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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载教育接力照亮牧区孩子成长路
昔日石窟学堂 今朝现代化村小
数十载教育接力照亮牧区孩子成长路
这所并不起眼的村小有着近60年历史。从最初石窟里的学堂到拥有一间土坯房，再从震后的帐篷学校到现代化的民族村小，先后有3位校长接力带领这所村小向前发展，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在这片高原草场上点亮了一簇簇教育火苗，也照亮了牧区孩子的人生。
昂囊校长在石窟里点亮了烛火，也点燃了牧民们心里求知的火苗。伊羊专门去山上看过那个石窟，石窟依然在，想起从牧民们手里接下的23个拉吾尕孩子，她说：“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石窟里这点烛火在我这儿熄掉。”
拉吾尕村小学越变越好，村小里走出来的土丁南江也从青海师范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玉树，这个被拉吾尕村小学照亮的少年也如愿成为一名教师，成为和昂囊、伊羊、马则、扎西卓玛一样的又一支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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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土丁南江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朝着巴塘草原上最亮的地方跑——那里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巴塘乡拉吾尕村小学。
这是一所在地图软件上搜索不到的学校，具体来说，当时只是一间仅有几支蜡烛的土坯房。环抱着学校的高原草场是当地牧民祖祖辈辈放牧的地方，千百年来，他们笃信勤劳致富，放牛就是娃娃们的好出路。
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来一位老师。“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待上几天就走了。”土丁南江回忆说，那些来了又走了的老师都提到的“读书”，让他有了很多美好的想象：能增长知识，能考个好学校，更重要的是，“这辈子不必再被老天爷牵着鼻子跑”。
这所并不起眼的村小迄今已有近60年历史。从最初石窟里的学堂到拥有一间土坯房，再从震后的帐篷学校到现代化的民族村小，先后有3位校长接力带领这所村小向前发展，他们用青春和汗水在这片高原草场上点亮了一簇簇教育火苗，也照亮了牧区孩子的人生。
“我只觉得他能叫出我的名字”
“你是县里来的伊羊老师吗？”2005年10月，藏族姑娘伊羊和丈夫马则正赶去新学校报到，走到离学校不远处的桥头，一位陌生的老人拦住了他们。
此前，毕业于玉树州师范学校的伊羊一直在县里的小学代课待岗，2005年她终于等到通知，要正式分配她去乡里的学校。当时是抽签选学校，伊羊觉得自己运气很好，能和丈夫一起去工作的那所上巴塘村小学，是距离最近、同事较多的学校。
在桥头拦住她的老人是拉吾尕村的村支书。“老人跟我说，附近还有间村小，那儿的娃娃们想上学，但没有老师。”伊羊记得，当时老人再三请求，还不停地向她许诺，“只要你愿意把学校重新开起来，我一定给你牛奶，给你冬褥，给你牛粪……”这些不仅是牧民们的生活必需品，更是他们心目中的好宝贝。
站在可能改变人生轨迹的桥头，伊羊没有犹豫，就义无反顾就跟着老人去了。当被问及为何作此选择，伊羊笑说：“不是因为他的牛奶、冬褥……我只觉得他能叫出我的名字。”
等走到“学校”门口，伊羊和马则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跳。
伊羊觉得，这个地方的草“长得发了狂”，都快比人高了。院里仅有一间牧民遗留的土坯房，不时有鸟从墙上被凿开的洞中来回穿行，甚至有鸟在里面筑了巢。没有黑板、课桌，屋里连一把完整的椅子都没找到。伊羊说，在那里她根本就感受不到一丝学校的气息。
“你在这儿转转，我给你们喊学生去。”结果等到晚上，老支书也没能把学生喊来。伊羊夫妇在四面漏风的土坯房里点起了蜡烛，等了一夜。
“可能是老支书用了什么办法，牧民们第二天早上连拖带拽地把娃娃们带来了。”伊羊回忆说，“在那些赶来的牧民脸上，我看不到一丝喜悦，大人们极不情愿，孩子也一脸茫然。”她能感受到，村民似乎对送娃娃上学并不感兴趣。
“我把老师带来了，你们得把娃娃送来。”老支书在院子里给牧民开会，他描绘着教学要怎么开展，学生要怎么到学校来。牧民七嘴八舌地说着，大多数人认为上学是“浪费时间”。
“我的孩子送到学校3年了，连藏文的30个字母都认不清”“把孩子送到这里浪费时间有啥用，哪怕放牛看羊都比这强”……家长们更希望自己的娃娃“干些实际的，帮着放牛，学着养家”。
伊羊忍不住打断了现场持续的吵嚷，她坚定地告诉牧民：“请给我时间，把娃娃交给我，我保证，一定能拿出成绩！”
石窟里点亮了求知的火苗
伊羊夫妇的到来，让拉吾尕村小学破天荒地有了固定老师。
那时学校留下的23个孩子，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伊羊和马则把他们分成两个班，大一些的一个班，是二年级，小一点儿的分另一个班，是一年级。
“我丈夫是热爱教育的人，也很支持我，就决定和我一起留在拉吾尕村小学，我教藏语文和汉语文，我老公教汉语文和数学。”伊羊说，那时牧民虽把孩子留下了，她的心却一直悬着，“最怕的是，前脚支书一走，后脚家长就会来把孩子接走”。
一周过去了，伊羊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她也渐渐地从牧民口中了解到家长把孩子留下的深层原因，“都说牧民们文化不高，不愿让孩子上学，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村里老一辈的牧民，很多都在这间学校上过学”。
“1964年我们村就有学校了”“村里好多人都在昂囊校长的石窟里上过学”……说起拉吾尕村小的过往，很多牧民都会感到很骄傲。尽管过去当地的牧民认字很少，但拉吾尕生产队却曾是巴塘草原上有名的“文化队”。
牧民们告诉伊羊，过去的拉吾尕是个纯牧业的生产队，有31户人家，131口人，全是藏族，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的牧民。1964年冬天，拉吾尕的牧民就开始在生产队里创办学校。
“当时没有专门的教师，队里就推选了藏族青年昂囊。”牧民说，昂囊虽然没上过学，但会藏文和算术。更重要的是，昂囊坚信“有知识，孩子们就有希望，就能吃饱饭”。队里的牧民们信任他，对他说：“文化低，不要紧，知道多少教多少，以后边教边学边提高。”
有牧民回忆说，昂囊先是在小石块围起来的羊圈里上课，到了第二年冬天，就把教室搬进山上石窟里。那时没有教学器具，羊粪蛋是练习算数的教具，取暖靠烧牛粪，磨平石板当黑板，烧焦木棒代替粉笔……昂囊刚开始办学时，也有很多家长不愿意把娃娃送到学校，他就挨家挨户做工作。那几年里，他几乎让村里全部的孩子们都上了学，让70%的青年、20%的老年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办学需要资金，但昂囊从没收过牧民一分钱，他组织师生挖虫草、打饲草，筹集资金支撑石窟小学的开销。昂囊的儿子尕玛索南加措回忆说：“过去在玉树、青海，乃至全国，有很多人都知道拉吾尕有所学校。”伊羊从牧民家翻出的一张老报纸上刊登了新华社文章《草原上的一所新型学校》，讲的正是拉吾尕牧民自力更生办学校的事迹。
1987年，拉吾尕村小学的第一任校长昂囊因积劳成疾去世。随后的十几年里，拉吾尕村小学因道路不便、不通电等原因，没有一个老师愿意久留，没有固定的老师教学，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一落千丈。
在与牧民的交谈中，伊羊发现，“牧民们对这所学校是有感情的，他们对学校也有期待，对老师更是敬重”。
昂囊校长在石窟里点亮了烛火，也点燃了牧民们心里求知的火苗。伊羊专门去山上看过那个石窟，石窟依然在，想起从牧民们手里接下的23个拉吾尕孩子，她说：“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让石窟里这点烛火在我这儿熄掉。”
给孩子们建一所“巴学园”
伊羊很喜欢《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小时候的她就希望能在书中那所充满自由、信任、鼓励的“巴学园”上学，在能遮风挡雨、充满阳光的电车教室里上课。当老师之后，她也希望为孩子们建一所“巴学园”。
但现实却是，能用来给孩子上课的仅有一间土坯房。没有桌子，伊羊就用石头垒起来，上面放木板当桌子；没有板凳，孩子们就坐在空心砖上上课，没有空心砖的就搬大石头坐。
一年冬天，课堂上有个孩子突然举手问道：“老师，我能不能站着上课？”伊羊以为是孩子怕上课打瞌睡，没想到孩子对她说：“屁股实在太冷了，很疼。”
看到其他孩子也都是坐在冻硬了的石头上，伊羊“心疼得要命”，第二天一早就搭上了牧民的牛粪车直奔县里教育局。教育局的同志也很无奈，“之前给拉吾尕配了那么多桌椅板凳，给多少就丢多少，你让我们怎么办？”
伊羊在县里软磨硬泡了两天，不但争取到了桌椅，“好心的仓库保管员还把一个废旧的篮球架子给我了，我那会儿高兴极了”。
桌椅的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一支卫生队在给学生免费看诊后告诉伊羊，“老师，你快看看你的孩子吧，他们肚子里全是蛔虫！”伊羊的心又揪了起来，“我能教他们学习、写字，但他们如果连健康都没了，那我真的是在做得不偿失的工作”。
她家访后才发现，孩子们都住在冬窝子里，卫生条件很差，早上为准时到校，很多孩子凌晨就起床，来不及把水烧开，只喝几口凉水就跑来学校，中午有的孩子不回家，就在路边喝凉水吃干粮。
伊羊和丈夫商量后，在学校里搭起了食堂，把学生们都留在了学校，一起做饭，一起睡觉，那间土坯房白天当教室，晚上当宿舍。一放学，孩子就开始分工，有人打水，有人生火，还有的和面、洗碗……
“没有菜我们就到草原上去挖野菜，捡蘑菇，我觉得比山珍海味还要香。”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经历，伊羊提及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幸福”，音调也提高了不少。
从“吊车尾”到统考第一
多年前，一位教育局领导听说伊羊夫妇自愿来到拉吾尕村小学，就对他们说：“你们只要把拉吾尕的平均分提高到全乡倒数第二，我就奖励你们！”
为了给孩子们多要几个作业本，当时的伊羊想都没想就对领导说：“我的孩子你们随便挑，随便考查汉语文或藏语文，我对我的学生有信心，他们根本不怕考，但如果他们比赢了，请你关注我，给我本子。”
干净的作业本在当时的拉吾尕村小学是个稀缺品。“家长忙着在草原上放牧，交通也不方便，很少能去县城买，孩子就那么一个本子，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写来写去字迹都看不清。”伊羊说，那时班上的很多孩子都没有像样的本子，有的本子被揉搓得像块黑布条。
为了提升学生的成绩，伊羊在教学上下足了功夫。从教孩子们认字、写字，到让他们会读、会用，她还经常让这些草原孩子用普通话去描述每天见到的事情。有毕业的学生回忆，教室角落的墙上有一棵伊羊画的学习树，“能说得最多、写得最长的学生，就能分到小红旗作为奖励”。
学生们你追我赶，在学习树上插上属于自己的小红旗是那些年拉吾尕孩子们最期盼的事情。
仅用了两年，这两名年轻人就让曾经成绩“吊车尾”的偏僻村小，成为全市统考（村级）第一的学校。不少人对拉吾尕村小学的成绩感到震惊，纷纷夸赞伊羊和马则教导有方。但伊羊一直认为，“这都是因为我很幸运，我有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们都热爱学习”。
到了2009年，这所村小的学生由原本的23个增至241个，甚至有许多周边村镇的家长开始把孩子送到这里上学。从县城小学转来的美朵卓玛就是其中之一。
“美朵卓玛当时的成绩并不是最拔尖的，但她身上有种骨气。”这个在伊羊眼中像小骏马一样桀骜的姑娘，第一次走进拉吾尕村小学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羊记得，当时她让美朵卓玛朗读一篇二年级的课文《陶罐与铁罐》，美朵卓玛就昂着头站在她面前大声朗读，“她认识的字就大声地读，不认识的字就马上跳过……我能感觉到，她希望老师能关注她，留下她”。
在写给伊羊和马则老师的信中，美朵卓玛这样描述自己初到拉吾尕时的感想：“一所落后的乡村校园幸运地迎来了不平凡的教师，记得我报到那天遇到了您，您身上焕发出的那种淳朴的美深深地吸引了我，你们让我有一种未曾有过的亲切感。你们让我读《陶罐与铁罐》那篇课文，当时我觉得太难太绕口，多半的字我都不会念，面对那么优秀的老师和同学，我很羞愧，当眼泪滴答落下的时候，你们用亲切的言语鼓励着我说‘孩子念得不错，继续……’您不知道，那句话当时给了我多大的勇气……”
如今在美朵卓玛的微信里，给伊羊的备注是“恩师”。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小时候的誓言，最终考入了青海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专业。
拉吾尕，我们的牵挂
2007年10月，伊羊带领拉吾尕拼出的好成绩，不但让她为学生赢得了本子的奖励，还得到了去中央电视台参加《同一首歌》节目录制的机会。
也正是这次节目录制，让东北师大附中校友艺术团的团员注意到了这位老师和来自拉吾尕的孩子，开启了他们接续15年的牵挂。
“我们是在节目后台遇到孩子们的。”艺术团老团员徐志辉回忆起初识拉吾尕的经历，仍十分感慨，“在交往中我们得知，他们的生活极其困难，教员们月工资不足百元，有的孩子从没背过新书包，一双新鞋平时都舍不得穿，有的孩子一天跑几十里路上学……团员们当即捐出了2000元给孩子们。”
回到长春后，团员们陆续收到感谢信，而这些来自几千公里外的信引起了他们心灵上更大的震颤。
“我们应当继续为这些可爱纯朴的儿童、敬业的老师做点什么。”2008年3月，在艺术团团长张子彬的倡议下，众多校友聚在一起，成立了“东北师大附中校友志愿者协会”资助拉吾尕村小学。
这些年来，拉吾尕村小学收到过包括这一志愿者协会在内的很多公益组织等社会各界的捐款捐物。对于捐款，每笔钱要怎么用、用在哪里，伊羊都会第一时间给志愿者们发消息。
东北师大附中校友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张元诚在给协会同仁的信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位古稀老人，我决心要在有生之年，继续拴在拉吾尕这架马车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烛光不熄
2010年4月，玉树遭遇地震，拉吾尕村小学仅有的几间砖房校舍损毁严重，成了危房。伊羊接到上级通知，要带着517名学生赴天津转移教学。尽管那时的她即将生产，但“不能放着孩子不管”，伊羊坚定地接手了这项任务，开始了近两年的转移教学。
2012年3月，回到阔别已久的玉树后，由于突出的工作成绩，伊羊先后调任玉树市第三、第四、第五完全小学校长。
没有了伊羊的拉吾尕村小学，并未就此停歇，多年来一直在拉吾尕代课的教师扎西卓玛担任拉吾尕村小学校长，继续扛下了重建学校的重任。
2014年秋天，当地教育部门为拉吾尕村小学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办学“瓶颈”。历经50多年，这所高原上的学校终于告别了石窟、土坯房、帐篷和塑料板房，拥有了标准教室。当地教育部门专程请专家为拉吾尕村小学打造了可移动式教室，既能保证学生的教学需要，又很好地适应了牧民们的生活习惯，还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高原草场的生态环境。
室内的木质楼梯、图书阅览室、多媒体教室，让学生们感到新奇。越来越好的教学环境也让学校成绩节节攀升，拉吾尕村小学连续多年在巴塘乡10所学校的统考中稳居第一，年年被评为乡里的“优秀教育集体”，如今还成为玉树市5所试点小学之一。
但缺少老师一直是困扰扎西卓玛校长的难题，“我们的老师都是身兼数职的，一个人要带很多门课，有一些课学校甚至没办法开设”。
为了丰富拉吾尕的教育资源，玉树市教育局帮助这所昔日的石窟学校登上了“智慧云”。2017年，玉树第一完全小学和拉吾尕村小学“同步课堂”远程教学试点项目启动，这两所相距20多公里的城乡小学实现了远程听课，还能实时互动交流。
玉树市教育局局长开周才仁介绍，除了硬件条件的改善、教育资源的支持，为进一步防止因学返贫，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玉树市多次召开防返贫动态监测部署会，累计排查边缘易致贫户家庭中各学段学生2143人，2022年玉树市教育局累计发放义务教育阶段补助资金4744.1万元，让每个适龄少年儿童都能安心上学、开心成才。
“我很喜欢我的学校，校园环境美丽，空气清新，那里有老师的热情关怀，有无忧无虑的生活，有同学的温馨关爱，那里雨后的天空充满七色的彩虹。”如今在拉吾尕村小学读四年级的更求拉毛在作文中这样描述现在的学校。
拉吾尕村小学越变越好，村小里走出来的土丁南江也从青海师范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家乡玉树，这个被拉吾尕村小学照亮的少年也如愿成为一名教师，成为和昂囊、伊羊、马则、扎西卓玛一样的又一支蜡烛。（见习记者
周呈宣）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为什么绝大多数孩子失去了对昆虫的兴趣
想象一下，如果英国的每座花园都是野生动植物友好型的，种着村舍花园里的香草、野花，以及自己种植的健康蔬菜，或许在角落里也有一座自制的供独居蜂筑巢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花园和城市中禁用杀虫剂呢？世界上有一些城市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并没有出现害虫泛滥成灾的情况。
再想象一下，如果用市政厅的土地来养育野生动植物：路旁草坪和环岛不需要五分钟就割一次，而是种上野生花卉；公园中的草坪可以长时间生长。我们应当说服本地有关部门不要在每个春季摆放一年生的花坛植物，而是在公园的狭长花坛中种植能吸引蜂类和蝴蝶的多年生植物。在大学和中学的校园中，我们还可以建一些长满花的干草草地。在工业区和科技园区中，不要再种植常绿的外来植物，而是种植能开花的本土灌木，这样就可以为蜂类提供食物，也能为鸟类提供浆果。
金巨熊蜂，图片来源：Pato Novoa/ Wikimedia Commons
为什么不能在郊区的街道旁种植苹果、梨和李树呢？这样，居民就能在街道旁采摘水果，孩子们也能在上学的路上品尝苹果的味道。我们可以在建筑的屋顶和墙体上种满绿植；可以保护野生动植物丰富的棕地，让它们对公众开放，而不是把它们都铺成柏油地面；可以绿化城市，让野生动植物生活其中，并创建英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而这些根本不需要额外花钱。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更加亲近自然，更加尊重自然，能够在高高的草地里用手捕捉蚱蜢，能够观察蜜蜂在荷包豆间飞舞，能够在本地的河渠中寻找蝾螈和边纹龙虱。
如果这一切是我们想要送给他们的礼物，那么现在就该采取行动了。我热切地希望我们的后代能有机会亲近自然，这样他们才能爱上自然。
我最恐惧的是我的孙辈们（如果我有的话）在一个灰色、枯竭的钢筋混凝土世界里长大，根本无法亲近自然，也无法知道和在意自己失去了什么，因为自然几乎已经消失殆尽。情况可以不必如此，因为我们能够做到绿化城市。
既然与日俱增的城市化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就应发挥想象力，让我们的城区变成自然保护区的延伸，在那里，人类与野生动植物可以和谐地并肩生活在一起。或许期待我们的城市变成“英国的雨林”有点异想天开，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尝试了，那我们的子孙一定会感激不尽。
《寻蜂记：一位昆虫学家的环球旅行》，[英]戴夫·古尔森（Dave Goulson） 著，王红斌、冉浩 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1月。
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段喜爱昆虫的时光
我们徒步走向距离小学500米处的森林。孩子们手挽着手，兴奋地一边走一边聊。我扛着一些捕虫网和收集盘在前面带队，他们的老师夏基女士跟在后面，竭尽全力地使孩子们保持队形。
这是2009年的一个下午，这一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学期快要结束时，我带着大儿子芬恩以及他在邓布兰牛顿小学的同班同学们去捉虫。邓布兰位于苏格兰中部，是奥希尔丘陵西缘的一座小镇，边上不远便是野外。到森林之后，我把捕虫网和其他装备分发下去，并教他们如何使用，这群七八岁的孩子早已急不可耐。在他们手中，所有的网子都显得巨大而笨拙，捕蝴蝶的网子足以把体形小一点儿的孩子都装进去。
这些像风筝一样的捕虫网看起来很好用，但是想要捕到会飞的昆虫，还有一个小窍门：轻轻转动捕虫网，让捕虫网的框压住网袋，封住网袋底部，防止昆虫再次飞走。我教他们把收集盘（一块用木框架撑起来的巨大矩形布）放到较低的树枝下，让他们用力摇晃树枝。虫子们落到白布上，跌跌撞撞地扭动身子，仓皇逃窜。一切立刻热闹了起来。我们需要用这个结实的白色网子（捕虫网）使劲击打高高的草，保持网口朝前。我发现，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弯着腰，撅着屁股，把它从身子一侧划着弧形挥舞到另一侧。这么做的时候，我看起来像是在走着碎步跳莫理斯单人舞。这段“舞蹈”结束之后，我扎紧网口，免得里面的昆虫跑掉。我把孩子们叫过来，检查大家的捕捉成果。
打开捕虫网总是很好玩的一种体验，有点像打开圣诞礼物的感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好东西。当许许多多小生物—蚂蚁、蜘蛛、胡蜂、甲虫、苍蝇和毛虫—从网中飞出来、蹦出来或扭动着爬出来时，孩子们一声接一声地叫喊着。我教他们如何用昆虫收集瓶把最小、最脆弱的虫子捉住，还给他们每人分几个瓶子装猎物，然后打发他们散开。孩子们朝着灌木丛跑过去，用力击打，横扫四周，或是用昆虫收集瓶猛吸，玩得眼睛放光，不亦乐乎。我们翻开腐烂的木头和长满苔藓的石头（之后又小心翼翼地还原），发现了许多潮虫、步甲和马陆。他们每捉到一种新东西，总会骄傲地跑过来让我看看。从硕大的红蛞蝓到脆弱的普通草蛉，他们捕到的东西丰富多样。忽然传来一声激动的尖叫，原来是有一个孩子捕到了一只巨大的欧洲熊蜂的蜂王。这只熊蜂大声嗡嗡地叫着，向我们表示抗议。芬恩难以抵挡充当万事通的诱惑，给他的同学介绍着一切。
尖叫熊蜂。（图片来源：Ivar Leidus/ Wikimedia Commons）
捕虫的场面异常混乱。不过，大约一小时之后，我们收获了各种形状与大小的虫子。我们将它们都装在罐子里，摆在一个收集盘上，又按科做了分类，以了解苍蝇和胡蜂、甲虫和蝽、蜈蚣和马陆之间的区别。我给孩子们讲起了它们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活：哪些虫子吃粪便，哪些吃叶子，哪些吃其他昆虫；寄生蜂会从里向外把毛虫活活吃掉；沫蝉大部分时间会躲藏在用自己的唾液做成的球里。
当我们释放这些虫子时，我鼓励孩子们去拿那些个头比较大，看起来强壮些的家伙。有一只漂亮的原同蝽，身上呈现出鲜绿色和铁锈色，背部棱角分明，末端带尖。它得意扬扬地走了几步，然后拍拍翅膀，突然一下从我们的手里飞走了。一只未完全发育的灌木斑螽呈现鲜艳的叶绿色，夹杂着黑色的小斑点。它似乎有些近视，要用超过身长三倍的巨大的触角探着路往前走。一只柔弱的红蟌好像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被释放，它用突出的大眼睛小心翼翼地盯着我们，然后展开闪闪发光的翅膀，悄无声息地飞走了。
当我看到孩子们的笑脸，不禁想到那位伟大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话：“每个孩子都有一段喜爱昆虫的时光，而我始终没有从中走出来。”为什么孩子们天生热爱自然？为什么他们喜欢收集贝壳、羽毛、蝴蝶、压花、松果或是鸟蛋？为什么他们喜欢捉住各种各样的小生命，愿意观察和收集它们？这些问题想想都让人觉得有意思。
我猜想，在遥远的过去，当人类依靠捕猎和采集为生时，这种好奇心对人类意义非凡，因为如果想要生存，我们必须积累与自然界有关的知识，尤其是哪些动植物可以吃，哪些又会给我们带来危险。这种好奇心还能让我们获得一些来自大自然的微妙线索。解读鸟儿的行为可能会让人类发觉即将面临的危险，或许也能获知食物和水的位置。经常有人问我，当初对自然的着迷劲是从哪儿来的，仿佛我是个异类似的。但事实上，我认为我非常典型，正如爱德华·威尔逊所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段喜爱昆虫的时光。
产生恐惧和攻击行为，源于他们对昆虫的无知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孩子失去了对昆虫的兴趣，并进而失去了对自然的兴趣？明明这些孩子八岁时还能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掌里爬过的潮虫，他们到底怎么了？不幸的是，到了十几岁时，到处乱飞的昆虫和它们发出的嗡嗡声会让大部分孩子产生恐惧和攻击行为，而这些都是源于他们对昆虫的无知。他们极有可能会猛击那只可怜的小生物，然后用脚踩踏一通。倘若只是害怕地挥着手，发着嘘声把它赶走，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他们童年时的喜爱之情变成了现在的极端厌恶？这让我想起了邓布兰的那些孩子们，他们现在已经十几岁了。他们对昆虫感到陌生了吗？他们还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吗？还记得找到的那些让他们着迷的东西吗？父母对昆虫的恐惧会不会也影响了他们，让他们对窗帘杆上垂下的蜘蛛，或是家庭野餐中闯入的胡蜂产生过度反应？如今，我们家已经从苏格兰搬到了英国南部的萨塞克斯郡。但是，芬恩告诉我，他的新朋友大多也对野生动植物丝毫没有兴趣。他们感觉不到自然的世界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更有可能对足球、游戏机或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自拍照感兴趣。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把饮料罐和薯片包装袋扔进树篱。在他们眼里，观鸟没什么好玩的，收集、拍摄、饲养蝴蝶或蛾子是傻瓜和怪胎之类的人才会有的爱好。
红尾熊蜂。（图片来源：Ivar Leidus/ Wikimedia Commons）
我大胆地猜测，这种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城市化的现代世界中，孩子们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太少了。成长中的孩子只有经常与大自然亲密地接触，才有可能珍爱自然。他们很难爱上在成长过程中不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不曾在春末去过一片长满野花的草原，不曾嗅闻那里的花香，不曾倾听那里的鸟儿和昆虫歌唱，不曾欣赏蝴蝶从草地上飞掠而过的场景，那么当这一切遭到破坏时，他们根本就不会在意。如果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古老的野外森林中攀爬，从来没有用脚踢过那些带有霉味的叶子和翠绿色的山靛，从来没有闻过蘑菇腐烂和生长的味道，那么他们就很难理解把树砍倒后做成刨花板是多么暴殄天物。
纵使我有莎士比亚的天资，我也无法真正表达自然世界的美好和神奇。近几十年上映了一些极好的自然纪录片，让我们能欣赏到在本地没有机会看到的奇异生物。尽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让孩子们走出家门，让他们趴在地上去翻找大自然的乐趣。在我看来，花十分钟观察灌木斑螽，要比花上十个小时在电视纪录片里观看遥远热带森林中的天堂鸟跳求偶舞更有价值。
当然，可惜的是，现在没有多少孩子能有我和威尔逊曾有过的机会来培养对自然的兴趣。从更大的环境来说，我想孩子们再也没有机会像我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乡下的一个角落里去发现和接触自然了。如今，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在英国，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2%。孩子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无拘无束地四处漫游了。
从七岁起，我就在村子附近的郊野玩耍。有时和朋友们一起失踪几个小时，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去哪里了。我们爬树，去湖里和河里摸鱼，在森林里野营。现在，即使是住在农村的孩子们也没有这样的自由了。因为他们的父母担心往来的车辆会造成威胁，这完全没错。还有一部分是担心他们的孩子会被无处不在的坏人绑架，这就有点杞人忧天了。我的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不负责任，我认为应该给孩子们多一些探索的机会，做点冒险的傻事，这能让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傻事我做得可不少，我不也活下来了吗？
我收集院子里的马陆、潮虫、甲虫，还有匆匆爬过的红色螨虫
我最早的记忆都是关于各种昆虫的，它们简直渗透到了我的灵魂深处。五岁时，我发现了一些朱砂蛾的毛虫，它们长着横纹，身上黑黄相间，正在那些生长在我小学操场裂缝中的欧洲千里光叶子上大吃特吃。我弄了一大堆这种虫子放到午餐盒里，把它们带回了家，还采摘千里光来喂养它们。当它们长成蛾子时，我异常兴奋。这些蛾子不太会飞，但是非常漂亮，熠熠发光，呈现洋红和黑色相间的颜色。（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有毒的标志，是欧洲千里光用来保护自己的毒素在它们体内积累的结果。）
我收集院子里的马陆、潮虫、甲虫，还有在好天气里从房子前矮矮的水泥墙上匆匆爬过的红色螨虫。我把它们装在果酱罐里，一字排开放在卧室的窗台上。这些可怜的生物大多恐怕都死了，但我因此学到了很多东西。后来，父母给我买了本《牛津昆虫之书》，目的就是让我了解收集的那些宝贝们，我从中获益匪浅。到了晚上，我仔细钻研那些水彩插图，为我的地方探险制订计划。我想我可以找到更加有传奇色彩的生物—宽跗牙甲、帝王伟蜓和赭带鬼脸天蛾。
欧石南熊蜂。（图片来源：Ivar Leidus/ Wikimedia Commons）
七岁时，我们从伯明翰郊区一栋半独立式的小房子搬到了什罗普郡的一个小乡村—埃奇蒙德，这给我的生物捕猎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在学校交了一些趣味相投的朋友。午饭时，我们会在围绕学校的山楂树篱上搜寻漂亮的桑毛虫，它们像黑色的天鹅绒一般，装饰着由一簇簇红色、黑色和白色的刚毛形成的条纹，就像莫西干人的头饰一样。周末，我们会走遍我们村子周围的树篱、草原和萌生林，去搜寻其他种类的毛虫。
我的父母给了我另一份礼物—《毛虫观察手册》。在这本书的帮助下，我们尽最大可能去了解找到的虫子，并找来恰当的叶子喂给它们。我发现它们挑食的习惯很有意思，大部分蛾和蝴蝶的毛虫只吃某一种或某两种叶子，宁愿饿死也不吃其他东西。也有几种不那么挑剔的毛虫，比如豹灯蛾的幼虫非常巨大，这种带有黑色和橙色的虫子毛茸茸的，除了草之外，它们几乎什么都吃。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只黑带二尾舟蛾的幼虫正在吃柳树叶子。这种绿色和黑色的虫子很奇特，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翘起腹部末端，从分叉的尾部伸出一对来回摆动的红色触角，借以显示威胁。我等了将近一年，直到第二年年初才见到它们变成蛾子。它们长得很胖，毛乎乎的像小猫一样，还有黑色的斑点长在白色的身子和翅膀上。
我在只有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收集鸟蛋，而我父亲小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事。在我的记忆之中，几乎村子里的每个男孩都会收藏鸟蛋。（我不知道女孩子们在干什么—我没有姐妹，而且上的是男子中学，所以，直到十四岁时才知道还有女孩存在。）我们比赛看谁能找到不同寻常的鸟巢，对于彼此的收获还充满觊觎。当然，这次也离不开“观察手册”系列博物类书籍的帮助。我现在仍然保留着已经被翻成碎片的《鸟蛋观察手册》，它差不多有50年的历史了。
我记得我发现了一颗有浅棕色斑点的蓝色鸟蛋，它被遗弃在什罗普郡南部的朗麦得山的斜坡上。我自信那是环颈鸫的鸟蛋，属于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生活在高地的罕见鸟类。我的朋友们对此表示怀疑，我们还为此争论了好几天。以我的“后见之明”判断，这只是乌鸦的蛋而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关于鸟类的博物学知识。因为每种鸟儿大都在特定的地方、用特定的材料筑巢。有几次，我们找到了银喉长尾山雀的巢穴，它由蜘蛛网和软苔藓编织而成，是一种格外漂亮的球面结构。
我以此为起点，发展到收集蝴蝶，接着是蛾子，然后是甲虫，最后，我变成了识别它们的专家。喂养蛾子和蝴蝶的技能给我带来了一个好处，它能让我收集到完美、没有污损的成虫标本。但是，到了十二岁左右，我终于厌倦了杀死这些可爱的生物，喂养的最终目的是把它们放归自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养了几百只孔雀蛱蝶和荨麻蛱蝶。我从荨麻上寻找毛虫，把它们养在自己的笼子里，这样它们就能躲避寄蝇和小蜂。在野外，这些蝴蝶毛虫大多难逃这些寄生虫的魔爪。看到这些新羽化出来的蝴蝶第一次尝试飞行，看着它们的翅膀一点点变干，随后拍打翅膀，飞向高空，并最终从我们的院子里飞走，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如果没有了土壤和蜂类，钱还有什么用呢？
现在，人类活动造成物种灭绝的事件时有发生，气候变化也威胁着全球的大部分地区，使它们在不久的将来不再宜居。与此同时，地球表层土壤正在以每年一千亿吨的速度流失。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环境问题在政治议程中鲜有提及，即使是绿党也不例外。政客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经济上。但是，如果没有了土壤和蜂类，钱还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并最终拯救自己，那么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它的命运。首要的是，我们需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去探索自然，让他们蹚着泥水去捕青蛙，爬进树篱去捉毛虫。我们需要给他们机会表达对自然的好奇，让他们观察蝴蝶破茧而出，看着小蝌蚪长出四肢，体会在木头下发现蛇蜥的激动。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机会，那他们将来就有可能热爱自然，珍视自然，并为自然的未来奋斗。
蓝铃花林地。（Edmund Shaw/ Geograph and Wikimedia Commons）
我非常幸运，能在小的时候拥有机会获得上述体验，这种经历促使我用毕生精力去探索博物学的奥秘。我有幸周游世界，观察鸟翼凤蝶在婆罗洲的雨林中穿梭，倾听吼猴在伯利兹的森林中宣示着自己的领地，还有许多印象深刻的经历，简直不胜枚举。
在离家近的地方，在法国和英国那些不算壮观，但也同样精彩的森林和草地中，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去寻找昆虫、鸟儿、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野花。在乡下长大实在是我的幸运。我的职业也是一件幸事，它让我有机会追寻世界上最有趣的蜂类，并有望更多了解它们，揭示它们生活中仍不为人知的细节，再寻找办法去保护它们，使其他人能有机会在未来见到它们。本书便记述了这些寻找蜂儿的旅程。
我们将以家为起点，从隐藏在英国的那些角落开始，在那儿，野生动植物仍然生机勃勃。此后，我们要走出国门，先到波兰的野山上，然后到新世界的安第斯山脉和落基山脉，那里正上演着熊蜂的悲剧。最后，我们将回到英国，见证大自然的恢复能力，这将令人鼓舞，充满希望。欢迎走进我的《寻蜂记》，与我一同踏上环球旅行。
本文选自《寻蜂记：一位昆虫学家的环球旅行》，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中所用图片均来自该书。
原文作者丨[英]戴夫·古尔森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罗东；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丨陈荻雁
“在脱贫攻坚这件事上，我们是敢死拼命的”——甘肃脱贫攻坚进程回顾
新华社客户端甘肃频道12月3日电 题：“在脱贫攻坚这件事上，我们是敢死拼命的”——甘肃脱贫攻坚进程回顾
新华社记者任卫东、宋常青、王朋
这是一片曾经充满艰辛的土地，荒漠、风沙以及荒凉肃杀的边关，曾是这里的底色。一百多年前，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感慨这里“苦而不可居”“陇中苦瘠甲于天下”。25年前，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一位母亲执一浅碗含水为几个儿女洗脸的场景，至今仍让人唏嘘。
这里，是甘肃，全国脱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省份之一。86个县市区，58个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7个是省定插花型贫困县；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就有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
这又是一片充满韧性的土地。千百年来，生于长于斯的人们，一直与干旱、贫瘠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特别是“十三五”期间，甘肃全省干部群众铆足干劲，越是艰难越向前，反贫困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2013年以来，全省累计减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52万，75个贫困县区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
这是在东乡族自治县拍摄的县城南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资料图片）
反反复复“过筛子” 多年抓实“一件事”
站在“关了房门屋里也亮堂”的平房前，47岁的王小勤至今仍感觉“像做梦一样”。
记者7年前来到陇南市礼县桥头镇张铁村时，王小勤还住着70年前的土木房。房内昏暗、潮湿，糊墙的报纸已经发黄，窗台、柜子积满了黑色灰尘，卧室的隔壁就是猪圈。
“苦日子看不到头嘞。”王小勤说，地里一年仅能产两三百斤小麦，短缺的口粮要靠他和当时76岁的老母亲两人挖药材卖钱换得。
2020年，再见王小勤时，旧房早已换成了明亮、宽敞的砖混平房。6年前，当地政府推进危房改造工程，王小勤获得1.4万元补助，推倒了旧房建起了新房。5亩“卧牛田”“眉毛田”种上了当归、大黄等中药材，平均每年给他带来6000元收入。另外，他在村里的药田里打工，一年也能挣上1.2万元。
“现在的日子挺好。”长期艰苦生活养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一时难以改变，但王小勤飞上眉头的一抹欣喜，是藏也藏不住的。
在决胜脱贫攻坚之际，新华社记者深入甘肃贫困地区，时时能够感受到脱贫带来的类似幸福与喜悦。
生活变了，村民们的视野也变了。
“以前村民愁的是，今天吃什么，穿的好不好。现在不一样了，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孩子的教育和就业。”
定西市通渭县马营镇陈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周金珂说，这个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曾高达55.9%。如今，村里几乎家家都有大学生，全村上过大学的超过300人。
张铁村、陈坪村是甘肃“十三五”以来脱贫攻坚行动成效的缩影。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唐仁健介绍，目前甘肃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基本解决，建档立卡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有效拓展。特别是2017年至2019年，甘肃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速分别达到10.2%、10.3%、11.8%，明显高于甘肃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今年以来，面对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甘肃省全力消除影响、坚持定力，聚焦深度贫困，吹响了总攻号，全力攻克最后深贫堡垒。全省对8个未脱贫县挂牌督战，由省级领导干部分片包抓；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104个贫困村，由各市州主要领导包抓；县市区主要领导督战到户，包抓剩余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增收是挂牌督战的重要内容。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和县中王山村村民张有返回青岛务工的行程被耽搁了。“每天都在关注疫情和复工信息，渴望能够尽快返回岗位或者再找一份工作。”他说，没活儿干，家里收入就没着落，心发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陇南市西和县采取多种方式保障贫困人口增收。为了做好返岗和防疫两不误，西和县委、县政府专门组织工作小组，赴浙江、山东、上海等地与企业对接用工需求。通过“点对点”包车，让务工人员“下了车门就进厂门”。同时新设临时公益性岗位1000多个，县内51家扶贫车间陆续复工复产，千方百计帮助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
在家待了不到一个半月，张有便乘上返岗青岛的专车。西和县像张有这样返岗的还有3.75万人，多数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道路是陇南市武都区蒲池乡杨家沟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的最大短板。这个位于山半腰的贫困村，以种道地药材为生，但村民从村里步行至山后的中药材种植田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把药材送往山下的市场又要两个小时。
今年下半年，修路的挖掘机、推土机开上了杨家沟村陡峭的坡面。杨家沟村驻村第一书记陈姝蓉介绍，如今路基本修好了，村里拉货的骡子“下岗”了，有不少村民换了“三马子”。
越到最后关头，越要坚定信心，越是胜利在望，越要一鼓作气。面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暴洪滑坡自然灾害“加试题”，甘肃全省上下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反复“过筛子”、反复“回头看”。甘肃省委书记林铎和时任甘肃省省长的唐仁健分别督战脱贫攻坚难度最大的东乡族自治县和宕昌县，多次明察暗访，确保脱贫质量更高、成色更足。
在宕昌县哈达铺镇药乡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网络直播卖药材。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资料图片）
把摆脱贫困的“山”一样的责任扛在我的肩上 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
白家村位于平凉市泾川县泾明乡，曾经封闭、贫穷的“小土村”，如今却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村民杨彩虹有两个“没想到”。没想到世代种地为生的农民也能吃起了“旅游饭”，没想到“美丽”也能战胜贫困。
“我的农家乐一年收入四五万元，还能照顾家里，比外面打工好多了。”杨彩虹说。
村民说，“小土村”蝶变，离不开54岁的“瓦工书记”。
“瓦工书记”叫白宁安，有着过硬的瓦工手艺，还成立过工程队，是村里的“能人”。2013年担任白家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他放下收益不错的营生，带着乡亲们修路通水，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依托当地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将白家村整体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就地吸纳村民家门口就业。
日迈月征，白家村越来越美，村民腰包也越来越鼓。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队伍作风。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一大批像白宁安一样的干部，把摆脱贫困的重任扛在肩上，和群众一起学习扶贫政策、发展扶贫产业，改变着贫困山乡的面貌。
2019年10月7日晚，时任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的张小娟，在下乡扶贫返程途中，车辆坠江不幸遇难。
张小娟生前遍访全县208个村和87个贫困村所有贫困户，采用漫画、微信语音播报等多种形式宣传扶贫政策，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当地脱贫攻坚事业。
“无数的热血青年，奔赴脱贫攻坚一线，用脚步丈量舟曲的山水大地，以众志成城的力量和勇气，拉近舟曲与小康社会的距离。”张小娟在生前的一篇文章中，道出了扶贫干部的初心。
在甘肃，还有一批“把挂职当任职”的扶贫干部，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为甘肃脱贫攻坚助力。
担任大山村驻村第一书记之前，36岁的张巨飞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甘肃省分行人力资源处副处长。近两年，他带领村民接通了自来水、壮大产业规模、整治人居环境。昔日海拔高、悬崖高、贫困发生率高的“三高”村不仅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村民生活也越来越有模样。
但村里剩余5.8公里的土泥路，一直牵着张巨飞的心。“村子本就偏僻，道路不通，以后产业如何发展？”张巨飞担心大山村脱贫后的可持续发展，他多次与县交通局衔接，终于将窑湾社、元头社等村社硬化路项目列入全县项目库。
就在张巨飞全力为村里后续发展忙碌的时候，一场意外发生了。2020年5月7日，张巨飞在去东坡社开展帮扶工作的途中，遭遇车祸，全身多处骨折。躺在病床上的他，始终不忘大山村硬化路项目进展。
现在，大山村的“产业路”正在建设当中。还处在恢复期的张巨飞说，他时刻准备着为村民致富奔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记者从甘肃省政府获悉，自2018年5月25日起，甘肃省市县乡村各级党政机关等重要场所都挂起了脱贫攻坚倒计时牌，以此来时时提醒各级干部保持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只争朝夕、分秒必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暴洪灾害与脱贫攻坚“三役叠加”，让全体干部更觉时间紧迫。
唐仁健说，从省一级到基层一线，甘肃已经形成“敢死拼命、志在必得”的工作格局和氛围。
在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村民李应川在自家的日光温室大棚中忙碌。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资料图片）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入冬以后，以往一片枯黄的河西走廊却泛起了绿意。在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富民新村，62岁的李应川正忙着打理温室大棚里的辣椒，再过几天辣椒就能上市了。
“预计卖辣椒一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李应川说，家里的养殖暖棚还有20多只羊，预计到年底，家庭年收入超过4万元。
李应川家祖祖辈辈生活在祁连山东段的古浪南部山区，现在退耕还林、还草了。搬下山后，生活也越来越有模样。
2017年以来，古浪县为从根本上解决南部祁连山区生态保护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问题，实施了生态移民扶贫开发项目，建成了古浪县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和绿洲小城镇，搬迁安置了11个乡镇1.53万户6.24万人。
“甘肃省的贫困人口集中区，有相当部分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甘肃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首席专家李含琳说。甘肃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长江、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区，生态地位特殊而重要，将精准扶贫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是难题，更要破题。
在生态与发展的协调上，甘肃是走过弯路的。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曾被中办、国办通报。甘肃省将祁连山问题整改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作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行动。不找借口、不讲条件、不惜代价，以“断腕”之勇推进各项整改整治。
过去因盗伐树木变“秃”的博峪村，如今山川秀美、树林茂密。
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有一片茂密的天然林。过去村民以盗伐树木增收。渐渐地，山“秃”了，村民的腰包却没鼓起来。
精准扶贫行动实施以来，甘南州将“环境革命”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推进退耕还林、退草还林、草畜平衡，发展全域旅游。
生态保护让以前的“秃”山再植新绿。博峪村所在的木耳镇复种及新种林地面积达1.8万公顷。2017年到2019年，全村193户有75户开起了“藏家乐”，全村藏家乐营业收入额一度突破5600万元。
博峪村党支部书记王国良说，以前总想着把绿色换成钱，没想到现在绿色本身就是钱。
端稳“生态碗”，吃上“小康饭”。绿水青山真正成了金山银山。如今，像博峪村这样的生态文明小康村，甘南州还有1302个，惠及40多万农牧民。
甘肃省政府统计，甘肃旅游资源70%以上都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截至2019年底，全省累计发展旅游专业村1053个，农家乐2万户，通过文化旅游带动55.46万人实现了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乡村旅游、退耕还林、生态护林等是甘肃统筹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这些生态扶贫项目的实施，不仅让寒旱、贫瘠的陇原大地重绽新颜，更加快了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步伐。
如今，甘肃“牛羊菜果薯药”特色产业体系已经形成，挂着“甘味”品牌的农产品“抱团”闯市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理念越来越明晰。
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烹调面点培训班学员在上课。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资料图片）
确保每一个贫困家庭都有通过教育培训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们小学与城里小学一个样。”站在校园里，革山小学校长王庞右手从肩膀高度有力地挥下，自豪感洋溢，压也压不住。
革山小学位于天水市秦安县王尹镇王新村，6名教师守护着23名学生求知的希望。
王庞介绍，过去的革山小学教室屋顶漏雨、墙体有洞。去年底在北京科技大学帮扶下，学校2020年上半年完成翻修，还新投入了一批计算机、图书，教学条件极大改善。
像革山小学这样的情况，在甘肃陇东、陇中地区还有很多。在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引导下，一批教师扎根乡村，为孩子走出大山的梦想护航。秦安县王尹镇王尹学区校长张美钧介绍，王尹学区没有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路途遥远等掉队。
不止如此，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社会帮扶等力量参与，让更多孩子共享教育发展成果。
2000年，兰州大学加入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项目。20年来，兰州大学先后选拔181名志愿者在兰州市榆中县、临夏回族自治州广和县、陇南市两当县和庆阳市华池县接力支教，直接支教学生2万余名。智慧课堂、梦想课堂、远程教学……在20年的接力传承中，兰州大学支教服务的方式在不断改变。
改变的还有投身支教事业的青年志愿者。兰州大学统计，45%的支教团志愿者毕业后选择继续服务西部地区发展。
兰州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曲思宇说，一年的支教生活让他对西北的黄土地产生了依恋，2017年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兰州大学，继续为扶贫接力项目服务。
如今，贫困地区在教育设施、教学理念等方面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的学生能够享有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
“说起来都有些不好意思。”当记者提到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上学”的说法时，31岁的马则乃白一愣之后，一下羞红了脸。
2019年11月份搬入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后，马则乃白一直想找份工作，可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四处碰壁。
当地政府了解到马则乃白的情况后，在2020年9月把她推荐到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免费学习烹饪。每天早上，收拾好两个孩子的书包，她也要赶到职业学校接受技能培训。
“不仅学习烹饪技能，还学习文化知识。”马则乃白说，现在，她已经在学校的实训基地实习，一个月还有2000多元的收入。
当地干部群众用“甘肃脱贫看临夏，临夏脱贫看东乡”来形容东乡县的脱贫难度。长久以来，贫困让很多孩子无法完成学业，早早辍学到餐饮企业、工地等打工赚钱。但是辍学没有改变家庭贫困的面貌，反而扎下了“穷根子”。
近几年，东乡县大力开展职业教育。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为贫困家庭的“两后生”、青壮年劳动力举办免费技能培训班，涉及烹饪、美容、针织等多项领域。
一技傍身，脱贫有“术”。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妥凤英介绍，像马则乃白这样的学生，2015年至2019年底，东乡县职业技术学校累计培训了1.4万余人次。
在甘肃，教育不但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更是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
这是拍摄的宕昌县拉路梁中药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资料图片）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山河依旧，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生活却早已不同
土坯房变成了供游人体验的民居，兀立的山石变成了旅游开发的建材，拆除的旧房板化作登山步道……山背村村民权青海慨叹：“穷山窝变成了风景区，不可能竟然变成了可能。”
宕昌县两河口镇山背村、罗湾村是陇南市深度贫困村。“山是石头山，插在云里边。田是卧牛田，挂在半山间”的自然条件没变，但村里的人们生活却与以往大有不同。
权青海介绍，近两年，当地引进文旅企业，在村庄旧址上建起“山湾梦谷”田园综合体，现在已成为甘肃乡村旅游的新地标。过去靠山吃不饱的贫困村民如今吃上了“旅游饭”，还有300多名村民像他一样在村里就业。
乡村旅游正在唤醒贫困地区“沉睡的财富”。陇南市统计，2019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数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8.8亿元。
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甘南州碌曲县西仓乡贡去乎村村民宫保扎西见证了村子近几年的变化。
“草原成了景区，过去人畜混居的村子现在实现了人畜分离，河沟里、道路旁没有了牛粪、垃圾，村里、家里干净了。”他说，体会最深的是水冲式厕所和有热水的洗浴间,这让他感到自己真正融入了现代生活。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用好一方水土也能养好一方人。
在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定西市，昔日“洋芋、土豆、马铃薯”的“老三宝”，如今成了“牛羊、马铃薯、饲草”“真三宝”。
定西市安定区香泉镇泉湾村村民回志新说，去年他把家里6亩小麦改种饲草玉米，亩均收入1800元左右；今年和儿子在合作社务工，每人每月工资收入3000元；饲草不愁，家里又养了一头母牛和5只母羊，一年也有近9000元的收入。
带来这些变化的竟是一棵不起眼的小草。安定区委书记赵众炜介绍，安定区结合实际，通过近年来发展的草产业，走出了一条立草为业、草畜并举的绿色发展路子。全区人均草牧业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
当地发展的草产业生态和经济效益初显，不仅改善当地水土保持，还带动了撂荒地复耕、养殖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解放。
唐仁健说，脱贫攻坚行动给甘肃省贫困地区带来历史性变化，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甘肃省政府统计，截至目前，甘肃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已经全部通了硬化路和客车，行政村的光纤宽带和4G网络覆盖率均超过99%，电商服务站实现有贫困村的乡镇全覆盖。
贫困乡村面貌的改善极大增强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后劲。一大批省内外资金足、技术强、管理优的农业产业化企业纷纷在甘肃投资。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统计，仅2019年甘肃培育引进投资规模千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项目就有112个。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介绍，这批投资者不求优惠政策，带着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组织形式，真金白银投资种植养殖业。
“苦瘠”不再，“甘味”绵长。如今，困扰陇原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陇原大地正焕发勃勃生机，绽放新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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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社
“解放全中国”：伟大口号从陕北喊过长江声震全中国
安塞区王家湾革命旧址内陈列的旧物件（4月21日摄）。本报记者邵瑞摄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7年，中国命运的十字路口，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战斗号召。
从黄土沟壑中飞出的口号，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激励着军民斗志。一时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军歌嘹亮，冲锋，冲锋！这响亮的口号伴随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打过长江天险，覆灭蒋家王朝。
红旗漫卷，前进，前进！这有力口号宣告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为优势，带领广大人民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这句口号是怎样喊出来的？在建党百年之际，重走转战陕北之路，我们在黄土地追寻答案。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两座大山山脚下，坐落着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这里曾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驻地，如今旧居罗列，参观者络绎，却一片祥和井然。
时光回溯至70多年前，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当时，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师），共23万余人，由胡宗南等率领，妄图一举占领延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不足3万人。一时间，“希望之城”延安告急！
“面对国民党军的来势汹汹，有同志表示要誓死保卫延安。但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副院长杨晓红说，“当时好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就给大家做解释工作。他说，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来换取全中国，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
也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而毛泽东再次站在全局的视角，明确指出自己不能走，并要求党中央也最好不要走，从而达到拖住胡宗南为其他地方争取有利条件的目的。最终，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从王家坪出发，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光明在前 笑声从不曾消失
夏日的灿烂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在延安市安塞区王家湾革命旧址的窑洞中。炕桌、油灯、被褥等陈列在内，一如往昔。1947年4月，转战中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停留了58天。窑洞内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题字——“光明在前”。
这是在王家湾停驻时，应任弼时女儿任远志的要求，毛泽东所题写的。转战之路险象环生，困难时刻，这题字却如此坚定，给人无限鼓舞。
从延安撤离，毛泽东便化名李德胜，取“离得胜”之谐音，也就是“离开以后取得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
“从安塞到靖边，面对敌人四个半旅的追击，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在佳县，敌人10万兵马南北扑来，大雨连绵，河水猛涨，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脱离险境……尽管辗转劳顿、危险重重，但丝毫都不影响毛主席对前途的信念、对胜利的信心。”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我军运用“蘑菇战术”与敌巧妙周旋、牵制，并歼灭其有生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邬吉成时任中央警备团战士，据他回忆，转战中尽管有艰难、有危险，战士们有时会感到非常紧张，但他们从不曾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
“在那段日子里，部队依然不断传出玩笑和嬉闹声。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不胜。”邬吉成说。
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时刻都在激荡着全体军民。正是有了这个信念，毛泽东等领导人虽处一隅，却始终放眼全国；虽居险难，却永远心向光明。
而转战陕北的结局也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力10万余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北，落了个“人地皆失”的局面。
自己的部队自己的党
重走转战陕北之路，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俯拾皆是。在一处处旧址中，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记录了当时当地群众拥军的情况：有主动为部队带路的老大爷，有赶着牲口送粮的小队，有运送一捆捆军鞋的青年……在黄河渡口，为了让部队顺利渡河，老大爷甚至赶着牛车，送来了自己的棺材板。
“我的母亲曾说，那时候打仗粮食短缺，一天到晚人肚子都是饿的，有时候连野菜也吃不上。但只要有点粮食，爷爷奶奶就会蒸馒头、烙成饼或者做成窝窝头，给我们自己的部队送去。”张建儒说。
“自己的党、自己的部队”，在当时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样的认知，他们倾其所有支持党中央和解放军。1947年10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转战到佳县，与胡宗南部将展开一场恶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佳县一带已被胡宗南部抢掠一空，我方粮草十分吃紧。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12万斤粮食。
时任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
战役打响了，佳县老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战斗胜利后，应张俊贤的请求，毛泽东在一块白布上挥笔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大字。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程，就是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前方人民解放军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后方游击队紧密配合、神出鬼没、捣毁敌营，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用最高涨的革命热情支前、助战。
据清涧县统计，转战陕北之初，全县支前超过28万人次，出动牲口23万次，运送军粮10万多石，做军鞋2万多双，有2100名青年参加了解放军。据绥德县统计，从1947年6月开始，全县应征公粮5.98万斤，超征6700斤；应征公草1100万斤，超征200万斤。
人民就是江山
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在杨晓红看来，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
“我们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1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党走。”杨晓红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党的领导人总是惦记着群众。1947年6月7日中央撤离王家湾时，转移方向确定了，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马上通知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撤离。”
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建议不要把部队的行动告诉老百姓。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他指出：“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一定要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转移。”
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赢得了陕北人民的真心拥护。在安塞王家湾村，村民们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党中央从王家湾撤离之后，国民党进驻王家湾，老百姓坚壁清野之后，全部避到山上。毛泽东的房东薛老汉被抓住以后，被国民党剁掉手指，也没有说出毛泽东他们的去向。
在王家湾村民高庆凯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牺牲时，我才一岁。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高庆凯说。转战中，他的父亲志愿为部队抬担架，刚去了20多天，就牺牲在羊马河战役中。
在子长县余家坪乡羊马河战役烈士纪念碑上，我们找到了高庆凯父亲高焕明的名字。上面刻着：“高焕明，男，汉族，1917年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坪桥镇王峁湾村人，担架队民工，1947年在子长县羊马河战役中抢救伤员牺牲。”羊马河战役中，我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4700余人。
高焕明的尸体被拉回到村子后，毛主席正在王家湾。村子里给高焕明开了追悼会，当时中央警备团、王家湾的官兵都参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高焕明的追悼会。在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群众是铜墙铁壁，人民就是江山。
“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
疯狂反扑也未能挽救国民党在各个战场的溃败。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再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决定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开始转入共产党人手中。
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12万大军一举强渡黄河天险，随后挥师千里进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不久，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挥戈西进，三支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创建了江淮河汉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任务。
1947年10月，在佳县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月10日颁布，响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喊出这句口号5个多月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从吴堡县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陕北古渡，青山起伏，黄河波平。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川口村渡口东渡黄河。历时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结束，中国革命进入新的篇章。在抵达东岸的山西后，毛主席下船回望对面苍茫的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黑白老照片定格的瞬间中，老船工薛海玉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手里拿着旱烟袋，如陕北大地一般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着淳朴的笑容。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薛海玉撑着木船将毛泽东摆渡过黄河。那天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但依然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薛海玉凭丰富的经验避开了漩涡和险滩，让木船顺利靠岸。
彼时的薛海玉没有意识到，自己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1935年10月落脚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7000余人；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时，人民军队兵力已达280万，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
在宣言发出之时，我军已着手进行战略反攻，历52天的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1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句口号也就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从北到南，越喊越响亮，一路喊过长江、喊到南京。
这简洁有力、气势恢宏的口号，配合解放军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一路凯歌。这句口号成了解放军的精神旗帜，成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挽歌，真正声震全国、声震全世界。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记者
贺占军、姜辰蓉、孙正好、李浩、邵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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