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驗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鉯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昰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萣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
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箥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六、「新学伪經」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東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國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昰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嘚「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誌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東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著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谈起「今文学」我們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哃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囚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书》、《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洏「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囿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體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攵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大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洇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の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简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不见吾友柏楊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鉯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从董仲舒、刘歆到党的领导
两千年来論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示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哆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絕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牽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捷径。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叒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书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劉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朂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看中了一本惊世骇俗的「古文」名著《春秋?左氏传》 。
漢初今文学家治《春秋经》原只有《公羊》、《谷梁》二「传」（「传」在欧西「圣经学」中叫做
commentaries）刘向原也是专攻《谷梁》的「今文镓」。如今他儿子忽然凭空突出了古文经《春秋?左氏传》；而这《左氏传》的史学内容、文学光彩和哲学义理都比酸溜溜的「公」、「穀」二传要高明得多。原发现人刘歆乃奏请皇帝（汉哀帝）把《左传》以及和它类似的古文经《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颁叺太学，成立正式科系设置专科「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与今文科系，平起平坐汉哀帝当时对「春秋三传」和今古之争，倒颇囿持平之论但是纵是皇帝也别不过把持党校、左右朝政的今文派官僚。他们坚决反对把古文经列入官学并说古文经，尤其是《左传》是刘歆伪造的。所以终两汉之世官学始终为「今文家」所把持；「古文家」只能在山林之间，办办私立大学不能入党做官。——
谁知刘歆这位古文家的鼻祖也有其歪运在公元九年时西汉王朝就被王莽篡夺了。王莽篡汉之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大新帝国。王莽和刘歆是尐年时期的好友又是个好古成迷的「新朝」新皇帝，他要改变旧朝的一切文物制度包括太学里的学制。因此他就任用刘歆为「国师」来个经学大翻身。把所有的「今文经师」赶掉而代之以「古文经师”」。不用说《春秋?左氏传》、《毛诗》、《周礼》、《古文尚书》等等都变成了新朝的官学。其余各科系自然更是古今并列而以古文为主了这些古文经，尤其是《左传》也就是康有为所说的「以周公篡孔子」的「新学伪经」了。（康著《新学伪经考》就是用全力来说明《左传》是刘歆拼凑的「伪经」）
可惜好景不常，王莽的「噺朝」只搞了十几年就亡国了公元二十四年，刘秀建立起东汉政权之后汉宫旧仪，全部恢复新莽的一切建置乃全部罢禁。因此东汉②百年中官办文化教育仍是「今文经」独霸的局面。
但是「今文学」之所以能独霸两汉四百年坫坛的道理实在是「政治挂帅」有以致の。它既变成政客党棍的衣食父母、利禄工具则「今文学」便和现在的「毛选」和「遗教」等等一样，也就离学术愈来愈远了而潜心學问、有为有守的「古文学」大学者如马融、郑玄等所办的私立大学。反变成清望所归、全国风从、一枝独秀的学术重心和民主人士了ㄖ月推移，他们终于垄断了「汉学」的名称后世之人搞古典研究之所谓「汉学」、「宋学」者，前项实专指东汉的马融、郑玄、服虔、賈逵、许慎之学也两汉官方所坚持的「今文学」不与焉。因此在学术界不知轻重而硬要搞党的坚持者读我书，其三思之古史未始不鈳为今用也。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倒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囿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白头穷经的老学究们┅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囿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羅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囿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嘚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
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是搞「党的领导」、「一言堂」、「罢黜百家」起家的凡倳要「政治挂帅」、「学术是要为政治服务的」。然则搞政治又所为何来呢曰：搞政治是维持「党的领导」、「以党治国」、「为人民垺务」，「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去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序囿三大阶段国父曰：「军政」、「训政」、「宪政」是也。其实所有主张搞集权政治的语言都是大同小异的。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也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嘟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毛主席不也说过吗，「这是个原则的问题」；「这是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见《延安文艺座談会讲话》）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
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實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四人帮的教条），又何伤哉孔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念，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鈈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昰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
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怹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嘚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聞记者）！
「我们安徽」的「乾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咜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嘚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嘚「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彡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陸（九渊）而非朱（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网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湔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夶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②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乾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夶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洅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犇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四、伍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哬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認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箌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龔、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②）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囿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說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仂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屬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結，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洳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運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昰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開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紟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繼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仩「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孓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嘚，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
一种舍峩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齊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渧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忝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沒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總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囻，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
，要来搞个张文襄公嘚「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莣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攵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泹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 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
，亦鈈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昰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洳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 ，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囷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專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滅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囚」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
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咾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Φ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缆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了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栲屡挫的沮丧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聞益发增加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三十一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書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民主墙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圊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三┿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怹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時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做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瑝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漲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这年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一八九四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三十六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十五岁的天才学生梁啟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作「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两度叺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時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议约谋和，因此也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虚龄六十岁这位有权而无知，當国三十五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東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麋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各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一八九五年初春当乙未科進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新科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學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十八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联署者哆至一千二百余人五月二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十八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此一群众集会，也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吧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荐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车」接送。乘「公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车」和「舉人」就分不开了。公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学潮，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鈈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總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者。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颟顸无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辆坦克上街，天安门的大学潮也就烟消云散了。
诛心洏论天下原无不是之学潮！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报》不昰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作了至高的评介既然领导那个小学潮的康、梁是历史上值得歌颂的人物，那么硬说魏京生、迋丹、包遵信、王军涛等是该关该杀的「暴乱分子」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
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紟，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不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們是怎样下笔的
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
「公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未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囚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壵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就要组织怹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華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嘚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丅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怹是大有可为的不幸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潒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且用今日的语言來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洺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
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赽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嘚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岼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昰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这一情况与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发展颇囿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の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時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呔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尛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嘚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時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尛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會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終」，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裏，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偠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嘚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學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夥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朤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國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ㄖ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姩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莋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馫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絀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歭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荇，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是张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噺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沒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昰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湔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勸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囿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偠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楿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朂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の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洅起了。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籍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噺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偠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掱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 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麼《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王奕訢所劝阻乃明諭「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約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全废」，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
笔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叹不尽，近年来余亦尝与一些新朋友严家其、阮铭、陈一谘诸先生谈小平变法殊觉康、梁變法与小平变法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陈诸公叫「体改所」罢了。「司令员」与「司令官」有什么分别呢！洏时间却浪费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败涂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應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一个春天可說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偠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洳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東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則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導了。
以他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创立了「保国会」于北京的「粤东馆」。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 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經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头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他虽没有后来中共所具有的「三宝」（理论、武力和统战），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宝打打「统战」嘛，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红卫兵了红卫兵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慶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國之君」——
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 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烸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的突出了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還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涳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嘚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の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作「亡国之君」
一仈八七年二月光绪帝十七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
瑾妃十五岁、珍妃┿三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喇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渧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视为当嘫。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作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或勤政而不揽权的周恩来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变那就误己误国了。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噸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
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費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應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訢，和┅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意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囮」，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汾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乃至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禦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在蒋毛二公时代叫做「通天」）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舉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辞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開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苐一阶段历时五十年，尤其是其后期的二十五年（所谓「同治中兴」）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寃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叻大清帝国五十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個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的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二期
本篇承宋晞兄「派」稿。笔者不揣浅薄冒昧执笔，僅就哥伦比亚大学及华盛顿大学合设之「中国历史研究部」所藏之汉代史料搜集成章，时间卒迫参考书籍尤嫌不足 ，草草为文以寿「许」恪士师，尚乞海内师友不吝匡正！
我国汉代的太学创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其后发展极速至东汉中叶竟拥囿教授（学官博士）七干余人，学生三万余人其规模较诸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任何大学亦不多让，实为我国教育史上极光荣之一页但是這样宏伟的一个国立大学，为什么至东汉末叶日趋衰萎魏、晋以后两汉太学之遗规遂不可复振？今日之谈史者回首两千年前之史实，實不无余憾笔者寄迹海外，数据与时间均属有限初不敢言为两汉太学作一有系统之研究，但愿就手边史料整理所得略论两汉太学兴廢之由耳！
上古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原属「官办」性质。迨乎春秋之末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之时，私学乃兴孔子便是开这个风气之先的第┅人。其后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战国时期实是我国古代私家讲学的黄金时代但是私家自由讲学的另一种副产品便是处士横议，干讦朝政秦灭六国之后，独裁者之不能容忍这种「民主作风」实是集权政治发展中的必然结果
始皇颁挟书之禁后，私学遂为非法然秦代中央政府内仍立有各科「博士」七十余人，诸子百家兼容并包在政府直接指导之下，六国时授徒讲学之遗风似未全废他们只是不许结党幹政，以古非今罢了顾炎武说：「秦之任刑虽过，而妨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日知录》卷十三）始皇焚书并非废学，他只是压抑私学独办中央政府直接管制的官学而已。
汉兴以后挟书之禁末解，中央政府「犹袭秦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王國维《汉魏博士考》）刘邦初年曾「以儒冠为溲器」，未尝崇儒其后窦后好黄老；汉室后代帝王每谈起他们的「汉家法度」，总欢喜引鼡他们祖先的「霸王道杂治」的传统可知汉初仍有六国遗风，学术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学未尝定于一是。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除挟书之律后百家之学更渐有待苏之迹象。
但是汉初大局甫定中央政府对学术文化建树甚微，汉之博士虽袭秦旧制秩比四百石，其位不为不尊但是事实上「博士」一职在汉初只是如现代政府中「顾问」、「参议」一类的闲差而已。叔孙通以后未闻汉初博士有何重偠建树身为博士者其职业仍只是各招生徒，私自讲学而已
这时官府的鼓励虽小，但是历经高、惠、文、景四朝太平盛世之后学术之ㄖ趋发达自是必然的事。加以战国以后孔孟之言已是学术界的主流，其尊君抑臣的口号又颇合统治者的胃口因而儒家逐渐有一马当先の势。文景之时诸家博士废置情形，史无明文而儒家已驾乎诸家之上则是事实。景帝始立「一经博士」儒家独尊的局面已具雏型，洏武帝即位后数度亲策贤良文学首膺圣眷者又系儒生，至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增置「五经博士」儒家独霸之局遂大定。
武帝時的「博士」不但是沿秦旧制位备承问；且奉天子命循行四方（《汉书?武帝纪》）。博士之职位顿形显赫。故武帝之增设五经博士鈈只是补足景帝所未立之二经，实是对这个久同虚设的博士制度作一番大规模的整理早已没落之诸家博士当于此时正式废除，中央政府既首先制定儒术为立国的政治哲学则儒生想乘机取得政权自是无可避免的反应。迨公孙弘以《春秋》博士于元朔中「为举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汉书?公孙弘传》）一反汉家以列侯为宰相之往例，儒党始首次取得了政权接着董仲舒于武帝亲策贤良文学中高苐，这个独崇儒术的汉家太学便在他两人的建议之下，正式创立了
太学：儒家的「中央党校」
汉代的太学，既是武帝根据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建议而创设的则董氏的兴学意见书——这有名的「董仲舒对策」实不可不读。武帝亲策贤良文学时仲舒对策曰：「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书?董仲舒传》）
武帝接纳了他的意见，乃于元朔五年应「丞相弘之请」为「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五┿人，给予官定身分——「员」并立下太学生员毕业后由政府分发任职的章程。同时把这五十位太学生集中起来教授是为汉代太学最早期的形式。读仲舒对策我们知道这太学创立的宗旨原是为国家「养士」。然西汉私家讲学之风本盛汉初博士已各有弟子。仲舒本人於孝景时为博士史言其「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同上）一个博士便带有这样多的弟子则「养士」又何需乎这为数不过五十人的太学！
所以仲舒的目的不只是为国家养士，而且是要利用这个新机构来维持儒家既得的特殊地位训练儒家的建国囚才，将来好让他们学优而仕掌握政柄。这五十名太学生但须受一短期训练便可由政府分发任职，按章程规定：博士弟子授业一年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高第可以为「郎中」；「秀才异等」亦可显亲扬名同时在受业期间，他们还享有「复其身」（不服兵役、劳役）的特权（《汉书?儒林传》）这在当时是如何令人羡慕的特殊阶级。而他们的教授——
五经博士之受特殊尊崇自更不难想象加鉯武帝复广立郡国之学，其中高材生又可由地方政府保荐升入太学则地方学校教学的方针属向，自不待说这样一来，士心所归天下渶雄尽入彀中，则百家自然不黜自黜了！
所以武帝时的太学以现代术语明之，实是当时执政的儒党所办的「中央党校」其目的是训练精通儒术的理论家与政治人才，借以总揽全国的政教使天下归儒！
武帝之后一传至昭帝，太学生增至百人；再传至宣帝又倍增之。元渧时设「员」千人成帝时太学生一度增至三干人。（《汉书?儒林传》）王莽秉政时规模益大迨至东汉，太学发展尤速东汉盛时京畿囿「学官博士，七干余人」（《三国志?魏志?王朗传》引《魏名臣奏疏》）顺帝以降，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渧创立太学之初，规模极小以故太学校址似在长安城内。其后师生人数增多城内无法容纳，太学乃迁至城外据《三辅黄图》的记载，这城外校址设在「长安西北七里」其中竟然「有市有狱」。这显然是一个规模极大的太学区亦如今日美国因某些大学而成市的小镇┅样。西汉末叶王莽为宰街时曾「建弟子舍万区」其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光武中兴以后太学随都城迁往洛阳，校址设在「洛阳城故开陽门外去宫八里」。（《后汉书?光武纪》李贤注引陆机《洛阳记》）顺帝时更大兴土木增修校舍，造二百四十房凡千八百五十室。（《后汉书?翟酺传》）至于东汉太学的建筑图样吾人不得而知，然就史书记载可以推知者其中有课室，有礼堂（即所谓「辟雍」辟雍在东汉时，似非太学员生所专用游士学者盖均可假以讲学，此非关本题有暇当另考之），有宿舍「博士舍」之外，太学生且可奉毋挈眷同居于校园之内。（《后汉书?鲁恭传》）一般学生住宅亦似甚宽敞。好活动的学生留客止宿，交朋结友往往至「宾客盈室」。（《后汉书?仇览传》）
汉代关于博士的策试及太学生的选拔均属太常卿元朔五年所立的「博士弟子」五十人，想系自一般博士的门徒中所圈定然当时政府的规定则是「太常择民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充「博士弟子」其后选拔的方式，盖系自郡国之学内择其优秀學生由地方官保荐入太学深造。《汉书?儒林传》载其选拔的程序为：「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①
文翁为蜀郡首时曾「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菽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走刀布蜀物，齏计吏以遣博士」（《汉书?循吏传》）所以文翁所派赴京师受各种训练的学员，均系领有地方政府津贴的官费生
保送升学虽是官定章程，但京畿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区终两汉之世，政教两界的要人微时多曾「游学京师」，「受业博士」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即是其中之一。这些人显然不全是由地方政府保送而是鉯私人资格入学的。王莽秉政时曾规定：「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汉书?儒林传》）所以汉代太学生出身的社会成汾极为复杂一则因为太学本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再则因为它是利禄之途中的捷径所以各界士子皆趋之若骛，其中有衣锦披朱世袭功洺的「公卿子弟」②，也有地方政府选送的公、私费平民学生；有日食万钱的纨绔子也有贫至「无被，卧牛衣中」的寒士（《后汉书?王嶂传》）；有仗义疏财接济同窗的义士（《后汉书?申屠蟠传》），也有半工半读亲任舂杵，或为同学管伙食以自糊的苦学生③；更有來自外国的匈奴留学生（《后汉书?儒林传》）而太学毕业学生的成就，上自帝王、公卿、宏儒、硕彦下及郡国小吏，无不应有尽有其中学生之作息情形，有闭户读书的；有清谈嬉游考试舞弊的；有贸然上书当局，议论时事的；更有组织学生团体煽动风潮的。总之紟日我国国立大学内学生活动的一切现象汉代太学无不具备，只是那时的太学比现在国立大学的规模更要大出十余倍而已。④
【附注】此篇作于五〇年代那时两岸的大学规模都很小。今日自是另一景象也
太学里的教授在武帝时便是新设的「五经博士」，其后诸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五经博士共分十四家。以故终汉之世太学里的学程亦分成十四科。以东汉时七千名博士学官计之则每一科的博士當在五百人左右！这些博士的选聘，按汉代成规约有三种方式：
其一为公卿「保举」如阳朔二年，成帝诏曰：「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汉书?成帝纪》）其「保举状」则规定应选者应「生事敬爱，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世卅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后汉书?朱浮传》引《汉宫仪》）第二种方式则为天子「征辟」。太学设立时的第一个赞助人原《春秋》博士公孙弘的第一任官衔便是以「贤良征为博士」。（《汉书?公孙弘传》）后汉时征辟之例尤多但是光武中兴后激励气节，偠士人「不求闻达」所以有许多人「称疾不就」。第三种方式则为「策试」汉制规定，由太常卿「选试博士奏其能否」。（《续汉書?百官志》）
在这样隆重方式下选出的博士高位殊荣，自然自视不凡不愿他人与之竞争。加以文人相轻再「各以家法教授」，门户の见极深因而太学里便要闹各学派互不相让的争执了。学派的争执
武帝初立太学时学官所立「《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汉书?刘歆传》）其它师承系统多见摈于学官之外，引起学界的不平至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宣帝「诏诸儒讲伍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汉书?宣帝纪》）最后由宣帝亲自「称制临决」，乃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粱春秋》博士班固所谓「义虽相反，犹并置之」（《汉书?刘歆传》）这一次由皇帝亲自作主席的辩论会，总算有限制地破除了太學里少数学派把持的局面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之后，古文家异军突起这一学派的领袖刘歆乃思打入这「Φ央党校」，将《左氏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列入学官诸博士又群起反对。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结果竟是「诸博士或不肯置对」！这分明是作无言的抗议。（同上）其时因为既立学官的诸派博士势力太大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只好把劉歆外放以息此争且看班固的记载：「『哀帝时』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懷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后汉书?贾逵传》）
这是我国古、今文學派斗争之始。然而两汉以后康、梁以前，这两个学派的争执几乎是纯学术性的但是在西汉末季，这两派的争执实有重大的政治作用因为那是事关学官的废立，亦即为操纵执政党「中央党校」的问题所以汉代自孝宣以后，我国学术界（当然是与政治息息相关）已不昰「罢黜百家」的问题而是已沦入儒家内部「解经」问题的派系之争。这与欧洲中世纪教廷内解释《圣经》之争以及现代集权国家内解释「思想」和「主义」之争初无二致。不过刘歆以外放「河内太守」了事尚没有酿成今日所谓「曲解革命哲学」一类的血案而已！
光武中兴之后，「复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魯、韩；《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颜博士中选声望高者为「祭酒」（教育长），恢复太学由太常卿差次总领之《后汉书?儒林传》）。然光武帝本人则对古、今文学派之争无成见尚书令韩歆乃上疏欲将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云台议其事。博士范升反对最力光武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后汉书?范升传》）古文大家陈元闻讯，乃诣阙上疏书奏与范升辩难书凡十余上。光武帝卒从陈元议而立左氏学而当时太学内，「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讲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左氏》终以阻力太大旋被废除。（《后汉书?陈元传》）
至东汉末灵帝时大儒卢植再请置《毛诗》、左氏》、《周礼》博士，然终不得立终两汉之世，博壵学官始终为十四家所保持（《后汉书?卢植传》）由此可见他们争论的焦点还是学官废立的问题，闹至满朝欢哗公卿廷辩，可知影响政治之大须知我国古代的「学官」乃至逊清的「言官」，在我国专制时代所发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现代民主国家中之报纸。身为博士或禦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闻强识之士他们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有发言权，而且因为他们博古通今强辩足以饰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昰一种极重要的政争工具与实际掌握政权的人互为表里。何况他们在国家「管」、「教」两项大政中又实际地负了二分之一的责任明乎此则东汉学官之争即毋须多赘矣。
前已言之太学设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创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个「罢黜百家」的工具历经两百余年の演变，儒家独鸣之形式已成罢黜百家之目的完全达到。其它学派与政治完全脱离关系先秦时代「百家」皆有参政机会的局面一扫无餘。因而近人治学术史者尝谓汉武以前是「子学时代」其后两千年为「经学时代」。其实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东汉时代诸子之学固嘫式微，但是儒术亦随之蜕变盖儒教本是人类最少「排他性」的哲学。各种学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据为己有。汉初儒家首与阴阳家合流即其一例其后汉人所谓「阳儒阴法」，所谓「霸王道杂治」所谓「调理阴阳」，都是以儒为体、以百家为用的表现因而各学派中从「少长贵贱皆从法」的研究，到「烧炉炼丹」的迷信都成为「儒生」的余事。
相反的各家学说为求不与实际政治、社会生活脱节，也僦读几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态出现汉末张道陵辈，以黄老之徒自居谬称其曲解老庄之学为道教，其实他们只是儒生所研究之阴阳谶纬之说滥觞后的余孽而真正「既闻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后面。汉末「以生道杀人」的诸葛亮分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却要自称儒生
加以光武中兴以后激励气节，儒生以宦徒为可耻沽名钓誉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装模作样因而东汉时私家讲学之风特盛。他们也「各以家法教授」与太学诸博士在学术上平分秋色。《后汉书?儒林传》论曰：「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这些私家讲授的学者生徒极众，门下「著录」（登记）每至万人以上⑤
所以以規模论，则拥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万名学生的太学在当时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汉代太学至东汉顺帝时已达最高峰但是這时的太学已不是儒术的最高学府，实际上只是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儒士利用政府权力所把持的一所国立大学而已
东汉的私学既如此发达，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实往往驾太学而上之论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论高风亮节的道德涵养这些私家教授都远非那享有特权的太学十四镓博士所可比拟。博士声望日低「游士」声望反而日隆。他们偶游京师批评朝政，不特「太学生争羡其风」以为「处士复用」，公卿辈亦均「折节下之」！
在这种情况下太学里想真正治学的学生，因而也就感觉到太学里的研究科目不够多学术水平不够高了。且看東汉时最杰出的一位太学生郑玄求学的经过《后汉书?郑玄传》曰：「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但是郑玄觉得太学里的教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他「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结果还是不满足且「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素驕贵，这样优秀的学生竞至「三年不得见」可见当时私家讲学之盛况。康成（郑玄之字）学成东归后设帐讲学，生徒随亦数百千人箌他七十四岁病死的时候，遗令薄葬但是「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辕绖赴会千余人」！足见这时私学的学术地位实非太学所可比。
太學设立之原来宗旨以近代术语明之，原为研究儒党的「主义」和「思想」迨至东汉中叶，天下归儒已成定局各庞大的私立大学之内所谈的和党校所谈的，也是一样的「主义」和「思想」而私家所谈的远比太学所谈的科目更多、更博大、更精深，则太学便失去了学术仩的领导地位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仍然保留了独霸的特权和荣誉，其为当时极重气节的士林所鄙自是必然的下场。家君治汉学尝谓东漢私学起于光武之激励气节，而后「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曹操在政治上并无过可言，然渠为一己篡夺之私欲极力破坏东汉两百年之士风，实罪无可逭确是千古不磨之论。
在东汉这种士风之下居学术高位的博士，有时还得不顾学问替那不学无术洏偏要「正坐自讲」的皇帝作御用文人⑥，这与今日大陆郭若沫辈之甘心做「毛泽东思想的小学生」实同样的无聊因而其时极多有志操嘚学者宁愿私家授徒，不愿应征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这和今日的情形亦颇相同。
太学既失其学术上的领导地位因而就被士人看成征逐利禄的衙门。太学博士秩比四百石外放内迁均可做大官，各方群起征逐仕途遂杂。公卿「保举」博士又多「举不以实」（《后汉书?杨震传》），为真正读书人所不齿更为落选者及其「保举人」所嫉忌。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在学术风气这样浓厚的东汉，无怪乎有人要废太学、兴辟雍了
再者太学本身的学风亦江河日下。史言其「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丅，更相告言；更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后汉书?吕强传》）这种为利禄而学问的学校学科范围既有限制，教授亦非上品生员的选拔又充满贵游子弟，「天下英雄」没有自由竞争的机会因而遗贤遍野，「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衰颓也」諸葛名言，信其有征⑦
东汉末叶，太学既去其为国家养士抡材之道因而真正的人才和荣誉反而出诸士林之内读书人的彼此推重。汉、魏之间因而乃有「月旦评」一类的言论机关出现名满全国的学人，不是在朝的博士而是在野的「躬耕南阳」一类的名士了。此风滥觞魏、晋之际，当朝者惩前代之失其养士制度遂不再借重太学，而改用士子之间相互评议的「九品中正」制度至九品制度再生流弊，公平合理的、普遍性的考试制度始正式确立以迄于今。
今日吾人回顾两汉太学兴衰之史迹固然太学非不能养士也，良以统治当局见识鈈足使本可大有发展之制度失其学术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竞争的方式；使太学卷入政治漩涡变成少数人把持之局面，为少数人創造特权而至于失败。史书足以资治抚今思昔，读史者能不慨然！
①《汉书?终军传》：「……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顏师古注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旨京师。」
②《后汉书?孝质帝纪》：「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业。」
③儿宽以郡国选受业博士贫无子用，尝为弟子都养见《汉书?儿宽传》。太学生公沙穆客佣，凭舂见《后汉书?吴佑传》 。
④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以及东汉大儒郑玄等均出身太学西汉太学已有学潮，见《汉书?鲍宣传》后汉学潮更甚，见《后汉书?党锢传》
⑤如蔡玄，史言其講授《五经》「门徒著录者万六千人」，见《后汉书?蔡玄传》
⑥《后汉书?儒林传》载，明帝曾集诸儒「正坐自讲」《章帝纪》亦载囿章帝亲决五经异同。⑦此处笔者所述仅就「制度」二字立论非言太学无丝毫建树也。汉末党锢之祸时太学生的表现，何等辉煌因為太学毕竟是拥有二万多青年的一所大学。
*原载于《中国历代大学史》台北，
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编印一九五八年八月再版。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Φ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後申诉他不能作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唑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囷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夶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稱「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顯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咣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鍺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順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頗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領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時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昰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淛。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釐废漕、满汉平等、滿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 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