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揭开文明的神秘面纱（一）文明的内涵探讨中国古代早期的文明及其起源，王震中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首先必须对“文明”的含义有个明确的认识，然而有关文明的概念却众说纷纭。“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易·大有》卦辞：“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1]又见于《易传·文言》：“天下文明。”[2]《尚书·舜典》也有“浚哲文明”[3]之语。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用“文明”来翻译英文中的civilization一词，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所谓“蒙昧”和“野蛮”相对而言。尽管对于文明概念的内涵，至今学术界尚未有定论，但孙秋云在《“文明”：内涵及其变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的探析》（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对于“文明”的界定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文明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高级阶段的社会状态；第二，文明亦指具有自身特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形态；第三，文明还指拥有特定人口、地域，掌握特定文化，拥有特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具有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整合力、动员力的文化实体——文明体。关于文明起源的问题，彭邦本在《论早期文明探索中的几个重要概念》（载《四川文物》1995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是指文明诸因素的起源。对于最终将导致文明社会诞生的因素，首先应明确两点：第一，这些因素均孕育于史前晚期，确切地说是在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之后；第二，这些因素表现在三个社会层面，即组织结构及其制度层面、精神文化或意识形态层面、物质文化层面，三者是有机结合的统一关系。其中，第一、二层面的重要因素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早已湮没消失，今天已无从直接考察，但其物质载体，亦即物质文化层面的历史遗存却可能程度不同地残留至今，既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技术状况，也使我们得以从中间接考察当时社会的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探索早期文明的起源，就是运用正确的理论、方法，结合考古文献和相关学科资料，对各种标志着文明起源的出土物质文化因素进行科学的研究，从中得出符合规律的认识。（二）文明起源的标志或要素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文明起源的要素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纳如下：1.文字、国家要素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时代，其中，文明时代始于“表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4]。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发展了摩尔根的观点，认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运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见解[5]。2.文字、城市、礼仪中心要素说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他称之为“城市革命”，并指出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高效的食物生产、具有较多的人口、有职业和阶级的分化、出现冶金术、发明了文字与记述系统、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产生早期的科学和艺术等[6]。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克拉克洪（Kluckhohn）认为，任何文化只要具备有城墙围绕的城市（城市居民不少于5000人），出现文字，有复杂的礼仪中心等三项因素中的两项，就可以说是一个古代文明了[7]。陈雍在《关于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方法》（载《文物》2011年第2期）一文中总结了目前关于中国文明要素的主要说法，大体分成两类：一类是城址、宫殿、墓葬、祭坛、青铜器、玉器、空三足器、占卜甲骨等和文字；另一类是国家、社会等级或阶级、王权、私有制、礼制、占卜术和文字制度等。3.文字、城市、青铜礼器要素说结合中国考古资料，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载《文物》1985年第8期）一文中提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还有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主要。这种观点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陈星灿也同意三要素说。他在《文明诸因素的起源与文明时代——兼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载《考古》1987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文字、城市、复杂的礼仪中心、青铜铸造等的确是构成一个文明的最基本标志。但他同时强调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等原因，世界上各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并不完全一致。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一种文化，仅具备某一个标志是不可能称其为文明社会或者说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文明是在“野蛮”的基础上建立的，探索文明的起源主要依赖于史前考古学。因此，从考古学上判断，凡具备上述诸因素中的大多数的社会，应该说是进入了文明时代；反之，不具备上述诸因素的，或只有某一非主要因素的则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社会。文明时代的标志不仅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依赖于大量的细致的田野工作。4.其他要素说孙守道、郭大顺在《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载《文物》198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龙的孕育、出现，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陈淳在《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载《上海大学学报》1984年创刊号）一文中认为，工具和用火、艺术的起源、埋葬习俗等是文明的诸要素。翁其银在《论文明的起源》（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人工制火和图腾崇拜是文明的要素。（三）文明起源的时间1.商代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时期，李济主张商代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他在《中国文明的开始》（1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一书中认为，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具备了熟练的铸铜技术、独立发展的文字系统和一种复杂而有效的军事与政治组织。此文化表现出富庶的物质生活、高度成熟的装饰艺术、明确的社会组织和对祖先极度崇拜的神权政治。2.夏代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79—8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文明起源应该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郑州二里岗文化和比这更为古老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并且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至少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已达到文明的阶段。李先登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载《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在考古工作中对中原地区夏代初期的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的发现以及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确凿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中原夏人地区首先起源的。3.龙山文化时期美籍学者张光直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45—114页，《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一文中指出，龙山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传统的演变与进步。同时他也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北疆、淮河秦岭以南以及华中、华南等四方扩展，形成了所谓的“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的基础。严文明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载《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一文中也认为，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4.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唐兰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载《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一文中对大汶口遗址中发现的陶器文字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些陶器文字已经有5500年的历史，是我国现行文字的始祖，由此表明大汶口文化已经进入了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5.黄帝时期许顺湛在《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载《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一文中把黄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结合起来，认为当时农业生产已经社会化，部分手工业已经专门化，知识分子（包括巫师集团）已经阶层化，原始宗教（包括葬俗祭祀）已经规范化，出现了酋邦王国和政权组织的雏形，许多重大的创造发明，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这一时期出现，黄帝时期成为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明的源头。（四）文明起源的空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空间问题，主要有两种认识，即“一元论”和“多元论”。“一元论”。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陈星灿在《从一元到多元：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心路历程》（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8]鲧于羽山，以变东夷”[9]。这种史观影响很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仅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10]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论”。李先登在《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若干问题》（载《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一文中也赞同“一元论”。他强调中原地区首先进入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以中原这个核心为中心像滚雪球一样地逐步扩大，将周围地区不断地汇入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之中，同时也将周围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不断地吸收到中国古代文明之中，使中国古代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严格地说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即不是各个地区齐头并进、各自独立地同时进入文明的，而且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国古代文明也只有一个全国性的中心，而不是有许多中心。持有相似观点的还有范毓周。他在《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从已有考古资料来看，正是中原地区的先民在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长期繁衍、生息，不断劳作、发展，汲取相邻地区的诸多文化因素，创造出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最终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国早期文明。总之，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诞生的历史摇篮。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具有其他地区文化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起到过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但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一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多元论”逐渐被学界接受。“多元论”。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他和殷玮璋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5期）一文中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1）陕豫晋邻境地区。这个地区是历史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我国的腹心地区，也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围绕泰山发现的被人们称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比较密集，这一地区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古文化中心。（3）湖北和邻近地区。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以它们的特征和变化情况及分布地域大致可分为三块——汉水中游地区、鄂西地区、鄂东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这里也是我国重要的古文化中心之一。从这一地区古文化面貌的差异及其分布的情况来看，似可分为三个区域——宁镇地区、太湖地区、宁绍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这一地区从现在提供的情况看也可分为三块——赣北地区、北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一带。（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里由东向西可分为以昭盟为中心的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苏秉琦和殷玮璋的这些观点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在此基础上，苏秉琦在《满天星斗》（104—127页，《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一书中，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依据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莒县凌阳河、寿光边线王，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辽西喀左东山嘴、牛河梁，内蒙古凉城老虎山，甘肃秦安大地湾以及陕西华县泉护村等地的考古发现，苏秉琦指出这些遗迹遗物的时代不限于夏商，分布地域也不限于中原，而是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与此同时，从中原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接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在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的诸文明火花中也是最早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这进一步奠定了“多元论”的理论基础。丁季华在《中国文化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也对中国文化起源“单一中心”说提出质疑，在苏秉琦提出“六大板块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八大区域说”。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是分别在八大区域创造原始文化的。这八大区域分别是：中原氏族文化区；黄河下游山东氏族文化区；江汉、三峡氏族文化区；长江下游氏族文化区；华南氏族文化区；甘、青氏族文化区；东北氏族文化区；北方草原氏族文化区。进入20世纪90年代，张光直对中国古代文明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151—189页，《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一文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他把公元前四千年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张光直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奠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他还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了文明的基础。李友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状况与特点》（载《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一文中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括。（1）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地区。一是中游地区，已知的新石器文化有裴李岗、磁山和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包括陕西龙山和河南龙山）发展序列。二是上游地区，已知的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发展序列。三是下游地区，已知的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发展序列。（2）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目前则有两大区之分。一是中游地区，已知的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或称青龙泉三期文化）发展序列。二是下游地区，已知的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发展序列。（3）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目前未进行分区。已知的有新乐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类型文化发展序列。综上所述，根据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和文化分区研究的成果，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具体而言如下：1.黄河流域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地区。上游洮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游汾、涑、伊、洛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李友谋在《仰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载《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由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使中原地区的历史脱离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总之，根据仰韶文化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和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的进步等综合来看，他认为仰韶文化时期的古代文明已经起源，并处于形成的发展进程中，经过龙山文化的发展阶段，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文明最终形成，由此我国的历史进入了文明时代。因此，仰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无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何德亮在《山东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载《文物春秋》2002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龙山文化时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字的发明、铜器的使用、城址的大量出现、薄胎黑陶及快轮制陶技术的广泛应用，说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此导致了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现象的发生。特别是许多特大型墓葬的发现，大量陶器、成组玉器等的存在，不仅表明这一时期文明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诸项文明因素或文明成果已经基本具备，而且昭示这一时期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以及阶级和等级分化等均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由此推断，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大汶口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下游、苏北一带的一支具有地方特色、发展水平高、分布范围广的新石器文化。孟宪武在《东方古代文明的曙光——大汶口》（112—118页，《河南文物考古论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一文中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孕育了新的文明因素——父系氏族、私有制和贫富差别等，加上图画文字的产生、青铜文化的出现，足以证明它已经踏入龙山文化的门槛，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曙光。方酉生、赵连生在《试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陶器的器底或器壁上发现的文字，在王城岗遗址、平粮台遗址发现的城址，郑州牛寨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淮阳平粮台遗址、临汝煤山遗址等出现的金属器，临汝煤山遗址、邯郸涧沟遗址、洛阳锉李遗址、汤阴白营遗址、襄汾陶寺遗址等发现的水井，在河南永城王油坊、汤阴白营、安阳后岗、八里庄、临汝煤山、淮阳平粮台等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打夯技术，占卜、水渠、轮制陶器技术的发明等现象，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始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即夏王朝的早期。2.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发展，目前则有两大区之分。一是中游地区，已知的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或称青龙泉三期文化）发展序列。二是下游地区，已知的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发展序列。张正明在《黄河、长江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载《湖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其理由不外乎下列四点：夏、商、周三朝无不建都于黄河流域；最早的文字出现在黄河流域；最早的铜器出现在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市出现在黄河流域。但是，先得文明风气并不等于独具文明摇篮。这样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摇篮为黄河说”的四点理由：夏朝这个最早的王朝诚然出现在黄河流域，但王朝不是早期文明必备的要素；已知年代最早的文字诚然出现在黄河流域，但它脱胎于刻划或符号，而作为文字萌芽的刻划符号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有；已知年代最早的铜器诚然出现在黄河流域，但铜器离不开铜源，而铜和锡、铅等有色金属的成矿带大半在长江流域；就早期的城址来看，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因此，中华文明的摇篮应该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向一尊在《不能以“中原中心论”否定江南古文明》（载《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作为各族共同祖先的“炎黄”，本身就代表南北的意思，不能只跟中原文化挂钩。就自然条件而论，古代南方也并非蛮荒一片。从旧石器时代起，在黄河流域孕育中原文化的同时，南方也有了我们的先民，如元谋人、马坝人、资阳人等。到了新石器时代，江南已形成了一个古老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楚国可作为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代表，其先进的生产力突出表现在冶炼技术上，还表现在水利建设及手工业水平上。论自然条件，古代南北都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石器时代南方不亚于北方，青铜时代南方稍逊，而铁器时代南方又超过了北方。长江流域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之一。江汉地区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一个文化区，具有古老而发达的史前文化。通过分析江汉地区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体系中出现巨大的城址、随葬品丰富的大墓、大型祭祀礼仪活动场所和神秘的礼仪神品等文化内涵，杨权喜在《试论中国文明起源与江汉文明》（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江汉地区经过从猿到人的漫长岁月，又经过鸡公山到城背溪发明我国稻作农业的创业历程，再经过大溪文化时期文明因素的萌发阶段，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屈家岭时期就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陈剩勇在《良渚文化的礼制与中华文明的起源》（30—42页，《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一文中认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评估中国文明最终形成的时代，理所当然地应以礼或礼制的出现为标准。从考古发掘资料看，礼、礼制在良渚文化中不仅已经萌生，而且具有相当的成熟度。中华文明向称礼乐文明，礼、礼制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的特征。以礼、礼制作为界定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那么，从良渚文化社会中礼制的系统性、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事实出发，便可以肯定地说，中华文明在距今约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期已经在长江流域横空出世了。汪遵国也认为良渚文化是东方文明之光。他在《良渚文化：东方文明之光》（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人类最早独立出现的文明，同农业发展紧密相联。良渚文化中先进的稻作农业是长江下游数千年经营栽培的成果，农业生产已从耙耕阶段发展到犁耕阶段，菜蔬瓜果的种植业、植麻种桑、养蚕缫丝、竹编木作都独具特色。独立的手工业也已广泛存在，水稻栽培、丝绸、漆器、制玉是良渚文化的特色，是长江下游先民在物质文化上的重大贡献。良渚文化的宗教信仰是与河姆渡、马家浜诸文化一脉相承的，以天神、地祇、祖先三位一体作为崇拜对象，集中反映在琮王、钺王的神徽上。良渚文字正是殷墟甲骨文的渊源之一。良渚文化的中心即浙江省余杭市以莫角山为中心的遗址群。通过对其分析，可知当时良渚文化已出现政教合一的王权和早期国家，也是距今五千年东方大地上最早的王国。良渚文化在生产、信仰、礼制、玉器、丝帛、漆器诸多方面的先进因素被融合、继承、发扬。可见，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已经首先进入文明时代，为灿烂绚丽的东方文明揭开了序幕。隗瀛涛在《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三星堆文化〉序》（1页，《三星堆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一文中指出，三星堆遗址内发现以青铜雕像群为代表的古蜀文物，以及古城墙、古祭祀礼仪中心残迹等，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川西平原已具有了可以同殷商中原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形态，并再次确认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化特点。此外，段渝也认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和组成部分之一，是长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明中心。他在《古蜀文明的演进特点及其在先秦史上的地位》（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先秦时代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一支拥有灿烂青铜文化、大型城市和文字的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而且通过它与中原文明互动关系的分析，也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形成发展”论断的理论内涵。3.辽河流域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目前未进行分区。已知的有新乐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类型文化发展序列。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中，围绕红山文化是否进入文明时代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红山文化遗址大体分布在辽河以西、西辽河和西喇木伦河以南、燕山南麓长城以北、张家口以东的广大地区，其中心是老哈河、西喇木伦河、大小凌河流域。穆鸿利在《中华北方古老文明之摇篮——红山文化探论》（载《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随着人们对红山文化认识的不断深化，红山文化被学界誉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从红山文化的时间来看，距今5000年大体相当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尤其是炎黄时期。从宗教信仰来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从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向诸神崇拜甚至祖先崇拜演进。从红山文化发掘出的古建筑以及玉龙等器物来看，它对中国文化形式产生了直接影响，或许也可以说明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同一性。刘国祥在《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征》（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1期）一文中，依据张光直先生划分文明时代的理论，结合西辽河流域已有的考古学研究成果，认为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已经步入初级文明社会。他认为，距今55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流域的史前社会已步入初级文明社会；距今4000—3500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已进入高级文明社会。从考古学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以建筑和玉雕为代表的高级技术能力的出现，等级化社会的确立以及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是西辽河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核心要素，由此也确立了该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为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大顺在《辽河文明的提出与对传统史学的冲击》（载《寻根》1995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以红山文化为主要代表的辽河文明对传统史学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按照通常的史学观点，中国文明史只能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已是文明史的起点，此前的龙山时代是父系氏族社会，而仰韶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然而，夏商文明都已高度发展，从夏代以前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已是大势所趋。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和辽河文明的提出把这一源头一下子追溯到了距今五千年前以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时代。（2）多年来形成的一个观念是，中原地区古文化发展水平最高，文明起源当然也最早，中原以外地区都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之下进入文明时代的。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东南沿海等地新发现的古文化，如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与同时期的中原文化在发展水平上相近，已不排除中原对周围地区文化因素的吸收，但对北方地区仍注意很少。辽河文明的提出再一次证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中心，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3）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一般以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和青铜冶铸的发明为三大要素。近年来，学者们已注意到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应是社会变革的主线，考古学上反映出的礼制当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点。红山文化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结构、布局和玉葬之礼等从多方面反映出，礼制在5000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而且尚玉传统的从古至今持续不衰与坛庙冢三合一的组合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两者的吻合，说明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传统形成的过程。这就赋予文明起源以新的含义。（五）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苏秉琦和殷玮璋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文明时期，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并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丁季华在《中国文化起源“单一中心”说质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也认为，八个氏族文化区，时间上有先有后，规模上有大有小，水平上有高有低，但是它们各有特点，自成系统。这就说明中国文化起源地不限于中原一个中心，而有若干中心区域；不是单一地从一个氏族文化中心区向四周传播，而是各个氏族文化区相互交流，逐渐融合，共同为以后渐渐形成的古代中国文化奠定基础。严文明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不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耿铁华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载《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各区域的文化，由于所处年代相近，文化发展阶段相同，文化面貌和内涵有很多相同之处。它们大多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同时有家畜饲养、采集和渔猎经济。石器、骨器和陶器制造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随葬品多寡表现出贫富的差异，还出现了类似宫殿的大型房屋和祭祀遗址、玉制礼器等。同时还应看到，各区域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它经历了数千年乃至数万年的文化积淀。迄今为止，云南、陕西、北京、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湖北、辽宁等省区都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及活动遗迹、遗物。数十万年前，先民们就没有固定在一个地点上。尽管各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但在一个古老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共同体，维系着各区域、各部落及联盟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无论哪一地区、哪一部落最先跨进文明，它都离不开这一文化共同体。从这种意义上讲，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共同体孕育了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各区域文化中的文明因素发展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综上所述，多元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特点。[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2]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3]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上册，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 [德]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转引自王震中：《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理论探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1年第3期。[7]转引自安志敏：《谈谈中国文明的起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8]殛（jí），杀死。[9]（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10]“礼失求诸野”本意为遗失的道统自有民间传承。相传出自孔子之口，汉代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中曾提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