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图]内卫铁拳罗瑞卿：危机时为毛泽东“顶着天”的人
[多图]内卫铁拳罗瑞卿：危机时为毛泽东“顶着天”的人
字体大小：【】 【】 【】
[日期：08-05]
核心提示：日中午12点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郊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万多人。
1953年，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雪中视察
毛泽东畅游珠江
　　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么！”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苦笑着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马上下水。只可惜，按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是个“秤砣子”。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罗瑞卿就此开始学起了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有他顶”的话，是从何说起，又是在怎样的场合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要把目光转向60年前的1949年。
　　日中午12点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郊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万多人。
　　那么，从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这其中包括公安干部539人，以及特别从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调集改编，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编制的728名战士。
　　在北平这座城市里，还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斗争的。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949年的古城，一度曾是乱象丛生。北平，当时并不太平。偌大一个北京城，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来保平安，这显然不够。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址北平，驻扎香山，着手筹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而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也就越严峻；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意图做最后的反击。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的。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起程，赶到了北平。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领导是周恩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由你来出任公安部部长。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了。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撰写的《罗瑞卿传》里只写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了。
　　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不过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不同于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解放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遇到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和责任谁扛得起？有人。事实很快证明，罗瑞卿担得起这样的重任。
　　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天津市公安局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
　　崔铎，外号“赛金豹”，他有个很出名的师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父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特务崔铎在前门外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5天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刘栓虎还是在地上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刘栓虎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当回事儿。是什么呢？一个烟头。一个烟头没什么稀奇吧？但刘栓虎就是从这个烟头上看出了异样：因为这是“飞马”牌的。
　　“飞马”牌香烟，最早出自老解放区，1949年7月刚刚转到上海卷烟厂生产，是高档货。这个品级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附近，刘栓虎还了凌乱的皮鞋印迹，那年头也没什么人穿皮鞋。高级香烟，皮鞋脚印，看来，一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儿出现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刘栓虎的警觉。此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转转。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周围的开阔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记录着什么。刘栓虎接近过去一看，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
　　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个日子口，居然有人踩点画图，这绝不是善茬儿！刘栓虎急步上前，刚要仔细盘问，这个人却先掏了刀子，直冲刘栓虎而来。
　　但没几个回合，这个人便被制伏擒获。经过审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的。根据王以才的招供，他隶属于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的北平情报组。而等他得知了那个空手入白刃，没几招便将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他是彻底认栽了。
　　1949年7月，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和方案。8月3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9月2日，经中央军委第138号代电令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所以说，纵队成立的时间可不算早。但实际上，纵队里面的每一名官兵，那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底子是从辽沈、平津战场上下来的四野第47军第160师。而第二师本身就是在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安中央纵队，顾名思义，主要担负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和各机关的安全，维护北平市的治安。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和各项安保工作的需要，这支队伍的驻防地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各团的驻防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团驻海淀，主要担任京城西部的警卫工作；第二团驻府学胡同，担负中央机关首长、民主人士住宅，外国使馆和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还有，对敌对性国家使馆的公开武装监视；第三团驻清河，主要担负自来水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警卫；第四团驻香山；第五团驻新北京；第六团驻半壁店，担负经常性的驻地警卫，以及对中央首长的贴身保护。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
　　毛主席汽车的行驶线路，和今天差不多：从中南海出发，经阜成门、西直门、园、颐和园，最后抵达香山。就算汽车开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莫非，路上出了状况？
　　担任从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段警卫工作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周恩来马上给一师师长吴烈打电话，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经查问，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原来，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吴烈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稻田里去了。做什么呢？和两位农民聊天呢。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转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察觉出了身边保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的，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更多精彩新闻
相关新闻 & & &
本文评论& &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输入您的搜索字词
提交搜索表单
最新奇趣新闻
本类最新图片新闻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得克萨斯市位于得州墨西哥湾海岸，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和货运港口这种畸形审美情趣，古月清照认为与时下的&伪娘&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各朝各代中此文化无疑以隋唐五代最甚！
今日精彩新闻
本周精彩新闻
精彩新闻排行榜
精彩专题排行榜加载中，请稍候...
加载中，请稍候...
京 东 价：
￥12.20 [7.9折][定价：￥15.50]
温馨提示：
其它类似商品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
￥12.20 [7.9折]
查找同类商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公安部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这是一个新建立的部门，一切都是未知数，而公安系统是新中国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必须选最合适的部长。毛泽东点了罗瑞卿的将，说相信他能干得很好……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书，是公安部党委为缅怀罗瑞卿同志创建、发展新中国公安工作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罗瑞卿同志优良的思想和作风而决定编写的。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陶驷驹部长给予了巨大的关心并多次给予具体指示。原部长王芳、副部长俞雷、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锋先后代表部党委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安全部原副部长胡绍普代表安全部参与领导工作。公安部党委还聘请了刘复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凌云（原安全部部长）、李广祥（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王仲方（原中国法学会会长）四位领导同志为编写此书的顾问。这　　四位领导同志曾经是罗瑞卿部长的部属，也是为捍卫年轻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与罗瑞卿同志共同战斗了近10个春秋的亲密战友。他们对罗瑞卿同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对罗瑞卿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深刻的了解，对罗瑞卿同志作为公安部长任内的辉煌业绩，不仅耳闻目睹，　　而且许多工作都是亲身参加的。
　　编后记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书，是公安部党委为缅怀罗瑞卿同志创建、发展新中国公安工作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罗瑞卿同志优良的思想和作风而决定编写的。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陶驷驹部长给予了巨大的关心并多次给予具体指示。原部长王芳、副部长俞雷、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锋先后代表部党委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安全部原副部长胡绍普代表安全部参与领导工作。公安部党委还聘请了刘复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凌云(原安全部部长)、李广祥(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王仲方(原中国法学会会长)四位领导同志为编写此书的顾问。这四位领导同志曾经是罗瑞卿部长的部属，也是为捍卫年轻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与罗瑞卿同志共同战斗了近10个春秋的亲密战友。他们对罗瑞卿同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对罗瑞卿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深刻的了解，对罗瑞卿同志作为公安部长任内的辉煌业绩，不仅耳闻目睹，而且许多工作都是亲身参加的。从起草本书大纲到成书的全部过程，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为编写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王仲方同志则更多地进行了指导。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对领导编写工作的各位领导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浙江和海南等省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卫之民、王宁、王东宁、王镒、王冠玉、左琨、刘涌、刘九祥、阎定础、许西、孙振、汤光礼、苏宇涵、何锋涛、李士英、李溪林、吴烈、张之轩、林念祖、孟琦、姚艮、姚伦、姜文亭、赵去非、赵仲田、赵震寰、钟枫、秦传厚、陶健、寇庆延、盛北光、谢滋群、慕丰韵、樊青典、　　薛鸬200多位同志，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他(她)们以满腔热忱缅怀罗部长在公安工作上的丰功伟绩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其情其景常常感人至深。如在广州市开座谈会时，一位原副局长刚动过喉癌手术，本拟不再打扰他，但开会那天，他却一早就来到会场，还带来了书面材料。有的老同志因病住院，躺在病榻上也要同我们谈。有的老同志不顾年高体弱，亲自陪同我们下基层采访。与此同时，每到一地，当地省市公安厅局的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省市史志办的同志不辞辛劳，直接协助配合我们工作。正是这些热情的帮助和支持，给我们增添了编写此书的勇气和力量。在此，我们向各省市的领导和同志们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罗瑞卿部长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及其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也向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历史档案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基本依据，公安部档案馆、有关省市公安厅局档案部门、安全部及第二炮兵政治部、武装警察总部史志部门给我们提供的档案、资料逾万卷(公安部的档案，已摘录编辑成《罗瑞卿同志资料长编》，约70余万字)，这些档案资料对成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此，特向上述部门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　　历史档案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基本依据，公安部档案馆、有关省市公安厅局档案部门、安全部及第二炮兵政治部、武装警察总部史志部门给我们提供的档案、资料逾万卷(公安部的档案，已摘录编辑成《罗瑞卿同志资料长编》，约70余万字)，这些档案资料对成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此，特向上述部门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　　……
新的使命第二章
组织队伍第三章
荡涤污泥浊水
建立革命新秩序第四章
为镇压反革命呕心沥血第五章
在隐蔽斗争战线上功勋卓著第六章
保卫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第七章
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第八章
把大批罪犯改造成为新人第九章
保卫中央领导人和重要外宾的绝对安全第十章
创建和领导人民公安部队第十一章
建立公安政治工作第十二章
通过学校训练培养大批坚强的公安干部第十三章
廉洁奉公附录：罗瑞卿公安工作大事年表(年)
　　罗瑞卿作为一位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清楚：群众运动必须要有党的领导，而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只有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才能保证镇反运动健康地、顺利地发展。所以，全党动员、群众动员、依靠群众搞镇压反革命斗争，首先要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镇反运动一开始，罗瑞卿就大抓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动员工作，他要求公安机关要当好宣传员，处处去讲反对反革命。把反革命搞得“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他为了把教育宣传工作做得更加普遍深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建议：宣传、公安部门订合同，拟订一个时期切实具体的工作计划；宣传、公安部门组织互助组，协同工作。1951年6月，公安部派15个工作组下去视察镇反工作时，他又邀请中央宣传部派人参加。同时，还介绍一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到各地去采访。他说，如此才能创造出可观的“公安文化”。　　实际上，罗瑞卿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宣传员。在北京，他到中央和北京市的机关、学校中去；到政务院、政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去；到中央各部门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上去，宣传镇压反革命。他出差外地，也像在北京一样，深入到干部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各种会议上去做宣传。　　他的讲话，总是根据听众层次的差异，随着变化着的情况，在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凡是在高层次会议上的讲话，他都要将讲话稿事先送请中央领导审阅，直等到中央领导表示同意了，他才去讲。　　他讲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令人折服；他语言生动，铿锵有力，极富鼓动性。听过他讲话的干部赞叹：就像听到胜利的锣鼓声，令人精神振奋。连那些在战争年代听过他讲话的山区乡亲们至今仍在说：“俺们老百姓就爱听老罗讲话，一听说是老罗讲话，不用叫就都跑来了。他讲话都是站在俺们中间，老乡们在他周围围一圈，他的话讲完了，俺们还站着不愿散哩！”　　罗瑞卿为了推动面上的镇反宣传工作，时刻注意抓住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做得好的和坏的两种典型，亲自写上批语，通报各地。如：他看到唐山市由于对群众宣传工作做得不好，第一批处决反革命犯波动面宽的报告，立即进行严厉批评，并且强调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加强宣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宣传工作要有计划，要规定应该宣传的内容和办法。否则，不仅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同反革命斗争，而且反而会引起群众对于镇压反革命怀疑。时隔不久，他看到唐山切实加强镇反宣传后取得了良好效果的报告，就又高兴地加上按语：“唐山市吸取京津经验，迅速改变了镇反工作中不做宣传或不善于做宣传的情况，以致取得了广大人民对镇压反革命的参加、拥护，是完全正确的。”　　他看到天津市召开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宣传镇压反革命，引起强烈反响的报告，非常高兴，立即加按语；“天津镇反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办理，坚决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作风。”　　他看了西北公安部《五个月来镇反情况》报告，又立即批示：“应报主席。其中关于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大张旗鼓，民主人士与闻宣传工作各点总结都是好的。”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后，徐子荣副部长到广东省英德县视察，罗瑞卿非常赞赏徐子荣视察英德时，宣传党的政策一杆子插到底的工作方法，在报告上指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通报各地检查组，要学习徐子荣同志小组对英德工作的考察方法，对英德县的干部群众传达决议，打通思想，交代政策，使三公会家喻户晓的作法，所有县均应仿行。”　　仅1951年，罗瑞卿亲自加上批语转发的有关对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工作的报告即有20余件。　　　　事实上，亲友接见战犯并不是那时才开始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我们党的干部去探望过战犯。陈赓司令员和战犯宋希濂等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后来彼此分道扬镳，陈赓当了共产党的兵团司令，宋希濂当了国民党的兵团司令。宋希濂被俘后最初关押在重庆，陈赓经组织上同意后，去看望了宋希濂，并在监狱内准备了一桌酒饭，和宋希濂等人聚餐。陈赓勉励宋希濂等人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宋希濂等对陈赓看望他们并聚餐，很受感动。原在延安工作的一些人，也曾去看望过曾在延安任国民党联络参谋的郭仲容。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都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过溥仪，鼓励他“好好学习改造”。　　组织战犯到社会上去参观，进社会这个大学校，这是我国对罪犯改造工作的一个创举。通过参观，使罪犯看看现在，比比过去，以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和非常生动实际的教育工作。对于普通罪犯的参观，一般由当地自行组织，就近参观。对于战犯的参观，由公安部统一组织。日，罗瑞卿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向中央写出报告，拟组织中、外籍战犯到社会上进行参观，让他们接受现实教育。报告提出：参加的范围，除年老、患病不能行动的以外，全部参加。参观的步骤，先就地参观，后到外地参观。经中央批准后，就地参观从1956年2月开始，为期―个月。日，罗瑞卿批发了关于组织战犯去外地参观的计划，并亲自召开24个有关省、市公安机关领导同志的会议，进行具体布置。战犯们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杭州、沈阳、长春、鞍山、抚顺、哈尔滨、太原等地的一些工厂、矿山、水利建设和文化设施，亲眼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的成就，促使他们进一步认罪服法。　　通过参观，上千名日本战争罪犯普遍表示要向中国人民谢罪。在抚顺等地参观时，日本战犯亲眼目睹了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听取了当时日本侵略军制造的一个又一个惨案的介绍，他们都无比愧悔，泣不成声，跪地不起，频频谢罪。在北京参观时，全体日本战犯签名沉痛检讨了过去侵略中国时犯下的惨无人道的罪行，说“我们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愤怒的面前，无论从道义上来讲，从法律上来讲，受到正义的惩办，是理所当然的。”在赴武汉、南京参观时，行前在北京火车站由宫崎弘代表全体日本战犯向中国人民谢罪。火车开动后，又有84人痛哭流涕地表示低头认罪。在南京参观时，当听到有关人员对日本侵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控诉后，全体日本战犯宣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彻底地向中国人民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正义审判。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每当听到群众对当年日本侵略军所犯罪行的控诉时，都有一些战犯当场跪下向群众请罪。就连少数一贯表现反动、不认罪服法的战犯，也检讨了自己过去的认罪态度。日本战犯中将安达诚太郎，参观后动摇了自己的反动立场。他说：“波涛汹涌般的中国人民的和平建设力量，像雨后春笋般地突飞猛进地成长着，中国人民的远大幸福前途，照耀人类幸福的光明大道。我一定加速改造自己，跟着这个时代潮流前进。”　　国内战争罪犯看到祖国日益兴旺的景象，都十分惊讶，十分兴奋。绝大多数都表示认罪服法，决心加强自我改造，重新做人。在沈阳参观时，战犯们住在一个招待所的楼上，楼的两边面临大街。正当参观回来休息的时候，一个战犯突然发现楼外的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笔划了一幅画，他立即招呼大家来看二这幅画画的是《群虎图》，有一群老虎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其中最大的一个老虎还在张牙舞爪，在他周围的许多中老虎、小老虎，也都凶相毕露，似乎在窥　　测方向，企图乘隙逃出重围。这幅画说明有的人对战犯们能否彻底被改造还存在着疑虑，但却成了战犯座谈的中心话题，成为他们联系过去进行认罪的具体内容。杜聿明在座谈会上，首先承认画中的那只大老虎指的是他，因为他过去是东北掌握大权的保安司令，犯有许多罪行。范汉杰也联系自己，进行了检查，说大老虎身边的那只略小一点的老虎，指的是他。邱行湘最后发言，说他在洛阳担任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他起一个凶恶的绰号叫“邱老虎”。一些原来抗拒改造的战犯，参观后也有了转变?。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老牌军阀王陵基，原来把自己比作泡了几十年的蒜头，骨头都泡黄了，很难改造，参观后也说“悔已无及”。　　到社会上参观对于加速罪犯改造的作用，连罪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有的战犯在特赦后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一着高招，就是参观。每当让去参观的时候，那种高兴的劲头是当犯人以来所从没有的。进一进社会这个大学校，去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对比对比过去，就会很自然地相信制度不同一切就改变了这一条规律，比学什么经典著作对战犯都能起到极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参观的确是改造罪犯的一条捷径，“想出这一办法的人，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样胆大”。　　　　鉴于公安机关由于执行任务的需要，掌握有法律赋予的一定权力，为防止少数人滥用职权，罗瑞卿一直狠抓反对旧警察作风和特权思想的教育。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提倡与树立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地做人民的勤务员和警卫员的作风。”伟大的“三反”运动一开始，他就指示各地公安机关，把反对旧警察作风作为“三反”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遵照他的指示，各级公安机关在“三反”中普遍开展了反旧警察作风的运动，充分发动群众，揭发错误，并令犯错误的干警当众检讨，情节严重的当场宣布处分。仅十个大中城市的统计，“三反”运动中发现有这方面问题的数百人，除对吃白饭、看白戏等违反纪律的错误行为给以批评教育并让其悔过、保证不再犯外，其余都给了适当的处理。经过这次　　整顿，干警的作风有了明显的转变。　　日，《天津日报》刊登了《冯景泉事件》的报道。其中说，天津市公安局侦缉队员冯景泉，到南市区某餐馆吃饭，结帐时，他说服务员把钱算多了，发生了争吵。结果把服务员给铐起来了。罗瑞卿看后，立即批交有关同志处理，要求全国公安系统在“三反”斗争中或以后，要像天津一样，大张旗鼓地开展这样一个斗争，以克服公安人员中的权威思想，密切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此后，各地公安机关均结合当前斗争，进行了反旧警察作风的补课，进一步清扫了这种坏作风。
　　编后记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一书，是公安部党委为缅怀罗瑞卿同志创建、发展新中国公安工作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罗瑞卿同志优良的思想和作风而决定编写的。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陶驷驹部长给予了巨大的关心并多次给予具体指示。原部长王芳、副部长俞雷、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罗锋先后代表部党委组织领导了这项工作。安全部原副部长胡绍普代表安全部参与领导工作。公安部党委还聘请了刘复之(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凌云(原安全部部长)、李广祥(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王仲方(原中国法学会会长)四位领导同志为编写此书的顾问。这四位领导同志曾经是罗瑞卿部长的部属，也是为捍卫年轻的人民民主政权而与罗瑞卿同志共同战斗了近10个春秋的亲密战友。他们对罗瑞卿同志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对罗瑞卿同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有深刻的了解，对罗瑞卿同志作为公安部长任内的辉煌业绩，不仅耳闻目睹，而且许多工作都是亲身参加的。从起草本书大纲到成书的全部过程，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为编写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王仲方同志则更多地进行了指导。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对领导编写工作的各位领导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公安部和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福建、湖北、云南、贵州、四川、浙江和海南等省市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卫之民、王宁、王东宁、王镒、王冠玉、左琨、刘涌、刘九祥、阎定础、许西、孙振、汤光礼、苏宇涵、何锋涛、李士英、李溪林、吴烈、张之轩、林念祖、孟琦、姚艮、姚伦、姜文亭、赵去非、赵仲田、赵震寰、钟枫、秦传厚、陶健、寇庆延、盛北光、谢滋群、慕丰韵、樊青典、　　薛鸬200多位同志，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他(她)们以满腔热忱缅怀罗部长在公安工作上的丰功伟绩和优良的思想作风，其情其景常常感人至深。如在广州市开座谈会时，一位原副局长刚动过喉癌手术，本拟不再打扰他，但开会那天，他却一早就来到会场，还带来了书面材料。有的老同志因病住院，躺在病榻上也要同我们谈。有的老同志不顾年高体弱，亲自陪同我们下基层采访。与此同时，每到一地，当地省市公安厅局的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省市史志办的同志不辞辛劳，直接协助配合我们工作。正是这些热情的帮助和支持，给我们增添了编写此书的勇气和力量。在此，我们向各省市的领导和同志们再次致以深深的谢意。　　罗瑞卿部长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及其子女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也向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历史档案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基本依据，公安部档案馆、有关省市公安厅局档案部门、安全部及第二炮兵政治部、武装警察总部史志部门给我们提供的档案、资料逾万卷(公安部的档案，已摘录编辑成《罗瑞卿同志资料长编》，约70余万字)，这些档案资料对成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此，特向上述部门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　　历史档案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基本依据，公安部档案馆、有关省市公安厅局档案部门、安全部及第二炮兵政治部、武装警察总部史志部门给我们提供的档案、资料逾万卷(公安部的档案，已摘录编辑成《罗瑞卿同志资料长编》，约70余万字)，这些档案资料对成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此，特向上述部门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志表示感谢。　　……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正在加载中，请稍候...
七日畅销榜
新书热卖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