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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恶心的组合！！鲁肃+周瑜，甘宁+吕蒙，二张+陆逊，尼玛我们压根就没牌啊，桃子全被换走，诸葛九死一生，全场集火吴国，无用，刷派组合太厉害了，最终还是破解了，哈哈，运气好~！大家看看怎么来破解此组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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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 或 Email关羽、鲁肃演义益阳　　　　
前言　　　　
益阳，自秦朝设置县制以来，一直是座默默无闻的小城，虽地域宽广（秦汉时期的益阳是现在湖南省面积的六分之一），但由于人烟稀少，地处偏僻，故一直到东汉末年，都属于不大闻名的小镇。但在三国时期，建安20年（公元215年）起，蜀、吴借讨荆州之争，双方各自隔江屯兵于益阳，军队集中最多的时期，双方各领兵上了五万人，使这个不足一万人口的城镇一下陡增了十万人，而且都是来势凶猛，领军人物声名显赫，战争发生迫在眉睫。这对当时的益阳来说，不亚于史前的彗星撞击地球的大事件，确实是一件改写益阳历史而且流传千古广为传说的大事，也是千年益阳古城故事中最浓最重的一笔。　　　　
但荆州的借讨之争为何最后落脚于益阳？这首先还是应该从益阳的特殊战略地位说起；我们今天所说的“汉”，三国时期的荆州，实际上就是“汉”的中心和发祥地，在冷兵器时代，客观上形成的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黄河中原文化”，若要统一控制整个中国，必须先控制荆州，它除了是地理上进入西南的必经之途外，也是扼制东南下游和长江天险的重要枢纽，因此，只有占据荆州以后，顺流而下，才可完成整个中国的战略控制，于是，进入公元三世纪后，北方日益强盛起来的曹操在结束“二袁”的战争以后，还来不及使北方的政局稳定下来，就迫不及待的把军事矛头指向了荆州，这就说明了古荆州在历史上有着多么重要的战略地位。　　　　
而最感到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莫过于在东南方逐步发展起来的东吴孙权集团了，荆州顺流而下的战略位置无时无刻不使吴孙权集团感到利刃悬头，因此，早在公元193年时，其父孙坚就因这种利刃悬头的威胁而攻打过荆州，但因为那时荆州刺史刘表的力量还足以应付东南方的各种地方势力，于是，孙坚战死在荆州城下，以至使东吴和荆州结下了“家仇国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荆州的重要战略地位，但通过孙策、孙权兄弟两朝君主的发奋努力，他们还是不具备这种摘除悬头利刃的能力，只能保持平衡的各守疆界。　　　　
刘备军事集团虽势力弱小，经常寄人篱下，自从207年，三顾草芦请得诸葛亮，得出隆中对的战略方针后，达到了人才集结的优势，但却一直苦于无自己的地盘，因此，也早就把眼光盯在了荆州这块“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土地上，也是一个只等时机到来，便要看准机会下手的狠角。　　　　　　
然而，在公元208年，北方曹操的迫不及待南下，靠强大的军事势力和政治压力，加上刘表年老才死，次子刘琮无志又窝里斗，在触其曹操的锋芒之后，便作出了投降的决定。于是，长江中下游地方军事势力平衡的局面被提前打破了，一场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千多年来都影响着中国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成也荆州，败也荆州”长江中游争锋战在荆楚的地面上展开......　　　　
荆州争锋，如果说“赤壁之战”是南方孙、刘联合把北方势力曹操踢出局，是形成三国的开局，“夷陵之战”是孙、刘荆州争锋最后的结果、也是三国结束的话，那么，益阳这块地盘，便是孙刘两家重新在这里洗牌、谈判、讨价还价和比拼暗力的地方了，还具体一点讲；孙、刘的荆州争锋就是在益阳拉开的序幕。也是在益阳找到双方的磨合点。因益阳在三国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北方南下“近图荆楚，远图百粤”的必经之地。　　　　　　
然而，孙、刘两家在益阳拉开这场荆州争锋的大序幕，各隔江屯兵五万，虽都处在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但两家却并未发生战争，因那时曹操在北方势力很大，并随时准备报赤壁之仇，孙、刘虽荆州争锋，可大敌当前，谁也不会去破坏这种相互依存的联盟，发生战争，等于自相残杀。因此，益阳虽没有发生流血战争，但两军在这里相恃数月，且后来蜀国撤兵地属东吴后，东吴还在此地屯兵数年，说益阳是三国的驻军重地和孙、刘荆州争锋的前沿阵地，从三国时期给益阳留下许多遗迹和故事，这倒是有史和有据可考的；如两口诸葛井、鲁肃城、鲁肃巷、关濑惊湍、碧津晓渡、甘垒夜月、春秋阁、马良湖、文昌阁、马迹塘等，后来依据历史修建的武庙，张飞庙，将军庙，水府庙，青龙洲等，这些都是三国时期留给益阳的宝贵遗迹和故事，但这些三国时期留在益阳的深厚痕迹，虽然还是那么鲜活，可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流传和讲解，已经显得失真；有的是因为神化，有的是因为当时就缺乏对历史的了解误传下来，当然，更多的则还是因为政治和观念的原因，比如，蜀国撤兵地属东吴后，自然是东吴为正统，但以后由于传统观念和三国演义的缘故，刘备又成了汉室正统，因此，这些故事便演化为几种说法了，这里，我们遵循历史发展的轨迹，依据用事实、用数据说话的科学方法，站在不带偏见的人性立场，对益阳的这些三国时期的故事进行研究整理，以达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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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贾山是三国时期驻军之地　　　　
陆贾(jia)山，是益阳资水南岸的一个古地名。据史记载；“陆贾，汉初政论家，辞赋家.楚襄樊人，汉高祖定天下，常使诸侯为说客,官至太中大夫”。又载；向高祖建议；“夫道莫大于无为”，是汉初“清静无为”和“休生养息”国策的倡导者。自然，他的名字不会读贾（gu）,
这除了“贾”这个多音字在姓名中应读贾(jia)的原因外,还有中国历来就是重农抑商的政治原因,商贾（gu ）向来就被视为短斤少两,掺杂使假的奸人。因此，作为政治家的陆贾决不会让他的名字读作贾（gu ）的。今天的益阳人之所以读贾（gu ），实在是“久违了”的缘故，确实，这个地名在益阳已近半个世纪不曾提及，但，现代益阳人知道的陆贾山，却是在桃花仑和大海塘之间的陆贾山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建的家用电器市场一条街，后因市场的自然发展，已逐步形成一个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综合性市场，又由于地处319国道的闹区，故贸易兴隆，幅射力很大。　　　　
其实，这里并不是陆贾山，充其量只能叫陆贾山的南山脚和大海塘的西北坡地，叫陆贾山庄则是说得过去的，陆贾山庄的一个“庄”字，也实际说明了这里不是陆贾山，真正陆贾山的主坡就是现在市废旧公司和资江瓷厂包括茶亭街、资江堤岸与河床，都是陆贾山延神的坡地。　　　　
陆贾山，一处自古以来就是黄土山坡，原本是史前地壳的北越板块向欧亚板块靠拢挤压，约10亿年前左右，燕山期地壳运动，海底火山爆发与益阳南部，出现了海退，江南古大陆产生而呈现出地台。此时，湘北、湘中地壳凹陷而出现了洞庭湖。由于地壳运动留下这处黄土山岗，是洞庭湖南边的山峰。但由于黄土属原始聚板土，贫瘠而带凉性，故千百年来，长不成大树，只生长些杂草和矮小灌木，又由于黄土带凉性的原因，被当地人用来保存食物用品，益阳的松花皮蛋之所以享誉海外，就是因有这种黄泥巴裹蛋的原因。益阳松花皮蛋，清凉可口，味道鲜美，曾获国家金、银奖，一度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但陆贾山更现实的作用，则还是埋葬死人，（江北的老益阳城区属洞庭湖淤积平地，地下只有沙泥），正所谓，“何处黄土不埋人”，故自秦汉有益阳老城区以来，这里就一直是益阳城区埋人的坟岗。　　　　
但这样一处荒凉的乱坟岗，却何以用陆贾这样一个著名的政论辞赋家名字去命名呢？陆贾生不在此地，葬不在此处，何以故？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翻阅了有关益阳的许多史料和走访了解益阳的人士，无正史记载，只找到一种传说；陆贾出使南越时，曾小居此地。经过和“小居”，就以姓名命名，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再者，陆贾山从秦汉以来就一直是葬人的坟地，陆贾会住在这荒凉的乱坟岗上么？因此，我们根据历史的地理风貌和益阳的风土人情、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大胆的做出这样一种假设推论；　　 　　
在远古的西汉时期，益阳老百姓由于受国家“清静无为”和“休生养息”国策的影响，逐步过上了平静太平的日子，于是，在炎热的夏天夜晚，住在益阳江北市区的人们，纷纷都到河堤上来纳凉消暑（益阳居民有上千年河边纳凉的习俗），望着满天的星斗和河中的渔火，同时，也远望着河对面朦胧的埋人山黛，对那因暑气蒸腾而离地丈余的漫山绿色磷火，少年人不禁发生了疑问；对面那山怎么是绿色的？怎么比白天高出了那么多？于是，有经验的老人便在星光河风中作出经验解释；那绿色的是磷火，可离地走动，变得高了，并不是山坡高了，而是“假山”。于是，“绿假山”便因此而得名，益阳话“绿”“陆”同音，假与贾本身就是同音。之所以与陆贾联系起来，是因为陆贾倡导的“休生养息”政策就象今天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一样，已使老百姓受益获利而得人心，陆贾的名字早就在当时楚国的老百姓心中占有位置，于是，对面那座埋人的山岗便被城区居民谐音叫成了“陆贾山”，这也是益阳人特有的感恩和纪念陆贾的方式，因此，“陆贾山”的定名应该是在西汉时期便确定下来了的。 　　 　　
陆贾山在一个世纪前都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大坟场，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这里搞开发时许多人都曾见到过漫山遍野的白骨和骷髅，这之前凄凉的情景也有许多历史和古诗的记载，清士大夫田沐霖曾这样用诗描述过陆贾山的夜景；　　　　
腾腾杀气起前津， 三里桥头万马屯。　　
残垒荒烟迷白骨， 孤村夜雨走青燐。　　　　
这里所指的“青燐”，就是对岸城区所看到的绿色“鬼火”。　　　　　　
但使“陆贾山”名声大振、并使其成为中国历史舞台的背景、则是三国时期鲁肃和甘宁在益阳的驻军。据三国志《先主传》、《鲁肃传》最早记载；“备既定益洲，权求于长沙、零陵、桂阳、备不承旨，备遣派关羽争三郡，权遣鲁肃往益阳与关羽相拒”。一句“权遣鲁肃往益阳与关羽相拒”，虽说的具体，但却是大手笔用的粗线条，在益阳什么地方？这就是陆贾山了。关于这一点的认定，我们最好还是引用[北魏]郦道元（４６６～５２７年），《水经注》
卷三十八，资水、涟水、湘水、漓水、溱水中的一段记载；　　　　
“资水出零陵都梁县路山，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唐糺山，盖路山之别名也，谓之大溪水......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　　　　
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县有关羽濑，所谓关侯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于是水。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擒矣。羽夜闻宁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茱萸江又东径益阳县北，又谓之资水。应劭曰：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矣。然此县之左右，处处有深潭，渔者咸轻舟委浪，谣咏相和。罗君章所谓其声绵邈者也。水南十里，有井数百口，浅者四五尺，或三五丈，深者亦不测其深。古老相传，昔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或云古人采金沙处，莫详其实也。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处，谓之益阳江口”。　　 　　
《水经注》成书于六世纪初，是《三国志》200年后的历史地理巨著，也是国内目前研究三国历史最早、也最有参考价值和权威的两本书，三国志认定“权遣鲁肃往益阳与关羽相拒”，水经注则具体到“南对甘宁故垒”，那么，这个益阳千年来葬死人的坟岗，又被城区居民定名为“陆贾山”的山头，竟然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过国内举世瞩目的辉煌，而关羽、鲁肃演义益阳的故事也就是在这个舞台背景下展开，“陆贾山”，益阳三国故事的大舞台。　　　　
　　陆贾山的渡口就是三国演义中的陆口　　　　
其实，《三国演义》把单刀赴会的地点具体定在陆口，就更加证实了关羽是在这里单刀赴会的。所谓陆口，就是陆贾山渡口，在军事上简化地名，这是古代军事联络报告的起码常识。现在的益阳，除有史书记载外，更有多处的史迹为证；　　
1、甘垒夜月，这是明代总结出的益阳十景之九，就是吴将甘宁在陆贾山右侧蛇山筑的瞭望观察台，也就是现在铁铺岭的境内。甘宁长时间驻兵在此，与关羽隔河相拒，由于当时孙、刘还处于联合抗曹的联盟中，故各守边界。其界就是资江河。　　
2、关濑惊湍，也是益阳的十景之一，原本是资水流入益阳城区，被当时在河中的青龙州、萝卜州、蔡家州所堵，造成水流不畅，资水从沙石上流过，水位变浅，如万马奔腾，似惊雷轰鸣，故成为一景观。之所以叫“关濑惊湍”，则是指鲁肃因关羽单刀赴会扣杀不果，担心翻脸后关羽会从此水浅处涉河报复，故要甘宁夜晚在此防备守护，甘宁给自己壮胆，彻夜咳嗽，加上水流轰鸣，似有千军万马守护，关羽夜间闻声，说；“此乃兴霸之言也！”，终未渡江。其实，这是益阳后来归还东吴后对甘宁的神化，以关羽威震华夏的声威和武艺，连孙权都不放在眼里，岂惧一小将兴霸？主要是关羽当时觉得理亏，又恐破坏了孙、刘联盟的大策，未想渡江而已，以此使甘宁浪得虚名（浪得虚名的成语，大概就出自益阳的关濑惊湍）。　　
3、神话甘宁的还一处景点，那就是在大码头的将军庙了，这个将军就是甘宁，在大码头打造航运祖师爷魏公之前，一直是益阳资江的守护神。　　
4、甘宁目前在益阳广有子孙后代，在黄泥湖乡甘家垅村，甘姓就是当地的一个大姓，现有地名甘家垅就是因此大姓而命名。　　
罗贯中《三国演义》所说的荆州附近的陆口，查遍荆州古城历史和三国荆州地图以及公安、江陵、潜江的地图，也找不到陆口这个地方，倒是在湖北的嘉鱼县赤壁古战场的附近查到了一个陆溪，“陆溪”与“陆口”除地名不对之外，其地点也相隔千里，赤壁之战后，已属于当时东吴的腹地，这里显然是罗贯中弄错了。至于现代国内的某些权威对陆口的解释；“陆口，即蒲沂口,蒲矶口,陆水入长江处,鲁肃、吕蒙屯兵处”。这就更不合逻辑了，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初，孙刘联军取得赤壁大战的全面胜利以后，东吴乘胜派甘宁攻夷陵(今宜昌境），蒲沂口早就成了吴国的腹地，怎么会在6年后派甘宁和鲁肃“屯兵陆口”与荆州相隔五百里外去讨荆州呢？这就更加解释不通了。　　
事实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终於夺取了益州。孙权马上派出使臣前往益州，交涉归还荆州事宜。这个使者是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刘备当然不答应归还荆州，他的答复是：“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相与耳。”孙权明白这是刘备的拖延计策，于建安二十年初(215年)，就单方面行动，委派官员，前往刘备势力范围接管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关羽派出军队将东吴任命的各级官员驱逐出境，孙权大怒，派遣吕蒙率军二万，进行武力夺取。吕蒙移书三郡，长沙、桂阳同意归附东吴。零陵太守郝普则效忠刘备，不肯归还，于是受到孙氏军队的攻击。刘备听闻变故，亲自从蜀郡成都赶赴公安前线，命关羽率军三万保卫三郡。
孙权命鲁肃率领二万人部队驻军益阳，“屯兵陆口”(今湖南省益阳市资水南岸陆贾山渡口)，作好抵御长沙、桂阳不受刘氏军队的攻击的准备；另外又飞书召吕蒙从零陵急赴益阳，增援鲁肃。于是，双方在益阳摆出了这种重兵压境、隔江对恃的局面。因此，《三国演义》所说的“陆口”，只能是益阳的陆贾山陆溪之口，除此，任何解释都不合逻辑。　　
这之后，曹操攻击西川，诸葛亮要孙权出兵分散曹操的兵力，主动遣伊籍将长沙、江夏、桂阳三郡还给孙权，蜀国撤兵，地属东吴。于是，孙权便要鲁肃接替甘宁、吕蒙的兵权，换二将去攻打皖城，鲁肃又继续“屯兵陆口”。这就更证实了陆口就是陆贾山之口了。因此这时益阳已属东吴管辖，鲁肃虽然还“屯兵陆口”，但他本人却不得不住进益阳城区来主政，鲁肃住益阳的史迹就更多了，象东门口的鲁肃堤，就是鲁肃主政时所修，还有鲁肃巷，就是鲁肃居住出入的巷子，原来的益阳老城区东门口就叫鲁肃城。当然，还应该有鲁肃俯，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保护，现在也就只有传说了。《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写道；“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忽合肥报来；“东吴陆口守将鲁肃身故”，年仅46岁”。这样说来，鲁肃在益阳只主持了两年政务，就死在益阳的任上，至于葬在何处？虽史无记载，因鲁肃死在冬天，以鲁肃的为人和地位，完全应该运回吴国进行国葬或运回祖籍安葬，但鲁肃是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人，当时在魏国曹操的控制之下，运回祖籍安葬显然是不可能。现在湖南岳阳距岳阳楼一公里的“吴大夫鲁公肃墓”，当时就已经是吴国的腹地巴丘，就更加证实了鲁肃死在益阳任上的依据，岳阳与益阳一水相通，运往岳阳安葬是符合历史、也是符合逻辑的的。至于江苏镇江和武汉龟山的“鲁肃墓”，现已证实，都是衣冠冢。　　
陆贾山虽在三国时期轰轰烈烈热闹了十多年，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则是一片荒凉之地，千百年来，朦胧的月色只能给杂草丛生、乱坟遍布的陆贾山增添无限的凄凉，明进士罗允元曾留诗描述；　　荒城迷野树，
山月度闲关。 肃气横牛斗，
侵人毛骨寒。　　
这里的“关”和“肃”是否指关羽和鲁肃在这里的作为呢？我不得而知，还待史学家去考证。　　　　
　　单刀会　　　　
《三国演义》第六十六会这样写道；“肃乃辞孙权，至陆口，召吕蒙、甘宁商议......”，也就是说，东吴“屯兵陆口”的是三个将军，至于屯兵多少，从何路线来？三国演义上没有说，我们也无法指责和要求一部文学作品真实准确性和情感倾向性，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三国志》的各人物传里倒有一些不完整的零碎记载，因此，这里我们只有结合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国的研究成果，和《三国志》里的各人物传以及裴松之注引韦曜的问题，《吴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再来结合益阳志和益阳的地理位置来研究探讨这件事情了；
　　　　　　　　　据三国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年，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领兵三万入益阳。又《鲁肃传》：“肃住益阳与关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距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　　　　
我们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是鲁肃先在益阳驻兵，虽没有说明数量，但从亏理的刘备要关羽领兵三万的数量来看，鲁肃的驻兵至少在三万以上，这里，我们从东吴三个将军以三个不同的方向进驻到益阳资江南岸的情况来分析；1.鲁肃从长沙领兵万余，2.甘宁从巴丘（岳阳）水路领兵两万，3.吕蒙从零陵赶来，也是领兵两万。但史书上写的是；说此时吕蒙已经夺得了长沙、桂阳两郡后，正准备拿下零陵时被孙权紧急召来益阳的，那么，这样一来，鲁肃还有可能召来长沙和桂阳两郡的兵马，从孙权把吕蒙从零陵前线紧急召来的架势来看，东吴的驻军可能在六万以上甚至更多。　　　　
而所驻军的地点益阳志上是这样记载的；“鲁肃与甘宁屯兵南岸，筑台于陆贾山，今“甘垒夜月”即甘宁所筑的指挥了望所”。其实，吴军的六万人马，一句“南岸”是难以详细说明其壮观阵势的，今天的益阳人是可以理解吴国军队六万人“南岸”一线分布的阵势；西头，黄泥湖至会龙山一带，为吕蒙的两万马步兵，（千百年来，当地的老百姓一直误传为曹操的军队，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军事机密的原因造成，因当时孙、刘两家都不愿意老百姓看到孙、刘两家失和的局面，当然，更不愿曹操看到这种局面，故说是曹操的军队，所驻军队实为东吴吕蒙的人马）。鲁肃的中军驻扎在陆贾山中部至会龙山；甘宁的2万余人驻扎陆贾山东部至三里桥，鲁肃与甘宁在陆贾山并筑台，“甘垒夜月”即所筑的指挥了望所。至于三里桥的名字来历，则是当时甘宁的驻军由西而东延伸三里扎寨，但中间隔有一条陆溪，便搭架一座桥联系陆贾山，“三里桥”便因此而得名。　　　　
这样看来，东吴在南岸的屯兵，是一个由西而东近二十华里长的沿河长线阵。　　　　
那么，北岸的关羽防线又是怎样呢？县志载；羽扎寨于青龙洲，今“青龙洲”为关羽磨青龙刀而得名，洲边的“关濑惊湍”即关羽欲渡江与甘宁所抗之地。其实，关羽的三万兵马也不确切，他北面的背后还有武陵太守巩志的一万兵马，驻军之地就是今天紧邻益阳的汉寿地域“军山铺”，“军山铺”也因巩志的秘密驻军而得名。除此之外，刘备还于公安督五万兵马准备赶来。关羽的部队也是沿资江北岸由西而东一线摆开，一直延伸到东头的孟家洲（该洲在1952年治理洞庭湖时以成为资江的北岸），也是一个长约十五华里以上的沿河长线阵。但当时的资江不象今天一眼可以望穿对岸的通航河流，而是中间至少隔着近二十多个小洲的泽地，比如我们今天知道的庆洲和“十洲分涨”的若干小洲。　　　　
鲁肃、关羽在益阳的这种隔江对恃，显示了孙、刘之间的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但事物往往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据《孙权传》：这一年，曹操已入据汉中地，张鲁也逃往巴西。刘备惧益州有失，这才使使求和。孙权乃令诸葛瑾回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卢弼《三国志集解》云：“是役分界：蜀失长沙、桂阳而有南郡。吴则已袭零陵而复还蜀耳。”可见刘备实际上是用长沙、桂阳两个郡换得了一个南郡。　　　　
但这其间的“单刀会”却切切实实是在陆贾山下的碧津渡，这里，除益阳志记载；“羽与鲁肃相拒于益阳约次日诸将军单刀俱会，立马百步外，单刀之名，盖以此也，今南门外碧津渡，即单刀仆会处也”。另外，民间也有“十船东下，一渡过江”的具体传说，所谓“十船东下”，是指关羽答应鲁肃的单刀会的邀请后，其子关平恐其父遭鲁肃的暗算，便带领五百刀斧手乘十条船下来先隐蔽在北岸，然后，关羽单独乘一条船过江与鲁肃谈判，而关羽过江的渡口，即后来的“碧津渡”，所谓“碧津渡”，即指江水清澈明亮，倒映出了关羽青帽绿袍、端坐船头的英雄气概而得名。　　　　　　
至于这次单刀会的经过，千百年来在中华的历史上广为传说，已演绎出几十种版本和说法，但我们还是结合《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裴松之注引韦曜的问题，《吴书》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来记述此事；　　　　
关羽首先提出：“乌林之役(即赤壁之战)，左将军(即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指铠甲)，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也？”意思很明显：赤壁之战中，刘备出了很大的力气，总该分些战果吧？ 　　　　
鲁肃说：“不然。始与豫州观(《资治通鉴》作“觐”)於长坂，豫州之众不当一校(古代营垒的称呼，即军队的一部分)，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湣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由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获济？”(韦曜《吴书》，上引关羽之言同) 　　　　
关羽无言以对。鲁肃又说：“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甲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鲁肃话音刚落，关羽身边坐著的一个人高声说了句：“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这句话很有挑衅性，可惜，史书没有留下鲁肃的辩驳之言，只是说：“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
其後，“羽操刀起谓：‘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这是用眼示意高声说话的人，于是，匆忙离开了会址。传说关羽佯装喝醉，挽住鲁肃的手行走至渡口纵身跳上渡船，才没被鲁肃的伏兵暗算。　　　　
这里可见，单刀会也并不象《三国演义》所写的那样；关羽威风凛凛，鲁肃猥琐狼狈，恰恰相反，显得正气凛然的是鲁肃。　　
　　碧津渡古歌　　　　
七个八个天顶星，
三点两点石头露，　　
一江烟雾不见人，
但听碧津争晓度。　　　　
这是明末新化进士曾化西游益阳三台阁时，知县和益阳秀才们请他提的诗，写的就是碧津渡。今天，我们重读这首诗时，只感觉一种自然和谐的气息扑面而来，碧津渡，就象一首古老的歌，在天明星稀的晓雾中，安静而萌动着生命的气息，一切都是那么的恬静美丽。　　　　
碧津渡的命名，还是来自三国时期关羽单刀会的传说，单刀会是中国一个广为知晓的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鲁肃向刘备讨还荆州、在此与关羽相会的故事，因资江水清澈碧透，关羽坐在船上从北岸过来仆会，水中倒映出关羽青帽绿袍、赤面长髯的英雄形象，故此，此渡便被命名为碧津渡。其实，真正使碧津渡成为专业渡口和命名的原因，我们认为，还应该是鲁肃，因关羽单刀会过江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结果，益阳归还给了东吴，并成为吴、蜀两国的前沿边境，而鲁肃也因此住进了益阳城区，但东吴的军队，也就是鲁肃的原部一万多人却仍然“屯兵陆口”（现考查证实为陆贾山和三里桥一带），鲁肃要经常视察部队，而部队也必须经常向鲁肃请示汇报，因此，北岸的鲁肃城就必须与南岸陆贾山的军营建立一个长期的联系通道，这个固定通道，就是碧津渡专业渡口的确定。不过，根据三国时期三个国家的领军人物都重视争取民心的状况来看，这还不应该是专用的军事渡口，而是一个军民共享的社会渡口。我们之所以认定为鲁肃命名，这是因为鲁肃对此渡口的使用频率和东吴下游人少见这样清澈碧透的江水而逻辑推理的，试想；无论是鲁肃看到水中倒映出关羽青帽绿袍、赤面长髯的英雄形象，还是鲁肃自身过江，在那稍得休息的片刻，手足濯着清澈见底的江水，所见所思，能不是“碧津渡”这样精确而又美丽的名字吗？　　　　
然而，明末新化进士曾化西所写的碧津渡古歌,却并不是指碧津渡的这种古文化赋予的人文美，而是指它现实中的自然美，遥想在当时橹声咿呀的古碧津渡口，天还未亮，从城内的南门口把渡船摇出来，头顶上还闪烁着留恋忘返的几颗晨星，船火照在石头上发出宝石般的晶莹，在满江的雾气中把渡船摇向彼岸，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却能听到对岸隐约的争渡的说话声......这种静中有动的人文情景，确实是一幅实实在在的和谐而又富有生气的城郊风景图画，这，就是益阳人传诵千年的“碧津晓渡”。　　　　
碧津渡的名字有1700年的历史，在古老的益阳城内，人们一直集中居住在资江的北岸，这就是取山南水北的“阳”气，益阳的名字也因此而来，而它的南岸，在过去古老的岁月里，却一直是一处未曾开发的处女地，也就是今天概念的郊区，正因为有这种城郊的差异，故此，便激发了这个城市的活力，郊区的人需到城市里来销售农产品和蔬菜，而城市则需要市场销售工艺品和文化产品，于是，各取所需，互通有无，形成了这种“碧津晓渡”相互争渡的热闹场景。曾有清初的安化举子李鉴这样写诗描述；　　　　
烟锁绿柳津，
朝喧争渡人。　　
舟师惯迎送，
莫讶往来频。　　　　
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益阳城内有船的人家很多，几乎每家都有船，据老益阳县志记载；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军进驻益阳，在短短的三天之内，便得到自愿捐助的船只1200余条。这对当时不足五千户人家的益阳城来讲，平均四家就捐出了一条船，并且，这些船都是可以闯洞庭湖下长江的大船，而小船和旧船则基本上留在资江河里，这就可见，当时资江河里的船只是如何的多和繁忙，过去的益阳资江，水乡的气息扑面而来。但是，尽管碧津渡有晓渡的繁忙景象，城内居民的船只也很多，可一千多年来，益阳的城区内却一直只有这一个专业的渡口，并且，这个渡口的顾客主要是郊区的农民，因农民不可能带船到资江来，我想；当时摆渡的也可能就是附近的农民，并且是日夜服务，当时，曾有一幅对子写在南岸等渡的亭柱上；浓荫蔽翳，碧水潆洄有声。扁舟如梭，撸声咿呀相和。从这副古老的对联中，我们可看到南岸堤边一望无涯绿柳浓荫，河中扁舟如梭，耳中听到橹声咿呀，渔歌互答的资江繁忙景象。 　　　　
但这种古老的、有着威尼斯水城般风光的碧津渡，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期间，却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进程的加快，再加上天下太平，百姓生活日渐富裕，于是，民俗礼仪也就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了，碧津渡在一千多年的摆度生涯中，除主要是接送农民进城外，还一个次要项目就是送葬到南岸的陆贾山埋葬，但由于城内的生活水平提高，送葬的规模日益扩大，有钱的富户人家已发展到32人抬的棺材，根据形势的发展，渡口不得不改为大船、而且上铺平板的渡船，再加上送死人上山有取佛教“大渡登极乐”的意思，也是清朝尊崇佛教的一种反映。于是，以船的规模和渡口的主要用途，叫了一千多年的“碧津渡”便改为了“大渡口”。但此时的大渡口还是碧津渡的老地方，即城内南门口直接对着茶亭街的陆贾山。　　　　
真正改变大渡口面貌的则还是解放后1952年的事情了，那时，南岸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面目改变，再也不是人烟稀少的郊区和农村了，而是一座要取代北岸老市区的新兴城市，因此，在1952年改建码头时，依据市区西移的特点，将原渡口向上移了两百来米，1964年又进行扩建，两岸砌了宽四米、长五十余米的麻石梯阶，两边各修了一个可容百余人的侯船室，摇橹的木船也改为机帆船，数船穿梭，汽笛长鸣，涉江者更多，但再也无须象以前一样“争渡”了。　　　　
但最终使这种渡口人文风景不再具有留念价值的只怕还是跨河大桥的建立，现代城市发展的步伐太快了，河流已不再是两岸往来的障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资江一桥的落成之后，在二十几年之内，又陆续落成二桥和三桥，两岸已是陆地交通工具的通途，但是，许多老益阳人却还深深的怀念早时期的那种渡口风景，并由此而联想起那遥远的碧津渡，那满目的绿柳浓荫，那浆叶濯起的有规则的涟漪，那柔和的橹声咿呀......然而，现代城市发展的步伐的确太快了，我们无法留驻这美好的画页，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写下这篇故事，并把它长久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茶亭街的来历　　　　
在益阳资江南岸的大渡口和三里桥之间，便是“茶亭街”，“茶亭街”的来历源于何时？其实，这也是三国时期留给益阳的痕迹；　　　　
鲁肃请关羽单刀仆会，虽是喝酒，但邀请的名义却只能说是喝茶，这除了汉朝谈军事问题忌讳“鸿门宴”之嫌外，也符合汉文化一般的人性人情规律，于是，由鲁肃在资江南岸边陆贾山下搭建“临江亭”，关、鲁就是在这个“临江亭”里喝茶饮酒谈判的。这，便是最早的茶亭。至于当时茶亭的规模怎样，我想，这可能不是主要的问题，茶亭的意义在于关、鲁曾在这里饮茶和单刀会，并在这个茶亭里基本上确定了三国形成局面的磨合结果。　　　　
以后之所以成为“茶亭街”，则是清朝康熙盛世时期的事了；那时候，关、鲁曾屯兵的陆贾山早已恢复到三国前的坟葬之地，但由于康熙盛世形成了几十年的稳定，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裕，自然，其丧葬的规模也就日益扩大，于是，城隍庙戏楼的道士们便借机扩大服务规模和内容，在以此“临江亭”为中心的周围又搭了许多茶亭，这便是接待送葬的队伍在此喝茶、换衣和草鞋，甚至还办起了麻布孝服的租赁以及卖魂幡、编炮、草鞋等业务，由此逐步形成一条街，由于等渡喝茶是主业，且它的起因又是鲁肃请关羽谈判搭的茶亭，故就叫“茶亭街”。　　　　
但真正使“茶亭”成为“街”的主要充实力量则是送葬队伍中的女人，我们知道，过去的女人都是裹脚，即“三寸金莲”，这种“三寸金莲”在平地上行走还可以，但上山却不行，即使能上山走崎岖路，炫耀“三寸金莲”时尚的女人们也必须做作出娇滴滴模样表示不能上山，因此，在送葬游街时，女人们是表演的主角，唱孝歌和哭丧闹得热闹的都是她们，但她们的送葬也就以送过河为终结，上山入土的事情则是由男人如；丧夫，孝子和道士法师们去做了，女人们则坐在茶亭里喝茶聊天，然后等上山的男人们葬事处理完毕后一道过河回家。　　　　
也就是这么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块几乎完全属于女人的世界里，益阳送葬的女人们创造和发明了益阳早期的“茶文化”，原因说起来十分简单；这些送葬的女人刚才都是大哭一场或陪过不少眼泪的，此时歇下来则需要水分补充，于是，孝家的主妇便在茶亭里请大家喝茶，益阳人是好客的，并且还有点爱夸豪斗富，请人喝茶自然是最贵最好的茶叶，而经营茶亭的老板们也看准了这种难得的商机，茶叶也越做越好和越来越精，再加上各孝家相互之间的攀比，在清乾隆年间，也就是因为茶亭街茶文化的竞争攀比，这里竟制作产生出了贡茶----茯苓茶，一直到清朝末年，益阳的茯苓茶都是朝贡的产品之一，据说茯苓茶有滋阴温中和调经的功效，是皇宫中妃子和宫女们常年饮用的茶，如今，远销国内外。　　　　
茶文化的发明和攀比竞争，紧接着带来的则是茶具和盛茶器皿的改进和优化，据过去老班子的人讲；盖杯喝茶还是益阳茶亭街发明的，开始喝茶用的是盖碗，即我们现在都还能看到的“三炮台”（又叫三泡汰），但用这种茶碗喝茶有用碗盖挡住茶叶的动作，说明是有茶梗的粗茶或夏茶，不是清明前的谷雨茶，因此，益阳人为了说明茶叶的精致，便发明了有把的瓷茶杯。以后，这种不对称的带把瓷茶杯便迅速在湖南普及开来，并波及到全国，据说已故的湖南伟人毛泽东进京后，就是专用的这种式样的茶杯，也正因为如此，这种茶杯便一度成为接待客人饮茶的定型茶杯式样。但在茶亭街这里演绎出了益阳早期、并有相当水准的茶文化这倒是不用置疑的事实，这除了它自己赢得“茶亭街”这种茶文化的美誉名称之外，这之后在它周围兴建的“资江瓷厂”和“益阳茶厂”，都是这里茶文化辐射和带动的结果。　　　　
“茶亭街”除直接带动益阳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外，还可说是益阳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萌发和产生地，前面说过；“茶亭街”是当时女人送葬的结束终点，女人们在这里后便停止了上山送葬，否则，有被嘲笑为“大脚婆”的嫌疑，但上世纪进入民国初年时，国内最早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提倡“天足”，而益阳茶亭街近二百年的送葬习俗和茶文化也演绎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虽女人不必上山下葬，上山有被嘲笑为“大脚婆”的嫌疑，但如果送葬的年轻寡妇们执意要上山亲自为其夫下葬，那就是等于向周围的人和亲友们表示，她日后是要改嫁的，她已经对自己的丈夫尽职尽责到底了。这种表示，在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女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量的，当然，从形式上来看，该寡妇的上山都是由其姑嫂姊妹搀扶上山的(这些年轻的姑嫂姊妹们也是很需要勇气和胆量的），但如果她本人执意不上山，也就不会有上山送葬的行动了。不过，这种反传统的妇女解放行为还是有阻力的，尽管其驱势不可改变，但后来还是流传下来一句益阳特有的歇后语；满妹子哭男人-----懒声懒气，假心假意。　　　　
自然，“茶亭街”也就成了益阳最早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反对裹脚”和“倡导天足”以及“寡妇再嫁”的发祥地。　　　　
1700多年前，鲁肃在资江旁搭建的一个单刀会的“临江亭”，想不到日后竟演绎出如此丰富并有生活情趣的文化内涵，我想，如果鲁肃和关羽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叹益阳人能在不用战争的形式，而在和谐的环境中改变和推进历史的前进！　　
　　将军庙、水府庙与武庙的故事　　　　
提起将军庙，益阳人没有几个不知道的，不就是大码头与三堡之间的那个地方吗？但再提起水府庙，则没有几个人知晓了，其实，水府庙就是将军庙。如果再提问；将军庙为何要改为水府庙？这就只怕更没人能答得上了。这里，还待我们为您解释；　　　　
将军庙兴建于何时？史无记载，但如果我们知道将军庙里所供奉的将军最早是甘宁时，那么，这个历史也就有道理可循了，就是再早也只能是蜀国撤兵益阳，甘宁死后的事情，但这样追索起来，也有1700年的历史，可这个说法却似乎太笼统了，然而，如果了解这里就是紧邻益阳十景之一的“关濑惊湍”，还有谁了解蜀国撤兵后，甘宁率部队就是从这里涉江过河的，目前，甘宁还有许多后人生活在益阳的甘家坪，那么，将军庙建在这里，不管何时都是有道理的了。但道理归道理，将军庙究竟建于何时呢？这里，依据益阳的历史和益阳人性格的特征，再结合人性规律来推断了；应该是在清道光年间，即汉口开埠后的1845----1850年之间，由大码头最早的创始人出资和甘宁的后人共同策划兴建的，其作用就是资江通航后的保护神。　　　　
自然，将军庙建成以后便成为大码头老板门起航举行祭拜仪式的地方，并且，最初的祭拜仪式还很神秘和烦琐，因这是益阳人几千年以来才开始有规模有计划的走出去，所以，将军庙的作用和仪式也就显得很重要神圣。然而，这样重要神圣的将军庙却在建成不到二十年之内便改成了水府庙，并且，所供奉的将军也由甘宁改成了丁奉，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里，还得从益阳建“武庙”说起；　　　　
“武庙”就是关帝庙，关羽虽然在1700多年前就在益阳单刀仆会，但益阳却一直没有建关帝庙。但自从满清入关以后，康熙崇尚汉文化，并提倡满汉和谐，提高孔子、尤其是提高关羽的地位，全国各地大建武庙，因此，在康熙三年（1604）于现在东门口居委会建立武庙，此后，又于康熙五十一年和六十一年先后翻修扩建，这里也可见当时朝廷和地方政府对武庙的重视。但这只是益阳由政府出资所建的第一座武庙。　　　　
而造成将军庙改名的则是第二座武庙，第二座武庙修建的时间是咸丰十年（1861），当时，益阳的大码头经济已经崛起十多年，益阳的十五里麻石街道也基本完成，大码头的老板和居民已经开始走上了富裕的小康水平，但是，在这种奔向富裕的过程中，他们也感到了经商诚信的可贵和重要，而关羽在中国一千多年文化的塑造中，就是忠义和诚信的化身，于是，大码头发财的老板们自发的出资，决定在当年关羽屯兵的营地、青龙州的北面、也就是现在大水坪涌泉街居委会境内修建益阳的第二座关武庙，这种选址，拿今天的观念来讲，是很有文物参考和保护价值的，也是一种诚信文化的象征，首先，这里是益阳十景之一的“关濑惊湍”，传说当年关羽就因这浪击沙石的轰鸣而误以为是甘宁有千军万马而未敢过江，其次，这座青龙洲也是因关羽在此洲上磨青龙偃月刀而得名，关武庙建在这里，等于是今天的《关羽纪念馆》。但那时的观念和作用则还是庙，由于它地处第一座武庙的上游，故又叫“上武庙”。　　　　
“上武庙”在民众自发的热情中很快就建成了，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上武庙”建在这里，和对岸的将军庙隔水相望，三国时期，关羽和甘宁就是对头，两人因“关濑惊湍”而未曾打起来，今因河道通航，“关濑惊湍”不复存在，把两人请在一起，会不会打起来反而扰得地方不得安宁？　　　　
但大码头创业人的智慧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那就是把甘宁将军送回西陵为神，另请当时比甘宁和关羽都小一辈的吴国水军都督、右大司马、安丰侯丁奉为资江通航的保护神，其庙宇也由将军庙改成了水府庙。这个转换过程，虽然“请神容易送神难”，但益阳当时的祭师还是完成了这一转换程序，可见益阳当年的祭师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可大码头的居民对这种神庙的转换却不大习惯，还是叫这座庙为将军庙，随着时间的推移，干脆把这个地方都叫“将军庙”了。　　　　
至于以后魏公庙取代水府庙的功用，那则是二十年之后，同治年间的事情了。　　　　　　
　　三圣殿、张飞庙 　　　　
张飞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652）扩建武庙时与刘备一道请进益阳来的。　　　　
而单独把张飞请进庙宇则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那就是约于乾隆二十年（1756年）在现在资江西路三圣殿居委会境内修建的张飞庙。因张飞是杀猪出生，故他成了益阳屠宰行业的祖师爷，被益阳的一群杀猪屠夫们供奉起来，由于这行业的血腥味太重，一般市井之民并不敬奉，只有屠夫因职业的缘故去参拜，因此，香火也就一直鼎盛不起来。　　　　
然而，这情景维持一个世纪之后，却在十九世纪中下期发生了一场改变性质的逆转，那时，益阳的一批游民由于投靠湘军攻打太平天国，打仗舍得死，故功成名就，多都当了军官，并且攻陷天王府时掠得大量的珠宝宫女，名利双收之后自然是衣锦还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吴家榜，其实，他的真实名讳谁也弄不清，据说这名字还是曾国藩起的，只知道他是流落益阳大码头街上一个帮人杀鸡打狗的孤儿，绰号“二牛”，有水浒泼皮牛二的意味。谁知这“二牛”却在攻打太平军的战役里当上了长江水师提督，官至一品。提督回乡，果不同凡响，首先是伙同那帮弟兄们在将军庙里唱大戏一个月，名曰回报父老乡亲，实则是显耀富贵，大戏开场时，吴家榜首当其中，身边是他的八个大小老婆，其他的还乡军官也按等级排序，身边是六、五、四、三个老婆不等，好不风流倜傥！这大戏在大码头唱了一个月，大码头的人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日子里疯狂热闹了一个月，当然，事情过去后也就成了大码头人的街谈巷议；吴提督八个女人，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如何照应得过来？　　　　
但这个疑虑马上就揭晓了，因人们发现吴提督的管家采买时都离不开三样东西；鹿血，鹿鞭和狗肉，并且，和他一同还乡的军爷们也是这种采买法。恰值这时大码头正处在鼎盛的繁华时期，街上到处都是妓院，那些排古老和船工们虽不及吴提督讨八个老婆，却也可经常跑到妓院去风流一番,至于那些稍有体面的绅士，更是公开包妓在家，在“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的人性自然规律驱使下，大码头人可说是纵欲行乐，毫无“富贵不能淫”的修养节制，因此，壮阳的鹿血、鞭，狗肉便有了很大的市场，因益阳人是懂得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之道的，于是，又一个新兴行业兴起了；屠狗宰鹿业。　　　　
前面说过；过去每一个行业都必须有一个祖师爷，也有点象今天的行业协会一样，按分类，这个行业也应该归在桓侯张飞庙下，但一开始便和正宗的杀猪屠夫发生了冲突，杀猪屠夫认为；张飞本只杀猪，况杀猪是民生必须，屠狗宰鹿本不是正业，何况是为淫亵壮阳？因此坚决反对。　　　　
但这事让吴提督知道了，一句话便把杀猪屠夫呛得无话可答；屠狗屠猪不是屠？屠狗怎么啦！老子就是屠狗出生，不是还当了提督？　　　　
自然，屠狗宰鹿的屠夫们顺利的加入了庙会，但在年底腊月二十四送张飞爷升天时，双方又发生了冲突，原因是每年送桓侯老爷升天时，都是用一个煮熟的猪头和全套杀猪的工具作为祭品，然后点上香烛，全体会员跪拜，恭送桓侯老爷升天，整个祭祀也就这么一个简单过程。然而，这年由于屠狗宰鹿的屠夫们加入，为了说明他们的地位正宗，却非要增加两套祭品，即鹿头、狗头和两套宰杀的工具，当然，又引起了争执，理由是张飞老爷从未用过这些不务正业的工具，再者，狗肉也上不得正板，何况是这神圣的祭坛？　　　　
但屠狗宰鹿的屠夫们有吴提督和广大需壮阳的食客作为后盾，自然又取得了胜利。宰猪屠夫们败下了，自然有些怀恨不满，但大势如此，只得暗下里讲些怪话；什么张飞庙，简直就是个三牲殿！　　　　
从此，“三牲殿”便在那些自以为有正气、不淫亵的人群中叫开，由于这类人是多数，加上那些即使嫖妓也不敢在家人面前认帐的人，三牲殿的名称便很快盖过了张飞庙。　　　　
可这“三牲殿”的名称确实太不雅，这除了它的内涵外，就是表面文字也解释不通，难道益阳人供奉三种牲口为神？　　　　
面对这种变化，就是吴提督也束手无策了，因你吴提督的权势再大，抓得了生事的人却堵不住众人的嘴呀？但“三牲殿”这样叫下去，不是说明益阳人和他吴提督都很没面子么？　　　　
但这吴提督终究是见过阵仗的人，虽一介武夫，却机智过人，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想到的是；只能用“文”的办法处理解决。怎么“文”？以他阅历戎马生涯的眼光，他便看中了一个当时的名门望族、但已经家道败落、却大有出息的青年，三国时期周喻的第五十九代子孙，后被鲁迅指为“四条汉子”之一、建国后的第一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周扬。　　　　
周扬当时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小青年，但由于书香门第的熏陶，再加上周围的人大多不看重读书，少年的周扬便显得见识过人，这时正在挪威人建的信义中学读书，以他名门望族和见识过人的优势，很快便被吴提督看中，于是，吴提督决定把他的掌上明珠、长周扬七个月的孙女吴淑媛嫁周扬为妻，这种联姻的内涵自然十分丰富，既有水师提督缘，又有文武缘。当然，更有解决眼下“三牲殿”难堪局面的现实原因。于是，十五岁的周扬便成了吴公馆的乘龙快婿。　　　　
周扬接触“三牲殿”这档棘手事情时，思索万千，计上心来，到底有其祖先周喻的计智遗风，果然见识非凡；既然堵不住众人之口，不如就顺势而为，改字不改音，就叫“三圣殿”，并可公开作两种解释；1.谁都知道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刘、关、张原本就是三个圣人，如果庙扩大建设，就把三个圣像都请进来，三圣殿便名副其实了。2.如果不扩大建设，三圣殿也可名副其实，因张飞在三结义中排第三，是第三个圣人，三圣殿还是张飞庙。　　　　
此见解一经说出，马上得到多数人的称“妙”！于是，在吴提督的串措下，经当时县太爷的正式改名题扁，从此，张飞庙便成为“三圣殿”了，但“三圣殿”终因种种原因没能扩建，这名称也就只能是周扬的第二种解释了。此名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叫到如今。　　　　
但改庙名的原因以后在益阳却鲜为人知，而周扬献策的经过则更是无人提起，就连吴家榜这个益阳有史以来最高级品的官员也无人知晓，是尊者讳？隐恶扬善？抑或还是其它的政治原因？似乎都不是也都不象。说到底，还是益阳人性格中的“面子”原因。　　　　
以后三圣殿出名的产品既不是猪肉，也不是鹿和狗肉，而是豆腐，老益阳人都知道；三圣殿的豆腐，又白又嫩，益阳人管叫“水豆腐”，又由于水豆腐是一种制作的方法，三圣殿以外的豆腐也是这种叫法，为了以示质量的优异，益阳人便干脆叫它的全称；“三圣殿的豆腐”。三圣殿的豆腐在屠宰行里出了名，按理说，这应该是很矛盾的，因屠宰的是腥，而豆腐则属斋，二者是不应该同出一门的，况手执丈八长矛的黑张飞最后竟然打出了细嫩如脂的白豆腐，这形象未免有些滑稽。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清朝推崇佛教的缘故，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深意，也是给三圣殿一个圆满的结局吧。但多数的益阳人却似乎没有想这么多，硬是把豆腐和屠宰联系在一起；“杀猪打豆腐，充不得老师傅”，他们只是把它看作一行制作的工艺，并且，益阳人办婚丧事也叫“红白喜事”，三圣殿制作豆腐，是符合益阳人民俗的。至于它制作精良出名，这应该归于三圣殿的文化底蕴了。　　
　　不错，长知识。
　　诸葛井的解谜　　　　
益阳市区现有两口古老的诸葛井，一口在资江北岸城内东兴贤街（五马坊）的曹氏宗祠内，井深数丈，口小腹大，井口圆形石砌，水清如镜。另一口则是在资江南岸的铁铺岭山上，即现在湘中锅厂的境内，益阳十景之九的“甘垒夜月”的附近。此井则方如斗（上大下小），三面茅坎相围，井水清甜，有如甘泉。　　　　
这南北一方一圆的两口井为何叫诸葛井？这个问题又引出两个问题；　　　　
1.此井是否为诸葛亮所砌，诸葛亮是否到过益阳。　　　　
2.诸葛亮为何要砌这样的井，此井的作用和目的是什么？　　　　
千百年来，围着这两口井的猜测和推论传说至少不下三种，但前提都是肯定为诸葛亮所砌，即诸葛亮来过益阳；　　　　
1.关羽在益阳单刀仆会以后，诸葛亮来到了益阳，恰值春夏之交，资江发水，看到满河污秽的洪水，又看到当地老百姓饮了此水后，上吐下泻，显然是因为资水引发了瘟疫，于是，诸葛亮便亲自动手挖了一口井，这就是五马坊的那口井，并要附近居民挑水饮用，不几天，病者如服灵药，瘟疫止住。诸葛亮为了带动更多的群众挖井，于是，又来到对岸的铁铺岭向群众宣传，当地群众告知他，关羽在益阳单刀仆会时，曾在铁铺岭挖过一口井给马饮用水，但此井一直废弃没有用，已经不出水了，于是，诸葛亮又和大家一齐动手，把这口井也挖得出了水，南岸的老百姓也因饮用了这口井的水，止住瘟疫，从此，益阳人改变了饮河水的习惯，人们为了纪念诸葛亮爱民的功德，就把这两口井命名为“诸葛井”。　　　　
这个象故事的传说，是一千多年来最流行也几乎成定论的传说。曾记载在许多见于文字的刊物和杂志上，显然，其起意是善良的，也是美好的。但与历史的考查却有些误差；一是建安20年（公元215年），关羽单刀仆会后，蜀国撤兵，益阳属东吴管辖。 而此时已35岁的诸葛亮则在成都整顿巴蜀内政，自然也不能来益阳。二是益阳人从此并未改变饮河水的习惯，再者，河水、尤其是清澈见底的资江河水传播瘟疫更是从逻辑上说不过去。因此，这个传说至少把时间和井的作用弄错了，不足为论。　　　　
2.说的是关羽驻扎在益阳，与甘宁隔河相恃，诸葛亮恐甘宁在河水中投毒害蜀军，于是梢信来要关羽挖井饮用井水，这也进一步说明“诸葛一生唯谨慎”，于是，关羽照办。南岸的甘宁知道后，也恐蜀军在河里投毒害吴军，于是，也在军营里挖了一口井，由于这两口井都是诸葛亮谨慎的结果，于是，便都叫“诸葛井”。　　　　
这种说法，便有些象秀才的纸上谈兵了，在河水里投毒，史无所闻，也无道理。即使将毒投到河里，鱼被药死，马上就会被发现。再者，关羽住在北岸的上游，而甘宁驻扎在南岸下游，哪有倒行逆施的？何况当时驻军已上十万，人用马饮，别说两口井，就是两百口都不够用，因此，此说只能是毫无道理的天方夜谈。也不足为信。　　　　
3.此两口井为诸葛亮作法所用，诸葛亮一生似巫近道，通天地、遣鬼神，常作法解决蜀军的重大疑难。北岸那口圆井为罡，南岸的这口方井为斗，诸葛亮作法是踏罡步斗，故留下了这样两口井。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玄，但感觉也不是那么一回事，虽然我们都不懂诸葛亮的道法，可诸葛亮对国家和军队的治理，应该靠的还是切实可行的科学与智慧，以及可供具体操作的现实手段，不应该是什么道法，即使也装神弄鬼，所谓的“踏罡步斗”，也没听说隔一条河，近十里的距离来作法的，况历史并无这样的记载，因此，可信度不大。　　　　
但这两口井为什么叫诸葛井呢？这里，只有结合我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考查和对益阳本土文化的理解来作逻辑组合分析了；　　　　
应该承认，这两口井是和诸葛亮有关系的，一个空穴来风是不会流传和支撑千余年的，况且，结合历史资料考查，诸葛亮是来过益阳，至少是路过益阳的,并且应该是多次路过。考察诸葛亮的时间年代表，有这样的记载；建安16年（211）， 31岁， 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建安17年（212）， 32岁， 诸葛亮与刘备会关羽于长沙。这一点，我们在《三国演义》中也能看到，诸葛亮就是在长沙定魏延脑后生有反骨的，那么，也就是说，诸葛亮在赤壁之战结束后，也就在在公元211年----212年之间来过益阳，或者是荆州和长沙往返之间路过益阳，甚至还驻扎在益阳。　　　　
但这两口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结合益阳的具体地理情况来进行分析研究了；益阳，古时又称梅山，具体讲，井的所在地就是“下梅”，即到处都是产梅的山，而梅子又是古代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质，青梅煮酒，为部队壮行色和奖赏。白梅制作成盐梅子给马含，夜袭时防止打响鼻。红、黄梅则制作成乌梅为伤兵逍炎生肌。梅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诸葛亮的后勤工作自然是不会放过的，我想，他一定在益阳境内设置了许多收购点，并且采取了就地加工的方式，这也是水果这种易烂产品加工的一般常识。　　　　
那么，这两口井考查其形状和水清与水甜后的作用也就出来了；城内东兴贤街（今之五马坊）的曹氏宗祠内的那口圆井，应该是为煮酒提供水源的。而资江南岸的铁铺岭山上，现在湘中锅厂的境内的那口方如斗的井（其状实际上是一个水池），应该是制作盐梅或乌梅时浸泡淹制梅子用的。产品在这两口井附近加工好后，直接从这里发货到荆州或长沙，益阳自古就是荆湘的必经途径。至于这两口井都叫“诸葛井”，道理就更简单了，那是因为这两口井都是诸葛亮亲自考察地形和水质而确定下来的。　　　　
至于在资江南岸的铁铺岭山上、现在湘中锅厂的境内的那口方如斗的井，三年之后被甘宁的驻军所占领，是否甘宁的部队又重新挖掘使其出了水，这倒与现在诸葛井的第一种传说吻合，只是时间和人物没确切罢了。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作出的推测，至于这两口井是否还有更深和更难解的谜，这就只有留给国内三国研究爱好者们去研究了，诸葛井是诸葛亮留在益阳的文化遗产，但它更是历史留给中国的文化遗产。　　　　
千百年来，这两口井一直在益阳人的悉心照料和保护之下，围绕着这两口诸葛井，产生出许多故事和传说，在明清时期，读书的学子更是把它视为“聪明泉”和“启蒙水”，相传儿童启蒙和秀才赶考，都要事先来诸葛井祈祷求水以获取和补充智慧，诚然，诸葛井的水是否有增强智慧的功能，这似乎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此风一直延伸数百年，至少说明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况这种求知好学、增强智慧的愿望本身就是积极上进的，因此，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正因为有这种功用的传说，在解放前，曾一度被曹氏大地主霸占，当地老百姓取水，还要收取一定的费用。解放后，这口井回到益阳人民的手中，取水自然也就没有费用了，但在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因该井迷信色彩较重，被封存。目前，该井还在曹氏宗祠内封存，如果让它重见天日，应该还是一处旅游景点。　　
　　马良湖之迷　　　　 　　　　
现在的益阳汽车北站，就是马良村，马良村的得名，则是村里的马良湖，三国时期的名臣马良就死在这湖里。　　　　
但老益阳市编写的《益阳史话》所整理出来的传说则是这样写的；　　　　
相传三国时期，马良湖所在的地方是一座小山，山上古木参天。益阳是蜀吴接壤之地，马良湖旁边筑有一道长堤，以防资江洪水，名叫鲁肃堤，东吴名将鲁肃在此驻军。距鲁肃堤一箭之地是蜀国名将关羽把守的关隘（现名接龙堤）。两方常发生战事。　　　　
那年，孙权孙权派诸葛谨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不肯，于是，孙权派甘宁领兵来益阳驻扎在棉花岭，准备进犯蜀国边界。刘备得知孙权在益阳增兵，也派名将马良带兵赶往益阳增援关羽，当马良到武陵时见路上老百姓成群接队往武陵跑，马良问为何事，百姓答道；“益阳百姓，反抗甘宁，特往蜀国请兵，准备里应外合赶跑东吴兵马”。马良非常高兴，与百姓一道，与关羽取得联系后，发兵向甘宁进攻，蜀国中有有乡民配合内应，甘宁不堪一击，交锋就往鲁肃堤附近的树林里跑，马良乘胜追进树林，激战中，不幸落马被杀。　　　　
后来，老百姓因这片树林救了甘宁而害了马良，于是便砍光树，天也降大雨，于是这里便成为一个湖，益阳人为纪念马良，便叫这个湖为马良湖。　　　　
这个故事是当地老百姓的一个传说，但与三国时期的地理和时间却有些出入，因益阳的单刀会发生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关羽在益阳驻军四个多月，于当年就撤军，将此地的管辖权归还了吴国，蜀吴两军当时并未在这里发生战争。而马良的生死为(公元187-222年)，鲁肃（172-217），关羽(?-219年），甘宁（？-222），说马良公元215年死在益阳，显然是时间弄错了。　　　　
那么，是不是对这个传说的否定，也就否定了马良湖自古以来就留下的地名，并进一步否定马良死在当地的说法呢？显然不是，之所以讲这个故事，目的就是要从历史的真实角度考查和论证这个传说，既然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地名和说法，肯定有其真实的历史事实作支撑，要不，一个谎言（也没有必要编造谎言）不可能留传1700多年。　　　　
考查马良的生平； 马良(公元187-222年)，字季常。襄樊宜城人，蜀汉名臣。兄弟五人，俱有才名。马良眉中有白毛，家乡人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历官从事、左将军掾、侍中。他与诸葛亮的关系很好，这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　　 　　?1.诸葛亮随刘备入蜀，马良给诸葛亮写信说，雒城(今四川广汉县)已攻下，吾兄应大展宏图，乘胜前进。据此，人们推测，他与诸葛亮或结为兄弟，或者有亲戚关系。诸葛亮年长，故他称亮为兄。　　　　?2.马良奉命出使东吴，他请诸葛亮给孙权写引荐信，诸葛亮要他自己起草，亮签名。最后两句是希望孙权“降心存纳，以慰将命”。孙权见信后，敬待了他。　　　　
这两件记载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故事，已经很能说明马良在蜀国中的作用和地位了，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更能说明诸葛亮对马良的感情；那就是以后“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诸葛一生惟谨慎，在用人的问题上是宁枉勿纵的，比如对魏延就相当的苛刻和谨慎，但偏偏在对马谡的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大概也是因为与其兄马良（此时马良已死6年）的深厚感情而失误造成“失街亭”的原因。　　　　
其实，还有两件事情我们也对马良比较熟悉，那就是《三国演义》中的马良，马良出面是在刘备借得荆州之后，采纳诸葛亮的建议招纳当地名流贤士，马良作为贤士，第一个方案便被刘备采纳，那就是取长沙、常德、桂阳、零陵四郡作为巩固荆州根据地的基础，这四郡实际上是马良献给刘备的。第二件事情是因为马良对荆州地面风俗人情的熟悉，刘备一直把他留在荆州协助关羽进行政务的管理，后来关羽刮骨疗毒，那个陪关羽下棋的人就是马良，这里可见，马良不是等闲之辈，至少是一个荆州通。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为报东吴杀害关羽之仇，悍然发动了攻打东吴的“夷陵之战”，马良因其对荆州西南四郡风土人情的熟悉，刘备派他到武陵联结“蛮夷”助蜀伐吴，功成，深受刘备器重。后在夷陵之战中，刘备兵败，马良亦遇害，年仅三十六岁。　　　　　　
刘备后拜马良之子马秉为骑都尉。　　　　　　
上面一段文字除说明马良的生平和地位外，主要的是说明他死于“夷陵之战中”，所谓“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是刘备称帝后为关羽报仇，发动的一场攻打吴国的战争，爆发于公元222年。但“夷陵之战”是一个大的概念，历时半年之久，具体到马良在这场战争中又是干什么工作呢？原来，马良在这场战争中是负责“招纳蛮夷”，作补充兵员的工作，因这场战争东吴领兵的大都督是 镇西将军陆逊，陆逊面对复仇心切的刘备，一开始便采取了撤退拉长蜀军补给线的战术，后一直撤退到了猇亭，后退了七百里，故又叫“猇亭之战”，而刘备所占领的这七百里，因战线拉长，便感到兵力严重的不足，于是，便要马良到武陵联结“蛮夷”助蜀伐吴，以马良的才干和深谙土族风情的知识（三国演义五十二回记载，要刘备南征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即为马良的建议），第一次招纳五溪蛮夷，土著部族首领沙摩柯率众顺从蜀汉，于是，深受刘备器重。又派他来梅山招纳蛮夷，但是，在这第二次的招纳途中，却死在了益阳的马良湖。　　　　　　
但马良具体是怎么死的？史无记载，这里，我们又只好结合三国的历史和益阳的风土人情以及益阳的传说来进行逻辑组合了；　　　　　　
因此时的益阳，早已属吴国的管辖范围，可能是被发现受到了益阳当时留守的地方武装的攻击和围剿（但肯定不会是甘宁，因甘宁此时正在彝陵之战的主战场指挥战争，甘宁也是死于这次战争，而鲁肃和关羽早在五年前和三年前就先后去世），在交战中被杀死或落湖淹死，历史把马良的死，归纳在“夷陵之战中”是有道理的。但具体却是死在益阳的马良湖，这也是三国研究者可考查证实并无法否定的，马良湖的地名也因此而来。 　　
　　刘公滩、刘公庙、魁星楼与文昌阁　　　　 　　　　
刘公滩在什么地方？可能没几个人知道，但说起益阳资江的两座塔，知道的人就多了，江北的叫三台塔，南边的叫独魁塔。其实，益阳以前是两塔一楼，，江中还有一座魁星楼，魁星楼就是建在刘公滩上的。　　　　
刘公滩是三国时期留给益阳的痕迹，说的还是单刀会的事情；刘备自在四川取得益州以后，孙权便派诸葛谨拿着刘备借荆州的借据讨还荆州，刘备、诸葛亮碍于是诸葛亮老兄的面子，刘备给关羽写下了要关羽交割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字条，另一方面又使计要关羽不要执行，诸葛谨拿着借条和刘备写的要关羽交割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字条来荆州找到关羽，关羽虚张声势，喊打喊杀，最后竟以；“若不看军师的面子，早砍杀了你这厮”把诸葛谨赶了出来。诸葛谨再拿着这两张字条去找刘备和诸葛亮时，两人都以巡查外出躲得不知去向了，于是，诸葛谨只好拿着这两张字条回来向孙权交差。孙权自然知道这是蜀国不想还荆州而演的戏，于是，又派素有长者之风的鲁肃前往益州找刘备论理，刘备理亏怕见鲁肃，于是便躲到荆州，鲁肃又赶到荆州，刘备又躲到了长沙，鲁肃再赶到长沙，刘备又躲到了益阳，当鲁肃再赶来益阳时，刘备觉得这样躲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便要关羽在益阳北岸接待对付鲁肃，自己则又躲回公安去了，这个过程，《三国志》有详细记载；“备既定益州，权求于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往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全”。　　 　　
但刘备回公安是乘船去的，这个登船的地方，日后益阳人就以此历史命名；刘公滩。　　　　
这也就说明；三国时期的名人刘备也来过益阳，这是既有历史记载，又有具体史迹的证实。但有一点史书却无记载；就是刘备从益阳起航归公安的途中在武陵（常德）落脚，交给武陵太守巩志一个任务，那就是带一万人马秘密隐蔽在益阳附近，以防关羽与鲁肃谈判有变，好作紧急策应，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益阳附近的军山铺。“军山铺”也因此而得名。　　 　　　　
我们从刘备对这一带的地形如此熟悉的现象来看，刘备到益阳肯定不止这一次，至少应该在三次以上，现结合考查历史资料，刘备在赵云取零陵、张飞取武陵、以及关羽取长沙期间，都是路过或者是落脚于益阳的，也就是说，在公元211至215年之间，刘备是多次经过和往返于益阳。 　　　　
因此，益阳最早有的三国人物庙是刘公庙。这个刘公庙兴建于宋代，大概和学门口的圣庙同时期兴建，可算益阳早期的庙宇之一，这个庙，当时就建在刘公滩上，然而，令人难以恭维的是，刘公庙居然是益阳织水竹篾凉席人所供奉的祖师爷，这是因为刘备早年曾织席贩履的缘故,这样看来，益阳有悠久历史、扬名世界的水竹篾凉席应该还有刘备的一份功劳。　　　　
但是，进入明朝以后，由于朱元璋初期定都在南京，南京是有名的“火城”，益阳的水竹篾凉席也因其优异的品质而被定位皇宫“御用品”，我们知道，任何产品只要被定为“御用”二字，便不能普及和发扬光大，并且还将此技艺落实钦定到益阳茅竹湖姓肖的和姓沈两家专制，此技术传子不传女，且只能单传，这是因为帝王尊严的缘故。而庙宇的作用，正是起将行业技艺传承和发扬光大，与这种权威霸道的规矩矛盾，自然使刘公庙失去作用，于是，刘公庙在明朝早期就开始逐步冷落下来，以后年久失修，便彻底衰落了。　　　　　　
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益阳铜工之女姚氏入选为妃，这也是几千年来益阳唯一一个被选入妃的美女，所以显得是件轰动地方的大事，事后风水先生总结出一句话；“庆洲露一拳，益阳出状元”，所谓“露一拳”，是因为那时期洞庭湖的水位已经抬高，庆洲被淹在水中，如果冬季水位低的话，庆洲就会露出来，但“出状元”却显然是一个地方的希望，把人的希望和自然反常现象联系起来，这则是中国传统的推测判断方式，自然，当时的县令王德帅为实现地方的这种希望，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1）便在江北起了个三台阁，而在刘公庙的原址上修建了“魁星楼”（一曰；奎星楼）。三台阁是益阳学子和秀才们吟诗作赋和比对的地方，而魁星楼则更高级，是本年度考取的秀才，由县令和前届秀才颁发门楣的地方，所谓“门楣”，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文凭，是一块由县政府专制的横扁（据说全国统一式样，这也是国内有多处魁星楼的缘故），上写“秀才之家”，然后由县令和前届秀才与名流敲锣打鼓将此门楣送到家里，然后由县政府的司仪人员将此门楣挂在大门上，此谓之曰；“撑楣”。当然，这对取得这块门楣的秀才来说，自然也就是“光大门楣”了（因无此门楣的老百姓家里，大门上所贴写的只能叫对联和横批，而此则可叫门联和门楣），当然，真正的“光大门楣”则还是改换“秀才世家”、“举人之家”以及更高级别官员和政府颁发的门楣。但如果该秀才不守规矩，甚至作奸犯科，那就要被革除功名，自然也就要“倒楣”了。这些工作，都是县政府通过魁星楼来实行的，可见，这魁星楼是一个地方和时代重文兴教的象征。　　　　
以后满清入关，明朝的这种规矩和习俗也就不复存在了，大概汉人的这种尚文的习俗有嘲讽满人尚武的含义，再者，朝廷里没有这种具体规定，地方上也就失去了权威和依据，自然也就兴不起来。　　　　
但不久之后，也就是康熙十年的样子，康熙已经亲政，又重新颁布重文兴教的法令，并且还降低标准鼓励汉人考取功名做官，于是，这种“撑楣”“光大门楣”的尚文之风又重新复兴，但此时的刘公滩由于洞庭湖的水位提高，一年之中有半年的时间被江水所淹，魁星楼也因被水淹和年久失修而倒塌，之后，虽经多次名流捐资重修，最后一次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光阶捐万金修筑成石阁，虽可经江水冲洗，但原作用不可能发挥了，因此，“撑楣”“光大门楣”的仪式于康熙年间便在县衙里举行，大概因为县衙里的官场之气与秀才的清雅之气的不和谐，于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在益阳学门口的圣庙内增建“文昌阁”，其规模规格甚至超出了它的主题圣庙，也就是现在的“益阳县剧院”，专门从事执行这种激励学习，“撑楣”“光大门楣”甚至“倒楣”专职，一直到清王朝的覆灭。但如果仔细追源考查起来，“文昌阁”的光大还应该归功于三国来益阳的刘备。　　　　
至于现在益阳南溪的“奎星塔”，则是在道光八年由当地的乡绅捐资所修，与原来的魁星楼没联系。　　　　
　　鲁肃堤的来历　　　　 　　　　
在现在益阳东门口的老街上，可见到一块标明地名的巷牌；鲁肃巷，再往前走，可看到不到100米的一截高两米、青砖夹黑土结构的土堤，土堤上面嵌有一块1984年由益阳县政府颁布的鲁肃堤作为县文物重点保护的公告，这就是益阳人传说了上千年的“鲁肃堤”。　　　　
鲁肃为何要在益阳筑堤，堤的作用是什么？《益阳县志》上没有说明，而问当地居民，说法居然是有几种；一说就是城墙，二说是防汛用的，三说是防兵的，具体讲，就是怕曹操来打益阳。四说是和关羽单刀会时所筑，防关羽的。看到这些杂乱无章的说法，我们觉得有必要把它考查整理出来，还原历史原来的真正作用和目的，以正视听。　　　　
考查鲁肃和三国时期的历史；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关羽与鲁肃隔资江单刀会之后，当年秋，因曹操攻击西川，蜀国要孙权出兵攻打皖城来分散曹操的兵力，不得不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还给孙权，蜀国撤兵，益阳属于东吴。自然，这年入冬时鲁肃也就以戊边大吏的身份移驾江北，住进了益阳城内。　　　　
但鲁肃住进益阳城内后，却是个十分苦的苦差，鲁肃是一个有长者之风的君子，《吴书》这样评价：“肃为人方严，寡於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但在那个“兵不厌诈”的战乱时期，厚道的君子之风往往是会吃亏的，虽然在促成孙刘联合抗曹中，鲁肃起了决定性作用。鲁肃从大局考虑，又劝说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继续巩固孙刘联盟,然而，在归还荆州的问题上，鲁肃却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两面不是人，是一个十分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一方面，他要继续维系蜀吴联盟的大局，另一方面，他希望刘备和诸葛亮有君子之风，归还荆州，履行其诺言，但又不得不时时刻刻将刘备和诸葛亮作小人提防，因为他们的边界就在对面不远的武陵（常德），这是随时可来进犯或与已经归还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联络内外夹攻的。再一方面，他又要履行他在吴主孙权面前的担保，荆州是他主张借给刘备的，现归还荆州遇到这么多的麻烦，都是因他的责任而起，孙权虽没有十分责怪他，但也有些埋怨,孙权说起鲁肃时说：“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这些难以理清和现实的矛盾纠缠着他，因此，仁厚的鲁肃活得十分累。　　　　
鲁肃的困境是一回事，但具体筑堤又是怎么会事呢？我们现在可以从留下来的那一截堤作分析研究；这截堤是东北----西南走向，老堤是一直延伸到资江河边（延伸的部分已经被毁了），这就显然不是防汛挡水的，而又只有数百米东北----西南走向的一条直堤，也就不是城墙了，排除这两个作用后，就只剩下“挡人”的作用了，那么，是挡东南方向来的人也还是挡西南方向来的人呢？从现在居住的情况来看，似乎是挡东南方向来的人，因为居民都住在西南边，其实，这是后来大码头文化崛起城市西移的缘故，如果我们从战争的常识来看，东南方向就是资水和洞庭湖，本身就是天然屏障，历史上也是吴国的后方，是不需要防备抵挡的，因此，是防备抵挡西北方来的入侵者，说白了，就是防备抵挡来自武陵（常德）的蜀国入侵者，是专门为了防止关羽和巩志来袭击的，今天看起来虽只有两米多高的一段土墙，但在冷兵器时代，防止箭射和马冲是相当起作用的。然而，这道堤终究没有起作用，大概是蜀国看到是鲁肃驻守益阳的缘故吧？　　　　
但随着事过境迁，鲁肃堤也发生了巨大的沧桑改变，1938年，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益阳，那时守益阳城的国民党驻军，以为飞机轰炸后日本人马上就会派地面部队打进益阳，于是，与军民一道共同筑工事抵挡日本人，其指挥官因听信了当地人传说鲁肃堤有抵挡入侵者的神气功效，竟要民工把鲁肃堤挖毁来修筑工事，鲁肃堤也就因此被毁掉大半。但此后日本人并没有马上进入益阳，原因是益阳这里是国民政府西撤的交通要道，飞机来这里轰炸，只是侦察破坏而已，但许多益阳人则认为这是鲁肃堤修筑工事所起的保护作用，自然，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因1944年6月，日本人还是占领了益阳，不过，这是另外的话题，这里不细述。　　　　　　
鲁肃以长者之风待人，而刘备和诸葛亮以自身集团的利益，把这位厚道的老朋友弄得里外不是人，已经很对不起他了，平心而论，刘备和诸葛亮在鲁肃面前是做了小人的，这一点，刘、诸二人心中是有数的，也是愧疚的。　　　　
两年后（公元217年），鲁肃累死在益阳任上，尸体运回吴国的巴丘（岳阳），孙权亲自为其选址安葬，也算是对这位厚道的长者一个安慰，自然，这也是吴国所给的最高破格待遇。而此时远在四川成都的刘备和诸葛亮闻讯，也在成都破格的举行了大型的悼亡仪式，诸葛亮亲自为鲁肃守孝三天，也算是对死者鲁肃的赔礼和道歉吧！　　　　
鲁肃堤1700多年来都横在益阳，虽然它没有具体起到任何作用，自然也就没有造成厮杀的流血战争，但它却似乎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做人道理；国家、战争、敌人，在对待和处理这些纠纷和利益的时候，人性始终应该是第一位的，善良厚道才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以人为本”。　　　　
我们就守在鲁肃堤旁边，但愿多数人都能读懂这个道理。 　　
　　几年前写的这些老故事，还能在网上查到，倍感亲切！
　　现在的老子汉已经老了，但这些故事翻看起来，还是倍感益阳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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