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奇 制作组如何恰当地分配时间 我觉得美食的完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没记错的话有官方的花絮，我看过一点，是一次要在很高的树上拍摄，然后导演亲自上阵靠着简陋的保护措施拍完了。大概是这样，看完觉得他们还是挺不容易的。
前 财经天下 记者有篇文，现在转来回答楼主的问题吧。这篇报道关于《舌尖上的中国》。它获得了《财经天下》周刊编辑们不错的评价，也得以变成铅字出版，但尚未大量印刷，已经印出的一部分杂志即被主管出版社统统招回销毁。重印之后，那期杂志里不再有这篇文章。这篇稿子采访了央视不希望采访的人。而且，我连续采访了她九个小时。事情是这样的，央视纪录片频道最初拒绝了我的采访（事实上，它几乎拒绝了所有市场化媒体采访），当我告诉他们我已经采访了总导演时，他们态度积极了很多，主动要求我采访他们。然而当我发去了采访提纲，他们似乎又为难了，不再直接回复我。他们已经想到了另外的方法。在我等待的时候，他们直接通过国家出版总署找到了我杂志的主管单位黄河出版社。通过这层关系，他们看了我的稿子，并发来公函，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有几处事实上的错误，比如把陈晓卿的在纪录片的职务写错了，但这类意见是可以改的，唯有一条意见，难以把握，从而也决定了这篇稿的命运——“舆论导向有问题”。我见过那封公函，那里面并没有提出撤稿要求。发出回收杂志指令的人，我至今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是黄河出版社——即租给我们杂志刊号的主管单位的负责人。这个稿子就这样死掉了，知道它最终命运的那晚，我大醉了一场，在地上哭得打滚儿。主编请所有同事吃了饭。那时我刚进媒体半年多，后来我才知道，比我惨得多的记者大有人在。我职业生涯至今也只遇上过这么一次。现在我在亚洲周刊，再没有什么人，能够以“非技术原因”撤我的稿了。两年过去了。《舌尖上的中国2》热播，今天，我只想把这篇稿子的初稿发出来。【正文】这个事实已经无需详述，《舌尖上的中国》，在2012年的这个初夏，火得一塌糊涂。在央视的平台上，第三轮的重播已经结束。你或许已经看了一遍，两遍甚至更多。然而在镜头之外，有你所未见的故事。一支体制外人士领衔的主创团队，与央视正规军携手，完成了这个作品。这过程里，有坚持，有抗争，有妥协，有难以想象的艰辛，但无论如何，最终的作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或许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商业报道，然而我们想讲述的一切，都与商业相关，与中国电视纪录片产业的现状相关，与这个时代相关。正如我们的总主笔李海鹏所说：它们是我们乘飞机经过这个时代时，通过舷窗看到的大地的孤独的闪光。如一台蒙尘已久的巨大引擎缓缓开动起来，中国电视纪录片产业，搅起的声响正在逐渐变大。早在2010年10月底，国家广电总局就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国产纪录片是形象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而启动加速按钮的时刻，始于2011年，这一年里，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北京高清纪实频道及中国文献纪录片频道纷纷建立，纪录片频道达到8家，中国纪录片首播量高达16000小时。纪录片开始大量出现在网络平台上，中国网络电视台、搜狐、新浪等视频网站均开设了纪录片频道。根据《2011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只计卫视与纪录片专业频道，在2011年市场总投资就有8 亿元。该报告的负责人张同道调研发现，此前全国纪录片每年的总投资不过是4亿。央视纪录频道成为纪录片投资领域的绝对主力，2011年投资接近2亿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舌尖上的中国》得以出炉。与央视之前出品的同样高水准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故宫》相比，它另辟蹊径，完全脱离了宏大叙事，讲的是美食，而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纪录片爱好者，你都可以把接下来看到的故事，当成一部关于《舌尖上的中国》从无到有的历程的纪录片。让纪录片重回黄金时段从2011年1月创立，央视纪录频道已经开播一年多了，观众收看规模已达6.6亿人，日收看观众人数最高突破9400万，并成功实现收视份额一年内增长200% 。这是唯一的全国播出 、全球覆盖的高端专业纪录片频道。然而《舌尖上的中国》首播，并未选择纪录频道，而是影响力更大的中央一套。播出时间，亦是晚10点半的黄金时段。其实这早有铺垫，4月16日央视一套晚间节目全面改版，《魅力纪录》栏目取代了电视剧，已经播放了三部BBC纪录片。而《舌尖上的中国》，即是《魅力纪录》播放的第一部中国原创纪录片。“让纪录片重回黄金时段”，这是纪录频道总监刘文的一个梦想。在他的心中，整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先搭建一个国家级平台；聚拢一批专业化队伍；再建立包括选题、生产流程、定价等在内的一系列行业标准；最后是吸引广告的大量投放。历史、人文类纪录片是央视纪录片最常见的类型，此次选择美食为主题，点子来自陈晓卿。他是央视记录频道的副总监，也是《舌尖上的中国》这个项目的全权负责人，而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美食专栏作家。“以前没有纪录频道，这个都立不了项，没有充足资金，拍不好，就一点点钱，实现不了。现在只要有好想法，能保证拍摄质量，就能得到支持。”于是，陈晓卿在他最擅长的领域里申报了选题。立项获批后，在2011年4月，陈晓卿从纪录频道之外请来四位导演，拟作为主创团队。这与纪录频道投资的大多数纪录片不同，那些是由央视之外的制作商通过竞标来完成，而《舌尖上的中国》，是由纪录频道的运营团队把持整体方向，控制成本预算，统领外聘人员完成制作。按该片执行制片人朱乐贤的说法，叫做项目制。摄制组出差，需要报项目，住宿、餐费，都是有严格的标准。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制播分离不同，但这种模式并不意味着落后，以香港无线电视(TVB)和亚洲电视(ATV)为例，如今依然养着庞大的节目运行班子，大量节目依然自己制作，部门之间既依照上级指令行事，但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体系商业化运作。然而这一切的开始并不顺利，第一天开会就有一位导演退出了。剩下的三位导演，意见也不相同，有人说就按着既定方案去拍，有人则认为文案行不通。《舌尖上的中国》最初的文案，与播出时呈现的版本，毫不相干，是按茶米油盐酱醋茶划分七集，从周口店猿人遗址说起，有很多历史的考据。其中还设置了一些小桥段，比如醋那一集，有房玄龄和唐明皇因为女人吃醋的故事；说到盐，有潘冬子给红军送盐的故事。陈晓卿也觉得这个既有方案确实有问题，不太适合电视表现，他想以吃的角度来反映现代中国人生活发生的变化。“我需要在这个片子里，看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在和导演开会时，他强调。在他的说服之下，即将要散掉的几股绳子又重新拧了起来。此后的一个月里，大家讨论了多次，全班人马还跑到杭州去和美食家沈宏非开过三天策划会，新的想法不断出现，有些被采纳了，有些被否决。在分集导演中，任长箴是意见最强势的一位，甚至敢于冲撞领导。有一次，陈晓卿说了个想法，用名人来串场，第一集用小沈阳，第二集用张朝阳。话还没说完，任长箴就打断了他，“要这么拍，我绝不做！我绝不拍名人！”“名人怎么了，名人加美食才有收视率！”任长箴回道：“如果小沈阳，作为一个东北人的儿子，出现在我的片子里没有问题，但他如果作为红人儿出现在我的片子里，我觉得太邪恶了！”这些行为在有些人看来或许是十分刺眼。但这些业务上的冲突，陈晓卿都能容忍了下来，并且听取了意见。另一位导演闫大众觉得任长箴性格直了一些，但她的观点值得认同。他认为这就是外聘制的好处，挂职于央视体制的人，在观点表达上多些顾忌。在框架设计上，陈晓卿和任长箴的共识是，“茶”这部分很难做，与前面六种不在同一个链条里。他们想过一些替换方案，比如做一集叫做“素”，讲素斋的，或是“鲜”，讲海鲜的。但无论怎么替换，内容很难分布平均在七集中，难免深一脚浅一脚。大家始终感到不满意。最大转折出现在了2011年5月初。任长箴接到央视方面的电话，对方说，“我现在通知你一件事，你可能会不高兴。”“不让我干了？”任长箴脑子里第一时间冒出的想法。“恰恰相反，让你做执行总导演。”这是陈晓卿的决定。作为纪录频道的高层领导，他很忙，除了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他同时负责三个台重点项目，还得出国调研，参加各种活动。任长箴认为，这次放权对日后的片子至关重要。“总导演怎么说，我们只能反对，但我们不能改革。但我现在可以提出整个的想法了。”闫大众知道这事后，也认为自由度变大了。她决定把之前的框架全部抛弃，重新制定。她找来了台湾田野调查杂志《汉声》的前任编辑龚瑜。后者又找来几人，一起当调研员。他们没有任何捷径，下足笨功夫，从淘宝上一批一批地买中国出版的地理杂志，这些杂志最后堆起来，竟有三人高。大致读完之后，他们再分拣、撕书、按地域入册。在看完这些资料之后，找选题变得轻而易举。“在调研进行的时候，框架已经定了。从总到分，再到细分的过程。当我定下来，第四集是风干、晾晒、腌渍、腌腊这个小框架后，对于风干的部分，是做风干海带还是风干牛肉啊，就是分集导演的任务了。”任长箴介绍。现在，缺的是人了。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央视不缺人才。官窑出来的工匠“我是官窑出来的工匠。”任长箴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她强调了她对体制内外划分的看法，“我的关系是体制外的，但我的头脑、我的训练、我的手艺是央视标准的。”15年前，任长箴大学毕业即进入央视工作，之后调入央视的纪录片栏目《人物》工作了6年。直至2005年离开央视前，她已经是《人物》的编导中坚。此后，她担任过《生活万岁》、《留住手艺》等几个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执行总导演，在央视和地方台均有过合作，皆是以自由人身份。她承认，央视做纪录片，一定是地方台无法超越的。因为全国很多优秀的人才和可用的资源，都依附在中央台。纪录片频道虽然为新设的，但是央视的各个频道，几乎都有纪录风格的栏目，早已培养了大量的人才。闫大众也是原《人物》的编导，离职后和任长箴保持了多年的合作，两人是黄金搭档，任做导演，闫做摄影。陈晓卿找他来本是做分集导演的。任长箴后来把他变为首席摄影师，“因为我觉得他文案能力稍弱，摄影能力更强。其实这不是一种降格，这是工种的转换。因为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强项。”如果是这样，最初纪录频道请来的四位导演，只剩两位了。邬虹成了第六集导演，任长箴领下第一集。人手显然还是不够的，任需要继续招兵买马。张铭欢是《人物》的编导，他最先被任长箴推荐加入了这个团队。任长箴在《人物》认识他时，他还只是个实习生。六年过去，当年的实习生，已经成了三十岁出头的业务骨干。俩人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平常见面很少谈吃喝玩乐，大多是聊怎么拍片子。他被分配第四集——当时的名字还叫“盐”，即讲述腌制的一集。这集可选的内容极多，腌肉就有很多种了，所以作为分集导演，大量的工作是筛选梳理，需要是特别认真的人。任长箴觉得张铭欢能担此任。果不其然，后来大家各自呈交搜集的资料时，有的导演只交了3页，张铭欢交了110页的文案。任长箴深知一点，这片子是讲全国各地饮食的，不是在城市里周旋的，是关于乡土的，所以一定需要有乡土经验的导演。CCTV-7是农业节目，她觉得人选应该来自那里。于是她锁定了CCTV-7的节目，连续看了好几天。好在看的过程中，她也发现了不少好玩的故事，比如山东怎么储存姜，四川如何摘辣椒，但是，片子的叙述风格都比较老旧。她安慰自己，要实在找不着导演，找点选题也行。直到有一晚她看到了科教片《水生世界》，连续看了几集，很有意思，让她耳目一新。“不是站在农业的角度看海洋，而是生态环保的角度看海洋，我突然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片子。”她等着字幕出来，总导演是杨晓清。杨晓清当时已经是科技苑的主编了，平时很少做小片子了，主要是帮导演改稿子。当她收到任长箴的邀请短信时，俩人还完全不认识。但是杨晓清毫不迟疑迅速同意入伙了。至于怎么把这位科技苑的主编从农业频道调出来，俩人还商量了半天。任长箴写了个申请，杨晓清拿去反复修改了几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她俩都觉得一定可以打动杨的顶头上司——一位女领导。但最后这番精心策划，完全没有用上。CCTV频道之间的调令不过是几句简短的话：“兹调杨晓清同志……请批复为盼。”杨晓清加入不久之后，就跟任长箴提出，第四集腌渍和第三集发酵的故事有点混淆。她建议找她的一位同事过来，是生物发酵专业的，给大家辨析一下。那人来了之后就说：“你们写的文案太可笑了。腌渍是物理反应，发酵是化学反应。”大家让她具体讲讲，她于是用形象的语言嘲讽了腌渍，“多难看啊，弄一个缸弄点盐，把那菜弄得皱巴巴的，毫无谈论的可能性，不过就是盐的大分子置换了植物中水的小分子，最后风味发生了改变。发酵就不一样了，那是一个美妙的过程。”任长箴觉得这个人对发酵是充满了感情的，而且她恰又不仅仅是发酵专家，而且是电视编导。“这姑娘之后用两天时间迅速写了个新文案，把发酵体系一下子就理顺了。植物蛋白的转化就是豆腐，动物蛋白的转化就是奶酪。你一下就觉得这人脑子太清楚了。”任长箴跟杨晓清商量，这人，咱们得把她弄进来。那已经是临近开机前两个星期了，于是唯一理工科背景的导演马羽洁，也加入了《舌尖上的中国》。就这样，像日本电影《七武士》，一个个背景不同的人，先后加入，组成了一个团队。除了陈晓卿统领，没有一个人来自于纪录片频道，但所有人都有过央视工作的背景。所有人都看重的，是纪录片频道这个平台。没有人是真正冲着钱来的，一个分集导演的酬劳是税前8万元，虽然在央视纪录频道而言，已经算是给出顶薪，但对于这群平均年龄超过35岁的中年人来说，只是一个最基本的收入，意味着他们要全力投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的分集导演，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尖子。”任长箴感到很骄傲。此言不虚，比如第二集导演胡迎迎，曾担任过杨澜主持的《天下女人》的执行制片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也把公司的事务先放下，主动请求加入摄制组。“手已经够好了，要选枪了”任长箴是技术控，很喜欢研究摄影设备。她注意到SONY新品F3即将面世，她知道相对于央视常用的大型摄影机HDW-750P，F3小得多，便于携带，更重要的是，可以换单反照相机的镜头，这意味着一次外景拍摄，可以带多个镜头，拍出不同感觉的东西。她向总导演陈晓卿提出了这个想法。这在央视是前所未有的——不用台里提供的设备，购买另外的设备，陈晓卿回绝了她：“你记住，拿枪的手永远比枪重要。”一台F3，需要约8万元，对于全片的500万元预算而言，价值不菲。“手已经够好了，要选枪了。”但任长箴不认这个理。她和SONY沟通，对方同意她不付款的情况，试用F3一个星期。于是她拍了一段10分钟的样片，交给陈晓卿。陈晓卿是摄影专业毕业，他马上能看出影像品质上的区别。他告诉任长箴，会帮她争取，他要任长箴写了一份申请购买设备的报告。之后，陈晓卿把报告修改了几轮，把一份过于专业化的评测报告，改成了领导能看懂的版本。8月份，上头批下来了，一共买3台F3，七集导演轮着用。这是F3第一次在国内的纪录片中使用。使用能换单反镜头的F3，确实带来了成功，大量的高清浅景深镜头得以完成。譬如第三集里的毛豆腐，置于前景的豆腐纤毫毕现，而后面的景是虚的，尽管两点之间距离很近，但是画面突出了重点，显得很好看。并不是解决了“枪”，就能实现所有的拍摄效果，比如航拍。在中国做航拍，手续是很麻烦的，一般来说，需要由军方提供飞机。而费用对摄制组来说，也是不能承受之重，陈晓卿曾表示，一次拍摄可能需要60万元。在国外的纪录片里，热气球也是航拍的重要工具，尤其对于低空拍摄而言，可以很稳的获取画面，然而在中国，这同样难以实现。BBC大中华区销售总经理张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航拍需要很大的开销，所以央视有时会以购买素材的方式，来使用这类镜头。在第七集的城市农夫故事，摄制组希望拍到四合院里的天台种植全景。他们打听到，可以用遥控飞机装上摄像头，完成这个航拍。摄影闫大众在网上发现有一帮孩子玩遥控飞机，还把视频传上去了，于是就联系他们过来。但是折腾了大半天之后才发现，因为过程中躲避飞鸟和杨树，拍摄的镜头不完美，没法用。“这是中国纪录片拍摄现状，你们以为央视投资就多有钱呢，跟BBC他们一比，也就是草台班子状态。”任长箴说，“如果是我控制经费，我死活要完成一组遥控飞机的航拍，用到某一个故事里。”所幸，这个片子还是获得了一次航拍。在黑龙江九三农场拍摄时，需要从高视角拍摄机械化收割麦子。闫大众听说农场有洒农业的飞机，就请求调用那个飞机。“农场方面也很激动，因为央视来了，说咱们玩一个吧。”闫大众没有任何航拍经验，绑着一根麻绳当安全带用就上了飞机。最后，那唯一的航拍镜头用到了片子里。“回想一下，挺危险的。所有人都后怕。”“中国纪录片终于要一反陈词滥调了”陈爵，你或许从未听过这个名字，但他是电视纪录片界的头脑级人物。这个行业因为远未市场化，并且播放渠道有限，绝大多数优秀的从业者，从未享有与能力相齐的声名。还在《舌尖上的中国》的筹备期时，任长箴给很少联系的陈爵写信，请他来参加策划会。她在电子邮件中写了一段解说词，是关于一个蒙古族家庭和酸奶的故事。“清早，那日松推开家门，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今天他家的毡房要转移到下一个地点。妻子正在为这场转场准备着一天的干粮，酸奶已经做好了，乳清和蛋白自然分化，这种酸奶，是城市人无论如何也见不到，因为城市中的乳凝剂，已经使乳清消失掉了。酸奶是那日松一家转场最重要的热量来源。”“中国纪录片终于要一反陈词滥调了，要按照英美的路子做片子了！”这是陈爵的评价。在策划会上，他激动地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那日松和奶渣的故事，我看到的是，一群中国人，他们在吃着什么，他们在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他们每天重复着一种动作，但其实他们坚守着一种信仰。”陈爵的这句话坚定了任长箴的判断。这种平实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解说词，在最后的成片中得以延续，也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仿“舌尖体”在网上风行。温暖、感人，是很多人看完此片后的感受。这得益于主创团队的目光并未紧紧盯在美食本身。“做纪录片，文化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光讲吃，不就跟美食栏目一样了？”陈晓卿说。在他看来，记录如何将自然的馈赠经过捕猎、采掘、加工、制作成食材，比像食谱一样事无巨细地记录美味佳肴的做法更加重要。任长箴对此有着更强烈的感受：“这些美食，对食客来说，是珍馐美味，但对于获取它的人来说，只是劳动对象。我恰恰是在把它当成劳动对象上，花了很多笔墨。因为我的情怀是这样的，我只是想说，它无非是什么，你看到的，是食材跟人有关的故事。”基于这些理念，《舌尖上的中国》除了讲美食，还有丰富的生活故事，甚至还展现了那些出场人物日常生活中的食物，比如渔民林红旗在船上吃的方便面，种笋者老包把市价贵出20倍的冬笋替代春笋做的腌笃鲜、职业挖藕人劳作一天后吃的简单饭菜。张铭欢认为，难能可贵的是，主创人员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差不多，能够迅速达成共识。在每个分集最后，都有出场人物的笑脸镜头，那是任长箴给分集导演的规定动作，在前期拍摄就定好了。“我就是对劳动者表达致敬，没别的。”这种人的表情直面镜头的回放，恰恰能把观众情绪，推到最高点。任长箴2005年离开央视时，接拍的第一个合同是耐克的广告，给当时尚未成名的李娜、刘翔等人剪辑一个访谈。她最初的版本，都是这些人在谈人生理想之类的。但对方告诉他，不要这些。“你得拍李娜喜欢戴叮叮当当的耳环，你得说她喜欢穿粉红色的衣服。”最开始，任长箴对这些要求并不适应，但她后来明白，要学会去抓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和有质感的生活细节。这种表达方式在《舌尖上的中国》有着充分的体现。《时间的味道》一集中，有一位香港大澳岛做虾酱的老奶奶。本来这不在导演张铭欢的拍摄计划中，但老奶奶在和他聊天时，突然哭起来，她想到了去世不久的丈夫，夫妻俩做了一辈子的虾酱。“当时我就想，这故事我一定得拍，可能这虾酱不是特别吸引人，但这里有人的情感以及时间的味道。”张铭欢说。许多观众这样表示，《舌尖上的中国》中的温情是很多电视纪录片所缺乏的。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主创人员认为，该片的成功在于创作组的坚持。“不然所有人看到的完全不会是这样的，会是另外一种价值观。”以往，纪录片的目标受众是中年知识群体。而这次，更多年轻人被吸引到屏幕前面。“你们每集里都有喵星人，看来你们都是猫控。”一些类似这样的留言，出现在主创团队微博和博客里。外宣定位在近一年的制作过程中，陈晓卿给了任长箴充分的信任。虽然俩人有过激烈的争吵，但是仅仅限于业务层面。“陈晓卿可以叫停，可以换人，这都是他轻易可以做到的。但他还是接纳了意见。创作上有分歧，太正常了。”闫大众说，“这个片子能达到现在的位置，要感谢陈晓卿。从最初的立项，到最后送到央视一套去播，他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任长箴也说：“给我这个舞台、认可我的方案、同意我用F3，这些我要感谢他。我找来的所有分集导演，他没有质疑，他是相信我的。”虽然在拍摄中，陈晓卿没有到过现场。但在后期，他投入了很多努力。导演胡迎迎记得，陈晓卿有次来她工作室一起剪样片，一直忙到了夜里三点。陈晓卿的代表作有《森林之歌》、《龙脊》等，多次获国际、国内电视节奖项。有着多次带着大集团作战的经验，他有自己的方法论。在《舌尖上的中国》，他坚决不按地域划分导演，让每个导演只负责自己的镜头。这个做法，让投入经费变大，但取得效果非常好。《舌尖上的中国》立项之初，就定位于面向国外市场。陈晓卿曾反复强调，要展示国家形象，要让外国人能看懂。任长箴在讲香格里拉松茸的故事里，写过一句解说词，“蘑菇这种东西在云南只叫做菌，而不是叫做蘑菇”。她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但这句解说词被陈晓卿认为毫无意义，删掉了。“对于外国人来说，你这翻译来翻译去，不就是Mushroom吗？”外宣的定位，也难免让内容上的审查更加严谨。在第一集《自然的馈赠》最初的版本中，任长箴放置了一个八渡笋的故事：广西去年因为大面积干旱，潮湿炎热的环境消失，八渡笋歉收，罗文才经营了10年八渡笋合作社没收到订单。在看样片时，有好几位导演觉得特别好。“前面是天时地利人和，大家都喜欢转折之后的故事。”任长箴对于这个设计很得意。但陈晓卿建议把八渡笋的故事剪掉，领导不喜欢灾难。任长箴认为这故事对于整体结构至关重要，坚决不改。“这个都不算灾难，它就是一场干旱而已。我是为了表现主题，自然不是什么时候都给你馈赠的，有时候也会收回他的馈赠。”因为所有素材都在任长箴家里的电脑里，陈晓卿无奈之下提出了应对方法，如果不改，第一集只能挪到系列片的后面。“爱放哪集放哪集！”任长箴态度强硬。但最后这故事还是被删掉了。在任长箴的讲述里，这情节颇像电影。“陈老师让我交50分钟版本，我以为大家都交50分钟版本呢。其实别的导演只交48分版本。那两分钟的故事就被陈老师亲自删掉了。”今年4月份，《舌尖上的中国》被央视送往第65届戛纳电影节参展。公众对电影节的固有印象是为了评价而设，但实际上，电影节也是为各国影片的交易提供了一个国际平台。央视的良苦用心收效显著，《舌尖上的中国》是中国所有参展纪录片中问询量位居第二的片子。央视旗下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负责该片的国内外的发行，公司海外发行部主任张琳表示：“《舌尖上的中国》有信心在发行上创造近年的一个高峰。”央视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透露，已与德国、韩国、日本、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机构达成销售协议或意向。但反观国内，《舌尖上的中国》的走红，更像一场偶然事件。为一部纪录片开首映式，是央视前所未有的举动。但日，《舌尖上的中国》首映式并无引起太多报道，百度新闻搜索，只有寥寥几家媒体提及。然而，从5月14日晚10点半在央视一套播出以来，这部片子就成了网络上最热的话题。首轮播出的平均收视率达到0.5%，超过一套之前同时间段电视剧的收视30%。这一切，对于纪录片来说，实属难得。很多人是在首播当天，陈晓卿发了一条微博，才注意到有这样一个片子。陈晓卿当时有约16万粉丝，其中不乏意见领袖。微博上的快速传播，和片子本身的口碑效应相结合，让片子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购也间接让这纪录片升温。不少网店卖家乡特产时，已经打着“舌尖”招牌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第一集介绍了云南诺邓火腿之后，一个卖诺邓火腿的淘宝店立即产生了33笔订单，其中32笔都是在当晚11点后产生的。淘宝商品热卖的同时，也免费为《舌尖上的中国》做了宣传。沈宏非作为该片的总顾问，参与了前期策划讨论和后期文字润色工作，他认为晚上10点30分的首播时间，恰好契合了人们“午夜发吃”的习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在5月10日和30日，纪录频道举办的首映式和研讨会中，央视领导和总导演陈晓卿均有参加，但现场并没有其他主创成员的身影。“我们周围这些人都不知道，只在微博看到这事。”摄像师李继松说。从商业运作的角度上考虑，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企业在领取荣誉的时刻，站出来的一定不会是公关公司。纪录频道意欲制造品牌效应，必然会主推其核心成员。陈晓卿成了当仁不让的名片，CNTV专为他设立了名人工作坊。而任长箴等人，只是铁打的营盘上流水的兵。任长箴临时组建的团队已经解散了，《舌尖上的中国》只是他们的职务作品。胡迎迎和闫大众去了青岛拍企业宣传片，杨晓清、马羽洁回归农业频道，任长箴则在家休息。“我们也愿意参与到这场巨大的胜利里，我们从没经历过，我们有权经历。”任长箴说。
　　我一向后知后觉，最近才想起来看看这个火了很久的纪录片，正好找到一篇文章，现在转来回答这个问题。【正文】你所不知道的《舌尖上的中国》专访制作团队执行总导演任长箴眼睁睁地看着团队博客的访问量，从800涨到片子开播前的6720，最后涨到七集全播完后的35万。　　这个博客名为“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前的日子”，用大量图片配以文字，记录了从12年5月央视一套播出前，纪录片拍摄团队的不完全拍摄记录。看了博客你才会知道，一帮将镜头对准美食的纪录片工作者，有时在路上只能以方便面充饥。　　北京人张贵春火了。他是第七集《我们的田野》里的主人公。剧组开拍的第一个场景，拍的就是他在屋顶阳台上种菜的情景。央视一套播出这一集的时候，任长箴的助手给张贵春打电话，“我正在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采访，待会再说”，张贵春在电话里回答。后来，他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给剧组，说祝剧组全体成员“吉祥如意，万福金安”，以表示感谢，虽然他跟剧组已经很熟了。任长箴和摄像师去贵春的菜园，经常东摘个黄瓜，西摘个柿子“跪安吧，小春子”，任长箴回复张贵春的短信。　　这套片子还传播到了海外。旅日作家毛丹青给他课堂上给日本大学生们放了第二集和第五集，其中一名女生说，她今天回家就想试着做黄馍馍，还说这个节目改变了她对中国的看法，毛丹青问她改变了什么，学生回答“我现在才知道中国原来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国家。”　　“有人问我是不是想展现中国美好的一面？我既不想表现光明，也不想表现阴暗，做黄馍馍的老人，采松茸的丹珍卓玛这算是光明面么？这就是人家的生活。我们的片子就想展现普通人。输出正能量，这是我要做的事。”任长箴说。宁波年糕的制作过程
1前期准备　　“以一种比较慢的节奏去吃东西、去生活，食物都是最本初的那种食物，最干净、最朴素、最具有自然韵味的。”　　如果你看过《留住手艺》、《北京记忆》这两部纪录片，那么就不难理解《舌尖上的中国》的叙述风格了。《留住手艺》是任长箴十年前的作品，片中按地域划分，纪录了中国近30种传统手工技艺和制作匠人，内蒙古的“奶豆腐”等都有涉及。“（《舌尖上的中国》）片子里有《留住手艺》的影子”，总导演陈晓卿说。当年任长箴是《留住手艺》执行总导演，片子在央视播出后好评如潮。后来，任长箴担任《北京记忆》系列纪录片主编。虽然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宏大的主题，但是选择了以普通人的生活点滴为切入点，描述北京人第一次装电话机、买私人轿车的细节。“我始终是这种情怀”，任长箴说，她把前两部作品看作是“前世”，而《舌尖上的中国》则是“今生”。　　总导演陈晓卿看重的，或许正是任长箴的这一点。一开始，陈晓卿向台里申请选题的时候，临时选了个名字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一度叫过“舌尖上的旅行”，最后剧组讨论才定下了《舌尖上的中国》这个名字。“去年纪录片频道成立，一个纪录片频道应当播放各类纪录片，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反映社会现实的，当然有美食旅游类的需求。所以，我向台里报了这个选题”。陈晓卿在央视工作了二十多年，《舌尖上的中国》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的选题。
“拍《舌尖上的中国》，要展示人和食物之间的故事，透过美食来看社会”，这是陈晓卿给任长箴的“命题作文”，从一开始，陈晓卿就没打算局限在“菜系”的范围之内。　　任长箴很快开始工作，“所有的场景和人物选择都是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她带了一个很扎实的调研团队”，陈晓卿说。　　任长箴最初对美食并不是很了解，接到任务后，她从网上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书，全部都是关于美食。“一个四层的书架子上全都装满了，包括我的调研员的书架子上、分集导演的书架子上都是”，任长箴说。这些书，他们基本都翻过，但是仍旧找不到“思考问题的方向”。　　直到一本名为《慢食运动》的引起书出现。这本书作者卡罗·佩特里尼是意大利美食专栏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慢食运动”创始人。这本书中提到西方美食学的概念，“美食学与下列领域有关，第一植物学、遗传学以及其他自然学科，就是多种食物进行分类、给予它们保护；第二物理学、化学，选择最好的产品，研究如何料理；第三农业、畜牧业、作物学，关心优质生产和原材料的多种多样；第四生态学，因为人类在生产、运输、消费过程中改变自然、人为所用……”任长箴受此启发，根据这个定义来划分《舌尖上的中国》每一个分集。“比如说他第一条提到了植物学，那就是涉及到物种、自然、土地，我就从这一条当中延伸出《自然的馈赠》”，任长箴举例说，“第十一条就涉及到艺术、工业、人的知识，寻求以昂贵的代价和处理保护、保存食物的方法，其实这个就衍生出《厨房的秘密》”。　　而其中最重要的理念后来在《舌尖上的中国》里以“记忆中的味道”呈现，“以一种比较慢的节奏去吃东西、去生活，食物都是最本初的那种食物，最干净、最朴素、最具有自然韵味的”。任长箴说。　　剧组所有人都收到了任长箴推荐这本书的短信。第七集导演杨晓清是第一个打电话反馈的人，杨晓清有着从事农业类电视节目十几年之久的背景。“这本书对我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是从食物的角度来看农业”，杨晓清对任长箴说，后来，第七集“我们的田野”是最早确定的分集名字。　　任长箴并没有把这个概念教条地硬搬，“慢食”的概念里并没有点名“主食”，但任长箴把第二集安排成了“主食的故事”，“我是融进了食物消费这个概念，人消费食物的最根本就是吃饱，所以导演组专门单把主食拿出来做一集，其他的这些食物都是副食，所以我把主食的地位放得是很高的。”任长箴说。　　大框架确定之后，内容需要填充。在与中国烹饪协会的座谈中，剧组得到了一本《中国烹饪大全》。这是一本类似《辞海》一样的工具书，罗列了和烹饪有关的所有素材，如道具、调料、菜系的师徒谱等等，“这书经年累月地放在烹饪协会秘书长的桌子上，翻得有点旧了”，任长箴复印了书中很多关于“酱板鸭”“调味料”“湘西腊肉”具体的材料，后来还让三、四集的两位导演在网上各自买了一本，专门研究里面的“转化的灵感”和“时间的味道”。　　不光这些，“前期调研分三个部分，文献考察、网络收集和最后的实地调研”，前期调研员龚瑜说。调研员的概念来自BBC，提前去踩点、找景、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龚瑜现在是中央美院实验艺术系的在读研究生，任长箴看重龚瑜的，是龚瑜之前在《汉声》杂志工作的背景，“她认真到几乎可以把这个片子写成一本书了”。去年，龚瑜考研之后空闲下来，刚好有时间参与《舌尖》的调研工作。　　任长箴还从淘宝上买来1995年至今的《国家地理》杂志，堆满了办公室的一个衣柜。“只要看到有吃的东西，就加上条以方便检索”，“地理杂志图片非常丰富，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觉的东西，人文的故事也是我们所喜欢的，所以地理杂志是我们参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任长箴说。去年的“五一”三天假期，任长箴和调研员龚瑜等人把这些资料按地域划分，汇集成表格。后来觉得还是麻烦，就把所有杂志全撕了，整整撕了两天，把杂志里有用的资料装进20多个活页夹子，每个夹子都是用省份来命名。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去查资料、调研，她觉得自己“都是在用最笨的方法做事”。
2人与食物　　“这些镜头显得无意，但其实它都是体现人情味的，要比一个人孤单单地在那个地方存在要有意思得多。”　　调研没有那么顺利。因为拍摄周期的原因，当龚瑜8月份到内蒙调研“蕨菜”时，只看到家家户户晒的快干的“蕨菜”，因为蕨菜在当地的生长时间为4月到5月。　　按照最初的设想，第一集《自然的馈赠》分别要展现“高原”、“山林”、“湖泊”、“大海”的馈赠，这个架构下的故事分别对应着“卓玛采松茸”、“老包的冬笋”、“嘉鱼县采莲藕”、“林红旗捕鱼”等故事。最后，“蕨菜”这一个“草原的馈赠”则在片子中没有展示出来。　　第一集是七集纪录片的重中之重，“领导审片，肯定先看第一集”，因而这一集也特意安排了任长箴和程工二人共同担当编导。去年8月，任长箴在云南香格里拉调研拍摄采集“松茸”的“卓玛”。这也是第一集中最先拍摄的部分。她用了两天时间，早晨六点就起来在市场中挑选拍摄人物。之前云南的调研员已经帮忙联系当地的松茸协会，确定好了几个“松茸市场”。　　“你得挑眼睛有光的、有神的，一看戏不错”，任长箴说，加上语言沟通的原因，她在距离香格里拉县城一小时车程的建塘镇吉迪村中选中了一位有过在城里打工经验的“单珍卓玛”进行拍摄。在海拔四千多米的云贵高原上，任长箴和她剧组的成员拍摄了一周的时间，给了卓玛一家一千多块钱的“误工费”。除此之外，“你占用人家一天时间拍摄，人家本来这一天采完松茸能卖200块钱，那你不把人家的松茸买下来啊？”任长箴说。　　事实上，如片中所说，卓玛一个小时只能采集一颗松茸，或是更少。按照这个速度，完成拍摄可能需要任长箴和她的队友半个月的时间。于是，剧组就把挖好的松茸掩埋在土里，进行“摆拍”。如果是真挖出来的松茸，而镜头对焦没对好，“就把松茸埋回去再拍一遍”。　　“对于纪录片来说，只要松茸是在山林里，只要是这个松茸，是卓玛在采，就是真实的，我一切的工作服务于我要拍摄的这件事”，任长箴解释说，这也是纪录片拍摄的惯用手法，不足为奇，“N H K拍大鲨鱼，那鲨鱼都是属于水缸里养的，BBC拍大草原，草都是在灯光室里拍的”。“观众也不了解，这是纪录片拍摄的技术方式，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因为松茸稀少，所以不得不摆拍，而至于片中“湖泊的馈赠”里出现的在湖北嘉鱼的职业挖藕人，没有摆拍的必要，但也曲折不少。事先，湖北咸宁电视台的编导陈玲已经帮剧组摸好了情况，但10月份，剧组到了现场才发现，这“两个湖又小又不漂亮”，于是，剧组打听了一个私人的湖，而且“第二天有三百人一起下湖挖藕”，便临时换了拍摄地点。　　光三百人一起下湖的镜头，摄影师就拍了三天。因为在野外光照太强，拍摄的时间只能集中在上午九点之前和下午四点半之后。在淤泥中作业，对于挖藕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工作早已经把他们的腿部锻炼出发达的肌肉，可从淤泥中脱身，他们还要双手撑地才能出来。而对于手里拿着摄像机的摄像师来说，在淤泥下拍摄完成工人挖藕的整个过程后，先要把摄像机递给摄影助理，然后两个挖藕人把摄影师腿边的烂泥铲掉，两个人再合力把摄影师拉出来，“一个上午能拍三五个镜头就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集中，圣武和茂荣兄弟“代表”了三百多位工友，茂荣说，“我家里盖房子的钱、孩子上学的钱，全是我挖藕挣的，”圣武说，“这个活需要身体素质好，身体素质差的，一锹土下去，没这个体力。”而事实上，任长箴之所以挑选他们俩，是因为他俩在工人中相对“干净、文弱”。“这是纪录片导演的一个感觉，因为对于这样艰苦的一个工作，如果你想让观众内心还有一点动容的话，我不会去找一个特别强悍的形象”。　　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对兄弟。“你如果有心的话你会注意到我的每个故事基本都不是一个人，都是有一个人际关系在里面，因为人际关系本身就有意思，这是纪录片导演的一个技术处理”，任长箴说。制作油焖冬笋的老包和制作柳州酸笋的阿亮的故事都是单个人，“它就显得弱”，但是他在吃腌笃鲜的时候镜头露了他老婆一脸，阿亮的部分也故意在他们家集体工作的时候露了全家人的镜头，任长箴说，“这些镜头显得无意，但其实它都是体现人情味的，要比一个人孤单单在那个地方存在要有意思得多”。更显眼的是，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中，丹真卓玛是母女两人一起出现，制作诺邓火腿的树江也是父子齐上阵。　　这一集的最后，是由程工导演的团队拍摄了林红旗出海打鱼的故事。夜晚，在海面上打鱼的船员们一次次失败，迎着惊心动魄的海浪，最后终于捞上来大鱼群。这也是这一集最有“气势”的部分，这一点，任长箴早就想好了。　　或许你也有疑惑，自然对于人类而言，既有馈赠，也有灾祸。第一集中原本有一个“广西田林县八渡笋”的故事：去年，广西田林八渡笋这个地方全面干旱，使得笋大面积歉收，罗文才（音）经营了十年的八渡笋合作社没有收到订单，但是经验告诉文才在山林的低洼地区、相对潮湿阴暗的地方还是有笋在生长，于是文才就把这个地方的八渡笋收走了。　　最后播出的片子中，这一段被总导演陈晓卿删掉了，因为这个故事“并不光鲜”，涉及干旱。但是戏剧性的是，正式播出的片子结尾处，所有片中人物会出现在一组笑脸中，这里面就有罗文才（音）抱着八渡笋的镜头。于是，有细心的网友问任长箴：那两个人是谁？他们是空降的吗？
“当你真正到田野里去了以后才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是被演绎出来的。”
5月24日，毛丹青在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用投影仪给他的学生放映了《舌尖上的中国》的第五集《厨房的秘密》。　　用毛丹青的话说，“学生们都看傻了，怎么会有‘村宴’这样的东西？”课堂上立马引发了讨论。学生们去查这个“村宴”，顺带查出来“堂会”这个词，这让毛丹青兴奋不已，“这部片子对海外传播中国来说，它的纵深感很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它不像之前的纪录片，比如新中国成立庆典，那个看完后学生是无感的。”毛丹青说。 　　第五集着力讲了饮食中的“蒸煮”，还讲了很多厨具、刀工。“日本的学生反应很快，中国的刀都是方刀，用肩膀力，日本刀是细长的，讲究腕力。”毛丹青说，“有一个学生提出，中国做饭讲究‘蒸’和‘煮’，都需要漫长的时间，而日本的料理全部都要在短时间内结束，他们不在时间的延长线上夸菜怎么好吃。比如寿司就是这样，从来不会过夜的。我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第五集《厨房的秘密》中，本来除了“蒸煮”之外，还要讲“烤”，调研定下的素材就是内蒙古的“烤全羊”。而当龚瑜打电话给当地宣传办，“人家就说我们这里最好吃的羊是水煮羊，就叫手把肉，只要把一头羊放到清水当中去煮，加一点盐就好了”，龚瑜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都没听过烤全羊呢？然后他们说烤全羊有，那是在旅游景点有，但是普通老百姓不吃烤全羊，然后我们就傻了，就觉得怎么偏颇这么大？”龚瑜说。　　到了牧民家里，龚瑜才明白。牧民跟她说：“你想我们草原上木材资源不丰富，要搭起篝火来是不容易的。这么鲜美的羊，我们把它烤了，烤得黑糊糊的，怎么还好吃啊？是不是不健康啊？”后来，龚瑜还怀疑，是不是牧民们不愿意让外人看。最后，专门接待汉族游客的饭店员工跟她说，“篝火烤全羊都是你们汉族人自己演绎的，根本不是我们蒙古族人吃羊的方式”。　　“当你真正到田野里去了以后才发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是被演绎出来的，”龚瑜说。央视一套播《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她每天盯着电视看，给编导们发短信。播出第五集的当晚，龚瑜给第五集编导刘艺乐发短信说“今天看你的了！”　　刘艺乐是剧组编导中唯一的八零后，也是进剧组最晚的人。他说，第五集播出之后，受到了不少观众的批评，“原来涉及厨房的秘密是专门讲厨房当中的技术以及人的知识，以及处理和保存食物的方法，是专门这么设计的，可能现在表现出来的不是特别到位，但是原始设计是这样。”任长箴说。细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第五集讲述广东顺德均安镇“村宴”的时候，村宴厨师欧阳广业制作“均安蒸猪”本来是零碎的五花肉，镜头转到锅里的时候，却变成了“整猪”。　　“就差一个环节，上锅之前，整头猪中间的骨头和内脏这些东西都去掉以后连皮带肉切成花刀，然后腌制，腌了大概三个钟头之后上锅，上锅前其实是要连皮带肉架到一个圆铁架上，之后再放进蒸箱。就缺一个猪放上笼架的镜头，但是人家很坚持，不肯重来，”刘艺乐说，“我也尊重他，因为我的纪录片毕竟不能过多干扰它真正的流程。”这事给刘艺乐的一个很大的教训，毕竟，一整头猪，不像一个松茸那么简单。　　其实不光是刘艺乐的经验问题，也是设备不足的问题。拍这近千人的“村宴”大场面，只有两台设备。一台设备在低处拍局部，一台设备用摇臂架在高处拍三四个小时的全景，只展现出摆宴的过程，最后用快进的镜头，在片中呈现了三四秒。画面中，老人们都别着茱萸，显示着当地尊老敬老的传统。
“村宴”的故事是第六集《五味的调和》编导邬虹帮刘艺乐联系的，因为恰好邬虹的同学在佛山日报。邬虹是编导中开拍最晚的一位，大年二十九，她在湛江拍摄完“镇江醋”，返回北京。
“实际上，山西醋的知名度是超过镇江醋的，但第二集中已经提到了山西醋，那么我这一集就做了平衡，更多地展示了湛江的醋，”邬虹解释说。这一集，按照“甜苦咸酸辣鲜”的顺序，展示了潮州甜食、澳门陈皮鸭、粤东晒盐、湛江醋、四川辣椒和汕头紫菜。
“拍摄纪录片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可能就是你去拍摄之前是有准备的，你想到我要去拍什么样的人和故事，但是到了当地，你就会发现会有更加闪光的东西触动你，”邬虹说，片中讲“辣”部分，她原本计划要大篇幅地去拍川菜厨师刘俊杰。而去四川的时候已经是2011年11月下旬，新鲜的辣椒几乎没有了，邬虹就到菜市场碰运气，结果就碰见了还有新鲜辣椒卖的“素琼”。跟着素琼到她山里的家，二十几里的山路邬虹摔了十几跤。“她住的那里非常美，云雾缭绕，但是地里的辣椒却充满了活力，”邬虹说。于是，邬虹没有局限在厨师刘俊杰一个人身上，不光增加了文案中没有的素琼，还增添了制作“泡椒”的陈淑芳老人“表现出辣的各种层次”。尾声　　现在，《舌尖上的中国》还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热潮仍未退去。微博上，已经出现了“舌尖体”，话题已经演化成“舌尖上的××”，这里面可以添加任何词汇，可以是某个省份或是城市，可以是某个学校的名字，甚至针对现实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出现了内容相反的“舌尖上的毒中国”。　　5月22日，陈晓卿对南都记者说，“《舌尖上的中国》续集还没有考虑，人员也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没有时间表”。但24日，纪录片频道总监刘文对媒体说，将会拍摄续集，“小吃”将成为主角。续还是不续，或许都还没有定数。
“美食纪录片是国际纪录片市场特别好销的一个东西，我们整个制作的模式是照着商业纪录片的套路在做，无论是结构、影像的控制，都是发达国家媒体总结的经验，都是借鉴过来的，不是那么的夸张”，陈晓卿也看过不少针对这部片子的评论，“就像第三集里的一个牧民，他爷爷从小就告诉他，你能做好一个牧民就很好了。这就足够了”。　　如果你还记得那句“豆腐的出现改变了大豆的命运”，那么，这句话的作者马羽洁会告诉你，“现在评论这部片子还早，我希望大家都能沉静和沉淀一段时间”。她是生物工程专业毕业的高材生，也是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科技苑》栏目的编导，她觉得自己的那句话，放在农业史上来看，并不为过。　　或许你看了这部片子，开始在淘宝上“按图索骥”，寻找你的美味。也正是这样的需求，使得广州一加工厂提出要跟片中的诺邓村合作建厂。　　或许你看完之后，关掉电脑或是电视，只能哀叹现实是生活在“毒不死的中国”，但是《舌尖上的中国》剧组工作人员、纪录片中每一个坚持着传统工艺和味道的人，都生活在你我共有的这片土地上。所有人问“舌尖”
1野生紫菜是否安全？
东湖村的海水在电视上显的比较浑浊，但那里是广东省海洋生物研究所定点取样的地方，并且取样作为人工养殖紫菜的种苗。拍摄的当时，研究所的副所长和工程师也在协助剧组拍摄“食品安全的问题可以请读者和观众放心”，第六集编导邬虹说。
2第五集《厨房的秘密》最后结尾的解说词是“厨房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这句话是美食顾问沈宏非加的，并不是第五集编导刘艺乐自己写的。刘艺乐说，原本写的解说词大概是“厨房的秘密就是人的秘密”。在刘艺乐看来，沈宏非这句话是“神来之笔”，“我们结构的安排，从一开始你不知道尼西黑陶和厨艺到底有什么关系，到中间的淮扬菜确实是很精妙的刀工、火候、油炸，落点居然是落在香港老的家庭主妇身上，其实也就是点题了”，刘艺乐说。“有的观众觉得被忽悠了”，“其实无非就像生活一点通或者是家庭小妙招一样，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感情、情感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更愿意着重着笔的地方”，刘艺乐说。
3.七集纪录片中，过多表现了云南、江南地区的食物，对北方则涉及较少。
一方面因为片中拍摄的时间基本集中在去年下半年（周期较短），而在最初调查查资料的时候，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就整理1995年至今的《国家地理》杂志，云南省的内容就占了四个活页夹。
“《自然的馈赠》这一集里的故事，有六个其实都是地理杂志里曾经有过的。竹笋的故事；香格里拉的松茸，但是里面没有藏民卓玛；林红旗出海打鱼，因为依海而居，这些依海而居的移民的故事，地理杂志里多了，当你的框架出来以后，我是要一个大海的故事、一个山林里竹笋的故事。”任长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