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城市史及其文化底蕴无疑是世界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西方”这个地理概念的扩展为线索，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分别介绍西方古代城市、中世纪欧洲城市、现代西方工业城市和当代西方大城市群。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代表性城市的历史特征与文化功能的基础上，本文着力揭示了西方城市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城市与都市是始终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

关键词：西方城市史，城市的文化功能，西方文化精神

我们常说的“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地理概念，西方有一个逐渐演化、不断扩大其范围的历史过程。最初，西方主要指作为其文明发源地的爱琴海周围，中世纪逐渐从地中海沿岸向北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国家开始向北美移民，北美地区通常也被称为西方。作为文化概念，西方主要指与中国相对的一种文化样式或文明形态，中西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精神和显著特征。

西方并非人类文明的最早发源地，最早的城市也不出现在那里。本章以西方地理概念的扩展为线索，介绍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代表性城市的历史特征与文化功能，着力揭示西方城市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内在关联。具体说来，我们将分别介绍西方古代（主要是古希腊、罗马）城市、中世纪欧洲城市、现代西方工业城市和当代西方大城市群。

一般来说，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古埃及、印度、古巴比伦。这四个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都在河流附近，根植于大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并以农业活动为主，因而有人形象地称这四个文明为“大河文明”或“黄色文明”。与此相对，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古希腊，却发源于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诸岛及其周围地区，因而也被称为“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世界文明起源的中心有五个，即四大文明古国再加上古希腊。

古希腊文明的开端是爱琴文明，它以爱琴海为中心地区，包括希腊半岛（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南端）、爱琴海各岛屿及小亚西亚半岛西部的沿海地带。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终止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持续了800年左右，前期以克里特为中心，后期以迈锡尼为中心。为美女和荣誉而战的特洛伊战争虽然征服了特洛伊，但另一支希腊人乘虚而入又征服了迈锡尼，爱琴文明由此中断了。此后的300年，希腊被称为“黑暗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走上了复兴之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城邦，主要有雅典、斯巴达、米利都、米太林等。公元前5世纪，希腊进入全盛时期，直到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击败。

希腊半岛群山环抱，地少山多，不宜农耕，交通很不便利。但其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深水海湾、港口，以及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却为古希腊人发展航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向东航行，经叙利亚可达两河流域，使他们与东方文明发生联系；向南，与爱琴海南部克里特岛隔海相望的就是埃及，他们又接受了这一古老文明传统的影响。古代文献和近代考古资料都确凿证明：希腊文明是在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发达的海外贸易、活跃的商品经济、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性格，共同促成了希腊城邦这一独特的文明形态。

希腊的城邦（polis）由卫城（acropolis，acros的意思是“高”）发展而来。卫城是古代人为了防卫而建立的、与不设防的乡村相对的城市居民点。由于海盗猖獗，岛屿上和大陆上的古代城市都建筑在离海岸线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卫城最早设于山头，人们在遭到敌对势力或海盗威胁时就聚集在那里。山头一般总有一个或几个卫城。后来，由于耕作的发展和定居的需要，这些卫城就从山头搬到平坦的地方或河畔，周围建筑城墙和城堡来自卫。这些防卫居所，逐渐地转化为拥有生产场所、宗教生活中心和首领、祭司居屋的城市。随着掠夺战争的加剧，卫城越来越重要并大量出现于希腊各地。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演变过程，最早的卫城发展成城邦国家（city-state），城邦中居民就叫做Polites（公民）。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讨论过城邦的本质和形成。他认为城邦是由家庭和村庄发展来的，是全体公民为了最高目的（善）而建立的共同体：“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若干村落。其特点是小国寡民、长期独立自治。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古希腊城邦一致地采取海外殖民的方式，从而扩大了疆域，促进了希腊各地的商品生产和海外贸易，并从东方吸收了字母文字、建筑、雕刻、冶金、铸币等先进文化成果，为创造自己的独特文明奠定了牢固基础。由于希腊全境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很不平衡，城邦国家的产生也是不平衡的。最早建立城邦国家的有科林斯地峡的科林斯、麦加拉，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阿提加地区的雅典，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等等。在雅典和斯巴达崛起之前，米利都最为重要。

米利都（在今天土耳其地方，仍称原名）处于富饶的弥安德河流域极其有利的位置，是小亚细亚南部弗里基亚的出口贸易中心。它整个城市并不大，人口不过6万多；但是，在公元前8到6世纪，却向外建立了四十几个殖民城邦。当时，米利都积累了巨大财富，是该地区原材料和制成品聚散和贸易中心，也是小亚细亚和内地对外贸易的通道，集海运、贸易和手工业于一身，其联系范围北到北海，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南到埃及，西到南意大利。公元前7世纪时，伊奥尼亚地区支配了当时沿地中海欧、亚、非之间的贸易，而米利都高居伊奥尼亚许多商业城市之首，被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为“海上霸主”、“尼奥尼亚的花朵”。米利都又是伊奥尼亚各城邦联盟的首领。各城邦共同参加泛伊奥尼亚节，但是，各自拥有绝对的自主权。米利都不断遭受东部强邻的侵犯，公元前494年，波斯人攻陷米利都，将该城夷为平地，米利都衰落了。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学派——“米利都学派”，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约生于公元前624年）和阿那克西曼德（约生于公元前610年）、阿那克西美尼（约生于公元前586年）都活动于此。他们最早提出探究世界万物的本原，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种物质性的元素。比如，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因为当地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海洋；古希腊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包括农业、工业和商业贸易，处处都和水发生密切联系。

公元前6世纪末、5世纪初，希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已逐步从殖民地转向希腊本土，雅典成为当时文化中心。此后直到公元前4世纪40年代马其顿统一希腊之前，这一百多年被称为古典时代，是希腊的鼎盛时期，不但在西方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雅典地处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地区。阿提卡是个半岛，三面伸入爱琴海，具有从事农业、手工业及海上贸易的良好条件。公元前6世纪，梭伦改革使雅典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货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氏族制度残余，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伦理观念，促进了抽象思维的发展。根据《剑桥古代史》的计算，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有15－17万公民，其中3.5－4万是外邦人，8－12万为奴隶。雅典城与希腊其它城市一样，在希波战争前并未建造城墙，真是到了战后才开始修建。该城背山面海，布局不太规则，城市中心是卫城，卫城西北角是城市广场。广场是群众聚集的中心，有司法、行政、商业、工业、宗教、文娱交往等社会功能。雅典全盛期曾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建筑类型十分丰富，有元老议事厅、剧场、俱乐部、画廊、旅店、作坊、体育场等。剧场位于山坡，便于观众利用地形观看演出。雅典卫城在城内一个陡峭的、高于平地70－80米的山顶，各个建筑物处于空间的关键位置上，如同一系列精心安排的雕塑，其视觉观赏均是按照祭祀雅典娜大典的行进过程设计的，即在山下绕卫城一周，上山后又穿过其全部。这使游行队伍在每一段路程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筑美景。

雅典城邦的文明形态及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雅典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主制度。

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发达地区，诸如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希腊邻国，都是一统的大帝国。希腊由于地理环境等原因没有统一起来，每个小城邦地区狭窄，居民只有几万，这就为发挥公民大会的作用提供了可能。希腊诸城邦实行过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其中民主制和贵族制最为流行。其划分标准是根据公民在公民大会中参政权利的大小。在贵族制政体中，公民大会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实权却被元老院或贵族议事会掌握；在民主制政体中，公民大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体现。雅典的民主制最为典型，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西方近现代民主制度的那一套立法、司法、行政的分立，以及对官吏、最高执政官的监督，还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办法等，在雅典的民主制中已经初具雏形。

雅典最初实行王制，梭伦改革保证了人民的投票权利，从而使公民成为法制的主宰。通常说的“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前429年）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强盛、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公元前431年，雅典首席执政官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讲，充满着对民主政治的热烈自豪感，其对雅典“城邦的特性”的描述，可以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宣言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宣言。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困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

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从未通过排外条例，以防止外人有机会探访或观察，尽管敌人的耳目时而从我们的自由开放中捞取好处。我们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制度和政策，而是我们公民的民族精神。

真正的耻辱不是贫穷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不与贫穷作斗争。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关注政治事务的同时，还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国家大事做出公平的裁断。因为我们雅典人和任何其他民族不一样，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我们雅典人即使不是倡议者，也可以对所有问题作出裁判；我们不是把讨论当做绊脚石，而是把它看做任何聪明行动所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

其次，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基础。

希腊人把城邦视为公民集体，作为公民，他自然是公民集体的一分子。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它对每个人都是同样民主的。民主政治促成了“好公民”的观念，学习诉讼、辩论和演说，学习法律和公务成为当时的风尚。为了成为好公民，必须探讨善恶、是非、正义等范畴。商品经济瓦解了门第血缘关系，发达的工商经济使希腊人敢于破旧立新，城邦间的利益冲突使人们思考正义和利益、真理和价值等关系问题。古希腊哲学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深入探讨。雅典公民苏格拉底（公元前470－公元前399年）极其重视人，要求认识人自己，重视知识的作用，将一切美德归于知识，并用下定义的方法寻求普遍知识。其杰出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9－公元前347年）则系统地发挥了乃师的知识论，将知识论置于人类知识的顶峰。他们一同把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交由理性来审查批判，这被黑格尔称为“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他们使理性主义传统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主流，一直影响着整个西方文明。

作为首都的雅典城，市场非常繁荣，如当时著名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吕西斯特拉塔》中所描写的：市场上有许多摊贩、小商人和小店老板，市场有华丽的廊柱装饰，其中有鱼市、油市、酒市、陶器市等；许多卖豆子、猪肉、大蒜、面包、乳酪、亚麻和羊毛的商人团团围住女主人公吕西斯特拉塔。苏格拉底就是在这里走街穿巷，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启迪智慧，引导人们追求智慧和至善，改善精神和灵魂，从而振奋城邦社会。他将自己比作一只神赐给雅典的“牛虻”，在城邦飞来飞去，螫刺、惊醒雅典这个战败的、迷钝的庞然大物。在雅典的街头巷尾、竞技场所，他教诲的对象有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人物，也有雕刻匠、画师乃至妓女。他的哲学主题，正如他自己在《申辩篇》中的表白：“我的好朋友，你是一名雅典人，属于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市。你只注意尽力获取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或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你不感到可耻吗？”

第三，奠定了西方戏剧与诗学的基础。

从庇西特拉图以来，雅典就有三个影响巨大的群众性节日：泛雅典娜节、酒神节和地母节。前两个最为隆重，到伯里克利时代已成为全希腊人广泛参加的节日。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所有雅典公民都来参加，但以四年一次的大节最为盛大。它连续举行六天，不仅有战车赛、徒步竞走、火炬竞走，还有歌队合唱、朗诵表演比赛等。公元前4世纪对演出胜利者设有重奖：最高是价值1000德拉克玛的金质桂冠。古希腊戏剧与这些节日密切相关，是至今留传下来的最早的戏剧，也是欧洲和世界戏剧的源头。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戏剧发展到了顶峰，出现了三大悲剧家和一大喜剧家，即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雅典政府每年要举行三次大的戏剧节，最大的戏剧节是“酒神大节”，每年三、四月间在雅典举行。政府还倚山坡修建了半圆形的露天剧场，规模宏大，可以容纳大量观众；还举办悲剧竞赛会和喜剧竞赛会，鼓励参赛的剧作家和演员。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府规定，竞赛会期间全城放假；“观剧津贴”制度为每个公民发放两个欧布尔的津贴，等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这些举措使剧场成为当时自由民的政治讲坛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剧本是以诗的语言写作的，所以称剧作家为诗人。柏拉图的杰出学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的《诗学》重点研究过古希腊戏剧，其主要观点如“模仿说”一度主宰着西方艺术理论，成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经典之作，影响极其深远。

下面简单地看一下古罗马城市。

一般认为，罗马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腊文明。从希腊人那里，罗马人得到了字母表、大量宗教概念和许多艺术、神话知识。当希腊人进入黄金时代之时，罗马已经是意大利半岛的主宰了。古罗马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伊达拉里亚时期（公元前750－公元前300年）、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10－公元前30年）和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30年－公元476年）。公元前450，平民制定成文法的要求实现了，结果颁布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大概是刻在12块青铜牌上的法规，竖立在广场上），从此有了一套成文法，成为一切公法、私法的源泉。罗马法后来产生过巨大影响，在欧洲和世界上至今仍然受到重视。

罗马帝国时期整个版图上的城市数以千计，仅西班牙一省的重要城市就有400座，次要的城市有293座。当时，中小城市有几万人口，大城市则可达几十或近百万。罗马帝国是一个由城市集合而成的帝国，城市是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稠密的海陆商业贸易维系着帝国的经济生活，物资流动大多是由市场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机制维系，《万民法》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罗马国家的所有城市都建有为数众多的公共设施，自由民的城邦爱国精神就是从那些公共活动中产生的——他们在那里选举自己的执政官，进行各种政治纲领的辩论。简言之，城市公共生活铸造了罗马精神。

首都罗马城的实际建立者是台伯河南部拉丁姆地区的意大利人，该城传说建于公元前753年。拉丁姆地区有很多城市，但罗马凭借其战略位置，很快便把几个主要的城市置于其保护之下。这个古城由著名的“罗马七丘”组成，其中，帕拉丢姆为七丘中心，在其以北逐渐形成广场群，即著称于世的共和广场（Republican Forum，公元前504－公元前27年）。广场群是城市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市民欢聚的公共活动场所，这很像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广场。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城建设非常繁荣，建造了剧场、斗兽场、浴场，还有为皇帝营造的宣扬帝功的纪念物，如凯旋门、豪华宫殿、陵墓等。此外，还建造了大量出租的公寓。其中，尤其以角斗场、万神庙和浴场著名于世。三层叠起连续拱券的输水道，则被认为是工程技术史上的奇迹。

罗马城极盛时人口达百万，此时的帝国广场（Imperal Forum，公元前27－公元476年）已逐渐改变了性质，成为皇帝们为个人树碑立传的纪念场地。皇帝的雕像开始占据广场的中央位置。广场形式逐渐由开敞转为封闭，由自由转入严整。公元1世纪，帝国奥古斯都皇帝夸耀说：他得到的是砖造的罗马，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罗马。可见该城之壮丽辉煌。其御用建筑师维特鲁威于公元1世纪写下论文集《建筑十书》，这是全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最完备和最有影响的建筑学与城市规划著作。该著作总结了希腊、罗马的建筑设计和城市建筑经验，论述了城市选址、城市形态、各种建筑材料的性质和用法、各类建筑物的建造原则和建造方法、供水技术等与建筑有关的各种问题。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三原则，为欧洲建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还应该提及的是罗马共和时期的庞贝古城。它原来是规则的营寨城市，后来逐渐发展为罗马的重要商港和休养城市。城墙高7－8米，有8个城门，东西长1200米，南北宽700米，通过市中心的十字形道路宽约6－7米，道路坚固。城西南是广场，面积为117×33米，主要建筑物有城市守护神朱比特神庙、法庭、交易厅、市场、公秤公尺陈放室、行政机关、会议厅等。该城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左右，后被公元79年爆发的维苏威火山吞没。1748年，人们挖掘出了被火山灰包裹着的人体遗骸。此后经过200多年断断续续的挖掘，这座长久沉睡于地底的古城初步恢复了原貌，向人们完整地展现出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城市的真实面貌，是极其难得的城市历史遗迹。

公元5世纪，庞大而又衰弱的西罗马帝国在欧洲大陆北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寿终正寝。自此之后的四、五百年里，西欧大地一片空旷萧条。但从10世纪以后，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城镇突然像蘑菇般地冒了出来，散布在西欧各地。据统计，英国在1100－1300年间共出现了140个新城市，其城市发展之迅速由此可见一斑。

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理论来解释中世纪欧洲城市兴起的原因，如“罗马城市复兴论”、“世袭领主论”、“城堡论”、“市场论”等。我们认为，中世纪欧洲地域广阔，各个国家地区城市兴起的原因不尽相同，由此产生的城市及其对欧洲发展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主要类型有国际贸易中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工业城市（如德国的弗赖堡）、中小工商业城市、政治中心（如巴黎、伦敦）和宗教中心（如罗马）等，不能一概而论。

中世纪西欧城市起初都是一些小居民点，城市人口稀少，如11世纪英国西部的铁矿业中心城市格洛斯特，城市人口只有3065人，其城市的农业性质还很明显。到13、14世纪，欧洲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最大的城市在意大利，14世纪中期之前，意大利已有4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万，分别是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至15世纪，热那亚、波伦那和罗马的人口也达到这个数目。1328年，法国的巴黎的人口据估计应该有8万。当时德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科隆，为4万人。1377年，英国伦敦约有3.5万－4.5万的城市人口。据统计，在14世纪，西欧人口5000以上的大城市不到其总数的5%，人口在2000－5000之间的中等城市占20%，余下的75%为人口在2000以下的小城。可见，此时，欧洲城市的规模远无法和东方世界相比。

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建立在三个基本因素之上：罗马帝国、基督教和日耳曼特点。并非像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的人们所认为那样，中世纪完全是漆黑一片；特别是在“中世纪盛期”（约1050－1300年），欧洲商业繁荣，城镇兴旺，文化高涨，政治创新，宗教热情高昂。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城市生活促进了人类之间的交往，新兴城镇成为文化复兴的集中点。大教堂与大学，是中世纪盛期文化的两大重要标志，二者可以说都是城市创造出的奇迹。同时，中世纪西欧城市还是所谓的自由城市，一些城市还拥有自治权，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单位，这是其与东方城市的重要区别之一。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中世纪欧洲城市的特征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1．城市与商业行会、资本主义的发祥地

与罗马帝国具有行政－军事双重性质的城镇不同，除去少数例外，中世纪城镇是独立自主的商业实体，依靠工商业交易的收益而存在。尽管城镇范围狭小，市容不洁，疾病流行，常常内讧，但它们是西欧第一批具有现代色彩的城市。11世纪后期，全欧洲城镇迅速发展，意大利北部城镇密度最大，是开辟国际贸易交往广阔途径的发祥地。威尼斯、热那亚等口岸城市进入地中海东岸贸易市场，为内陆的米兰和佛罗伦萨带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城镇又是工商企业的中心，尽管当时欧洲经济基本上仍停留于农业生产阶段，但城镇在很大程度上已构成其经济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商业、贸易对于城市的兴起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欧最早兴起城市的地区是其国际贸易地区，一个是意大利，另外一个是西北欧莱茵、默兹、斯凯尔特诸河口附近。意大利的威尼斯可谓其中的典型。它原本是亚得里亚海岸的几个小岛，只有渔民和晒盐者居住。在9世纪或许更早一些，威尼斯已经和埃及、希腊、西西里建立起贸易关系，并拥有一支强大的船队。同时，它又和君士坦丁堡往来密切，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贸中介。接着，热那亚、比萨、那不勒斯、米兰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也先后兴起，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的核心板块。

新兴的城市阶级从农业社会中脱胎而来，商人们为了保护自身免受土地贵族苛捐杂税的盘剥，开始组建了商人行会。当时的城市一般建立在男爵、伯爵、公爵功国王等领主的领地内，商人们通过建立行会以获得人身自由，使城市拥有财产和独立裁判权的城市法庭。12世纪时，许多领主出于经济考虑，相继颁布城市法规来保障上述权利。各城市的法规在开始时有很大相同，最后因效仿知名的法规而逐渐定型。城市人民在自己的法庭上实行自己的法律，自行征收捐税，汇兑后向领主缴纳赋税。总之，城市市民具有处理自己事务的特权。

中世纪城市是资本主义的发祥地。随着时间推移，城市逐步成为工商业中心，制造业也随着贸易的发展而发展。比较典型的制造商是在自家的店铺做工。早在11世纪，手工业者自行组成手工业行会，以示区别于商业行会。为了限制竞争、保护同业市场，手工业行会制订了严格的入会条件，对于价格、工资、质量标准及生产程序，都有严格规定。由于商业繁盛，信贷与银行业务也随之发展。到了13世纪，意大利已出现了几家实力雄厚的银行家族。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诚信时代”。1300年左右出现了商业革命，其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城市取得了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通用钱币开始应用（比如威尼斯的金币和佛罗伦萨的弗罗林）。商业革命在中世纪后期的1400－1700年间达到全盛，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是一种与中世纪行会半停滞的经济直接对立的经济形式。在这种生产、分配和交换制度里，私有者把积累起来的财富用于牟取利润的投资，建立私人企业并争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资本主义后来成了塑造现代世界的主导原则和根本力量。

中世纪新文化最重要的根基是基督教，其创始人是拿撒勒的耶稣。由于基督教比任何其他的神秘宗教更能吸引穷人和受压迫者，在中世纪开始的时候，基督教几乎完全战胜了其它宗教，并于380－392年间被确认为罗马帝国唯一的合法信仰。基督教组织的发展是整个中世纪时代最突出的发展之一。大约在2世纪开始，每个重要城市的主教被认为是周围地区所有教士的上级，他的辖区相当于罗马帝国最小的行政单位。那些驻在较大城市市区的主教被叫做大主教。最博学、最有创见的早期基督教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把人类分为两大类：那些由上帝命定得到永世拯救的人属于“上帝之城”，其它的人则属于“地上之城”。

中世纪时教会力量强大，城市中有许多教堂、修道院。例如，12世纪末期的伦敦有教堂139处；15世纪末的科隆有11座大教堂，19座牧区教堂，22个男修道院，76个女修道院；比科隆小的布伦瑞克有15个大教堂，20多个小教堂，5个男修道院，12个女修道院。因此，城市人口中教会人士所占比例相当大，比如，1440年的法兰克福人口总数为1万，教会人士为225人，占2.3%；1570年的波伦那人口总数为6.2万，教会人士为3310，占5.3%；威尼斯在1581年有13.5万人，教会人士为4139人，占3.1%；贝桑松1600年左右有1.1万人，教会人士为600人，占5.5%。这还远未包括教会中的其他执事人员，比如大量的仆役、家丁等。如果把这些人都计算在内，其人口则要多很多。

许多学者都同意把西欧中世纪早期城市称做主教城市。罗马帝国晚期，主教是城市全体教徒之首。后来市政瓦解，主教仍留居城市内，主持教务，管理教会财务，并对全体教徒行使一定管辖权。罗马灭亡后，主教凭借宗教权威和所取得的越来越大的力量，成为城市的管理者，他按照罗马法和宗教法审判城内居民进行裁决。可见，城市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宗教中心。

寺院垄断了当时的教育，从而变成文化机构。训练僧侣与训练学者一样，其课程规划包括七门学科，即“七艺”：文法、修辞和逻辑（前三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后四艺）。那些最好的寺院和教堂的学校，对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的最初出现起了主要推动作用。基督教文化还与当时的商业复苏密切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资金充足，才能兴建哥特式大教堂，以及支援十字军进行宗教战争。此外，城镇居民也表现出比农民和贵族更为强烈的宗教虔诚信念，从而成为推动基督教兴盛的重要因素。

大教堂是中世纪时代的城市生活中心，而不单纯是精神庇护所。教堂的钟声每天报导着时间，召唤大学生到校就读，并向群众宣告诸如战争胜利、名人去世、王子或公主诞生等重大事件。城市居民每天拥入教堂，不只限于做弥撒，还可能是为了参加婚礼，接受洗礼，举行葬礼，欢度节日，逐出教籍以及庆祝胜利等。大教堂还时常用作王公贵族召开大会或市政当局召集群众大会的场所。

除了宗教，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产生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北方日耳曼异族的影响。该民族似乎是从西亚迁移到北欧的。公元开始时，他们已经分成几个民族，后来多次入侵罗马疆土，并于公元410年攻占罗马。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德意志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德国的城市同盟是欧洲城市发展中值得注意的突出现象。德国的城市和工商业在12世纪时得到相当的发展，许多旧城市不断扩大，新城市不断出现。13世纪，以美因兹为首，成立了沿莱茵河各城市的“莱茵同盟”，包括科隆、沃尔姆斯、施佩耶尔、巴塞尔等七十多个城市。1254年，同盟发表宣言，规定如无同盟同意，各城市不得采取军事行动。参加同盟的每个城市应出代表4人，组成大会决定有关事项，大会每年召开4次。莱茵同盟活动时间不长，不久即走向解体。

在城市同盟中，最重要是“汉萨同盟”，其正式形成的时间是14世纪。同盟以德国北部的卢卑克为核心，东起条顿骑士团，西到尼德兰，包括北德意志的大部分城市如汉堡、不来梅等重要港口。当时，卢卑克是掌握波罗的海贸易的中心城市，其它不少城市都是由它向外殖民而形成的。不过，汉萨同盟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没有常设机关、常设军队，也没有基金、执行机构，只是成员代表及形式上三年一次的全体会议，共同商定一些大事。其最大的一次集会是在1447年，共出席了39个城市的代表。同盟的首领是卢卑克，集会时由它担任主席，其市议会是同盟的实际执行机构，由它发出召集会议的通知，起草立法文件，监督决议的执行，处理对外业务、公文往来等事项。汉萨同盟取得了在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经营商业的特权，一般可以免除关税。它组织各城市的商人联合船队经商，以进行自卫、对付海盗或封建主的袭击。但是每一个商人均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并无经济意义上的联合。该同盟的盛期在14世纪后半期，到15世纪以后逐渐消亡。

就法律地位而言，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被称为自由城市。这种城市从管辖它的领主或国王那里得到一种特权证书，以保障它的自由、特权等。西欧各城市的自主程度很不相同，大体说来，当时城市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要求人身自由，以保障商人和手工业者自由来往、居住，城市居民是自由人而不是农奴。西欧的城市形成了一个习惯，一个农奴如果逃到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就可以成为自由民。德国的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事实；第二要求创立一个自己的法庭，以使市民从领主法庭及其重复混乱的审判下解放出来。在一些城市的特权证书上，有关于市民不得被任意传唤出庭、不得强制逮捕，以及在城市之外不受审判等说明；第三要求保障城市和平，其核心是有一部法律保证城市安全，使城市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这些要求是城市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条件。

典型的自治城市如法国诺曼底的鲁昂。鲁昂地处塞纳河上，是巨大的贸易中心，其特权证书由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赐予，以后英、法国王都予以承认。鲁昂的市政管理机关由10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为富商。它具有初级司法权、行政权以及任命市政官员的权力，但高级司法权仍然掌握在国王手中。它推举三个市长候选人，国王任命其中之一为市长。市长具有广泛的权力，如主持法庭、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等。国王在鲁昂派有自己的代表，称管家，最初管家不大过问市政；但到了13、14世纪，随着王权加强，管家对市政的干预也越来越多。

英国王权比较强大，城市自治权不易发展，得到选举市长权利的城市不多，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理查王和约翰在位时才封赐了一些。其中，伦敦于1129年可以选举自己的城守，负责收税上缴国王，但直到1190年才有权选举自己的市长。

和哥特式大教堂的情况一样，大学也是中世纪城市的产物。大学这个名词来自拉丁文universitas，原意是一个社团或者行会。事实上，中世纪时代，“大学”是一个比较含混的名称。所谓大学，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而组织起来的一些成员团体，与商业行会及手工艺人行会十分相似。其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训练教师，颁发证书，准许老师授课，这使这个名词逐渐有了教育机构的含义。这种教育机构有一个文学院，还有一个或几个像法律、医学和神学等职业性的学科。行会或“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从事于高深学识的研究，即13世纪人们习惯称为“广学院”的组织。教会学校和地方学校早就存在，但只是在11世纪才蓬勃兴起，到了12世纪，其中一些已发展为大学，它和小型学校的区别主要有三方面：广学院向各地学生开放，不限于周围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教师；讲授初级和高级课程，其中除了前文提到的“七艺”，还讲授一两门较为高深的学科如神学、法学及医学。简言之，中世纪大学既无校园，也没有多少建筑，是一种特殊的行会组织。

最古老的大学也许是萨莱诺，从10世纪起，它就是医学学习与教育的中心。巴黎大学建成于12世纪末，后来相继建成的有波伦亚、那不勒斯、牛津、剑桥及其它大学。日耳曼直到14世纪才有大学。到中世纪末期，西欧已经建立起八十多所大学。尽管与现代大学差别很大，但现代大学的许多习俗都来自中世纪大学，诸如正式讲授的聘书、集体授课方式、赠授学位、人文学科课程概念，以及在毕业典礼上身着教士服装（方帽及黑外衣）的传统。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大学教育可以为日后从事医务、法律、教堂以及在教会或国家政府中从事理想的工作打开门路。

中世纪之后接续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该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表现为由杰出人物进行统治，即局限于城市名流士绅、天才艺术家。由此可见城市生活对于西方文明影响之重大。

因为意大利城市垄断着东方贸易，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们试图寻找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再加上传教狂热等因素的刺激，海外探险航行兴盛一时。1497年，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北美大陆。此后，欧洲国家纷纷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西方世界从此扩展到北美。特别是年轻的美国，在短短的二、三百年发展历史中，在荒野上建立起众多世界级大都市。到1914年时，城市生活的人为条件已成为工业化国家大多数居民所接受的标准。这在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尤为突出。在德国，直到1840年，其人口在十万左右的城市只有两个；但到了1910年则上升为48个。在15世纪的最后30年，英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业人口永远地脱离了土地。1901年的英国人口统计表明，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占工业企业所雇佣的人数的20%左右。至于美国，1915年，其居住在工业地区的人口已达到40%左右。

这就是说，西方在不长的现代史阶段中，城市居民人口超过了乡村人口，城市生活成为其主导生活方式，以及完成了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造成这一迅速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理性哲学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西方近代启蒙哲学论证了一种机械宇宙观念。它认为，包括太阳系、行星和地球在内的每个事物都是一种自动的机械，推动它们的力量来自上帝最初给予宇宙的推力。有些哲学家甚至把动物和人体也包括在这种普遍的模式内。物理学家牛顿的光辉成就就在于用精确的机械观点来解释整个自然界。启蒙哲学家还相信，如果人们按照理性的要求生活，在摆脱愚昧、偏见和压迫之后，将出现一个“天堂般的城市”。这所城市排除了一切不自然和陈旧习俗的奴役，宗教、政府和经济制度也简化到最简单和最自然的形式。这一思想过程在哲学上被称为理性化。因此，城市化、现代化与理性化，是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同一历史阶段的概括和总结。

第二，现代科技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工具，即科技化。这个时期出现了非常多的科学进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引起了人类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空前发展。如铁路、电报、电话等，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互动性。

第三，资本主义成为主导性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高度商业化、市场化。资本主义在19世纪以后完全成熟，并成为现代世界的主宰力量。特别是1890年以后，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了工业资本主义，工业为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控制，资金大量聚集，占有和管理分离，控股公司发展。与跨国贸易并行的是形成了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第四，生产领域的机械化和工业化，彻底改变了城乡经济与人口对比。发生于1760年－1914年间的首次工业革命和以1860年为分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前者的基础是煤和蒸汽机，机器开始应用于工业生产，工厂制度诞生；后者的基础则是电和内燃机，使生产高度机械化。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以后又扩展到全世界，它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又一重要的转折点，对现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说，农业革命造就了城市，那么工业革命则改变了城市，并改变了城市和乡村的比例。农业革命使一部分人脱离乡村，成为城里人；工业革命则使人类的大多数人成了城市居民，直接导致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城市化。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现代工业城市。

大不列颠第一次载入史册是在公元前1世纪。当时，随着罗马人入侵，修建了伦敦、约克等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伦敦一直是英国最大的城市，9－10世纪，伦敦人口约为1.2万，到15世纪初，这一数量大约上升到3万－4万人。据统计，1501－1502年，伦敦人口中约有4400人是具有正式市民资格的自由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快，在1650－1750年间，伦敦居民大约增加了27.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到了17世纪末，伦敦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纺织业的机械化首先出现在那里。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一些城市相似，英国城市富有传统的美。从罗马人的遗迹到中世纪的古堡、教堂，历史凝固在英国城市的发展历史中。点缀在绿色原野中的每一座古老城市都是一首悠长的诗，甚至连隐居在湖畔、崇尚田园生活和自然美的桂冠诗人华兹华斯（年），也曾深深为伦敦的美所感动，并写下了《威斯敏斯特桥上有感》的不朽名诗。他在诗歌中将伦敦比喻为“宏大的心脏”，描绘其景观为：

船、塔、穹顶、剧场和寺院

西方学者曾经满怀赞叹地将城市比喻为“文明的壁炉”，认为“光和热从那时向寒冷、黑暗的世界辐射”（西奥多·帕克语）。然而，“壁炉”在产生光和热的同时，也生产了烟灰和炉碴，并给世界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距华兹华斯写下歌颂伦敦的不朽名诗不久，恩格斯于1845年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名著为西方当代城市研究学术界广泛选编和引用，其中一节以“大城市”为题，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大城市中出现的种种弊病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恩格斯是这样描写伦敦、曼彻斯特和其它大城市的：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泰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泰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两边，特别是在乌里治以上的这许多房屋、造船厂，沿着两岸停泊的无数船只，这些船只愈来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狭窄的空间，成百的轮船就在这条狭窄的空间中不断地来来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的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

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的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印第安人是北美的最早居民。他们居住在圣劳伦斯河畔到佛罗里达的大西洋沿岸、中部平原、墨西哥高原和中美地峡等地，以农业和渔猎为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1492－1504年，哥伦布率船队探险发现了美洲大陆，欧洲国家开始向北美移民。1606－1733年，英国在大西洋沿岸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之间建立了13个殖民地。1775年独立战争爆发，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城市对于美国革命重大作用有两方面：形成市政体制的雏形；独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居民发动和领导的。城市的影响遍及殖民地各个角落，孕育发民族认同感，促成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至太平洋沿岸。

美国建国初期城市数量很少，规模不大。1790年第一次人口统计时，城市人口占全国的5%，只有两个大城市达到2万人口的标准：纽约3.3万人，费城2.85万人，第三大城市波士顿只有1.8万人。这比同期的西欧城市逊色许多（此时伦敦人口已经逼近百万）。内战后，伴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城市化进入鼎盛期。1860年－1900年，城市人口比例由19.8%上升到39.6%；城市数量也显著增加，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由9个增加到38个。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1.2%。由此可见美国城市化速度的惊人。

纽约和芝加哥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城市，我们下面分别介绍。

纽约是1626年荷兰殖民者用仅值24美元的珠宝从印第安人手中骗取的，之后它逐渐发展为港口城市，名为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英国人赶走荷兰人，以当时英王弟弟约克公爵的名字将之改名为新约克（New York，音译即纽约）。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纽约很快成为典型的世界性城市。这里的商人似乎天生就有经商本能，很快使它成为商务和金融中心。凭借其天然良港和广阔内陆腹地等有利条件，纽约的工业、商业、金融业、银行业与证券交易活动空前活跃，由此成为美国经济机会最多的城市。另外，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纽约一直是美国的移民中心，比如1860年，纽约人口中移民比例高达50%。这为美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年轻、有技术的新鲜力量。所以在进入19世纪后，纽约远远超过其它城市而成为美国的首位城市。1850年，纽约成为仅次于伦敦和巴黎的世界第三大城市；1860年其人口已经突破百万，超过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总和。至此，纽约已成为美国东部经济核心区的中心（这一经济核心区就是美国东北部大城市群的雏形，下文将详细介绍）。1900年，纽约与布鲁克合并，人口接近300万，是当时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尽管纽约也是以大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城市，但由于产业门类齐全，因而更是包含多种产业形态的综合性全国中心城市。

19世纪初，芝加哥还是人迹罕至的荒野。随着移民大军西进，1830年，芝加哥城市化从零开始，并于1837年正式组建为市。芝加哥位于密歇根湖南端，其南部对着全国最富庶的中西部地区，腹地极其开阔。此外，它还处于美国地理区位的中点，是沟通全国区域经济布局的枢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芝加哥的城市化突飞猛进：1890年人口跨过百万，1900年翻一番，跨过200万大关，一跃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在当时世界大城市中占据第5位。芝加哥企业规模大，其中钢铁业、肉类加工业、机械加工、石油精炼等，都是美国最重要的基地或中心。

城市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诸多严重的城市问题：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卫生状况恶化，污染严重，贫民窟大量出现，种族隔离与种族冲突，等等，使城市一时成为“风暴的中心”。1879年，纽约的贫民窟住宅为2.1万个，至1900年增加到4.3万个，容纳居民数量也达到150万，而其时整个纽约人口还不到400万。当时，美国《太阳报》的年轻记者雅各布·里斯深入纽约贫民窟进行实地考察，并写出了《那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其中描述道：“这些楼层的全部新鲜空气都是从那扇永远乒乓作响的过道门和那些黑洞洞的卧室窗户透过来的……过道里到处都是污水坑，所有的住户都由此出入，因而在炎夏之际也都要忍受这些臭气熏天的污水坑的毒害……几堵阴暗的砖墙之间是（所谓的）院子，那上边有一狭长的烟雾弥漫的天空才是这里居民所能望到的苍天。”

同一时期，美国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黑人聚居区的形成。内战后，出现了大批黑人移居南部城市的浪潮。1870年以后，这一浪潮转向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1870－1880年，平均每年离开南部的黑人约为6.8万人，至1990年则迅速增加到19.4万人，其绝大部分都涌入了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以芝加哥为例，从1870年到1890年，该城市的黑人人口增加了3倍。另据统计，到1900年，黑人居民在5000人以上的美国城市有72个，纽约和费城的黑人数量分别是5万人。随着大批黑人移居城市，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由乡村转到城市，由南部蔓延到北部。城市中的黑人倾向于聚居，再加上富有的白人不断外迁，市中心逐渐成为黑人聚居的地方。种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成为美国城市特有的一大问题。随着居住区的分化和黑人聚居区的形成，城市贫富分化加剧，这一点以芝加哥最为典型。该城的居住区大致可以分为三层：里层也称为内城或中心商业区，居住着贫困的市民和新移民；最外层是富豪阶层住所，中间则是日益富裕的新中产阶级住宅。针对种种城市问题，美国在19世纪末期进行过城市改革运动，但却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问题。

四、当代西方世界级城市群

1920年代以来，伴随着人口爆炸的是城市区域的高速发展，并且，城市爆炸比人口爆炸还要迅速得多。1920年，美国人口略低于1亿零6百万，其中城市人口占二分之一强；到1970年，美国人口增加到2亿，居住在农村地区以外的人口占68%。高速城市化并不限于美国。在20世纪前5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49%，城市居民则增加了200%以上。

不过，这一时期城市发展，更准确地说应当是飞速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而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化”（Urbanization）。在有些情况下，中心城市和郊区扩展范围很大，以至很难说一个大都市的边界到何处为止，而另一个大都市又是从何处开始。特别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都市连接起来的时候，便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城市群”。也就是说，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当前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城市现象（如果还可以理解为“城市”的话），都是伴随着城市群的发展而出现的。

城市群思想主要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15－1994年）提出。1957年，在经过20多年的研究之后，他提出分布在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很多城市是一个“城市群”（Megalopolis）。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当时其人口已经超过3千万，其形成条件、基本特征和功能如下：（1）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2）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各自形成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的县具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3）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这些核心城市联系起来，使各个城市区首尾相连没有间隔，都市区之间也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4）必须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戈特曼坚持以2，500万人为标准；（5）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作用。

该城市群北部的主要城市为麻省（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Boston），南部主要城市为美国首都华盛顿（Washington），所以，它被叫做BosWash（又称波士顿－华盛顿走廊）。BosWash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基本服务，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城市区域，就像一个社区习惯于从其市中心获得服务一样，它又被称为美国的“主干大街”，是美国的政治、经济、金融、保险、银行、媒体、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移民中心。BosWash拥有统计人口44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6%；但该区域的面积仅占全国的1.5%。组成该城市群的主要城市有波士顿（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美国罗得岛州的首府）、伍斯特（美国马萨诸塞中部一城市，位于波士顿西部，是商业、工业和教育中心）、哈特福德（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纽约、帕特森（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城市）、特伦顿（美国新泽西州首府）和华盛顿，等等。

1976年，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戈特曼又提出世界上有6个大城市群：（1）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2）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3）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4）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5）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6）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这是研究还比较少的一个大都市区。

城市群的各城市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商业、贸易、政治和文化连接并与世界相连。根据地理邻近性、经济连通性和共同的历史等几个尺度，美国弗吉尼亚工学院的朗格及其同事于2005年又发布报告，提出美国已形成了10个、5对大城市群区域（Megapolitan area），每一对之中又都有成对的大都市：规模和人口最大的一对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称为全国“第一对大城市群”，其成对的大都市为纽约与芝加哥；皮德蒙特高原大城市群区域和佛罗里达半岛大城市群区域组成“新南方”对子，其成对的大都市为亚特兰大和迈阿密；“大得克萨斯”对子由墨西哥湾沿岸大城市群和I－35走廊组成，其成对的大都市为休斯顿和达拉斯；西部的两对大城市群分别是“大峡谷”和埃科透匹亚（Ecotopia）。前者由南部陆地大城市群和阳光峡谷城市群组成，成对的大都市为洛杉矶和菲尼克斯；后者由北加州大城市群和卡斯卡特大城市群组成，成对的大都市为旧金山和西雅图。

该报告还发现：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这10个大城市群区域中，在2003年已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人口最稠密的15个大都市区都位于大城市群区域；全国50个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区中的39个位于这10个大城市群区域之中；6个大城市群区域位于东部，4个位于西部；尽管所有大城市群区域的人口总数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二，但其国土面积却不到48个本土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的20%；这10个大城市群区域将占美国从2005到2040年间人口和工作增长的主要部分；大城市群区域延伸到了35个州，联邦人口调查局的“统一统计区域”（Consolidated Statistical Areas）的60%出现在大城市群区域。这些数据足见大城市群区域的重要性。如果得到官方认可，大城市群区域将成为美国联邦人口调查局最大的地理单位。而这还将会激发出如下的讨论：这样大的规模需要何种规划？因为大城市群空间规划指导着基础设施投资，比如，网络化的城市之间的高速列车等。

从人类城市发展演化的角度看，大城市群无疑是目前的最高形态。那么，它的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如何准确理解大城市群呢？

首先，大城市群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由一系列大都市和周边的中小城市、大片郊区共同组成的，城乡对立在大城市群区域里基本消失，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后现代思想的逆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趋向。

我们不妨进行简单地纵向考察。在前现代世界中，只有少数人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和文明经常被视为同义词；工业革命后，城市人口剧增，城市却成了社会问题的代名词。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阶段（它可以视为现代的一个高级阶段，也可以视为现代之后的新阶段），其具体表征就是出现了“逆中心化的城市形式”（decentralized form）。美国二战后人口出现了明显的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其实质是：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凭借美国住房政策优势、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高度普及的汽车，从拥挤、凌乱的城市中心移居于平静、清洁的郊区，从而使他们可以轻松地无视贫困阶层的存在。所以，西方学者断言“大都市已经不再是现代的”。

我们知道，工业大都市的核心是林立着象征当地财富、权力和复杂性的摩天大楼的中心商业区，环绕核心区的是工业地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20年代。但是，现代主义是一个持续突变和自我毁灭的过程。正当中心化的大都市如日中天之时，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合并起来，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逆中心化运动，将一直维持大都市的现代城市发展逻辑撕为碎片，并将其主要功能散布到整个区域。这是20世纪后半期人类城市发展的基本进程。西方学者甚至将这个过程称为“郊区的兴起”。自从1945年以来，特别是20世纪的70与80年代，城市中心和郊区边缘的关系一直在进行令人吃惊的转化。例如，1980年，38%的美国工人从郊区到郊区上班。设立在郊区的工业园和郊区购物城等表明，边缘郊区已经取代城市核心而成为当代文明的心脏地区。这种“新城市”的象征不再是1920年代大都市中林立的摩天大楼，而是四通八达、稠如蛛网的高速公路网络，它们将整个区域联合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城市（super-city），以至“中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都显得已经过时。所以，美国知名城市史和城市政策与规划专家菲什曼明确断言：“我们可以想象，一种逆中心化的文明将最终化除古老的城乡对立（antithesis of city and countryside），将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地满足深层文化需要：机械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

其次，大城市群的本质因素已不同于现代城市：大城市群的基本结构基于时间而不是基于空间；它提醒人类必须重视和谐增长（balanced growth）和区域规划（Regional Planning）的思想和智慧。

我们知道，传统的城市无论多么大，都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密度，有一个作为基点或方位趋向的中心，以及边界。从中心出发，迟早会到达边界，反之亦然。但在都市化进程中，以城市群为基本形态的新城市却没有了中心，新城市中的距离通常不是根据空间距离而是根据驾车时间来测量的，比如，“10分钟可达的超市”、“30分钟可达的工作地点”等。与传统大都市的逻辑功能分区不同，这种新城市是一种类似于后现代艺术的的“后城市拼贴画”（post-urban collage），其中心和边界的区分已没有了必要。在这个意义上，中心城市已回返到工业化之前的形态。当然，这绝非说大都市的中心完全丧失了任何意义。不断扩大着的公司总部、法律事务所、银行和投资公司、广告代理以及其它政府服务机构等，仍然云集和争夺着市中心的摩天大楼。因而，新城市的主导原则是：为了创造一个美丽而文明的景观，城市发展必须与尊重土地和谐起来。为此，必须民主地改变根本没有规划的混乱增长，走向注重和谐增长的区域规划。比如，美国新泽西的“国家发展与再发展计划”显示，这个高度发展的田园州的居民，以五比一的比例赞同较小的增长，即使以较慢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一半人同意对于发展的控制应该“极端严格”，75%的人同意法规应该“非常严格”。从这里，我们似乎感受到西方文化中某种程度的“复归于自然”的气息。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5页。本节相关论述多参考此书，不再另注。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本节论述多参考此书，不再另注。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101页。

[古希腊]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参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171页。

参见马克尧：《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313页。本节另一主要参考书为：[美]C.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参见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08－109页。

孙梁编选：《英美名诗一百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39页。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3-307页。

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第52－53页。以下参考本书时不再另注。

参见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四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2－263页。原文为“大都会化”。

参见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5－46页。下文参考本书的地方不再另注。

在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乔尔·加勒雷欧（,1948－）出版于1981年的《北美十民族》一书中，埃科透匹亚（Ecotopia）是一个区域名称，包括北加州、西俄勒冈州、西华盛顿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和阿拉斯加州海岸等地区。

（发表于《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一、“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李阎^[1]（2021）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向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陈兰馨^[2]（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康育铭^[3]（2021）在《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青年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筑梦者、践行者和见证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青年的成才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培育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担当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青年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责任担当的意识和能力将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也关系到青年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奥精微、内涵丰富,为做好新时代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必须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责任担当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必须充分认识青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责任担当,引导青年秉承理性精神、弘扬家国情怀、坚持创新精神,自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践行者、传承者。为了更好地培养能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起责任的新时代青年,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担当的理论诠释,对其内涵进行归纳总结,然后对有关弘扬传统文化和责任担当的理论进行概述,阐明了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作家为指导,以习近平关于弘扬传统文化和责任担当为依据,为本文提供了理论诠释。第三部分,从新时代青年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担当使命、创新和营造新时代的青年追求三方面分析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的时代价值,继承传统的核心理念。第四部分,探索新时代青年担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的路径,分析其方向、原则及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方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原则、完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责任担当方面的教育等内容,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牢牢把握时代的主题,紧随时代的召唤,捧过历史的接力棒,努力投身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与祖国民族同命运共发展。

蒋飞燕^[4]（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霍霄^[5]（2021）在《《新青年》孔子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今天是一个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新青年》中那些激进的评孔文章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再次回到《新青年》的文本进行考察。《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孔子之教能无法凝聚今人信仰;其二,孔子之政与专制不可分割;其三,孔子之伦理思想不适用于现代生活。在《新青年》对孔子之教的批评中,首先批评了把孔子之教作为宗教的观点。这些批评从立孔教为国教有违近代宗教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之通则等外部因素开始,逐步深入到关于孔子之教是否是宗教的理论内部。其次,《新青年》还认为即使把孔子之教只当作一种教化在,当时也应被摒弃,不能再继续作为国人的修身之本。而在认为孔子之教无法凝聚今人信仰的同时,《新青年》也开始了构建新信的努力,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以道家思想代孔子之教和社会的不朽论等等可能的方案。《新青年》对孔子之政与专制政权关系的论述,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从认为专制统治者利用孔子之学施行专制,到认为孔子之学自身存在对专制政权的依附性,再到认为孔子之学在后续的发展中完全沦为了专制者统治的工具。而给《新青年》来信反对的声音则指出,孔子之政中亦有民主共和因素。但这样的观点也无法反驳《新青年》关于孔子之政中包含专制思想的指责,于是逐渐归于沉寂。直至欧战打破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迷信,《新青年》也开始重新反思东方文化,并再次审视了孔子之政,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始辩证地看待孔子之政。《新青年》把孔子的伦理思想看作“宗法社会封建时代”的产物,从而认为其不适用于现代生活。从这一观点出发,《新青年》批评了孔子伦理所依托的传统大家族制度对个人人格的压抑,并由此论及到个人人格如何保持的问题。同时,《新青年》还对儒家伦理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提出了控诉,批评了让女子成为贤妻良母的要求和表彰节烈的行为,并涉及到了为解放妇女而施行儿童公育的可能。可见,《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反思在今天仍有其价值。

崔家新^[6]（2020）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青年亚文化用以指涉青年人特有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边缘性和从属性文化实践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诸如嘻哈、摇滚、朋克等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在我国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中广为流行。尤其是网络新媒介的快速发展重塑了青年亚文化,使其展现出抵抗性消弱、娱乐性增强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青年人正将青年亚文化革新为寻求话语空间、展现身份认同、注重精神享乐的精神生活空间。各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高校已成为青年亚文化传播与发展的主阵地,大学生成为青年亚文化的积极推动者、传播者和创生者。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一些青年人以个性张扬自居,过于追求娱乐性精神享受,忽视社会责任,颂扬个人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日渐疏离。青年亚文化的健康发展变得更为紧迫,急需获得有力的引领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重要论断,这为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二者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在文化的生成发展过程中,价值观也随之生成并展现出形塑文化、维护文化传承的功能性作用。基于这种政策支撑、逻辑关联以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引领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也具有逻辑可行性、制度可行性和现实可行性。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这一可行性,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性和人民性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提供了保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明晰了青年人的本质特征和青年人的发展方向,指明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依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有助于全面把握青年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基本规律,明晰青年亚文化的积极价值与问题所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引领,一方面必须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启示,着眼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总体上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立足于青年人的生活实践,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力。一要强化政策保障,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二要推动引领主体的角色转变和青年主体意识的提升,以对问题的回应引发思考和共鸣,引导青年人充分而全面地认识青年亚文化、发展青年亚文化;三要聚焦青年亚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帮助青年人明确人生发展方向、弘扬责任与担当,为青年亚文化发展营造和谐的发展空间;四要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创新有效的引领方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的方法创新上,依托日常生活理论、互动仪式链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可以衍生出生活融入法、互动仪式法、议程设置法。同时,基于融合引领主体、引领方法的需要依托协同理念能够提炼出多方协同法。这些方法契合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发展规律和青年人的思想行为特点,对于推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落地生根、行之有效具有积极价值,是值得尝试的创新性方法。

张承志^[7]（2020）在《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新文学的闯将,刘半农短暂的一生集新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杂文家、战士、诗人、学者等于一身,是清末民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刘半农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其着译内容多是以抨击时弊、启迪昏懵、开拓创新、审视国民性、宣扬人道主义等等为切入点,进而透射出刘半农文学创作的轨迹及思想嬗变的过程。从整个五四时期的一段时间范畴来看,刘半农不仅接受了进化论的有效整合,而且又承接了五四启蒙传统的高昂与激情。尽管这期间的“潜隐”遭到了历史上相关人士的质疑与批评,但是从历史语境和思想诱因上可以发现“权威性”下的覆盖式理解遮蔽了历史差异性的存在和与五四精神延长线上的“共振”,抑或是,历史的错位与距离在原初的意义上更能廓清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思想个性、认识问题和一些反思中的复合化问题。当时代的误读由歧出、偏至而回归到理性之时,当一种新的学术思路的强光唤醒沉寂已久的资料之时,重新发现历史的微缩细节、个人的心路历程及做出多元反思性的科学研究,必定会使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价值再次浮出历史地表。本论文试图通过对刘半农的相关着译文献的梳理与探究,来解析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语言学史、考古史上的诸多文学实绩。在回归历史现场的前提下,以理解和同情的姿态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从宏观性的视角对他整体的文学实绩进行观照;从境遇与体验、渴念与实践出发,进行作品论和作家论的深入探讨,力图拨云祛障,进而对刘半农的文学思想、创作心理、艺术理念等方面进行剖析,由此来确定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论文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确定与缘起、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进行了历史性与宏观性的描述。在此基础之上,梳理和概括出30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确定和阐释了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独特性与价值意义。论文第一章立足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角度谈及刘半农由清末民初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才子到平民文学家、新文学闯将的转变。其中,借助刘半农的着译作品来分析其与“鸳鸯蝴蝶派”的纠葛与距离;考察其现代通俗小说理念的改良;阐释其平民文学意识的生成以及民间文学的实绩;解读《双簧信》的历史动因、建构与生成。论文第二章以刘半农新诗的开拓为聚焦点。通过五四时期新诗的诞生、论争、理念构想等来论述刘半农新诗的尝试与启蒙审美特征。其中《扬鞭集》与《瓦釜集》的实践、“误读下”的散文诗、争议纷纭的“她”与“它”字等等既包蕴和彰显了五四启蒙命题中的应有之意,又呈现出五四开放性、现代性的特征。论文第三章主要分析刘半农的散文创作和相关理论,并考察刘半农在这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过程。从加入《新青年》阵营到《语丝》时期是刘半农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然而,当刘半农获得法国文学博士而归国后,他自己渐渐地进入了“沉潜”阶段,《论语》上的相关杂文似乎在宣告“五四时期的斗士兼文学家”的刘半农“落伍”了,但各中的缘由与事实并非如此。论文第四章主要论述刘半农的着译小说文本。他的着译小说是在五四启蒙视域之下的对现代化国族想象的继承与发扬,具有启发昏懵、融汇中外、传授新知、关注切社会底层百姓的生存状态及批判国民性的丰富意蕴,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对五四时期的社会面相、道德伦理价值及新女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对话与思考。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着刘半农一生的功绩进行客观的阐释与评价,力图复原与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细节。在刘半农的后半段时期,保家爱国的“斗士精神”依旧不减、矢志不渝的“真”与“诚”贯穿于他的全部精神理想与艺术的探索之中、多学科的学术实绩与献身教育的功绩是他与时俱进的一个体现,其文论及身后的评价则可以为全面理解五四提供新的视角和诠释,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论文的结语指出,对新文学闯将刘半农的作家与作品的探索与研究,毋宁说是以刘半农作为文学的原点而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的阐释与反思。

刘素娟^[8]（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朱巧涯^[9]（2020）在《《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初年,袁世凯借尊孔图复古,激起了民愤,当时一些先进分子以《新青年》为载体纷纷撰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评述。他们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落后性,对儒学、孔教、孔子展开反思与批判,并点评了墨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新青年》知识分子质疑儒家经典的权威性,反对以儒学一统思想文化,指责儒学不适应现代生活,指出孔教与共和互不相容,尊孔就是复辟。认为墨学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自苦为极,最可益于国人。道家高于儒家,其基本主张具有消极反抗社会的特性。其中对儒学的批判是主要内容。因时局的动荡和救亡图存的迫切愿望,《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不免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历史局限性。一方面,《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文化进步和政治变革。另一方面,《新青年》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存在缺乏对诸子思想进行系统性、学理性地研究,过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忽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其所宣扬的“民主”“科学”无法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缺失所带来的空白等问题。俨然,当时文化建设的课题没有完成。以史为鉴,现今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要辩证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也要客观对待其他国家的文化,推动文化创新。

吴冬娟^[10]（2020）在《《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说文是中国自古以来作品数量最多而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自清末王韬“报章文体”出现至后来成熟的新闻评论体裁的形成,报刊论说文之流变经历梁启超“新文体”的沿袭、“论说文”文体的成熟和运用、“时评”的进化、“杂感”的融合等阶段性变迁,才促使新闻评论这一报刊文体回归新闻本位。可以说,论说文文体在新闻评论归位的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即承接旧文学中的“新文体”“报章文体”,启迪报刊文体向“时评”“杂感”以至新闻评论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对新闻评论形成蕴含推动作用的论说文文体具有持久弥新的研究价值,在当下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研究报刊论说文文体风格生成与流传的规律,对新闻评论的风格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与新文化运动伴随诞生的《新青年》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大的杂志,它是近代新文学的载体和出发站,处于新旧文学体裁交接的节点,担负新旧文学交接场的职能。“文”“体”不分家,文学交替的过程中文体也在演进。在新旧文学激烈冲撞中诞生的《新青年》,其报刊文体呈现的特质及其对后续报刊文体发展的影响,是值得系统研究的议题。笔者运用文本分析法以及话语分析法,对《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进行解读。主要从论说文本呈现展示、论说风格特征等总体方向进行剖析。其中,文本分析法贯穿论说文章的呈现,以“单人主编时期”、“多人主编时期”、“共产党刊物时期”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以“阐释”、“议论”、“辩驳”三个类别进行体系风格分类的维度对论说文章进行呈现。在对风格特征归纳之际,笔者从文本特征、内容特征、文人论说特征三个方向对《新青年》论说文进行分析,在文本解读部分还会运用话语分析进行解读。两种分析方法的深入结合,就是为探究《新青年》论说文文体在新旧文学的交接节点下如何演进,具备何种风格特征,是对旧文体全盘接受还是创新式进化,对中国报刊文体走向有何影响等系列问题。论文的展开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内容包括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创新思路、研究思路等;第二部分是对清末民初的论说文文体进行历史考究。将从名词释义,在华外报论说文文体的呈现,梁启超报刊文体的演进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是呈现《新青年》的论说文章。包括论说文得以在《新青年》获得大发展的主要缘由,还有对本刊论说文章以发展阶段和体系差异为定点,进行分期、分类的呈现解读;第四部分是《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的流传。先对总体的风格特征从文本、内容、作者等方面进行归纳,再对论说文文体向杂文、新闻评论等报刊文体的现代化步伐进行阐述;第五部分是探讨论说文文体风格的近现代意义。内容包括对报刊文体的意义、对新兴媒介的启发、以及对其他报刊文体的变形指导等。通过系统探索和深入解读,归纳《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特点的构成:可谓选择性继承和创新式变革的综合产物。即选择性继承旧文学环境下的“报章文体”和梁启超的“新文体”之大胆论说、笔墨含情、文辞近人等特点,并自身创造选题开明、主题无论大小、运用白话文、向新闻本位靠近、作者论说思维集中、追求言辞质朴、论说针锋相对等特征。《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促进杂感杂文的诞生、加速新闻评论的出现,促进中国报刊文体的演进步伐。

二、“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青年》孔子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文学闯将 ——刘半农论（论文提纲范文）

（8）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青年”继承与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向度研究[D]. 李阎. 河北大学, 2021
• [2]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新时代青年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担当研究[D]. 康育铭. 长春工业大学, 2021(08)
• [4]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6]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研究[D]. 崔家新.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9]《新青年》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研究[D]. 朱巧涯. 浙江大学, 2020(08)
• [10]《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D]. 吴冬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