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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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中，英国哲学普及作家巴吉尼精心设计了100种思想实验场景，引导出100个哲学问题。与其说这些问题是逻辑难题，不如说是邀请书，邀请读者认真思考具有挑战性的100个问题。相应地，巴吉尼并不向读者提供或对或错的答案，而是探索某些方式，来梳理它们提出的实际议题。诸如：
1.一位素食主义者面对一只希望在人类餐桌上而献身的猪该怎么办？杀死一只无脑鸡是否比拔起一根胡萝卜更野蛮？
2.网络虚拟**拥有出轨的所有快乐却没有第三者，这算不算不忠？该如何界定婚姻中真正的背叛？
3.作为一名科学家，玛丽知道一切有关红色的知识，然而玛丽是一名色盲患者。心灵与身体是同一的还是同时并存的两个不同的东西？
4.你在ATM机前提取100美元，你却拿到1000美元现金和一张100美元的收据，账户也一切正常。没有某个人受损失。这是天上掉馅饼吗？
5.一个凡事依从理性的人，吃光了家中所有的食物。他的家住在离两家相同超市同样近的地方。该选择去哪一家才算符合理性呢？
6.婚姻中的两个人都偷偷地保护好自己的财产，没有人因交出信任而受到欺骗，理性抉择保护了他们免于婚姻的最差结果，然而最美满的婚姻是否也因此失之交臂呢？
7.你是一个以“不浪费，不欠缺”为人生信条的人。当你的猫不幸被车撞死了，但它还是一块完整的肉，该不该煮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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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娇娇阁 于
13:08 编辑
缺乏理性的想象只是幻想，而缺乏想象的理性很乏味，这就解释了科学家与哲学家为什么总是用想象的场景来改善他们的思考，使其接近极限。“思想实验”就是剥去真实生活中事件的复杂外衣，清楚地聚焦问题的本质。
所以，真实生活中的伦理两难困境总是因偶发的、特定的因素而变得更复杂。以一般性问题为例，吃肉在道德上是不是错的？有吃肉的机会时，如果你考虑吃肉是不是错的，那么就会有许多因素开始起作用。有些动物是农场大量饲养的，有些受到了精心照料，还有一些是野外捕捉的。有些饲养动物的土地原本是一片雨林，有些动物则原本在开阔牧场上自在地吃草。有些肉是有机的，有些是转基因的，有些从世界的另一端运来。要判断伦理上的对错，就要将这些因素全部搞清楚，然后依此权衡。
思想实验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像科学实验一样，这些实验旨在将关键的变量与特定的要素分隔开，以了解变量与要素本身对我们认识世界造成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要思考吃肉的伦理意义，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情境，在这些情境中，特定的让人关心的问题是唯一能区分两种选择的因素。如果我们担心对待农场动物的方式，我们就想象善待动物这一唯一变量会产生什么区别。如果想仔细研究自己的意图，我们可以问如果你用来做菜所需的鸡是意外死亡，而我的鸡是被故意扭断脖子的，而这两只鸡死前的生活完全一样，那么这两种情况是否有区别？我们可以简单地假定其他条件都相同，所以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核心的道德问题。
思想实验的好处不仅在于它比真实生活更加简练，还在于它真正能帮助我们思考那些不能或不会在真实生活中测试的东西。有时思想实验会要求我们想象那些对现在的我们或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不切实际甚至不可能的事物。虽然这些思想实验要求我们所思考的似乎有些荒唐，但实验的目的是相同的：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核心概念或问题上。假如某个不可能出现的场景能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那么场景是否可能出现则不必关心。思想实验只是帮助我们思考的工具，这类实验根本没有试图描述真实的生活。
本书的100个场景大部分是受哲学家的论证启发得来的，但也不能说每个都是。有时哲学家的假设是我们鲜为质疑的，颠覆我们的惯常认知。有时他们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如果能跟随他们的思想，有时也能从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
本书既不是参考书，也不是古老谜题的解答合集。相反，它起的是引导作用，刺激你深入思考。每个场景之后都附有评论，我可能暗示一个解决谜题的方法，也可能故意唱反调：最终还需要你自己决定。
同样，每篇文章最后的交互参照只是想引发你的联想，并不表示场景之间有联系。有时候，各个场景的联系很明显；有时候，联系本身只是引导你从新的角度看问题。
本书提出了许多思考的线索，但这些思索并不会因为读完本书而结束。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始。
1. 骗人的恶魔
是否所有事情都不言自明，无须怀疑？我们的人生是否可能只是一场梦，或者这个世界只是我们虚构出来的？这些想法也许很怪异，但能够想象到这一点，显示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是可以被怀疑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观点清晰可辨，不言自明，毋庸置疑。比如，不管你是醒是睡，2加2肯定等于4。不管世界上是否真的有三角形，也不管这个世界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三角形一定有三条边。
但如果上帝或者某个有着强大力量却居心叵测的恶魔欺骗了你呢？难道这样的邪恶的灵魂不会愚弄你，让你相信虚假的其实是真理？难道我们没有见过催眠师让人从1数到10，而这个人中间漏了7却浑然不知吗？有人在梦中听到钟楼的钟敲了4下，心里想着“真奇怪，钟居然在1点钟敲了4下！”这个人又是怎么回事？
邪恶的魔鬼如果存在，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呢？
资料来源：勒内·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
哲学家习惯找我们以为已经了解的事物提出各种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些已经很熟悉的事物。自然法则、物质世界、上帝、善、其他人的想法、正义、时间——哲学家找到了怀疑一切事物的理由。
要提出这类非常令人怀疑的观点，哲学家需要利用某个他无法质疑的事物：他自己理性思考的能力。比如，时间的真实性是可以怀疑的，因为传统的时间概念存在矛盾。这些矛盾违反了基本的逻辑原则，例如存在与不存在不可能同时出现。哲学家认识矛盾冲突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推论并证明自己的怀疑。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被强大的恶魔蒙在鼓里（这最早是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将基本的逻辑原则当成真理可能是错的。对我们来说，这些原则似乎显而易见，而且不言自明，但是对被催眠的人来说，数字6后面跟着8也是合情合理、没有问题的。对陷入迷惘、做梦的人来说，时钟在1点敲了4下或许也是无须怀疑、不言自明的，而我们都“知道”时钟实际是在4点敲的。
骗人的恶魔这种想法听起来有点儿夸张，但即使没有恶魔，其他方式依然会让我们有同样的怀疑。我们可能变得疯狂，疯狂到让我们无法看到其他人看世界的方式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也许进化让我们的思维固有一套存在重大缺陷的逻辑原则。也许我们将虚假的理论当作“显而易见的真理”反而更能让我们生存，或者魔鬼已被编入了我们的基因。
这个思维实验的特点是，为了判断实验的合理性，我们必须依赖某个事物，而它正是实验质疑的对象：我们良好的推论能力。我们必须努力思考，从而判断自己能否完善地思考。我们本应从中立的角度判断自己能否评估自己的思维，但因为我们无法将自身与思考能力分开，所以这也就无从谈起。这就像为了测试天平的精确度，用一台本身精确度存疑的天平来测试。
也许这就是思想实验的代价：我们的推论能力是所有严肃思考的基础。我们努力思考，怀疑推论是否合理。但我们无法怀疑自己的推论能力是否存在缺陷。我们最多只能说这样的推论能力对我们而言已经够了。但这足以证明理性，还是弱化了理性，就没有答案了。
2. 瞬间移动装置对斯特里欧斯来说，瞬间移动装置是旅行唯一的方式。之前从地球到火星需要几个月，人还得挤在狭窄的、无法完全保证安全的宇宙飞船里。斯特里欧斯的瞬间移动装置改变了一切。现在前往火星只需要几分钟，而且到目前为止绝对安全。
不过，他现在要面对不满的客户针对他提起的法律诉讼，客户宣称：实际上，斯特里欧斯的公司杀了他。他的理由是：瞬间移动装置将他的大脑和身体逐个细胞地进行扫描并摧毁了它们，然后将信息传到火星，在火星上重新构建人体。虽然火星上的人在外观、感觉和思想上和之前进入睡眠状态并被传送到太空的人没有区别，但客户认为自己实际上是先被谋杀后被克隆人取代了。
对斯特里欧斯来说，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愚蠢。毕竟他利用瞬间移动装置旅行了几十次，没有觉得自己死了。确实，客户怎么会真的认为自己在传送过程中被杀，又真的上法院起诉呢？
当斯特里欧斯再次进入瞬间移动装置，准备摁下分解自己的按钮时，他有那么一刻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自杀……
资料来源：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第10章，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
我们是依靠什么维持生存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说是身体的持续运作。不过，自从人体各个器官都有可能被人造器官代替后，这种说法就未必正确了。难道不是我们的意识持续多久，我们就存在多久吗？某天所有人醒来后都不再认为这个人是自己，记忆、计划和人格将连同自己一起死去。
个人身份的“心理持续性”理论有一种直觉魅力。卡夫卡所著《变形记》的主角醒来后变成了甲虫，我们觉得这样的故事合情合理，只是因为它似乎反映了我们的基本直觉。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甲虫就是主人公，因为他的心智寄于甲虫之中。心理，而非生理上的延续标志着他依然是同一个人。
不过，在瞬间移动的例子中，虽然我们有着心理持续性，这种持续性像它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完整，但毋庸置疑的是，被重新创造的是一个复制品——克隆人。然而，复制人和被复制的人并不是同一个人。同理，只要用同一个模子铸造出两座铸像，我们就会说二者一样。尽管他们外表细节相同，依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如果打碎其中一个，另一个依然毫发无损。
斯特里欧斯并不是不知道他的瞬间移动装置的工作原理。严格来说，他只是看不出机器每次“克隆”他这件事的严重性。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走进瞬间移动装置，醒来之后已经身处另一个星球。而身体的分解重组并不重要。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诡辩，那想想这种可能：几年前的一个晚上，你在睡梦中被绑架，经过瞬间移动装置后，最后出来的你再被放回床上，你并没有意识到整个过程。如果发生了这种事，你根本不可能知道，因为你的意识所经历的生命会和这件事未发生前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瞬间移动装置并没有改变什么，你的生活和周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
也许我们问斯特里欧斯是克隆人还是“本尊”是个错误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问的是，这种做法对我们过去与未来的存在有何影响，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要不择手段地保持心理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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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娇娇阁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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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度人与冰妲拉·古普塔一生都生活在拉贾斯坦沙漠中临近杰伊瑟尔梅尔的一个乡村里。1822年的某一天，妲拉正在准备晚餐，发现外面一阵骚动。她往外看，发现两年前出门旅行的堂弟马哈维尔回来了。他看起来身体不错，晚餐时，他讲述了自己的冒险经历。马哈维尔讲到了强盗、野生动物、崇山峻岭和其他不可思议的风景和冒险，但真正让妲拉惊讶的是他说自己看到了一种被称为“冰”的东西。“我到了一个很冷的地方，水停止了流动，变成了半透明的硬块。”马哈维尔说，“更令人震惊的是，水变硬后还会变厚，但并没有加入任何东西。在变成固体的水旁边有水流动，温度只比变成固体的水高一点儿。”妲拉不想当着大家的面质疑马哈维尔，但她不相信他的话。马哈维尔所言与妲拉的经历完全矛盾。妲拉过去不相信旅客说的会喷火的龙的故事，现在她也不会相信有关“冰”这种东西的胡扯。妲拉觉得自己还没有笨到会相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资料来源：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10章《神迹》，1748。在某种意义上，妲拉显然是错的，她怎么可能是对的呢？我们知道马哈维尔对冰的描述并非和喷火龙一样来自幻想，而是对水在冰点时变化的精确描述。但妲拉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正确的。我们有时候都会因为正确的理由而判断错误。以快速致富的方法为例，许多用电子邮件的人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这类信息：承诺只要“少量”资本就能换来巨额财富。因为这些邮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诈骗，要一一确认每封邮件是否真是诈骗会耗费大量时间，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都不理会。但是，这样做就意味着可能某一天你会错过一个真正的机会，放过了触手可及的巨额财富。某封邮件可能并非诈骗，而你得出这是诈骗邮件的结论也就错了，但推论的过程是正确的。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妲拉。当别人告诉我们自然界如何运作时，我们不应该轻信一切。当有人对我们说他们可以浮空、用意念让钟表停止或用水晶球治病时，我们应该保持怀疑。我们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类事件不会发生，描述这类事件的说法要么缺乏证据，要么就是骗局。我们不必认为这样说的人都是骗子：他们只是搞错了，或者他们的说法是以错误的推论为基础的。然而，问题在于，有时候会出现某样真实存在的事物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原先的认知。我们不能因为某个观点与我们当时的认知不符就嗤之以鼻。我们需要充分的理由才能予以驳斥，因为言之成理、不可撼动的东西应该要比反对这个观点的某个人或者某一小**人的观点有分量。这就是妲拉的问题所在。某个人的证言，即便这人是她的堂弟，也没有强烈到可以推翻她对自然世界已有的认知，即液体不会在某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温度下变成固体。不过，妲拉也必须承认自己从未去过寒冷的地方，而她的堂弟去过。因此妲拉的经历是有局限性的，但她能用来判断的只有马哈维尔的一面之词。妲拉拒绝相信他，她是否将知识面限制得过于狭窄？或者这是她为了避免在更多情况下受骗而付出的代价？这样做是错误的吗？
4. 虚拟**和许多结婚多年的夫妻一样，迪克也对自己的婚姻感到疲倦，他的生活已经没有激情可言。实际上，迪克和妻子几乎都不睡在一起。不过，迪克并不打算结束这段婚姻，他爱妻子，而妻子也是个无可挑剔的好母亲。迪克很清楚该怎样解决眼前的问题：搞个**。他只要能接受自己的妻子满足自己部分需要，情妇满足另一部分需要，一切就好办。不过，迪克实在不想背着老婆做这种事，他也知道就算自己可以，老婆也不会罢休。所以，当迪克听说有“虚拟**”（“比真人还要逼真！”）这么一家公司时，他不免认真起来。这家公司提供虚拟**的机会，不是和计算机另一端的真人进行网络**，而是在一个虚拟现实的环境中和一个完全虚拟的人“上床”。整个过程感觉和真实的**没有区别，但实际上所有体验完全是由计算机模拟你的大脑产生的，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有**的所有刺激，但没有真正的第三者，这样也就提不上什么不贞。他怎么会拒绝呢？ 为什么我们一听到“不贞”就不舒服？有些人觉得不应该不舒服，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对不贞抵触是因为受到文化的影响，而且对一夫一妻制心存不切实际的期望。性和爱其实不同，如果我们让生物冲动引发的交配行为破坏感情的纽带，我们就太傻了。假如渴望一夫一妻制是文化的产物，这种产物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许多参加自由**团体或者尝试“**”派对的人往往会嫉妒其他人能和自己真爱的人同床共枕。有些人故作轻松地告诉我们，应该抛去不贞给我们带来的“心理障碍”，但这种不贞似乎不仅仅是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这样简单。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不贞是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它困扰我们？想象另一半接受“虚拟**”公司提供的服务时的感觉，也许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反对网络**，那就意味着夫妻之间将有第三者介入。不过，夫妻之间这种最亲密的关系应该是一对一且排他的。我们希望看到这种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可以维持下去。但如果我们反对虚拟**，那么似乎说明影响夫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不是第三者扮演的角色。真正导致夫妻之间不合的不再是配偶去找第三者，而是另一半远离夫妻关系。这样看的话，迪克打开计算机宣泄欲火的同时，他也在表示自己觉得妻子已经无法激起他的性欲。**通常是夫妻关系存在问题的外在表现，而不是夫妻关系破裂的原因。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对迪克的虚拟伴侣感到不安，因为早在迪克第一次登入网站寻找虚拟性刺激之前，他就已经丧失了往日对妻子的性欲。因此，虚拟**并非处理核心问题的方式，而是逃避问题的手段。在现实世界中，对不贞行为感到厌恶的原因很复杂，拒绝虚拟**的人也许不愿意与真实的人搞**。迪克的例子告诉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不贞这一点，即夫妻双方从什么时候开始远离这段最值得珍视的婚姻关系的？
5. 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吃素40年后，麦克斯·伯杰准备坐下来好好享用一顿有猪肉香肠、酥脆培根与平底锅煎鸡胸肉的大餐。伯杰一直都想念肉的味道，但他的原则战胜了口腹之欲。现在，他可以不违反良心地吃肉了。香肠与培根是用伯杰一周前看到过的猪普莉希拉做的。这头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猪会说话，更重要的是，它想要被人吃掉。在人类餐桌上结束生命是普莉希拉毕生的心愿，它在等待宰杀的那天醒来时，内心满怀憧憬。普莉希拉冲进又舒适又人道的屠宰场之前，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伯杰。知道整件事后，伯杰认为不吃普莉希拉，就太不尊重它了。鸡肉来自经过基因改造的“无脑”鸡，换句话说，这种鸡就像蔬菜一样，没有对自我、环境、疼痛或愉快的感觉。杀这种鸡和拔胡萝卜一样，一点儿也不残忍。不过，盘子摆到伯杰面前时，他感到一阵恶心。这是长年吃素造成的条件反射，还是内心难受反映出的生理现象？伯杰定了定神，拿起了刀叉……资料来源：道格拉斯·亚当斯，《宇宙尽头的餐馆》，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0。并不只有少数素食者关心动物福利，如果只看是否杀生，那真正能做到不杀生的只有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不打苍蝇，也不灭老鼠，而很多人（虽然不是全部）以消灭这些生物为幸。有人认为饲养并杀掉动物是错误的行为，有两个理由：首先是饲养动物的环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动物活着时遭遇的悲惨状况，而不是动物的死亡，其次是屠宰的行为，它结束了动物的生命，断送了动物的未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只要确保动物能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因此，许多关心动物福利的人只吃自由放养而非集中饲养的家禽与牛羊。不过，对素食主义者来说，第二个理由更重要：反对杀生。但如果能创造出在生存上没有利益的动物，也就是说，这些动物跟胡萝卜一样没有知觉，那又会怎么样呢？剥夺它们从未意识到或拥有过的存在感有错吗？或者，如果动物实际上渴望被吃掉，就像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宇宙尽头的餐馆》中设想的那样？小说主角亚瑟·丹特对于这项提议感到恐惧，他说这是“他听过的最令人作呕的事”。但是赞福德·毕博布鲁克斯驳斥了丹特的说法，他认为至少“这比吃掉不愿被吃的动物好”。丹特的反应似乎只有“恶心想吐”，这是人们面对某种不自然的东西时的本能反应，即便当中没有道德问题也会如此。器官移植与输血一开始被提出来也被认为是骇人听闻的，然而等到人们逐渐习惯，许多对这种现象不道德的指责也逐渐消失，只剩极少数宗教派别还在反对。人们可能会提起动物尊严或尊重自然秩序，但严肃来看，创造无脑鸡是不是也削弱了鸡的尊严？普莉希拉是不是死得完全有尊严？种植有机作物的农夫选择培育各种农作物并大量生产的行为是否也搞乱了自然秩序？简言之，如果伯杰的菜单变成现实，素食主义者还有理由拒绝与伯杰一起进餐吗？
6. 幸运轮盘玛吉不是数学家，但她知道自己刚刚发现了一种靠玩轮盘就能致富的简单方法。玛吉花了几天在赌场观察轮盘转动的方式，意外地发现经常会出现珠子连续几次只掉入黑色或红色槽的情况。连续5次已经很罕见，连续6次的情况一天只出现了几次。玛吉因此想出一种玩法。珠子连续6次掉入同一颜色槽的概率很低，所以，玛吉便在一旁看着，一旦珠子连续5次掉入同一颜色的槽，比如红色槽，她就下注下一回合落入的是黑色槽。玛吉赢的次数肯定比输的次数多，因为连续6次的情况实在很少见。她非常自信，已经开始计划如何花掉这笔即将赢到手的钱。玛吉的错误警示了思想实验的局限性。她的方式之所以看起来万无一失，是因为她已经测试过，而且每次都能成功。但整个过程完全是在她头脑中进行的，并没有实践。赌徒很容易在自己想象的场景中迷失，哲学家也是。不过，玛吉犯的错误倒不是想象与现实相差太大，而是推论方面的错误。她将珠子连续6次掉入同一颜色槽的概率与已经连续5次掉入同一颜色槽的珠子再次掉入同一颜色槽的概率混淆了。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简单的运气比赛，人们以抛硬币的形式看谁的运气好。第一回合有64人，第二回合剩32人，第三回合剩16人，依此类推，直到决赛只剩下两人。比赛开始时，每个人赢得比赛的概率是1/64，但到了决赛，每个人赢的概率则变成了1/2。按照玛吉的逻辑，以第一回合为准计算获胜的概率，并且每一轮维持不变。因此，虽然到了决赛只剩下两人，玛吉仍然认为每个人获胜的概率是1/64。这就意味着，依照她的算法，决赛中产生胜者的概率竟然只有1/32！同样，回到轮盘上，珠子连续6次掉入同一颜色槽的概率微乎其微，就像很少有人连掷6次铜板均获胜一样（1/64）。如果珠子已经连续5次掉入同一颜色的槽，第6次的概率就与从第一次起算连续6次掉入同一颜色槽的低概率无关，因为在轮盘接下来的转动中，珠子掉入红色或黑色槽的概率非常接近1/2（轮盘中还有两格绿色槽）。重点是过去的低概率不会影响下一次的概率，玛吉本来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如果她观察，连续5次的情况下有几次珠子继续掉入同一颜色的槽，她就会发现实际上概率只略小于1/2。所以，玛吉的错误不仅是逻辑错误，还在于她想象某个可以依靠观察来确认的例子，而例子本身是错的。无论是想象还是现实，玛吉都是个拙劣的实验者。
7. 无言胜利二等兵萨克斯即将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他被命令先奸后杀一个因种族问题而无端入狱的女犯人。萨克斯心里明白，这毫无疑问是极不正义的行为，事实上，这是战争犯罪。萨克斯迅速想了想，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上级的命令。若服从命令，他可以尽可能减轻受害者受到的折磨，尽量不让她受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他拒绝服从命令，他自己将被枪决，而犯人一样会受折磨而死，甚至会更加痛苦。萨克斯执行命令的结果对大家都有好处。萨克斯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但他的内心依然无法平静。他所做的事怎么可能既是当前情况下的最佳选择又是恐怖的暴行？“就算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的。”这是一般人使自身恶行合理化的拙劣借口。只要犯错，就该负起责任，这跟别人犯不犯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看到一辆敞篷跑车的钥匙留在车上，便跳上去把车开走，这种行为就是盗窃，并不会因为你不开自有别人开而有什么变化。萨克斯的理由略有不同，但是意义重大。他说：“如果我不做，别人也会做，而且结果会更糟。”萨克斯并非只是任由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而是尽可能引出最好的（或除了最糟糕以外的）结果。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尽可能阻止伤害发生绝对是一种道德行为。萨克斯能做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性命，并且尽量让犯人没那么痛苦地死去，但是这种逻辑还是会让他采取**和杀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在道德上永远都不可能正确。我们忍不住想象是否还有第三种可能，也许萨克斯可以一枪打死犯人再自杀。但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想象，因为在思想实验中要控制各种变量。我们问的是如果萨克斯只有遵命和抗命这两种选择，他该怎么做。处理这个进退维谷的情况只有一个要点，那就是迫使我们面对眼前的道德问题，而非规避它。或许有人会争辩，人们总会在某些特殊场合难以做出正确的事。不管你做还是不做，都会受到指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出除了最糟糕以外的选择。因此我们才会说，萨克斯在做出最佳选择的同时也做了恶。此外，萨克斯的做法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他确实已尽可能做出最佳选择，那我们怎么能因他所做的事而指责甚至惩罚他？如果他不应该受到指责或惩罚，那他做的事肯定没错？或许答案是：萨克斯的行为是错的，但是萨克斯本人无可指责；他做的是错的，但是他这么做并没有错。这种说法在逻辑上说得通，但这到底是反映了世界的复杂，还是将不合理之事合理化而进行了过度扭曲？另一种回答是：结果不能使手段合理化，萨克斯应该拒绝服从命令。虽然萨克斯将因此丧命，犯人也将遭受更多痛苦，但至少他做出了符合道德的选择，维护了自己原本的正直。但是，这种做法比保住性命和减少痛苦更高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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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娇娇阁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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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你的神，我是所有善的源头。为什么你们这些道德哲学家却忽略我？”
哲学家对上帝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先问你几个问题。你命令我们行善，但这些行为是因为你命令才变成善，还是说这些行为本身是善，所以你才命令我们去做？”
“我想，”上帝说，“这些行为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们是我的命令？”
“万能的主啊，这个答案绝对是错的！如果善之所以为善是因为你说是善，那只要你想，你可以说折磨婴儿是善。但这听起来很荒谬，不是吗？”
“当然！”上帝回答说，“我只是试探你一下，你的说法让我很满意。另一个选择是什么？”
“你选择什么是善是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善。但这样就表明善并非由你决定，所以我们不需要理解上帝就能理解善。”
“即便如此，”上帝说，“你不得不承认我写了很多很好的有关善的教科书……”
资料来源：柏拉图，《尤西弗罗》，公元前380年。
我还在学校念书时，所唱的赞美诗把上帝和几乎所有好的属性都画上了等号。我们赞颂上帝是爱、上帝是善、上帝是真、上帝是美，难怪唱到最后唱诗班一定是以“赞美主”结束。
但是，“上帝是善”这个理念是模棱两可的。上帝是善的意思，可能类似蛋糕好吃或某人是善良的。在这些例子中，“是”的功能在于将某些特质归属于某人或某物，如善良或蓝色。不过，“上帝是善”这个句子也可能类似“水是H2O”或“柏拉图是《理想国》的作者”。在这里，“是”表示两种词汇之间具有等同性，即某物等同于另一物。
在赞美诗中，“是”似乎代表等同性，而非属性。上帝不是在表达爱，而本身就是爱；不是美的，而本身就是美。上帝不只拥有这些正面属性，他本质上就是这些正面的属性。因此，“上帝是善”意味着上帝的观念与善的观念无法分开，善的本质就是上帝。
倘若如此，就难怪许多人相信没有上帝就没有道德。如果无法区分善和上帝的善，世俗道德就肯定是自相矛盾的。
然而，我们想象出的对话似乎清楚地显示出这是可能的。如果上帝是善，那是因为上帝本身是善，而且也选择做本来就是善的行为。上帝的选择并不能让事物变成善，他只选择善的事物。
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这种论证之所以能成立，是分割了原本不可分割的东西。如果上帝真的是善，提出将上帝与善区别开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就说不通。但是，究竟善之所以为善是出于上帝的命令，还是上帝之所以下这样的命令是出于善，这类问题完全合情合理，因此反对者完全是在回避问题本质。
即使上帝与善是等同的，也不表示我们不能质疑两者的等同性。问题的答案很清楚，我们当然知道善是什么。正因为我们知道善是什么，才能真切地说上帝是善。如果上帝赞同毫无意义的折磨，我们便知道这样的上帝不是善。这显示我们无须理解上帝也能理解善的本质，而这也显示无神的道德并非自相矛盾。
9. 反应预测
为了制作电视真人秀《老大哥》第73集，制作团队引进了最新型设备——皮埃尔。节目中负责咨询的心理学家解释了这部机器的工作原理。
“大家都知道，大脑是思考与行动的引擎，而且大脑是纯物理的。我们对物理定律已经有一定的了解，自然能准确地预测人脑对周遭环境的反应。因此，也能知道人类如何思考。
“一进入老大哥空间站，脑部扫描仪就扫描出所有参赛者的脑部状态。我们的超级计算机皮埃尔将随时监测参赛者受到各种刺激时的反应，并且预测参赛者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当然，我们使用的是最新、最复杂的设备，有很多严格的限制。这项技术必须在封闭的控制环境中（如老大哥空间站）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预测中的微小错误会组合成大错误，这也是为什么只能提前一会儿预测参赛者即将做出的反应。观众喜欢看计算机预测参赛者可能的反应，就某种意义而言，相比参赛者自己，我们更清楚参赛者心里想什么。”
资料来源：法国数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的确定性论题。
法国科学家皮埃尔·拉普拉斯提到，如果知道物理定律和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就能预测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后来量子理论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因果过程都完全取决于先前的条件，宇宙远比拉普拉斯想象得更不确定。
尽管如此，量子效应只发生在最微观的层次，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物体运作的方式就像拉普拉斯想象的，所有结果仿佛都取决于之前的原因。因此，我们得以采取某种稍稍低于拉普拉斯全知观察者的姿态，并做出更加中立的预测。简言之，老大哥计算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带着皮埃尔预测看节目，很容易让人不安。我们看到参赛者的行为一次又一次完全符合计算机的预期，而计算机只拥有人脑与环境的物理状态的信息。无论参赛者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被计算机提前计算出来。简单来说，参赛者似乎已不再是能做自我选择的独立能动者，反而像是机器人。
我们对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反应？一种是直接否认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人类拥有自由意志，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部计算机能做出我们想象中的皮埃尔做的事。然而，这样的反应只是单方面拒绝了我们不喜欢的事物。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皮埃尔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否认。
以量子不确定性作为反对理由并不可行。即使量子理论确实引入了比我们的思想实验更多的不可预测性，也只会以不可预测且随机的元素取代完全可预测的因果流程。但这样一来，我们的行动将取决于随机而非严密的因果，因而完全失去自主性。自由意志的展现在于我们能脱离物理因果链，但是在量子理论之下，我们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
另一种反应是接受皮埃尔可能真实存在，但是在某些重要层面上依然认为自由意志并未受到皮埃尔的威胁。一种可能是区别可预测性与自由这两个概念。举例来说，我们通常能预测朋友会点什么餐点或饮料，但我们不会因此认为他们不能自由选择。如果这是对的，那我们又何必因为能完全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就认定人不自由呢？
不过这种说法真的能拯救自由意志吗？在选择的时候，若能不理会发生的一切，坚决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能力不能称为自由，那什么是自由呢？
10. 蒙蔽公平
20名被选中移民至火星生活的平民要面对一项不寻常的任务。在这颗红色行星上，有各种物品，包括住宿设施、食物、饮料与奢侈品，他们必须在出发之前决定用什么标准分配这些物品。然而，关键是没有人知道火星上有什么重要任务等着他们完成。他们的工作可能需要动手，也可能不用动手；可能需要很高的智商，也可能更适合平常不太用脑的人。
第一个建议是应该平均分配所有的物品，而不依照能力或根据需求来分配。但立刻有人提出了异议。如果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有人拒绝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那每个人的报酬相等岂不是不公平？难道不用制定一种激励机制来鼓励工作吗？
异议被大家接受了，但似乎只是引出了更多的问题。公平并不等同给予每个人相同的东西。那公平是什么意思？
资料来源：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3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
根据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看法，虽然移民者不知道公平是什么，但他们处于找到答案的理想境况。移民者在无知的蒙蔽下决定分配物品的正确方式，无知使人处于黑暗中，不知该如何轻松应对火星上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相信移民者在决定时完全不带偏见。比如，由于没有人知道火星上较重视的是脑力工作还是体力工作，移民者就不会贸然认为某种工作应该拿更多的报酬，他们会同等对待脑力与体力工作，这样似乎就能非常公平。
罗尔斯认为，我们若是想知道在地球上如何实现公平，就应该想象自己也处于类似境况之中。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想象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蠢、灵巧还是笨拙、强健还是羸弱。如果能够达到这种状态，我们就能制定出规则，决定如何在完全公平又不歧视任何人的情况下分配物品。
罗尔斯认为，如果能理性地选择这个过程，就能创造出一个尽可能让最底层的人都受益的体系。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社会底层，所以会谨慎地确认如果自己不幸沦为社会底层时，是否还有翻身的机会。这将引领我们走向自由主义社会民主的传统形式，在这样的体系中，允许一些财富聚集形式的存在，只要不牺牲财产最少者的利益就可以。
不过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公平或理性呢？如果有人认为让最无能的人沉沦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我们该如何回应？如果有人主张将赌注下在赢家身上就是最理性的，而非求全支持尽可能照顾输家的社会，又说得通吗？若是以“自己”在社会上可能受到的待遇为指导原则，而非单纯考虑公平与正义，我们是否变得自私自利？
罗尔斯的支持者相信无知是最能决定公平社会面貌的工具。批评者则认为这毫无用处：当我们走到无知的幕后，我们同时也带上了既有的政治观与偏见，并且根据这些观点做决定。因此，在政治哲学史上，无知之幕被看作最有用的思想实验，也是最没价值的思想实验。
11. “忒修斯”号
雷·诺斯完全没想到会碰上这种事。作为国际大盗贼，他对于自己每次都能得手感到自豪。最近他的客户要他盗窃著名游艇“忒修斯”号。这艘游艇最近出了名，先是英国报业大亨卢卡斯·格鲁伯从船上坠海身亡，之后还成了加州饶舌歌手冰茶老爹的被害现场。
他来到干船坞，刚整修完的“忒修斯”号就停在这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竟然有两艘一模一样的游艇。诺斯转头看着游艇保安，此人已被诺斯的同伙拿枪指着。
“如果你还想活，就告诉我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号。”诺斯问道。
“那得看情况。”保安紧张地回答，“我们开始修船时，需要更换这艘船的很多零件。我们把换下来的旧零件都留着，但工作到最后，我们发现几乎整艘船的旧零件都必须换掉。完工之后，有几个工人觉得不如用旧零件建一艘跟原船一模一样的游艇，所以你会看到这两艘船。左边这艘是用新零件整修后的‘忒修斯’号，右边这艘则是用旧零件重造的‘忒修斯’号。”
“到底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号？”诺斯又问。
诺斯的同伙握紧了枪，保安尖叫道：“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诺斯挠了挠头，开始想怎么样才能把两艘船都带走。
资料来源：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1。
哲学总是与事实倶全却仍无法解答的问题有关。在上述场景中，诺斯已经知道所有和这两艘船相关的事实，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对某些人来说，用直觉就能判断哪一艘是真正的“忒修斯”号，但他们怎么回答将取决于你怎么讲述这个故事。如果诺斯是警察，负责搜集和格鲁伯以及冰茶老爹死亡有关的呈堂证供，他一定会认定重建的“忒修斯”号才是真货。如果诺斯是历史文物收藏家，可能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不过，如果就所有权的纠纷来看，整修后的“忒修斯”号才是原来的游艇，物主有权将船驾驶出海的也是这一艘。若是在船坞放一台延时摄影机，拍下整个工作过程，就会发现进入船坞的游艇逐渐整修完成，而重造的游艇稍后才出现在整修好的游艇旁边。整修后的游艇因此有一种存在的延续性，而重新建造的游艇则完全是新的。
哪一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号？这个问题可以说有不止一个答案。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这艘船有什么利益关系。但这种说法也会引出令人不安的结果。人类不也像“忒修斯”号一样吗？随着生命的推移，体内的细胞不断死亡并被新细胞取代。我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20岁时，脑子里10岁时的想法已经所剩无几。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记忆、信仰与性情也在不断地更替。现在的我们跟许多年前的我们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们会说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答案，如果“忒修斯”号的身份问题是虚构的，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套用到所有随时间流逝而改变的事物上？这又是否包括人类呢？
12. 沙滩上的毕加索
洛伊从悬崖上往下看，发现沙滩上画了一个人。这幅画逐渐引起他的注意，最后吓了他一跳。那幅画是一张非同寻常的脸，完全不是现实世界中脸的样子，而像是从各个角度同时观察一个人的脸。实际上，这张脸看起来就像毕加索。
脑子里一闪过这个念头，洛伊感觉自己心跳都停止了。他拿起望远镜，止不住地擦镜头。他看到沙滩上的男人像就是毕加索。
洛伊心跳加速。他每天都会经过这里，知道很快就会涨潮，海水将冲掉这幅天然创作的毕加索肖像。他必须想办法救下这幅画，该怎么做呢？
让海水倒退当然是徒劳的，也没有办法给沙画做个模子，就算有充足的时间也办不到，更何况现在时间所剩无多。也许洛伊可以赶回家拿相机，但这样顶多能记录原作而无法保留原作。而且，就算他真的回去拿相机，等他回来，画恐怕已经被冲掉了。或许，洛伊干脆就该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欣赏这幅画作。于是他站在那凝视，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资料来源：雷·布莱伯利《在风平浪静的季节》，收录于《忧郁的解药》，AvonBooks出版社，1981。
艺术品无法永久留存并不代表这是悲剧，主要还是取决于艺术品的形式。认为每件艺术品都应该像雕塑一样永久留存是相当愚蠢的想法。当然，我们可以拍摄演出或保留剧本，但是这些方式都只能将作品定格在某个时间点。凡是看过难忘的现场演出或音乐会的人，事后重温录像都会明白这一点。
提到雕塑与绘画，保存往往被视为一种理想。但表演艺术与造型艺术的区别有多鲜明呢？假想的毕加索沙画显然模糊了这条界线。不寻常的载体使得通常能长久保存的造型变成了稍纵即逝的表演。
一旦了解表演艺术与造型艺术之间并不存在鲜明的界线，就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保存与修复的态度。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应该保存或修复绘画使它们和以前一样，但是或许我们应该将艺术品的逐渐磨损也看作表现形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许多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就考虑到作品随着时间磨损的可能。举例来说，弗兰克·盖里就相当清楚他设计的杰作——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钛金属外层结构暴露在空气中会受到什么影响。此外，过去的艺术大师也并非对自己所上颜料会褪色的结果毫不知情。
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我们渴望长存的天性是拒绝自身灭亡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艺术的寿命远超人类，因此人类往往试图通过艺术延续自己的生命（不过，伍迪·艾伦曾说过一句名言，表示他不想通过艺术实现不朽，而是通过永生）。如果我们接受艺术也会消亡，没有任何事物能真正永恒存在，也许就能看清艺术与生命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13. 专门研究红色的色盲
只要关于红色，玛丽都很清楚。身为科学家，红色是她毕生研究的对象。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为何看不见红外线，为什么西红柿是红的，为什么红色代表热情，问玛丽就对了。
若玛丽不是色盲，人们也许不会对她的成就感到惊讶。她完全无法辨识颜色，对她而言，世界就像一部黑白电影。
不过，现在一切都将改变。玛丽的视网膜锥状细胞本身并没有缺陷，只是信号未能经过大脑处理。神经外科技术的进步意味着玛丽有被治愈的机会，很快就能看到色彩斑斓的世界。
由于玛丽是色盲，所以尽管她非常了解红色，却不能说对红色了如指掌。玛丽还需要明白一件事：红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资料来源：弗兰克·杰克逊，《玛丽不了解的是什么》，重新发表于《心灵的本质》，大卫·罗森塔尔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心智与身体是两种不同但并存的东西，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这种观点并不感兴趣。非物质的灵魂寄宿在动物性的身体中，即精神存在于机器中，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也缺乏根据且不符合科学。
但否定错误的世界观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如果抛弃心物二元论，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显然这个取代物是物理主义：世上只有一种东西，即物理的东西，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类的心灵都是由物理上的物质构成的。可以确定的是，与其描述这种“东西”是微小的亚原子撞球，不如说它能转化成能量。它不仅构成各种形式的椅子，椅子以外的所有物品也都由它构成。
即便真的如此，物理主义者的热忱也有可能被过度解读。就算世上只有这么一种“东西”，也不一定表示凡事只能从物理的角度理解。
玛丽的故事说明的就是这一点。身为科学家，玛丽可以从“物理”的角度完全掌握红色的性质，但有一件事她无法说明，那就是红色是什么样子。科学对世界的描述无法使她形成这个认知。科学是客观的、实验的、量化的，感官经验（其实就是心灵层面的经验）则是主观的、经验的、性质化的。简而言之，无论物理世界的描述多么完整，都无法捕捉我们心灵层面的经验。正如哲学家所言，心灵不可简化成物质。
这是对物理主义者的挑战。世上除了物理的东西再无其他，心理层面的经验却无法从物理角度加以解释，这两个彼此相悖的命题如何同时存在？这岂不等于跳出了心物二元论的煎锅，却又卷入物理主义的火焰？
如果我们想象玛丽是个物理主义者，她会怎么说？或许她会说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差异是事物的本质与表象存在的不同。科学关心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因为知识总是与事物为什么这样有关，而与事物看起来怎样无关。玛丽知道有关红色的一切知识，只是不知道大部分人看到的红色是什么样子。当然，玛丽确实看得见红色，只是她眼中的红色像一种灰色的阴影。
因此，当玛丽第一次看到五彩颜色时，世界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她面前。但说玛丽看到了全新的世界这种说法对吗？或许她只是很自然地说，自己终于“知道”红色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了。不过，日常的言谈有时会导致我们看不出哲学家应该关注到的细微区别。
14. 对你有利的银行错误
理查德到自动提款机取钱，结果碰上一件令他惊喜的事。他要取100英镑，机器却吐出来10 000英镑，而打印出来的明细依然是100英镑。
他回家后，上网查了自己的账户，结果发现的确只扣除了100英镑。他找了个安全的地方藏好钱，心想银行很快就会发现这笔错款并要求他把钱还回去。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银行没有人给他打电话。
两个月后，理查德认定不会有人要回这笔钱了，于是他拿着装了首付款的大袋子去了宝马车行。
但理查德在途中产生了罪恶感。难道这不是偷吗？不过，理查德很快就说服了自己，他并不是故意拿这笔钱，这笔钱是银行自己给他的。这笔钱也不是从某人身上抢来的，所以没有人因此受损。对银行而言，这笔钱只是九牛一毛，况且银行早就为这类偶发事件买了保险。就算银行因此遭受损失，那也是银行的错——它们应该设计更安全的系统。不，这不是偷。这只是理查德这辈子交的一次好运。
我还没听过，有人玩大富翁拿到“银行犯了对你有利的错——得200英镑”这张卡片时，会觉得这钱不是自己的而把钱还给银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希望有这种诚实的人。但真能做到这一点的有几个？我猜没有多少人会这样。
这并非表示人违背了道德。事实上，根据不同情况，人们会有相当细微的行为差异。举例来说，相比从大公司拿到多余的零钱，人们意外从独立的小店铺拿到多余的零钱更可能选择说出实情。这当中的原则似乎是：因某人出错而占他便宜是错的，但对象若是换成大公司，反而成了公平的行为。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觉得没有人会因大公司的错误而受到伤害。相较于我们得到的利益，大公司的损失根本不算什么。诡异的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拿钱，部分原因是某种特别的正义感在推动我们。
但即使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个合理化的偷盗形式，它依然是偷盗。与它是否出于意外而非存心想偷毫无关系。比如，想象你在行李取回处拿错了行李，之后发现对方的行李装了更贵重的物品，如果不设法还回去，就算一开始是意外，也无法将后来蓄意不做任何处理的决定合理化。同样，如果有人拿走你偶然疏忽未留意的贵重物品，并且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你自己不够小心造成的过失，你一定会很恼火。
理查德认为银行可以负担损失，这种想法同样似是而非。如果这种说法能将他的行为合理化，那么它就能将商店里的偷盗行为合理化。商店也买保险，而轻微的窃盗案件并不足以影响商店的利润。
理查德之所以轻易被自己的理由说服，是因为他和我们一样站在有利于自己的角度思考。对自己有利的理由总是比对自己不利的理由更有说服力，我们很难消除这种偏见而从无私的角度思考。毕竟，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考虑呢？
15. 平凡的英雄行为
二等兵肯尼没能获颁象征英勇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让肯尼的家人感到惊讶。毕竟肯尼挡住了可能炸死数十名官兵的手榴弹。如果这还不算“面对敌人时做出标志性的英勇行为”，还有什么样的行为够格呢？
肯尼的家人要求肯尼所在的兵团对此做出解释。团里的声明如下：“过去我们总会为这样的行为颁发与之相吻合的勋章，然而我们现在不认为这样的行为属于勋章指的特别奉献。所有的军人都应该一直以所在集体的利益为重，如果我们认为二等兵肯尼的行动明显超越了他的职责，那么不为集体的利益有所行动也就可以接受，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我们不会追颁勋章给他。”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他的家人沉浸在悲痛中，但我们还是要指出，无论如何，二等兵肯尼都会在这场爆炸中牺牲，所以不能说肯尼牺牲生命是为了保护战友。”
这份声明的冷酷逻辑令人难以辩驳，但是在肯尼家人的心中，他们仍然认定肯尼的行为是英雄事迹。但他们该用什么论据为肯尼上诉呢？
二等兵肯尼的故事似乎可以作为哲学家所谓的超义务行为的范例，也就是说，某人做了一件好事，这件好事超越了道德对他们的要求。例如，道德要求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搭救池塘里溺水的小孩，但是若换成跃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冒着生命危险救人，就已超过道德的要求。换句话说，有的人可能因为其超义务行为而受赞扬，但不做也不会遭受指责。
义务行为与超义务行为之间的差异似乎是既定的，如果道德理论无视这项差异，往往会被视为理论有问题，功利主义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功利主义认为，凡是道德上正确的行动就是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一旦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就表示无法做到在道德上正确的事，即使做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要自我牺牲。比如，有人认为，当每小时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贫穷时，我们还过着富足的西式生活，就可以说我们不道德，因为我们可以拯救生命却没有选择那么做。而且，帮助穷人甚至无须做出重大牺牲，相对而言，我们只需要放弃一些生活上的舒适，一般来说，放弃奢侈品就行了。
不过，当有人确实将自己的一生用来帮助穷人时，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人已超越他们的职责，他们做的已经不是道德所要求的。当然，我们之所以倾向于这样思考，是因为这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毕竟，如果道德要求我们也这样做，我们将被称为道德上的失败者。同样的道理，做不到肯尼所做行为的士兵是不道德的人，而肯尼所做的将只是在场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做的事——不多也不少。
英雄式的行为是超义务行为还是单纯的道德行为，思考这种问题也许纯粹只是一种思维上的练习。事实在于人性就是如此，我们知道有些行为确实需要付出特别多的努力。不论是否有人做的事超越了道德上的要求，是否大多数人都是道德失败者，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16. 赛跑的乌龟
欢迎来到雅典人龟田径大赛的决赛现场，我是这场比赛的评论员芝诺。我要说这场比赛的结果已定，阿基里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让乌龟塔奎因领先他100码起跑。让我解释一下。
塔奎因的战术是不断移动，不过速度很慢。如果阿基里斯要超过塔奎因，必须先抵达塔奎因起跑的地方，这要花上几秒的时间。但抵达时，塔奎因已经向前移动并领先了一小段距离。现在，如果阿基里斯要赶超塔奎因，就必须再次抵达塔奎因目前的位置。但是，等阿基里斯抵达时，塔奎因又再度往前移动并领先了一点儿。因此，为了赶超它，阿基里斯又必须再次赶到塔奎因目前的位置。而当阿基里斯开始追赶时，塔奎因又往前移动了。以此类推，你就能看到比赛的全过程。从逻辑与数学的角度看，阿基里斯永远都不可能赶上这只乌龟。
现在要在乌龟身上下注已经太晚了，因为他们已经在等待发令员下令，然后……起跑！阿基里斯越来越接近……接近……接近……阿基里斯超越了乌龟！我真不敢相信！这真是太神奇了！
资料来源：阿基里斯悖论，芝诺，生于公元前488年。
芝诺对阿基里斯为什么无法赶超乌龟的解释是一种悖论，因为它引导我们得出了两个无法相配的东西皆为真理。论证似乎证明阿基里斯无法超过乌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阿基里斯当然能超过乌龟。但不论是论证还是经验，似乎都没错。
有些人认为可以找出论证中的瑕疵。这种论证之所以成立，在于它假定时间与空间是持续的整体，可以被无限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区块。它所仰赖的概念是比赛中总是存在乌龟移动一小段距离（不论多短）的空间长度（不论多小），以及阿基里斯抵达乌龟所在位置所需的时间长度（不管多短）。也许这个假设是错的。最后你都会在时间与空间中抵达某个无法再分割的点。
然而，这个论证只会创造出不同的悖论。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它主张最小的空间单位本质上不具外延性（长、高或宽），因为一旦具有外延性，就有可能进一步分割，而我们又会再次回到赛跑悖论。然而，明显具有外延性的空间如何由不具外延性的单位构成？时间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最小的时间单位不具持续性，并因此无法进一步分割，时间做为一个整体怎会具有持续性？
因此，我们要面对的是悖论中的悖论：两个悖论看起来都很真实。但如果两者皆为真，将使仅有的两种可能性成为不可能。觉得混乱吗？别担心，这很正常。
寻找答案并不容易，解法需要相当复杂的数学演算，这或许是赛跑的乌龟给人的真正启发：运用基本逻辑进行的理论空想是认识宇宙基础本质的不可靠的向导。但这也是个发人深省的教训，因为我们总是仰赖基本逻辑找出论证中的矛盾与瑕疵。逻辑本身不会出错：用来解决这些悖论的复杂解法靠的是严守逻辑规则。真正难的是如何运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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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娇娇阁 于
13:18 编辑
17. 严刑逼供哈迪的犯人看起来非常顽固，但是哈迪确信自己可以让他们招供，只要用一些威胁的手段就行。在这些犯人中，布莱德是个真正的恶棍，就是他放置了巨型**，试图杀死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只有布莱德知道**在哪儿，但是他不肯说。布莱德的儿子韦斯利与本案无关。不过，哈迪从情报上发现尽管布莱德在拷打下拒不屈服，但只要在他面前拷打韦斯利，他一定会招供。即使不是立刻奏效，应该也能很快得到口供。哈迪感到苦恼。他一向反对拷打，每次拷打犯人，他都会离开房间。韦斯利的无辜并不是让哈迪感到不安的唯一理由，但的确加重了他的心神不宁。但哈迪也知道这是拯救无辜民众免遭死亡或残疾威胁的唯一方法。如果他只是因为个人厌恶拷打和缺乏道德勇气而不下令拷打，是否等于判处了民众死刑？多年来，这样的场景一直被视为纯假设性问题。文明社会不允许拷打，但是这一切都因“反恐战争”而改变，特别是发生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后。争论不只关于是否曾经有虐待行为，如果有，是谁授权的，更在于虐待是否一定是错的。哈迪的困局是这类处境的简化版，任何具道德感与责任感的人都可能处于这种状况。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拷打辩护的人认为，虽然这种做法很可怕，但是你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动手。例如，你如何能冒着再次发生像“9·11”事件那样的风险，而拒绝拷打某个人或某**人？这难道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放纵？你保持了自身的清白，避免了肮脏但必要的行为，其代价却是牺牲众多无辜的生命。如果你能理解哈迪下令拷打韦斯利的案子（毕竟他是无辜的），那么拷打有罪者的案子就更不用说了。上述论点对倾向认定所有拷打行为都是没有道理的人权支持者而言，相当具有挑战性。为了维护自身的立场，人权支持者可以从两种策略中任选其一。第一个策略是，坚持拷打在原则上是错的，即便能拯救数千条人命，也绝对不能逾越某些道德底线。施行拷打与否可以就个案加以讨论，但是对于漠视生命任其最后死亡的指控难以动摇。第二个策略是，虽然理论上在一些罕见的案例中拷打是道德容许的行为，但我们仍必须坚称绝对反对拷打，以守住道德底线。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旦偶尔允许拷打，将不可避免地延续到原本无须拷打的案子上。有时候，更好的情况是我们在可拷打的情形下不拷打，也不在不可拷打的状况下偶然拷打。但这些策略可能都帮不了哈迪。虽然哈迪有充分的理由遵守规定不拷打，但是他面对的情况中，拷打带来的益处是非常明显的。哈迪的困境不在于能不能拷打，而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应该破坏规定，做出不被允许的事，以拯救无辜的生命。也许你认为哈迪不该这么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18. 理性的要求苏菲亚·马克西姆斯向来对自己的理性感到自豪，她绝不会干违反理性的事。当然，苏菲亚知道，有些基本的行为动机并非出于理性，例如爱、品味与性格。但是“变得不符合理性”并不等同于“不理性”。喜欢草莓更甚于覆盆子，这与理性或不理性无关，但就偏好而言，如果此时草莓与覆盆子同样便宜，却舍草莓而买覆盆子，就是不理性的行为。现在，苏菲亚身处困境。有个极为聪明的朋友说服她，让她相信引爆**炸死大量无辜民众，而且从中无法得到任何明显的利益（例如拯救他人的生命）是完全符合理性的行为。苏菲亚清楚地感觉到朋友的论点有些问题，但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找不到问题在哪儿。更糟的是，这个论证要求苏菲亚尽快引爆**，因此她无法多想。以前苏菲亚总认为，拒绝正确的理性论证而选择预感或直觉是错误的。然而，在这个例子中，如果苏菲亚遵循理性，肯定会觉得自己做了罪大恶极的事。她应该刻意走上较不理性的道路，还是应该相信理性，抑制感情而引爆**？这个思想实验缺乏细节，或许会让人怀疑它的有效性。这篇文章并未告诉我们这个恶魔般的理性论点的内容，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结论认为炸死无辜的人是好事。然而，模糊不清并非真正的问题，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总是会被理性论证说服做恐怖的事。举例来说，反对在广岛与长崎投下**的人认为，那些决定投弹的人之所以做出投弹决定，都是因为他们认为投弹是迫不得已的。反对意见则认为，难道这些例子的理性论证没有一点儿问题吗？如果能研究这个令苏菲亚迷惑的论证，我们一定能找出其中的问题，但前提是假定其中必有问题。如果你相信理性总是选择正确的，那么很可能引爆**是对的，与表面上看来相反，而非论证是错的。我们一开始即假定论证错误，等于是将直觉的信念置于理性的命令之上。不管怎样，认为理性总是与善同行，这种乐观主义是一种错位。据说精神病患者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理性，而在于缺乏情感。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同意这种说法，他写道：“理性是且只应是热情的奴隶。”如果理性孤立于感情之外，我们就不该假定理性总能引领我们走向善之路。即便这种观点过于悲观，但邪恶的行为永远也不会是理性支配的，我们仍需面对自己能否完全理性的问题。苏菲亚很聪明，但是她如何辨别理性真的要求她放置**？或许她根本没有能力发现论证中的瑕疵？相信理性的至高无上是一回事，相信人类的能力总能看出至高无上的要求则是另一回事。
19. 幻想破灭怪异的威勒费尔德教派成员在圣希尔达豪格登会所过着隐居生活。除了领导者，所有成员都不许接触外界。他们接受教诲，认为现实世界就如同肥皂剧所描绘的那样——那是他们唯一能看的电视节目。对威勒费尔德人来说，《加冕街》《大胆而美丽》《伦敦东区》《邻居》都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纪录片。由于大部分教派成员都出生在当地的社**中，因此要蒙蔽大家并不难。不过，有一天，有点儿反叛的门徒肯尼斯决定离开豪格登会所，去他经常在祭坛箱上看到的地方。当然，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肯尼斯仍设法逃离了这个地方。肯尼斯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感到吃惊。最让他吃惊的是他找到加冕街时，发现这条街并非在威勒费尔德真实存在，只是格林纳达摄影棚里的布景。但当肯尼斯偷偷返回会所并且告诉其他门徒所发现的一切时，他被当成了疯子。“你永远都不该离开这里。”他们说，“外面很不安全，你的脑子骗了你！”因此，他们将肯尼斯赶出了社**，禁止他再进入。资料来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寓言，公元前360年。威勒费尔德人的故事明显是一则寓言，但是故事中的各个元素到底代表什么？有许多方式可以解读这则寓言。有些人认为，日常经验的世界是幻觉，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需要借由神圣的药物或冥想才能打开。提到自己曾借由这种方式看到真理的人，经常被当成吸毒者或疯子，但是这些人认为我们才是笨蛋，深陷有限的感官经验世界却无法发现。更无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威勒费尔德人并不质疑自己被教导的东西，他们完全接受生活中看到的一切表面现象。他们也许不会真的相信肥皂剧的内容，但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既有的知识，包括在报纸上读到的和在电视上看到的。确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取决于他们如何被社会化。因此，举例来说，有些人认为只有疯子才会相信美国总统犯了恐怖主义的罪行，其他人则认为疯子才会觉得美国总统其实是个聪明的家伙。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圣希尔达豪格登会所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是什么。我们不会真的用墙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但我们的确用许多更微妙的方式限定了自己的经验范围。若是只读一份报纸，就严重限制了自己的思维空间；若是只跟有共识的人讨论政治，就是在自我的小世界周遭树立起另一道隐喻的栅栏；若是从未试着从别人的角度看世界，更别说尝试他人的做法，那么你就只是躲在你为自己建造的狭小舒适的世界中不愿往墙外看。也许在这方面，我们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探索肯尼斯的内心世界。他可能是有着疯狂世界观且容易受骗的笨蛋，也可能真正探索到前所未见、尚且无法感知的生活维度，我们如何区别这两者？我们对于每个相信自己发现了隐藏真理的人，不能都采取先信任、毫不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人的观点往往互相矛盾，不可能都正确。但如果我们太轻易就否定他们，就有变成天真愚蠢的威勒费尔德人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注定过着幻想的生活，而不是现实的生活。
20. 赖活不如好死薇塔莉亚发现了永生的秘密，但是现在她发誓要毁了它。200年前，薇塔莉亚从马克罗普洛斯博士那里得到了长生不老药的配方，年轻而愚蠢的她照方配药并喝了下去。现在她诅咒自己对生命的贪恋。朋友、爱人和至亲陆续衰老离世，留下她一个人活在世上。没有了死亡的追赶，薇塔莉亚失去动力与野心，她开始的一切计划似乎都毫无意义。薇塔莉亚感到无趣而疲倦，现在只祈求能早日死去。的确，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求死已成为薇塔莉亚的唯一目标，其生命的目的只剩下这一个。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不老药的解药，并且在几天前服下，她可以感觉到自己正快速衰老。对薇塔莉亚来说，现在剩下的就是确保没有人像她一样注定不死。长生不老药早已毁掉，现在，她拿出那张详细记载了药方的纸，将其扔进火堆。望着火光，数十年来，她第一次笑了。资料来源：马克罗普洛斯的例子，伯纳德·威廉姆斯，《自我的问题》，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人们通常认为人生的悲剧在于，注定会死是唯一一件我们明确知道正等待着我们的事。薇塔莉亚的故事扭转了传统的看法，指出不死才是诅咒。我们需要死亡赋予生命外在形式与意义，没有死亡，我们将会发现人生毫无意义。从这个观点看来，如果地狱是永恒的诅咒，在冥界享受永生便是一种惩罚。令人惊讶的是，在希望永生的人当中，几乎很少有人认真想过永生要承担什么。可以理解，我们最想要的就是延长寿命；至于到底能延长多久并非我们主要关心的。70年，如果幸运的话，似乎还不够长，有许多地方要去看、许多事物要去体验。只有拥有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事！或许我们可以配合预期的寿命长度为自己拟订生活计划，但不管我们拥有多长的寿命，还是会觉得不够。举例来说，想想“中青年”的现象。几代人之前，大多数人在二十几岁即结婚生子，甚至更早。现在，在人们比以前更富有，认为自己将会活得更久，便可以晚点儿生孩子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享受着延长的青春期，直到30多岁。相对于之前的几代人，这一代富裕的中青年人忙着旅行和体验更多的事。但他们满意了吗？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一代人要比过去的几代人更看重自己没有的东西。不论我们拥有多长的寿命，似乎永远都不够，我们却没有渴望要充分利用所拥有的时间。如果我们拥有无限的时间，“充分利用”的概念将变得毫无意义：既然时间是无限的，就无所谓浪费时间。如果失去了充分利用自己人生的理由，生存难道不会变成乏味又无意义的负担吗？当我们说生命短暂是无解的难题时，也许是在骗自己。既然我们无法控制生命长短，人生苦短的悲剧就不是我们的过错。坦承自己有责任好好利用所拥有的时间并不容易，或许我们不该想“如果我有更多时间”，而是该想“如果我能善加利用所拥有的时间”。
21. 埃皮菲尼亚人的土地埃皮菲尼亚是一颗神奇的行星，外表和地球非常相似，但其居民与地球人完全不同。埃皮菲尼亚星的其中一位居民赫胥黎向前来观光的地球人德克解释，早在很久以前，埃皮菲尼亚人就已经“发现”他们的思想无法影响行动。思想仅仅是身体行为的效果，而不是反过来控制身体。德克对此感到困惑。“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吧？”德克反驳赫胥黎道，“举例来说，我们在这个酒吧碰面，你说：‘天啊，我太想喝啤酒了。’然后就点了一瓶啤酒。难道你认为‘我要一瓶啤酒’的想法对你的行动完全没有影响？”“当然没有。”赫胥黎回答，仿佛这是个白痴的问题，“我们拥有思想，这些思想通常先于行动，但我们很清楚这些思想并未引发行动。我的身体和大脑其实早就准备点啤酒了。‘我太想喝啤酒’只是大脑和身体在物理活动后在脑中闪过的一个念头，思想不会引发行动。”“对埃皮菲尼亚人来说，也许是。”德克回答。“哦，我倒看不出地球人有什么不同。”赫胥黎道。德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资料来源：不过他没有用《副现象论》这个被T·H·赫胥黎在一篇名为“论动物为自动之物的假设及其历史”的论文中推崇的术语，这篇论文收录于《方法和结论：托马斯·H·赫胥黎论文集》，D.Appleton and Company出版社，1898美国哲学家杰瑞·福多说，如果副现象论是真的，那将是世界末日。副现象论认为思想与其他精神事件并未在物质世界引发任何事物，包括我们的行动。此外，大脑与身体运作起来就像某种纯物质的机器，我们的意识经验是其副产品，由机器引发，而不会影响机器。这将是世界末日的原因在于，似乎我们相信的与自己有关的每件事物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思想引发行动。如果思想无法影响我们的实际作为，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就只不过是一场幻觉？但这样的后果真的是接受副现象论造成的吗？我们想象埃皮菲尼亚星的目的是测试人能否在副现象论的真理下生活。从一开始的情况来看，埃皮菲尼亚人将副现象论当成某种老生常谈的道理，显然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重点在于，埃皮菲尼亚人的感受跟地球人一样，在两个案例中，他们的思想同样和行动一起出现，唯一的区别是埃皮菲尼亚人不相信他们的思想会产生任何影响。不过，要将我们相信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分开是否真的有可能？如果可以，我们实际上又是如何生活的？像福多这样的人认为思想与行动不可能分离，但为什么不可能分离显然远没有解释清楚。比如，举一个思想在其中占了极大分量的例子，假设你正尝试解开一道很棘手的逻辑题或数学题，最后终于解开。此时，实际的思考难道不是在解题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可惜，不是。为什么我不能相信意识经验只是大脑层次运算时的副产品？或许它的确是必然的副产品。举例来说，沸腾的茶壶发出的噪声是加热时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但噪声并不能把蛋煮熟。因此，思考可能是神经系统计算时必然产生的副产品，思考本身无法产生问题的解决方法。事实上，如果你想想思考是怎么回事，就会发现其中似乎带有非意识的因素。比如，答案“突然出现”在我们头脑中，而非我们的脑子找到了答案。想想思考到底是什么感觉，也许就会发现“思考是某个我们未能意识到的过程的副产品”似乎并不夸张。
22. 救生艇“没错。”自行任命为救生艇艇长的罗杰说，“这艘船上有12个人，这很理想，因为这艘船可以容纳20人。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可以支撑到有人来救我们，等待救援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24小时。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放心地吃掉多余的巧克力饼干，每个人都可以喝一口朗姆酒。有异议吗？”“安心享用多余的饼干没问题，”梅兹先生说，“但我们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把船划过去，把那个快淹死的可怜的女人救上来吗？她向我们呼救已经有半小时了。”有些人低头看着船身，面露尴尬，其他人则摇头表示异议。“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罗杰说，“她淹死不是我们的错，如果救她上来，我们就不能享用多余的饼干。为什么我们要破坏这里舒适的现状呢？”船上的人都咕哝着表示同意。“因为我们可以救她，如果不救，她就会死。这个理由不够吗？”“人生就是这么残酷。”罗杰回答，“就算她死了，也不是我们杀了她。有人要消化饼吗？”资料来源：《救生艇地球》，奥诺拉·奥**著，出自《全球性饥饿与道德义务》，W·艾肯与H·拉·富莱特编，Prentice-Hall出版社，1977。救生艇的比喻相当容易理解。救生艇就是富裕的西方国家，溺水的妇女就是发展中国家因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疾病而濒死的人。从这一点来看，发达国家的态度就跟罗杰一样冷漠。他们有能满足所有人的食物与药品，但宁可独享奢侈品，任由他人死亡，也不愿把“多余的饼干”分出去救别人。如果救生艇上的人很不道德，那发达国家也一样。在另一个类比中，这种不道德更加突显。救生艇代表整个地球，有些人拒绝将食物分配给其他已经在船上的人。如果不努力救另一个人上船是残酷的，那么拒绝将食物分配给已经救上船的人则更加残酷。这种画面极具冲击力，传达了令人震撼的信息。但这种类比能否成立？有些人也许会说救生艇的场景忽略了财产权的重要性。放置在救生艇上的物品是为有需求的人准备的，没有人能主张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拥有这些物品。因此，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只有根据需求平均分配才是公平的，除非你能证明其他做法也能实现公平。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食物与其他物品并非单纯地放在某处等待分配。财富是创造出来的，是赚来的。所以若我拒绝将多余的东西分给他人，我并非是不公平地窃取他人的东西，而只是保留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物品。不过，即便修改类比来反映这一点，显然不道德依然没有消失。让我们想象救生艇上的食物与补给品属于船上的人，但尽管如此，一旦到了船上发现有溺水的妇女需要帮助，难道我们能说：“让她死吧，这些饼干是我的！”只要船上仍有充裕的食物分给这名妇女，为了让她免于死亡，我们都应该将自己拥有的食物分给她。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应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7%作为海外援助，但很少有国家做到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捐出1/%的收入帮助穷人几乎不会对他们生活品质产生任何影响。救生艇的类比显示，帮助穷人并不会让我们成为好人，但如果不帮，我们可就大错特错。
23. 盒子中的“甲虫”路德维希和伯蒂是两个早熟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一样，他们用自己创造的语言玩游戏。他们最喜爱的一种游戏让周遭的大人感到困惑，这游戏被称为“甲虫”。故事从某天他们捡到两个盒子开始。路德维希提议两人各拿一个，每人只能看自己的盒子里装了什么，不许看别人的盒子。此外，两人也不许描述自己的盒子里有什么，或是拿它与盒外的东西做类比，只能将盒中的东西称为“甲虫”。不知为什么，这么做能让他们玩得很开心。两人都自豪地说，自己的盒子里有一只甲虫，但只要有人要求他们解释是什么甲虫，他们总是拒绝。其实旁人都知道，这两个盒子不是空的就是装着别的东西。不过，路德维希和伯蒂还是坚持用“甲虫”这个词来指称盒子内的物品，仿佛“甲虫”在他们的游戏中是最合理的用词。这让人想不通，尤其对成人来说。“甲虫”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还是有着只有这两个男孩才知道的自创含义？资料来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Blackwell出版社，1953这个奇怪的小游戏改编自特立独行的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段子。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所有的语言运用都是游戏，靠的是规则与习惯的结合，而这些都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只有参与游戏的人才能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要我们问的是：“甲虫”这个词指称任何事物吗？如果不是，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虽然维特根斯坦讨论“甲虫”的文章有无数解读，但显然他认为不管盒子里的是什么，都不会影响“甲虫”的用法。因此，不论“甲虫”是什么意思，盒子里的真实内容都与“甲虫”无关。这样的说明好像清楚了，但这又能怎样呢？毕竟，我们不像路德维希和伯蒂，我们不会玩这种古怪的游戏，不是吗？其实我们也在玩。思考一下，当我说“我的膝盖疼”时是什么意思。例子中的盒子是指我们的内在经验，内在经验如同路德维希和伯蒂的盒子，谁也无法看透，只有自己可以。虽然如此，我们也无法用自己外在的术语描述它。所有的疼痛词汇都指感官的感受，而这些词汇都内在于我们自身主观经验的盒子里。不过，人人都有自己的“盒子”。你会使用“疼痛”这个词来指称盒子里发生的事，我无法看穿你的内在经验。因此，我们看上去处在和伯蒂以及路德维希极其相似的环境中，会使用一些词指称只有自己才能体验到的事物。然而，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时，仿佛它们具有大家共知的意义。“甲虫”的启示在于，不管我们的内在实际上发生了什么，都与词汇（比如“疼痛”）的意义无关。这种说法似乎大大违反了我们的直觉，因为我们认为“疼痛”就是某种个人感受，但是“甲虫”的论证似乎显示“疼痛”并不能表示个人感受，“疼痛”的正确用法和意义原本就是公共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说我们感到疼痛时，我感觉的疼痛和你感觉的疼痛并不相同，唯一重要的是我们都具有某种明显行为模式，比如脸部扭曲与精神涣散。如果这个论证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日常语言的使用与路德维希和伯蒂的奇怪游戏非常相似。
24. 方形的圆上帝对哲学家说：“我是你的神，我是全能的。你能说出来的，我没有做不到的，这很容易！”哲学家对上帝说：“好，万能的上帝，就请你将所有蓝色变成红色，所有红色变成蓝色。”上帝说：“让颜色颠倒过来！”于是蓝色变成了红色，红色变成了蓝色，波兰与圣马力诺的掌旗官乱成一团。哲学家又对上帝说：“你想让我佩服，不如造一个方形的圆。”上帝说：“要一个方形的圆。”于是有了方形的圆。但是哲学家抗议：“那不是方形的圆，那是方形。”上帝勃然大怒：“我说那是圆就是圆。注意你的无礼，否则我真的会狠狠地攻击你。”但哲学家还是坚持：“我没有要求你将‘圆’这个词的意思改成‘方’，我要的是货真价实的方形的圆。承认吧，这件事你做不到。”上帝想了一小会儿，决定在哲学家狡猾的小屁股上狠狠地揍几下以解恨。为了不让人怀疑这个上帝无法创造方形的圆的说法出自无神论者的嘲讽，应该指出，古典神学家（如圣托马斯·阿奎纳）也曾愉快地接受上帝力量有限的说法。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儿奇怪，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到的。阿奎纳及其众多后继者虽然不同意这一点，却没有别的选择。跟大多数信徒一样，阿奎纳认为信仰上帝与相信理性是一致的，但这不表示理性提供了充分信仰上帝的理由，或是运用理性就可以穷尽上帝的内涵。更温和的主张是，理性与信仰上帝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你不一定要不理性才能信仰上帝，尽管这的确有用，但没有这个必要。这意味着既然信仰上帝不一定要不理性，也表示我们不能将接受不理性信仰的特质归于上帝。方形的圆这样的东西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在逻辑上行不通。由于圆在定义上是单边形，方则是四边形，所以拥有四个边的单边形在术语上存在矛盾，一个方形的圆不可能出现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这是理性的要求。因此，如果上帝全能是指他能创造像方形的圆这种形状，我们就要告别理性了。基于这个理由，大多数宗教信徒都乐于接受上帝全能是指他能做所有逻辑上行得通的事，而不是逻辑上行不通的事。他们主张这并非上帝力量的局限性，因为拥有更大力量的存在这个想法只会陷入矛盾。然而，如果接受这一让步，就等于开启用理性细察上帝的概念和对上帝的信仰是否一致的大门。既然接受信仰上帝必须与理性和谐，宗教信徒就不得不严肃主张信仰上帝是非理性的。这种论点包括：神爱世人与世上充满不必要的痛苦是不相称的；上帝的惩罚是不道德的，因为上帝最终要对人性负责。如果接受信仰必须与理性兼容的条件，那么说这些只是信仰问题就不太好了。宗教信徒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但这条路会让人更不愉快：否认理性与信仰有关，并且完全仰仗信仰。一旦信仰与理性背道而驰，就会陷入神迹。我们可以选择这条路，但是在轻易放弃理性的同时，还必须在平日过着理性者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将被一分为二。
25. 优柔寡断的布里丹布里丹真的非常饿。这都是因为他决心要让所有的决定都完全理性。问题是他已经没有吃的了，而他又刚好住在两家一模一样的辛普森超市之间，离两家超市的距离相等。由于他找不到理由去其中一家而不去另一家，在无法找出合理的根据来选择超市的情况下，他陷入无法选择的窘境。随着肚子饿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布里丹觉得自己应该想个办法。显然等着饿死不是理性的做法，那么在两家超市之间任选一家应该能算是理性了？他可以抛硬币，或是看看自己更喜欢哪个方向，这比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干更理性。但该行动是否会让布里丹破坏自己只做完全理性决定的原则呢？布里丹的论证似乎显示，做抛硬币这样一个不理性的决定，对他来说是理性的，但理性的不理性还能算是理性吗？饿得低血糖让布里丹完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资料来源：优柔寡断的布里丹悖论，最早现于中世纪。再也没有比自作聪明的悖论更能高效制造出深奥的幻觉。比如“要想前进，你必须先后退”，试试这样造句，这很容易。首先，想想某个你想要说明的事物（知识、力量、猫）。然后，思考与这个事物相对的（无知、无能、狗）。最后，试着将两种元素结合来说明某种看似聪明的说法。“最高级的知识就是完全无知”“唯有无能才能认识到真实的力量”“知道猫是什么，就知道狗是什么”，这些说法通常能唬人。布里丹的思考方式似乎和上面悖论的形式一样：有时候，做非理性的事反而是理性。这到底和“知猫知狗”一样都是空洞的名言警句，还是真知灼见，又或者只是胡乱搭配？也许可以认为做非理性的事永远都不会是理性的。比如，我们可以思考用抛硬币来做决定是不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说抛硬币是理性的，那我们肯定认为做抛硬币决定就是理性的，而不会认为抛硬币的行为是非理性的，但我们这样做是理性的。这个明显的悖论是草率运用语言的结果。抛硬币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决策行为，它只是不理性。也就是说，它既不是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一个理性并未参与的过程。我们的大部分行为都与理性无关，举例来说，假如你喜欢红葡萄酒而不是白葡萄酒，这不是非理性，也不是理性。偏好的基础完全不是理性，而是各人的品位。一旦我们接受这种看法，悖论将消失。布里丹的结论是，采取与理性无关的程序进行决策这种做法有时候是理性的。在这个例子中，由于理性无法决定他应该去哪家超市，但是他又必须去一家，所以随机的挑选完全符合理性，这里没有悖论。不过，这个故事的寓意十分重要。许多人认为理性被过分抬高，因为并不是每件事都能从理性的角度来解释或决定。这是使用了正确的理由得出错误的结论。理性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只有理性才能告诉我们何时应该采取理性或与理性无关的程序。举例来说，如果草药有效，那么理性可能会告诉我们该吃草药，即使我们无法理性地解释草药是如何奏效的。理性也会警告我们不要接受顺势疗法，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疗法有效。采取与理性无关的做法仍然可以符合理性，接受这个想法并不表示开启了通往非理性的大门。
26. 忘记疼痛观众席的气氛紧张，医生戴上口罩和手套，准备用针线为意识清醒的病人缝腿上的伤口，病人的腿已经被捆绑住。当医生的针扎进腿上的肉时，病人大声叫疼，可针穿过后，病人反而异常平静。“感觉如何？”医生问道。“感觉不错。”病人回答，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就像你说的，我只记得你的针穿过我的腿，却不记得有任何疼痛的感觉。”“那你反对我继续缝吗？”“一点儿也不，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医生转身跟观众解释：“我设计的手术方法并不像麻醉那样移除病人的痛觉，将疼痛的记忆与病人的神经系统阻绝开。如果你记不住暂时的疼痛，为什么要害怕呢？从我们这里的病人看，这绝不只是理论上的诡辩。你们都亲眼看到他大声叫疼，之后却忘了痛，而且对再次体验毫不害怕。这让我们可以在病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进行外科手术，这在某些病例中非常有用。现在，容我告辞，我还要继续做缝合手术。”政治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在思考动物的道德权利时，“问题不在于‘它们能不能讲道理’，也不是‘它们会不会说话’，而是‘它们会不会感到痛苦’”。但痛苦是什么？痛苦通常被认为是指感到疼痛。所以，如果动物会感到疼痛，它们就值得在道德上得到关注，因为感到痛苦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因此，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疼痛就是无故增加了使之难受的事。疼痛的确令人难受，这一点似乎毫无争议，但疼痛到底让人有多难受？这项思想实验挑战的是人们直觉上认定的“疼痛本身令人非常难受”。思想实验也分隔了疼痛的感受以及对疼痛记忆的预期。病人因为不记得疼痛，对逼近的疼痛不会产生难受的联想，因此也不会害怕。尽管如此，在感到疼痛的那一刻，病人的感受仍是强烈且真实的。虽然无故造成他人疼痛仍被视为错误的，因为造成疼痛的时候，某种让人难受的感受会持续存在，但是在之后忘记疼痛的情况下，造成疼痛的行为似乎错得已不再那么严重。这不只是因为人们未感觉到疼痛，还因为人们不害怕，也不记得疼痛。疼痛之所以成为如此负面的东西，肯定与疼痛长期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创伤以及产生的恐惧有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痛苦。比如，剧烈而短暂的牙痛让人难受，但牙痛最终会结束，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反复经历这种疼痛，就很难受了。反复疼痛的方式让人产生预期性的疼痛感，不仅在记忆中留下痕迹，也为过去染上负面色彩——这些要素会把个人的疼痛接入不断构成痛苦的模式。如果这种说法正确，要回答边沁有关动物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的将不只是动物是否会感觉到疼痛，还有它们是否拥有痛苦必不可少的疼痛记忆与预期。许多动物当然能感受疼痛，也拥有疼痛的记忆与预期，例如持续被虐待的狗似乎确实吃尽了苦头，但生命短暂的低等动物就不会如此痛苦。吊在钓竿上的鱼是不是并未感受到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而只是感受到一系列断断续续的疼痛瞬间？如果真的如此，像医生一样，我们可能不必因为造成这些转瞬即逝的疼痛而感到非常痛苦。
27. 信守承诺休、朱儿、卢与苏伊向母亲保证他们会定期写信给她，让母亲知道他们目前在环游世界之旅中到了哪一站。休写了信，但把信交给其他人去寄，没有人当一回事，结果休的母亲一封信也没收到。朱儿写了信并且亲自去寄，但她不是不小心把信投入废弃的邮筒，就是贴的邮票太少，或是犯了其他错误，这意味着这些信也一封都没有寄到。卢写了信并正确地寄了信，但邮政系统每次都让她失望，卢的母亲完全没收到她的信。苏伊写了信并且正确地寄了信，还打了电话回家确定信是否都寄到了，但居然一封也没寄到。这4个孩子中有人信守了对母亲的承诺吗？资料来源：H·A·蒲瑞契的《道德哲学》，玛丽·沃诺克在《哲学家思考的是什么》一书中点评过这一议题。此书由J·巴吉尼和J·斯坦格伦姆编纂，Continuum出版社，2003这的确是一则迫切待解的伦理学谜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战争、贫穷与动物权利等议题焦点激进化之前，20世纪的英国道德哲学就已经对这类议题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对这类议题完全不理会似乎并不明智。问题的内容或许平淡，但是它在道德哲学上解决的议题相当重要。不要被这种故作姿态误导，真正的问题是何时才能说自己已经卸下了身上的道德责任？这个问题不仅适用于向父母汇报自己的现状，还适用于取消核攻击的命令。争议的焦点在于行动之后若是无法得到期望的结果，能不能说自己已经尽到责任。一般而言，回答“不是”似乎显得规则过于严苛。苏伊尽可能做了每件事来确保她的信送达家中，但是信件依然没有被送到。如果苏伊已经尽了全力，我们如何能要她为失败负责？这也是我们无法要求已经尽力做到最好的人必须为失败负责的原因。但这不表示我们能原谅未尽全力的人。休与朱儿似乎没有足够注意到自己的通信责任，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说这两个人并未信守他们的诺言。卢的例子最有趣，她本来可以多做一些事以确保信送到家中，但她又已经做了所有我们合理地期待她应该做的事。那些应该属于合理的期待的观念相当重要。如果我们谈的是取消核攻击的命令，就会对应该采取的检查与额外措施有更高的期待。根据结果重要性的高低，我们也会面对程度不一的要求，确保期望的结果真实发生。忘记设置录像机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忘记下令部队取消攻击就难以被原谅了。度假期间写信的问题触碰到道德哲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议题：行动者与行动以及结果之间的联系。这项思想实验显示，伦理学论证不能只将焦点放在一个方面。如果伦理学只关心结果，那我们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即就算苏伊已经尽力，但只要她的行动未能得到期待的结果，她还是错了。如果伦理学不关心结果，那就成了另一种荒谬：我们的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实际结果怎么会不重要呢？寄信问题本身或许是琐碎的，但是它引发的议论绝对不可轻视。
28. 噩梦景象露西做过最可怕的噩梦是狼一样的怪兽在她熟睡时冲破玻璃窗冲进卧室，准备将她撕碎。露西反抗、尖叫，却只感觉到怪兽的利爪与尖牙刺进了她的身体。露西醒来时一身冷汗，气喘吁吁。她环顾卧室四周，确定一切没事才松了一口气，原来那的确只是个梦。然后，紧跟着一阵惊心动魄的碎裂声，怪兽冲破玻璃窗，向她扑来，就像梦境中的一样，恐怖感也因为记忆中残存的噩梦场景而被放大。尖叫声夹杂着啜泣，自己的处境让她感到无助。露西再度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