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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通史(25-2)
第三节 取益州和争荆州
  刘焉、刘璋在益州
  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初步站住了脚步,但形势仍是很困难的。诸葛亮后来曾形容在荆州时的形势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而且取得荆州,只是实现了刘备雄图的第一步。按照诸葛亮《隆中对》的方略,是要“跨有荆、益”。现在已占有荆州,第二步就该跨据益州了。
  这时,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已二十来年。灵帝时,刘焉历任刺史、太守、宗正、太常。他曾向灵帝建议,选派清名重流到地方上去当州牧,以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他原来希望到交址去。后来听侍中董扶说:“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三国志·蜀志·刘焉传》),便改求益州。刘焉在当时也属于“海内清名之士”(《三国志·蜀志·刘焉传》注引《续汉书》),又是皇家宗室。益州上层人士对于他当州牧是欢迎的。广汉人侍中董扶,巴西人太仓令赵韪都去官随刘焉回益州。刘焉走到荆州时,益州人马相、赵祗领导益州人民起义,自号黄巾,旬月之间,攻杀益州刺史郤俭,连破广汉、蜀郡、犍为三郡,有众万余。益州从事贾龙率家兵攻破黄巾军,迎刘焉到益州。
  刘焉到益州后,与当地豪族关系紧张。他杀豪族王咸、李权等十余人,欲以立威,但结果适得其反。犍为太守任歧和迎接刘焉入蜀的贾龙,都起兵反对他。任歧和贾龙都是蜀郡人。任歧、贾龙都被刘焉打败杀死,刘焉也失去了益州人对他的支持。
  赵韪原是跟随刘焉入蜀的。刘焉死,他以益州大吏的身份推荐刘璋为益州刺史。但后来赵韪也因反对刘璋而被杀。
  汉末以来,很多北方人流入益州。这些流人与益州土著之间难免有些矛盾。刘焉、刘璋曾利用流人势力来抑制益州豪族。据《英雄记》记载:“先是,南阳、三辅入流入益州数万家,(璋)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赵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韪因民怨谋叛,乃厚赂荆州请和。阴结州中大姓,与俱起兵还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应韪。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韪,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韪于江州。韪将庞乐、李异反杀韪军,斩韪。”(《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
  益州豪族大姓对刘璋不满,时思叛乱。刘璋暗弱,缺乏明断,不能控制局势。在刘备入益州前,益州的形势就是这样。
  刘备取成都
  曹操吞并荆州、江南的计划受挫以后,乃改而谋取关中。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要付伐张鲁,进兵汉中。明眼人都会看出这是欲盖弥彰,因为当时占据关中的是韩遂、马超。如进兵汉中,关中是必经之路。不先取韩遂、马超,是不能进兵汉中的。韩遂、马超是知道曹操的意图的,遂联合起来,反对曹操。
  曹操进兵关中,用计离间马超、韩遂,大破关中诸军,韩遂、马超逃往凉州。曹操遂占有关中,留夏侯渊屯长安。之后,曹操并不急于进攻汉中,反而于建安十七年和十九年两次出兵东征孙权。只是在东征无功后,才于建安二十年进攻汉中。
  建安十六年曹操声称进攻汉中,对益州豪族阴谋反对刘璋却有大用处。他们抓住这个机会,要把刘备引进益州来,达到驱逐刘璋的目的。刘璋的别驾从事张松对他说:“刘豫州(指刘备),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刘璋听了张松的话,派法正去荆州请刘备带兵入蜀征伐张鲁。刘备当然求之不得,遂安排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守荆州,自己带领庞统、黄忠等入蜀。庞统,当时被称作“风雏”,与“卧龙”(诸葛亮)齐名。
  刘备到涪(今四川绵阳境),刘璋来会。张松、法正、庞统都劝刘备在会上袭取刘璋。刘备不肯,说:“此大事,不可仓卒”。(《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自己是被请来的,没有助人讨张鲁,先把主人杀掉,这是丧失人心的事。为收一时之利而失掉人心,刘备不干。刘璋盛情接待刘备,给兵给饷,使他北讨张鲁。
  刘备北到葭萌关(今四川昭化南)。但他没有进兵去讨张鲁,而是按兵不动,“厚树恩德,以收众心”(《三国志·蜀志·先主传》)。
  建安十七年,曹操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要赶回荆州,请刘璋助兵助饷。但这次,刘璋却很冷漠,给兵给饷不及刘备希望的一半。
  张松听说刘备要回荆州,忙写信给刘备:“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释此去乎?”(《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知道了这事,报告给刘璋。刘璋杀掉张松,下令各关城防范刘备。刘备到蜀经年,已得到益州一些人的支持。现在又得到曲在刘璋的借口,便回师进攻成都。诸葛亮在荆州得到消息后,留关羽守荆州,亲率张飞、赵云入蜀,攻下白帝、江州(今重庆)、江阳(今泸州),与刘备合围成都。建安十九年,刘璋降。
  汉中是益州北方门户,对取得益州的刘备来说,汉中是必争之地。汉中也是关中长安的屏障,曹操也要争汉中。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
  刘备取汉中
  张鲁在汉中已二十多年。他利用宗教在汉中进行统治。他信奉的宗教,叫“五斗米道”,因信教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就称五斗米道了。《后汉书·刘焉传》称张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三国志·魏志·张鲁传》,鹤作鸪)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张鲁。”(《三国志·张鲁传》略同)五斗米道,是道教天师道的一支。东汉后期兴起的道教,最早的传播地大约是青、徐各州的滨海地区①。自汉至南北朝,天师道之传布多与此滨海地区有关系。张鲁一家原是“沛国丰人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张陵到蜀,乃是客居。丰沛离东海不远,张鲁一家的五斗米道是从东方带去的。
  张鲁原任刘焉督义司马。刘焉派张鲁和别部司马张脩将兵入汉中,攻杀汉中太守而占有其地。后来张鲁又杀了张脩①。刘璋以张鲁不顺,尽杀其母及家室。张鲁遂脱离刘璋,割据汉中。
  张鲁在汉中的统治,只设宗教职,称祭酒、大祭酒,不置官吏。《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农民受剥削,生活普遍贫困,他们的理想,就是平均主义,只求生活上都能过得去。张鲁义舍,义米肉,是符合农民要求的。不置长吏,少些官吏,农民所受的剥削是会相对地减轻些的。因此,农民对张鲁的统治,是“便乐之”的。
  曹操自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出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征张鲁,张鲁降。曹操以夏侯渊为征西将军,留守汉中。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兵汉中,与夏侯渊相持经年。二十四年正月,刘备部将黄忠大破渊军于定军山,并斩渊。曹操率兵争汉中。刘备据险固守不战。曹操军攻不能取,战士多逃亡,曹操不得已放弃汉中,五月撤军东归。刘备遂占有汉中。这年七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这时,是刘备最盛的时期。他东边占有荆州,西边占有益州,北边占有汉中,完全实现了《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的形势。
  刘孙失和与荆州之争
  诸葛亮入蜀后,留关羽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以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攻曹仁于樊城。曹仁派于禁、庞德屯樊北,与樊城为犄角之势。八月间,大霖雨汉水泛滥,于禁等七军被淹。于禁等登高避水。关羽乘大船进攻。于禁降,庞德被擒,不降而死。樊城发发可危。陆浑人民杀县吏,南附关羽,关羽皆加官号,给兵,使扰乱曹军后方。有的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往往遥应关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曾一度考虑徒许都以避其锋。
  关羽是三国名将,当时人称关羽、张飞为“万人敌”。但此人孤高自傲,孙权曾遣使为子求婚于羽女,但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典略》)。关羽在荆州违背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略。关羽出兵攻樊城,留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关羽的主要助手,但《关羽传》中称他们“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
  在当时的曹、刘、孙三角形势中,只有刘、孙联合,才能敌得住曹的压力,才能存在。曹操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刘、孙任何一方大得多,刘、孙不联合就敌不住。刘、孙两方面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是都有认识的。诸葛亮、鲁肃在这方面是代表人物。刘备,孙权也都能这样作。
  但在刘、孙联合中,荆州问题始终是个疙瘩。赤壁之战后,围绕着借荆州的问题孙、刘之间发生了争斗。孙权给陆逊的一封信中,曾评论鲁肃:“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三国志·吴志·鲁肃传》)鲁肃索荆州时责备关羽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同上)孙权、鲁肃所说的借地,借的是江北江陵南郡。赤壁战后,曹操留曹仁守江陵。周瑜围江陵经年,到建安十四年,曹仁弃江陵走,周瑜取得江陵,“权以瑜为南郡太守”(《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次年,周瑜死,鲁肃代瑜领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程普俱屯江陵。鲁肃劝孙权以江陵即南郡借刘备,鲁肃改屯陆口,程普改领江夏太守。孙权以荆州借刘备,借的就是江陵南郡,并不是刘备占有的荆州都是孙权借给的。刘备取得益州后,建安二十年,孙权曾与刘备争荆州,结果两家妥协,中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刘备。孙权以南郡换取了长沙、江夏、桂阳。按理借荆州这问题也该解决了,但孙权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等机会要夺占刘备的全份荆州,这已不是还和借的问题了,而是要占有荆州的问题了。
  荆州问题的纠缠,并不是借与还的道义问题,而是军事形势上的实质性的斗争。荆州在谁手里,军事上的地理优胜条件就掌握在谁手里。荆州对于蜀汉进取中原,极为重要,对于孙吴保卫江东也是非常重要。荆州为军家必争的要区,刘、孙在荆州问题上的难以和解,是客观形势所造成的。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间,关羽大军北上攻樊,后方江陵、公安空虚。这是孙权夺荆州的好机会。
  鲁肃死后,吕蒙接替鲁肃屯陆口。关羽北攻樊,吕蒙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吕蒙遂假称病重,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关羽信以为真,把留在江陵、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
  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在偷袭荆州前,已与曹操暗中联络。孙权遣使向曹操称臣。曹操并没有作皇帝,孙权上书称臣,弄得曹操对人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语)取荆州后,曹操以天子名义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子曹丕继承魏王位。这年十月,曹丕作了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消息传到成都,刘备以献帝已遇害,于次年四月(221
)也即皇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史称蜀国为蜀汉。
  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师伐吴,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自己亲率大军自江南缘山截岭,树栅连营军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北)。孙、刘两军相峙数月,最后,陆逊以火攻,烧刘军营,连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军。刘备夜遁,逃归白帝(今四川奉节)。
  与孙权争荆州,刘备部下有不同意见。赵云就是不主张争荆州的,他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付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诸葛亮只于军败之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蜀志·法正传》)看来诸葛亮也是不同意代吴的。刘备的失败,就连魏帝曹丕也有所预料,《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帝(曹丕)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从地理形势看,从巫到夷道猇亭,约三百里,从秭归到夷道猇亭,不过百余里,所谓“连营七百余里”,不知如何算法。陆逊以火攻取胜,亦不知如何攻法。这些,旧史都不能详。
  为了争荆州,孙权曾与曹操联络,上书称臣,并接受曹操的封爵,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客观形势是,吴、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曹魏,唇亡齿寒,吴、蜀重修联盟,才是图存的必然决策。于是,在吴、蜀打了一大规模的战役后,孙权遣使臣到白帝向刘备求和。刘备到此已无力量与孙权争荆州,也就接受孙权和议。222年,孙权与曹魏绝。223年,刘备死。诸葛亮继续执行东和孙吴的方略。229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改元黄龙。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
  ①参看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原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
  ①《三国志·魏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后角被诛,脩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奉脩,遂增饰之。”所记与《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后汉书·刘焉传》皆不同。裴松之认为:“张脩应是张衡,非《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
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唯才是举”,整饬吏治
  吴、蜀夷陵之战和魂、蜀、吴的相继称帝,为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三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个领导集团为了打下自己的基业而进行了各种活动。第二阶段,则是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中,各国内部的矛盾比较复杂,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殊情况。
  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后来,曹丕继他执政并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曹操主张只有整饬吏治,才能打击那些目无法纪的人,使百姓安心,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他在指责袁绍在冀州时吏治的败坏时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取得冀州后,曹操特别强调“重豪强兼并之法”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曹操对于地方官中注意整饬吏治、打击豪强者多加以鼓励和支持。加王脩任魏郡太守,“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三国志·魏志·王脩传》)。王脩曾前随孔融,后随袁绍,都有好的声名。杨沛为长社长,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杀之,曹操“以为能”(《三国志·翻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司马芝为管长。豪族刘节为郡主薄,宾客千余家多不奉法,包庇宾客不服兵役,司马芝即以刘节为兵。满宠为许令,曹洪的宾客犯法,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知道后,未等曹操说话,就把曹洪的宾客杀掉了。曹操听到后,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有名的举才三令,鲜明他说出了他的这种主张。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令的内容差不多,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唯才是举”。在用人的具体行动上,曹操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上层有世家、豪族、高资等不同成分。他们虽属于一个阶级,但属于不同等级。在同一等级中,又有各种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又各不相同。东汉中叶以后,有机会登入仕途者,更多为世家子弟。曹操唯才是举,打破了这种压抑人才的仕途积习。他既任用世家子弟,也选拔豪族俊秀。如李典,山阳巨野人,他的从父李乾有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李乾以众随曹操征战。李乾死后,李典代领其众。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臧霸,泰山华人,先随吕布,后归曹操,曹操使他领青、徐两州。又如许褚,谯国谯县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寇。后归曹操,为操的宿卫,很见亲信,官至武卫中郎将。李典等,都显然是豪族中人物,曹操任用他们,得到他们的效力。
  曹操的主要助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主要是来自世家的名士。曹操所用的士人中,最器重的一位是荀彧,是颍川人,父祖都是“知名当世”的人物。叔父位至司空。他们可能是颍川世家的第一流门第。荀彧又向曹操推举了许多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严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这些人物成了建安年间曹操集团的骨干,在曹操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魏书》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注引)
  荀彧所推举的,多是中原汝颍地区的人,系荀彧的家乡人士。曹操取得冀州后,网罗了一些冀州的人才,取得荆州后,又网罗了一些荆州人才。曹操到荆州时,王粲向他祝酒,说:“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农业经济的恢复
  曹操重视农业经济的恢复,采取各种措施安定流民,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促进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建安元年在许下屯田,是曹操采取的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许下屯田以后,曹操和他的子孙们,又继续在各地屯田,其见诸记载的就有:颍川、魏郡、邺、汲郡、河内、河东、沛、洛阳、长安、汉中、皖、睢阳、芍陂、淮南北、襄城等地。屯田,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屯田,为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对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建立屯田系统的同时,曹操也重视郡县地方官的选用。一大批郡县守令在恢复农业方面作出了成绩,他们尽心农事,轻刑宽政,招抚流亡农民。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锺繇为司隶校尉,治洛阳。董卓乱后,洛阳人民散亡殆尽。繇“徒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三国志·魏志·锺繇传》)。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魂志·刘馥传》)。郑浑为下蔡长、邵陵令。时天下未定,人民流动,不治产业,生子无以相活,大都弃而不养。浑在官,劝课农桑,又开稻田,对弃子不养的,严加治罪。民初畏罪,后来富裕了,生下儿女也都养育了。人民感念郑浑,所育子女,多用郑作名字。后郑迁左冯诩,吏民数千余家相随。曹操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勤稼穑、明禁令,民安于农。曹操征张鲁,以苏则为金城太守。时值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有方,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又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曹操破袁绍后,以杜畿为河东太守。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耗减较少。杜畿为政,崇宽惠,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军粮皆仰仗河东。战后,粮食尚余有二十余万斛。杜畿在河东十六年,治绩为天下最(《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各地郡守和屯田官都注意水利,兴修水池、陂堨和灌溉水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贾逵为豫州刺史,“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戈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
  (《三国志·魏志·贾逵传》)。
  曹操和他所用的地方官减轻农民负担,招诱流民屯田就农,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曹魏初期的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前朝。
  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杨沛在曹操和曹丕两代的不同际遇,很说明这种变化。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一再为曹操所称赞。他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在九江、东平、乐安任内,也并有政绩。沛因坐与督军争斗而髠刑五岁。输作未竟,曹操听到邺下颇不奉科禁,想起杨沛的严能,遂从徒中起沛为邺令。曹洪、刘勋等听得消息,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收敛。这样一位严能之吏,到曹丕时却是“冗散里巷”,“家无余资”,“妻子冻馁”(《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杨沛前后不同的际遇,说明曹氏父子用人标准的不同。像杨沛这样以严能起家的人,就不免走到末路了。
  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的,是九品官人法的制定。制定的时间是曹丕已即王位还未受禅称帝的延康元年,制定的人是陈群。《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载:“文帝(曹丕)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关于九品官人法出现的背景和具体办法,《通典·选举典》有如下的论述:“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由此可以看出,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就是为衣冠士族服务的。州郡县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职的本地人来承担,而这些任职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为主。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德的问题一提出,无德无行,不仁不孝,受金盗嫂的人就很难品评出来了。所以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于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事实上也是如此。九品官人法出来后,中正一职就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评的人物,其高品都为世家高门所独占。当然,这里也有个演变过程,如西晋的卫瓘所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晋书·卫瓘传》)但不久,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和司马懿论中正制之失时,已经指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后来,到了西晋时代,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评人物制度下,如刘毅所说,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晋书·刘毅传》)。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实质上是汉末月旦评的延续,只是月旦评是社会舆论,九品官人法是官家评定。主持月旦评的人和中正官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名士人物,两者是一样的。
  陈群在曹操时代,只作到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椽。他的态度是:“在朝无适无莫(凡事无可无不可),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但曹丕一上台,他就活跃起来了。另外,司马懿,在曹操时也无地位,曹丕时也重要起来。陈群、司马懿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样高,成为在曹丕死时受遗诏辅政的人物。世家高门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势力,陈群、司马懿是世家高门的代表人物。曹丕借助他们以巩固曹家政权,他们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度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
  曹魏也有封国制,但名号是虚封,皆不食租。自曹丕称帝以后,朝廷对宗室颇多猜忌,同姓王公甚难自处。他们名义上是王公,实际上毫无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形同囚犯。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与别人交往。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中这样评述魏之王公:“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另一位史家也评论:“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济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以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同上传,注引《袁子》曰)袁子,指袁涣子袁准,著有《袁子正论》。
  魏王公的具体情况,可以陈思王曹植为例。“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所谓“前过”,就是曹操爱植才,欲立为王太子。曹丕即位后,怀恨在心,故对植特为苛薄严峻。曹丕有一次发世家子弟为兵,诸侯国世家子弟也在发中。曹植上疏恳求停发他的世家子弟。他所陈述的情况,反映了曹魏诸侯王封国的可怜相。他说:“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士凡二百人。……而名为魏东藩,使屏藩王室,臣窃自羞矣。……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令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就曹植的情况说,里面有曹丕对曹植怨恨的因素在内。但曹魏封国的整个情况和曹植的情况是不会有什么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王公封国的实际待遇,反映了曹丕统治下的政局之狭隘、猜忌的情调,已失去了曹操时期的相当开朗的色彩。
  司马氏夺权
  在曹丕所重视的世家名门中,他重用了一个日后跟曹家夺权的司马懿。
  司马懿在曹操时并没有受到重用,终曹操之世,他位不过军司马。曹丕为魏国王太子时,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大为曹丕所亲任,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曹丕称帝,司马懿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由尚书、督军、御史中丞起官至抚军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黄初五年,曹丕以尚书令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当时,军权主要仍在曹氏手中。论地位,曹真、曹休、陈群也略在司马懿之上。太和二年(228),曹休死。五年,曹真死。青龙四年(236),陈群死。司马懿的地位逐渐突出。这以后的对蜀战事,多由司马懿主持。景初二年(238),司马懿讨平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更提高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
  明帝死前,以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授诏辅少主。少主齐王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加曹爽侍中。按照当时的官制,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曹爽的谋士为他划策,由他出面,奏请皇帝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年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太傅是个闲散高官。推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是提高了司马懿的官位,使在自己之上,实际上是夺了司马懿的权。
  景初三年(239)到齐王芳正始末(249)十年间,曹爽掌握军政大权。他以弟羲为中领军,弟训为武卫将军,以何宴为吏部尚书典选举,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规为司隶校尉,把宫廷卫宿、京师守卫、官吏选举等权,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从景初三年春明帝死到正始八年,司马懿装病家居,这几年里,司马懿虽然官居太傅闲散职位,但仍利用其政治威望,抓权不放。正始二年(241)吴出兵攻淮南、六安、樊、祖中。吴将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攻柤中。司马懿亲督诸军南征。吴兵退,追至三州口,大胜而还。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水入汴,灌溉东南诸陂,开始在淮南北屯田。淮南北的屯田,是邓艾的建议。司马懿大力支持,使其得以施行。淮南北屯田和开广漕渠,便利了魏在东南的用兵。“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四年,吴诸葛恪欲园寿春(今安徽寿县),司马懿将兵入舒(今安徽舒城)防御。
  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也是逐渐发展的。明帝死时,宫廷中曾出现一次小的纠纷。明帝原拟以后事属燕王曹宇,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同辅助齐王芳。中书令刘放、中书监孙资,居中掌权日久,曹献、曹肇心内不平。刘放、孙资害怕燕王曹宇等掌权后对自己不利,乘间向明帝诉说燕王不堪大任,并向明帝推荐曹爽和司马懿。结果,燕王宇免职,曹爽被任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左齐王芳。在这一宫廷纠纷中,曹爽与司马懿是站在一边的。最初,曹爽以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何晏、邓柤等用事后,曹爽、司马懿间嫌隙渐生,曹爽作事,常常不再考虑司马懿的意见和劝告。
  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衡量了一下形势,认为还没到与曹爽较量的时机,遂以退为进,称疾家居,不与政事。
  九年冬,曹爽一党的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去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装出病危的样子来接见他。他回去后告曹爽说:“司马公已是尸居余气,形神已离,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又说:“太傅病不可复,令人怆然!”
  曹爽信了李胜的话,对司马懿放松了防备。司马懿却阴养死士,俟机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齐王芳谒高平陵。高平陵是明帝的陵墓,在洛阳南九十里。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等皆陪同前往。司马懿霍然而起,奏请皇太后,废爽兄弟。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屯司马门。司马懿自率兵列阵阙下。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入据曹爽营。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接管曹羲营。司马懿对高柔说:“君为周勃矣!”(《晋书·宣帝纪》)原来阴养的死士三千人,至是也一朝而集,成为政变的骨干。
  司马懿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勒兵屯洛水浮桥,上奏曹爽兄弟罪状。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上奏,惶恐犹豫,不知所措。爽党司农桓范,原留在城内,听得司马懿发动政变,诳开城门投奔曹爽。他向曹爽建议,挟天子去许昌,招天下兵讨司马懿。曹爽犹豫不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司马懿处探风声,司马懿假意对他们说,曹爽是有过的,但不过免官而已。曹爽信以为真。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百端,自夜达旦。曹爽不能听,投刀于地说:“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晋书·宣帝纪》)
  曹爽将司马懿的奏疏送给齐王芳,请齐王芳免去自己的官,然后随齐王芳进城,被幽居在家中。几天以后,有人告发,黄门张当曾私以所选才人送曹爽、何晏等。张当供说,曹爽、何晏、邓柤、丁谧等阴谋反逆,拟于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等入狱,劾以大逆不道,皆伏诛,夷三族。
  曹爽一派人被杀后,齐王芳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司马懿虽固辞不受,但自此以后,魏之军政大权皆在司马氏掌握之中。
  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力斗争中,正始十年春的这次政变是关键性的一个回合。这一回合决定了司马氏的胜利。但曹氏已统治了几十年,朝里朝外忠于曹魏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司马懿与曹爽斗争中,尽量抓曹爽的缺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明帝托孤的元老忠臣。因此,他迷惑了一些人。在他与曹爽的斗争中,有些忠于曹氏的人也多站在司马氏一边。他们看到的是曹爽的缺点和司马懿的忠贞。司马氏要想取代曹魏的皇位,还须在整个统治阶级人心中培养出威望来,对于曹魏的忠臣还有待一批批清扫。正始以后,曹魏的统治,形式上还维持了十六、七年,就是这个原因。
  嘉平三年(251),太尉、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以齐王芳暗弱,受制于司马懿,拟于许昌拥立楚王彪,与洛阳对抗。王凌的儿子王广不同意他的打算。王广认为:“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从王广的话里可以看到:这时司马懿虽然已经专权,但还没露出逆迹。
  司马懿得知王凌的谋划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兵,迫使王凌自杀。王凌的计划没有出笼,就被司马懿扑灭了。王凌和同党皆夷三族,楚王彪被赐死。
  这一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代司马懿主政。不久,进位大将军。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李丰在中书两年,齐王芳常常召见他。司马师问他皇帝同他说些什么,李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镮打杀李丰。夏侯玄与曹爽是姑表兄弟,张缉是齐王芳皇后的父亲。三人都与曹魏的关系密切。
  这一年,司马师废了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
  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寿春,讨司马师。战败,毌丘俭被杀,夷三族;文钦南奔,降吴。
  司马师平毌丘俭后不久死去。他的弟弟司马昭代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司马昭带着皇帝东征,围寿春。次年,寿春破,诸葛诞被杀。
  经过杀王凌、李丰、夏侯玄、毌丘俭、诸葛诞几个回合的斗争,忠于曹魏的内外势力大体被剪除已尽。
  高贵乡公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东海王霖的儿子。他代替齐王芳即位时,只有十四岁。他作皇帝朝见群臣后,司马师问锺会:“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恩,武类太祖。”陈思王指曹植,太祖是曹操。能才同曹植,武类曹操,可真不简单。但这时,满朝大臣大都是拥护司马氏的人了,宫内近臣和宫中卫士也多半是司马氏的人,曹魏大势已去。
  作了六年傀儡皇帝,曹髦实在忍不下去了,甘露五年(260)四月,曹髦决定与司马昭一拼。他召集近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尚书王经劝他不要鲁莽行事,称:“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眷秋》)曹髦从怀里取出讨伐诏书用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在曹髦入宫禀告皇太后的时候,王沈、王业赶忙跑去告诉司马昭,要他早作准备。
  曹髦拔剑登车,率领殿中宿卫,官中奴隶数百人,鼓噪而出。头一阵遇着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仙的兵士看见是皇帝,个个心慌,一哄而散。第二阵遇到贾充,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的大臣,贾充却是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的部众看见了皇帝,也想跑。有个叫成济的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得了贾充的话,心里有了底,赶上去一枪,把曹髦刺死于车下。
  曹髦死后,又立了个曹奂作皇帝,改元景元(260)。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宇的儿子。这时,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剪除一尽了,司马氏所需的是对外立威,灭蜀灭吴也就提到日程上了。
第五节 诸葛亮治蜀及其后的政局
  自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备临死时对刘禅说,“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刘禅恪遵父亲遗言,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对刘禅,也确实作到了自己对刘备的诺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北伐中原,复兴汉室,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来的。刘备死后,诸葛亮是以“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作为他报答刘备、忠于刘禅的“职分”(诸葛亮《出师表》,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平定南中
  为了解除北代时的后顾之忧和开拓兵源财源,诸葛亮在北代之前,首先要安定南中。
  三国时的南中,概指今四川南部和贵州、云南等地。这里居住着一些少数民族,汉代统称为西南夷。刘备章武元年(212),以李恢为■降都督,住平夷县(今贵州毕节),总管南中事务。刘备死后,越巂(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西北)叟族领袖高定起兵称主,牂牁(郡治故且兰,令贵州凯里西北)郡丞朱褒据郡反叛,益州郡(郡治滇池,今云南晋宁县东)大姓雍闿反,降吴。南中另一大姓孟获也参加反叛。南中的骚动,也使诸葛亮不得不先行南征。
  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南征,兵分三路。东路由马忠率领趋牂牁。中路由李恢率领出平夷,向益州郡。西路主力军由诸葛亮率领,经安上(今四川宜宾西),由水路赴卑水(今四川美姑),趋越巂(今四川西昌)。这年三月诸葛亮出师,五月渡沪,平复南中三郡,降服盂获。同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前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当时的南中,是比较荒僻的。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之是“五月渡沪,深入不毛”。诸葛亮这次南征,取用的是攻心为上的方针,要在使南人心服。当时马谡建议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某心而已。”(《三国志·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据传说诸葛亮对孟获曾七擒七纵。最后,孟获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平服南中后,不留兵,不留官,“皆即其渠师而用之”。他认为:“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不留兵,不留官,不会是一官一兵不留。■降都督和各郡郡守,总是要由成都蜀汉政府派去的。“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大约是用作县邑官。少数民族地区的县邑,就由少数民族的酋帅来管理,称作邑侯或邑君。
  《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有邑侯魏狼,苏祁邑君冬逢,都是少数民族的酋帅。这次诸葛亮出兵征服后的南中,有时也还有些变乱。如“越巂郡,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余里”。到张嶷为越巂太守时,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后,牂牁兴古獠人复反。马忠击斩刘胄再平南中后,■降郡督由平夷移驻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蜀汉政府的势力大大向南推移了。
  诸葛亮平南中后,达到了增兵增财的目的,“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华阳国志·南中志》)李恢平定南土后,“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志·李恢传》)。张嶷平牂牁兴古僚人后,“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诸葛亮回到成都,休息整顿了一年。建兴五年春(227)出屯汉中沔阳,准备北伐。临发上疏(即后人所说的《出师表》)写道:“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次年,诸葛亮由汉中率军攻祁山。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从这次算起,到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前后与魏有六次战争。五次是蜀汉发动的进攻,一次是魏进攻,蜀汉防御。
  建兴六年(228)春,诸葛亮扬言要由斜谷道(由陕西汉中到郿县)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口(斜谷道的南口)。曹魏派大将军曹真率众迎战。诸葛亮率大军西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震动。魂明帝曹叡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诸葛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天水南)。马谡违反诸葛亮的节度,驻军山上,为张郃所破,以致影响整个战局。诸葛亮斩马谡,取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这年冬,诸葛亮又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宝鸡东)。魏派曹真迎战。诸葛亮因粮尽而还。魏部将王双率军追击,被战败而亡。
  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迎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成县西),郭淮退走。遂克武都、阴平两郡。
  建兴八年(230)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今甘肃天水南),张郃由子午(由今西安南到宁陕东)、曹真由斜谷(郿县到褒城)出,三道欲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今陕西洋县)。因遇大雨,道绝,真等皆退走。这年,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
  建兴九年(231)春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输军粮。魏将司马懿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费曜、郭淮等御之。诸葛亮破费曜、郭淮于上邽,司马懿敛兵依险拒守。诸葛亮粮尽退兵。张郃来追,蜀汉伏兵弓弩齐发,张郃中矢而死。
  建兴十二年(234)春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十万由斜谷出,以流马运输粮米。并进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郿县西南),与司马懿对峙渭南。诸葛亮每患粮不继,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相持百余日,八月,亮病笃,卒于军中。蜀军退。
  这六次战争,有两次是出祁山,一次是出斜谷,一次出散关,一次出建威,一次是魏军进攻,诸葛亮在汉中拒守。六次战争中,第一次,第六次规模比较大。
  治戎和理民
  陈寿评论诸葛亮,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干将略”(《诸葛亮传》)。治戎和理民,是封建时代治理国家的两大纲领,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是丞相应当尽到的职责,也是有丞相才能的人才能尽到的职责。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立,极为不易。这种成就,是跟诸葛亮治戎和理民的成果分不开的。
  陈寿称誉“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饬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为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魏志·诸葛亮传》评曰)“用心平而劝戒明”,是诸葛亮贯彻于军政民政的一贯作风。“刑政虽峻而无怨者”,表明这位政治家的深刻的政治影响。
  有关诸葛亮的事迹,见于史籍者不多。就流传下来仅有的简略记载而言,如建兴六年街亭失败后,取西县民千余家还汉中。建兴十二年屯田渭滨,耕者杂于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这都表明,诸葛亮的军队是节制之师,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难做到的。
  诸葛亮死后的蜀汉政局
  诸葛亮死后,蜀国的政治先后由蒋琬、费祎掌管。蒋琬还考虑过伐魏,兴复汉业。费祎就全无与魏争天下的思想了。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原,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国大体上采取了保境安民政策,军事活动比较少。
  费祎死后,姜维在蜀掌权。诸葛亮对他很赏识,称他“思虑精密,敏于军事,心存汉室,才兼于人。”费祎时,姜维“负其才武,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姜维掌权后,又恢复了对魏的战争。他仍是贯彻诸葛亮的军事路线,重点首先在争取占有陇西。姜维自以为是天水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同上)他数次出兵,都是争夺陇西。
  自后主延熙十六年(253)到延熙二十年(257)的五年之间,姜维五次伐魏。延熙十九年在上卦南段谷(今甘肃天水西南)一次战争中,因另一路军队误期,姜维被邓艾打败,战士“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众庶由是怨讟,百陇以西亦骚动不宁”(《三国志·蜀志·姜维传》)。段谷败后,不仅姜维的威望大减,蜀国蜀军也元气大伤。
  蜀汉后主刘禅是个庸材,他为政四十年,前期因有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辅政,政治较为清明。但在费祎之后,他听信宦官黄皓,政治昏聩。就连大将军姜维也因害怕黄皓陷害而不敢驻在京城成都。
  蜀汉晚期,朝政是相当腐败的。公元261年,吴派使臣薛珝来蜀,回国后对吴主孙休说到蜀国情况是:“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三国志·吴志·薛综传附子珝传》)
  姜维的抗战及其失败
  景元三年(262),司马师以锺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司马昭谋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隶校尉锺会赞成。司马昭遂以锺会都督关中,筹划伐蜀。他对朝臣们说:“自定寿春以来(指讨伐诸葛诞),息役六年,治兵缮甲,以拟二虏(指吴、蜀)。……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今绊姜维于沓中,使不得东顾。直指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汉中。……以刘禅之暗,而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晋书·文帝纪》)
  姜维听得司马昭派锺会都督关中,已经看出司马昭的诡计,赶忙从沓中上书后主说:“闻锺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陕西略阳南阳平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境),以防未然。”(《三国志·蜀志·姜维传》)后主信任宦官黄皓,迷信鬼巫,黄皓说王人告诉他,魏决不会进攻,刘禅即把姜维的奏章压下,朝中群臣都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景元四年(263),魏国兵分三路大举伐蜀。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领,带兵三万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沓中进攻,目的是缠住姜维,使他不能从沓中回撤。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带兵三万从祁山(今甘肃西和县北)向桥头进发,截断姜维的归路。东路是主力,由锺会亲自率领,带兵十万分从斜谷(今陕西郿县南)、骆谷(今陕西盩厔南)、子午谷(今陕西鄠县南)三道,向汉中进发。
  这时,姜维提出的御敌的方案是:“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①,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三国志·蜀志·姜维传》)
  锺会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汉中,蜀军就是按照姜维的方案作御敌的安排。这时蜀在汉中的守军,有一万来人。于是撤诸外围守军,分为两部,分别退守汉(今陕西沔县东)、乐(今陕西城固)两城,守城军不过五千人。锺会进入汉中,了解了这种情况,并不留在那里攻城,只派两位偏将带领一部分军队把汉、乐两城包围起来,自己却带领大军越过汉中向阳安关②进发。魏军不伤一兵一卒,不战而取下汉中。
  姜维在沓中,听得魏军主力已到汉中的消息,急忙从沓中向汉中转移。后面邓艾跟踪,紧追不放。姜维到了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桥头大道已被魏将诸葛绪占领。姜维假装要从诸葛绪军的北面过境,靠着地熟、人熟、情报快,在诸葛绪撤兵向北去堵截的时候,他却折回头以快速行军通过了桥头,等到诸葛绪再回到桥头的时候,姜维领兵刚刚过去。
  姜维走到阴平,锺会已经攻下阳安关口,正向白水关(今四川广元西北)进军。姜维急忙会合由成都开来的廖化、张翼率领的援军,一同退守剑阁(今四川剑阁)。
  剑阁,有大、小两座剑山,相隔三十里,群山相连,形势绝险。姜维守住剑阁,锺会屡攻不下。后方遥远,粮运困难,军队给养大成问题。锺会一筹莫展,打算退兵。
  邓艾进兵到阴平(今甘肃文县),听得锺会被姜维阻止在剑阁,正欲退兵,急忙写信给司马昭报告军情:大军已深入蜀境,功告垂成,千万不能撤退。他认为从阴平走山路向南,出剑阁西面一百多里,可以袭击涪(今四川绵阳)。涪在剑阁后面,离成都不过三百里,是成都的门户。如果军队到涪,姜维势必撤兵来救,这样,锺会的大军就能不战而取剑阁,如果姜维不来援救,涪守军势弱,必然容易攻下。邓艾信送出后,不待司马昭的回示,就照信上所说的计划,自阴平向南进军了。
  邓艾所走的这条路,实在艰险。山高谷深,七百里地很少人烟。邓艾一路凿山开路。遇到险要之处,兵上们便攀着树枝,缘着悬崖,一个拉着一个的前进。
  邓艾就这样翻山越岭来到江油(今四川江油),驻守在江油的蜀军,大吃一惊,便向邓艾投降了。邓艾由江油进一步迫进涪。
  蜀汉军驻涪的主将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没有乘邓艾远来疲惫还没有站住脚步的时候向邓艾进攻。他的部将黄崇再三向他建议,诸葛瞻不肯接受。邓艾进攻了,他的人马都是处在不进就死的处境,攻势非常勇猛。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邓艾派人去劝他投降,说:“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子瞻传》)瞻大怒,立斩来使。邓艾攻入绵竹,诸葛瞻和黄崇都死在战场上。他的儿子诸葛尚,听得父亲战死,说:父子为国家大臣,没能早杀黄皓,致使国破家亡,有何脸面活下去。也力战而死。
  邓艾进军到雒(今四川广汉),离成都只有八十里。后主招来群臣会议。有的主张到南中去,有的主张到东吴去。光禄大夫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犹豫了半天,最后也就听了谯周的话,向邓艾投降了。只有后主的一个儿子北地王刘谌,很有点烈性和气节。他愤慨地对后主说:如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于地下,奈仍屈辱投降!后主不听。刘谌觉得大势已去,无力挽回,便带着妻子到他祖父刘备庙里大哭一场,先杀妻儿,然后自杀。
  后主投降以后,又命姜维向锺会投降。蜀汉的兵士听得要向敌人投降,都气得拔刀砍石头。
  有的史书记载称蜀亡时有二十八万户,男女九十四万口,将士十万二千人,吏四万人(参看《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①《资治通鉴》卷七七甘露三年(258),引此句作“听敌入平”。胡三省注云:“谓纵敌使入平地。”意思与此《传》正相反,细审形势,当以《资治通鉴》为是。
  ②《资治通鉴》卷262景元三年注:“阳安关口,意即阳平关也。”
第六节 孙吴对江南的开发。孙吴的灭亡
  赤壁之战后,孙权占有江东,又占有荆州一部分,江南广大疆域都在他控制之下。自公元200年孙策死,孙权代他领兵,到公元252年孙权死,孙权统治江南前后达五十二年。这五十多年,基本上是江南的开发时期。东汉末年,先有镇压黄巾起义,后有军阀混战,北方遭受破坏,人民大批南逃避乱,对于江南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经济的开发,是有帮助的。
  征山越、蛮族和夷族
  孙吴能在江南立国,就是以前代江南地区的不断开发为条件。孙权时期,江南的开发主要仍在长江沿岸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岭南珠江流域也在逐步兴起,而广大内地,仍是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这时期,在东南内部地区居住的是越族。因为他们居住的地区多是山地,历史上就称他们为山越,这与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的得名是一样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越族。除去居住平原地区的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山越人仍很落后。他们居山谷幽邃之地,“未尝入城邑,对长吏”(《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自然也不服役纳租。
  山越人口众多,地区广大。他们居住地区又靠近孙权统治地区中心的吴郡、会稽、建业等地,对孙权政权的巩固和稳定,有相当大的威胁①。孙吴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如何征服山越,使他们成为东吴的兵源和财源,变有害因素为有利因素。
  孙吴与山越人的战争,从孙策时即已开始,一直到孙皓时止,几十年中连续不断,几乎与吴国的统治相始终。其中,次数多,规模大的征讨战争,多在孙权时期。每次征讨之后,就把降服的山越人中强壮的收编为士兵,赢弱的划归郡县。公元234—237年,诸葛恪征讨丹阳郡山越,一次就得兵四万人(《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据《吴志》各传中所载诸将征讨山越所得士兵人数加起来,已不下十三四万。①吴亡时,吴国士兵人数大约有二十多万,其中山越人约在半数以上。
  居住在荆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蛮族,交州地区的被称为夷。孙吴对蛮、夷人也有过不少征讨。黄龙三年(231),孙权以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斩首获生,盖以万数”(《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赤乌十一年(248),交阯九真夷攻没县邑。孙权以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务崇招纳。“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颡,交域清泰。”(《三国志·吴志·陆胤传》)
  孙吴征服山越、蛮、夷等族后,一方面是把他们征发出来作战士和划归郡县作编户耕田种地,一方面也逐步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地区设置郡县。江南荆、扬、交、广地区,东汉时有二十个郡和二百六十五个县。②东吴时期,由于分置和增置,已增为四十三个郡和三百一十三个县。③通常情况下,郡县数目的增加多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东吴时期,江南郡县数的增加,除这种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山越、蛮、夷族居住地区被开辟而增设了郡县。
  农田水利的发展
  东吴政权注意兴修水利。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使江南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长江下游三吴地区最为显著。为了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军粮问题,东吴与曹魏一样,也注重屯田。吴的屯田也有军屯和民屯之分。征服山越、蛮、夷所取得的民户,一部分成为郡县编户,一部分也用来屯田。管理屯田的官,称为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这和曹魏管理民屯的农官名称是一样的。他们也同样不受郡县的管辖。①典农校尉,地位等于郡守,都尉等于县令长。屯田的规模都是相当大的。在皖城的屯田,有稻田四千余顷。②江北的屯田,有屯田兵数千家③。诸葛恪在庐江皖口屯田,屯田兵有万人④。毗陵屯田,有男女各数万口⑤。这些规模大的屯田,都是军屯。民屯人数也不少。永安六年(263),“丞相(濮阳)兴建,取屯田万人以为兵。”(《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既然说是“取屯田万人以为兵”,这些屯田人原不是兵,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屯田人中抽出一万人,大约不会影响屯田的耕作,这也说明孙吴民屯中的劳动人数是多的。
  民屯中的屯田者不服兵役。军屯中的佃兵,平时耕田种地,疆场有事则参加战斗。《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载陆凯谏孙皓的话:“先帝战士,不给他役,使春唯知农,秋唯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可知孙皓以前,屯田兵是平时耕田种地,有战争就参加战斗。这与曹魏的军屯大体也是一样的。
  孙氏在江东建国,靠的是江北豪族和江东豪族的支持。为了对豪族进行报答,曹魏晚期出现的给客制度,在孙权早期就出现了。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取皖城,以吕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建安二十四年,蒋钦死,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志·蒋钦传》)。建安二十年,陈武从孙权征合肥,战死。“权命以其爱妾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志·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孙权前期,内外形势动荡,他依靠江北、江东豪族为他维持局面,所以这时期孙吴统治阶级内部君臣之间是比较团结的。孙权后期,情况变化了。本来,吴和蜀的立国情势就有所不同,蜀的理想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出师表》)。孙吴则满足于划江自守的偏安局面。诸葛亮生前曾几次北伐,吴则很少主动向魏大规模进攻。西晋的傅玄说孙权“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注引《傅子》)。到孙权后期,三国鼎峙局面已大体稳定下来,孙权年事已长,为子孙皇位计的思想逐渐突出,他与将相大臣间的矛盾也就逐渐出现了。陈寿评论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评曰)。他信任宦官左右下人,嫌疑大臣。后来孙皓猜疑大臣,果于杀害,不过是孙权晚年事态的发展而已。
  与夷洲的交通
  孙权时期有一件大事,这就是与夷洲的交通。夷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台湾。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华木不死,四角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髠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居室,种荆为蕃障。土地肥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其地并出铜铁,唯用鹿觡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镮贯珠珰。”(见《太平御览》卷780引)从用鹿觡矛,石镞刀斧看,当时夷洲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或已到晚期。从种荆为蕃障看,当时掠夺战争尚不严重。国家,往往是在城邑、掠夺战争之后出现的。夷洲居民当时还没有城邑,也还没有国家组织。
  黄龙二年(230),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亶洲,不知今何地,可能是琉球。孙权使万人至夷洲,可能事先对夷洲已有很多的了解。不然,他不会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海上活动。
  夷洲以外,北到辽东半岛,南到南洋诸国,都曾有吴的使臣和商人活动。魏明帝曾诏辽东,提到孙权“复远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货物,狂诱边民”(《三国志·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吴与南海各地的海上来往和贸易也比前代有所发展。吴的使臣曾多次泛海南出。交州刺史派康泰、朱应出使南海各国,“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海南诸国传》序)。回国后,康泰著《外国传》,朱应著《扶南导物志》。大秦的商人经南海来到吴的建业。大和尚康僧会,也是从海上到达吴都建业的。
  孙皓与吴的灭亡
  司马昭灭蜀之后,本来打算休息三年就去灭吴。但灭蜀后的第二年,司马昭就死了。司马昭死后不到半年,儿子司马炎即受魏禅为帝,改元泰始元年(265),西晋开始。又过了十五年,晋才伐吴。
  吴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孙权的孙子孙皓。其人既残暴,多忌讳,又荒淫,好酒色,还使用一些酷刑来杀人。但这个人却有点聪明,也有才干,与蜀后主刘禅不一样。
  吴的租税徭役很重。孙权时,大臣张昭、陆逊曾上疏,希望能减轻赋税。但孙权认为:三国分立,常要打仗,租税徭役不得不重。到孙皓时,虽然不打仗了,但修造宫殿,穷极技巧,功役费用以亿万计。人民服役,不胜其苦。后宫的宫女已有数千人,还年年要挑选。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陆凯曾上疏:“臣闻国无三年之储,谓之非国,而今无一年之畜。诸公卿位处人上,禄延子孙,曾无致命之节,匡救之术,苟进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茶毒百姓,不为君计。自孙弘造义兵以来,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日张,畜积日耗,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所在长吏,不加隐括,加有监官,既不爱民,务行威势,所在骚扰,更为烦苛,民苦二端,财力再耗,此为无益而有损也。”(《三国志·吴志·陆凯传》)贺邵也上疏,“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三国志·吴志·贺邵传》)可是,孙皓对于陆凯、贺邵的上疏,却恨之入骨,贺邵因此被杀。
  百姓受不了孙皓的压迫剥削,就起来反抗。施但领导的起义,有一万多人参加,直攻打到离建业三十里的地方。交州、广州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斗争了好多年。
  孙皓的荒淫暴虐,使吴国上下离心,伐吴的条陈,就时时在晋朝廷上提出来。大臣对伐不伐吴,分成两派。一派以羊祜等为首,主张伐吴。一派以贾充为首,坚决反对伐吴。晋武帝是个平庸募断的人,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咸宁五年(279)晋益州刺史王濬上疏:“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王,则强敌也。愿陛下勿失事机。”(《资治通鉴》卷八十)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也上疏:“凡事当以利害相校,今此举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于无功耳。”疏到之时,武帝正与张华围棋。张华也说:“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这才下了伐吴的决心。
  这年冬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沿长江上下六路出兵。一路由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领出涂中(今安徽滁县),一路由安东将军王浑率领出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一路由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今湖北鄂城),一路由平西将军胡奋率领出夏口(今湖北汉口),一路由镇南大将军杜预率领出江陵(今湖北江陵),最西一路由龙骧将军王濬率领,从蜀顺江而下。六路大军共二十多万。但总领六路大军的却是始终反对伐吴最力的贾充。
  在六路大军中,王濬一路作战最勇猛。吴军曾在西陵(今湖北宜昌)以西吴晋两国交界处,用铁索和铁锥把长江的水底、水面都封锁起来。王濬到后,破除了障碍,顺江而下。加上江陵、夏口、武昌诸路大军的胜利,晋军很快就到达建业,孙皓只得投降。孙吴的灭亡,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历史。
  吴亡时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差不多比蜀多一倍。
  附:三国世系表
  ①《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励。”《三国志·吴志·贺全吕周锺离传》:“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这些记载,说明山越对孙氏政权的威胁。
  ①参看何兹全:《东吴兵制》,见《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②此据《续汉书·郡国志》。无广州,在交州内。
  ③参看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作“县三百一十三”。
  ①《宋书·州郡志》:“溧阳令,汉旧县。吴者为屯田。”“湖熟令,汉旧县。吴者为典农都尉。”“晋陵太守,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校尉”。《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年二十一……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这些记录,说明吴的屯田与魏一样,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不受郡县守令管辖的。
  ②见《晋书·王浑传》。
  ③《三国志·魏志·满宠传》:“青龙三年(235)春,(权)遣兵数千客佃于江北。”
  ④《三国志·吴志·诸葛恪传》:“恪自领万人。……拜恪威北将军,封都乡侯。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
  ⑤《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赤乌中,诸将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
第二章 西晋的短暂统一和东晋十六国的混乱
  第一节 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晋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晋皇朝相对安定时期。这期间,从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保持了一个小康的局面。
  平吴以前,晋就重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据《晋书·食货志》载:“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干稼穑。”泰始二年(266),武帝诏:“今者省徭务本,并力垦殖,欲全农功益登,耕者益劝”。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武帝特下诏书褒扬,赐谷千斛。十年,光禄勋夏侯请求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万顷。咸宁元年诏:“今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如屯田法。”西晋朝廷采取措施,从垦荒、兴修水利、增加农业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鼓励农业生产。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在变乱时可以受到欢迎,在社会相对稳定时就不能适应农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马昭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三国志·魏志·陈留王纪》)。大约这次政令未能得到贯彻,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罢农官为郡县”(《晋书·武帝纪》)。废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种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军法部勒下进行生产的屯田人变为郡县管理下的编户小农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会更高,更能增加生产,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这应是主要原因。
  西晋统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颁布户调式,同时还颁布了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法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晋书·食货志》)。占田和课田的关系如何?“其外”两字如何解释?问题和争论都很多,详见本卷典志篇。这里只指出一点: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自己所有,因而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太康时期的小康局面虽只有十来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当安居的历史时期。《晋书·食货志》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成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就这样描述:“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这些虽是不无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
  太康年间,人口增加很显著。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国家“户有三百七十七万”(《三国志·魏志·陈郡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这当是国家户籍上人口数的增加,与人口的实际增加数当有距离。但总的说来,这时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对世家地主的优遇
  汉末三国时是世家和豪族势力的扩张时期。曹魏后期,大约是在司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权,其中也包含了特权的新的形式。这实际上是特权的扩张。《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租牛客户,是给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为田客的太原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当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吴之后,晋廷在公布户调式和民丁占田、课田的同时,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史家对魏晋以后的这类地主,称作世族,又称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时,也不可忘记,无论是称世族或士族,在其内部自有品级或等级的不同。史家所谓门阀,应指其中较高的品级或等级而言。官吏按品级还可荫庇衣食客和佃户。官至六品以上,得荫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荫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荫庇佃户五十户,第三品十户,以下递减,到第九品一户(参看《晋书·食货志》)。
  世族地主的占田数额是远远超过劳动人民的。即使第九品还可以占田十顷,超过劳动人民占田七十亩的十四倍以上。
  曹魏给公卿以下的租牛客户,“数各有差”,但具体的规定,没有传下来。晋武帝太康元年关于依品高低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规定,是我们所知道这方面的最早纪录。
  曹魏时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西晋时已完全成为世族地主独占高级官位的手段。这时世族地主的政治特权早已形成,九品中正制更加巩固了世家地主的特权。晋人刘毅在上疏武帝时指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和“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刘毅传》)。
  朝廷规定世族地主占田和荫庇人口,是对既成事实作合法化的承认。承认中自然也有限制的意思,如官品荫庇法中规定第一品第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晋书·食货志》),就是限制。但事实上,限制是不起作用的。太康年间,即占田法颁布之后,李重上疏①反对限制奴婢数额时就指出:“诸侯之轨既减,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晋书·李重传》)这说明朝廷对品官占田虽有明文限制,但事实上,世族地主的特权是没有限制的。举例来说,如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玉戎传》)。石崇,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亲人,其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晋书·石崇传》)。
  晋对世族地主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遇,这有利于统治阶层在一定程度上的调和。但世族地主之无限制的特权,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也使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好景不长。
  ①据唐长孺先生说,见《西晋田制试释》,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5—46页。
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
  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①。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上》)。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中复设“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总的说来,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绢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
  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291),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元康九年间,在政治上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司马光的评论称当时“虽王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支持,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06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
  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
  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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