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元个子不高，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一件灰色外套，袖口已经磨出毛边，走路的时候，喜欢把手别在后头，大拇指微微翘起，像个离退休老干部。但在河南开封，马元也算小有名气。尤其在斗鸡的圈子，谈论马元，就像谈论一位曾经的武林高手。

为了去看今年第一场顶级斗鸡赛，我们约在广西南宁机场碰面。他从开封去，我从北京出发。比赛的地点，在广西凭祥市的一个小镇。凭祥离越南口岸很近，2000年以后，中国人开始从越南买鸡——越南鸡如今是最好的斗鸡品种。

我们从机场包了一辆车去凭祥。车里除了我和马元，还有另外两个人，都是他在开封斗鸡界的朋友。一个叫杨老五，称马元为“老板”。杨老五腿不好，膝盖有滑膜炎，走路是歪着的。他早年家里穷，16岁开始拉人力车，一天挣五块钱，也当过搬运工，在火车站卸货，扛很重的箱子走十几里路，腿就落了毛病。

另一个人叫孙四海，四海就是电影《鸡犬不宁》里面的那个“四海”。电影在开封拍，导演觉得他的名字好，便拿来用了。四海四十四岁，属于斗鸡界的青壮一代。在开封，买鸡药就找四海，鸡药搁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泰国货，一箱药两万块，一颗胶囊十块，比人吃的药还贵。

一月初，北方正冷，广西的气温却升到了二十多度，温暖的空气好像渗透进身体里，大伙儿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见过斗鸡没有？”马元问我。

马元嘘了口气：“白脖儿！”

这是开封话，意思是我什么都不懂。马元说，那你这次来对了。一场斗鸡比赛，给人很多启迪啊，你亲手培育出一条斗鸡在战场上战斗到死，即使输了，心里多少天都很愉快很高兴，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跟过年一样高兴。这个东西吸引人就在这儿。

“斗鸡看到对方来了，扑上去就战斗，打得头破血流都不肯跑，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他说，“你看这种搏杀精神，狮子老虎比不了吧？”

四海坐在我身后，他打算看完比赛就去越南。越南有个地方叫帝华，一个很小的海边城市，越南人把斗鸡集中在那里，也算是一个大的交易市场。他说，“到越南，等于去斗鸡的第一现场。”

杨老五坐在副驾驶，他把衣袖朝上撩起，朝我伸出手臂，手背上是一条一条白色的疤痕。“看到没有？”他说，“这都是被斗鸡啄的。”接着他指向马元，“马老板，咱们斗鸡界的腕儿。”

车厢里的人都笑了起来，马老板强调了一句：你必须从骨子里喜欢斗鸡。

离斗鸡大赛还有两天，气氛已经先炒起来了。

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坐满了同我一样拖着行李的外地人，河南、贵州、云南......他们大声谈论着某一条斗鸡，像谈论一位熟悉的朋友。当谈论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时，就像球迷谈论曼联和皇马的对决。圈里人一般不说去看斗鸡比赛，是去“打鸡”。杨老五一直兴奋地拿着手机拍照，发微信，我瞅了一眼，他们组建了一个聊天群，名字叫“斗鸡世界杯”，群里五十七人。

这里的斗鸡赛之所以顶级，因为去的鸡子都是最好的。高手跟高手打，悬念就很足。

马元很忙碌。这次除了看比赛，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买鸡子。比赛前的这两天，他要去当地的鸡场选鸡，然后带回河南打比赛。他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杨老五悄悄对我说，马老板来了，鸡贩子都围过来了。

凭祥有一个公开的斗鸡市场，只在晚上十点之后开市。越南人用卡车把鸡子偷偷运到中国。如果有人提前预定，鸡篓上就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有贵州老板专门开车过来买鸡。二十多辆卡车，一千多条鸡，一个晚上就能卖完。这些斗鸡的品质良莠不齐，又是在晚上，选鸡的过程不免慌乱，而且草率。去市场上买鸡的人，一般是刚入行，买回去的斗鸡只能打打小场，不可能去凭祥打鸡。好比古玩，真正的好货，是藏在柜台后边的，不会摆在台面上。

马元入行超过四十年，他自然不会去市场买鸡。除了市场，另一个买鸡的地方是鸡场。凭祥有上百家鸡场。鸡场一般是几间平房和一个院子，按照斗鸡数量的多少，占地面积有大有小。凭祥最有名的两个鸡场是两个姓陈的人开的，鸡场在山上，要坐摩的才能去。

去鸡场买鸡，最重要的是挑选。先由老板推荐，买方大概能出得起什么价位，然后，鸡子一条一条抱进屋里由你挑。看中的鸡子便进行下一个步骤，“校鸡”。校鸡就是斗鸡，一条鸡和另一条鸡打架，有时候自家的鸡场没有实力相当的鸡，还得去别家的鸡场校。校鸡是为了看明白一条鸡的性格、功力和战术。有的善于攻击胸部，有的善于攻击头部，有的耐力好，有的腿部速度快，很难说有好坏之分。每个人对鸡子的看法不同，选的鸡就不一样。

马元喜欢聪明的鸡——它不一定肌肉发达，也不一定出腿快，但这条鸡最好有战术，和别人打架不会硬碰，能动点小心思，以巧取胜。

这似乎和他本人有几分相似。马元年轻时和别人打架，也这样。那年他16岁，在部队当兵，又瘦又小，容易遭人欺负。有个高个头的人挑衅他，说：“我一只手就能把你放倒在地上。我们来打赌，比赛摔跤，摔三次，如果你能摔倒我一次算你赢。”他们跑到麦子地，很多人围观，结果马元把对方撂倒了三次。“我不爱打架，但我很会打架。”他说，“打架不是靠蛮力的。”

在凭祥，我们最常去的是老吴的鸡场。老吴是马元的亲戚，是个鸡痴，爱鸡，懂鸡，脑袋里除了鸡还是鸡。几年前，老吴离了开封，在凭祥租了间院子，开了这家小规模的养鸡场。每年，马元会去凭祥三四次，一般都住在老吴家。

马元喜欢在老吴那儿买鸡。他说，谁的手里都有宝贝，有人敢砸钱买好东西，好鸡就多一些，但小规模的鸡场也不一定没有好东西。

到凭祥买鸡，好比淘宝，只有最会买的人，才能以最少的钱买到好东西。老吴的鸡场约有四五十条鸡，属于小户，但他的手里常常有宝贝。

在越南鸡还没有进口到中国之前，河南的中原鸡是最好的品种。人们说，“中国斗鸡出河南，河南斗鸡出开封。”开封的斗鸡分门划派，按照地域，分“北头派”、“西头派”和“东头派”。斗鸡只能斗别派的，派与派之间“过斗不过鸡”；反之，同派之间可以相互交流鸡种，但不可打斗，“过鸡不过斗”。

最好的斗鸡只有帮派的人才有。他们不轻易送人，更不兴交易，哪怕是打输的斗鸡，只能宰杀，然后留下鸡头和鸡爪悬挂在门栏上。来串门的同行便知道，他没有把鸡子泄给外人，是可以信任的。但平常日子里，这些人既不显山也不露水。他们是工厂的工人、拖车、蹬三轮、干苦力。

马元在开封市儿童医院做化验工作，同他们相比，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但他要进入斗鸡界，就不得不同他们搭上关系，不得不从他们手里得到鸡子。

马元是从二十多岁时开始玩鸡的。“既喜欢又想玩怎么办？”他给自己定了个标准，“我不能随随便便玩一条鸡，我就问开封这一带谁的鸡最好？”

有人告诉他，“西头派”张氏兄弟家的鸡子最好。

张氏兄弟，哥哥张有才，弟弟张有力，都是工厂工人。两人都很穷，但养鸡的功夫一流。弟兄俩养鸡各有千秋。张有才是出了名的“爱鸡如命”，他家住平房，屋瓦破损，一旦下雨，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积水漫过脚踝，家具碗盆浸在水里，唯独斗鸡在床上站着，用鸡罩把鸡罩住，不让鸡子受一点罪。在这一方面，弟弟张有力就有所欠缺，但他的训鸡功夫和聪明程度超过了哥哥。小鸡刚刚孵化出来，他就知道是公鸡还是母鸡。对于斗鸡，哥哥看不上弟弟，弟弟不服气哥哥，聊起斗鸡亲兄弟也闹架。

马元在儿童医院认识一位外科主任，医术高明，人称“外科一把刀”。“一把刀”的老婆和张有才的老婆是亲姊妹。通过“一把刀”，他和张有才搭上了关系。

第一次去张有才家，马元很受触动。斗鸡在院子里养，鸡笼不是柳条编的，而是用砖头砌成一座座小房子。院子里面有十几条鸡，清一色红鸡，羽毛像配了绸缎，光滑发亮。真是干净！鸡笼子里一粒鸡屎也见不着。

他是中午去的。张有才正蹲在院子里吃午饭，西红柿鸡蛋捞面条。很快，面条吃光了，西红柿也吃光了，唯独剩了鸡蛋。张有才把鸡蛋抖到手里，伸进鸡笼，喂给鸡吃。“说明这个人爱鸡。”马元说。

结识张氏兄弟，马元正式入行。张有才给他一条公鸡一条母鸡回去抱小鸡。他拿走六颗鸡蛋，孵出五条公鸡一条母鸡，开始拿最好的鸡种和别人斗。和其他人相比，马元有文化，也善于交际。除了张有才，他也经常找张有力交流，积累经验。几年时间，马元逐渐在开封斗鸡界打出名声。

1999年，泰国正大集团的董事长谢国民组织举办第一届世界斗鸡大赛，邀请中国参加。在泰国，斗鸡是一项很受民众欢迎的项目，农村将斗鸡视为一种传统活动，城市则建有豪华的斗鸡馆，相当于度假场所。中国国家体委把邀请传达至河南，河南体委传达至开封，开封体委找到当地斗鸡协会会长高元，让他在开封选人参加比赛。

斗鸡协会开了一次会，东头、西头和北头三派都参加了会议。高元在开封市科技办公室工作，喜爱斗鸡，也是会长，说话有些分量。他推荐马元。“在开封斗鸡界，也就沙夫这几年成名快，介入几年，大家都知道了。”会后，上面通知由马元和张有力带三条斗鸡去泰国打比赛。

离比赛还有一个月，马元很紧张。他请了一个月假，专门训鸡子。每天训四个小时。当时斗鸡参加比赛，没有所谓的鸡药可以增强体力，强化肌肉，全靠人工训。人带鸡跑、跳，给鸡按摩，一个月下来，他的脚脖子肿了一圈。

那年2月，马元坐飞机去昆明转机至泰国。三条鸡也跟着空运出了国。到了以后，先给鸡称重，和别的国家配对子。那次有27个国家将近100条斗鸡打比赛。马元想先打一条，看看对手情况。第一场，对手是日本。他的鸡八斤，日本的鸡八斤八两，时间安排在第二天上午11点。

第二天，中国队先进场。马元抱着鸡子走进场馆，跟足球场似的，皮革椅子一排一排往上摞，坐了大约四五百人。他听见椅子哗啦啦，人群都站起来，对他鼓掌，中国国旗升起来了。日本队接着进场，他又听见椅子哗啦啦，人群都坐下去了，一片嘘声。“泰国人好像不喜欢日本。”

赛制模仿拳击赛，以打击对方有效部位记分，击中一次得分一点，有效部位规定在脖子以上。时间为七十五分钟。但斗鸡脚上的拐子被棉布包裹——拐子，是斗鸡后爪上凸出的一块骨头，也叫距，坚硬锋利，是斗鸡最主要的武器。裹上，是防止出现死伤。谢国民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对他提出抗议，认为他举办斗鸡大赛残害动物，他就进行了一些折衷。

场馆高处，有个落地玻璃的小房子，谢国民就在那里看比赛。门口站着两个人高马大的泰国保安。谢国民把马元叫到他身边坐。斗之前，谢国民问，你的鸡和日本鸡打上了？马元说，是的，日本比我重八两，可我找不到八斤的鸡子，别人不跟我打，我只好打日本。他问，谢总，你觉得怎么样？谢国民说，我看你的鸡子必输。第一，你的鸡体积大；第二，这帮日本人经常来泰国打鸡，你们打法保守，你要输。马元说，谢总，咱们走着瞧。

比分是177比93，中国队获胜。马元说，中国鸡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善打头，刚好在有效部位。

在泰国呆了一个礼拜，马元坐飞机回开封。临走前，谢国民邀请中国队去他家做客，参观他家一个小型养鸡场，又送给马元几条泰国鸡。马元就把获胜的那条八斤重的鸡子送给谢国民。送完他很舍不得，跑进车里，把车门关上，哭了起来。

回到开封之后他倒在床上睡了两天。

随后几年，马元迎来斗鸡生涯的一段小高潮，名气直直往上窜。他把泰国鸡和中原鸡杂交，培育混血斗鸡。“泰国鸡打腿好，身段灵活得跟泥鳅似的，中原鸡性子烈，两个鸡子杂交怎么能不出好东西呢？”他抱着杂交鸡，哪儿有比赛就去哪儿打。开封、周口、新乡、商丘、鹤壁、漯河。

“打遍了河南省。”他说，“那两三年简直打疯了。”

在开封，斗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六百多年前，起于汉魏，兴于唐宋。1988年，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开封的专题片，称开封斗鸡为“中国一绝”。

中国的斗鸡起于民间，原本只是一种观看娱乐，是三教九流玩的东西。即使在开封，一个人斗鸡再厉害，最多是知道的人多看你一眼，说“这人养斗鸡养得不错”，仅此而已，没有更多。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开始活络，开封的斗鸡开始相互买卖，帮派的区隔随之瓦解。到九十年代，斗鸡的发展开始部分地和赌博挂钩，赌场以一种地下的灰色面貌出现。时间和地点依靠口头传播，只有入行的人才知道。和一般赌场不同，这里很少有拖欠赌资的情况发生。在斗鸡界，口碑和威严的树立，除了看他的斗鸡，还有人品。或者说，这是一个微缩的江湖，如果一个玩斗鸡的人做了不得体的事，总会有人把事情张扬出去的。

但开封玩斗鸡的人正在变少，因为斗鸡越来越贵。一方面，开封由于帮派的长期存在，不同帮派的斗鸡不可相互交换，导致中原鸡只能近亲繁殖，骨骼退化，肌肉萎缩；另一方面，2000年左右，人们开始转向从越南买鸡。凭祥成了新兴的斗鸡中心。强健的越南斗鸡取代了体弱的中原斗鸡，成为斗鸡场上的新宠。马元说，“谁有钱，谁的斗鸡就最好。”

在开封，斗鸡更多被视为一种千年流传的民俗，为人瞻仰，被人缅怀。我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观看过一次斗鸡表演，表演者正是和我们一同去凭祥的杨老五。

清明上河园是一座仿古公园，公园里建了很多宋代的房子，人们穿着古装来回走动，希望给游客带来某种生活在宋朝的穿越感。一身铠甲的士兵守在门口，马夫拖着马车等待游客合影。我印象最深的表演在斗鸡馆旁边，是一个刑场，旁边蹲了两座大音箱，伴随着轰隆隆的音乐，很多士兵在策马飞奔，有人射箭，有人耍枪。杨老五说，这是“岳飞枪挑小梁王”，等这个结束，斗鸡馆的表演就开始了。

2005年，杨老五被工厂下岗，收入切断。那时，马元承包了这间斗鸡馆，给游客表演斗鸡。杨老五找他商量，想在那儿谋一份工作。马元觉得他口才不错，就叫他穿宋朝的袍子做主持人，一天演五场。但相比凭祥的比赛，公园里的斗鸡表演像小孩打闹，几分钟就很快结束。杨老五说，鸡子属于劣等鸡，表演几次，转手卖给饭馆，五十块钱一斤。看完之后，我问杨老五，你有没有在宋代的感觉？他笑道：“你刚刚看了，你觉得有没有？”

人跟鸡走，喜欢斗鸡的河南人开始往广西跑。老吴就是其中一个。

老吴玩斗鸡的时间比马元还多几年。三年前，他来到凭祥开鸡场，从越南人手里买斗鸡，再卖给河南人。南方的阳光把他晒得乌黑，我第一次见他时，以为他是个地道的广西老板。

老吴从十岁开始玩斗鸡。那时正闹文化大革命，斗鸡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的代表，是禁止的活动。但仍有爱鸡的人偷偷饲养，藏在院子里。开封市消防队的大队长偷养了几条斗鸡，放在消防队的院子里，有一天晚上，老吴趁着没人，爬过墙头，抱走了大队长的一条斗鸡。那是他的第一条斗鸡。

有了斗鸡，老吴开始认识其他玩斗鸡的人，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朋友是搞畜牧业的，对饲养斗鸡很在行。老吴从他家讨来一条母鸡。有了公鸡，也有了母鸡，便可以抱小鸡。几年下来，老吴就有了一院子的斗鸡。

老吴是个工人，在烟厂上班，但他老旷工，快下班了去厂里混个人脸。他的心思全在斗鸡上。后来他承包了一间职工浴室，做起了澡堂老板。开了几年，他发现去洗澡的都是退休工人，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太。工厂的澡票卖不贵，三块钱一张票，男的还好一些，有时修脚或者搓背，能消费十块钱，女的一般只冲澡，水费差不多抵得上澡票钱。老吴跟老婆说，澡堂不能干。万一哪天有个人躺这儿不动了，干几年的钱都要赔进去。他把澡堂关了，结余四万块。他拿走两万块，独自去了广西。

在凭祥，老吴的鸡场开了三年，规模却没有扩展。他卖鸡通常只卖熟人。一条鸡赚两三千，买鸡的人拿回去打比赛，打赢了还可以再卖，价格能翻几倍。老吴说，不能卖太贵，“一块馍掰开我吃一半给你留一半，不要我吃完了给你留一口，底下别人就不买你的东西了。”

老吴喜欢会“鸡友”，他是夜猫子，越晚精神越足。他人缘好，和河南人能玩得来，和广西人能玩，和越南人关系也很好，几个人围绕鸡能聊到三四点，叫“念鸡经”。

四海敬佩老吴，因为老吴太喜欢鸡子了，几乎到痴迷的程度。四海本来想拜老吴作师父，老吴不肯收，四海说，“我心里把他当做师父。”

老吴说，鸡子是个畜生东西，谁也看不透，有时它突然不想打了，掉头就跑。大部分输的斗鸡回去会被杀掉，尤其是那些被对方打叫或者打跑了的斗鸡。河南有句土话骂男人孬，不敢打架——“这个人没有蛋子儿”。老吴说，打输的鸡，蛋子儿会萎缩成指甲盖那么大，所以下次打架它还会跑，还会输。

男人与斗鸡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深刻的隐喻关系。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曾在巴厘岛观看当地的斗鸡比赛，“公鸡作为极好的男性象征这一事实对于巴厘人来说，就像水往低处流这一事实一样显而易见。”他说，表面上在那里搏斗的是公鸡，实际上是男人。

在和老吴他们相处的那段时间，我惊讶于他们对斗鸡的痴迷程度，那是一种近似成瘾的状态。新到的斗鸡一条接一条抱进屋，从鸡冠的形状、眼睛的颜色、羽毛的亮度到鸡爪的鳞片，每一处都有讲究。如果没别的事，玩斗鸡的男人可以从早晨看到夜晚。四海说，这个东西就像吸毒，戒不掉。

马元从老吴手里买了三条鸡，又从其他两个鸡贩子手里买了三条。斗鸡比赛开始的那天上午，他没忍住，又入了一条“跑堂鸡”——他说，这种鸡子好，聪明。“跑堂鸡”打斗讲究战术，对方打它，它不跟对方干，而是跑，后面的鸡子就追。“跑堂鸡”的优势是步伐快，后面的鸡撵不上，时间久了，后面的鸡体力被拖垮，“跑堂鸡”再从正面将对方击垮。七条鸡子都是半成品，回去要训练一段时间，然后打比赛。杨老五是第一次来凭祥买鸡，买了两条，花了七千块钱。

老吴的鸡场雇了两个越南工人，他们偶尔会从越南带鸡子给老吴。老吴还有个认的“越南儿子”，叫阿博，是老吴最主要的货源。阿博看鸡的眼光准，他带来的鸡子老吴没有不要的。 

有次，阿博抱一条 越南鸡，叫我趴下来，仔细看鸡爪。普通话夹着越南话，“你看，这里。”他数着鸡爪上的鳞片，“一，二，三”，鳞片到一处关节刚好三片，“这个好。”他说。

1月8日，凭祥 迎来2016年第一个盛事，斗鸡大赛将在下午开始。我们在老吴家吃完中午饭，大家的心情都有些雀跃。这次比赛持续两天，每天两场，下午两点进场。每场比赛最长六个小时，过了时间，两条鸡若还未分胜负，便是打和了，叫“和彩”。

斗鸡馆位于一所高档酒店里。那可能是小镇最气派的一处建筑，但如果没有熟人带路，外人很难找到。

赛前的准备磨蹭了很久。一共八条鸡，主持人逐一给鸡过秤，斤两对等的鸡才能打，属于相同重量级。配对完成后，开赛前，主持人捻一片菜叶，沾了水在鸡身上揉擦一遍，然后喂给对方的鸡子吃。这种检验方法是为了确保鸡主没在对方的鸡身上下药。

主持人是两个当地人，一个寸头，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套一件黑色夹克；另一个比寸头强壮，脖子套一金链，穿牛仔服，手里捏一根话筒，他的话比寸头多，主持比赛的工作大部分由他完成。

两点五十五分，比赛开始。赛场垫有一块长方的绿色地毯，用木板围成圆圈，叫鸡坑，鸡子就在鸡坑里面打斗。绕着鸡坑，摆了两排红色的椅子以及前后左右四个长形阶梯看台。鸡坑边上竖着四根柱子，挂摇头电风扇，有一根柱子上挂了一块塑料牌，“民间娱乐，禁止赌博”。

我第一次看正规的斗鸡赛，不免想凑近，四海把我从第一排拉到后面，说，第一排的座位都是花钱买的，一百块一个。接着，他往第一排坐下。

第一场是“光脖”打“毛鸡”。“光脖”是河南人带来的，“毛鸡”是越南人的。光脖的鸡主叫牛犇，在开封当地很有名，曾是老吴的徒弟。牛犇是生意人，鸡子在他手里是门精打细算的生意。打赢的鸡，再稀罕，有人出钱多，他转手卖高价。河南人讲，牛犇是典型的“师父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太聪明了。牛犇出了名，人脉广，而且他家底厚，愿意出高价钱，买好鸡子。

这场比赛进行了三个回合。斗鸡的回合按洗水算，一回合半个小时。每半小时，洗一次水。鸡主打一盆水，用毛巾给鸡擦身子，灌一口矿泉水，对鸡喷水，像淋浴。如果鸡受伤了，馆里备有药箱，但禁止吃药，能擦些皮外伤。

转折点在第二回合。“光脖”把“毛鸡”的眼睛戳伤了，眼皮被血液粘在一起。鸡的眼睛一旦瞎了，他们称呼为“傻逼鸡”。洗水的时候，越南鸡主把“毛鸡”的眼皮扒开，发现眼球没毁掉，接着，他用针线把下眼睑缝合在一起。但在第三回合，“毛鸡”已被打得一动不动，趴在地上。

斗鸡比赛，一般人很难控制情绪。随着两条鸡的搏斗，人群喧嚣，紧张又热烈。在凭祥的两天，我见过有人太高兴了突然唱起了歌，有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又跳到椅子上。但马元很特别。他是这群人里最冷静的，眉头拧着，眼睛盯住鸡坑，全程一言不发。

观看斗鸡比赛是个漫长且考验体力的过程。一般从下午两点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中间没有休息。如果饿了，场地里有卖泡面，十五块钱一盒，所以几个小时之后，空气的味道变得很怪，那是一种混合了烟味、鸡毛味、汗味、剩余食物以及荷尔蒙的味道。

我坐在后排，看见老吴把双肩耷拉在杨老五和马元的肩膀上，挤压在第一排和第二排间的夹道，三个人的手指都叼着一支烟，嘀嘀咕咕在说些什么。

时间到了晚上八点，才是今天的第二场，贵州的“平头”打越南的“花鸡”。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两条鸡依然没有分出胜负。坐在我前排的人看上去也有些等不及，他手里捏一只打火机，咯噔咯噔摁个不停。

但到了九点，原本围了三圈的人少了一圈。四海也从第一排离开了，和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打牌。老吴走过来，问：“你看懂了吗？”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老吴指着鸡坑，说，“你看‘花鸡’的脖子被凿了一个洞，血都止不住了，所以输定了，他们都去打牌了。”我一看，“花鸡”的脖子正汩汩地冒血泡，虽然有时会跳起来反击，但明显体力不支，被“平头”用嘴压在下面，一动不动。

很快，捏话筒的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束，“平头”的鸡主走进鸡坑，把鸡子举过头顶，然后对着鸡肚子亲了一口，像亲吻一座奖杯。音乐适时地响了起来，是邓紫棋的《泡沫》。

冬天并不是买鸡的好季节。从越南到河南，气温相差三十多度，鸡子容易生病，冻感冒。等春节过后，旺季就到了。所以这次，马元本不该一下子购买这么多鸡。但在斗鸡上，他管不住腰包。

马元原先有个鸡场，三亩地，离开封市区约两三公里，繁殖泰国鸡和中原鸡。那是他斗鸡生涯中小高潮阶段的一部分辉煌。他最常向我提起的战绩是十多年前，他挑战同行，那人自称“中原第一”，马元说，我就打你这个“第一”。他们较量了三次，连斗十五条鸡子，马元连赢十五条，打得对方好一阵子不敢去开封。

斗鸡输了，丢面子的是主人。在凭祥，他们同桌吃饭，有人提起这事，气氛立马变得非常尴尬。马元回答：“当年是我的运气好。”——他觉得提话这人真不会说话，哪壶不开提哪壶。

比赛结束了，我和马元、杨老五打道回开封。老吴送我们乘汽车，他等到过年再回河南。回开封第二天，马元的斗鸡就到了。上午十一点，他开一辆红色的日产SUV出发了，他要提前守在开封的高速路上，有专门的货车会在那里卸货。

鸡子装在垫有稻草的白酒或者烟草纸箱里面，纸箱两侧划了两道口子，给鸡透气。货车从凭祥出发必须连夜赶路，鸡子呆在箱子里太久，容易生病。

在开封南郊的一个院子里，马元和朋友花七八万，搞了一个简易的鸡场，跟老吴家的规模差不多。马元没急着把鸡送过去。他先把鸡带回家，喂了些稻米和水，打开暖气，他担心鸡子冻着了，饿了，渴了。

等到达鸡场，已经过了下午两点。这天开封的气温接近零下，但阳光很好，站在院子里并不觉得冷，反而暖烘烘的。马元把鸡子一条一条抱进鸡笼里，阳光从西边斜射在鸡身上，黑色的羽毛闪闪烁烁。它们还没适应北方的寒冷，如果仔细盯着，能感觉到羽毛的颤抖，像人打哆嗦。马元说，等适应一段时间，开春便可以抱出来打了。

应受访者要求，马元为化名，其余皆为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