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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世界历史上一直被误读的事情有哪些？
被误读的事件或者趣闻？包括中国历史，望历史控们回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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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壬辰朝鲜平倭之战。一直以来都说万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壬辰之役中的碧蹄馆之战是个败仗，其实都是被严重误读的。贴下我和马伯庸合著的《帝国最后的荣耀》里的终章，也就是对整个万历朝鲜平倭之战总结。终章：帝国最后的荣耀历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当代史学研究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万历三大征拖垮了明朝，尤其是这场朝鲜战争，评价更是不堪。这种说法究其根源，起于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只是中国古代文人论政，少有以数据说话的，多以动机和道德为本。事实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当时的财政数据，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次朝鲜战争，说起来历时七年，看着好象时间很长，其实这七年时间里，并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鲜的部队，也不是一直有那么多。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双方是在对峙和谈判。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乱起，到六月祖承训率数千明军入朝，七月战败回国，十二月李如松才率大军再次入朝。次年李如松飞军直下三千里，收复了朝鲜三都。然而这次入朝的总兵力仅三万八千余人，哪怕到后来刘綎等援军入朝后，兵力也才四万出头。但李如松随即就于八月率三万多明军陆续撤出朝鲜，仅余数千明军驻留朝鲜。期间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九个月。再后来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乱时，明朝才第二次大规模出军，这次规模比较大，但总动员人数也不过十余万，时间也仅一年，次年秋，朝鲜战争彻底结束。因此这场战争，真正的作战时间仅二年左右，累计总动员二十二万余人。但要注意的是，这是累计的动员数，也就是明朝屡次下令征发的累计人数，实际上并未真出动了那么多人。如壬辰时李如松出军，总动员数为七万人左右，兵部计划入朝兵力四万八千人，但真正入朝的仅三万八千人，辽东、四川等地均有被征发的部队因各种原因未能入朝。又如刘綎的五千人虽然最后赶到了朝鲜，但已是次年的年中，战役基本结束，只剩下行军前往釜山的行动了。这次战争的总人员和钱粮数的统计，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当时朝鲜方面曾做过统计，《燃藜室记叙》十七卷里对明朝此次战争的耗费数记载如下：“徵发浙陕湖川贵云缅南北兵通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余人，往来诸将及任事人三百七十余员，粮银五百八十三万二千余两，交易米豆银三百万两，实用本色米数十万斛，诸将赏银三千两，山东粮二十万斛。”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各种原因，朝鲜人自战争开始，就一直对钱粮问题非常关心，其认真之态度甚至还甚于明朝。因此这个数字就算不是极准确，差异也不会太大，基本可以认为就是当时的总耗费。简略来说，就是朝鲜战争总耗费为银八百八十三万五千两，米数十万斛。年均下来，约一百三十万两军费开支。那么，这个数字万历朝廷是否负担得起呢？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承受，且并不困难。万历朝的前十五年，由于张居正主持的考成法、一条鞭法及清丈田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此时期的财政状况史有公论，堪称中兴。仅万历五年，户部岁入已达四百三十五万两，收支相抵后财政结余八十五万两。到万历九年，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征解如期。连续多年财政不出赤字，这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政府工作报告，看看能有多少财政年度做到没有财政赤字的。仅此一点，就可见明廷财政形势如何。到万历十年，明廷仅太仆寺一处的存银就达四百多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不下七、八百万两，太仓存粮亦可支十年之数。这还只是部分府库存银，别的府库还没计算在内。再说朝鲜战争这七年里，不是光支出没收入，日常的赋税一直在收，因为即便有收支不平衡，即使只以库银存量计算，以万历前期的库银结余，应付起来也不是大问题。其实明代朝野对朝鲜战争抱怨不绝，最大原因有二。一是绝大部分朝臣及清流都认为此事和明朝无太大关系，因此态度极其消极，一直到开战，北京朝中也就万历和石星两人是明确表态支持的，其他几乎全是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钱粮不够靡师耗饷的言论当然充斥了大明整个朝野。再一个原因则是，万历朝“争国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导致万历和整个外廷形成对立，于是形成了几乎只要万历支持和主导的，外廷和清流舆论就当然要反对，就说不好，至于真正的实际情况，没多少人关心。而当时记录这一战争的文人笔记，又大都出自与万历对立的清流一派，对朝鲜战争的主流评价是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有明一代，皇帝花钱是一直受外廷制约的。如万历七年万历向户部申请十万银给光禄寺，以备御膳开支，结果被张居正打回，不但不批，还停了宫里上元节的花灯和烟花费。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开始向各地派太监征收矿税银，这事很有名。万历收的这钱，是直接入内库的内帑，是皇帝的私房钱，外廷管不了。这其实是对外廷制约他花钱的一种反抗。因为明朝时候，皇室除一些皇庄田产之外，并无其他专项财政来源。如内库的主要收入金花银，其实不能算皇室专项用银，因其来源是江南等地的田赋，也属户部管理的范畴。一直到明末，户部一直都可以也确实对此在进行干预和管理。历代文人对万历征收矿税银的做法都大加鞭挞，说其横征暴敛搞到民不聊生，那么万历到底收了多少钱呢？这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自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总共收了三百万两；一说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合计收白银五百六十万，金一万二。这两个数字，低的年均为四十余万两，高的数字也就一年收五十六万两白银，金一千二百两。如果加上浮动的加权数，差异不大，应该是合理的均数。这个数字很大么？不算大，这事的性质按现在的说法，叫政治影响恶劣，社会舆论反应强烈。万历真正搜刮的钱财数目，对明朝整个财政来说，其实倒并无太大影响。我们经常看见的说其对经济数十年的摧残导致了恶果云云，其源头基本都来自明朝对万历怨念巨大的那些文人们没经过计算的主观臆测。如搜刮亿万这种夸张的文学修辞记载，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万历收上去的这些内帑，是干什么用的呢？其实挺简单，首先是用于皇宫吃饭和各种生活开支。据邱仲麟先生对光禄寺宫膳底帐《宝日堂杂钞》的整理和考据，发现除负担整个宫廷所有人员含皇帝、后妃、宫女太监的吃饭问题外，万历还得请客。如每天“外廷入内工作的翰林院官、文华殿官、医官、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这些人的工作餐，也是要归万历开支的。以万历三十九年正月为例，宫廷膳食此项开支为一万两千余两，日均下来是四百二十一两，吃饭人数为一万人左右。月人均一两二的膳食，确实吃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这其中，万历本人的消耗又是多少呢？《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很清楚：“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鸡子五十五个，嬭子廿斤，面廿三斤，香油廿斤，白糖八斤，黑糖八两，豆粉八斤，芝麻三升，青菉豆三升，塩笋一斤，核桃十六斤，绿笋三斤八两，面觔廿个，豆腐六连，腐衣二斤，木耳四两，麻菇八两，香蕈四两，豆菜十二斤，回香四两，杏仁三两，砂仁一两五钱，花椒二两，胡椒二两，土碱三斤”——题外话，明朝皇帝可以吃到时鲜菜，譬如笋之类的，比那些不给吃时鲜的皇帝们要幸福。同时记载里还说“文华殿官周继祖等四员酒飰二桌，每桌每日猪肉十一斤，鸡一只，菉笋一斤，香油四两，花椒一钱，胡椒五分，豆粉四两”，可见万历请客的工作餐标准不低。我想明朝那些没肉吃的清官们，尤其是家里吃肉会成为朝廷新闻的海瑞，应该会很高兴去吃这个工作餐。这还是新年的正月里，万历日均消费为四斤猪肉、一只鸡、两鹌鹑、两鸡蛋和几两其他肉类，蔬菜是豆腐青笋香菇木耳等，主食为面食。四斤猪肉……早饭节约点不吃肉，你总不好意思叫皇帝吃剩菜吧？这样的话中晚两餐也就各两斤，炒个京酱肉丝就得半斤肉，剩下的也就够做碗梅菜扣肉了，那只鸡还得剁开两爿做两顿打算。所以无论怎么看，我觉得都算不上奢侈，也就是个一般富商的消费水准。如果跟石油公司存的那些酒比的话，这简直就是朴素楷模。这个真实的记载，显然大大低于后世文人们写的什么吃饭日费数千金之类的口水笔墨标准。当然，除了吃饭以外，人还要其他生活开支，譬如皇帝后宫们的日常开支，包括皇子皇女的结婚费用等等，虽然户部也管，但也都还是要从内帑里开支的。这里要说一句的是，清人记载中，多有提到说明朝奢侈无度，光是后宫脂粉钱就要数十万两云云，如康熙四十八年上谕：“明季事迹卿等所知，往往纸上陈言。万历以后所用内监，曾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独详。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至世祖皇帝登极，始悉除之。”或是说“有明之季，脂粉钱岁至四十万两，内用薪炭，巧立名色，靡费更甚”等，以此指责明皇室之奢靡。实际上，这是清人不懂明时名目导致的误解。康熙提到的明朝脂粉钱，并非明后宫的生活开支，而是明朝自教坊收取的税钱名目。明代伎乐事业之繁荣，可谓历朝最盛，万历朝进士谢肇浙的笔记有道：“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也有记载说脂粉钱是从女人那里收取的税，不过却没说是什么女人。总之，太监收取这笔脂粉钱税银，是从女人手里收上来的税钱。而有明一代，后宫的开支都是俸饷禄米，并无其他开支名目，如内监月俸一石等等。无论明史还是实录，亦或其他笔记资料上，都再无其他发放给个人的钱银开支项目。康熙说的脂粉钱开支项，既无存在基础，也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而从我们之前举的记载看，万历朝整个宫廷加进内办公朝臣们的饮食开支，一年也才十四余万两，这四十万两脂粉钱开支实在太离谱了点。别说其他了，以万历帝的脾气，他第一个就不答应。事实上明朝太监告诉康熙的所谓脂粉钱，是太监们从各地收上来进内库的税项。这个脂粉钱税，后来逐渐变称为花捐。进关十数年后的清人不懂万历朝的脂粉钱是什么玩意，这很正常。于是康熙想当然地将其理解为后宫的开支，孰不知这本是宫中收入的税项。事实上明朝皇室的生活，应该算是历代皇室中较节俭的，包括嘉靖万历在内，生活并不奢靡。荒唐点的大约是正德，但比前代唐宋及后来的清皇室也都是大有不如，譬如晚清快亡国时，光绪的婚礼还耗费了五百五十万两银子。而万历最喜欢的福王，婚礼耗费是三十万两，营造府邸花了二十八万两。当然，王不能和皇帝比，但万历朝的财政状况同样也不是快亡国的大清光绪朝可比的。不过，宫中近万人的开支只靠田庄和金花银这几样支撑的内帑，肯定也是不太够的，于是皇帝就只能向外廷户部申请了。然而，明朝的户部可不会样样都准，明朝臣子们经常会打回皇帝的申请，无论是子女大婚还是后宫和膳食的开支，都有被彻底打回和大幅度削减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无怪万历要在外面捞钱了。再一个，皇帝的内帑其实并非都用于私人，外廷请皇帝拨内帑用于国家开支的记录比比皆是。事实上，明历朝内帑用于军费的比例极大，嘉万朝起，尤其是边镇用钱，动辙出内帑数十万上百万的记载屡见不鲜。本质上，内帑是户部变相的应急预备金，一旦户部开支不过来，臣子们就会要皇帝掏钱，而且通常皇帝还必须掏。因为，这个天下是他的，不掏会被臣子们骂个狗血淋头，一直骂到皇帝乖乖掏出来。嘉万起的明皇帝们，在其他问题上能和臣子们拧着干到底，但在这事上，最后还真没一个敢真不掏钱的——除非是真的没钱了，譬如崇祯。不过，即使在经过万历不断赏赐他喜欢的福王以及各种其他折腾后，到万历四十八年他去世后，只光宗朱常洛还没登基的那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向外廷发放了多达一百六十万两的内帑用于边镇开支——可见到万历末年，内帑还是有相当结余的，给外廷提供了很大支持。至于外廷的财政情况，如前所说，七年朝鲜战争的年均开支为一百三十余万两，以明朝当时的财政收支来看，这实在不算太大数目，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而从当时加派的临时税项事毕即停这个现象看，也可以知道压力确实不大，不然就会一直收下去，譬如明末加派的三饷。除前面所说的财政收入状况外，我们再举一项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赖建诚先生的《边镇粮饷》，是以万历朝的财政文献《万历会计录》为基础专门讨论明朝边镇财政的专著，按计算，明朝晚期光是对后金的战事，耗费就达六千万两之巨，总额六倍于朝鲜战争，这还没算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对付蒙古边患的耗费。事实上，明朝真正的毁坏，是坏于明晚期与后金的战争以及国内各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各地农民起义，除极大地破坏了国内财政税赋收入外，同时也破坏了运输。像南方向北方及川中向中央政府输送的大批钱粮物资无法抵达北京，积压在沿途，致使北京府库不足用度。再加上辽东与后金连绵不断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北京储备的钱粮和各地兵员。这些毁坏，远远大于财政一度中兴的万历朝的各种耗费。万历时期，可以说它在政治上有各种弊端开端之举，政治影响恶劣。但从财政看，发生于万历二十年的朝鲜战争开支，对明朝国运和国力的影响并不大。而其他的如万历派出的矿税监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实际也远没文人们描写的那么不堪。明朝清流文人笔记里充满派系利益和政治动机的财政描写，实在不好太当真。万历朝鲜战争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个当然是它把朝鲜李朝从亡国的境地解救了出来，轻松地复了国，这对朝鲜李朝自然是大事，但对明朝同样也是大事。朝鲜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是明中后期是牵制后金的一个重要存在。这个牵制，一直到明末皇太极发动丙子之役后才逐渐消失。对日本来说，这次战争不但让丰臣秀吉气病身死，也使他的嫡系损失惨重，直接后果是德川家康乘此机会一举击败丰臣势力，建立了德川幕府，同时彻底打消了在亚洲争霸的念头，采取了延续三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避免刺激明朝。这使得亚洲此后三百年的地理政治格局，没出现任何变化。而对明朝，尤其是对万历皇帝来说，这是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因为此后几百年里，此战获得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靡师耗饷大伤明朝元气。无论它到底是否如此。这也是促使我们花力气去搜集中、朝、日三国史料，把这场战争重新写出来的最重要原因。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万历时期，明朝的国力毫无疑问依然是亚洲最强的，这点没什么好怀疑的。而万历朝的军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军队将领、士兵的战斗力和意志力，也都是亚洲最强的，这也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万历前期戚继光及东北李成梁等将领对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打击和压制，后来新一代将领如李如松平定宁夏叛乱，麻贵麻家军在西北的镇压，乃至朝鲜战争中明朝北方边镇骑兵的优异表现，南军步兵和火器的夺目风采，陈璘率领的大明水师的过人战力，都充分说明万历时期的明军，是发展异常全面的亚洲第一强军，且名副其实。这点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个总结性的对比，以数字来说明。如前所说，壬辰之战中，明军方面的宋应昌动员了七万左右人员（含运输和军械制造等），兵部计划入朝兵力数为四万八千人，但一直到年底，实际入朝作战的仅三万八千人，到次年年中才达到四万三千人，这其中还包含了已发生的伤亡人数。而日军方面，截止到壬辰正月五日为止，秀吉下令动员的兵力数为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人，这还不含日本国内的运输和军械制造等人员。三月十八日，实施出军朝鲜命令中的总兵力为十五万八千人。六月三日，屯驻朝鲜领土的日军总兵力为十三万余人。也就是说，壬辰之战中，明军一直以三万八千人的兵力在与日军十三万兵力作战。这其中，朝鲜军的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朝鲜军统计数量高达十七万，但朝鲜方面自己的记载中，实际真正投入过战斗的，全加起来仅六万余人陆军，水军数千。其二则是朝鲜军除水军外，没有一场有战略意义的正面战役。其三则是即便在和明军的协同作战中，其数量也就三、五千人，且从不被独立使用，甚至连朝鲜自己都少有战斗记载。客观地说，在整个战争时期，朝鲜军最大的作用是为明军负责运输物资，而不是战斗。可即使这样，物资运输也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一直是制约明军行动的一个重大软肋。另外，日军也一样拥有数量不少的朝鲜伪军，尤其是弓箭手。他们甚至建立了相当数量以朝鲜人从事生产的城下町。因此在朝鲜人力这点上，中日两军都是客军，都无太大优势。丁酉再乱，日军再次出动兵力十二万一千一百人，加原驻朝鲜的日军两万零三百九十人，陆军为十四万一千四百九十人；水军两万两千人，水陆总计兵力为十六万三千余人。明军方面，计划出动的兵力为陆军十三万零五百人，水军一万三千二百人，水陆合计总兵力十四万三千七百人。然而，日军出动的十六万人兵力是实实在在且一次到位的，而明军丁酉初期入朝的兵力仅四万人左右，一直到次年五月前后，所有部队才全部进入朝鲜集结完毕，但根据朝鲜李朝的记载，入朝明军兵力实际只有十一万余人。换话说，整个朝鲜倭乱期间，明军其实一直在以少打多，哪怕是最后决战阶段，双方总兵力依然相差近三分之一。遗憾的是，大明朝这支亚洲第一强军，二十年多后，被杨镐在萨尔浒葬送了一半，在之后的沈阳和松锦等一系列战役中又被葬送了另一半。于是，大明朝终于成了个没牙老虎。明军入朝替李朝复了国，再次确立了明朝是李朝的宗主国，是朝鲜李朝的父母之邦这一大义名分，这对朝鲜李朝朝野的各种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首先是朝鲜李朝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临海君李珒及顺和君等人，在这次战争中被日军俘虏，因此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后来继位的是宣祖大王庶次子光海君李珲。然而他的继位，却因明朝“争国本”事件的拖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明朝的承认。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大王上表明朝请准封光海君为世子，结果明朝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而不准。之后的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继续上表请准册封光海君为世子，正当“争国本”风头上的明朝当然还是不准。因此，光海君对明朝的怨念不是一般二般的大，可以说是肯定心怀怨恨。万历三十四年，宣祖大王的仁穆王后生下了永昌大君，因此李朝内部也出现了和明朝“争国本”一样的问题，朝中的北人党分裂为主张拥立光海君的李尔瞻大北派，及主张拥立嫡子的柳永庆小北派。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势大的光海君占据上风嗣位，随即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明朝正式册封。谁知万历帝以其未经批准先斩后奏，是为专擅，便将此事压了下来。后来因东北女真势力日大，考虑到要朝鲜牵制女真，最后在十月准了光海君嗣位的请求。光海君嗣位后，朝中的党争并未消除，全盘继承华夏文化衣钵的朝鲜士人们，和明朝争国本的士人一样固执，继续争斗不休。但光海君很强硬，上台后就将仁穆王后给废了，又把宣祖长子、同母兄临海君，以及年仅两岁的宣祖嫡子永昌大君都给杀了。明天启三年三月，绫阳君李倧、西人党李贵等人和南人党联手，发动了政变。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人被赐死，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也就是李朝仁祖大王。光海君被用石灰烧瞎双目，流放江华岛。对十分重视伦理的明朝来说，这种下克上的宫廷政变是不可接受的，且朝鲜废黩的是明朝正式承认并册封的国王，这种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消息传到明朝，当时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即上疏朝廷，声称必须对这种目无明朝、以臣篡君的大逆不道行为进行讨伐，以振王纲：“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朝鲜对此大为惊恐，当下又派出外交使团前往登州拜见袁可立进行传统的“辩诬”行动，希望说服袁可立改变立场，并进而影响明廷对此事的态度。袁可立此人，应该说是个务实的能吏，对北方女真和朝鲜等势力很熟悉，如崇祯年致辽东总兵毛文龙死地原因之一的刘兴祚叛归明朝事，就有他的功劳在内。因此当朝鲜职业辩诬使团抵达山东，言辞恭谦地与袁可立进行了长时间勾兑后，出于对北方形势的务实考虑，袁可立认为既然李倧已经事实上掌握了朝鲜李朝的政权，则此事可以从权，但在大义名分上却不可让步。最后他上疏朝廷提出了这样一个处理意见：“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虽然最后李倧如愿以偿获得了册封，但这起事件对朝鲜李朝的影响，一直到清朝还没结束。五十年后，朝鲜李朝闻听清朝正在修编明史，遂再次派使团出使清朝“辩诬”，向清朝声讨明朝官吏袁可立，并希望清朝能修改明史，为朝鲜李朝王室的这次政变正名、洗冤，以证明现在的王室继位是合法的。只不过虽然朝鲜李朝使团在北京进行了大量社交攻势，国王李淳也亲自上奏康熙表达了这一意愿，但中国史书最终并未如他们所愿进行修改，依然以宗主国的姿态记录了这一政变，并对其进行了定性。一个国家，国王的册立需要他国册封承认，无论如何，这都是心头一根去不掉的刺。这种情绪经过多年发酵，1897年，朝鲜李朝的李熙终于称帝，改年号为“光武”，并改国名“朝鲜”为“大韩帝国”，终止了一直以来和中原帝国的从属藩国关系。总之，朝鲜王室对明帝国的态度，是尊崇感激有之，如一直到清朝立国几十年后，朝鲜王室宫内依然立着明朝神位，以明朝为正朔等等。怨愤也有之，如光海君在明与后金战争中的一些暧昧举动，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而朝鲜士人和民间，在明清两朝，对明朝的态度则始终以感激及对父母之邦的尊崇为主。如明清辽东交战期间，清军多次征发朝鲜军出征明朝。由于朝鲜军火炮受教于明军，其技术和装备都好于清军，因此多为炮兵。有次攻城，当清军命令朝鲜军开炮时，朝鲜军士卒发没炮弹的空炮应付，后被清军发现，多尔衮遂下令将为首的朝鲜军六名士兵斩首示众。明军将领祖大寿闻听此事，在城上率军致哀。后来朝鲜军回国，又在国内立了五义士庙纪念这些士兵。万历朝鲜战争，留给我们可以说的问题太多，甚至可以说完全够单独立个研究科目出来，我们这四十多万字写下来，最后我们自己的感觉，是这仅仅只是匆匆一沾而过，吉光片羽。最后，我们以万历帝的平倭诏来结束全书吧。《明神宗皇帝实录》卷三三四，二十七年闰四月丙戍，以平倭诏告天下，诏曰：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窃据商封，役属诸岛。遂兴荐食之志，窥我内附之邦，伊歧对马之间，鲸鲵四起，乐浪玄菟之境，锋镝交加，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朕念朝鲜，世称恭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视，若使弱者不扶，谁其怀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为肩臂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沮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战，已褫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扇。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弁服，用澄海波。仰赖天地鸿庥，宗社阴骘，神降之罚，贼殒其魁，而王师水陆并驱，正奇互用，爰分四路，并协一心，焚其刍粮，薄其巢穴。外援悉断，内计无之。于是同恶就歼，群酋宵遁，舳舻付于烈火，海水沸腾，戈甲积于高山，氛浸净扫，虽百年侨居之寇，举一旦荡涤靡遗。鸿雁来归，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罴振旅，汉家之德威播闻，除所获首功，封为京观，仍槛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弃尸稿街，传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鉴戒，大泄神人之愤心。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识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干显罚，各守分义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内外大小臣工，尚宜洁自爱民，奉公体国，以消萌衅，以导祯祥。更念彤力殚财，为日已久，嘉与休息，正惟此时，诸因东征加派钱粮，一切尽令所司除豁，务为存抚，勿事烦苛，咨尔多方，宜悉朕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这，就是万历朝鲜平倭之战。
布鲁诺是因为坚持科学理想，而被天主教会烧死的。不过，大概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hermetic tradition，也不知道布鲁诺其实不是一个科研人员。大致来说。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多么努力地支持日心说，而是因为他更大且更多范围的信仰问题。当时，布鲁诺还有一定的政治诉求和运动，激烈的攻击周围每个人，几乎与每个人都交恶，可谓“人人都恨布鲁诺”。所以说，他更多的是因为政治原因，树敌太多而被烧死的。另外，基督教传统中内部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是“唯地心说”。它自古其实就有“日心说”的趋势，请想一想，基督教历史上用过的两本历法书——格列高列历法和儒略历法——这两本历法都是以太阳周期计算的（当然，后者只有东正教教会在礼仪方面才使用）。至于具体的中世纪天文学发展，尤其对“日心-地心说”的争议，实际上随着观测的精确程度提高以及观测数据的增多，早就在基督教内部引起了一定讨论。别忘了，当时搞科研的其实都是一帮神父，这也是为什么哥白尼会有这样的思考和发现。历史上的布鲁诺却不是一个专业科研人员，他并不像哥白尼一样是一个数学家。他其实也不太关心他是怎么论证的。布鲁诺所支持的“日心说”也并非是我们如今所谓的“太阳是太阳系（宇宙）的中心”，也是类似于另一种宗教上的世界观，并没有任何的科学技术支持。当时日心说和地心说的争论，其实本来是基督教内部两大修会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内部的一个争议。但是经由布鲁诺的死（他之前的大力宣传），“日心说”的问题被打开了，反而就成为了一个“反基督教”的符号了。后世对基督教的批判的时候，在把基督教视为是科学的对立面的时候，就把“哥白尼-布鲁诺”作为一条线索统统划到了“日心说”的卫道者了。这种划分其实是比较简单粗暴的。（在现代，教宗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我的过犯》【mea coupla】的通谕，这篇是跟“日心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不过并非是教会“镇压”日心说，而是忏悔教会没有把“日心说”尽早地说出来。）
沫若是个有操守的学者，人民作家
混淆视听，特地开贴反驳其文章。妄想家拿着一封《党内通信》的鸡毛当令箭，说毛泽东是反对大跃进的，责任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我们不能看一个人说什么，要看一个人做什么，尤其是，有些事情是只有这个人能做，别的人无法做的，那他就绝对摘不去责任了。1957年大陆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一定程度提高，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前一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4.9%的增长率。粮食只达到3700亿斤（不含），比计划低出120亿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1957年被认为是建国以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本人却并不以为然，他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未能达到计划出发，得出结论：1956年反错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产生了不良后果——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此外还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毛泽东则在后来说，1958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在周恩来于八大二次会议上被“痛快淋漓”地批过之后，反冒进的另一主要人物刘少奇也噤若寒蝉，自问“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从而在58年中力追毛的脚步大搞跃进。我们再来看看敢说话的人彭德怀的情况：1959年在召开的当年的期间，他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这封信遭到毛泽东估判与批评。彭德怀跟毛泽东起了冲突，忍不住回敬：“在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 最后彭德怀与、、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定为的首要份子，被严厉批判并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职务由林彪接任，革职以后住在附近的挂甲屯屯田六年，自食其力。日—12月26日到湖南家乡调查，将所写的5个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日，彭为了说明历史问题，写了《八万言书》，请主任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上，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毛泽东给彭德怀加了一个新头衔—“修正主义分子”。1. 假设大跃进是刘邓一手主导的，那么为什么彭要向毛写信？说个人崇拜是主因？2. 假设彭是告状的话，毛在《党内通信》中这么明镜秋毫，为什么反而要将彭打为反党集团？只有一个合理的结论：毛心里是认可大跃进的。别人只有唱高调,要是唱低调,恐怕又要落得与彭德怀一样的下场。后续，如果真的毛认为他是反对大跃进的，他完全可以给大跃进刹车，可是结果呢？1959年7月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召开，对1958年高指标政策造成的后果，与会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等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承认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严重，并认为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工作，问题已经解决。应当鼓足干劲，继续跃进。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未果，遂向毛上书陈述意见。彭认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调”；影响到了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党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议，也被苏联“老大哥”认为是错误的。而在毛泽东看来，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于是，毛借此信，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再次激起人们的“革命干劲”，实现工农业的生产大跃进，从而扳回1958年的败局。继庐山把、、、打成“反党集团”后，各省市自治区机关的也随之展开，产生了一批所谓的“反党集团”、“”。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此外、、、、等地也都有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地市县长被打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这次反右倾运动，打击官员和群众的规模，超过了1957年的，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加上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等类名目的人数则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国得到平反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六百多万人。 1980年，为1959年因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而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反右倾运动的直接后果是，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刚刚稍有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再次刮起，担心政治错误的地方官员几乎无人敢于讲实话，依然强购农粮，终于导致大面积粮荒。经济学家回忆录中提到，“1957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极为严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应农民呼声。”如果真的是刘少奇的问题，为什么刘少奇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给自己不痛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后整理口头报告时，曾情绪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的。拿着一两份讲话当令箭，我只能说，官方文件你还看得不够多？2012年之前那一年不讲反腐？但是结果呢？不要看他说了什么，看他做了什么？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蓄谋已久的,这点已被证实。但是你跟我说日本志在侵略东三省......你可知道当时日本首相在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吓得不清。问下面的人都是怎么回事，都说是原来外交纷争，谁知道关东军推进得太快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补充:知道“二二六事件”的同学大概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意思。PS:至于什么是真相? 还得由各方明辨。
萨尔浒之战说是骄兵必败我并不反对，但是形状过甚，萨尔浒一战之后清史评价，王基定，四海一，但是明军对此一战也是十分重视的，萨尔浒战败的主因恐怕在于将帅失和，将帅都够狭隘，互相安排小鞋，
阿拉伯数字其实一直是印度数字
圆明园是英法联军抢了烧了……但是变成这个样子要归功与北京海淀盖房子的劳动人民《永乐大典》副本被义和团民众“火功”大使馆时候当柴火彻底毁了。从年中华民国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不是蒋校长。
萨尔浒之战。考察万历朝的大背景，把麻贵、戚继光、刘綎、李成梁家族、杜松等万历中前的战将串联起来，想想西南、西北、东北的战局，明军的火力（包括火炮、俞、戚家军的特殊武器、先进的战船、手铳），不难理解萨尔浒出征前趾高气昂的表现，以及种种匪夷所思的细节：杜松口出狂言，总经略杨镐甚至把进军路线事先告知努尔哈赤。原来读到这段以为主帅愚蠢，指挥无度，现在想来，这是极度的自信，才至于如此的嚣张膨胀。建立一种代入感，试想本chao定鼎一年，朝鲜局势骤变，野战军历经战火洗礼，悍然出兵东北。“雄赳赳气昂昂”之语形容他们恰如其分，我们将轻步兵发挥到极致，与最强国家的机械化军队对抗而不落败。由此可以感知萨尔浒前明朝朝野的心境：昂扬勃发，胸有成竹。然而这一次对手是天之骄子，百年一出的努尔哈赤，所谓骄兵必败，萨尔浒最终断送大明大半精锐。我并非明粉，可自唐以降汉人政权对外已经鲜有锐气，难得有一次高昂、主动的出征，这样的失败最大的影响莫过于自尊心的打击，经济、军事还在其次。往后随着王世桢的进攻战略失败，辽境最终采取守势，汉唐时“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的风采不复，悲夫！ps：这篇答案受@汗青 的答案启发，原来贴在他的评论区，在此感谢！
朱熹是个有操守，有道德的教授。
拿破仑个字不矮
三年自然灾害真实的历史情况是怎样的呢：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查气象资料就知道，从这三年，根本没有什么全国性的灾害，只有局部地区有灾，这属于正常情况。又说苏联逼债，其实苏联并没有逼债，而且还要援助中国，但中国不肯，不仅不要援助，还继续往外卖粮食，援助别国。1960年是中国饿死人最多的一年，也是外卖粮食的高峰。 我不想评论这段历史，只是希望这样的历史不再出现。。。
东林党。明不亡于大顺，不亡于清，而亡于党争。——————————————我是分割线————————————————————————
举一个例子，南明福王潞王争正统。
崇祯自缢，清军入关后，明在军事实力上还有着优势，而由谁来继承大统在是首要问题。当时可以继承皇位的有三人，：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三位藩王与崇祯同属一脉，都是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所出，还有一个万历皇帝的侄子潞王朱常淓，不属一脉，只有福王朱由菘是万历的孙子，崇祯的堂兄。而且他的父亲老福王要比惠王桂王都长。不论血统亲疏和长嫡，福王是当然的不二人选，但是东林党拥立潞王朱常淓，因为老福王是因为东林党当不了皇帝的（参考“争国本”），他们害怕福王报复他们，宁可冒着国家动乱也要阻止福王即位。从此开始，为了皇位，南明开始了无休止的内耗，而清借此机会各个击破，大明气数终尽。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古人个子很矮。（猿人时期很矮我信）------7.5/7.6更新大家让我上数据，那我就上一些数据。我的意思不是古人一定比现在高，我的观点是：人类进化到一定时期之后（我认为是大约在新石器时期），体型变化就不是很大了。后来的变化只是周期变化，上下浮动，而不是一个一直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我的数据如下。（PS：仅仅是数据，供大家讨论，并不作为本观点的论据。因为数据来自网络搜集，真假莫辨，我无法亲自去考证。另外，要得到一个准确的结论，最直接的依据是足够量的古人遗骸数据样本，我很希望有考古方面的高手提供一下这方面的数据。）1，玉衣。玉衣是贴身穿着在死者身上的，玉衣的大小基本可以代表死者的体型大小，至少误差不会大到影响结论。网上有文章专门统计过玉衣的长度。不过我担心数据造假，还是自己搜集几个吧：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1.88米；刘胜之妻窦绾金缕玉衣，1.72米；西汉僖山一号墓，西汉梁王刘遂金缕玉衣，1,76米；西汉刘和银缕玉衣，1.81米；有人说穿玉衣的都是贵族，生活条件好，所以个子高，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身高即使跟中国现在的富裕人家比，也不见得有多大区别（何况我也没觉得富家子弟的身高比我们普通屌丝高，本人185）2，古代塑像。例子，兵马俑。。。其中武士俑，即普通士兵，平均身高约1.8米。有人认为兵马俑是秦朝人故意做大的，言外之意中国人的不自信和作假传统古已有之。。这个我无从考证，所以兵马俑也不敢作为论据，仅当一个例子供大家思考和讨论。欢迎专业分析。3，古人对身高的评判标准。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称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假设唐代测量身高用的是唐小尺--约24.6厘米（不敢想象大尺29.4厘米），那么李白所说的七尺约为172cm，不满172cm视为矮，跟今天的评价标准相似。参考资料：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而异之。其中的“九尺有六寸”，有考据党考据为196.8cm，若属实，则190+视为高，跟今天的评价标准也相似。东汉王充《论衡》一书祀义篇中写道：中人之体七八尺，身大四五围……常人的身高七、八尺，根据汉小尺23.09cm计算，王充所说的常人身高在161~184之间（他没分男女），貌似跟今天的身高水平也相似。4，古人遗骸。先发我山东的吧。。（PS：考古队员说实际身高是遗骸长度+5~10cm，供参考。）章丘汉代古墓群，墓主遗骸约1.8米。山东青岛十梅庵古城顶遗址，出土的两具骸骨长度分别约1.8米，1.9米。赵家庄汉墓出土的人体骨架，长度为1.95米。广州出土女尸，身高1.61米（与现在平均值区别不大）。云南金莲山墓葬群，成年墓主人身高多在1.6米~1.9米。湖北枣阳九连墩古墓据现场专家推测，墓主身前身高约为1米75至1米9之间。四川阆中明代双室墓，男性墓主1.8~1.9米。成都市龙泉驿区秦代古墓，墓主骨骼1.8米。（补充：针对成都出土身长1.8米的秦人骨骸一事，省考古所原所长、著名考古学家韩伟说，一般秦代人和现在人身高差不多。秦代人有高有低，这次出土的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介绍说，我省仅秦代墓葬就已经挖了3000余座，出土的秦人骨架的平均高是一米七左右。）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以上数据都是特例。确实，比如古人遗骸方面的的数据，也会有很多低于今人平均值的，但是我的观点仅仅是古人身高与今人基本相同，而不是认为古人比今人高。我认为古人的身高也是随饮食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古代同样有战乱年代和和平年代之分，战乱年代吃了上顿没下顿，和平年代休养生息几十年后，身高又会迅速恢复（就像当今）。总之，我认为这只是周期性的变化。说这么多，也只是个人猜测。说出来供大家讨论吧。如果想要准确的结论，我觉得还是统计古人遗骸的数据比较靠谱。------7.7更新有知友提到了一个挺有代表性的问题，贴上来供大家讨论。这个答案有误读，现代人虽然贫富有差距，饮食的差距却缩小了，吃不起鱼翅可以吃鱼，吃不起神户牛肉可以普通牛肉，价格差距大但是营养价值差别却不大。古代物质匮乏，穷人过年才吃一口肉，和富人没得比。首先中国古代平民吃肉的情况有没有那么惨烈是存疑的。中国古代对屠杀牛羊是有限制的，但是猪的养殖很早就已普及。具体的我以后查一些资料贴上来。不过重点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长高而言，肉食并不是关键。长高所需的营养主要是蛋白质，钙，和维生素，这些都可以从素食中摄取，特别是钙等矿物质和维生素在植物性食物中含量更高。肉食和素食的主要区别是更高的脂肪、胆固醇和蛋白质含量。古代平民肉食可能少，但是如果在食物量和营养成分可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我觉得不会太影响发育的。如果连粮食蔬菜都不能保证的话就另说了（比如战乱年代）。------7.8更新继续回知友观点你这个数据貌似不全或者有选择性，我记得看过类似资料，中国古代平均身高应该比现在至少是低10CM以上的。我觉得参考战前日本人的身高就差不多了。现在人的身高也比建国之前高许多。这么说来之前几千年里面中国人的身高一直没变，建国后就突增了10CM以上么？这不科学吧。。所以我的观点是近几千年人类的身高是总体稳定，不同时期浮动变化的。要知道几千年在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上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现在中国人的平均身高相比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也只是相差15CM左右（如果拿建国前与北京猿人比较差距就更小了），那么相比很近的几千年前，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么。。资料：顺便说一下距今1.1—1.8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关于他们的身高，可以查到的数据是：男性1.74米，女性1.59米，供参考。
明朝的所谓“倭寇之患”，以及轰轰烈烈的具有民族情结的抗倭之战。好吧如果你看到倭寇两个字，脑子里蹦出两个词。一、日本浪人，二、戚继光那么恭喜你，你高中历史没白学。但是看看历史典籍记载的倭寇在明朝的一系列作战，你会甚是疑惑，这帮人的作战轨迹甚是奇怪，规模之庞大，深入内地之远都不可理解。所以戚继光等人当时的所谓抗倭之战，倭人究竟有多少，其中，明史记载，说十之不足三，我看这都算多了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写过：嘉靖壬子，倭寇初犯漳泉，仅二百人，真倭十之一。余皆闽浙通番之徒。折中来看，真正的倭人其实不足20%。好吧，历史的真相就是所谓的倭寇基本上都是被逼无奈的沿海贫苦百姓。而嘉靖皇帝的统治后期，是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但是海禁政策由来已久，但为什么集中爆发在了这段时间。尤其是自嘉靖二十六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整个所谓的“倭寇”席卷了中国沿海。这就要从一个特殊的贸易体系开始，虽说明有海禁传统，但朝贡体系彰显天朝上国风范却始终在明朝保持了下来，尤其以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尤为规模之大。作为一种贸易补充，虽然解决不了全部的需求，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了双方在贸易上的需求。“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应仁之乱”中，大内氏迅速崛起，开始争夺原先由细川氏所控制的对华贸易，单独派出使团到中国朝贡，而争夺中国的“勘合”至为重要。大内氏从幕府派往中国的贡使手中，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的“勘合符”，细川氏也不甘后人，从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颁发的“勘合符”。显然，细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经过期失效。 嘉靖二年，日本的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大内氏派出的使节，名叫宗设谦道。细川氏派出的使节，名叫鸾冈端佐，同时，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作为副使。两支船队先后到达宁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先到，而持过期“勘合符”的细川氏船队后到。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并未及时查验先到的大内氏船队的“勘合符”，而是待细川氏船队到后一起查验。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细川氏船队，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占了先机，这样，大内氏船队的有效“勘合符”反而无效。双方在宴会上爆发激烈争吵，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家伙，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宗设谦道随即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宁波，宗设谦道一路追杀到了绍兴，然后又杀回宁波，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明军多名将领也同时遇难，宗设等“大肆焚掠，所过地方，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国考略·朝贡篇》）。最后，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还劫走了其所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而这次事件也成为取消中日勘合贸易的导火索。嘉靖六年，明朝政府进一步确定中日勘合贸易为十年一次，并严加控制，明确提出日本的朝贡“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大明会典》“礼部·朝贡·日本国”条）。再后来，官居首辅大臣的给事中夏言，干脆上奏建议撤销市舶司，朝廷接受，宁波市舶司被关闭。市舶司的撤除，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明史·食货五·市舶》）。自此以后倭寇之患日渐盛大，朝廷于嘉靖二十六年，调朱纨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御倭寇。朱纨此人在历史上却是一个狠角色，到任之后整肃军纪，清剿倭寇。当时活跃在海上的闽浙商业集团主要有两个，一以闽人李光头为首，另一个以徽州府歙县许栋为首，而大名鼎鼎的王直便是许栋集团后来的头领。嘉靖二十七年，双屿基地被朱纨攻破，擒获闽人头领李光头，斩首九十六人，余者皆投奔王直，不久之后因为诸多原因，朱纨被迫自杀，此后海防松弛，王直集团借此机会趁势壮大。而这个时候我们历史书上的‘大人物”戚继光便粉墨登场，而另一个重要人物，王直也逐步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而真正导致明朝海患走上顶峰的重要历史人物就是这位王直。王直此人颇有远见，他设法与海道、卫所官员接近，利用自己的力量代之剿除某些海盗性质的团伙，以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从而实现开市交易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卢七、沈九一伙抢掳战船，袭击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浙江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命王直追捕。王直不负嘱托，获船13只，斩杀千余，生擒7名，获被掳妇女2人，解送至定海卫。 嘉靖三十一年，一伙倭贼围攻舟山，形势十分紧急，海道副使李文进命把总张四维伙同王直前去解救，获倭船2只。 这样，王直的海上垄断地位逐渐确立，后来新入海通番的船只都只有插五峰（王直）旗号方敢在海上行驶。几次与官府的幕后交易和在台上较出色的表演，再加上地方官府私下许诺，王直此时几可称为浙江宁波海防官员的坐上客。王直实力的增强和他为人的忠实，宁波海防官员对之更为倚重，视为股肱。嘉靖三十二年，王直被明军进剿，不得不转而前往日本发展，王直在平户岛定居后，以此作为基地，收聚反明势力，并利用日本浪人，运筹帷幄，一次次向闽、浙、南直等沿海地区发动攻击。同时秘密同中国沿海地区贸易，这得到了当时肥前平户的藩主松浦隆信的庇护和主持。可以说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书还把他们称为海寇，倭寇一词并不多见。但在嘉靖三十二年王直转往日本发展之后，倭寇一词就屡屡出现在朝廷的奏折中，可见所谓的倭寇扰民其实就是王直对明朝政府背信弃义的报复。之所以打扮成倭的形式出现，是想以此为掩饰，转移人们的视线，这样其在大陆的家属和族亲可常保无事、免受牵连。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于嘉靖三十四年九月派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与王直接触。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出任浙、直总督，同年在王直义子王滶（即毛海峰）亲率大福船4只的护送下，陈可愿先回，带来了王直的回答：“愿将松江各处旧贼或擒或剿、或号召还岛，惟中国所命，但要通货、互市。”胡宗宪便借此不停营造朝廷与王直议和的假象，并精心布置起一套诱杀王直的大网。嘉靖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王直上岸即遭到诱捕，而所率船队全副武装屯居在大陆对岸。面对双方剑拔弩张、随时会动干戈的严峻形势，胡宗宪并不敢贸然干掉王直，而是把他软禁到杭州，奏闻皇上。史载：“直系狱几两年不能决，军门数请旨定夺，朝廷以东南未平，许军门便宜行事，姑羁养之”。欲通过羁留王直达到瓦解王直集团的目的。胡宗宪自觉此方法收效甚微，便于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把王直推上了断头台。 王直之死使百姓对朝廷开市通商的希望彻底破灭，从此之后海寇便再也无法控制，疯狂的复仇也成为了海寇的最大目的。好了这个时候稍稍提一下我们的“大英雄"戚继光，从嘉靖三十八年到嘉靖四十五年，这段时间堪称戚继光战史最为辉煌的时期。之后不久明世宗服丹药于嘉靖四十五年一命呜呼，明穆宗登基改年号隆庆。这一年便是隆庆元年，同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我们的’大英雄‘北调镇守蓟州，第二、明政府在福建月港开放海禁，自此长达200年的海禁就此取消，私人海上贸易就此合法。而倭患与此也就基本宣告了终结。
远的就不说了最近十余载的国产抗战片就是个活生生的故事啊
一直被国人误解为帝国主义爪牙的外国传教士，其实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共党处于政治需要，刻意丑化了它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传播媒介的基督教，致使中国现在的基督徒时时刻刻被无缘无故的讽刺与谩骂。有些人甚至还把信耶稣的人与汉奸、洋鬼子联系在一起。如果有这些看法的朋友，看完这视频，再讨论不迟。---------视频在小时24分开始讲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国从100多年前到现在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观察世界历史会发现，西方现代化的兴起与基督教是分不开的。那么，中国的现代化与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5月31日，在北京锡安教会七周年的庆典上，为契合教会于去年提出的第四大异象“培植大地的希望“，安排了同主题的系列讲座，其中一场是邀请了著名的宗教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光沪教授主讲《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何教授首先引出国人对基督教的三个普遍性的误解：“基督教是骑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是中国鸦片泛滥的帮凶”、“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从史实的角度出发分享了基本事实情况进行回应，其中他从几大方面列举了基督教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引言：国人对基督教的几个误解——佛教最初骑着白马和平来到中国，基督教是骑着炮弹来的, 传教士进中国是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洋枪。——基督教是精神的鸦片，不仅如此传教士还参与鸦片贸易，残害中国人精神的同时还残骸中国人的身体。——基督教、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害怕中国强大，所以要反对基督教。
何教授首先列出以上桑中国人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普遍性的误解。他说，每个人的观察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说明自己观点的证据，但他希望列出历史的总体状况和基本事实请大家客观评判。
基督教来中国是骑着白马？还是炮弹？
他追根溯源，从目前公认的基督教四次入华历史谈起。首先追溯到第一次是唐太宗的时候，当时aluoben主教来中国传教，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去迎接、同时派御林军去做仪仗队。按照大秦景教碑的记载，唐太宗在自己的卧室里听道，几年之后他颁布天下说基督教对事物和老百姓都有好处，适合在全中国传播。“这是第一次。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主教是骑着白马、黑马还是红马来中国的，但起码看到他至少不是骑着炮弹来的。”何教授幽默的说。
第二次是元朝某某来中国传教，当时的皇帝接待他并表示希望他留在北京。于是，他在北京建立教会、成立唱诗班，一次给3000人施洗。
第三次是明朝末年，利玛窦和同伴到了广东，后来也来到北京和儒家的学者交往，其中最有名的士大夫是徐光启。传教士教给士大夫天文、地理、农业科学等，以至于军事技术。何教授说：“这个时候虽然是骑着马来的，不过的确和炮弹有关系，但不是打进中国，而是帮助中国制造洋枪洋炮，抵挡当时满族的威胁。而且有意思的是，满族进来之后统治者也很开明，并没有惩罚这些人，而是让这些人管理他们的钦天监等。这是第三次。“
第四次是1807年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他做的事情主要是三件，第一办学校即英华书院，第二把圣经翻译为中文，第三编译英华大辞典。“这个时候离鸦片战争还有几十年，和炮弹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四次进来都是和平的，都没有骑着炮弹，都是坐船或者骑马的。“何教授总结说，”传教士是鸦片帮凶？禁烟先驱？
而关于鸦片一事，何教授回顾说，当时有些传教士来中国坐的是商人的船，其中一些商人是卖鸦片的，所以很多人就夸大了事实说传教士就是鸦片贩子，卖鸦片不仅残害中国人的精神还残害中国人的肉体。但历史事实是，当时的鸦片贸易是正当的，英国人发现鸦片那个东西可以止痛，就像白酒一样，可以喝一点但是酗酒就不行了。
当时传教士也逐步认识到鸦片的害处，绝大部分传教士反对鸦片贸易。其中很多英国传教士在中国透过办报纸、印刷小册子、劝说官员等来积极反对鸦片贸易。但政府和民众不听，在中国主张禁烟的林则徐也是受到排挤的。为什么呢？因为鸦片可以收很高的税，所以中国政府想让鸦片买卖，中国人自己也还种鸦片，所以虽然传教士到处宣传，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不理。于是，不少传教士回到英国联合起来教会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发起请愿抗议自己的政府向中国输入鸦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英国政府禁止了鸦片贸易，之后中国皇帝才禁止。“正是因为传教士的坚决反对才带来这个结果。”
传教士是帝国主义走狗？还是现代化红娘？
最后，何光沪教授又列出历史上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来请大家判断到底历史上传教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还是重要的现代化的挺进力量。一、科学技术的引进
科技是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是基督教的传教士大规模的把很多现代科技引到中国。比如明朝的利玛窦与耶稣会士为中国引进天文、地理、农业、军事等科学知识；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其中的平面几何科学知识对训练中国人的逻辑思维有很大作用。事实上，利玛窦翻译的宗教类的教的图书只有100多种，而其他各类科学的书翻译了155种。
后来还有林乐知，他一个人主持和翻译的科学书籍达到390多种，对中国现代化有很大贡献。很科学的名词术语很多是林乐知那个时代定下来的，而且翻译的很好，比如现在大家都用的“物理”和“化学”。
之后还有付兰雅、伟列亚力等许多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用中国的传教士。何教授介绍说，因为这样的传教士很多，以至于李鸿章和张之洞当时抱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打败外国人的目的去做江南造船厂时，请的顾问很多都是传教士。当时不少传教士帮助中国人发展工业，其中很多还是军事工业。因此甲午战争期间，中国的军舰的数量和质量都是超过日本的，但可惜的是中国人自己不很好的使用也不维修这些战舰，最根本是士气不足，导致后来的战败。二、现代教育的兴起
1900年以前，中国的科举还没有被废除，这之前的教育都是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这个时候创办其他类型的教育是很艰难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传教士在中国已经办了1100所学校。
新式教育和老式的教育之间难免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何教授介绍说，很多教案之所以发生，其中一些的确是与传教士比较骄傲的心态有关系，这个需要坦率的承认，但其实许多教案和冲突发生的原因是当地的“孔乙己“们这些未中科举的文人、“范进”们等士绅阶层等觉得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挑战，所以到处写小字报、造出谣言说这些学校里面男女同校是在里面淫乱、或者挖小孩子的心脏炒菜吃，挑起民愤。
1900年以后，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东吴大学创办起来，就是基督新教所创立的。到1914年，天主教在全国开办的各类学校共有8034所，并创办了震旦、津沽、辅仁三所大学。1920年，新教创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共7382所，其中大学14所，宣教士及其雇员一半以上从事教育工作。
“中国总共没有多少所大学，基本上都是传教士办起来的。”何教授介绍说，当时传教士人数并不多，但几乎一半是在做教育，甚至于一些人把教育摆在了自己的传教事业前面。他们在教育方面非常努力所以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如果按照现在基督徒的数字来说的话，按照当时的比例计算的话是要办几百万所大学才够得上那个时候的标准。“
传教士还积极推动妇女教育和盲人教育、聋哑人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士也对促进当地教育做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备受赞誉的就是伯格理在苗族地区的教育贡献等。
之所以如此努力做教育，和当时很多传教士是社会福音派有关，尤其是美国来的传教士们大多是社会福音派。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天国还要建立在地上，要让人民在物质、精神等方面过的好起来，所以他们有意识的把精力放在了医疗、教育等。而当他们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现状，认为中国首先要现代化。三、 现代医疗卫生的开创
首先，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创办了多所专业医院，比如北方的同仁医院，南方的湘雅医院等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医院。
同时，传教士积极培养医生、推广公共卫生运动、 发起“天足”运动解放女人在身体上受到的残害、 鼓励体育运动。
1920年，由传教士创立的医院共800多所；1949年以前，教会医院占全国医院的70%，四、现代新闻出版的事业
现在大家觉得报纸、杂志等现代新闻出版物很平常，但之前中国并没有这些。是200年前来华传教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定期出版物《察世俗每月统计考》这样一份月刊。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新教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就达到70种，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95%。
1930年，天主教在全国拥有20所印书馆。1935年，基督新教的出版机构已有69个。五、各种现代制度及观念
传教士还把许多各式各样的现代制度和观念引入中国，如慈善事业方面的育婴堂、养老院、戒毒所、赈灾救灾；另外，星期制、一夫一妻制、公共运动设施及其他福利慈善事业也是传教士的引入。
同时，传教士引进、宣传、普及并实践君主立宪、联邦共和等制度，以及现代化所要求的平等、民主、法治、权力制衡等观念。
结语一：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与现代化的态度为何自相矛盾？
在以国人对基督教存留百多年的误解为开头，以及摆出历史事实对这些做出回应之后，何光沪教授在最后结语部分分享了他的观察和反思。
他认为，中国人在对基督教和现代化两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100多年来中国人都在追求现代化，但对于和现代化紧密相连的基督教却是抵触的状态，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他举出义和团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作为对比，“以前义和团不要现代化，所以他们扒铁路、砍电线杆，他们的行为和他们不要现代化算是一脉相承不矛盾的。但最矛盾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那个时候他们说要现代化，要发展资本主义。要发展现代化，需要基督教，但想要现代化，又说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走狗。现在也是需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也是现代化，也和基督教有紧密关系，还是说要反对基督教：100多年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大的一个矛盾，你想要的和你反对的是一条战线的，这是很大的自相矛盾。”
到底为何自相矛盾？何教授说出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况导致了这样的矛盾。正是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抗化的心态，让我们很难看到别人的长处。
结语二：基督教与中国未来现代化的进程是否会有美好前景？
何教授说，中国一百多年来学习和追求现代化。李鸿章张之洞他们看到了科技对于现代化的重要，戊戌变化看到了制度对现代化的重要，但今天我开门看到现代化背后的基督教，看到现代化背后的精神，“精神看不见，但却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基督教和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的前景“还是很有希望的”。第一，中国教会近年来在质量上逐渐提高，比如以前是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但现在教会年轻人、白领、知识分子人群增多，各方面素质也在提升，而且教会的成员越来越认识到教会和社会不可分割，不光只是消极的适应，还要积极的为社会进步、为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
第二，过去几十年来，越来越多外国的书籍翻译成中文引进中国，这帮助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众对基督教的看法也越来越全面。第三，至少一些政府官员也逐
渐意识到，基督教是这个社会的正能量，它对社会的道德水准、矛盾缓和、焕发真正的爱心、家庭稳定、社会和谐等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同时，无论是教会，还是知识分子，还是政府，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都会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会产生很多矛盾，比如社会关系的疏远、亲情的冷漠、资源的分配不均等。
“这些都是现代化的负面的东西，现代化需要引导和矫正，“何教授说，”儒家等传统文化当然会有帮助，同时基督教也是传统文化，是全人类的传统文化，是几年前的传统文化。因此，这些传统文化之间，儒家也好、基督教也好，应该联合起来，矫正现代化的很多弊病。让现代化不仅是追求物质还要追求精神，不光追求一个民族的发展还要追求全人类的文明。“
“所以，未来的前景还是好的，是很有希望的。”何光沪教授最后说。
禅让说。——尧幽囚 舜野死暴君说。——商纣 隋炀上面高票槽点太多，没兴趣编辑答案了。........................................................................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食指《相信未来》在写出下面这番话之前，我想，先让大家温习一下食指先生的这首诗，这首《相信未来》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诗歌中有太多美好的语句，这些我都将不去探究，我们只说——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他又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我说尧幽囚舜野死，说纣王隋炀帝不是昏君，也正是基于这一句话，我希望我们能拨开历史风尘，当然，我们不能保证看到的是下一片尘土，毕竟“历史，也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探索精神和我们从探索中得到的智慧，这些才是我们读史的真正宿处。请循其本，第一章节——”尧幽囚 舜野死“而关于尧舜二帝的去世，历来被人们揣测，最重要的莫过于李白的《远别离》，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　　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　　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　　我纵言之将何补？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　或云尧幽囚，舜野死。　　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　　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　　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　　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下面引用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中的记叙，（当然，很多人诟病柏杨先生不是个严谨的历史学者，但我想说，你们啊，图样。）伊祁放勋是五帝中的第四帝，号称尧帝，即好心肠的君主。大概除了被称为好心肠外，没有可取的才干。......他在位的一百年期间，发生了空前可怕的大灾难。纪元前二二九七年，天不停地落雨，河流泛滥，山洪暴发，房屋家畜和田亩都被漂没，中国成了一片汪洋，人们大批溺死饿死，残存下来的人逃到高山上嗷嗷待哺，这是中国第一次的大悲惨时代。伊祁放勋命夏部落（河南禹州）酋长姒鲧治水。姒鲧是一个很有名的水利工程专家，可是他使用治理小河流的方法来治理大河流，集中力量修筑堤防，以期约束水势，堤防不能阻遏洪水的冲击，仍不断地溃决，用了九年时间，洪水如故。另一位雄心勃勃的虞部落（山西永济）酋长姚重华（后来的舜），他抨击姒鲧治水的无功，唐尧帝伊祁放勋在姚重华坚持下，宣布姒鲧应负起治水失败的责任，派人到羽山（山东临沐南），把仍在孜孜不息辛苦工作的姒鲧处决。姚重华是伊祁放勋的女婿，此时老岳父已不能抵抗女婿的压力，于是接着一连串杀掉另外三位大臣：三苗、共工、囗兜，加上姒鲧，宣称他们是罪大恶极的“四凶”。但夏部落是当时唯一拥有水利工程技术的部落，没有人能够代替。姚重华不得已，只好同意伊祁放勋任命姒鲧的儿子姒文命继续他父亲未完成的工作。姒文命检讨他父亲失败的原因，决定以疏导方法为主，使水势向低洼的地方渲泄。他除了筑堤外，还同时开山，最著名的开山工程，是凿通龙门——山西省河津市跟陕西省韩城市之间的黄河峡谷，使黄河畅通。......仅从这九条河流的数目上，就使人大大地震惊。从黑水到长江口，航空距离有二千六百公里之遥，仅仅徒步游览一周，恐怕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此时还没有铁器出现，完全依靠烧石浇水的原始方法去开山凿洞，姒文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十三年之内，完成这么多艰难工程。大概是，姒文命是姬轩辕的后裔，仍有残留的神灵附体，所以他能够顺利的成功，并受到中华人长久的尊敬。纪元前二二八五年，伊祁放勋放弃政权，姚重华正式摄政。二十七年后的纪元前二二五八年，伊祁放勋逝世，寿命一百一十九岁，姚重华顺理成章的坐上宝座。这是儒家学派所津津乐道的第一次“禅让”，坚称伊祁放勋是自动自发，非常愉快地把帝位传给姚重华。（注意重点：）姚重华的一生比伊祁放勋多采多姿，他自称是姬轩辕的九世子孙。他的虞部落在蒲版（山西永济），跟伊祁放勋的唐部落（山西临汾）相距只二百公里，两个部落一向通婚，伊祁放勋的两个女儿：伊娥皇和伊女英，同时嫁给姚重华。姚重华应该是中国早期历史上最成功的谋略家之一，他最使人精神恍惚的事迹是，据儒家学派说，他有一个可怕的，充满阴谋和杀机的丑恶家庭，他的父母兄弟全都比蛇蝎还要恶毒，只姚重华恰恰相反，仁慈而且善良，集字典上所有的美德于一身。他母亲早死，老爹瞎老头（瞽叟）续娶了一位妻子，生子名姚象。有一天，老爹命姚重华把仓房茅草盖好，可是等姚重华爬到屋顶上之后，父母和弟弟三个人却在下面把梯子搬走，放起火来，企图把姚重华烧死。姚重华聪明地料到会有这种变化，早就准备了两个斗笠，就把这两个斗笠绑到手臂上当作翅膀，飘然而下。老爹又命他挖浚旧井，姚重华知道情形不妙，挖井时悄悄地在一旁凿出一条通到地面的坑道。果然，父母和弟弟一齐下手，把井填平，然后兴高采烈地把姚重华的财产瓜分，老爹和继母得到他全部牛羊粮食，姚象则得到他日夜思之的两位漂亮嫂嫂，而且马上搬过去居住，得意忘形地弹着姚重华的琴。就在这时候，姚重华在门口出现，姚象反而大吃一惊。那位当天子的岳父伊祁放勋听到作父母的种种奇怪恶行和作儿子的种种奇怪孝行后，大为感动，就把他召到中央政府，帮助自己处理事务，于是姚重华踏入政坛。姚重华是五帝中的第五帝，号称舜帝，即孝顺友爱的君主。他把政府改组，设立下列九位高阶层官员：一 司空（工程部长）二 后稷（农业部长）三 司徒（国防部长）四 共工（矿业部长）五 士（司法部长）六 朕虞（水利部长）七 秩宗（祭祀部长）八 典乐（音乐部长）九 纳言（监察部长）姚重华在位四十八年，就在第三十三年时，历史重演，姒文命挟着治水成功的威望，达到了当年姚重华达到的地位。纪元前二二○八年，姚重华恰一百岁，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孤独地深入蛮荒，跑到南方一千公里外的险恶的九疑山（湖南宁远苍梧山），并且死在那里，埋葬在那里。天子的宝座落到姒文命之手，黄帝王朝灭亡。这是儒家学派所津津乐道的第二次“禅让”，坚称姚重华跟他的前任伊祁放勋一样，也是自动自发，非常愉快地把政权移交给姒文命（你应该知道了，他就是大禹）。第二章节——昏庸无道殷纣王下文取自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以及吴芝圃与太祖的答对。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帝辛（纣王的名字）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下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摘自郭沫苦《青铜时代·驳〈说儒〉》［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杆”，这是夸张的说洁。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局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　　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于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徽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于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徽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徽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郭沫若的《驳〈说儒〉》，提出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学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如后者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记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　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1、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槌都漂了起来。2、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而微子最坏，到周朝请兵。”纣王亡国举火自焚。勇力若纣王，后世止已楚霸王可比，、终也不屈而死，何其壮哉！千年以降，苦心孤诣的君王死社稷，譬如纣王，譬如崇祯。第三章节——一代暴君隋炀帝（继续加班中，待会弄。少提一句，隋炀帝算是隋冤帝吧）
朱元璋其实不是张得像历史书上那样吧？
领袖错误发起、被彪彪四人帮等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抗日中流砥柱……三年自然灾害……不敢多说，写过无数个都被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