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艺术。原始雕塑 - 刘锡诚的博客 - 民俗学博客-Folklore Blogs -中国民俗学网-与先民对话，与田野亲近，与传统对接…… - Powered by X-Space
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燥，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静观人生百态，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录自随笔《边缘人》（1998)
中国原始艺术。原始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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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原 始 雕 塑刘锡诚　　&&&&&&&&& 原始的发生，比起欧洲来要晚些。但是，距今一万八千年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所拥有的一百多件经过加工雕琢的装饰品，就应该被认为是最早的圆雕和透雕作品的萌芽。在中国原始雕塑发生的时期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原始雕塑的发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产物。[1] 尽管中国原始雕塑发生的时期较晚，但资料的发现却异常丰富和多样。就质料而言，有玉、石、牙、骨、木、陶等，其中以陶质雕塑为最多。就技法而言，包括了线刻浮雕、透雕、捏塑、贴塑、堆塑、锥刺、镶嵌等各种门类。就艺术存在形态而言，有的作品以其所雕的形象作为器物的造型，有的作品附丽于其他器物(如陶器)上，作为这些器物的一部分(器纽、盖、把手等)，有的则为独立的雕塑艺术品。就其功能而言，有的作为陶器等物的装饰品，有的是原始宗教的崇拜物或巫术和祭祀的道具。就题材而言，塑造了各类动物(家畜中的猪、狗、羊、鸡、鸭等，野兽中的鹰隼、鹊、燕、龟、蛙、蜥蜴等)和人物形象。雕塑与器物的巧妙结合，是中国原始雕塑的一个显著特点。近年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女神像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原始雕塑的发展轮廓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雕塑，根据美术史家杨晓能的意见，认为从发生到繁荣经历了创立、发展和融合三个时期。[2]　　就迄今发现的创立期(或发生期)的雕塑作品来看，动物形体和人物形体的雕塑和雕刻，都有所发现，以前者资料为最多见。这个时期的雕塑品有：密县莪沟北岗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图4-1)、陶塑猪头和羊头;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兽头骨梭;宝鸡北首岭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无头陶塑人半身像(图4-2);燕山南北地区新乐下层文化遗址出土的鸟形木雕;上宅遗址出土的陶塑猪头和石雕小猴，等。这些原始雕塑品的时代都在距今约年前。这些动物和人物雕塑像形体一般都较小，造型粗拙原始，初具规模而已。　　进入1980年代以来，先后在河北滦平后台子新石器文化遗址、内蒙古林西县西门外兴隆文化遗址和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陆续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前的女性石雕像。相对来说，这些北方文化的石雕像其形体都显得高大。其中白音长汗发现的女神像高达35.5厘米。　　到新石器时代的繁盛时期，雕塑艺术有了很大进步，进入了发展期。这个时期大约相当于距今6800年到5000年之间。这个时期雕塑艺术的基本特点是，主要以陶器装饰品的形态而存在和发展着，同时间有独立存在的骨、牙、玉、石质的小型人像雕刻品;手法以圆雕、浮雕为主，彩塑、透雕为辅，罕见线刻。　　黄河中上游地区发现的人物雕塑数量丰富，黄河下游地区则以陶塑动物和牙骨雕刻著称。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彩陶器皿上，人头像或人像常常作为装饰品而被用于器口或器身。属于仰韶文化的雕塑有：陕西洛南出土的红陶人头壶、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彩陶人面和西安半坡出土的捏塑人头像等。(图4-3)半坡捏塑人头像，其塑工颇不精致，人面略成方形，头作扁平状，耳、目、口、鼻均用泥片附加粘合而成，口部已脱落，目、耳锥刺成洞，鼻子高大，鼻梁中间压成一道凹痕，耳部穿刺两孔，当为系耳坠的象征。据发掘者认定，这个塑像似为插在某种东西上的附饰或者玩具。1991年在陕西扶风案板仰韶文化遗址第五次发掘中，出土了8个陶质人像，其中一个是裸体女性。这个编号为H2:41的裸体女性，头部及四肢残缺，上身保持完整，乳房饱满，腹部隆起，腰部曲线优美，体态丰腴，女性特征明显，造型准确，为一座像。乳房系贴塑，颈部有一深3.5厘米的圆孔，直通体内，应为插头部之用。残高6.8、臀部4.8、胸宽4.5厘米。(图4-4)同时出土的还有男性雕塑像，但裸体女性雕塑在仰韶文化中属首次发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雕塑作品，还有陕西西乡何家湾出土的骨质圆雕人头(图4-5)、&宝鸡北首岭出土的船形陶壶(见图3-14)、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鸟等。庙底沟类型的雕塑作品有：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河南陕县七里铺和渑池出土的人头陶塑(图4-6)、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浮雕鹰隼首(见图1-2.c)、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浮雕壁虎(图4-7)等。　　在东北地区，丹东的后洼新石器遗址，发掘出40多件六千年前的动物形、植物形、人形或人兽合一的石雕和陶塑艺术品。图4-8)该遗址下层以动物雕像为大宗，多雕刻细致，注意写实;而上层的主要是陶塑人头像，雕刻简单，多系图案化的表现形式。该遗址下层出土的6件陶塑人头像中的VT21④：10，系有座人头像，质地为夹砂红陶。头圆形，面部微向内凹，头部与颏部向前神。圆眼内凹，眼上部刻画出两条弯月形的细眉，眼下部为弧线形眼框。嘴是一道向下的弧线。另一件是两面刻的人头像，一面是男，一面是女。[3] 后洼遗址还出土了一件人鸟同体石雕像(IT1④:59)，象征着人鸟交合，富于图腾信仰的特征，可能是佩戴在身上的图腾灵物。“以宗教信仰来说，在6000年前后，后洼遗址的居民的雕塑艺术体现了以图腾和动物神作为自己的主要信仰的宗教主题，这与当时的母系氏族相一致。到了5000年前后，后洼遗址居民的宗教信仰发生了重要变化，图腾信仰退居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祖先崇拜的崛起，这就是后洼上层人格化的雕塑品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4]　　长江流域中游地区有巫山大溪出土的大溪文化两面石雕人面(图4-9)、湖北松滋桂花村出土的鸟形纽陶器盖(见图3-12)等。大溪石雕人面，正反两面都刻有人面像，面部呈椭圆形，鼻部与眉部一线相连，张口瞪眼，颇为写实。长江下游地区的雕塑艺术品发现较多，主要有河姆渡文化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线刻双鸟纹骨匕、圆雕木鱼等。河姆渡也出土了陶塑人头像(图4-10)，人头造型瘦长，与半坡的方形人头造型恰成对照。眼、口部宽大，鼻子显得稍小。　　原始雕塑艺术发展的第三阶段，距今5200年至4000年之间。在这一时期中，人像雕塑的出土较为丰富。西部的马家窑文化，继承和延续仰韶文化的，出土了一些人物雕像。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的有：甘肃秦安寺嘴坪出土的带有人头形器口的陶瓶(图4-11);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有：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带有人头形器口的彩陶壶(图4-12·1)、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腹部塑有一个全裸人物浮塑的陶壶(图4-12·2)，青海民和山城出土的人头形陶壶(4-12·3);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有：甘肃永昌鸳鸯池出土的桶状彩陶罐(图4-13)，甘肃广河出土的人形彩塑(见图2-4)。这些马家窑文化的人物彩塑，形象虽然稚拙，但眉目清楚，其布局与器形比较谐调。甘肃永昌的桶状罐，其出水的器纽上设置了人面浮雕装饰，眼、鼻、口俱全，而且雕刻纹路颇深，其艺术造型和雕塑技巧都令人惊叹。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齐家文化，分别在甘肃永清和武威出土了三件人头形彩塑。(图4-14)这些人头形彩塑，其中2.3 两件是瑞典人安特生于年在甘肃地区考察时到的，1 被人带到巴黎后由斯德哥尔摩远东购去。　　北方地区，在内蒙古东部和辽东半岛一带，许多陶塑、泥塑和石雕作品先后被发掘出来。其中以红山文化东山嘴出土的孕妇像和牛河梁出土的女神像等人物雕像最引人注目。红山文化的龙、龟、鸟等动物形玉石雕(主要是圆雕和两面雕)也极为丰富。　　黄河下游地区，栖霞杨家圈出土了龙山文化陶塑人头，大汶口文化出土了猪、狗、龟等陶塑动物器皿。　　长江下游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也出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雕塑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梅堰出土的鸟形陶壶。(图4-15)　　在这一时期中，各地原始艺术呈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原地区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雕塑艺术已趋衰落，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的青龙泉三期文化、东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等在雕塑技法、题材和风格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表现出这一阶段雕塑艺术的特色。”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各地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地区和各文化类型的雕塑艺术相互影响，表现出互相融合的趋势。源于仰韶文化的人物彩塑，经马家窑文化吸收、融汇和发展，形成色彩鲜艳、偏重写意的风格，达到原始彩塑艺术的高峰。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的陶塑人头，即采用了仰韶文化中镂空人物五官的手法。长江下游地区盛行的牙骨雕刻和植物题材的塑造，也被大汶口文化所吸收，并通过大汶口文化擅长的透雕手法，产生了四方连续花瓣图案的象牙雕花筒等类佳作。[5]　　在这一时期中，人物雕塑由于需要而部分地脱离装饰品地位而逐渐独立出来，带上了越来越浓重的巫术信仰或始祖崇拜(祖先崇拜)的色彩，显示出社会的分工和等级的差异。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陶壶腹肩上的裸体人物浮雕像，就不是单纯的装饰画面，而是含有原始巫术信仰的意味。对于这件作品中裸体人物的性别、功能，研究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其一，认为此浮雕人像为男性，是马厂类型时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男性崇拜的象征。[6] 其二，认为此浮雕人像为男女两性合体，既有男性特征，又有女性特征，这种两性同体的人像是马厂类型时期以一夫一妻制为主、并保留有母系群婚的产物。[7] 其三，认为此浮雕人像为女性，而且人头面部有许多垂直的墨绘线条，是古羌先人被发覆面习俗的写照，第二特征显著，是史前人祝殖巫术所用的器具。[8] 笔者基本上赞同第三种见解。在原始社会里，巫术信仰在先民中十分盛行。他们相信，与他们的生存有直接关系的渔猎或农耕的丰歉，都与巫术有关。他们认为，巫术控制着雨水，控制着太阳，控制着风，当然也控制着庄稼。他们崇拜女人的生殖力，认为女人的生殖力与庄稼丰歉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感巫术的关系。詹·弗雷泽在《金枝》一书里引用了大量世界各地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他写道：“原始人认为两性关系对于植物具有感应影响，从而有些人把性行为作为促进土地丰产的手段。”[9] 中美洲的帕帕尔人在播种前四天，丈夫一律与妻子分居，以便在下种前夜能够充分地纵情恣欲，甚至有人被指定在第一批种子下土的时刻同时进行性行为。爪哇一些地方，在稻秧孕穗开花结实的季节，农民总要带着自己的妻子到田间去看望，并在田头进行性交。中非的巴干达人非常强烈地相信两性交媾与大地丰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他们的妻子不能怀孕的话，他们一般都是把她休了，认为她妨碍了丈夫园中果树的丰产。相反，如果有一对夫妻生了双胞儿女，这就表明他们的生殖力超乎寻常，巴干达人相信这两口子也有使植物园的果树丰产的相应能力，于是就供给他们日常的主要粮食。在孪生婴儿出生后不久，就举行一次，让妈妈在房子附近的茂密的菜地上仰面躺着，采下园内一朵大芭蕉花放在她的两腿之间，然后请她的丈夫过来用他的生殖器把花挑将出去。这种仪式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把这一对夫妇的生育能力传给那园内的果树。德国有些地方谷物收割完毕之后，男男女女都在地里打滚，其用意也是想赋予土地以旺盛的生产能力。柳湾陶壶上的裸体女性浮雕，把生殖器雕塑得十分显露，其目的无非也是为了一种祈求庄稼丰收的祝殖巫术的需要。如果这个陶罐是贮存种子用的，那么这罐中的种子，经过塑有女性生殖器的罐子的交感作用，便增长了丰产的能力，可望达到丰收的目的。　　至于红山文化的女神像，已经完全脱离了附丽于陶器作为装饰品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雕塑品，它们的功能是用于祭祀，作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了。　　第二节　原始女神像的发掘　　原始雕塑和其它视觉原始艺术形式一样，其取材的对象，最初并不是人类本身，而是他们所熟悉的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人物雕像的出现，对于原始艺术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认识，和通过艺术手段对人的能动精神的把握的能力。初期阶段的原始雕塑作品，要么是附丽于各种类型的器皿上，没有独立出来;要么是些小型作品，或作为人体的装饰品，或作为个人崇拜物和巫术的替身。因此，近年来在北方若干新石器遗址陆续发现的女神像(泥塑、石雕)就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了。现依照发现的时间顺序列举在下面。　　(1)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喀喇沁左翼自治县东山嘴遗址发掘出两件小型孕妇塑像和两块(上下身各一块)大型人物座像。　　两件小型泥塑孕妇塑像，均为裸体立像，头及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左臂曲，左手贴于上腹，有表现阴部的记号。标本TD9②：7，出土于石圈形台址东侧黄土层中，通体打磨甚光滑，似涂有红衣，体肥硕，腹部尤圆鼓，下肢稍弯曲，下端残缺。体残高5厘米。标本TD8②：5，出土于石圈形台址东北侧黄土层中，表面不磨光。体修长，上体前倾，下肢显弯曲，足残。体残高5.8厘米。(图4-16)　　大型泥塑人物座像：发现上、下身各一块，同出于石圈形台址东南侧黄土层中，当为同一个体。上肢残缺，为手臂和胸腹部分，高18、宽22厘米，内腔空，壁厚0.9厘米。胸腹上贴塑手臂，左臂残缺，只存贴痕，右臂存下部。双手交叉于腹部的中间，左手似攥拳，右手握住左手腕部，右手指修长。下身残块高12.5厘米、宽22厘米，内腔空，左膝部有一圆孔通入腔内，壁厚达3-4厘米。为盘膝正座式，右腿搭在左腿上，左足及足趾裸露，右足已残缺。下身的底部平，满饰席纹。以上各个部位的形态，如攥拳、握腕、左右手交叉、盘膝等，都塑得逼真自然，很有动感，且符合人体比例，大小约当真人的二分之一。在石圈形台址附近，还发现其他同样姿态的上下身残块，可知这种盘腿正坐、双手交叉于腹部的形象，是一种特定的姿态。[10]⑽\par　　前面已经说过，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已经发现多个浅浮雕人像和人头形器盖纽，也发现过女性裸体浮雕，都非独立的雕塑作品，因此东山嘴遗址独立的圆雕人像残块，特别是完整的女性孕妇雕像的发现，使中国原始雕塑史乃至原始艺术上增加了新的篇章。　　(2)《光明日报》日发表了辽西建平牛河梁村发现史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的报道，认为在女神庙遗址中所发现的一尊女神头像特别珍贵，再次引起原始艺术研究家们的重视。接着，《文物》杂志同年第8期刊发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发掘简报》，正式发布了考古发掘结果。这尊女神头像出土情况如下：　　泥塑女神头像(JIB：1)，出土于JIB主室西侧北壁下，面朝上。头部和左耳残缺，鼻脱落。头存高22.5、脸面宽16.5厘米，相当于真人大小。额顶发迹平直起棱，再上部缺失，鬓角齐整。耳长圆，微前倾。眉间处圆凸。鼻梁低。眼窝较浅，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眼稍上挑。颧骨高耸。嘴大，外咧。颌尖丰满，向前凸出。头枕部位残缺，露出禾草秸骨架痕。面涂红彩，出土时仍很鲜艳。该头像系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华北人的脸型近似。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部轮廓的健美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图4-17)　　除这一女神头像外，同时出土的，还有分属于五、六个个体的人像残块。他们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或张臂伸手，或曲肘握拳，组成了多采多姿、栩栩如生的女神群像。从这些出土的塑像残块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圆润的肩膀、肉质感极强的修长的指甲来判断，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和积石冢很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关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存的时代，在测定的碳十四数据中，较早的JIB，距今4975±85年，树轮校正年。[11]　　(3)1983年至1989年河北滦平县后台子新石器遗址下层出土文物中，采集到6尊石雕女像(残2尊)。这些女性雕像情况如下：(图4-18)　　编号为采：14的雕像，完整。辉长岩琢制。体表略加刮磨，雕法简单。裸体孕妇形象，蹲坐姿，光头，眉粗隆，鼻略凸，呈三角形;耳外凸，眼睛以一阴刻线表示，微睁;吻部略隆，闭口。曲肘，手抚腹，二乳，腰腹宽肥，小腹与后腰隆鼓。臀部与尖形小石座相连，腿向内曲、脚相对。通高32.7、肩宽23.5厘米。　　编号为采：15的雕像，完整。辉绿岩质，端坐式，裸体妇女形象，通体磨蚀严重，面部右侧有铲痕。头、身与采：14相似。两手相对抚腹，手指已磨蚀不清。大腿平直，小腿自然下垂。通高34、肩宽17厘米。　　编号为采：16的雕像，辉长岩质，上半身残缺。曲肘，手抚腹，小腹粗隆，腿曲，脚相对。琢制痕明显。下半身与采：14相似，亦是裸体孕妇形象。残高19、腹宽18.5、厚13厘米。　　编号为采：17的雕像，辉长岩质，胸、腹、脸部及右耳残损。为裸体孕妇形态。表现手法较采：14更近写实。体修长，头无发，眉粗隆，与鼻梁相连，鼻残。眼睛以柳叶形沟槽表示。耳长圆，耳间刻一柳叶形沟槽。体表磨光，面部精磨，肌肤感较强。倒圆台形座。通高32.5、肩宽16厘米。　　编号为采：18的雕像，头残缺。辉长岩质，裸体孕妇形象，蹲坐姿，雕法写实。体端正，比例适中。颈后部有一条凸起的发辫，以人字形阴刻线表示辫花，辫长5、宽2厘米。乳隆，腰腹粗肥，曲肘，手指伸直上下交错抚腹。阴部有凹坑，臀部发达，大腿平伸，小腿下垂略向内曲，两脚皆残，背脊有沟槽。体磨光，制作精细，肌肤感很强。座为圆柱形，未经细磨。残高20、肩宽8.5厘米。　　编号为采：19的雕像，完整。质料为变质岩。裸体女性，端坐式。无发，眼部内凹，颧骨略凸，小口微张。胸腹较平略内凹，阴部刻画出竖沟。两臂自然下垂，手抚膝。无底座。通高9.5、肩宽5.5厘米。[12]　　滦平后台子遗址下层遗存源于兴隆洼文化而稍有进步，基本上属于红山文化早期范畴。[13] 树轮校正年代为年。　　(4)1984年内蒙古林西县西门外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两件花岗岩女性石雕像，一大一小，大者高67厘米，小者高40厘米。两者的共性是不光滑，双眼明显，嘴向内凹，鼻隆起，双耳较小，腹部突出，乳房较大;不同者是大者耳部明显，双臂交于腰间，小者耳部不明显，双臂向上穹屈，佩带装饰品。两者都不见下肢，为尖状体。[14]　　(5)1989年在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第19号房址内，在火塘北面约0.5米的地面上，出土一尊戳立着的高35.5厘米的石雕女神像，其特征是鼓腹凸乳、双臂抱腹、屈腿蹲踞，孕妇特征明显。除头部经过雕琢外，躯体部分皆敲击而成，风格粗犷拙稚。供奉白音长汗女神的遗址，距今8000年，很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女神。[15](图4-19)　　本世纪初以来，旧石器时代的裸体女神像在欧洲、西亚和中亚，多有发现。最重要的是统称为“维纳斯”的小型女神像，其中最著名的是奥地利的维伦多夫维纳斯雕像和法国的列苏尔雕像。这些雕像的特点是在胸部、腹部等反映出母性特点的部位刻意加以突出和强调。[16] 欧洲的女神像，出土地点东自贝加尔湖附近，西至比利牛斯山之间，时间从奥瑞纳期至梭鲁特期都有。这些不同地域而形象大致相似的女神像的发现，被认为是欧亚大陆在远古时代曾经发生波及广阔地域的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证据。[17] 我国旧石器时代，没有发现“维纳斯”像。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连续在我国各地发现了新石器文化时代的女性裸体雕像，使中国也拥有了自己的“维纳斯”。　　第三节　女神雕像的释义　　(一)氏族部落女祖先神或家族守护神　　中国迄今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发现。兴隆洼文化被认为是距今8000年前的文化，属于兴隆洼文化的白音长汗石雕女神像的发现，也就成为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女神像。赵宝沟文化晚于兴隆洼文化，属于赵宝沟文化的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大约是距今7000年之前的女神像。白云长汗女神像和后台子女神像，下肢或屈膝蹲踞，或两腿交叠在一起，盘腿而坐，显然都是为了安放在一定的底槽里或栽于土地上，便于人们作为神祇偶像供奉膜拜。宋兆麟说：“这些神像的特点是：一多比较完整，不像巫术替身那样缺头少肢，经人为破坏。二制作精细，有些以石料雕琢，十分艰难，不像巫术替身那样随意，而且形态端庄，神秘含蓄。三都是女性，而处于成年阶段，突乳、鼓腹、巨臀，由于当时人类寿命较短，这种形象正是妇女的老年。四适于供奉，除了那种双腿盘坐形态外，其它石雕神像下呈尖锥状，便于插在地上或祭坛上。有趣的是，白云长汗遗址第17号房址内还保留着了女神原来供奉的形式，神像插于住宅地上，而对火塘口，显然是人们有意供奉在室内的。……可以肯定它们是神像，至于属于哪种神像?应该是女祖先，由于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时期，人类最早塑造的神偶首先是自己的祖先，所以上述神像可能是氏族或部落的始祖女神。”[18] 无论从神像的形状来看，还是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社会性质和信仰来看，把白云长汗女神和后台子女神看作是被人们供奉的氏族祖先神或部落、家族的守护神，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红山文化晚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大约二、三千年之久。属于红山文化的东山嘴女神像和牛河梁女神像，尽管与白云长汗女神像和后台子女神像不是处于同一文化中，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其雕塑艺术的发展，从粗犷到精细，是必然的。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的两件小型孕妇塑像发现于石圈形台址东侧的黄土层中，此外，可能是同一个个体的上下身躯残块各一件，也发现于石圈形台址的东南侧的黄土层中。在石圈台址附近，还发现了其他左右手交叉于腹前、盘膝正坐的女性形象。考古学家们普遍认为，石圈形台址曾经是一个祭坛。俞伟超在座谈东山嘴遗址时说：“从遗迹形状看，石圆圈和石方框的意义显然不同。在圆圈的四周，发现了几个妇女陶塑像，这种圆圈可能是供奉妇女陶塑像的祭坛。”[19] 圆形台址既然是远古的祭坛，那么，这些女性雕像显然是供氏族公共祭祀之氏族祖先神像。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著名女神头像，发现于“女神庙”的主室西侧北壁下。这尊头像的大小与真人接近，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近似。头像面部的刻画既强调外形轮廓的健美柔和，又追求内蕴神态的情感流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女神的眼珠是用晶荧碧绿的圆玉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神采飞扬。同时发现的还有其他泥塑群像的残块。这些泥像残块雕塑得极为逼真，有很高的艺术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约分属于五、六个个体，她们形体有大小之分。从那些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圆润的肩膀，那肉质感很强的修长的指甲来看，牛河梁遗址曾经是一个女神成排、栩栩如生、气韵生动的女神群像的“万神殿”。在这个“万神殿”里，甚至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从这些情况来判断，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像也是被当作先民祭祀的偶像而安置在“女神庙”这座神殿中的。　　综上所述，东山嘴和牛河梁女神像，最大的可能是氏族的女祖先--始祖女神，而且很可能是氏族联盟共同祭祀的始祖女神。　　(二)女性形体特征的突出　　先民们在雕塑这些女神像圆雕作品时，首先选择了成熟的女性作为他们要表现的对象，这是因为在上，女性的确曾经一度是社会的中心，为本氏族生育和繁衍成员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母子亲情是人类最亲近最直接的一种情感，是无法替代的，因而女性偶像作为氏族的始祖女神受到先民们的崇拜是很自然的。其次，他们选择了雕塑裸体成熟女性，并且有意识地强调和突出其能够显示女性特征和生育特征的部位，是因为人类的生殖繁衍在先民看来是神圣的事情，因此他们也赋予始祖女神以生殖神的特点。所有的女神都体态丰腴，有发育成熟而显得饱满的乳房，高高隆起的腹部，极似就要临盆的形状，有弹性和质感的女性臂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用交叉的手臂抚摸着乳房或腹部，有的还在阴部刻画出显示生殖器官的符号(如滦平后台子标本采：19，阴部刻画出竖道;采：18，阴部有凹坑)。至于其它的身体部位的特点，作者是并不太刻意追求的。　　在突出其女性性别和生育特征的造型形态上，中国女神与欧洲、西亚、中亚等国家和地区发现的类似女神形象是毫无二致的。从形体上分类，世界上的女神像有下列类别：从其正面看，可分肥大型(A)、肥瘦适中型(B)、瘦身型(C);从其侧面看，可分为突出型(D)、隆起型(E)、背面垂直型(F)。“自法国，东至西伯利亚，正面看的B型最为普遍，C型在东西伯利亚占优势，而在东欧，A、B、C的比率差别则不大。从侧面看，与西欧D型多，没有F型相反，东西伯利亚E、F型多，没有D型。东欧同乌克兰存在着其中间形态。由此可以看到差别不大的各种形式以东欧为中心，在其西与东，理想状态正相反，这暗示女神像发源地在东欧，基本形式B从那里向东西传播，在西欧组合为B、A+D型，在东西伯利亚则组合为B、C+E型的占优势。形成了各种地方特色。”[20] 中国女神像没有一件是属于肥大型和突出型的，而多属于肥瘦适中型(或瘦身型)和隆起型，即组合为类似东西伯利亚的B、C+E型。　　在地处东西伯利亚、距离我国北方女神像发现地点最近的贝加尔湖地区，1928年在马理塔、1936年在布立奇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女神像。这两个遗址内出土的不少是用猛犸象牙制作的女神雕像。在布立奇的居住遗址的地面上，在炉址附近发现了5件女形雕像。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全身都有刻纹，基本上穿衣服的瘦身型的女性雕像，以及裸体的肥瘦适中型的女性雕像。布立奇遗址的年代，据奥克拉德尼科夫推断，为梭鲁特末期至马格德林期。在马理塔遗址的五座住宅基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骨角器和各种猛犸象牙雕刻品，以及25个以上的人物雕像，其中能确认为女性雕像者约20个，其余是未完成品和不辨男女的瘦身型和肥瘦适中型雕像。这里的女性雕像，大致也分为两类--瘦身型和肥瘦适中型。马理塔遗址的年代，与布立奇大致相同，为梭鲁特末期至马格德林初期前后。这两个遗址的裸体女神雕像，成为旧石器时代最后出的女神像。[21](21)　　东西伯利亚、特别是贝加尔湖地区出土的女神像，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我国北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女神像的参照系。长期困惑着我们的问题：中国地域如此辽阔，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如此之多，为什么大型女神像多出现在北方，出现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地区而不出现在其它地区?这些地区与东西伯利亚在地理位置上比较近，二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性的和相异性的因素，是可以继续进行比较研究的。　　(三)技法上的进步　　从白音长汗女神、后台子女神到东山嘴女神、牛河梁女神，前后经历了二、三千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女神雕像在艺术技法上和艺术内涵上都发生了长足的进步。　　从雕塑品的艺术创造说，走过了从粗犷稚拙到精细逼真的漫长道路。白音长汗女神除头部经过雕琢外，躯体部分均系敲击而成，显得粗犷原始。后台子女神体态多显笨拙，表面多存琢制痕迹，也颇具原始性。东山嘴女神雕塑不仅显得线条圆润流畅，比例适当，突出和夸张其腹部和臀部这些有孕妇特点和富有女性表现力的部位，而且不同个体之间在雕塑技法上已有共同性可寻，显然已经脱离了原始性，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风格。牛河梁女神面部形神皆备，而且运用镶嵌技术，选用碧玉片作眼球，富于艺术的想象力和高度的雕塑技巧。　　牛河梁女神作为母系氏族联盟共有的始祖神，被置于“女神庙”中。“女神庙”的建筑设计和技术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顶盖、墙体采用木架草筋、内外缚泥、表面压光后或施彩绘，具有承重合理、稳定性强的特点;主体建筑既有中心主室，又向外分出多室，以中轴线左右对称，另配置附属建筑，形成一个有中心、多单元而又富于变化的殿堂雏形。显然已经具有了史前祠庙的意义。女神头像出土于主室西侧北壁下，可以断定不是主室的主神像或是主神之一;而主室还应该有一个主神像未能发现，或在建筑倒塌中被砸碎。而其他那些女神群像，根据其形体大小、年龄老少等因素来判断，也似已形成差别、层次和等级。这个“女神庙”中诸神所构成的神系说明，这里的先民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祖先崇拜的神统。　　[1] 朱伯雄主编《世界美术史·原始美术》第1卷第206页，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　　[2] 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文物》1989年第3期。　　[3] 许玉林、傅仁义、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文物》1989年第12期。　　[4] 宋兆麟《后洼遗址雕塑品中的巫术寓意》，《文物》1989年第12期。　　[5] 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文物》1989年第3期。　　[6] 《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　第6期。　　[7] 李仰松《柳湾出土人形彩陶壶新析》，《文物》1978年第4期。　　[8] 王杰《柳湾墓地中的三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张广立、赵信、王仁湘《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史前人形彩陶与陶塑初释》，《考古与文　物》1983年第3期。　　[9] 詹·弗雷泽《金枝》第206-209页，徐育新等译，中国文艺出版社1987年。　　[10]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4年第11期。　　[11] 《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光明日报》日第1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　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12] 承德地区文物保管所、滦平县博物馆《河北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3期。　　[13] 汤池《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文物》1994年第3期;新华社日电讯《原始文化新发现》。　　[14] 王刚《兴隆洼文化石雕像人体像》，《中国文物报》1993年第47期。　　[15] 汤池《试论滦平后台子出土的石雕女神像》，《文物》1994年第3期;新华社日电讯《原始文化新发现》。　　[16] 参阅【埃及】尼阿玛特·伊斯梅尔·阿拉姆《中东艺术史(古代)》第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17]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于可可等译，《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18]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于可可等译，《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19] 宋兆麟《中国史前的女神信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20] 见《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1984年第11期。　　[21] 【日】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于可可等译，《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