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审美视域下中国近现代服装的演变
美国学者玛里琳·胡恩认为服装是“装饰和改变身体形态的人为形式。”她的观点从逻辑性的角度提炼出了服装审美的普遍性特点，但是其中存在着三点不足：一是忽视了服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没有说明服装在生理保护方面的功能；二是忽视了服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没有表述出服装所具有的符号指向功能；三是忽视了服装与人类文化精神（包括政治因素与民俗化因素）的关系，没有论及心理与美学追求的表现功能。如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完整而简要的表述，可以说服装是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文化载体，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与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与生活、与历史、与民俗发展等因素的诸多关系。第一，服装是一种物质文化现象，它需要具体的物质材料，首先需要实现实用的价值，进而实现审美的价值，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的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生活行为、不同的文化与审美追求等，这些都会在服装形象上留有特殊痕迹，所以服装首先具有文化特征的。第二，服装是人体的无机组成部分，人体是由有机的血肉组成的，服装作为人体的“第二皮肤”，它改变着人的“外在形象”，促使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所以，英国学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说：“人类的身体是着衣的身体，社会世界是着衣的身体的世界。”“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第三，服装是人的心灵的“外化表情”，人的精神类型决定着着装的定势与选择，一个人的思想、性情、个性、爱好、追求、修养等，决定着人的生命内涵，也是“内形象”，服装则是外在表现形式，是“外化形象”，服装表达着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化教养和社会身份与地位等，从着装中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大致情况。第四，服装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方式，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两种安全因素：首先可以抵御气候、外部、细菌等自然侵害，从生理上保护躯体，其次能够形成心理保护，某种类型的款式可以使着装者产生种群归属感，在特定社会生活与工作环境中被认同。第五，服装是一种创造要素，它不会被动地顺从人体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自然造型和状态，从而提高人的形象质量，同时它又是审美化的需求，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及宗教信仰的人的审美标准也是不同的，而且变化和差异可能会很大，人体变化不大，服装就能够承担和适应这种变化的责任。服装会主动地表现人的气质、情绪、个性、爱好、追求等内在的特征，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引导人们按照服装的主题的暗示来调整的自己的心境。服装也能表现出时代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是社会的旗帜、广告和宣传画，是历史的化石。
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个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佳话，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打败外敌侵略而进行改革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政策的故事。生活在中原地区，深受汉民族儒道文化的影响，赵武灵王统治的战国时代的人们，穿着宽衣大袍，在与北部少数民族作战时屡屡处于劣势地位。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位英明、贤能的君主对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施“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法令，命令全国人民（主要是军人）学穿胡人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以提高作战速度、作战技术、作战能力和效率，最终达到提高作战效果、取得最终胜利的目的。
当时人们穿着的是宽大、深长的袍服，即宽衣博带，动作很不灵便。不仅穿着麻烦，行动起来，张风挂树，阻碍和羁绊人的手脚，再加上以宽大的马车作为战车，在平原大道行驶尚可，但是与胡人在地形复杂、草树密布、荆棘成林的山区沟壑作战，就极为不利。胡人骑着快马，穿着随身包裹的短衣长裤和毡靴，像疾风一样地驰来，砍杀掳掠一通，然后又像旋风一般归去，行动利索，战斗力极强。自从实施了政治与军事改革以后，军队的战斗力迅速增强，赵国很快强盛起来，从此威慑了外敌，稳定了国家的地位。胡服骑射改变了国家面貌，更在民间发生了强大影响，进而改变了汉民族的服饰观念。
这场著名的历史改革非常成功，首先是从服装的改革开始的，从而引起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于民族风俗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正如华梅女士所说的：“衣服与佩饰不是自然物，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
1．近现代以来，旗袍的发展演变
赵武灵王关于“胡服骑射”的改革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事件，当历史车轮驶入17世纪时，在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场由军事、政治而引起的服饰大变革。这是少数民族满清人的入关，从政治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大汉民族实行了大一统。满人统治汉族首先对汉人在服饰方面进行了限制和改造，比如剔发留辫、穿满服（即长袍马褂）等。满人在对汉人进行强权统治期间，破坏了汉人多年来形成的稳定成熟的着衣习惯，但满人在服饰发展方面也对我国服饰文化做出了一定贡献，不惟破坏和毁损。满人最大的功劳就是创造了汉民族新型的服装——旗袍。
旗袍最早是由袍服（也就是深衣的变体）发展演化而来。最初满足妇女一般穿着长袍，或者在外面罩上一件坎肩，长袍下摆开口很大，长可掩足。爱美的贵族妇女喜欢用团龙、团蟒绣上花边，而平民妇女则用丝绣花纹装饰裙边，在袖端、衣襟、衣裾等处也镶以花边，起初衣领开得较低，后来逐渐加高，样式有对襟、一字襟、琵琶襟等款式，开始很宽大。随着时间的推进，旗袍样式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最终演变为后来的旗袍样式。
旗袍是最早流行在清朝宫廷中的妇女服装，样式很粗糙，做工也很简单，上下尺寸宽窄一致，几乎没有变化，穿在身上像桶一样，显不出身形，无所谓好看难看，只求保暖实用，不求美观、俏丽。但是后来随着满清政府的衰败，直至覆亡，随着中华民国的兴起，再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剧以及文化输出的强烈，西方文化与文明开始明显或者潜在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以及审美倾向。体现在服饰方面就是男士着西装，女士着裙装。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思想开放、文化交流迅速而且融和普遍的上海表现得最为突出。女性在着裙装时，首先选的是旗袍，但是由于受西方文化观念以及审美倾向的影响和熏陶，为了突出女性身材的曲线美，服装设计与制作者将旗袍样式进行了大胆革新与改进，把过去上下尺寸宽窄一致的款型作了加工、处理，比如把袖口变小了，将翻领变成了竖领，将腋下的宽松尺寸变得紧小，将胸部和腰围尺寸也都变得窄小了，总之，把整个衣服尺寸都做得很窄小、紧凑，使衣服随着人的身体的走势和曲线变化而剪裁、缝制，人穿上衣服以后，显出了自然身形，彰显出了身体姿态和曲线之美，正如西方人所说得那样，让人通过衣服“看见了身体”。不仅如此，这时的上海还掀起了“旗袍花边运动”，就是为旗袍滚缎带、镶蕾丝、缀竹片，而且还缩短了旗袍的长度，把下摆从小腿中部提到膝盖部位，这在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社会意识非常保守的时代，是很大胆的变革。当然，这些变革都是为了增加服饰的现代美感而进行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与时代进步趋势特征，更是现代人精神追求的体现。“通过衣服看见身体”，这是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文化标准和审美趋向。在服饰文化中，西方人一直恪守、遵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准则，即衣服要随人的身体特征而剪裁、缝制，衣服要与人身体的自然条件相符合，要尊重人的自然属性。而中国人却向来坚持政治与伦理的标准，主张服装首先要符合社会的伦理标准和政治的等级标准，要遵从多年来形成的民族思想意识与伦理道德观念。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影响下，中国人在着衣方面一直遵守着既成的规范，体现着人的政治身份和社会等级特征，谁都不敢也不得违反、僭越，否则就会招来指责、蔑视、惩罚，甚至杀身之祸。
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统治制度的彻底结束，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强烈，文化特征与审美追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服饰西化特征非常显著，于是就出现了旗袍向时装化发展的趋向。这种变化是传统的伦理观念文化向现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转变的结果，其进步性是应该肯定的。
2．中山装的确立及其对中国服装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以后，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之中，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影响着中国服饰的发展演变，也不断改造或重塑着中国民众的穿着形象。比如太平天国颁布的“蓄发令”和“太平天国服制”等，都对满清政府的服饰制度进行着一定程度的颠覆和改变，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也颁布了《服制条约》、《剪辫通令》等，人们不再穿长袍、马褂了，也不穿西装革履，更不穿旗袍了，凡追随孙中山革命理想的人都穿上了象征革命和进步的中山装。中山装这种款式烙上了强烈的政治印记，其上衣的四个衣袋分别代表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礼、义、廉、耻，衣襟的五粒纽扣象征五权分立（以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观念）的新型的政治体制观念，袖口的三粒纽扣隐寓着孙中山先生一生所鼎力倡导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服装”清楚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故而有所谓的“时装是时代之镜”一说。
解放以后，新中国尚未设计与制作出代表自己新型思想观念与文化意志的服装款式，所以各行各业继续沿用中山装（包括列宁服），不久，由中山装又派生出了学生装、青年装，文革时期，还出现了红卫装和军便装。妇女们则穿的是苏联的布拉吉（连衣裙）。这时，中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与动荡不安，战争刚刚平息，社会刚刚稳定下来，经济尚待复苏，文化正在定型，一切以政治为中心，革命与斗争充斥所有角落，所以服装理念与形式的创新性，更缺乏文化与审美的经典性。在民间则时兴传统的斜襟、对襟以盘扣相系的民族服装。
3．文革时期中国服装的发展变化
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全民的服装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多地带有浓厚而强烈的政治色彩。在“破四旧，立四新”风潮影响下，服装款式、色彩、用料等都极其单调、贫乏，农民、工人、解放军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蓝工装、灰制服、黑衣服、绿军装均成为标准服装，那时，穿旧衣服和补丁衣服成为新的时髦，也是最吃香的，社会强调同一性，不允许有奇装异服存在，个性与时尚追求就更无从谈起。因此，全民族皆以穿工作装、劳动装、军便装、戴军帽、扎皮带、背黄军挎包为时髦和光荣，男女老少之间的性别和年龄界限也消失了，工作装、劳动装、军便装成为人们安全的保护装，军绿色、蓝色、黑色和灰色，都成为保护色。除了政治性以外，其他因素比如个性化、文化性、审美性、奇异性、别致性、创新性等等，都不能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当然，这类服装如果只针对男性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美，俭朴、单一所体现出来的美，是形式美中最低的和最基本的美的法则，整齐一律（或称单纯齐一）也蕴含着阳刚、劲健的力量之美，但是不分男女老少，就太绝对化了。毛泽东在给当时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女民兵练兵照题词中写道：“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不爱红装爱武装”强调和突出的自然是男性化和同一化特征，对多样化、个性化和审美化是一种禁止性限制。在服饰审美价值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透过社会风气和社会规范等项目，来达到一种审美价值的变迁的基础。可以说这是服装受政治因素制约的一个规律。
1974年，江青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也许还有显示自己艺术表现的能力，设计了一套号称集中国传统的唐、宋、元、明各大朝代服饰文化之“大成”的所谓将军裙，并将其定为“国服”，下令出国演出的女演员和代表团的妇女们穿上这种服装。有人嘲讽这种服装是“上半截像男，下半截像女，后面看像尼姑，前面看是和尚。短不短，长不长，大娘穿了变闺女，闺女穿了变大娘”（转引自唐宇冰《女性服饰文化与形象设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30页）。这种服装没有丝毫文化蕴含可言，更无审美的因素，所以尚未流行就夭折了。
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服装呈现出多样化的繁荣景象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因素弱化了，经济发达了，文化也多元化了，个性追求越来越大胆，时尚化成为发展趋势，因此，服装审美化特征越来越浓厚、强烈。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演艺明星到社会各界的普通民众，人们穿衣戴帽不再受这样那样的约束，喇叭裤兴起了，西装普遍化了，韩流也涌来了，牛仔裤上街了，朋克露面了，奇装异服比比皆是。
出现上述这样的局面，首先因为经济发展对服装款式美学的演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肖伯纳说：“经济造就了大半个人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们的意识与观念，从而也决定人们的服饰消费观念、消费能力以及消费水平。一位美国学者在对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裙子发展和演变轨迹作了详细考证之后，就服饰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关系问题，谈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妇女裙子的长度呈上升趋势；经济衰落时期，裙子就变长而且裙边高度下降。20世纪经济发展，裙子就比较短；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裙子随之加长了；40年代上半期，经济开始起飞，裙子开始又上升了；二战以后经济萧条，裙子长度再次下降；到了60年代经济走向繁荣，裙子长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超短裙；70年代经济趋于平稳，裙子又回到原来的一般长度。对这个原因，有人做了这样的估计和猜测：或许经济的安全感使她们（妇女们）能够自觉地而且也更坦然地面对男人们以及整个世界，或许也是整个社会的繁荣是她们从而更加活泼开放起来，男人也需要女人们撒娇。
从我国建国以后服装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出经济条件对服装所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50年代由于经济刚刚起步，我国民众服装整体上表现出朴素、整洁、统一和保守的特点，面料、色彩和款式等都显得很单一、很俭朴。1956年前后，我国经济开始呈现繁荣势头，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服饰多样化的苗头；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出现滑坡现象，服饰走向单调化。1960年以后，由于经济贫困，卖布料或者买衣服都凭票证，所以全社会都崇尚俭朴、节约，人们选衣服都以布料结实、颜色耐脏、衣服耐穿为标准，穿烂的衣服缝上补丁再穿，大人穿过的衣服小孩再穿，于是就出现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说法。人们穿衣服一年四季都是蓝、灰、黑、绿等颜色，款式也是多年不变的制服、军便装。这说明经济对服装的民俗化都发生了巨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服饰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长头发、喇叭裤、花衣服首先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很快，五彩缤纷、款式多样的时装迅速代替了色彩与款式单一的“老三装”（中山装、军便装、青年装）。
经济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审美趣味的发展变化。经济繁荣富裕了，物质生活丰富充实了，服装的内容自然也就丰富充实起来了，人们穿着的丰富与多样化、审美追求的别致与个性化，这是文化发展和审美进步的重要依据。传说在上海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大款在一家大商场看上了一套款式、色彩、面料都很别致的高档裙子，标价三万元，他花六万元把仅有的两套裙子都买了，但他做出了一个让人们吃惊的举动——当场用剪刀把其中的一套裙子剪碎了，他说，任何别的女人都不能穿和他女友一样的服装。这样追求个性、耍阔气的举动恐怕不是好作为吧。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影响到人们对服饰的态度，“由基本的实用性考量，转而积极追求流行性的发展”，这些都是经济因素直接牵动文化与审美价值变革的事实。
当前，世界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全新时期，新型服装在款式、色彩、面料、做工、品牌等方面，极大地推进着服饰文化与服饰审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向前迈进。同时，全球经济与文化呈现出一体化大趋势，服装界也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多风格、多品牌化的局面，所以服装文化与审美也就出现多元化和多风格化的态势。
4．中国服装所蕴涵的特殊的文化与审美特征
人类步入21世纪，文化与审美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切领域成就的标准，在服装发展中，文化与审美更是最为重要的标准。服装具有很深厚的文化蕴涵，也具有很突出的审美效果，服饰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彼此相呼应，同时也互为影响。所以服饰被喻为最能同时兼具“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代表。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全面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喇叭裤、西装风、牛仔服风靡整个全国是不争的事实。90年代以来，由于韩剧在中国普遍上演，全国就出现了服装韩流现象，一下子，灯笼裤、黄头发尽收眼底。80年代中期中国上演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随后一些女孩就穿起了“幸子裙”，男孩也穿起了“大岛茂西装”。追星与怀旧都属于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旗袍具有特殊的东方审美意蕴和中华文化神韵，这种款式的民族服装引发了电影人的创作灵感，所以才有了《花样年华》的问世。在《花样年华》中，演员张曼玉不断地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中，变换花样地演绎着旗袍的行动人形象，使旗袍这种特殊的东方服装迅速风靡全球，也使西方人对充满神秘魅力的中国服饰不禁倾倒。
2001年，新世纪伊始，在上海举行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会议（即APEC），各国首脑穿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所设计的唐装，一展华夏英姿。一时间，全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兴起了唐装流行风潮。从2001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唐装几乎一直是中国民众所特别钟情的服装。唐装以其特别喜庆的色彩，首先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感觉，然后再以其精益求精的传统图案，诱惑着人们对中华古代文化神韵的丰富联想，其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款式造型，再配上做工复杂而且特别的中国结（纽扣）等装饰，从而成为中国人逢年过节、出席各种形式的隆重、喜庆活动、参加各种场合的庆典、聚会等的首选服装。从审美的角度考察，唐装最显著的特点是色彩热烈而凝重，它以红和黑为主色调，红色是热烈喜庆之色，黑色是庄重典雅之色，构成了服装色彩的主旋律，特别吸引人的视觉感受；唐装传统而且端庄，它集合了中国服装构型的典范形式，直线开襟显示简捷明朗的风格，纽扣是中国结的典型造型，使它区别了和世界其他民族服装迥然相异的特征；唐装的图案深沉而且醒目，圆形图案圆润饱满，浑然一体，中间的寿字构图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典型象征意蕴丰厚。这几者融洽、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完整地体现了独特、成熟的中国华夏文化的韵致，渲染了喜庆、庄重、典雅的突出的文化意蕴。在红与黑相映的主色调之外，又辅之以小面积的对比色调，既保持了古典、规范的风韵，却又不失现代轻巧、奔放风格的韵律感。唐装款式以直线对襟为主要特征，这是现代风格的表现；在胸前、摆边以及袖边等显眼、醒目的地方饰以寿形圆花图案，再采用传统工艺，或手绣、或机绣、或印染相结合、相呼应，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融、互渗的装饰美感；纽扣采用中国结造型，更增强了热闹、祥和、吉庆的氛围，彰显出高贵、雅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质与东方文化的特质。
2004年5月，在第五届嘎纳电影节上，中国演员张曼玉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人物。她身着黑色晚礼服，显示出优雅、标致、成熟的风韵。她以端庄、凝重、深沉的黑色，身置于五彩缤纷的美艳世界中，以对华夏民族服饰文化的特殊修养和不同凡俗的个性品位，大胆展示了东方女性特具的娴淑、雅致、沉稳的优美风采，从而成为独具风情的东方女性服饰文化的形象代表和阐释者。在现代服装中融入古典与传统的文化底蕴，会使着装者既摩登、入时，又显示出深厚、凝重的文化气质，这是成功着衣的奥秘所在。波兰美学家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中说：“一种美出于事物之天性，而另一种美则出于外来的因素。”张曼玉所显示出的特殊的东方女性之美，当然是天然（即天性）和民族文化融汇（即外来因素）之后的双重之美的璧合。
文化与审美孕育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的基本土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起来。当代学者程裕祯在《中华文化要略》中说：“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形成各自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服装是其生活方式的特殊表现形态。“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物，是整个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数千年来，它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光彩，惠及历代炎黄子孙，而且在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后，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与文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能最充分地体现这个民族的心理、志趣、信仰和历史发展，因而也是这个民族最有意义的文化特征。”中国服饰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无论是夏代的“原始蛮荒”，商代的“威严庄重”，周代的“秩序井然”，春秋战国的“纷纭繁复”，还是秦汉的“清新凝重”，魏晋六朝的“清瘦矍铄”，盛唐的“丰润华丽”，宋朝的“理趣盎然”，元朝的“粗犷豪放”，以及明朝的“敦厚成熟”，清朝的“纤巧别致”，抑或民国的“古今交汇”，直至新中国的“现代革新”、改革开放后的“中西结合”等等，这都是中华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孕育的结果。中华民族服饰走过了非常深远、悠长的历史旅程，积淀了丰厚、凝重的文化与美学底蕴。在今天，它不但在不断地完善着自身，也对世界其他民族服饰产生着巨大影响。
我们民族服装的发展、演变的确是源远流长，“路漫漫其修远”，本文只是以很受限制的篇幅，重点分析了从近代以来，直到现当代服装款式美学演变的情况、规律与特殊案例，并且参照分析了其发展、演变轨迹背后的政治制约、经济推动以及民间风俗文化影响和等诸作用。文化与审美标准既有稳定、成熟的规范化模式，又有变化、出新的多元化趋向，当然，服装的发展、演变中还有战争、宗教、哲学思想、地域与生态环境等诸多影响因素。
美国学者玛里琳·胡恩认为服装是“装饰和改变身体形态的人为形式。”她的观点从逻辑性的角度提炼出了服装审美的普遍性特点，但是其中存在着三点不足：一是忽视了服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没有说明服装在生理保护方面的功能；二是忽视了服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没有表述出服装所具有的符号指向功能；三是忽视了服装与人类文化精神（包括政治因素与民俗化因素）的关系，没有论及心理与美学追求的表现功能。如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完整而简要的表述，可以说服装是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文化载体，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与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与生活、与历史、与民俗发展等因素的诸多关系。第一，服装是一种物质文化现象，它需要具体的物质材料，首先需要实现实用的价值，进而实现审美的价值，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的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生活行为、不同的文化与审美追求等，这些都会在服装形象上留有特殊痕迹，所以服装首先具有文化特征的。第二，服装是人体的无机组成部分，人体是由有机的血肉组成的，服装作为人体的“第二皮肤”，它改变着人的“外在形象”，促使自然人变成社会人。所以，英国学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说：“人类的身体是着衣的身体，社会世界是着衣的身体的世界。”“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第三，服装是人的心灵的“外化表情”，人的精神类型决定着着装的定势与选择，一个人的思想、性情、个性、爱好、追求、修养等，决定着人的生命内涵，也是“内形象”，服装则是外在表现形式，是“外化形象”，服装表达着人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化教养和社会身份与地位等，从着装中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大致情况。第四，服装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方式，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两种安全因素：首先可以抵御气候、外部、细菌等自然侵害，从生理上保护躯体，其次能够形成心理保护，某种类型的款式可以使着装者产生种群归属感，在特定社会生活与工作环境中被认同。第五，服装是一种创造要素，它不会被动地顺从人体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自然造型和状态，从而提高人的形象质量，同时它又是审美化的需求，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及宗教信仰的人的审美标准也是不同的，而且变化和差异可能会很大，人体变化不大，服装就能够承担和适应这种变化的责任。服装会主动地表现人的气质、情绪、个性、爱好、追求等内在的特征，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引导人们按照服装的主题的暗示来调整的自己的心境。服装也能表现出时代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是社会的旗帜、广告和宣传画，是历史的化石。
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个流传在中国历史上的佳话，就是为了富国强兵，打败外敌侵略而进行改革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政策的故事。生活在中原地区，深受汉民族儒道文化的影响，赵武灵王统治的战国时代的人们，穿着宽衣大袍，在与北部少数民族作战时屡屡处于劣势地位。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位英明、贤能的君主对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施“胡服骑射，以教百姓”的法令，命令全国人民（主要是军人）学穿胡人衣服，学习胡人骑马射箭，以提高作战速度、作战技术、作战能力和效率，最终达到提高作战效果、取得最终胜利的目的。
当时人们穿着的是宽大、深长的袍服，即宽衣博带，动作很不灵便。不仅穿着麻烦，行动起来，张风挂树，阻碍和羁绊人的手脚，再加上以宽大的马车作为战车，在平原大道行驶尚可，但是与胡人在地形复杂、草树密布、荆棘成林的山区沟壑作战，就极为不利。胡人骑着快马，穿着随身包裹的短衣长裤和毡靴，像疾风一样地驰来，砍杀掳掠一通，然后又像旋风一般归去，行动利索，战斗力极强。自从实施了政治与军事改革以后，军队的战斗力迅速增强，赵国很快强盛起来，从此威慑了外敌，稳定了国家的地位。胡服骑射改变了国家面貌，更在民间发生了强大影响，进而改变了汉民族的服饰观念。
这场著名的历史改革非常成功，首先是从服装的改革开始的，从而引起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于民族风俗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正如华梅女士所说的：“衣服与佩饰不是自然物，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产物。”
1．近现代以来，旗袍的发展演变
赵武灵王关于“胡服骑射”的改革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事件，当历史车轮驶入17世纪时，在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场由军事、政治而引起的服饰大变革。这是少数民族满清人的入关，从政治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大汉民族实行了大一统。满人统治汉族首先对汉人在服饰方面进行了限制和改造，比如剔发留辫、穿满服（即长袍马褂）等。满人在对汉人进行强权统治期间，破坏了汉人多年来形成的稳定成熟的着衣习惯，但满人在服饰发展方面也对我国服饰文化做出了一定贡献，不惟破坏和毁损。满人最大的功劳就是创造了汉民族新型的服装——旗袍。
旗袍最早是由袍服（也就是深衣的变体）发展演化而来。最初满足妇女一般穿着长袍，或者在外面罩上一件坎肩，长袍下摆开口很大，长可掩足。爱美的贵族妇女喜欢用团龙、团蟒绣上花边，而平民妇女则用丝绣花纹装饰裙边，在袖端、衣襟、衣裾等处也镶以花边，起初衣领开得较低，后来逐渐加高，样式有对襟、一字襟、琵琶襟等款式，开始很宽大。随着时间的推进，旗袍样式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着，最终演变为后来的旗袍样式。
旗袍是最早流行在清朝宫廷中的妇女服装，样式很粗糙，做工也很简单，上下尺寸宽窄一致，几乎没有变化，穿在身上像桶一样，显不出身形，无所谓好看难看，只求保暖实用，不求美观、俏丽。但是后来随着满清政府的衰败，直至覆亡，随着中华民国的兴起，再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剧以及文化输出的强烈，西方文化与文明开始明显或者潜在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以及审美倾向。体现在服饰方面就是男士着西装，女士着裙装。这种情况在经济发达、思想开放、文化交流迅速而且融和普遍的上海表现得最为突出。女性在着裙装时，首先选的是旗袍，但是由于受西方文化观念以及审美倾向的影响和熏陶，为了突出女性身材的曲线美，服装设计与制作者将旗袍样式进行了大胆革新与改进，把过去上下尺寸宽窄一致的款型作了加工、处理，比如把袖口变小了，将翻领变成了竖领，将腋下的宽松尺寸变得紧小，将胸部和腰围尺寸也都变得窄小了，总之，把整个衣服尺寸都做得很窄小、紧凑，使衣服随着人的身体的走势和曲线变化而剪裁、缝制，人穿上衣服以后，显出了自然身形，彰显出了身体姿态和曲线之美，正如西方人所说得那样，让人通过衣服“看见了身体”。不仅如此，这时的上海还掀起了“旗袍花边运动”，就是为旗袍滚缎带、镶蕾丝、缀竹片，而且还缩短了旗袍的长度，把下摆从小腿中部提到膝盖部位，这在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社会意识非常保守的时代，是很大胆的变革。当然，这些变革都是为了增加服饰的现代美感而进行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与时代进步趋势特征，更是现代人精神追求的体现。“通过衣服看见身体”，这是西方人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文化标准和审美趋向。在服饰文化中，西方人一直恪守、遵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准则，即衣服要随人的身体特征而剪裁、缝制，衣服要与人身体的自然条件相符合，要尊重人的自然属性。而中国人却向来坚持政治与伦理的标准，主张服装首先要符合社会的伦理标准和政治的等级标准，要遵从多年来形成的民族思想意识与伦理道德观念。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影响下，中国人在着衣方面一直遵守着既成的规范，体现着人的政治身份和社会等级特征，谁都不敢也不得违反、僭越，否则就会招来指责、蔑视、惩罚，甚至杀身之祸。
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统治制度的彻底结束，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强烈，文化特征与审美追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服饰西化特征非常显著，于是就出现了旗袍向时装化发展的趋向。这种变化是传统的伦理观念文化向现代审美文化的发展转变的结果，其进步性是应该肯定的。
2．中山装的确立及其对中国服装发展的影响
中国近代以后，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之中，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变革影响着中国服饰的发展演变，也不断改造或重塑着中国民众的穿着形象。比如太平天国颁布的“蓄发令”和“太平天国服制”等，都对满清政府的服饰制度进行着一定程度的颠覆和改变，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也颁布了《服制条约》、《剪辫通令》等，人们不再穿长袍、马褂了，也不穿西装革履，更不穿旗袍了，凡追随孙中山革命理想的人都穿上了象征革命和进步的中山装。中山装这种款式烙上了强烈的政治印记，其上衣的四个衣袋分别代表深厚的传统文化观念礼、义、廉、耻，衣襟的五粒纽扣象征五权分立（以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观念）的新型的政治体制观念，袖口的三粒纽扣隐寓着孙中山先生一生所鼎力倡导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理想。因此，“服装”清楚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故而有所谓的“时装是时代之镜”一说。
解放以后，新中国尚未设计与制作出代表自己新型思想观念与文化意志的服装款式，所以各行各业继续沿用中山装（包括列宁服），不久，由中山装又派生出了学生装、青年装，文革时期，还出现了红卫装和军便装。妇女们则穿的是苏联的布拉吉（连衣裙）。这时，中国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与动荡不安，战争刚刚平息，社会刚刚稳定下来，经济尚待复苏，文化正在定型，一切以政治为中心，革命与斗争充斥所有角落，所以服装理念与形式的创新性，更缺乏文化与审美的经典性。在民间则时兴传统的斜襟、对襟以盘扣相系的民族服装。
3．文革时期中国服装的发展变化
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全面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全民的服装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多地带有浓厚而强烈的政治色彩。在“破四旧，立四新”风潮影响下，服装款式、色彩、用料等都极其单调、贫乏，农民、工人、解放军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蓝工装、灰制服、黑衣服、绿军装均成为标准服装，那时，穿旧衣服和补丁衣服成为新的时髦，也是最吃香的，社会强调同一性，不允许有奇装异服存在，个性与时尚追求就更无从谈起。因此，全民族皆以穿工作装、劳动装、军便装、戴军帽、扎皮带、背黄军挎包为时髦和光荣，男女老少之间的性别和年龄界限也消失了，工作装、劳动装、军便装成为人们安全的保护装，军绿色、蓝色、黑色和灰色，都成为保护色。除了政治性以外，其他因素比如个性化、文化性、审美性、奇异性、别致性、创新性等等，都不能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当然，这类服装如果只针对男性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美，俭朴、单一所体现出来的美，是形式美中最低的和最基本的美的法则，整齐一律（或称单纯齐一）也蕴含着阳刚、劲健的力量之美，但是不分男女老少，就太绝对化了。毛泽东在给当时正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女民兵练兵照题词中写道：“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不爱红装爱武装”强调和突出的自然是男性化和同一化特征，对多样化、个性化和审美化是一种禁止性限制。在服饰审美价值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特别是透过社会风气和社会规范等项目，来达到一种审美价值的变迁的基础。可以说这是服装受政治因素制约的一个规律。
1974年，江青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也许还有显示自己艺术表现的能力，设计了一套号称集中国传统的唐、宋、元、明各大朝代服饰文化之“大成”的所谓将军裙，并将其定为“国服”，下令出国演出的女演员和代表团的妇女们穿上这种服装。有人嘲讽这种服装是“上半截像男，下半截像女，后面看像尼姑，前面看是和尚。短不短，长不长，大娘穿了变闺女，闺女穿了变大娘”（转引自唐宇冰《女性服饰文化与形象设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30页）。这种服装没有丝毫文化蕴含可言，更无审美的因素，所以尚未流行就夭折了。
4．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服装呈现出多样化的繁荣景象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因素弱化了，经济发达了，文化也多元化了，个性追求越来越大胆，时尚化成为发展趋势，因此，服装审美化特征越来越浓厚、强烈。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演艺明星到社会各界的普通民众，人们穿衣戴帽不再受这样那样的约束，喇叭裤兴起了，西装普遍化了，韩流也涌来了，牛仔裤上街了，朋克露面了，奇装异服比比皆是。
出现上述这样的局面，首先因为经济发展对服装款式美学的演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肖伯纳说：“经济造就了大半个人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们的意识与观念，从而也决定人们的服饰消费观念、消费能力以及消费水平。一位美国学者在对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裙子发展和演变轨迹作了详细考证之后，就服饰的变化与经济的发展关系问题，谈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妇女裙子的长度呈上升趋势；经济衰落时期，裙子就变长而且裙边高度下降。20世纪经济发展，裙子就比较短；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裙子随之加长了；40年代上半期，经济开始起飞，裙子开始又上升了；二战以后经济萧条，裙子长度再次下降；到了60年代经济走向繁荣，裙子长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超短裙；70年代经济趋于平稳，裙子又回到原来的一般长度。对这个原因，有人做了这样的估计和猜测：或许经济的安全感使她们（妇女们）能够自觉地而且也更坦然地面对男人们以及整个世界，或许也是整个社会的繁荣是她们从而更加活泼开放起来，男人也需要女人们撒娇。
从我国建国以后服装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出经济条件对服装所产生的影响和制约作用。50年代由于经济刚刚起步，我国民众服装整体上表现出朴素、整洁、统一和保守的特点，面料、色彩和款式等都显得很单一、很俭朴。1956年前后，我国经济开始呈现繁荣势头，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服饰多样化的苗头；从1958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出现滑坡现象，服饰走向单调化。1960年以后，由于经济贫困，卖布料或者买衣服都凭票证，所以全社会都崇尚俭朴、节约，人们选衣服都以布料结实、颜色耐脏、衣服耐穿为标准，穿烂的衣服缝上补丁再穿，大人穿过的衣服小孩再穿，于是就出现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说法。人们穿衣服一年四季都是蓝、灰、黑、绿等颜色，款式也是多年不变的制服、军便装。这说明经济对服装的民俗化都发生了巨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服饰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长头发、喇叭裤、花衣服首先在年轻人中流行开来，很快，五彩缤纷、款式多样的时装迅速代替了色彩与款式单一的“老三装”（中山装、军便装、青年装）。
经济的发展推进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审美趣味的发展变化。经济繁荣富裕了，物质生活丰富充实了，服装的内容自然也就丰富充实起来了，人们穿着的丰富与多样化、审美追求的别致与个性化，这是文化发展和审美进步的重要依据。传说在上海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大款在一家大商场看上了一套款式、色彩、面料都很别致的高档裙子，标价三万元，他花六万元把仅有的两套裙子都买了，但他做出了一个让人们吃惊的举动——当场用剪刀把其中的一套裙子剪碎了，他说，任何别的女人都不能穿和他女友一样的服装。这样追求个性、耍阔气的举动恐怕不是好作为吧。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从而影响到人们对服饰的态度，“由基本的实用性考量，转而积极追求流行性的发展”，这些都是经济因素直接牵动文化与审美价值变革的事实。
当前，世界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全新时期，新型服装在款式、色彩、面料、做工、品牌等方面，极大地推进着服饰文化与服饰审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向前迈进。同时，全球经济与文化呈现出一体化大趋势，服装界也呈现出多民族、多文化、多风格、多品牌化的局面，所以服装文化与审美也就出现多元化和多风格化的态势。
4．中国服装所蕴涵的特殊的文化与审美特征
人类步入21世纪，文化与审美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切领域成就的标准，在服装发展中，文化与审美更是最为重要的标准。服装具有很深厚的文化蕴涵，也具有很突出的审美效果，服饰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彼此相呼应，同时也互为影响。所以服饰被喻为最能同时兼具“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代表。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全面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喇叭裤、西装风、牛仔服风靡整个全国是不争的事实。90年代以来，由于韩剧在中国普遍上演，全国就出现了服装韩流现象，一下子，灯笼裤、黄头发尽收眼底。80年代中期中国上演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随后一些女孩就穿起了“幸子裙”，男孩也穿起了“大岛茂西装”。追星与怀旧都属于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旗袍具有特殊的东方审美意蕴和中华文化神韵，这种款式的民族服装引发了电影人的创作灵感，所以才有了《花样年华》的问世。在《花样年华》中，演员张曼玉不断地在各式各样的场合中，变换花样地演绎着旗袍的行动人形象，使旗袍这种特殊的东方服装迅速风靡全球，也使西方人对充满神秘魅力的中国服饰不禁倾倒。
2001年，新世纪伊始，在上海举行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会议（即APEC），各国首脑穿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所设计的唐装，一展华夏英姿。一时间，全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兴起了唐装流行风潮。从2001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唐装几乎一直是中国民众所特别钟情的服装。唐装以其特别喜庆的色彩，首先冲击着人们的视觉感觉，然后再以其精益求精的传统图案，诱惑着人们对中华古代文化神韵的丰富联想，其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款式造型，再配上做工复杂而且特别的中国结（纽扣）等装饰，从而成为中国人逢年过节、出席各种形式的隆重、喜庆活动、参加各种场合的庆典、聚会等的首选服装。从审美的角度考察，唐装最显著的特点是色彩热烈而凝重，它以红和黑为主色调，红色是热烈喜庆之色，黑色是庄重典雅之色，构成了服装色彩的主旋律，特别吸引人的视觉感受；唐装传统而且端庄，它集合了中国服装构型的典范形式，直线开襟显示简捷明朗的风格，纽扣是中国结的典型造型，使它区别了和世界其他民族服装迥然相异的特征；唐装的图案深沉而且醒目，圆形图案圆润饱满，浑然一体，中间的寿字构图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典型象征意蕴丰厚。这几者融洽、和谐地组合在一起，完整地体现了独特、成熟的中国华夏文化的韵致，渲染了喜庆、庄重、典雅的突出的文化意蕴。在红与黑相映的主色调之外，又辅之以小面积的对比色调，既保持了古典、规范的风韵，却又不失现代轻巧、奔放风格的韵律感。唐装款式以直线对襟为主要特征，这是现代风格的表现；在胸前、摆边以及袖边等显眼、醒目的地方饰以寿形圆花图案，再采用传统工艺，或手绣、或机绣、或印染相结合、相呼应，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融、互渗的装饰美感；纽扣采用中国结造型，更增强了热闹、祥和、吉庆的氛围，彰显出高贵、雅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质与东方文化的特质。
2004年5月，在第五届嘎纳电影节上，中国演员张曼玉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人物。她身着黑色晚礼服，显示出优雅、标致、成熟的风韵。她以端庄、凝重、深沉的黑色，身置于五彩缤纷的美艳世界中，以对华夏民族服饰文化的特殊修养和不同凡俗的个性品位，大胆展示了东方女性特具的娴淑、雅致、沉稳的优美风采，从而成为独具风情的东方女性服饰文化的形象代表和阐释者。在现代服装中融入古典与传统的文化底蕴，会使着装者既摩登、入时，又显示出深厚、凝重的文化气质，这是成功着衣的奥秘所在。波兰美学家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中说：“一种美出于事物之天性，而另一种美则出于外来的因素。”张曼玉所显示出的特殊的东方女性之美，当然是天然（即天性）和民族文化融汇（即外来因素）之后的双重之美的璧合。
文化与审美孕育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的基本土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起来。当代学者程裕祯在《中华文化要略》中说：“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形成各自不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服装是其生活方式的特殊表现形态。“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物，是整个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数千年来，它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光彩，惠及历代炎黄子孙，而且在汉代开辟‘丝绸之路’以后，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与文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能最充分地体现这个民族的心理、志趣、信仰和历史发展，因而也是这个民族最有意义的文化特征。”中国服饰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无论是夏代的“原始蛮荒”，商代的“威严庄重”，周代的“秩序井然”，春秋战国的“纷纭繁复”，还是秦汉的“清新凝重”，魏晋六朝的“清瘦矍铄”，盛唐的“丰润华丽”，宋朝的“理趣盎然”，元朝的“粗犷豪放”，以及明朝的“敦厚成熟”，清朝的“纤巧别致”，抑或民国的“古今交汇”，直至新中国的“现代革新”、改革开放后的“中西结合”等等，这都是中华文化、中华美学精神孕育的结果。中华民族服饰走过了非常深远、悠长的历史旅程，积淀了丰厚、凝重的文化与美学底蕴。在今天，它不但在不断地完善着自身，也对世界其他民族服饰产生着巨大影响。
我们民族服装的发展、演变的确是源远流长，“路漫漫其修远”，本文只是以很受限制的篇幅，重点分析了从近代以来，直到现当代服装款式美学演变的情况、规律与特殊案例，并且参照分析了其发展、演变轨迹背后的政治制约、经济推动以及民间风俗文化影响和等诸作用。文化与审美标准既有稳定、成熟的规范化模式，又有变化、出新的多元化趋向，当然，服装的发展、演变中还有战争、宗教、哲学思想、地域与生态环境等诸多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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