物、植物图案，颇带民间喜庆色彩。而千子两旁和屋壁上大多悬挂着大蒜、苞谷、红辣椒、蓑衣、斗篷、筛子等，千字上放着一些镰刀、砂刀（直的）等马刀具，其他农具如挖锄、薅锄等，则与石磨、石臼（俗名对窝，舂米用）、风播（扬糠去秕时用）等。猪、牛散步于阡陌田埂间，公鸡母鸡悠闲于院坝之内，当然于四处游荡逡巡的，少不得还要有个比较凶悍的看门狗，由此吊脚楼的一家也算和美大吉了。
四、现有吊脚楼分布状况&&&
由于交通越来越发达，民众往来更加便捷方便，人民流动越来越普遍，所以大武陵山区民众固有的生活，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影响当然有好有坏，殊难一言为断。单说原先的吊脚楼，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地方，特别临公路的住户，大多已因向往城镇的建筑而新建成贴满磁砖的小洋楼。这种小洋楼的质量和外形只不过是对大城市生活的拙劣模仿，虽然可以理解，但此种模仿之不到点那是必然的。一方面固有的吊脚楼已经毁坏，另一方面拙劣的模仿使旅游者没有兴趣，当然主人还是得了住洋房的满足，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其它收益。
原来沿乌江的龚滩吊脚楼建筑群，如果不因滥建水电站而被撤的话，那长一点五公里的街道两旁所保留下来的吊脚楼，将是土家族民居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可惜这一切在权力的滥用下而遭致彻底的毁损。好在，同样的渝东南古镇龙潭镇周围尚留存些孑遗，使不少人到武陵地区写生作画、踏勘旧有文物，记载了一些吊脚楼的遗迹。如比较著名的有张良皋撰写、李玉祥摄影的《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孙雁等编写的《渝东南土家民居》等。在具体考察上孙雁等人的考察组所走的地方不少，做的具体查证亦不少。他们对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吊脚楼群作了一定考察，他们所走的地方有黔江区后坝；石柱县马武镇香溪村、中益乡平坎村和华溪村、枫木乡、黄水万盛坝；彭水县鹿角镇、鞍子乡；酉阳县龚滩镇、可大乡七分村、长潭；秀山县洪安镇、清溪镇、石堤镇海洋乡等。
这个考察路线，大抵将渝东南土家族的吊脚楼分布作了一个简要的探寻，但应该还有许多遗漏的地方，民居研究者和田野调查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比如石柱新乐乡902户山民，就有849幢吊脚楼，像这样成大群的吊脚楼应该在渝东南土家族聚居区亦不多见，但外界提到或者研究的人并不多，大抵是交通不大方便的缘故。
五、伤感的结局&&&
人类很多做法并非今胜于昔，并非与时俱进，进化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并非放之四海。以社会的发展来看，许多我们想保留的东西未必能够保留下来。一方面是自然的汰弃，另一方面是人为的破坏或者改进，使那些曾经辉煌的文明消息于天壤间。我们当然没必要为满足他人参观土著的癖好，而住在吊脚楼里成为别人的观赏对象，除非我们自己喜欢住吊脚楼。当然你既喜欢住吊脚楼，幸好又在吊脚楼群中，那么有可能成为别人旅游的对象，这既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你收入的来源。这种两得其便的办法，最能够形成对吊脚楼的持久保护，对于旅游者、研究者和土著本人都是一个难得的多赢结局。
但像这样美好的结局过于理想化，毕竟不是每座吊脚楼都能有这样的幸运。像龚滩那么好的古镇，那么多的吊脚楼尚且遭来权力的横祸，何况其他默默无闻的吊脚楼呢？事实上，既没有也没有办法让每座吊脚楼保留住。作为个体的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哪怕你盖了一座非常拙劣的贴满磁砖的小洋楼，他人也无从干涉。但是，要是别人对你的美学品味有所指责，觉得你过于俗滥亦即有点苕，你也不要太过恼怒，因为这已经是别人的权利了。
多年以后，吊脚楼或许会消失，或者以另一种改制的形式留存于世，谁知道呢？我认为人应该对祖先及自己的劳作充满爱怜和敬畏之心，但我并不认为一切都不可改变。我要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我成长于清贫的吊脚楼中，这段经历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至5日夜于成都；冉云飞的一五一十部落）
冉按：全球闻名的旅行圣经“孤独星球lonelyplanet”，其《四川和重庆》的历史部分第一版由我撰写，共十五则，万多字。《四川和重庆》第二版的历史部分亦由我撰写，增加了三则，此为第一次公开。特在敝博公布，以飨读者。<font COLOR="#6F年10月14日于成都&
四：生命里的盐&
盐是世间平常之物，但没有它却很要命。因此如果说一部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争夺食盐的历史也不为过分。传说中最著名的炎黄之阪泉大战是为盐池之争，战国七雄中韩国因缺盐而先亡，正可谓得食盐得天下。四川历史和民族变迁，也与食盐的争夺大有关系，可惜在著名史学家任乃强撰文阐述之前，基本没人注意及此。&
巴蜀两国的成长，均与食盐的发现有关。任乃强认为大西南及大西北大部分民族皆是古时康、青、藏高原上居住的羌族支派。在青藏高原“这个大高原内，盐池、盐泉与盐湖最多，尤其是藏北的羌塘，至今仍是产盐极多的地方，所以它能最先形成羌族聚居的地区，中华的‘羌’字，即缘其自呼之音而造的会意字”（《四川上古史新探》）。羌族向四方低地迁徙的过程，就是围绕哈姜行盐区进行的（大积石山与秦岭以北属于行卡盐区），哈姜行盐区限于属于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盆地、徽成盆地、汉中盆地。茶卡行盐区推向中原地区，而哈姜行盐区则四川推进，为古蜀国的兴盛和发展做出贡献。&
但哈姜行盐区的推进速度没有想像的那般快，故任乃强认为：“蜀文化形成晚于巴。距今二千二百年以前蜀族还是在巴盐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自李冰开凿地下盐井，蜀盐自给以后，蜀地文化再开始一个飞跃”。在任氏看来，巫溪县的宝源山和彭水郁山镇的两处盐泉，皆因从山麓陆地涌出，很早就被人类发现，从而形成“巫盼幕焙汀扒形幕薄６饬礁銮梢酝ü┠吓璧亓谝黄穑由系ど昂退姆崾ⅲò凸迅厩寰驮谡庋那樾蜗禄窭尥虻模罄葱纬删迷兜陌妥逦幕０凸谑逞紊隙猿国形成了掣肘，因此楚国虽然比巴国强大，也能在某种意义和平共处。但巴蜀之争引致秦国灭巴蜀，巴蜀亡则楚国亡矣，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扼住了盐道。
就像油漆、桐油、水银等曾经是国家战略物资一样，盐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四川地区的经济在汉兴、唐旺、宋强，一代胜过一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采盐技术的突飞猛进。自贡就是一座典型的依靠井盐之利而聚集起人群而成的城市，从东汉章帝时期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义盐井开始，到明代大公井的盐质甚佳而成为贡盐，再到整个抗战时期供应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食盐量，孙明经等所著《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一书生动地记载食盐的伟大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供应华中、西南及西北各省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国家上缴盐税209665.&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十二：&房屋上的四川
著名诗人里尔克曾在其名诗《秋日》里说：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这是表达他孤独的心灵漂泊无依的深切感受。心灵无着，即便有华屋大厦也无所归依。但人终究是现实的，没有房屋，却必须建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由岩居穴处到自建居室，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但由于地形、气候、材质、风俗等方面的不同，各地的房屋建筑还是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从四川民居的变化，我们也不难看出历史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建筑与地域的关系甚大，这不仅可以从风水、地理来解释，更可以从气候、历史渊源乃至建筑材料来探究。一个地方为什么出这样的建筑，如福建的土楼，藏羌等地的雕楼，那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与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宗教、社会治安、军事用途，以及建筑材料等有深刻的关联。“有机建筑”大师赖特说得好：“建筑与环境不可分离，犹如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目前四川民居中最古老的考古发现，是成都十二桥出土的山形干栏式建筑，而前几年发现的金沙遗址之建筑正属于十二桥文化代。金沙遗址的居住区，发掘了大量房屋废弃后残留的基槽，基槽里有密集的小圆洞痕迹。考古学家推测其房屋建设的步骤是：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圆木为木骨，然后于木骨上抹灰拌泥，再经烘烤成红土墙，便初步形成了金沙遗址房屋的大致框架。这种“木（或者竹）骨泥墙”形式，于屋顶覆草，便成了四川最古老的民居之一。
在杜甫入蜀时还能见到，“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杜甫虽然形容的是古蜀道北路所见，但拿来形容原始的吊脚楼的形制也是恰切的。说吊脚楼与古老的干栏式建筑有点关系，绝非无由，而且考古界也将吊脚楼称为“干栏建筑”。吊脚楼之建造依山傍水，充分利用空间，减少土地占用，可以说暗合世界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主张的整个城市充分“吊脚楼化“的理念，为解放地球表面，保护自然生态，先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特如此，遍布武陵地区的过街楼、天街、岸街、风雨桥、关卡、陵墓等建筑，也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观，作为当地建筑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川因暗藏在帝国的边缘，一直不是正统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房屋的建造，不遵守祖制，敢于打破等级制度等繁琐规矩。比如大画家石鲁的叔叔冯子舟在清朝，于仁寿文宫镇建造的房子，就敢亵渎所谓神圣的中轴线，将小姐的绣楼建造其上，公然违反那种将祭祀用的香火建造在中轴线上的传统做法。这样的做法，如果只是冯老人家一时心血来潮，是单个造反者的个案也就罢了。但据著名建筑史专家刘致平先生于抗战时期对四川民居的研究所得，不遵祖制，逆经叛道，在四川民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成都犀浦的陈府，“一切设置全是逾制”，“说明宅主人是个很不守清代法制的人”；成都南府街周道台宅，家人之出入由廊金柱间的侧门出入，这是成都住宅的特产，名为抱厅；成都棉花街卓宅，比一般住宅高大，有廊庙森严的感觉，“近宗祠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刘致平著，王其明增补《中国居住建筑简史——附城市、住宅、园林（附：四川住宅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在举了众多事例后，刘致平先生对四川民居来了个总结性的陈词：“僭纵逾制”。这是个大胆的结论，使我们发现四川文化里的不遵奉儒家正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十三：近现代巴蜀文化史的脉络
王闿运一生自负，但场屋蹭蹬，中举而止，不曾宦仕。而彼时湖南出将入相，大有名于时之人可谓夥矣，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等，可谓指不胜屈。而王闿运只有作西席幕宾的命，其显要之职顶多也就是执掌长沙城南书院、船山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其中尤以尊经书院所教学生最有造诣，流风所及，对四川近现代文化影响甚巨。
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八年，的确培植了不少人才，从廖平、宋育仁、杨锐、吴之英等开始，再传弟子有吴虞、张森楷、蒙文通、李劼人、郭沫若、周太玄、魏时珍、王光祈、李璜、巴金等人，你只要看了这个名单，就可以得出，若把王氏在尊经书院的影响，研究出一个大致的规模来，近现代巴蜀文化史的脉络，就可以犁然自现了。&
王闿运常常有些怪异之举以及怪诞的议论，也好围绕帝王之术作激进之语，虽然他与弟子廖平甚不相得，互相误读，各自都瞧不起，但不能说廖平“一生凡六变”与他没有精神传承上的瓜葛。廖平远影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近则传递了激进气息，与时代合起来，影响了“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再则郭沫若、巴金文学之路里反叛色彩，也可以从这些方面见出其草蛇灰线。这当然也切合二十世纪初期的激进话语，在公共言说中的兴起得势。
王闿运的《缃绮楼日记》出版了很多年，但研究近现代巴蜀文化的人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大多喜欢玄不着边的东西，或者拾人牙惠。我一直想写一本《一个湖南人在四川》（此前曾撰《》和《》两长文来作尝试）细致地研究他在四川的一切，以及由此给巴蜀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冉按：这是我为《青年作家》所开的“另类巴蜀”的专栏文字，即将刊载于《青年作家》第十期。文章的重心，倾注于王氏于蜀道的特殊观察，比如他对三峡的“恶评”，比如他对南充、蓬溪的榕树及湖广填四川历史的记录，甚为鲜活，这些都是研究近现代四川文化生活诸方面极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现在写巴蜀文化文章的人，大多辗转稗贩，了无新意。今年我写的关于吴虞、王闿运日记中的东西，是此前的人们不曾关注到的，这一点我还比较满意。
　　一些长期关注我批评时政的朋友，不解我为何写这样离现实如此疏远的琐细文章。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个人骨子里面真正热爱文化，他就会在内心里抵触那些党化、奴化等不学无术的东西，对学术与文化抱有一种，无论世事如何艰难荒谬，都理当守持敬爱的态度。这也正是一些文化守成主义者如吴宓先生等人，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依旧继持不辍，相信只要文化不亡，国家不会真正灭亡的道理。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而向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一种与极权对抗的另一种隐形力量。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写有根据的文章，喜欢从细节出发，就是认为历史的鲜活，恢复记忆，非从细部入手不可。那种动辄立欢宏论的做法，固然可以夺情于一时，然从长期之观察，难以立足。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要努力批判现实诸多不是，另一方面要重建与恢复我们的历史记忆，应该从那些留存的鲜活史料入手，才能使现实与历史共同发力，重铸我们早已失范的研究精神，让我们理应获得的诸种权利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换言之，批评现实与重建历史记忆，是一车的两轮，缺一不可。单有一轮，都会夔足难行。<font COLOR="#6F年9月28日7：53于成都
　　在近现代意义上的公路出现之前，古代四川与外界交通艰难，惟两条主要道路出川：一条为通往北方的川陕大道，北上陕西或者北京；二条则为峡江水道，东出夔门，前往江南地区，或者北上抵京。当然，西有通滇之南丝绸之路，往南亦有从泸州至贵州到达南方的道路，但西南两方均不是在古代均不是文化、商旅中心，故这两条道路多为研究者所忽略，这是不应该的。但人们谈蜀道的确大多只及川陕大道、峡江水道，这是为情势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势”则是川陕、峡江二道远大于其它出蜀道路之作用，“情”则是为“势”所生，“势”大则“情”之记载细密且多。关于川陕、峡江二道的沿途风物人情之记录，自古不绝，以迄于今。关于蜀道情形之记载，陆游、范成大为此中之显者，王士性、俞陛云则稍有掩忽。迨至近现代外人入蜀之记载则有竹添进一郎、山川早水、中野孤山、伊沙贝拉．伯德、古伯察，乃至公路筑通后，蜀道依旧艰于行进，抗战军兴，大批人物入川，故有黄炎培、陈衡哲、舒新城、罗常培等先生入蜀之记载，此间夹杂着一位从湖南来川执长尊经书院的人物王闿运。他几度入蜀及返湘，进则由两湖过三峡达万县，万县经南充、遂宁，而抵成都；出则由成都坐船过乐山、宜宾、泸州，直趋重庆，出三峡而达长沙。他几进几出四川后，对蜀道难的问题也看得比较豁达了，“往闻难而沮，今来此往过此，亦无复难，事不可惑人言，人言徒足阻气壮”（日）。所以他才有重过杜甫由蜀至湘的道路时，“殊笑其不能自振”的豪迈（日）。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旧日读书人沿蜀道行进之日记里，都观察到了些什么，以便丰富我们对巴蜀文化之研究。&&　　
　　【一】
日(所言均为农历，下同)王闿运由长沙出发至12月27日抵成都，此为第一次入蜀，费时一个半月有奇，此后数次进川费时大抵相同。古之学者，行旅之中，翻读各家地理志书，以为舟行陆进，沿途观察之资，已成常态，不似今人之带去两铜圆般的眼睛，而一无所获。王氏启程即阅《水经注》，有补充，有驳难，复以实地观察，常看出与郦道元相左之意见，特举二例。“所云‘百七十里不见天日’者，殊非实迹矣”(日)，殆横柯其上，在昼犹昏的景象不复见之故；“船行四十里过巫山县峡，亦未见峻，石粗疏而不能生草木，所谓亏蔽曦月者，北人语耳。余所见川峡若此者不可数，无此长耳。……又三十里至将军滩，疑郦注误新崩滩在此也”(日)。王氏固有异举以鸣高的脾气，但并不每件事情都滥用意气，否则其所著之湘军志及一系列关于湖南的地方志，便不会引起众多史学研究者的关注。
　　奇异景色，为王闿运所乐道。“饭于孙槽，从此至梁山皆缘谷直下，余前行殊末审，山景甚奇，作诗赏之……又见民居厨下泉流出为瀑布，感新召鲍超事，戏题一绝：‘茅屋春云袅爨烟，更无人同古松年。谁知竈下残余水，流作山头百丈泉。’”(日)。我认为此种景致实在天下一绝，半生走过许多地方，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别人有洞天的厨房布局，与大自然混然天成。要不是有这样风景殊异的美好景致，王氏一定会看到湘军干将鲍超被提拔的消息，深感自己怀才不遇，而不能以谐语出之。原以为此乃天下无二，哪知后来读黑泽明自传《蛤蟆的油》时，又遇着此种人工依托大自然的绝佳布置：“这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流水从厨房里穿过去，和村街的小河相通。据说，从前在这个厨房里抓到过鲑鱼。厨房安水闸的地方就是洗槽，鲑鱼就曾游到过这里。”(南方出版社P90)鱼直接游到厨房之下，真让人葛天氏之民之叹。王氏说自己“前行未审”固是事实，但时序也是大有瓜葛。前行是冬天，此时则是春天，虽是“春寒犹重”，却是“比日杜鹃声相映”(日)，所以厨房下流泉为瀑布之景象，只有此时才能看到。在一周后的日记里，王闿运又提到气候与禽鸟之关系，亦可佐证春天万物复苏的景象远非冬日凋蔽可比。“今日已食樱桃，谷雨日始司布谷，初五日闻子规，草木之知时不如禽鸟也”(日)后来再一次由万县经过梁山的时候，王闿运发现一奇景，令其赞叹不已。“道中见溪瀑悬流，黄浪奔而下，激成白气腾而上，上下相冲，几欲相敌，生平未见之奇景也，又见小无溜奔飞，涛欲啮人，吼若雷怒，不觉心胆俱壮。惜非大景，不足赋诗，口号二绝句记之”(日)。王氏看来真的有点激动了，竟将此景以庐山瀑布相喻。“急溜奔涛石道寒，海飞雷吼壮奇观。何须苦向源头辨，且作庐山瀑布看”。四川令王氏心折的景观似乎不多，唯此景与嘉陵江之水得其好评，亦可谓异也。“嘉陵江色蓝碧，余所见天下水此为最丽”(1878年月12月20日)。
沿途风景固是舟行出进之人所欲关注者，但对沿途的风物民情、物产丰欠之注意，亦可从中看出被时诸多风貌。盐为人类从卉至今不可缺少之食物，但古代食盐之获得较今人困难得多。王闿运虽未到过自贡，但对沿途之井盐与巴盐(俗呼盐巴)都有记载。(夔门)“稍上有盐竈，舟人云名殠盐矶，以前盐不可食，近岁有贫子得肉无盐，试濡之，鹹香可食，因有煎竈也”(日)，得肉无盐，不能使肉味尽显，其苦可知，因之从地名而得录舟人之解释附于日记中，可见王氏对民俗风情之重视。峡中所记物产本不多，殆三峡地区大多为贫脊之地。关于贩盐，王氏曾记大竹“道中多有牛驮运盐”(H)、“沿途盐贩不绝，道隘人众，殊不畅人意”(日)、“出西门循山陂陀途，皆担米豆上，买盐下者，米豆出广元、乐至，盐出蓬溪，小民以为生计”(日)。沿途说着贩盐的事，但只有在蓬溪才真正遇着井盐。“(蓬溪)始有盐井，从石上凿一洞，口不过径三寸，深可数十丈，浅者犹十丈许，皆以刚铁舂之，见盐而止。上施鹿庐转盘，紧篾于竿，竿及井底，则一竿通为一简，筒可容水桶也，向汲卤水上矣。篾长短视井深浅，井佳者日得水十许桶，少者一二桶，桶可得盐无六斤，井费百干，用功五六十日。取水叫用二人，利未为厚也。舁丈云蓬、射盐不如富顺，又无火井，差促供民依食”(日)。巴盐和井盐都为四川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不能想像缺少食盐，四川的历史与文化能有曾经的这般辉煌。
　　另外，王氏每每从历史地名来考订物产之准确性，且有存疑之科学精神，值得称赞。他在巫峡至裴石后说，“‘裴’当作‘碚’，蜀中谓石入水中为碚”(H)。其所到之处，便多思考，辨正《水经注》。并十过泸州的途中，纠正徐霞客言岷江为长江正源之说，“金沙江乃真正江源正流”(E1)。观看山水风物，而得到关于“屈、宋”的“人文地理学”，“初月一钩，山川饶艳，初疑秭归山水陕急，何以生屈、宋，今乃知其骨秀也”(日)。他对物产尤多究心，“自此至云阳，汉设三橘官，今惟黄甘颇佳，未见橘也。又橘橙相类，不知其所以异”(日)。
　　“询李眉生家，故在城郭外。中江多山童，稀垦种者”(日)，四年过后，他说“中江山则童秃如坟，过兴隆场，乃有赤山，余前有诗赏之”(日)。这说明由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徙，滋繁甚众，在清朝中后期，已造成四川的生存压力。
　　关于蜀道沿途所见之树木花草如樱桃、枇杷、榕树、紫荆、榴花、红花、罂粟、红刺等，他在日至27日的日记里均有详细记载。另外在日于梁山道中咏蔷薇，同此他还有咏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花，“梁山道中，有化初夏满山谷，土人不知其名，图归以示知者，先题一绝：‘粉红圆瓣细绒鬓，欲问芳名《蜀志》无。花似剑南官样锦，画归题作野茱萸”。反而是四川的桂花不被他欣赏，如他在内江一地，“登小楼见老桂四株，花繁而香微。蜀桂水香，亦一典故也”(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闿运对榕树的记载，这里面可看出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徙的影响。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客家人有从原住之家乡带榕树苗到新聚居地的历史。“二十五里至乾霸，小歇椿树下，树垂垂有子，土人呼为黄桷树，豫章之变种也。闽、越、蜀则变，他土则否。章，美材，榕，散材，地气入界则不同，未知其由，大要土碱如此”(日)。我不懂植物学，对土壤之使材质变异也没有研究，但王氏记录的榕树作为进入一个村庄之标记，在川东到川西的许多丘陵地带，确是事实。而且榕树作为四川村庄之标记，在明清以前的文献中似乎尚少发现，而在明清以后的文献中逐渐增多，与客家人之入蜀当有一定的关联，日本人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蜀游杂俎》里专门有一节谈及“嘉定港与黄葛树”。“三十里兴隆场，蓬州地。居民多操零陵土音，云客土各分，零陵人不改乡音也。然土民实亦多永州五，妇女操作亦如永俗，盖习渐始然”(日)。前者提及黄桷树，后面说到永州、零陵习俗，这是典型的“湖广填四川”的活历史。在粱山一带，“往湖广会馆看戏，路遇一丁姓，云常、永、宝三府公建。而自称湖北人，不知原籍何县。问其来，则雍正中”(日)，更是湖广填四川的又一佐证。他在读《蜀志》时进一步提到榕树，“阅《蜀志》物产叙录，甚有法。吴省钦记黄葛树，以为疑即榕树。余一见即识之，以此知博览之益。凡未见而考求者，虽是而疑非也。孔子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识鸟兽草木不难，知其异名为难。《尔雅》所称今悉在目前，但不能名耳。”(日）
关于此点，同为湘人的钟叔河先生也曾谈在《念楼集》有申说。王氏提及蓬溪一带以红苕为主要食物之一，也与今日被称之为苕国的川北一带(蓬溪、盐亭、西充等地)作物种植相符。“土民乏粮，多恃薯蓣芦菔为食。至此始有橘，犹不及黄甘之多”(日)。四川的红苕种植，查家谱、方志系客家人从1733年左右带入，为繁殖因明末清初地广人稀的所缺之人口，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度过不测之灾荒年成——尤以道光十八年(1838年)川中大灾后红苕的栽种面积大幅度增长——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红苕对四川民众相关生活，比如食物结构、菜系、以及气候森林诸方面的影响，我准备从细节人手，有意做个专门的个案研究《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　
　　【三】
外国人初入中国，对于中国旅舍不洁之印象，厕所之污秽，臭虫之多，多有记载，尤其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蜀游杂俎》里对此记录详细而深恶痛绝。外人看到旅舍窗明几净一定欢呼雀跃，但王闿运的“中国眼光”，让政治敏感度不够高的中国人都深感意外。“宿五龙场，店阁明净，为栈房四阿重屋，僭宫室之制”(日)，离南充不远的这座旅店，如果王氏有告发之心的话，肯定能够领到忠于秩序的奖赏，好在他还没有这般下作。不过他内心里对秩序的恭顺态度，真有点害了斯德哥摩综合症的样子，此病的原头自然要追溯到的老师孔子那里去。“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僭越都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不可以忍耐的呢?一个中国人与一位外国人对一家旅舍的态度竟可以如此不同，制度所衍生的文化观念之别之大，可不令人浩叹?
　　以貌取人是察言观色之辈的常态，王闿运行到中江，也遭遇了此等尴尬。“店小二处我以侧室，犹以为不配，黄翰仙来必不至此”(日)黄翰仙是王氏当官的朋友，当然“必不至此”，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还是止不住略有感慨。其实不也不怪那店小二，彼时他当然还没有建立“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经营概念，他心目中固有高低贵贱，王闿运何尝没有呢?前述旅舍“僭宫室之制”的说辞，看上去正当无比，其实在此处就正被店小二的“等级制度”观念“暗算”了一回，店小二狗眼看人低，不可谓之冤枉。可惜以王氏彼时的见地，可能一辈子无法想清此问题。王闿运数过兴隆场，不只一次遇着赶集。“十五里兴隆场，前过时墟集，今亦以初九日过，复逢墟集，人则少矣”(日)，“州里至甘草岭，有墟集，前似未见也”(日)，但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记录，否则子研究近现代场镇的兴趣是很有用的。有次在端午节路过南充，他对此细加描述道：“渡水便到顺庆府城里，街市卑陋，人甚繁庶，云方赛城隍神。自五至十五日，老妇百里来烧香，村妆竞饰，如新年也。自渠至此境，时闻书声，民气较朴”(日)。数次停留重庆，没有更多之记载，只一次停下来去游涂山。亦无特别的感受，倒是在重庆见月为难得之记载，“夜视江烟，似有月光，出船望之，初月正明，所泊亦尚清净”(日)。而在三峡一带，他曾见过参加袍哥组织的人，“坐茶棚，见若哥会者数人，神似何人，而不能举其名，大要蜀派多如此。吾门三四十人，庶乎其免矣。蜀派初若飒爽坦率，其诈乃不穷，吾数为所误，今乃识之耳”(日)，他对袍哥组织的帮派及欺诈是着力批评的。但王闿运对四川最大胆的评价不是说蜀米无味，而是说“蜀亦外国也”。四川是外国，恐怕这是古今中国人对四川最出位的评价。王氏在长沙与家人及朋友分别时，有朋友问他，“言往俄往蜀孰利?余云蜀亦外国也。然二刘年少，当往俄以练习人事，大刘仍留乡居，打佃夫槌王匠可也。此所谓思不出位”(日)。将人蜀与远赴俄国同等看待，并视蜀地若外国，不亦奇哉?王闿运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王闿运和许多人记日记一样，不免有率性的一面。王闿运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趋新之徒，相反他对抱守湖南的一切，有相当深的好感。有湖南人到四川久了说四川话，他就明显地露出鄙夷之色。
　　王闿运数次往返川湘之间，从湖南到四川，他是坐船经过三峡到万县，再由万县陆路到成都；而从四川回湖南，则是从成都坐船直抵长沙，沿途他记录了许多人事风物，颇有可钩稽之处。
　　至于说对王闿运吃饭地点的探究，并非可有可无。追寻吃饭地点，可从此看出晚清亦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初，成都的饮食地图。&
&&&&晚清著名的学者、诗人，湖南人王闿运前后在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当了近八年的校长，留下了许多关于四川主要是成都的记录。王闿运在四川包括在成都的日记，历来为研究近代巴蜀文化者所忽略，这是不当有的一个缺失。就连研究成都比较好的著作———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公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都没引用此种材料。事实上王笛这著作在材料的使用上，还可以更完善。他的书有三次提到《吴虞日记》，但对《吴虞日记》里有许多一望而见的材料并没有很好的运用。我无意苛求王笛先生。但由此亦可见研究巴蜀地方文化的人，要把近现代许多能看到的东西通读后再做研究，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尚有许多留存不易的史料有待我们去梳爬呢？我根据《缃绮楼日记》欲撰写一篇长文叫《一个湖南人在四川》。
　　王闿运的四川食物，包括水果、饮料、饮食等，其中的四川饮食并不表明就是川菜，事实上可能那个时候尚未有川菜的概念。川菜在他来成都的时候，还处于萌芽期。对川菜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的高档餐馆正兴园，他的日记中只记载了一次。“司道来催客，乃知其早饭也。席设盐署，急舁而往，则督府已至，菜用正兴园，亦尚可吃，未正散”（日，日记日期农历，下同）。这个记录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古代人一天往往只吃两顿。复次，这饭不是在正兴园吃的。为什么在彼时比较有名的餐馆，王闿运很少去呢？我们不妨作两点臆测：一来他未必爱吃川人食品，二来这个餐馆主要是供满清中上层人之食用，老板兼主厨关正兴，便是满人后裔，所以王闿运记载不多。在官署而非饭馆请客，例证不少，如有王闿运请上面的领导来家中吃饭，准备得比较丰盛，而且餐具还是找豪奢之人借的，但王氏并不满意，看来王氏也是讲究美食必美器的。因天气太大，没有冰箱，所以有馊变之味，也只能将就了。“未刻遣约正孺来陪学督，设食甚劳，尚可吃耳，然亦有馊变，天气太热之故。唐六少爷以豪侈闻，所借器具乃甚粗俗不可用，信乎穿衣吃饭之难晓”（1881年闰7月14日）。并不只王氏设宴家中，其他人亦是于家中设宴待客，“谭叔裕遣要晚饭，……设食甚奢，而无越味”（日）。彼时宦游到一定级别，一般都自备家厨，甚至有的是从原藉带厨子来，对当时各地的菜互相吸收融合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在王闿运看来，湖南的家庭应吃湖南菜，浙江人自然应做浙江菜来请客，越人请客而无越味，殊可怪异，故他笔之书。不特此也，王氏日记里更有大户人家在公馆里面招待他们的记录，“与绶廷及岳生同步穿少城，至武担山看石镜，便至芮园小酌，看墨池书院。主人芮少海招余及督府诸客夜饮，会者十一人……督府诸客艳言瑞华班之难得，因议召至唐宅演之”（日）。从王氏日记里不只可知道彼时芮公馆的位置，知道武担山的石镜尚在，而且墨池书院的遗址亦尚在，但百年过后，这一切均已成为陈迹，大多数人已渺不可知。就连彼时走红的瑞华班，若非专业研究川剧者，有谁人能知？人事沧桑，能不令人慨叹！
　　也就是说，王闿运的四川餐饮，不必都是川菜，换成“王闿运在四川所吃喝的东西”或许更为准确。但准确也不是指导我思想的理论基础，有时为好了文章好看也无妨做个不太离谱的标题党。王闿运对四川的吃食一上来就被先入为主地灌输了一回，在彼时已入川两年的四川总督”﹁甯牡谝桓“教导”中亦有记载，这是王闿运到达成都的第二天。”﹁“又言蜀土薄，米菜俱无实味，议颇入微”（日）。这个”﹁逡补“歹毒”，而王闿运的记录也似乎“别有用心”，想在关于四川的记录中可能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酷评”。蜀土薄，米食俱无实味，这个判断显然不符事实。丁是贵州人，于山东入川，似乎没有在江南宦游之经历，那么这个判断可能过于大胆，而王闿运来“议颇入微”的评价，也嫌仓促，因为他才到成都一天，而沿途经所经蜀道之饮食，也未看到他在日记中有所抱怨。这说明王闿运和许多人记日记一样，不免有率性的一面。王闿运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趋新之徒，相反他对抱守湖南的一切，有相当深的好感。有湖南人到四川久了说四川话，他就明显地露出鄙夷之色，“瞿锡三族人来，满口蜀音，不知何等冒名也”（日）。“坐谈半日，留饭，不能蔬食，蜀人习食软熟者，故不饱也”（日），这是他来成都尚未及两个时辰得到的观察，而这样的看法想必也影响他进一步接受四川饮食。胃总是比脑袋更顽固的东西，何况二者一齐作用呢？
　　王闿运的吃食中，有许多食山珍野味之记录。吃熊掌、娃娃鱼、野鸡、野鸭等山珍野味是常事。“与督府幕客会饮，食熊掌，殊不肥甘”（日），熊掌虽然珍贵，但王闿运还嫌这熊掌不够“肥甘”。当然他自己请别人吃了一次，那是不错的，“午后约芸阁、见郎、罗铸卿、陈小石来吃熊掌，甚鲜美，异乎平昔所尝者”（1884年闰5月2日）。“鲁詹来食野鸭”（日），过两天，“孙彦臣还院，送绵州野鸡及&&&鱼”（9月29日）。“见郎来，留吃野鸡去”（日）。可见野鸭野鸡都是款待送客佳品。“人送熊豹、刺猬、四角羊来。唯四角羊似是伪作，豹则劣于泥，非真豹也”（日）。真可谓无所不送，无所不吃。山珍海味食者众多，不敷应用，以假物应市的事也出来了。不过，华阳县顾县令请他吃的倒是真的，“夕过顾华阳饮，张华臣、金蓉洲、黄树人同坐，黄则昆伯之弟也。吃扬州肉圆，整蒸甲鱼，干蒸鸭，均佳”（日）。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送他或者请他吃山珍海味呢？个中情形大家都已知晓，许多人是有求于他。但我还是引一段他的日记来作注：“作书复赵生树云，彼为周生介绍，希图荐馆，而送书两部，火腿四支，是货我也”（日）。王闿运不是笨人，他是明白不少人是在“货”他，四支火腿显然不够打动他，虽然那时的火腿远比今日的正宗得多，而且绝无防腐剂。山珍海味不仅不环保，而且浪费在“食物里程”的人力成本和生命的机会成本亦不算少，这似乎不够人道。当然你可以认为这样的想法是妇人之仁，没有人吃山珍海味，那些生活在贫瘠之地的山里人怎么为生？
　　王闿运收入亦较丰，因此他家中待客也曾食过鱼翅。“招王芷庭、黄曙轩饮，因及阎象雯、毛舜琴。曙轩以丧不至，芷庭早来，几两时许始得食。未上菜而鄂生来，出谈半时，家制鱼翅竟未得尝，亦异事也。厨人作菜殊未清洁。为客留城，而城门又闭，颇为惭负。”（日）家里面虽可办出鱼翅这样的高档菜，但完全并不是很满意，或许能做鱼翅的人并不很多，否则厨子有可能被开的危险。因为王闿运对厨人的要求不低，“于王处询厨人，荐一人至，重庆人也，与所言许兰伯旧厨人不雠。此人无实，不可信，已两试矣”（1881年闰7月11日）。厨人说过给王闿运的朋友掌过勺，但查无实证，对不上号，还敢来试两次，真是胆大妄为。但是因为厨子而影响客人吃饭的心情，王闿运并不赞同。“食时未饭，至周云昆宅会饮，夏道台亦至，李、穆、黄三道府来。主人以馔具草野，大斥厨人，客皆不安，未正散”（日）。在王闿运看来，对待厨人亦应有分寸。不过学生来找校长，致使校长没能吃到鱼翅，的确应该算是奇事。尤可怪异的是，王闿运的家人和朋友，竟在他与学生谈话半小时后，风卷残云般将鱼翅吃得一点也不剩，难怪王闿运也忍不住大叹“家制鱼翅竟未得尝，亦异事也”。在美食面前难道一点节制与体面都不要了么？想想，也真是“异事”。这顿饭真是吃得不爽，城门也关了，即便不用贿赂司阍人员，对朋友们亦属不便，王闿运忍住没吃着鱼翅的“怒气”，还因为城门关闭“颇为惭负”，这对十分自负的老王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当然大部分时候，王闿运的家宴还是比较普通的，就连女儿生日，也都只是做了二百枚包子庆生而已，“帉女生日，为作包子二百枚”（日）。
　　鱼翅燕窝历来被视为中国饮食中的极品，自烹鱼翅复又有友人送其一桌燕窝席，当然也是可以记录在案的。“张中丞送燕席一桌，不知何人所送，而以诒我，不可辞谢，勉强受之。方与吟梅谈宦游物候之诗，高吟欲咏，而人事相扰，有类催租也。此席拟以奠唐泽坡，盖去岁欲祭未果者，家眷既不至，故宜了些一段。梅兰香发，胧月不寒，极佳光景也”（日）。有燕窝席相佐，又与朋友吟诗作对，且在正月节中春天即将来临之时，“梅兰香发，胧月不寒，极佳光景”，如此清妙，自然难免想起自己作为游宦之人，在外地思念家乡的心情。我想他们一定会率先想起杜甫祖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很好地展示了出门在外的宦游之人的心情，诗评家胡应麟评其为初唐五律第一，不是没有道理。王闿运很好地利用了这桌别人所送之席，不特与活着的朋友一同分享，还拿与它祭奠故去的朋友，让他在阴间能感受到朋友对他的怀念。
　　出无车，食无鱼，遂有弹铗之叹。王闿运与他同时代那些湖南显贵相比，物质收入上当然差了不少，但他比冯谖要强十倍不止，出有官轿兼有马骑，且常有鱼吃。
　　平常的烤猪、烤鸭，王闿运亦有录入，要么是味道不错，要么是送食物或者邀食之人，值得一记。“稚公送燔豚、炙凫，要廖、杨、刘、任供食”（日）。有时只记录了吃烧烤，连吃烧烤的内容都省了，“驻防凤茀堂普请城中见任官，设六桌，余与芸阁陪将军歧子惠，曹、李二太尊陪余，看戏吃烧烤，至子初乃散”（日）。招饮有边吃烧烤边看戏剧、魔术者，也有因重九登高之会的招饮，把吃饭娱乐与民俗活动勾连在一起。“松翁招饮城南浙江义山旁，为登高之会，黄、毛、二刘同坐，皆江西人也。与刘庸夫俱不终席而还”（日）。成都系平原，周围乏可登之山，城南何处王氏又未细指，故不义山旁知在今何处。至于有在家中食胙肉的记录。“留见郎食胙肉，因要谢世兄同饭”（日），至若“煨芋食饼”（日）的粗简。平凡若馒头，王闿运亦不乏记载，“晨未食稻，食馒头三枚”（日），如朋友“穆芸阁送馒头”（日），不知三天过后，他所食的川北馒头是否穆氏所送？“晡食川北馒头一枚半已饱，夜亦未食”（日）。王闿运下午三点至五点之期间吃的馒头，居然可以不吃夜饭，可见川北馒头分量比较足，个头比较大。四川是产盐之地，尤以自贡井盐最为著名，因此“张伯圆送年礼瓢盐，云瓢盐甚难得”（日），不知其可信度有多少？
　　食不果腹的人，是没有机会享受各种名贵稀有水果的。“食枇杷颇有甘者，而苦核大”（日），说明这是未经改良过的土著品种。“小睡，起，夕食蒸杏”（日），不知蒸杏是如何做的，此种食法在成都亦未听说过，难道是湘俗么？如系湘俗，彼时王氏并非带家厨来，故存疑。“毛薆亭送云南石榴，甘津，佳品也”（日）。虽是云南之物，而王氏亦食于川中，对研究各地水果品种史未始不是一点有用之材料，故一并记载下来。云南石榴并不是王闿运吃到的惟一滇中土物，他在湖南长沙也是吃到过的，“食佛掌参，鱼肠面，滇中土物也”（日）。或者是川东枇杷不坏，或者是王氏怜惜老者之贫苦，有次路过巫山，他竟“见老叟篮枇杷，倾筐购之”（日）。至于喝茶，则屡有人送，“熊邛州送茶及薏苡为消暑饮子”（日），甚至有学生把郊天之用贡茶送予他，“陈生柄文送蒙顶石花茶叶六片，郊天所用。每进三百六十片，闰月不加，犹或不足额。用锡合，合盛三片，开其一，已霉变一叶矣。至省易银合，乃得窃二以出，然非贡吏不能得，进督、藩者皆陪茶也。余于何蝯叟诗中知之，今乃得见”（）。如此难得一见祭天用的贡茶，王氏都有幸一得，可见其饮食之福匪小，只有何绍基的诗才有记载，别人不一定见得着，甚至连”﹁逭庋耘悴璧淖芏矫患际强赡艿摹Ｖ劣“莲弟取薛涛井水还”（日），不知作何用？取来煮饭，还是泡茶？没有明说。若是泡茶，则有可能不及河水。
　　王闿运数次往返川湘之间，从湖南到四川，他是坐船经过三峡到万县，再由万县陆路到成都；而从四川回湖南，则是从成都坐船直抵长沙，沿途他记录了许多人事风物，颇有可钩稽之处。旅途的饮食因诸方面限制，必不能有多讲究，但检王氏日记里的记录，亦大是趣事。在赶往成都的途中，于万县他记有“今日食二鸡卵，一锅魁，碗半饭，尽余甘蔗”（日）。王氏此事四十八岁，饭量不坏，所食全系四川普通食物。到达南充地界，他透露“食素面未饱”（日），大抵是素面不合味王氏口味之故。至中江则“卯初起，行卅三里过观音桥，未饭，食薯粥甘蔗”（日），总之极简略。只有一次与王闿运随”﹁宓酵馐硬欤谥厍焓庇诠鸹ㄔ傲俳莩苑故锹猛局斜冉下≈氐模俨考豆僭钡降妆纫桓銮辶鞯男３ひ才懦&#8978;“出城至桂花园临江馆，镇、道、府公宴督府，用、舟作陪，以作为客。桂过兰香，小有幽致，房宇则未为佳”（日）。刚好中秋节，故桂香扑鼻，于此吃饭，其雅致自不必多言。
　　至于说对王闿运吃饭地点的探究，并非可有可无。追寻吃饭地点，可从此看出晚清亦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初，成都的饮食地图，与近三十年后傅崇矩在《成都通览》里的吃饭地点，稍作比较，即可看出一些饮食地点与城市变迁的关系。如鲁詹等人曾在延庆寺宴请过王闿运，而且还招人来表演魔术。“竹老、元卿、鲁詹设饮于延庆寺，召幻人叶慈巴作诸杂剧。慈巴以搬运幻技，起家累千金，擅名成都，凡灯彩铺垫借办，皆取资焉。余为宾，莫、李、力田、惠庵、张玉侯皆与饮，设馔甚费，蒸豚最佳，自未至戍乃散”（日）。五年过后，王氏又有到延庆寺的记载。“至延庆寺，赴金知州之招，崧翁先在，金木讷无多语，设食不恶”（日）。“院生十六人新中式者公宴余于二仙庵”（日）。有到武侯祠数次，“朝食后小睡，出城至武侯祠，稚公招同莫、李两提督陪黎漕使饯席，午集申散。”（日）“至城外关祠，魏、胡、李、范四斋长设馔，借张师爷厨人，稍精于酒馆，恐城闭，忽忽散”（日）四位学校的后勤人员设宴款待学校校长，馔肴之丰，味之兼美，是可以想见的。关祠的厨人大抵是不行的，特地去请了有名的张师爷厨人来烹调一席，虽然比酒馆都还强，但因关城门，故不及细细品尝，也是很遗憾的。同是夏天，过三日后再至关祠游玩，衣着却是另一番情景，“午至关祠荷池看雨，甚凉，衣二袷一绵，戍初散”（7月21日），真可算比较怪异的天气。“申正至江南馆，顾家山设饮，朱小舟、幼耕、凤茀堂同集，甚热，亥散”（日）。那个时候吃饭、唱戏的公共活动空间，都在会馆之中。
　　除了会馆、寺庙这种公共空间外，还是公园和今天意义上的风景区，如草堂与武侯祠，就属于招饮的常用之地。杜甫草堂宴饮有三次，“赴草堂竹斋陪孙编修饮，……向暮散，驰还，未上镫也”（日），王闿运在成都外出的时候，骑马比坐轿的次数还多，“未上镫也”，还是比较得意于骑术的。“晨未饭，舁出南门，严生饯我杜祠，丁、戴、陈陪，向暝乃还”（日），严生即后来成都著名的藏书家严雁峰，他家是陕西大盐商，所以也是能拿得出钱来请老师吃饭的。第三次则是公宴，“霁寒，始裘。出城赴杜祠公宴，下官皆会，以余为客，巳集申散”（日）。而武侯祠亦有多次之记载，今只及一次，“朱、丁、黄、张月卿继至，王莲塘最后到，设宴荷轩，午正散”（日），王氏日记里屡次提荷轩，说明武侯祠那里荷轩是吃饭的雅所在，或许有餐馆在此亦未可知。至于从水路朋友到外地，一般都到薛涛井和皇姑院了，“晨出书院登舟，诸生步行，余骑行，至安顺桥东登来舟，更顾拨船及小坐船从行，送者络绎。芝生设饯薛涛井，马伯楷、黄翰仙、唐六少作陪，昏散，住舟中”（日）。次日，“督府幕客穆芝阁、刘虚谷、黄耀庭、陈用阶饯余皇姑院。稚公、方保卿为客”。
　　像王闿运这样不愁吃穿的人，吃饭更不是小道，正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何况常做奇怪梦的王氏还梦着过吃东西呢。“夜无端梦食甚甘，犹恍惚，视窗光未曙”（日）。当然王氏并不是对什么吃都持赞赏态度的，“彭乃于客座吸食洋烟，余甚怒，以其窘弱，不忍责之，遂告以将出，不复与见”（日），在座中吸食鸦片烟是王氏最为痛恨的。当然，他吃饭也有一次“创了纪录”：“至章宗沄处晚饭，去其肴馔甚精，殊不甘旨。卢丽生、章师爷及其兄与房主李姓同坐，江少淹为总客。人甚驳杂，又谈烟花，颇为唐突，二更乃散。余中酒，为烟薰晕绝，坐人大骇”（日）。王氏本是不胜曲蘖的人，复以烟薰，就弄出令人大骇的晕厥，亦算是王氏吃饭的一个“花絮”吧。&
冉按：这是我为故乡重庆市酉阳县所出的两种乡邦文献类书所写的序，文史爱好者可全部细看并着力批评。八封爱好者，可以看用数学证明桃花源一节，得到不少乐子（即“酉阳的命名与桃花源”一节）。不少地方都争说桃花源在自己故乡，难道天下30处桃花源都是陶渊明生的吗？大家各取所需吧。日于成都&
对于我的故乡酉阳，我认为有两个人说得比较靠谱，第一位就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关于酉水河畔的景致，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里借“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话来说：‘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杂种在外人看来固然是粗话，但在我看来却不乏褒意，因为土苗汉的杂居地，杂交自属不免。就是山川的情致也是杂交出来的，秀丽雄奇、宁静狂野原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了赞美这个“野杂种”，我再无二话。&
我将内举不避亲地认为，第二位把酉阳形容得比较到位的就是在下。有次我接受《南方周末》的编辑、诗人马莉的访问，回答了二十四个问题，其中问到我的出生年月及产地时，我回答道：“襟连荆楚，攀依黔北，悬挂于巴蜀，势控南越，北纬三十度横切武陵地区，像日本武士切腹的勇毅决绝，神秘孤寂。陶翁所绘‘桃花源’，其模拟版本，遍布武陵地区，好比大城市百货市场一样泛滥。妙文诚为大地山川最佳化妆师，陶潜同学的广告可以将整个武陵地区打包带走。”&
我承认上面都是比较文学性的表达，但我认为其现实感也将多少得到印证。酉阳建县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但真正被文明化育的历史却并不长，若从1408年兴儒学、习汉文化的冉兴邦开始，也就六百多年的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在乾隆39年亦即1774年酉阳知州邵陆撰《酉阳州志》以前，即便土司掌控酉阳时代的旧志，也只存于文渊阁的书目，而不见任何志书之遗存。换言之，我们若不从其它书籍，如正史和野史等饾饤琐屑的搜集中，来拚凑和粘合一个过往的酉阳，那么酉阳的历史就会变得荒芜不彰。幸好我们的先人还算努力，除邵志外，还有冯世瀛、冉崇文任总纂的《酉阳直隶州总志》行世，使得酉阳在同治早期以前有个较好的规模，不致让后代再流布耳食之言，以讹传讹。文化是润物细无声的事情，总是细心搜求之事，来不得什么大跃进，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酉阳县档案局诸位朋友们所做的努力，就非常值得嘉许了。因为像《酉阳州志》（巴蜀书社2010年版）和《酉阳直隶州总志》（巴蜀书社2009年版）这样的刻本存世量越来越稀有，如再不出排印本，那么酉阳乃至渝东南的历史就要从入荒臻草莽之中。同时，若没有《酉州漫话》和《酉州风物》这样的书来拾遗补阙，那么酉阳文化的骨肉将不够丰满匀称。&
一、酉阳的命名与桃花源之争&
由于有“谁不说俺家乡好”的世俗习惯，因此在对自己故乡热爱的过程中，难免时有枉顾事实的过度美化之情形，我认为这是不得体的乡愿。我认为真正热爱自己故乡的人，一定会诚实地面对故乡的美好与弱点。故乡就像一个人，不是非黑即白，不是好到了完美无缺，也不是差到了一无是处。很多时候是好与坏融合成的一捆巨大矛盾，在好与坏的的上线与下线之间的广阔地带有许多难以遽下论断的东西。不管怎样，理性的评判和诚实地面对，只会给故乡增辉。若是反之，吹得来莲花现，那么徒贻笑柄给世人，反而对故乡是真正的伤害。在我看来，实事求是，不讳隐，不夸饰，是对自己热爱的人事之最高准则。&
从最近几年酉阳大溪笔山坝和清泉邹家坝考古遗址的发现来看，六千年前酉阳便有人类生活的遗迹，这为研究酉阳地区的历史增添了厚重的上古史料。但酉阳可考的建制历史就算从南宋冉维义所管的州（其实属地只有一县，并非清代乾隆元年所置的直隶州可比）开始，也只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此点我同意学者邹明星先生的“汉酉阳非今酉阳”之说，故不同意酉阳建县两千多年之说——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更改的基本事实。现在有研究者用比附性的“研究”把酉阳说成伏羲、女娲等神话人物的发祥地，以增添酉阳的古老，这些说法在我看来没有可考的史实支撑，这种不尊重事实的热爱，不能给故乡带来光荣。外人一看我们这样的“研究”，会引起夜郎自大，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的不适反应。&
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
“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象古文酉之形。凡酉之属皆从酉。与久切。丣古文酉，从卯。卯为春门，万物已出；酉为秋门，万物已入。一，闭门象也”。许慎没有看到过“酉”字的甲骨文，其实甲骨文的“酉”就是酒器，而把酉当作酒，应该算引申义，至于说粮食发酵、食物腐败而造成酒的过程，进一步引申出庄稼成熟，乃至日落西沉，这是字义的进一步演进。用《史记》里之“酉者，万物之老也”来证明酉阳古老与上古神话时代的人物一脉相承，我认为是用引申义强夺本义的倒置，此种为我所用的证据凸显证据之粗疏与不足。&
那么“酉阳”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在我看来，那就是因为酉阳一直在武陵郡的最西边，而酉所具有的日落西沉的引申义，与后来天干地支之酉时，所出现的时间段，一脉相承。《内经．灵枢·卫气行》说：“日有十二辰，子午为经，卯酉为纬”，也就是子午（北南）和卯酉（东西）的经纬，依据太阳的转动形成了十二个时辰的变化，太阳下山（十七点至十九点）自然是酉时。《后汉书.郡国志》说：“武陵郡酉阳县，酉水东出，东入湘”。确定了西边为酉，那么依据“山南水北”为阳的原则，在酉水之北之地，自然就命名为“酉阳”。&
与此同时，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桃花源”依照科学的考证，是不是就一定在桃源县和酉阳县呢？我认为不一定。事实上关于“桃花源“在何处的争论一直没有断过，自少有包括常德桃花源县、安化县、重庆酉阳县等30处疑似“桃花源”遗迹（甚至有与武陵郡根本不沾边的云南广南县坝美村也认为自己是“桃花源”所在地）。有位叫张贻明的先生甚至把《桃花源记》逐字逐句进行逻辑分析，得出20多个特征信息，并将这20多个特征信息设为命题的边界条件，用数学的方式最终“证明”出“桃花源”就在安化县奎溪镇达坳村黄桑坪。老实说，这一切所谓的“证明”，在我看来属于焚琴煮鹤、佛头著粪，说其煞风景，一点都不过份。&
当你证明的基础和文本只是文学作品时，你的证明再精妙，乃至看上去充满数学的“精确”，都只不过沙上建塔、水中捞月。前提和基础是虚构的，那么其推断和结论就无法立足，这是稍用点逻辑推理就能得出的结论。因为文学作品乃虚构，不是准确的历史事实，你像疱丁解牛一样轻施妙法，一一解剖，其实仿佛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进一步说，如果他说的与现实偶合，那也是因为碰巧，是小概率事件，而非事实之必然。也就是说，你不能抱着孩子（陶渊的《桃花源记》）去找现实中的“妈”，因为这个“孩子”的“生母”就是陶渊明本人。把文学作品胶柱鼓瑟地搞对号入座，不尊重文学本身的特性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这些“论证”都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撑，更遑论科学论证？&
更为要紧的是，我们要弄清楚为何有30多个地方自称是“桃花源”呢？如此之多，未免大有滥街之迹象。历史上陶渊明到过武陵地区没有，目前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但他写一篇文章为何能特别切合武陵地区的情形呢？那是因为武陵地区的卡斯特地质地貌所决定的。天坑、溶洞、暗河、钟乳石等在武陵山区所在皆是，这样的地质地貌决定了对陶翁“桃花源”的雷同，因此多处呈报有类陶翁“桃花源”者，并不令人惊奇。&
唐宋时期就有好事者刻碑说湖南桃源县是陶翁“桃花源”本事之所在，还撰有“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的名联。我们酉阳大酉洞的确也很像陶翁“桃花源”的摹本，清代《酉阳直隶州总志》总纂冯世瀛、冉崇文在《酉阳直隶州总志》里面说“核其形，与渊明所谓桃花源者毫厘不爽”，并引常明纂《四川通志》的话说：“酉阳于汉属武陵郡之迁陵地，渔郎所问之津，安知不在于此？惟晋永嘉后地没蛮獠，自宋及明，又世为土司地，名儒硕彦，游迹罕到。故文献无征，不能正名之为桃源耳。”冯、冉二位先贤编志书很用心，他们尽量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是说核其形毫厘不爽，并没说它一定是桃花源，因为这不能得到史料的确切论证。所以他们全引《四川通志》的话，也只是求备一说。因为《四川通志》只是一个对桃花源的反问性见解，自己也说“故文献无征，不能正名其桃花源耳”。&
众所周知，著名作家、学者流沙河先生曾应酉阳之请，为“桃花源”写了副对联“无影无踪，渔郎路志；有根有据，陶令文章”，他的意思也相当于冯世瀛、冉崇文二位乡贤所说的“核其形，毫厘不爽”。但对于许多地方特别是湖南桃源及我们酉阳关于“桃花源”真假之争，流沙河先生说：“若比先后，当然是湘西的占先，川东的落后。若比真假，那就对不起了，都是假的。陶渊明是大文学家，具想像力，能从无中生出有来。两处桃花源都是照着葫芦画瓢，只能比较谁更画得更像而已。”（《两处桃花源》）换言之，两处“桃花源”（事实上包括任何地方的“桃花源”）都是“似”而不“是”。但这并不是说否认两处都不真，那这样的风景就没有意义，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神话和传说是事实与虚构的夹糅，是先民精神和夸张性反映，《四川通志》和《酉阳直隶州总志》里的记载，虽于史无征（湘西的亦然），但记载这样的事和传说，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史学大家顾颉刚关于历史的层累叠加学说，已经被证明是历史文化生成的一个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桃花源”，虽非真实，也自有其一定之价值，值得人们去赏玩。
二、现存酉阳志书比较&
文化涵育是慢工出细活的事，酉阳与其它文化发达的地方相比，其文化相对落后封闭，是不必为此讳饰的。但自从1408年冉兴邦兴儒学以来，确实也有了不少的积累，可惜的是这些积累，有的已经消失于天壤间。从邵陆的《酉阳州志》、冯世瀛、冉崇文的《酉阳直隶州总志》，到2002年版的《酉阳县志》，二千多年的历史只赖这三本志书来传承，实在太过寒伧。虽然历史的细节偏少，待搜查的史料还很多，但我还是很感谢各位乡贤的不懈努力，才使得我们对故乡的历史，不至于淹没在耳食之言中。&
修志当然自有其历史传承和方法，其它方面暂存不论，我们仅以《酉阳州志》、《酉阳直隶州总志》和新修《酉阳县志》中关于“人物”的编撰方面来看，都自有其值得总结的得失。由于邵陆《酉阳州志》有开辟草莱的功用，所以他关于“人物”方面的编撰，有比较混乱不统一之处，如在《兵制》里有守备、千总、把总，官师里有知州、州同、州判、训导、巡检、吏目，在《选举》里有进士、举人、贡生，在《节孝》里专业节孝人物，而在单列的《人物》里只列了冉如彪以下的土司官七人。这里面体例的重叠和犬牙交错，以及在人物选择上的不完备，是一见而知的事。&
到了《酉阳直隶州总志.》分类就详细清楚得多，计有《职官志》、《政绩志》、《列女志》、《人物志》，《人物志》里又细分了忠烈、孝友、高义、贤达、耆寿、流寓、方外、杂人等，虽然很难考出其间的文化人物（除像黄庭坚、贯休这样少数的流寓诗人外），但有三卷《艺文志》包括在书里面，比较好地展现了与酉阳有关的历史文化。而2002年版的《酉阳县志》单有小传的人物有42位（还不包括十一类更简略的“英名录”），其中除了三位文教人士、五位医学界人士外，其余34位全是政军两界人士，文教人士所占比例不到百分之八。其中陈德元当过两届酉一中校长、杜用选在成都参与办过《西顾报》和当过四川农业大学前身校长、吴汉骥教语文的同时，写过川剧《酉州恨》、《湘灵赋》等。至于所列文学创作活动等，除简列过往古人的诗文以外，民国付诸阙如，一九四九年过后的文学创作，只列了杨贤才、沈国凡等少数几人，像在全国名声很大的李亚伟及其所创的“莽汉派”诗歌创作群体、冉易光、冉冉、冉仲景等人的创作和评论，根本都没列入，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酉阳直隶州总志》初翻一过，感觉其精谨，但也偶有失误处，如《艺文志》里关于诗的一部分，是分朝列述，但说到文同的《施南太守以猿儿为寄作诗答之》（P561），却杂入唐朝。虽知文同是大诗人苏轼的从表兄，也是著名的画家和诗人，不应出这样常识性的错误。我因没看到过原刻本，不知是原本之错，还是排印本整理者之误。但无论怎样，这些错误的细节应该尽量杜绝。至于新版《酉阳县志》失载的文化人，还有待清理，值得增补者恐怕不少。我认为像1924年考入北京女师大的陈华先（《漫画酉州》一书编者在其小传中称她为酉阳县第一个女大学生，此说不确，至少目前我所知道的尚有1923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系的甘濬昌）应该选入，其受教于黄侃、钱玄同、高步瀛等大学者，著有诗文行世。学者陈志宪，1935年在中央大学受教于著名学者吴梅，当过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著有《西厢记笺证》等书及文章行世。这二位的事迹，幸好在《漫话酉州》一书里有所弥补。但还有多少像这样失载的人，如今我们还不得而知。&
《酉阳直隶州总志》里的一些名目及说法，现在看来也有一些值得正误之处。如卷十九之“菜之属”里专讲到红薯。红苕对我来一点都不陌生，幼时家贫常食，至今见此物反胃。然此物救荒作用之大，甚于它物，不可不大书一笔。不过，冯世瀛、冉崇文二乡贤在“甘藷”一条里讲红薯，在我看来就有讨论的余地。“甘藷”条里说：“一名朱薯，一名番薯，藷与薯同，俗名红薯，音讹苕。乾隆五十一年冬，高宗纯皇帝特允待郎张若渟之请，敕下直省广劝裁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燿所著《甘薯录》颁行州县，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异物志》云：南人用当米谷，蒸灸皆香美，益仰见圣天子爱民如子之心，有加无已也。”（P487）在此条下面还录了黔令翁若梅的《金薯传记录跋》“并颂”，以名心曲及此物的传播种植路线。&
甘藷与甘薯，其实是二物。晋朝嵇含的《南方草木状》里已写得非常明白：“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唯掘地种甘藷，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藷粮。”对甘藷的记载在宋代的《太平御览》里亦有两条，并非明万历年间从吕宋（菲律宾）和安南（越南）传过来的番薯。对此流沙河先生有确切的考证，他说，“甘藷是种，种藷块。番薯是栽，栽薯藤。繁殖方式相异，终非同类。”（《华南原有甘藷》，见现代出版社《书鱼知小》2012年增订版）并且他还对《新华字典》将藷字视为薯的异体字，使得华南原有的甘藷从此永远消失，表示批评与不满。事实上，蕃薯代替甘藷是物种（后者可能产量低，种植面积不广）的竞争使然，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不能说甘藷就是番薯。&
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在八十年代分别成为少数民族自治县后，各县在志书史料的搜集上做了不少工作，如四川黔江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的《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就分别以“正史、别史、杂史、地理志、实录、地方志、谱牒、碑志”七大类并加上“附录”的形式，辑录了这五县少数民族的历史史料。这对夯实关于酉阳历史文化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助益的。但由于这主要涉及到少数民族史料，而对别的史料部分有所忽略，其对酉阳的了解和探索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比如对于酉阳古道，之于外来移民的重要性，在《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中基本没有体现。而在《酉阳直隶州总志》和新版《酉阳县志》里虽对酉阳古今道路，都有记载，但这里面也没有涉及过往征夫商旅、宦游流寓的来往，偶有涉及也主要是战时谁曾于此路过或打战之类。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二书基本未涉及。移民入川，酉州是个很重要的枢纽。与酉州有关的主要中转路线有二，一是常德到慈利到来凤，入川境到黔江，再到彭水（或由此到沿河而上遵义等地），沿乌江到涪陵再上到重庆；另一条是从常德沿沅水，到秀山经酉阳至龚滩（此处有至黔江至彭水者），沿乌江路线与上同。这方面学者蒋维明有专文《湖广填四川，昆弋入蜀的重要途径——酉州通道初探》（见四川客家研究中心2003年内部编印《移民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探讨，这说明酉州通道不仅对移民的实际入川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影响北方昆曲（昆弋风格）之入蜀，从而影响现代川剧的发展。&
为何酉阳新旧志都不注重移民问题呢？那是因为酉阳土著影响力很大，而土著为外界知晓不多，所以大家的精力都花在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土著研究上，而相对忽视外来移民。《酉阳直隶州总志》的“人物志”里列有“流寓”一节，但这只是和较有名的人有关，那些藉藉无闻的外来移民则不与焉。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看上去与酉阳没有关系，其实这是大而化之的说法。酉州既是移民的主要路线之一，也是移民的落脚点，我们从《酉阳直隶州总志》可看到此时的移民多来自黔、楚、江西等地，更有地名能证实与清初移民潮有较深的关系。根据蓝勇、黄权生的《“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对一级移民地名（地名信息明确含藉贯非川藉）和二级移民地名（地名信息里不明藉贯，但此地名产生于明清之际）的研究，酉阳有十个一级地名，有一个二级地名。与此同时的黔江和彭水，均只有一级和二级地名各一个，石柱也只有一级和二级地名各两个，至于秀山则二者全无。如1984年编印出版的《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里关于“百地”和“兴隆场”可见一斑，前者谓“据辰州人（湖南）迁此，当地人送给一坡荒地开垦，称为百地”，后者谓“据传早年一江西商人安居在此、生意兴隆故名”。综上观察，可以有两点总结：一来说明乾隆以来酉阳是州所在地，对移民相对有吸引力；再者也可以藉此证明酉阳为何在文化上较其它几县为优，除了学校因素外，恐怕不能不注意外来移民的因素。
三、文化活在细节中&
要研究酉阳过往的历史文化，就要对有关酉阳的史料有细大不捐的梳理功夫。这梳理功夫，要的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比如我曾读到过“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书系”中的一本《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日本人居然勘探至我们偏僻难行的家乡酉阳，一方面日本人求真吃苦的精神为我所深佩，另一方面为他们窥伺中国的祸心不寒而栗。请允许我插个嘴，几乎与著名地理学者胡焕庸1943编的《四川地理》同时出版的，就有日本学者神田正雄的《（最新）四川地理教科书》面世，其间少不了关于渝东南的物事。再者，我曾读到过未曾出版过的十几册民国时期学生日记里，记载着流亡的安徽八中在秀山、酉阳一带学习的情形，足可以了解彼时酉阳情形之一斑。&
对于研究酉阳本地的历史，不仅要注意长期居住在酉阳本地或者路过酉阳的人，如沈从文、田汉、丁玲、流沙河、周克芹等都曾路过酉阳，他们的一鳞半爪本身就是酉阳历史人文的一点积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那些酉阳籍而在外地生活的人，因为这些人也是创造酉阳历史文化不可分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早年生活在此地，为其立足腾飞之地，其桑梓之情，使得他们对酉阳诸方面的关心，能为酉阳做出他人不能相比的贡献。我在阅读有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女作家石评梅的《评梅女士年谱长编》（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时，就读到她的同班同学甘濬昌（之泉）是酉阳人，其与石评梅关系还比较好。日石评梅病笃时，甘濬昌悉心照料，“子英、瞿冰森来探望。由甘子泉女士招呼”。注者在甘子（之）泉后说其为“石评梅在女高师之同学，北京孔德学校教员”。根据《北京师范学校同学录年》，女子高师体育系第二期15名学生于1923毕业，毕业后能到孔德学校任教表明甘之泉的学业优异。孔德学校（今北京二十七中前身）其校名来自法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是当时北京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人创办，有不少著名人物都毕业于此校，如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著名作曲家吴祖强等。彼时教师有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常惠、李霁野、张雪门等，就几乎是与甘之泉同时的孔德学校教员，说明孔德学校之注重新式教育包括体育教育。如能找到当时的《孔德旬刊》和《孔德校刊》的话，说不定尚能找到一些甘之泉的相关史料。&
由于我勤于买旧书，广泛搜集诸种史料，有幸在地摊上得到一本至今尚未出版的打印本《一生献给盲聋哑教育事业——罗蜀芳回忆录》（是书九章，前有“致读者的信”，十六开，共104页，1986年），由罗蜀芳的学生王茂华、礼广贵整理。这位堪与张謇、傅兰雅等前辈媲美的特殊教育家，一生充满对盲聋哑孩子们的热爱。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也没放弃自己的事业，在艰难的窘境里做着类同武训式的事业。我在《民国成都女“武训》一文里曾说：“更令我感慨万端的是，我的乡贤、酉阳人蔡朴的鼎力资助——1945年华阳县中本应迁回梨花街，但却看中了明声盲聋哑学校在何公巷的校址，省教育厅着令其搬迁，两家打起官司来。‘我坚决顶着不迁，好在后来酉阳县的绅士蔡朴先生申明了明声聋哑学校的校址及房舍是他的私产，并把房地契及营业证正式捐赠给明声聋哑学校，这场官司才算打完’（P49）。有这样热心助学的乡贤，我亦与有荣焉。”我认为以后再编辑酉阳志书时，不仅应该有“流寓”者，也应该有在外地的酉阳人，使我们的子孙后代知其所本。&
在叙述明清两代和当今的文学创作之间，新版《酉阳县志》即说：“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川、黔、湘、鄂军阀皆以酉阳为缓冲之地，酉阳人的文学作品散逸于各种报刊的甚多，惜无人汇集成册”（P483）。若肯花功夫，即便没有汇集成册，也是能找到不少东西的，前述陈华先、陈志宪的诗文均可印证此点。民国时期酉阳离现在这么近，我们反而是知道得最少的，问题出在其时的国家境况。1936年至1948年之间，前辈乡贤为编辑民国时期的《酉阳县志》做了许多努力，但因在1949年后面临巨变，资料散佚而未能蒇事，十分令人遗憾。但我以为可把民国存世的《酉志征访例略》和酉阳县政府历次为修县志所做的一些决议，复以年出版的两册《酉阳县简要统计手册》，再加上从相邻县市乃至省里的决议和刊物中，摘取与酉阳有关的人事，以填补民国无县志之缺陷，以利后来的研究者。&
进一步说，我们要编辑更多更细的酉阳县志资料，就不仅要看《四川通志》，而且要看周边如湘西、鄂西、黔东北与酉阳毗邻的各县的资料，乃至涪陵清代及民国的志书都在我们的网罗范围内，因为涪陵在历史上与酉阳渊源较深。如《川东南少数民族史料辑》里的“附录”部分《酉属视察记》、《酉阳苗族调查》、《四川之边地开发》，是关于民国酉阳的珍贵史料。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利用家谱、方志等书籍目录，提高查找的准确度和效率。如1982年出版的线装本《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酉阳就只有同治本《酉阳直隶州总志》入选，原来是因为酉阳图书馆、文化馆没参与之故，失去了一次让更多人查找和了解酉阳的机会。好在近年来出版了《酉阳州志》和《酉阳直隶州总志》后，酉阳档案局的一帮朋友又汇编了《酉州风物》、《漫话酉州》二书，使酉阳的历史得以呈现出更多以前人们不曾知晓的细部。&
现仅据我手中所藏的1961年编的《馆藏四川地方资料目录》（初集，此目录全是关于民国时期四川地方资料的目录），将与酉阳有关的资料抄录出来，以利有心人进一步编辑酉阳民国时期的史料。叶懋著《川东农业调查》（四川省民政厅，92页）、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四川东南边区酉秀黔彭石五县垦殖调查报告》（72页）、中国西部科学院图书馆编《四川产业记载索引》（合川民福铅印公司1934年版，10页）、1937年四川省建设厅编《四川各县统计》、1941年四川省国民教育指导月刊编《四川省边地教育实施》、傅双无《四川边区各民族之人口数字》（1941年书生书店，44页）、方兵孙撰《四川桐油贸易概述》（1937年省银行经调室，310页）、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统计室编《四川省农业统计资料索引》（1937年，21页）、四川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四川县政概况》（页）、四川省政府训令《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1938年，23页）、《酉阳县二十八年度县地方总预算书》（9页）、薛建吾《湘川道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57页）、薛绍铭《滇黔川旅行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208页）等。&
我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套清末民初秀山有名人物李稷勋（光绪《秀山县志》的撰写者）的线装诗集《甓盦诗录》红印本，价昂不谐，未能到手。大抵李氏曾长期在京中生活，诗集流传范围较广，而酉阳集部写作者，书和人多囿于地方传播，故不曾为外界所知晓。渝东南五县在明、清、民国三朝的个人集部目录之搜集，我认为是研究我们武陵地区文化历史、风俗民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惜至今没有人起兴编一本《渝东南艺文志》，更没有人将这些存世比较稀少的集部做成校点本印行于世，实在是件非常可惜的事。我自知能力有限，但实在有感于故乡于我的影响和养育，故我会在不久的将来，花不少的精力来写作一本有田野调查、详赡史料的鲜活史书《我们的摇篮：被北纬三十度穿越的大武陵地区》，期望得到各位故乡友朋的襄助。（至15日于锦里，10月15日修订，再修订毕；、的网易博客、）
武陵西陲，日沉为酉；山南水北，东升之阳。鸡鸣三省，毗接九县；星分井鬼，地擘荆梁。襟连三巴枕五溪，攀依黔北控南越。粤稽古昔逋逃薮，时维邃初边鄙人。峥嵘崔巍人却步，大泽深山虎生风。幸有乌江奔腾北，端赖酉水长流东。荒烟蔓草先人迹，俯仰前尘多佚闻。
袭用旧名成新制，欣接沅湘气象间。马革裹尸伏波老，笔底起浪陶潜妍。桃源巧觅大酉洞，碑竭斯崇二酉书。好勇斗狠千载乱，汉唐典册故不彰。宋代酉州称名始，元朝建制羁縻终。吾乡儒学兴明代，王朝正史载土官。羁縻亡而流官起，直隶建则诸县附。置庠序而诲多士，设经师则化斯土。声名提振渝东南，文脉流淌武陵风。
物华天宝英雄史，钟灵毓秀俊杰夥。炼丹致富可敌国，始皇筑台怀巴清。勇金魁抗压迫威震宋廷，猛何彩争平等声播全国。起于青萍之末，冉守忠置酉阳寨，六百载延祚土司制；习艺乡僻之里，白夫人率自募兵，千万里赓续抗清志。毋忘陈忠辟草莱，铭记邵陆破荒榛；系念乡贤冯世瀛，感佩知州赵介庵。现代群雄出龙潭，当世雏鹰扬酉州。
忆畴昔，五溪蛮雄风；观如今，八方客游踪。龚滩品尽古镇情，龙潭细培货殖风。大坂营里林苍郁，后溪寨上做渔翁。乌江画廊如天铸，清泉廊桥得良工。铁骑开道胜骅骝，商贾麜集迈陶公。更有万千民众齐戮力，岂敢不让酉州成飞龙。（冉云飞癸巳孟夏拜撰于锦里）
&& 官味无殊黄檗苦；乡心惟有白鸥知。
&& 风驰电掣日出烟消园内此亭高二酉云山收眼底；
人庆来苏我惭抚字阶前生意满万家爱乐在心头。&
&& 西秦会馆 宋希作濂作品
&& 数堆石横亘江中看商贾往来天从此薮即开利
&& 两岸山平分省界问民生疾苦我以何处定方针
&& 酉州考棚&
&& 负异怀奇济济英贤看从来大泽深山当有龙虎气；
&& 聆音识曲琅琅文字听播入风琴雅管已如鸾凤鸣。
&& 二酉书院 赵藩作品
&& 逸典访酉阳，补石室旧藏，此后能无珍惜
宏祠光甲第，开玉堂先路，期间定有瑰奇。&
——兄弟成渝&度尽劫波&
——王闿运的蜀道观察
——王闿运的四川食物&
——怪人异志动江湖
&&& ——吴虞与李劼人
——活着的“袍哥史”
新专栏·另类巴蜀——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吴虞日记》里的成都餐饮&&&&
——一位日本人1876年的巴蜀观察&
——孤男寡女：历史上的商业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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