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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冲突中国为何能一招镇住苏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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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的结果。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方“吃了亏”。　　珍宝岛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紧张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要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经过磋商，美国方面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2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美国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中国对于这则消息也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同时，毛泽东果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当中苏两国已进入战争边缘状态时，苏联领导人考虑到，在袭击中国后肯定会遭到全面报复，而苏联的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于是突然采取了缓和措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9月上旬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的要求。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了。
　　9月11日，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这次会谈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危机依旧。柯西金回国后，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这反映出苏联领导层内部对华政策的不一致，勃列日涅夫等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
　　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决定实施三步曲：一是由于中美政府之间没有交流渠道，安排高级官员会晤，要费很多周折，时间也来不及，美国可以把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捡起来。
　　华沙会谈延续了15年，现在已中断了两年，此时恢复，意义自然非同寻常，可以安排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马上去办，这就出现了斯托塞尔尾追中国驻波大使的戏剧性事件。二是要利用齐奥塞斯库等人与中国的亲密关系，频频传递美国期望与中国和解的诚意。三是为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亮出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王牌--用已被破译的苏联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
　10月15日晚7时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正如10月15日晚柯西金在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所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提到的爆炸试验，是指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至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公里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战性原子弹爆炸。而就在这次核危机爆发前夕的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还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至2。5　万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
　　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正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的积极备战下，苏联人终于放弃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想法。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珍宝岛事件引发的紧张对峙局面开始缓和，1969年中国面临的核危机也随之灰飞烟灭。
　　前苏联参加过珍宝岛之战老兵眼中的中国军队离开了守卫近两年的边关，调到团后勤处生产基地，远离了火热的练兵场，没有连队紧张的一日生活制度的约束，让我和几个老乡，有点不能适应，没有了训练执 勤，开始和土地打交道，说白了，我们就是一群穿着军装的“菜农”！我和战友对外亲切地称自己为特种“庄稼兵”，由于语言特点，许多人都误以为我们是“装甲 兵”，对此，我和战友也不解释。
　　和战友在一起的日子，除了每天早上起床后去塑料大棚里看一下所种的菜长得如何？其余时间便和同是巫山的其他三位战友在一起玩玩麻将！只怪那位老乡，回去探 亲时家乡的啥土特产都不带，偏偏带了副麻将回来，恰好我们四人又全都会玩，这麻将便伴我们度过了军旅的最后时光。我们安排好工作，让新兵去种菜，团里给我 们一人手下配有一名新兵，我们只作技术上的指导，不会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然后便和战友们奋战在麻将桌上。
-　　眼看退伍的时间快到了，在93年的8月，在博乐玩得无聊的时候，听说阿拉山口边境互贸开业，于是想和战友去看看能不能买到便宜的外国货，当时团里正派步兵 九连、十连、机炮连和特务等来给我们翻地，看着其他战友在地里流着汗，而我们却关上门休息睡觉！让我们的老乡很不舒服，我和另一名战友虎，却在想怎样离开 生产基地去阿拉山口。唯一的办法就是偷偷地离开，不让当官的知道，后勤的管理十分松散，我和虎给老乡说好后，于阿拉山口开市的那天一早，便去了博洲汽车 站，上了赶往阿拉山口的汽车。
　　穿着便装，坐在车上，心情好极了，和战友有说有笑，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到达了阿拉山口边境贸易交易的地方。同车全都是去看热闹的人，望着宽大的展 览厅，而来交往的中、哈边民却很少，也许是才开始，宣传工作还没做到位，和战友没用多长时间便看完了所有的摊位，没有一样值得自己一购的东西，很后悔，觉 得白跑了一趟。
　　这时，看到了正在执勤维持秩序的战友，上去和他们打招呼聊了一会，在无意识看到一个摊位的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看，觉得很奇怪，难道我们有什么不对 劲？后来才发现他的眼光是盯着执勤的战友看，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也许是战友太威武，也许是那军装吸引了他。看着他反常的行为，我和虎保持着军人的警 惕，为了行动方便，我和战友穿的便装，离开执勤的战友，走到他的摊位前，假装看东西接近他。由于语言障碍，很难在一起交流，还好旁边有位懂哈语的维族人， 从中帮我们翻译，让我和战友有机会和他接触。我直接让那翻译对他说，那解放军奇怪吗？盯着他看什么呢？通过翻译才得知，他说他以前是前苏联的军人，曾经参 加过1969年着名的中苏珍宝岛之战，后来退伍回乡，现在哈萨克居住，自己回家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看到阿拉山口边境互市后，想到这里来看看，能不能多赚 点钱。他说当年和中国军队打过仗，但他没有打死过中国军人。从那场战争中，让他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军人顽强的战斗作风，在他的眼中，中国军人个子虽小，武器 装备也很差，但战斗力相当强，不怕死，不要命地坚守阵地。他和他的战友曾经这样评价中国军队：“中国军队是世界是最可怕、最勇敢、最能战、最不怕死的军 队”。和这样的军队交战一次，让他们畏惧和胆寒一生，看到威武的中国军人，那种莫名的恐惧又涌上心头。他说他没有其他想法，和他战友从心里都很崇拜和佩服 中国军队，只是很想找执勤的军人交换一样军品作个纪念！
　　由于条令条例和团里的规定，现役军人是不允许和外国人接触，更不允许穿着军装购买和交换他们的东西，翻译对我们说，他真的很想拥有一样解放军的军品作个纪 念，好让他回去后在战友们面前炫耀一下，也不枉此行。他有一条前苏联士兵用的武装带，看我们和那执勤的士兵很熟，想请我们去和他交换一条解放军的武装带。 我一听，呵呵！我的腰中不是系着一条吗？也许当过兵的人都有亲身经历，凡是在穿便装出去时，为了防身，我们都是将武装带系在腰上，用外面的衣服盖上，遇到 特殊情况时，可以迅速取下防身。武装带是打人和防身的很好工具，想到此，我给翻译说，让他将他的武装带拿给我看一下。没想到他也是从腰中取下备用的那条皮 带，看着那条五角星内斧头加镰刀的标志，比我们的武装带要宽一些，质量也好了许多，很结实，很耐用！我拿在手中，便舍不得还给他了。于是将自己的腰带取 下，递到他的手中，让翻译对他说，我曾经也是军人，这武装带和那解放军的一样，我和他交换。经过哈萨克老兵仔细看了后，同意了我交换的要求。我将腰带系在 腰上，让虎着急得不行，他也想要这条皮带，可却让我先下手了，他无奈地问那老兵还有没有？他也想换一条！可那老兵只带了一条，让虎觉得很遗憾。
　　和虎谢过了那位不知名的维族好心人，又到处逛了逛，看见有前苏联的摩托车，价格很便宜，记得当时好象不足一千元吧，像赛车那样的样式，前苏联 的工业确实很发达，那摩托车做得也很厚实。让我很喜欢，可却无钱购买，即使有钱，那样遥远的路程，又怎么能运回故乡？当时的物流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况且以 后配件也成问题，只能久久地驻足在摩托车前欣赏，在虎的一再催促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时间过得很快，和虎去饭馆简单地吃了中饭，又去逛了许久，还是没有中意的东西，什么也没有买，只能返回博乐。在回去的车上，我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想到那 老毛子的话，作为解放军中一员的我，心里美滋滋的，比吃了蜜还甜。这次虽没有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却意外地收获了一条前苏联士兵的武装带。我很喜欢这条 武装带，也想好好收藏和保存这条曾经见证过老毛子入侵中国珍宝岛的罪证。现在虽然苏联解体了，可那段历史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回到驻地，让其他几位老乡见识了我今天的收获，让他们羡慕不已。退伍回家后，一直好好珍藏和保存着这条武装带，前苏联参战老兵的话时时在耳边响起！中国军 队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令他们最恐惧的军队，是由无数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打造，中国军人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铸就了中国军队的军魂。让所有的对手发 自内心的敬佩和恐惧。希望今天的军队，能够传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打造的军魂，保卫祖国的和平安宁，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重托！
　　不可思议：中俄之间差距竟然大到了超乎想象这回去俄罗斯七天，去了圣彼德堡、莫斯科、斯摩陵斯克、沃罗宁日四个地方，前天刚回来，感觉中俄罗差距实在太大了。我去的四个城市，圣彼德堡、莫斯科、斯 摩陵斯克都是大都市，沃罗宁日是小城市，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县城的规模，人口约不超过十万，但不论大都市还是小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干净，真的实在太干 净了，地面上几乎一尘不染，我在俄罗斯七天，皮鞋没擦过，出去什么样回来基本什么样。
　　第二个感觉，学校实在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学校没有围墙，象个大公园，我们去了莫斯科的一所普通学校，俄罗斯语翻译过来大约叫格哈罗夫（抱歉，不能打俄 语）学校，大约相当于我们一所中专或专科学校，他们的图书馆我想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省级图书馆的规模，校园的环境，绝对比我们任何一个公园好，校园有公共 汽车，不要钱，招手就停，也从来不问乘车人的身份。最让我震撼的，是学生宿舍，绝对相当于我国三星级宾馆的水平（据我们一起去的人说，比我国绝大多数三星 级宾馆都好），一进门，就是地毯，走廊上全是沙发，学生公寓两人一套，一个大起居室，两个小卧，一个卫生间，全是地毯，面积大约在五十平方左右，学生公寓 设备非常齐全，从各种小吃到超级市场到烧烤，全部能在公寓里买到，水、电、热、房租（压根就没有房租的概念），全免费，很多学生公寓卫生间里的灯已经开了 五六年，一分钟都没关过，因为不要钱，水是热水和冷水，二十四小时供应。
　　圣彼得堡的冬宫和夏宫，面积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尤其是夏宫，十二个小时不停地走，只逛了一半左右，汉白玉和镀金的雕塑（镀的都是纯金，有些就是真金），成 千上万，保存得非常好，相比之下，故宫就象个大农庄，真的，以前说故宫是世界第几大奇迹，和人家比起来，真是太阴暗，太狭窄了。故宫和冬宫夏宫的建筑年代 相差并不远，但人家已经可以建造几百个绝不重复的喷泉和宽畅到令人难以想象的饭厅，只要去过这两个地方不存偏见的话，文明的差距一目了然。
　　俄罗斯的物价非常贵，在莫斯科，一瓶普通的矿泉水大约要三十元人民币（九十卢布左右），一盘青菜大约要五十到八十人民币，随便吃一顿饭，大约 要八百到两千人民币（吃得非常一般），但俄罗斯人的福利非常好，水费全免，电费非常便宜（每度大约相当于零点几分人民币），天然气很多地方都全免，冬天的 暖气基本也相当于不收费。
　　每个俄罗斯人，只要成年而且有正式工作，都由政府分配一套度假别墅，可以终身享，死后由政府收回。医疗全部免费，而且是百分之百免费，只要是俄罗斯国籍， 我们非常详细地问了，全免，一个卢布都不收，所有的病，全部的人，没有任何例外。教育，除了私立学校以外，全免，无一例外，无任何一所学校例外。当时我们 问，假如有学校乱收费呢？他们呆了半天，说，不清楚会怎么处置，因为没发生过这种事。 去之前听说俄罗斯警察非常腐败，对中国人不友好，黑社会盛行，等实际到了俄罗斯，感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俄罗斯警察非常有礼貌，非常友好，除了不会说英 语。我们在莫斯科问过一回路，一个警察非常仔细地听我们说了半天，但他听不懂英语，当然更不懂汉语，但他依旧非常耐心地听，没有一点耐烦的样子，最后弄清 楚我们是中国，于是马上和警察局联系，最后联系了中国大使馆，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并说，假如不能确定，可以先去警察局休息。
　　俄罗斯人的素质之高，令我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感到非常惭愧。在莫斯科，根本不需要打车，只要一招手，就会有车停下来，坐上就走，有些收钱，有些不收钱，收钱 的也便宜，因为俄罗斯的城市都非常大，莫斯科有很多人都兼职当出租车，政府从来不管。当然，很多人是真心帮助你，不要钱，而且，有时候你去的地方和他不同 路，他还会为你绕一下，车自各种各样，有林肯，有拉达，也有丰田，什么车都能打到。
相关阅读：中苏关系恶化 毛泽东邓小平如何打破苏包围（人民网）
-　　导读：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采取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面对这种局势，毛泽东、邓小平等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提出“三个世界”、“一条线”等新的国际战略思想，强调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重点依靠亚非拉国家人民的支持，团结、争取欧洲和日本，充分利用美苏矛盾，扎扎实实开展工作，以此打破苏联的包围。老一辈革命家打破苏联包围的战略思想和具体措施取得明显成效，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也对我们今天妥善处理国际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20世纪60至70年代，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苏方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态势，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个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同苏联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控制与反控制、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他们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战略决策，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一、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包围中国的基本态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美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苏联不仅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并且最早同新中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各个方面给予新中国支持和帮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的外交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具体表现是：在对美关系上，从严重对峙到寻求缓和，在全球范围推行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进入70年代后，又依靠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与美国争霸世界。在对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上，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都必须受它的指挥，服从它的战略需要。 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抵制。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从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步发展到两党和两国关系的破裂。邓小平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们关系之所以搞坏，为什么搞坏，就是因为苏联要控制我们。”（邓小平会见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时的谈话记录，日。）中苏之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中苏关系恶化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中国实行战略性包围，试图压服中国。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在北面，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界，对中国直接进行军事威胁。
-　　1964年，苏联开始在以往没有驻军的中苏、中蒙边界陈兵布阵，并陆续增加兵力，总数达到54个师计100万军队，并配备了包括核导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1969年3月，中苏之间在两国边界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使原本不平静的边界形势更趋紧张。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除继续加强在中苏、中蒙边界的军事力量外，还不断强化它在远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到7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大量最新军事装备，并于1978年底建立远东战区司令部，统一指挥远东、后贝加尔和西伯利亚三个军区以及不断扩充的太平洋舰队，做好了在远东地区打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用邓小平的话说，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威胁”（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日。）。
　　（二）在南面，试图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利用印度、越南、阿富汗等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提出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试图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立起所谓“安全合作关系”。1971年8月，苏联同印度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在涉及“第三国”的条款中约定，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进行协商并“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1978年11月，苏联又分别同越南和阿富汗签订了含有同样条款的条约。在此之前，苏联还曾于1966年1月同蒙古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上述条约都带有军事同盟性质。根据这些条约的规定，苏联势力大举进入蒙古、印度、越南和阿富汗等国，打着“集体安全”的旗号，事实上形成对付中国的军事联盟。周恩来曾说过：苏联的这种做法，“是把杜勒斯的破烂货再捡起来，就是‘包围圈’嘛！”（周恩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春水时的谈话记录，日。）
　　围绕“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战略，苏联具体作了如下部署：
　　首先，利用印度，推行其南下政策。1959年和1962年，印度曾先后两次在中印边界挑起武装冲突。冲突发生后，苏联无视客观事实，采取明为“中立”、实为偏袒印度的立场。它不仅错误地指责中国，并且向印度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鼓励印度反对中国。1963年9月，苏联政府公开发表文章支持印度反华势力，诬蔑中国是“亚洲战争的策源地”，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9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1964年8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米格飞机，后来还帮助印度建立起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1971年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苏联支持印度以武力肢解巴基斯坦。随后，又支持印度吞并锡金，并同阿富汗联合起来策划进一步肢解巴基斯坦的所谓“俾路支斯坦计划”。这些作法，实际上是继承了沙俄时代的一贯南下政策。邓小平1974年在同联邦德国客人的谈话中评论说：“支持印度的侵略行动，这是苏联的一种战略总要求的表现。”“虽然事情是印度出面，但后面站的是苏联。”（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时的谈话记录，日。） 其次，利用越南，控制东南亚。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撤出印度支那，苏联趁机向东南亚扩张。1975年10月，苏越两党领导人发表“苏越宣言”，确定两党两国要进行全面合作，在国际问题上密切配合。为拉拢越南，苏联积极支持其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并在越南控制老挝后，支持其出兵占领柬埔寨。1978年，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后，越南将金兰湾军事基地租让给苏联，并积极支持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主张。与此同时，越南依靠苏联的支持，驱赶华人华侨，强占南沙群岛，并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对此，邓小平曾说：“在越南方面，它（指苏联――引者注）是下了功夫！保ǖ诵∑交峒┲杏押眯岽硗攀钡奶富凹锹迹日。）越南问题“从全球来说，可以找到苏联插手这个根子”（邓小平会见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里陶丁时的谈话记录，日。）。
　　再次，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阿富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能够控制阿富汗，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巴基斯坦和伊朗，打乱美国在南亚和西亚的阵脚，而且可以威胁中国，并进而实现到达印度洋的计划。1979年12月，苏联出兵入侵阿富汗，并迅速完成对阿富汗的军事占领，这表明它的南进政策前进了一大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曾指出：“阿富汗问题更带全球战略性质。中国同阿富汗有共同边界，也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对中国的包围。”（邓小平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日。）
　　上述部署说明，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苏联对中国逐步形成的“南北夹击”的战略性包围，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如何打破这一包围，维护国家安全，成为这个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着重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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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日出QQ：　　　⊙▂⊙苏联发动珍宝岛战役的原因？？？
↙め艹┲パ
苏联发动珍宝岛战役的原因？？？
为在远东树立霸权，利用中苏边境和蒙古对我国北方进行施压；并将珍宝岛据为己有（苏方称达曼斯基岛）。
当时两国关系已经比较紧张了，又碰巧边境上出点小状况。正好借机“敲打”一下不听话的中国
什么小状况？
冷战时经常发生的边境起冲突，基本上就是一方的边防军惹毛了另一方，然后双方。。。（参照小孩子打架）
迫使中国向其屈服。
因为在两极世界里，中国失控了，很容易给拉拢，所以要施压。
中苏（俄）边界，近百年来一直是两国关系间极为棘手的问题，而随着中苏交恶，潜在问题终于演变成危机。漫长的中苏边界，几乎成为六十年代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
珍宝岛冲突的直接原因――界河问题
中苏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据中方后来披露，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团明确指出：《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有关当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中国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线的全部走向，解决边界上存在的一切问题。任何一方违反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全部无条件地退还给对方。但是，“不排除双方在条约的基础上，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然而，“苏联方面拒绝接受上述中国方面的合理建议。他们拒不承认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坚决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
当年参加谈判的李凤林回忆说，中方在谈判中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中方的立场既宽宏大量又公平合理，我们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而且，“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磋商”。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即：“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很明显，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给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
但是，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根据旧的条约，边界线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因此，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总之，我们对中国方面的需要采取了友好和体谅的态度。”赫鲁晓夫还说：谈判开始时，双方口头上陈述自己的要求。“中国人说他们有权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的相当大一片土地。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在会谈的第二阶段，双方都拿出了表明各自要求的地图。“中国人把他们的地图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不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提出要求了，但是他们声称界河上的那些岛屿是属于他们的。那些岛屿靠中国比靠苏联近。他们建议重新划定边界线，让边界线从河中心通过，而不是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虽然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大部分岛屿，但它同国际惯例是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同意了”。这样以来，我们就解决了互相间的争执。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即“中国人要求拥有沿阿穆尔河的航行权”。结果，在这个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后来，“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们一分为二”。但是，在我们看来最明智的和有助于修好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最后阶段的谈判时，我们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虽然放弃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半个中亚的要求，却“要我们承认现存的边界线是以当年沙皇强加在软弱的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合法和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的。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所以，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其理由是：1689年9月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边界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均为中国领土。而“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当时还是中国的内河”。1858年5月，沙俄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两国共管。1860年11月，沙俄再次借助英、法侵华战争的军事压力，在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情况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全部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
问题在于，即使根据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并以此划分岛屿归属。所以，“珍宝岛及其附近的卡脖子岛和七里沁岛均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一直有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一直有中国居民在这些岛上进行生产。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1861年，中俄“双方在地图上签字并盖上了两国国印，地图上标明了乌苏里边疆地区的分界线。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这条线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苏联和中国都有上述文件的原本。在这些条约里，以及在各个议定书、地图和记文里业已固定下来的有关领土问题的条款至今完全有效。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中方还强调，珍宝岛原来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的一部分，后来因江水冲刷成为岛屿，“至今枯水期珍宝岛还和中国江岸相联，岛西边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日，沙皇俄国阿穆尔州边界官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两国以河流分界，则以循河流中心之线做为边界线。在通航河流上，该线即为航道。”同年9月6日，库兹明在给中国官员的信中再次指出：“河流中的岛屿系以航道划分。”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毛泽东果真要把被沙皇割占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都要回来吗？未必如此。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毛泽东说，我们不要飞机、坦克，照样打胜仗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1966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中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同时，苏方还在中苏边界多次举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演习。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1966年3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核导弹基地。1968年1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开进蒙古，这些导弹能够打到兰州和包头。1969年5月，进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20万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实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日到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
从1966年起，苏方开始禁止中国船只从抚远三角洲北面和东面的江面通过，并出动炮艇在江面进行拦截。1967年夏，苏联边防军及阿穆尔河分舰队的人员一再登上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吴八老岛，殴打和驱赶过去在岛上耕种的中国边民。1967年1月以后，苏联军队一再侵入乌苏里江，阻止中国边防军上岛巡逻。
从1967年11月底至日，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民在七里沁岛进行冰上捕鱼等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奋力保护岛上的群众。双方多次发生争辩，苏方先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军民，然后发展到鸣枪威胁。中国军民用棍棒进行还击，因力量薄弱，结果有100多人被打伤，苏军只有10人受伤。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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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珍宝岛变为苏联领土
让中国低头乖乖做小弟，企图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国变成自家后花园
苏联没有发动珍宝岛战役，是我国发动的，没什么，就是打它个b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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