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随州数十亩耕地被占办厂：为抢时间增税收--中国土地流转网|农村土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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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随州数十亩耕地被占办厂：为抢时间增税收
<font color=#　来源：中国新闻网 时间： 22:32:49
唐县镇北园村村民朱正东的土地被工厂院墙包围，耕地被“蚕食”掩埋。 吴奇勇 摄
村民陈守艳正在被黄土包围的麦田“值班”，麦田四周的土堆有近两米高。 吴奇勇 摄
村民朱正东向记者出示自己的土地承包证件。 吴奇勇 摄
　　中新网湖北随县12月2日电(记者 吴奇勇)湖北省随州市随县唐县镇为抢时间办厂增加税收，数十亩耕地在没有完成各项征地手续、没有与农民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出动大型机械铺填良田。当地农民为保住自己的田地不得不排班轮守，有农户为了阻拦自己良田被埋，被施工方拖走砍伤，至今仍在住院治疗。
　　记者近日在唐县镇北园村三组看见，上百亩的地，已经被填埋，并在四周修建了高耸的院墙，靠人盯夜防守护的几块麦田还剩下一点生机，却也被旁边近两米高的土堆包围。在旁边，同样圈起来的20多亩地里，一家工厂正在安装设备。
　　村民朱正东告诉记者，他家的土地就在被圈的20亩土地中。像他一样的农户还有多家，只有少数几个农户极力阻拦，才保住了田地。
　　村民朱正东说，这家企业为“广利达纺织有限公司”，厂方和政府在没有与农户达成任何协议、没有一分补偿的情况下就强占了我们的土地。
　　广利达纺织有限公司经理沈争争告诉记者，工厂占地23亩，目前还没有办理手续，“先和镇政府和县政府达成了协议，为了赶工，边办手续边施工”。
　　旁边正在赶砌院墙的是一家叫“康泰粮棉”的企业，村民陈守艳正在被黄土包围的麦田“值班”，麦田四周的土堆有近两米高，从外面根本看不见麦田。
　　陈守艳说：“我现在和婆婆轮流值班，不然铲车只要几十分钟就可以将这里推平。”村民邱保国因为没有看护好，麦田已经被填平。
　　据村民介绍，11月21日，村民段胜涛看见施工车辆正在填平自己的麦田，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赶上去阻拦，施工方尽然将他拖到数十米外的车旁，从车上拿凶器将他头部和双手腕砍伤，目前他仍在随州市医院接受治疗。
&&& 唐县镇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甘军林说：“康泰粮棉的征地手续正在办理中，据说一期占地已经得到了批复，二期的几十亩还在办理中，该地块是去年调整为仓储用地的，广利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土地的确没有办理手续。”记者了解到，两企业目前占地120多亩。
　　甘军林承认该两宗土地违规，“我们是农业大镇，完成税收压力很大，这两家企业建成后可以给我们带来150万左右的税收，我们主要是想早日投产，早日纳税。”
　　记者赶到随县国土资源局查询两宗土地情况，该局地籍科无法查到，规划科熊姓科长告诉记者，广利达纺织有限公司的土地没有办理手续，康泰粮棉的征地手续第一期已经批复，后来的不清楚。对于记者询问上百亩耕地未批先建、不批已建的情况国土部门是否知道？是否有监管责任时，熊科长借上厕所离开，再也没有出现。
　　村民朱正东给记者出示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合同，上面载明：“经营期限到2028年，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变更、解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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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土地承包仲裁 有效化解农村矛盾纠纷
发表日期：日&&出处：中国农经信息网&&作者：浙江省乐清市农业局 张美赋&&本页面已被访问 1215 次
&&& 浙江省乐清市地处东海之滨，县域经济竞争力列全国第17位，全市人口120.91万，耕地面积35.48万亩,人均不足3分，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经济发达区域。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外出经商办厂人员40余万人，土地弃种和流转比较普遍，随着乐清市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征用价值不断提升，潜伏多年的土地承包矛盾纠纷开始显现和激化，成为农村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为此，乐清市建立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开展土地承包仲裁工作，促使农村农民之间土地承包矛盾纠纷的解决走上仲裁和司法途径，纳入程序化和规范化的轨道，有效预防和化解土地承包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截止2009年11月底共收案345件，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立案336件，已办结案325件，结案率达96.72%。&&& 一、机构建设&&& 2004年，乐成镇南门村因土地承包纠纷引发征用权益问题，105户、280多人多次上访围坐市政府大门，严重影响机关办公秩序。这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项会议研究部署土地承包仲裁工作。2004年12月，乐清市编委批准成立了乐清市土地承包仲裁办公室，编制2人，归口市农业局管理。日，乐清市府办发文，由市农业局(林业局)、法制办、信访局、妇联、司法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等单位组建了乐清市土地仲裁委员会，委员会成员13人，并聘任法院退休副院长为法律顾问。市财政安排专项经费3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市机关事务局安排办公用房和庭审用房。日，市土地承包仲裁办公室正式挂牌，5月份开始受理案件。机构的建立，为土地仲裁工作打好基础。&&& 二、主要做法&&& 仲裁机构建立以后，着手组建仲裁员队伍、制定规章制度、开展案件审理。&&& 1.组建队伍。由于土地承包仲裁办案人员需要全面掌握民事法律法规，又要熟悉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具体内容、历史背景和演变过程，还要熟悉农村地方风俗习惯，才能高质量、高水平办理案件。仲裁委首次聘任37名兼职仲裁员，仲裁员由政府部门、乡镇农经工作专家和专业律师组成，建立了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仲裁工作队伍，保证仲裁工作高效、稳妥推进。&&& 2.制定规则。结合当地实际制订了一系列的仲裁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会同仲裁工作人员姓名、照片，全部张贴上墙，使前来咨询和申请仲裁的农户对仲裁工作程序及相关制度一目了然。这样不仅提高办事效率，规范了仲裁行为，使仲裁工作有章可循，而且起到了普法的作用。&&& 3.加强宣传。整理印制《乐清市土地承包仲裁资料汇编》小册子四种，印数达2000多本，内容涵盖国家第一轮土地承包以来的有关法律政策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免费发放给仲裁员及广大农民，起到宣传、普及土地承包法规政策的作用。&&& 4.开展培训。组织两次仲裁员参加温州和全国的业务培训；举办全市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经验交流会、仲裁专项研讨会，会上仲裁员对法理和实践诸多方面进行有益的探讨和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仲裁员的业务水平。&&& 5.严格受理。严把立案关，要求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承办人员审查受案条件，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立案审批表，报请仲裁委办公室主任(农业局副局长兼)审批；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填写不予受理通知书，且说明理由，及时通知当事人。通过严格把关，防止违法受理越权受理，避免了仲裁工作的盲目性。&&& 6.认真审理。在严格把好案件受理关口的基础上，严守案件审理程序关，尤其在仲裁庭组成程序中，主动提醒双方当事人可以指定一名仲裁员作为仲裁庭组成人员，确保仲裁结果公平正义。并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严格办案程序，提高了办案质量。&&& 7.坚持回访。通过做好案件回访，提高办案成效。四年多来，对重大案件和疑难案件的仲裁结果，分类向上级部门、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以及当事人通报案件的仲裁结果，使领导了解工作进程。同时，坚持安排案件执行情况回访，了解案件执行情况，特别是起诉案件的判决结果，并将起诉案件法院判决结果作为指导今后案件仲裁的重要依据。&&& 三、案件特点&&& 经过对立案的301件案件和已经结案的279件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出乐清市仲裁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 1.从案由类型看。其中最多的是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占46%；其次是侵犯土地承包权衍生权益纠纷，占28%；第三是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占19%。&&& 2.从结案类型看。已结案的279件案件中，裁决结案265件，约占95%；调解结案5件；裁定结案8件；终止结案1件。此数据表明乐清市的土地承包仲裁案件九成以上以裁决方式结案。调解结案有难度，这主要是由于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均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故村委会干部不愿承担这种“多数人”的压力，宁愿接受裁决也不同意接受调解。&&& 3.从裁决案件分类以及履行情况看。在裁决的265件案件中，裁决支持类的(包括全部支持仲裁请求或部分支持)计96件，占36.2%；不予支持类案件168件，占63.8%。支持类案件履行情况：自觉履行裁决结果的54件，占71.9%；调解履行的1件；强制执行的9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因各种原因尚未执行的8件；确权裁决不需要执行的案件11件，未履行13件。&&& 4.案件诉讼情况。总数为41件，其中2005年10件、2006年24件、2007年4件，2008年3件，总体呈递减趋势。起诉结果为，判决维持仲裁结果9件、改判2件、法院调解11件、裁定驳回9件、在审6件、省高院再审1件、中止审理2件、裁定不予受理1件。其中法院裁定驳回的理由基本上为“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从总体情况看，基本上还是肯定我们仲裁委的裁定。&&& 四、初步成效&&& 1.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由于大量的土地承包纠纷，村干部不愿意出面代表集体接受调解，政府尚无依法裁决依据，领导批示难以落实，法院不予受理，致使矛盾长期僵持，当事人不断上访，并且演变成恶性的群体性上访事件，社会影响恶劣。而以仲裁方式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填补了法律空白区，也使积压多年的纠纷有了救济的途径；缓和了政府的工作压力，使土地承包纠纷的信访数量大大减少(统计显示2004年关于土地承包纠纷上访为1200人次，2005年则减少为400人次,2006年为62人次，年年平均为25人次，2009年为18人次)，使这些纠纷正式进入法律渠道解决。&&& 2.保护了农村弱势群体权益。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济效益较低，文化较低，历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妇女，比如有些农嫁农、农嫁非以及离婚妇女，她们的土地承包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在已结案的279件案件中，其中涉及妇女权益的59件占19.6%。&&& 3.形成了便捷、低成本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途径。土地承包纠纷一般具有高政策性、历史原因复杂、涉及面广等特点，又集民事、行政、内部管理权限等复杂性多样化于一身。如果没有仲裁方式解决，农民只有通过信访，而信访只是农民反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渠道。土地承包仲裁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有效手段，具有方便、快捷、当事人易于接受的特点，而且几乎是无成本或成本不高，弥补了信访的不足。&&& 4.促进了法制宣传和普及。仲裁机构通过办案，已经形成将审理土地承包案件(下转第16页)(上接第40页)过程变成一次次向农民宣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过程，每一次的开庭过程也是一次次对农民普法教育的过程。起到“办好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 五、存在问题&&& 一是与法院之间的工作如何衔接问题。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属于一部新法，且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是一种特殊的仲裁方式，又不适用《仲裁法》的规定，仲裁机构与法院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仲裁案件面临强制执行难的局面；双方在受案范围上的认识差异；对个案事实的认识有不同，即如何认识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存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赋予村里管理权限的复杂性、多样性问题；法院作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后，仲裁裁决书是否恢复效力的问题。二是法院做出驳回起诉的裁定后，仲裁裁决书存在“失效现象”和申请人回流上访等问题。三是部分村委会蔑视仲裁机构，对仲裁机构置之不理。如拒绝签收应诉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个别的对经办人动粗，讲脏话等，这给仲裁工作开展带来很大的难度。&&& 六、下一步措施&&& 1.构建与法院的信息沟通机制。争取对分歧的问题与法院达成一致解决方案。&&& 2.加快完善硬件设施。由于没有法警维护仲裁庭秩序，没有专门的仲裁庭，没有统一的制服使得土地承包仲裁在老百姓眼中的威严很弱，导致干扰庭审秩序，妨害仲裁员审理工作的事件时有发生。要增加硬件设施的投入，购置仲裁庭审记录、监控、勘测、取证等仪器设备，购置仲裁专用交通工具，建设一个与工作相适应的仲裁庭、档案室等，以加强土地承包仲裁工作。&&& 3.强化人员教育培训。对仲裁员，实现先培训、后上岗，且在开庭时统一着装，以进一步提高仲裁人员的执法形象和公信力。争取通过人事部门，将仲裁员纳入资格认证制度，并对仲裁员职称设置和评审纳入各级人事部门专门职称评定序列，享受相应职称工资福利待遇等。&&& 4.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贯彻落实工作。继续印制仲裁资料，开展义务咨询活动及法制宣传日活动。&&&&&&&&&&&&&&&&&&&&&&&&&&&&&&&&&&&&&&&&&&&&&&&&&&&&&&&&&&&&&&&&&&&&&&&&&&&&&&&&&&&&&&&&&&&&&&&& 二00九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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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时间： 17:30:43
　　[ 不过，小岗村“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历史的、现实的、文化的多重因素，让它错过了多次工业化的机遇。目前，引人关注的是，小岗村将土地由“分”而“合”，开始了大规模的流转经营。土地流转，能否成为小岗重新起飞的契机? 　2001年，小岗村7户农民将自己承包的8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出租给长江村的润发集团，期限20年，建立葡萄示范园。这个现代农业园是经小岗村农民自愿、有偿流转而兴起的第一片“试验田” ]
　　问起种粮什么时候最赚钱，小岗村的老人们都会说是上世纪80年代，村里瓦房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盖的。在大包干的最初几年，小岗村的粮、棉、油连年增产。
　　年近七旬的严立学，1978年任小岗生产队的会计，是签订分田到户契约的18户农民之一，他给记者一组数据：1980年，队里产花生3.5万斤，油料1万多斤，稻子19.9万斤。“花生达到了700斤一亩地，以后再也没有过。”
　　当时的粮食统购价格也让农民满意，1979年夏粮上市时，粮价提高了20%，农民通过种粮得到了实惠。严立学说：“粮价最高的时候，小麦(,0.28%)达到了7毛一斤，稻子卖过8毛多。”
　　“1987年，粮价一路下跌，从7毛跌到了4毛，从那个时候起，小岗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严立学说。
　　工业化的挫折
　　种田不来钱，小岗村人也曾经有过工业致富的梦想。
　　1984年，新当选的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忙起了塑料(,0.55%)切粒机的事情。这事当时还瞒住了妻子段永霞，严宏昌“欺骗”段永霞，说要存折取钱是为了“买收割机”。
　　塑料切粒机花了11700元。1984年8月，跟塑料切割机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来自温州的技术员。
　　这种机器可以拉丝、切粒，做编织袋。当时严宏昌想在村里一家搞一台机器，每户一天可以赚40元。
　　但是直到最后，“一家一台”的梦想没有实现。首先不是每家每户都能拿得出这笔钱来;另外，这台机器能保证赚钱吗?得不到肯定的答案，村民们不愿冒险。
　　1985年春天，严宏昌的塑料切粒厂干了一年不到，就没法再干下去了。“当时村里的民用电线被盗，紧急把厂里的电线拿去顶，结果再也没拿回来。”段永霞说。
　　办厂是严宏昌的个人行为，他的尝试失败了。村民们也不支持。当时种粮食的收益高，村民们看不到潜在的危机。
　　1991年，村里开会决定办养鸡场。当时还派严宏昌到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拉来了技术人员。1991年开始养，1992年鸡死去了大半，养鸡致富的梦破灭了。
　　关于养鸡失败的原因，记者得到了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段永霞，她解释，这是严宏昌个人带回来的项目，想推广，但是严俊昌问：“养鸡能不能包赚钱?”推广的事情就泡汤了。只好自己家养，1991年还不错，到了1992年，鸡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家里的农药打翻，结果一下子死了2000多只。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安徽一家报社驻凤阳记者站的记者。他说，上海人带来的项目是支援小岗村全体村民的，结果几个村干部自己养鸡，根本没有为村民着想，上海的技术员一气之下就走了。
　　小岗村的集体工业梦没有完全破灭，严宏昌又开始跑门路。1999年，小岗实业总公司注册成立，严宏昌担任总经理。
　　1998年，ABS刹车器厂、电子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日本投资的养鸭厂，汽车缸盖生产厂;2000年的金属废渣处理厂――这些企业没有一个获得成功。
　　小岗村人、18户之一的吴广新向CBN解释，ABS刹车器厂是因为项目技术含量高，小岗村无法完成，把项目拿到县里去了。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因为一直没有办下生产许可证，无法维系。日本人援建的养鸭项目，重蹈了1990年代初养鸡的覆辙：干部们养鸭，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汽车缸盖厂的产品则没有销路。
　　金属废渣处理厂根本没办起来：投资方来考察，县里答应给予减免税收，可是还没投产，乡里收税的就上了门，投资方不干了。
　　“保守的观念，加上投资环境欠佳，使得小岗村错过了江浙农村那样的内生型工业化路径。”记者在小岗村采访期间遇到的一位考察者说道。
　　葡萄园的成功
　　1993年，小岗和大严两个自然村合并，形成小岗行政村。第一任村支书是严俊昌。1994年到1996年，小岗村的支部书记由小溪河镇的党委书记徐家宝兼任。1996年9月到1998年7月，严德友担任小岗村支部书记。
　　严德友上任以后思路比较新，开始在“农”字上做文章，并在外引资跑项目。
　　1997年初，严德友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他与广东省农科院、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会、上海转基因研究所商定了合作项目，准备在小岗村搞土地租赁，开发现代化农业项目。
　　然而，严德友的思路有点超前，直到1999年，安徽省在土地流转才开始搞试点，而国家的有关规定到2001年才出台。
　　“这个项目计划先期租地600亩，先试一下，投资上千万，做观光农业，把土地的附加值提高上去。如果当时能做成的话，小岗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严德友告诉记者。
　　“当时村里95%~98%的人认可，仅有极个别的人反对，虽然反对者在村里有威望，但是对这件事构不成障碍。”严德友解释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当时上级领导的思路问题。小岗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原来分田，现在又合了，当时的上级领导有些想不通，而且，土地流转的国家政策还没有正式出台，这件事情就被撂下了。”
　　当时的小岗村非但没有把握发展机遇，内部还出现了动荡。
　　1998年，严宏昌把严德友告到了县里，历数严德友的12条罪状，主要涉及贪污，还有包括非法租赁农民的土地问题。
　　村里的财务工作历来缺乏透明度。严德友在此之前在外头跑了半年多，这笔费用从哪里来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虽然村里的财务不公开，不过，当时任小岗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吴广新告诉记者：“那时村里没钱，1998年的工资我到2004年的时候还没拿到。”
　　安徽省纪委的人很快下到村里头，经过调查，严德友的12条罪状纯属子虚乌有。村里账面上亏空3000元，严德友在外头是掏自己的腰包，账上有记载，一共是1.5万元。
　　问题没有了，但是严德友的村支书是当不成了。原因是对方要进一步上访。为了安抚双方，县乡两级领导做了严德友的工作，准备把他上调，但是严德友不情愿。
　　最后，父亲严俊昌让严德友“听党的话”，严德友同意上调，去另外一个乡镇任党委副书记。
　　虽然在外地当领导，但严德友仍然没有中断与小岗村的联系。
　　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长期帮扶小岗村。1997年，长江村的润发集团捐助小岗村建设友谊大道(小岗村内的道路)的时候，润发集团的领导就和当时担任小岗村村支书的严德友结下了交情。他们认为严德友是个“有魄力的人”。
　　2001年，小岗村7户农民将自己承包的8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每亩每年500元的价格出租给长江村的润发集团，期限20年，建立葡萄示范园。这个现代农业园是经小岗村农民自愿、有偿流转而兴起的第一片“试验田”，由严德友负责。严德友也是在农户中推广葡萄种植的发起人。
　　这个时候，小岗村附近的赵庄已经开始了大面积的土地流转，政策壁垒不再成为障碍。
　　2002年起，润发集团开始向农户推广葡萄种植。润发集团无私地向小岗村派驻技术员，对村民随时进行指导。
　　刚刚在小岗村推广葡萄种植的时候，很多村民在葡萄地里套种小麦，影响了葡萄长势，润发集团还特地补贴500元，让村民不要套种小麦了。
　　在众多项目失败之后，葡萄种植成为小岗村人(指的是200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小岗村，不包括后来与之合并的石马、严岗)广泛参与的致富项目。2005年，小岗村的葡萄种植面积发展到了400多亩。
　　严德友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明白在小岗村做成一件事情有多么难。2005年，村委主任任期满后，严德友打消了继续走仕途的想法，脑子里就一个心思：葡萄。
　　土地流转：小岗再“革命”
　　2005年，小岗村迎来空降的党支部书记沈浩，当年，他也当选上了小岗村村委主任，并获连任至今。沈浩在安徽省财政厅工作过，视野开阔，思路清晰。
　　2008年3月，凤阳县开展行政村区划调整，为了便于小岗村发展，小岗村与相邻的石马、严岗合并。目前，小岗村下辖23个村民组，拥有849户、3823人。
　　“纪念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深化改革。”这是沈浩不断强调的观点，“现在小岗并不是重走原先意义的集体道路，而是采用集体合作的一种市场化的道路，与30年前集体制的内涵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土地还是在农民手里，但是30年前的分田单干，只能保证肚子基本问题，在当下根本不能致富，而且单个家庭的生产方式投入产出比低，风险抵抗能力也差，农业产出效率就非常不乐观，所以我们试图通过流转搞集约种植和开发。”沈浩说。
　　小岗村的土地起伏不平，本来就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小岗村民关正银讲述了一件事：“当初分田到户时，土地分割过于细碎，小的地块犁地时都转不过弯，插秧抛种时，秧苗一不小心就会抛到别人家的地块上。现在大型联合收割机农机手对大的地块每亩收费45元，小的每亩60元，太小的就是给再多的钱也不愿收割。”
　　日，小岗村党委副书记张秀华带领记者到村南的一块流转出去的稻田观看，平整后的稻田上田垄整齐，稻田边的土路宽阔，足以通行大型机械。而稻田北侧的玉米(,0.91%)地整整高出稻田半米，且高低起伏。“这块地马上就要平整。”张秀华指着玉米地说道。
　　沈浩介绍，小岗村发展合作社将以每亩500元的价格租用农民的土地，村民出租土地，租期暂定5年，5年后，农民可以以土地入股分红，或者重定租金。小岗发展合作社起到一个组织中介的作用，合作社再将土地提供给前来承租的企业。
　　小岗村南的一条公路延伸至307国道，距307国道4公里处的公路东侧的土地上，推土机的轰鸣声不绝于耳。这里的1000多亩土地正在平整，该地块儿由广东从玉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租经营，每亩租金500元/年。
　　在小岗村西，美国GLG集团占地1000多亩的工业园正在建设。该企业的宣传资料称：将在此建设优质甜叶菊种苗繁育和民用甜菊糖等食品深加工项目，总投资15亿元，先期投入1亿元，2009年10月份产品上市。
　　其余还有些零星地块儿出租，由承租企业或个人直接给农户商谈，几十亩到上百亩，面积不等。
　　“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小岗村，有18000多亩土地，目前流转出去的占1/20到1/10，这是远远不够的。” 沈浩告诉记者，“今年秋后，我们要发动村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为流转集中经营作准备。”
　　“小岗村的品牌是块金子，可老是埋在地里面，现在要把这块金子挖出来，让小岗村成为投资的热土。”沈浩信心十足地说。
集团报刊系列广东南海新探索：农村土地股份固化分红(图)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摄影记者 任玉明　　对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平东村的村民刘玲来说，日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　　现如今，她已怀孕近10个月，如果在这一天的晚上12点前，她生下来自己的宝宝，那么这个新生儿将会成为村里经济社的股东，享受每年千元的分红及免费的福利，倘若不能，那么，这个新生儿将与分红失之交臂，甚至还需要出资购买村中福利。　　这就是佛山市南海区目前正在推行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土地财政权益分配模式的再调整。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海率先在全国建立农村股份合作制。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最初改革引发的矛盾开始不断涌现，利益纠葛纷乱复杂，现如今，南海再扛改革大旗，土地股份制改革步入深水区。　　今年11月中旬，国土部副部长、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王世元曾表态，国土部门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　　而南海的“再改革”经验，或许可以为即将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地区提供借鉴。　　被凝固的股份数　　以往每年12月15日之前的时间，总是南海区桂城街平东社区居民委员会委员陆少珊最为忙碌的时候。　　她需要和其他两个同事在十几天时间里，将全村的人口重新核算一遍，涉及人口变化的，有新生儿、嫁过来的媳妇、入赘来的女婿、死去的老人、迁出去的人口和跨过整十岁的人口。　　这些工作，决定该年年末有多少人成为股东，每个股东分多少钱，大凡涉及到分钱的事宜，村民们都非常关注。　　“在以往，新生儿、嫁过来的媳妇、入赘来的女婿，只要是农村户口，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新股东，享受分红和福利，死去的老人和迁出去的人口注销股份，而股东的年龄每跨过整10岁，比如30岁、40岁，增加1股。”陆少珊说。　　而今年，陆少珊最后再做一次这样的工作后，就一劳永逸了，明年乃至此后，她将从此项工作中解脱出来。　　简单说来，平东村的股权固化改革即为将今年12月15日作为时点，将村中原股东以及在12月15日时点前新加入的农村户口成员，一律算作改革后的平东经济联合社（下称“经联社”）股东。　　按照年龄分发股份份额，份额一旦确定，以后永不改变，即使以后村内有小孩出生、家庭人员死亡、嫁入媳妇或嫁出女儿，平东村的总股权数不再增加或者减少，固化存量，减少增量。　　以后村中下发分红，不再发到单个股东的账户，而是整个家庭的账户上，账户上标明每个股东占有的数额。　　股份只能在户内流转，股权是家庭财产，至于分给谁，谁继承了股份，谁成为股东，是家庭内部的问题，村集体不再负责诸如“嫁入的媳妇、嫁出的女儿是否有股权”之类的事宜。　　另外，股份连着福利，这是土地股份制改革沿袭下来的传统，而新加入的成员若没有股份，也就没有了福利，那么，他们可以出资购福利，只要一次性交纳5000元的福利统筹金，也可以享受除老人金外的其他终身福利。这也可以说，是将村集体福利和股权分离。　　一劳永逸解决“后遗症”　　那么，缘何南海要实施这项改革？这要说到上世纪90年代南海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的南海，工业经济异军突起，大批家庭作坊式的小五金厂等涌现，当小作坊发展到一定阶段，村集体要求土地集约化利用的意愿越来越高。　　1992年9月，同样在桂城街道，其夏北村委会下属的洲表村，出台了一套全新的入社分股方案，其实质就是土地股份合作制，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改为股权，农民脱离了土地种植，但可以通过股份分红的方式获得长久性的收益和福利。　　而后，洲表村将集约出来的200亩土地规划为工业开发区，三通一平后，向外出租办厂，坐收租金。大批外来资金进入洲表，机械厂、鞋厂等纷纷涌现。　　9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初，这种改革模式风靡广东珠三角地区，佛山、广州、东莞、深圳等地的农村地区相继进行了土地股份制改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运作村中的集体资产，保障农民的分红。　　至1995年3月，南海共建立股份合作组织1574个，占全区经济合作社总数的96%，以土地为主的130亿元农村资产，以股份的形式配置给76万名农民。　　平东经济联合社的社长罗锦华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此前，平东村的总股份分为物业股和资源股，物业股就是地面上的物业，资源股就是土地，两者数量是相匹配的，比如一个30岁的股东的物业股和资源股都是2股。　　随着珠三角农村地区工业经济的发达，村集体和经济组织通过出租物业、集约化经营土地的收益愈加丰厚，农民的分红也急速膨胀，一个50岁的村民，由于所在地区不同，每年甚至可以拿到7万～8万元的分红。　　高额分红之下，纠纷如影随形。比如在经济条件好的村，农民不愿“农转非”，“外嫁女”不愿迁出户口，乃至“外嫁女”的子女也要求落户该村，“农转非”人员要求“非转农”，嫁入的媳妇、入赘的女婿要求分股份……　　村里股东急剧膨胀，影响其股值变化，也就挤占了原村民利益，引起其不满，而这些矛盾，都需要村集体来协调解决。　　另外，股份连着福利，股东越来越多，福利开支也就越来越多，这些都要在村集体经济收益中提取，有的村每年福利开支占村集体可支配收入三分之一以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利益重新调整　　罗锦华说，平东村人口4400人左右，每年出生的婴儿20～30个左右，通过婚嫁加入该村的人口也是20～30人左右，虽然村集体收入每年递增，但由于每年股份的数量也是递增的，导致每年的人均分红差不多，3000元～4000元左右。　　同样的，大凡涉及到分钱的事宜，村民们都非常关注。此次永恒凝固了股份数量，相当于利益格局重新调整一次后就固定下来，这也引起了一部分村民的担忧。　　“对于改革细节，我们出了6个版本的咨询稿，每次出稿都提交村股东代表反复讨论，讨论了之后再修改，今年整一年，我们几乎都在开股东代表讨论会，多少场我都记不清了。” 罗锦华说。　　村民最为关注的三个焦点在于福利如何分配、股东身份界定及股份是否可以流转等。　　比如，当初考虑非股东的合资格的股份社新成员自动配给福利，但对此，股东代表不同意，“人总是自私的，谁都不想动既得利益，即便这个新加入的成员有可能是他们的孙子孙女。”罗锦华说。　　“我们入户征询意见时，有的股东就抱怨自己的儿子还没有成家、媳妇还没有生小孩，能不能把日期延后之类。”陆少珊说。　　“其实，我还是很赞成固化，股份总数没有变，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分红自然增加，以前，村外人嫁进来，也要分股份，蛋糕就那么大，分的人多了，拿到的自然少了。”平东村一位村民对本报记者说。　　本报记者从佛山市南海区城乡统筹办了解到，这种股权固化到户的改革以先试点后铺开的形式开展，“桂城街道下属的平东村、平南村、夏南二村已经完成改革，其他村亦正在进行改革探讨中。”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常务副主任庄少伟对本报记者说。　　即便只有三个试点，每个试点的具体操作模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平南村不再标明单个股东的股权数，而是只载明每户享有的总股权数，以户为单位核发股份分红，让家庭内部自行分配分红。　　一旦发生纠纷，就适用于家庭财产的民事纠纷，事实上，在过去，农村的股权纠纷在法律层面还是空白，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能由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和法院协调解决。　　另外，在农村表决形式上，变“一人一票”为“一户一票”制，“比如涉及到重大事宜的民主表决时，不再是整个院子坐着黑压压一片人，一人投一票，而是家庭内部选出个代表来投票。”南海区城乡统筹办一位负责人对本报记者介绍。　　另外，在股份数额设置上也不同，罗锦华说，“我们将物业股和资源股相加再放大十倍，便于流转，一个30岁的股东有40股，夏南二村是将集体资产（包括土地）全部折股量化到1元/股，一个人可能有十多万股”。　　罗锦华解释，之所以没有采取夏南二村模式，主要是有一个担心，比如在极端状态下，这个拥有十万股的人诞生了10000个子孙，每个子孙户内流转了10股，那么10000个子孙就都是股东，都需要配给福利，即使福利的配给是有偿的，但以现时所收取的金额来看，集体经济还是难以承受的，这么村集体会被拖垮的。　　据了解，股改前，平东村有股东4400多人，股份7900多股，改革后，股东人数略有增加，股份约为160000股。　　“股田制”能延伸多远　　而无论以何种形式改变，这都成为90年代南海土地股份制改革的延续，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土地财产权益分配模式。　　现如今，平东村在其党支部书记梁锡棋的带领下，做起了玉器生意，一进入平洲玉器街，狭长的路两旁遍布古色古香的玉器销售行和加工商铺，据了解，其玉器销售在行内相当出名，产销量全国最大，位居全国四大玉器市场之首。　　由此带来的就是物业租赁的走俏，在平洲玉器街两旁，一部分是农民自己的宅基地，一个档口可以收租5000元～10000元/月。　　罗锦华说，目前经联社的主要收入还是以物业出租为主，以前是该厂房租给工业企业，现如今工业企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小，经联社更倾向于收益更高的第三产业。平东村2011年村集体收入则有望达到7000万元。　　“村里已经没有耕地了，农民都脱离了农业生产，从事各行各业。”陆少珊说。　　得益于村集体收入的增加，村委盖了一栋崭新的三层小楼，与玉器街的古色风格相辅相成。陆少珊说，他们今天5月份搬到新的村委，旧村委所在地正在兴建一个四星级标准的酒店，那块土地属于村里的经联社。　　据了解，平东村此次改革还有一个重要方向在于将原来“几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党组织（党支部）、自治组织（村委会）、经济组织（经联社）分开，所有的经济职能都归入经联社。　　根据目前的《土地管理法》，除乡镇企业、农民宅基地或相关公益事业可以申请使用集体土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　　而经联社在经营村中集体土地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乡镇企业的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严金明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过去建设用地往往走征地途径，对农民补偿很少，因而在征地时阻力很大。农民使用土地比较分散，很难发挥整体和规模效应，股份制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值得探索的方式，也是农村经营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但有专家称，事实上，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在广东、海南、江浙一带盛行以后，并没有传导到全国范围。　　对此，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教授杨遴杰对本报记者表示，实行土地股份制改革是有前提条件的，沿海省份的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可能只有几分，但经济发达，农民甚至有自己的工厂产业，不依靠种地为生，所以农民基本上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获得收益。　　“比如说在东北，一家子可能分到好几十亩地，种地还是较大的生存来源，此时将土地流转出去，阻力太大。”他说。　　庄少伟也指出，适合设立土地股份制的地区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农村干部管理水平高，二是农民无须依附于土地，三是要有分配。农民没有收入，机制也就失去了活力。
(责任编辑：罗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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