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工人在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作业 王建威摄

无工业，不大国；工业不强，大国不兴。纵观世界200多年工业化历程，工业始终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是大国崛起的根基，承载着综合国力

1949年，中国的经济基础落后于同期印度，在战争中遭遇破坏的工业基础千疮百孔：全国钢产量滑落至16万吨，仅够建造一座鸟巢（总用钢量11万吨），还不够全国每户人家造一把锄头；人均铁路长度不足5厘米，还没一根香烟长

时至今日，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工业增加值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增长了900多倍。中国大多数钢材品种的自给率已经实现100%，近14亿人口全面通电，将公路延伸至每个偏远角落，4G基站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

中国用70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创建了门类齐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在重要领域形成了一批产能产量居世界前列的工业产品

中国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寡到多，从弱到强，一步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的？

请看《瞭望》本期专题《锻铸共和国钢筋铁骨》，本组报道共八篇，今日播发其中三篇，后续内容将陆续播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宫超 实习生 康峻川

世界上第一长度无缝钢管有多长，产自哪里？答案是13.5米，五年前在中国青海诞生。

无缝钢管，国家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原材料，无论是飞机、轮船、列车制造，还是输油、输气、输水都不可或缺，被誉为“工业的血管”。世界第一长度无缝钢管的诞生，不仅填补国际空白，也对中国核电、航天等领域发展大有裨益，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

鲜为人知的是，尽管无缝钢管在19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但时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无缝钢管全部依赖进口，自产量为零。1953年10月，鞍钢生产出中国的第一根无缝钢管；1994年，中国无缝钢管产量（304万吨）超越俄罗斯（281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并保持至今。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彼得·克拉斯曾总结，“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从这一视角来观察世界，则可发现，包括钢铁产业在内的工业之浮沉，主宰了现代世界一国之兴衰。

自工业革命以降，工业就是大国之筋骨，是一国综合实力的“硬核”。无论是当年的英国，后来的德国、东邻日本，还是二战后傲视全球的美国，其崛起都是以强大的工业实力做后盾。毫不夸张地说，无工业，不大国；工业不强，大国不兴。中国，这个昔日农业文明时代的引领者，更是在近代的百年屈辱中痛彻肺腑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时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走向了独立自主，并在70年后的今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瞩目的大国。这背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70年间矢志不渝推进工业化，从无到有，从寡到多，从弱到强，一步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日之中国，正在工业化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性碰撞中，继续强健筋骨，逐梦前行。

“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1948年鞍山解放后，中共鞍山市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恢复鞍钢生产。但当时的鞍钢已停产两年多，厂内满目疮痍，杂草丛生，积水遍地，生产线“缺胳膊少腿”。日本昭和制钢所的留用冶炼专家濑尾喜代三不禁感到十分悲观。

但是，在政府支持和专家学者带领下，鞍钢人攻坚克难，到1949年4月就炼出了第一炉钢，年底实现基本恢复生产。时至1952年5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的决定。是年，残存在鞍钢的设备全部恢复生产。

把“高粱地”恢复成钢铁厂的背后，承载着几代中国人对工业化的不懈梦逐。自鸦片战争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国家步步蚕食，曾长时间引领世界的东方古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批跳出“天朝上国”迷思，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切身体会到，没有经历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实现整个国家的脱胎换骨，就不可能滋养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硬实力”，更不可能告别落后挨打的苦难。

从晚清高喊“师夷长技以自强”“求富”口号的洋务运动，到“张謇们”前仆后继投身实业，再到南京国民政府组建资源委员会，以及启动雄心勃勃的铁路修筑计划……大约90年时间里，中国开启了一轮又一轮工业化尝试，试图把一个落后挨打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工业化国家。

但是，正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一所言，“在欧洲列强掠夺、晚清王朝腐败、日本军国主义践踏、民国军阀混战的一个世纪的血雨腥风中，中国这样的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是没有任何世界先例和国际理论可以遵循的。”

一盘散沙下的工业梦不仅无先例可循，且注定一波三折。洋务运动的160多个大型企业撒下了工业化的种子，但并未真正引爆工业化进程；民国政府、地方军阀以及民间资本的工业化实践也在天灾人祸中步履艰难，脆弱不堪。

1890年由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钢铁厂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钢铁厂，被视为中国钢铁工业起步的标志，但后来却沦落到靠卖矿石过日子。时至1949年，中国的经济基础甚至落后于同期印度，新政权得到的经济遗产少得可怜，在战争中遭遇破坏的工业基础千疮百孔。当时，且不说无缝钢管全部依赖进口，全国的钢产量已滑落至区区16万吨，仅够建造一座鸟巢（总用钢量11万吨），还不够全国每户人家造一把锄头；人均铁路长度更是不足5厘米，没有一根香烟长。

鞍钢复产是共产党人收拾国土残局，秉承民族夙愿，继续中国工业化壮志雄心的一个缩影。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世人描绘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蓝图：“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新政权为开启工业化进程进行了“蓄能”：接收国民政府国营企业和没收官僚资本产业，为新政权建立了最初的国有经济基础；建立重工业部等工业管理部门，在宏观上为计划经济体制搭建了政策执行与落实的基本框架……

“新政权以强大的国家意志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改造，为一个全新的国家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严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结束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擘画未来经济蓝图，真正开启了大规模工业化的逐梦之旅。

1954年的夏天，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正如火如荼，“一五”计划也已上马。当时在秦皇岛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怀古思今作词一首（《浪淘沙·北戴河》），其中写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53年10月27日下午两点多，伴随火红的钢管从穿孔机中缓缓露出，鞍钢的工人们开始欢呼，有的甚至激动得喜极而泣。此刻，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

当年12月26日，这根无缝钢管其中的一段被作为60岁生日的特殊礼物，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给鞍钢全体职工复信中祝贺道：“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1953年，周恩来在一次发言中专门谈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有依赖心理呢？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

此外，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已经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贸易管制，西方已切断包括无缝钢管在内的大量物资来华渠道。中国实施“一五”计划时期，美国政府的一份文件更是明确讲到，“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不仅要阻碍其战争潜力本身的增长，而且要阻碍其工业化。”

显然，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偏爱”重工业是根植于国情的历史选择，而不仅仅是突然学习苏联的新现象。严鹏总结，“发展重工业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独立，摆脱在世界上的依附地位。”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被认真贯彻到实际工业化进程当中。作为自洋务运动以来最为迅速、集中、全面又系统的工业化实践，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144个项目分布在煤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等重工业部门。其中，鞍钢实施建设的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第七号炼铁高炉“三大工程”位列项目首位。此外，在“一五”计划中，工业部门获得的投资高达313.2亿元，占比40.9%。在工业基础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即重工业）的投资占88.8%。

时至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提前完成，为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中国工业的大量空白由此被填补：长春第一汽车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前身）等，其产品均为近代中国所不能制造或无法批量生产；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能制造喷气式飞机的国家；1957年，鞍钢无缝钢管产量7.7万吨、生铁产量336.1万吨、钢291.07万吨、钢材192.39万吨，超额、提前完成“一五”任务，为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以及解放牌汽车、中国第一代主战坦克（59式坦克）供给了急需的钢材……

回顾改革开放前的30年工业化历程，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主要技术来源的156个重点项目和1972年到1973年间以日本、西德等国为主要技术来源的“四三”方案（用43亿美元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方案）是新中国前30年工业发展中的两座高峰。其中，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国的工业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物质基础，奠定了大国筋骨。

1959年，美国人约翰·斯屈罗姆代表《读者文摘》来到中国。他在为时三周的旅行中发现，托儿所和幼儿园是工厂和农村的附设单位，强制教育是七年制，大部分公社和工厂举办成人学习班。目睹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斯屈罗姆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工业巨人”。

1961年，万吨水压机在上海江南造船厂造成 夏道陵摄

1970年7月1日，在金沙江边一个叫弄弄坪的凸岸上，滚滚铁水从一号高炉奔涌而出，等候在炉前的近万名攀钢人欢呼雀跃，一起见证着攀钢第一炉铁水的诞生。

1964年9月，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并专门委托周恩来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三线建设，即自1964年起，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1962年，地处西南的中印边境发生军事冲突；1964年，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1969年，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占据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一直在谋划反攻大陆……面对环绕周边的战争阴云，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

整个三线建设历时3个五年计划，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安排了包括厂矿、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在内的上千个建设项目，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

当时，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之中，掀开了中国乃至世界工业史上极为震撼的一页。为建设攀钢，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万建设大军，聚集金沙江畔，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大会战。攀钢退休员工张君国回忆，当时大学毕业在鞍钢机械厂做技术员的他，在1965年底与同事们从鞍山市出发，一路坐火车、赶汽车、骑毛驴，辗转几千公里，历经半个多月，才来到川滇交界的一片荒山野岭上。

三线建设的大量工业项目在几百万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实现了落地生根。攀钢1970年出铁后，1971年出钢，1974年出钢材，并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产钒企业，中国重要的铁路用钢、无缝钢管、特殊钢生产基地。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记者，“一五”时期的156项重点项目的布局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已经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工业在全国的布局，促进了中西部城市群发展。

但是，作为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三线建设对于中国工业布局的影响之深刻，又远超156个重点项目。据统计，三线建设将中西部地区工业比重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约1/8提高到约1/6，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加快。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业及工业城市密集于东部沿海地带的畸形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时至1978年，鞍钢的无缝钢管产量为15.6万吨，大致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而当年全国的钢产量首次突破3000万吨大关。1953年，中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比重仅占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仅为17.6%。到1978年，工业就业比重为17.3%，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4.1%。与1952年相比，1980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多，发电量增长40倍……尽管几经曲折和磨难，但经过30年的努力，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在东中西部建立起来，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都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一个大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筋骨已经比较完整，并支撑着整个国家的运转。

这段历史，大写了中国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精神与意志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释放了无限潜能。在国家动员下，全社会形成了万众一心建设工业的社会氛围。铁人王进喜、雷锋精神……勒紧裤腰带的中国人在激情燃烧之中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工业化建设的传奇故事。

以无私奉献精神著称的解放军战士雷锋，从湖南到辽宁后的第一站就是鞍钢：1958年9月，雷锋来到鞍钢后先是在鞍钢化工总厂开推土机，后来被选到几十公里外的弓长岭矿山参加新建焦化厂工作。那时工厂刚刚建设，没有住房，没有饮用水，工人们自己修建宿舍。雷锋和一群工友组织了青年突击队，没日没夜地干。初冬时节，泥坑结起冰碴，镐头和不开泥，雷锋穿着靴子用脚踩。靴子陷入泥里拔不出来了，他就光着脚在冷风中和泥……当雷锋于1960年1月参加解放军时，他在鞍钢已3次被评为工厂先进生产者，18次被评为标兵，5次被评为“红旗手”，名字传遍整座钢城。

在鞍山东北方向约400公里的长春孟家屯，一汽人在短短三年内完成106项建设工程，把孟家屯由一片荒凉变成了一座生机勃勃、宏伟壮观的汽车城。长春冬季酷寒，一般都不搞土建施工，但一汽的建设者打破常规，冬季照常施工。为了抢时间，土建、设备安装和调试交叉施工，三年中共完成建筑面积702480平方米，安装设备7552台，铺设管道86290米，制造工艺装备2万多套，而且做到了保质保量。

“我在苏联生活了12年，只是在卫国战争中才看到如此大规模地调集全国人财物的情形。全国支援一汽的行动真让我感动，我也由此感受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于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一汽前期筹建人之一陈祖涛在回忆录中如此讲到。

对于已经因落后挨打百年，对美好未来充满无限向往的中国人而言，工业化建设又何尝不是一次咬紧牙关，试图改变命运的“卫国战争”？

中国一重自主研发制造、我国首台150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8月29日摄） 王建威摄

时至今日，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工业增加值比新中国成立之初增长了900多倍。中国大多数钢材品种的自给率已经实现100%，近14亿人口全面通电，将公路延伸至每个偏远角落，4G基站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中国用70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创建了门类齐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在重要领域形成了一批产能产量居世界前列的工业产品。可以说，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世界性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伴随着建设制造强国的号角，激情燃烧的近14亿中国人努力奔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LW

文/陈晓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新中国70年的工业化历程，走完了世界工业化200多年间产业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取得了人类工业史上继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第二次辉煌历史性成就。中国的工业化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制造业以年均14%的速度增长，快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一举成为“世界工厂”。2010年，中国时隔一个半世纪后重回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位置，并在此后继续一路高歌猛进。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是大国经济的基本框架，是名副其实的“钢筋铁骨”。有了它，大国方能屹立不倒。正是中国工业的崛起，“世界工厂”的复兴，推动了中国世界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同时，自工业文明开启以来，工业一直是技术创新的第一源泉，也始终是实现发明创造和技术升级的核心领域。回顾各国成功的工业化历程就会发现，各国都遵循了相同的客观规律：不断进行创新与深入开放，推动技术进步，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利用，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修复与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并逐步加快自主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发展之路。如今，中国正在从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70年积淀，是工业与创新将持续碰撞出强大能量的基础，也成为中国继续崛起的重要力量源泉。

辽宁沈阳北方重工集团工人在拆解出口到巴西圣保罗的盾构机（2016年1月28日摄） 杨青摄

解放思想：吹响告别贫穷的号角

改革开放是从当时最实际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问题考虑所进行的探索，也是对计划经济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这30年的工业化依赖的是计划经济动力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中国工业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并未实现人民的富裕。截至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仍有7.7亿人，贫困发生率达97.5%。

改革开放逐步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工业，成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付诸行动的最生动领域之一；工业部门，成为实行改革开放最前沿、最活跃、最彻底的现代产业。在改革开放的前期阶段（1978年至1991年），中国工业快速增长。一方面，通过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生产与管理经验，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短缺问题得以破解，并训练了大批产业工人，锻炼了企业管理队伍和培育技术人才。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体系逐步由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企放权让利，大量企业开始探索适合自身的激励机制和经营路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第一批“下海”者已经动身。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工业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进行转型，一批善于引进技术、专注于“质量”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最先获得了市场经济的入场券。乡镇企业一时风起云涌，实现了粗放式高速发展，成为工业实现改革突变的耀眼之花。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更是百舸争流。这些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不相同，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

得益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经济活力释放，经济面貌得到快速改变。199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1990年，中国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并在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除1993年），均保持了贸易顺差。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同时，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开始进行试点并逐步全面展开，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型为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总体而言，当时的中国，热火朝天，一大批企业主要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实现逐步成长。尽管更多的是进行产品模仿，整体技术创新能力偏弱，工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但是，中国工业已经实现了开始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历史性跨越。

制度创新：见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量

1992年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了对整个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行变革。在此后持续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过程中，以工业领域为代表，中国的改革开始向计划经济的各个环节进行大胆突破。

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进行了一场瘦身重塑式的改革：党和政府明确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实施抓大放小。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呈现快速成长之势。1992年后的十年间，民营企业数量和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从14万户增加到244万户，年均增长33%。民营企业涉及行业领域更加广泛，不仅在技术和资本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优势，还涉足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医药等领域。

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巨大释放，社会财富大量涌现。199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仅为2.7%，居世界第九位；十年后，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达到6.0%，位居世界第四。

在这一阶段，中国告别了“短缺”，人们在满足了食品、服装、电器等需求后，开始追求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此外，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尤其是中国的不断开放，全球制造能力此时已快速向中国集聚，“世界工厂”的雏形已成。

融入世界：逐浪全球化浪潮

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尽管中国工业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环。但总体而言，中国工业主要还是基于国内市场的狭小空间。加入WTO则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中国入世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工业步入“与狼共舞”的时代，不仅承受住了全球化的洗礼，而且在全球化浪潮中实现了快速成长。

一方面，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进入高潮。中国为外商投资提供了符合国际规范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中国逐步放开行业准入限制，按照国际规范和市场经济要求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各地推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入WTO的前10年，中国年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由468亿美元上升至1160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大部分入驻中国。

另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使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在中国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制造中心。中国在服装、机电等领域的生产规模快速扩张，并产生了明显的区域集聚效应，如义乌的小商品、东莞的电子、晋江的体育产业等。此外，海尔、联想、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中崭露头角。

2001～2010年间，中国工业增加值由40033.6亿元增长到160867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75.5万亿元，其中工业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0%。2007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已提升至13.2%，并在三年后达到19.8%。10年时间里，中国制造业全球占比提高了三倍以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并延续至今。

中国强大的工业产出能力为全世界提供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多样化商品。中国已有包括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在内的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标签出现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2017年4月26日摄） 李刚摄

筋骨升级：迈向中国创造

截至2017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达237618亿元，约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30%。如今，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部分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实现了自主设计和应用，拥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规模产业，在5G等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

同时，中国工业还处于大而不强的境地，处在“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中低端。所谓不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业结构不仅产业内部亟待优化，而且产业间的优化也十分迫切；基础制造装备、基础元器件、关键原材料发展滞后，核心技术、关键工艺和设备的对外依存度高；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国工业的这些短板，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震荡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凸显出来。

大国必须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还要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产业基础要高级化，产业链要现代化，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鼓励政策、低要素成本、融入全球等因素。但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核心动力还是在于创新，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始终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源泉。

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1996年颁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到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再到2016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工业化一路走来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低要素成本优势难以为继，新一轮科技变革惊涛拍岸，国内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跃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已是举国共识。

世界上很难再出现一个国家能够集诸多条件于一身，成为中国这样体量的“世界工厂”。而身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并未止步，正在向全球创新中心、“世界智能工厂”转型。LW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尚前名

想象一下，如果让一台“五大三粗”的履带式起重机来诠释什么叫“起承转合”，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起升、变幅、前后车十字行走、微调、落钩，就这样，一个重达数百吨甚至数千吨的吊装物被精准安装到位，一连串动作一气呵成。

过去几年里，从江苏连云港田湾核电站，到山东荣成石岛湾核电站；从福建福清核电站，到大连恒力石化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多个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都曾出现过类似的一幕。

主角，是中联重科研制的ZCC3200NP履带式起重机。虽然这是一位起重重量高达3200吨的“莽汉”，但“手法”却格外细腻，即便是核电站机组穹顶这样对安装精度要求甚高的工程，也能轻松应对。这主要得益其身上有上百个嵌入式传感器，可以感知压力、载荷、速度等，自动调整作业参数，吊装精度小于2毫米。

“ZCC3200NP是大型钢结构设计制作技术、液压控制技术、发动机控制技术、现代电子技术以及网络控制技术的完美结合，完全可比肩欧美国家同类产品。”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谈到，此前类似产品只有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发达国家能够制造，它们在这一领域筑起了坚实的技术壁垒。中联重科百余位工程师齐心协力攻关6年，一举打破国外封锁，改写了此类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

改变历史的又岂止于此？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规模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支撑我国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到现代化工业国这一伟大转变。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实体经济，针对我国工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扎实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和制造强国建设。从谋划顶层设计，到加快结构调整；从加大创新力度，到加强人才培养；从发展新兴产业，到推进两化融合……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为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

2015年5月，国家正式提出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天眼”探空、“蛟龙”入海、神舟飞天、北斗组网、“复兴号”奔驰、大飞机翱翔……这一个个大国重器，铸造着中国前行的坚实脚步，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曾经创造出无数辉煌的中国工业正在逐渐走出产业链中低端，一步步实现“由大到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史诗性巨变。

由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机械科学研究总院装备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2018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已由2012年的92.31提升至2017年的108.94，显著缩小了与排名前三的美、德、日三国的差距。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当一个“又大又强”的现代化工业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人类的发展史必将再一次改写。

中广核防城港核电二期工程3号机组穹顶吊装施工现场（2018年5月23日摄） 广西防城港核电公司供图

新时代召唤“由大到强”

“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首先必须生产得好。”美国作家沃麦克在其畅销书《改变世界的机器》中一语道破了制造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实践，是从正面对这一观点给出的最有力的印证，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西方一些国家过度“去工业化”所引发的恶果，则是最典型的反面例证。

危机之后，多个发达国家“拨乱反正”，纷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中国制造业陷入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夹击”之势。

更大的挑战在于，多年来，“大而不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中国制造的头上：创新能力整体偏弱；基础配套能力不足，先进工艺、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成为瓶颈；部分领域产品质量可靠性亟待提升，产品档次不高……这些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给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打压与围剿中国制造业提供了机会。

“制裁、断供等手段的频频出现，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制造业所存在的短板与不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告诫，中美经贸摩擦所引发出的许多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曾将全球制造业分为四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

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

第四梯队主要是资源输出国，包括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

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这样的地位，显然与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复兴目标不相匹配。

“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强国。”采访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韩保江谈到，在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就会如同逆水行舟。

工人在位于四川德阳市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车间装配汽轮机转子（2018年5月8日摄） 薛玉斌摄

当美国商务部在5月15日宣布将华为公司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会冒出一个念头：“这下华为要栽了！”

但随即，华为就通过公开一系列准备了多年的“备胎”计划，打消了外界的担心。

看似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多年来，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仅在2018年，其研发支出就高达1015亿元人民币。华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专利持有企业之一，截至2018年底，在全球累计获得授权专利87805件。

正是对创新研发的持续“痴迷”，才让华为站在了行业领先位置，有了不惧制裁的底气。

一家企业如此，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建设制造强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是关键一招。”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科技与标准所所长何颖谈到，不断突破制约发展的各种技术短板，全面提升创新能力，是推动我国工业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战略着力点。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对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带来颠覆性影响，并将重塑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

“谁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谁就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时代的发展，已经给当代工业标定了新的发展基线——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快中国工业“强起来”，国家始终把创新摆在工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突出抓重点、强基础、补短板，不断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2016年6月30日，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在北京成立，标志着首批首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式落成。

“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是弥补创新链条的断裂环节，特别是解决从实验室产品到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问题的治本之策。”苗圩指出。

截至今年上半年，工信部已累计批复了1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指导各地认定了107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一个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节点、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重要补充的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正在逐步构建完善。

工业基础包括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技术基础四个方面，其能力水平直接决定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可靠性，一直是我国工业发展的薄弱环节。

近年来，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我国解决了一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的“卡脖子”问题，工业自主保障能力越来越强。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研发的中国“制造业创新指数”显示，从2011年到2016年，中国制造业创新指数年均增长9.48%，并且保持着稳步攀升。

“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只能批量生产他国创新产品的国家了，中国制造正在转型为中国创造。”在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创造》里发出的这一感叹，正越来越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退”中有“进”攀升价值链条

7月5日，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首钢京唐公司成品码头，4000吨家电钢铁板材装船启航，发往海尔集团。

从2010年10月起，首钢京唐公司就开始向海尔供应产品。目前，首钢京唐公司的家电板已连续多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产品覆盖国内所有主流家电品牌。

唐山，一座有着140多年工业史的资源型城市。因工业而兴，也留下了产能过剩、结构偏重、污染突出等诸多“后遗症”。近年来，随着国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地以污染退城为契机，在坚决推进去产能工作的同时，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的含金量，在逐渐淘汰“面条”（螺纹钢）、“裤腰带”（盘条钢）等低端产品的同时，大力发展铁路用钢、大型型钢、涂层板等高附加值产品。

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新兴产业。目前，唐山市正着力培育和发展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电子及智能仪表、动力电池、节能环保等五大新兴产业。今年上半年，五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9%，增速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0.7个百分点。

唐山工业的华丽转身，映射出中国工业正在经历的精彩蜕变。

长久以来，中国工业之所以大而不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供给不足。

2015年11月，中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四年来，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此项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工业作为主战场，改革成果斐然：以钢铁业为例，到2018年底，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确定的钢铁去产能1.4亿～1.5亿吨的上限指标。

“无效产能加速退出，让中国工业卸掉包袱轻装上阵，更加专注于创新和提质增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谈到。

2018年5月17日，在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的固安产业新城，国内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维信诺（固安）第6代全柔AMOLED生产线正式启动运行。

这一项目融合了多项自主创新技术和关键工艺，是前瞻布局、能够支撑未来产品升级的六代线。生产线设计产能3万片/月，达产后可满足近亿部智能终端对于屏幕的需求。

除维信诺外，固安产业新城已经汇聚了京东方、鼎材、翌光等国内知名新型显示企业，初步建立起千亿级新型显示产业集群。未来固安将建成全国AMOLED面板和显示模组生产基地，打造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显示）示范基地。

十八大以来，我国密切跟踪国际科技、产业发展的最新变化，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新动能加快孕育发展。

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中国在航天、大飞机、高铁、数控机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在前沿制造领域，中国企业打破国外垄断，5G应用、超级计算机、无人机等一批新产业集群正在崛起。

苗圩指出，新兴产业是经济体系中最有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部分，是我国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实现引领型发展的关键。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新兴产业发展增速明显高于工业整体增速。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分别比整体制造业快2.6和1.3个百分点。

两化融合实现“弯道超车”

日前，在2019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展馆内，一场“未来工厂”的展示正在循环上演。展区被参观者围得水泄不通。

它描绘的是一幅未来智能化工厂的完整图景：15台智能机器人往来穿梭，有的正在从事产品的组装、打磨、检测，有的在车间内往来穿梭，负责产品的运输，自动将产品准确运送至指定位置。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一组用于汽车智能驾驶的电子设备（8月29日摄） 方喆摄

“‘未来工厂’展现的是人工智能与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院士怀进鹏在智博会上说。

类似图景，正在中国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现实。例证之一，中国电子学会日前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中国连续七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市场份额约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三分之一。

建设制造强国，做好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至关重要。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通过两化融合，制造业传统意义上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模式正在发生转变——这或将打破工业升级仅能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传统思维，为后发工业国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

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具有天然优势。充分发挥两个大国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有助于实现我国在新工业革命中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两化深度融合不断取得新进展，顶层设计逐步加强，推进体系持续完善，发展成效不断显现，两化深度融合发展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结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制造是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截至去年底，工信部已遴选出超过305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覆盖92个行业类别、31个省级行政区；在此基础上初步建成超过200个具有较高水平的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初步摸底，这些项目智能化改造以后，生产效率平均提升了37.6%，运营成本降低了21.2%。

作为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的关键支撑，我国工业互联网发展近年也迈出实质步伐，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能源等行业。目前，国内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总数超过了50家，重点平台平均连接的设备数量达到了59万台。

“当下，基于中国制造业雄厚的产业规模、广阔的需求市场、席卷全国的创新创业热潮、雄厚的资本实力等发展基础以及国家强有力的动员能力，中国抢抓新工业革命的能力和条件是近代以来最为完备的，中国的工业化历史性地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赛道。”采访中，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政策规划处处长左世全充满信心地表示，中国制造有望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迎头赶上甚至“弯道超车”。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