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中国语圈使用的汉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一部分国家使用的简体字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二是通用于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社会的繁体字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前者是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所制定的文字。如其名所示，简体字是把复杂难记的汉字简化为正字（标准字）。当然，这并不是说多达数万的汉字全部简化，而许多繁体的旧正字仍旧保留通用。另外，随着1980年代以来回归于传统的潮流，在广告、名片等方面，繁体字的使用有所增加，但在传媒和公共标识上仍然严格使用简体字，中央政府也对繁体字的过度泛滥屡屡发出警告，尽力控制繁体字的使用。

在台湾，情况完全不同。简体字曾被视为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而受到非难。尤其在1950－60年代，国民党政府继续使用繁体字，自认是中国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这种对立关系，也在电脑领域中反映为两个文字系统，即繁体字 BIG5和简体字 GB 并存的标准汉字体系上，现在又添加了 Unicode，汉字电码系统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然而，以上所述的简体／繁体的对立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无庸赘言，不管是汉语还是其他语言，我们日常使用的字体和字形，几乎都是由国家权力认知和规范化而非自然形成的。所以，首先应该指出，近代汉字改革中最大遗产的简体字，始终和政治权力密切相关，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再说，回顾近代东亚文字改革的历史，文字政策、汉字讨论和现实政治均非无缘，所以可以指出，字形、文字电码等汉字标准统一问题直接关联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甚至涉及到"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将来。

本文就是为了反思汉字简化的曲折道路，从被忘却的历史中探寻中华民国政府在1930年代制定施行简体字的尝试。

在三千多年的汉字历史中，各种字形的变迁、沿革由来已久，但与语言（国语）统一运动并行的文字改革，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亦即随着清末民初教育的普及，提倡整理字体、削减笔划的呼声越来越大，不久就出现了各种简体字的草案。这些步骤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俗语革命）以后进一步加快。其中，对汉字简化贡献最大的就是钱玄同。

钱玄同（1887～1938），浙江吴兴人。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以文字音韵之学见长，长期执教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北京师范大学）。他是五四文化革命的旗手之一。当时他主张采用世界语，代表着否定传统的五四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提出削减汉字笔划的建议，见于1922年8月发行的《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

着意于汉语全面表音化问题的这个特集，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提出的两个方案中。一是黎锦熙废止汉字、采用表音文字的建议，二是钱玄同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后者则是对刊载于《新青年》7卷3号（1920年2月）的《减省汉字笔划的提议》加以若干字句的修正而成立的。在《国语月刊》刊载时，除了"提议人：钱玄同"外，还增加了 "联署人：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名单。

钱玄同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这两个建议时，分别以"治本"（根本的解决）和"治标"（过渡的措施）而说明对于汉字改革的根本思想。也就是说，在将来汉字全面废弃、由罗马字的表音文字来取代之前，将现行的汉字简化使用。在他看来，文字是从古文、篆书到隶书、楷书、行书到"破体、俗体、小写"变化而发展的，因此汉字简化也是理所当然的历史趋势。他说："数千年来，汉字字体时时刻刻都在走向简略化"。

在同一期《国语月刊》卷首，也刊出了钱玄同的名篇《汉字革命！》。在这篇文章里，钱玄同充分发挥了废止汉字、改用罗马字等根本改革国语的思想。作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表现，钱玄同的这一主张当时在赞否两方面都激起了很大反响。在讨论汉字废存的"根本改革"风潮中，字体变革问题，相对来说是一种边缘性的问题。钱玄同也在上述建议中称削减笔划为"治标"，采用"新汉字"即"拼音"（表音文字）才是"治本"。

但是钱玄同并不认为汉字是一朝一夕就可废除的。要达到"根本改革"的目的，不能不解决字母的选择、单词的联结、同音字的置换、词典的编纂等等难题。在此之前，以简化字体为"目前最必要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不可少的。

钱玄同的汉字改革论似乎在国语筹备会的内部得到了很大的赞同。钱玄同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同时，国语统一筹备会中还设立了"汉字省体委员会"，除钱玄同之外，委员还有胡适、沈兼士、黎锦熙、周作人等15名文化名人。而且，当时两大出版社的编辑和文化界的重镇如张元济、高梦旦（商务印书馆）、陆费逵（中华书局）等人也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和赞同。尤其是陆费逵本人对文字改革持有积极态度，并在1921年发表了《汉字整理意见》，起到了"汉字革命"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由于其后的军阀战争造成的政治混乱，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的汉字简化建议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不久就烟消云散了。

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确定了现代中国国语标准音系。《国音常用字汇》的刊行重新提高了人们对国语统一的关心，也促进了汉字改革的趋势。随着国语统一运动进入新的阶段，教育界又重新出现了几种汉字简化方案。另外，《国音常用字汇》还收录了部分 "破体""小字"等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这无异是对制定、普及简体字的舆论给予一定的支持。

与此同时，出版界发表了上海200名文化人《推行手头字缘起》的呼吁。所谓"手头字"，是指流行于民间的俗字、略字。这个呼吁揭橥于许多报刊，引起了人们对制定、公布简体字的兴趣1，可以说汉字改革的时机在各方面都已逐渐成熟。

这时担起推进汉字改革重任的仍是钱玄同。

1935年1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召开，通过了"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的《简体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将已在流通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以作为标准字。所谓"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即为：

一，现行的俗体字；二，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三，章草（汉魏时代的草书）；四，行书和草书；五，《说文解字》中的笔划少的异体字；六，碑碣上的别字；等等。

教育部接到这一提议，就委托国语统一筹备会开始进行选择、制作字体的工作。作为核心人物，钱玄同忍着眼疾和高血压的苦痛，独力起草《简体字表》，1935年6月完成，共1300余字。

这个《简体字表》随即送达教育部，在部内审议，并最后完成了《推行简体字办法》。其内容大致如下。

一，公布简体字。 二，公布之后扩充、整理简体字。三，简体字的使用范围限于初等教育的教科书。

《推行简体字办法》规定了选定字体时 "述而不作（仅使用已通行的字体）"、"首先使用已在社会上通用的字体"、"笔划单纯的原字不简化"的原则。这个原则完全符合钱玄同在《简体表》完成之际提出的方针（钱玄同《与黎锦熙、汪怡论采选简体字书》，载《国语周刊》第176期，1935年2月9日）。

之后，《推行简体字办法》立即上报行政院，在行政院第215次会议上通过。又在1935年6月5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60次政治会议汇报，被"准予备案"。

教育部接到党中央的通知后，于6月中旬开始了制定草案的具体工作。参加工作的有黎锦熙、汪怡、赵元任、潘尊行、张炯、钟灵秀、吴研因、顾良节等国语统一准备委员会的成员。钱玄同此时在北京，没有参加在首都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但他与黎锦熙等成员频繁通信，以便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上述成员对于钱玄同制订的《简体字表》逐字审议，在6月20日到22日的三天中，最终选定2400余字的简体字（第一次草案）。第二次草案从钱玄同版《简体字表》中精选出1200余字，经部内各方面的详细审议，决定了《一次简体字表》4。

在1935年8月21日，教育部终于以部令11400号公布《简体字表（第一批）》，规定"在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324字在小学教科书和初等教育中一齐使用。《简体字表（第一批）》大量采用"宋元至今习用的俗体"，可以说沿袭了钱玄同等汉字改革的初衷。

《简体字表》的挫折和戴季陶

教育部制定、公布《简体字表（第一批）》后，10月3日由国民政府训令744号决定"除经过教育行政机关，依据各学校、出版机关所定的方法和时间采用外，各种公牍、布告及公私收据也使用今次公布的简体字。"教育部进一步决定，以1936年7月为限，不使用简体字的小学、民众学校教科书不审查，各学校也不采用。

履行这样的手续，国民政府迅速认可并推行了《简体字表》。其背景，可以指出出版界和文化界对字体简化要求的高涨与支持。那时上海文艺界正好围绕"大众语"定义和内容进行着广泛的论战。简化文字的社会要求，辅之以语言改革的关心，造成了推进简体字的压力。另外，国语统一筹备会随机应变的工作方式，也是继承着钱玄同五四以来的汉语"根本改革"思想，顺利地付诸实际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政治强人蒋介石自己似也期望于简体字的前途。据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说，前年鉴于"在匪区实施教育的重要性和困难"，蒋介石就注意到了《简字》的施行问题，并命令教育部研讨文字简化5。如果此说属实，简体字在文化和教育上还会担起对抗于共产党的文字改革，以便强化国民党统治的作用。

总之，教育部公布的《简体字表》有幸得到政府内外支持，向着汉字简化的大海就要出航了。

然而，1936年1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五次政治会议，使得形势一转。这次会议决定《简体字表》"暂缓推行"。在前年会议上接到教育部呈报后本视为"刻不容缓"的简体字，事实上就被撤消了。仅仅半年时间，一度被接受并公布了实施日期的《简体字表》又被撤消，究系何因？据近年公开的政治会议的记录，我们得知提出简体字施行应当缓行提案的就是戴季陶（1890～1949）其人。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好友、幕僚，又是身兼国民党中央委员和考试院长的国民党重镇。戴季陶的建议，对《简体字表》的推行来说，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前一年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公布《简体字表》的时候，他因去四川成都视察，顺便参拜父祖墓，而没有出席会议。半年后，他便抓机多次发表了全面否定汉字简化的意见。

戴季陶反对简体字的理由，在国民党会议记录中没有明载。然而，他在1935年9月29日和10月3日两次致函教育部长王世杰，彻底反对《简体字表》。

从平素主张应以四书五经作为国语教科书教材这点来推断，他确实有某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坚定信念。戴季陶认为强化国家民族意识就必须拥护传统文化，汉字简化会弱化对传统的国民认同，对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有害无利。早在发生《简体字表》风波之前，他曾以党内实权派的身份，主张改编自己认为不利于一致抗日的国定教科书，并且对教育部施加政治压力。这就是1929年发生的围绕教科书审查引起的一次争执9。

在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中，古代的三皇五帝降为神话传说而非真实的存在，由此引发了政治化的事件。保守派的国会议员抨击它为"非圣无法"，要求政府禁止发行。此时，对出版社施加压力的正是戴季陶（当时为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据教科书执笔者顾颉刚回忆说，戴季陶主张对出版社应严加处罚是基于以下的理由：

中国人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公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

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

由戴季陶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在国务会议上有人建议：即对《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每册罚一元，按照发行量160万册，科以160万元罚款。为此，发行教科书的商务印书馆非常紧张，最后总算靠着党国元老吴稚晖的斡旋，才能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关。

两个国族主义和汉字改革

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经过抗日战争长期担任考试院长的戴季陶，每每感叹于高等文官录用考试（高等考试）成绩的低下。对他来说，人才不足是和国家民族衰弱直接关联的大问题。他把教育不振的原因归咎于教育部提倡的取消小学教科书中的文言文、废止汉字和采用简体字、汉字罗马字化等等国民政府的国语政策。

然而，就爱国而言，通过详细考据，否定三皇五帝真实性的顾颉刚并不逊于戴季陶。由学术的"辨伪""抹杀"古代诸神的顾颉刚，同时对民族文化抱有深沉的爱，在采集民谣、研究民间传统等领域都有许多杰出的成就。尤其是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他对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非常关切，不仅在日本对中国大规模侵略后常常走访西北地区，而且在战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通俗文学从事抗日宣传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

不久，九一八变起，北平密迩松辽，唇揭则齿寒，知祸之不旋踵。又目睹日、韩浪人横行市中，毒及于乡里（苏州），为之切齿腐心，故编印通俗读物，广为抗日宣传。及热河失而北平陷大包围中，亟思识边塞之事，是以频年游于平绥线上，且越阴山而达百灵庙，饮酪卧毡，与蒙古之主张自治者谈，因晓然于边疆问题之严重性。

问题在于此时中国近代国族主义（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有很大的不同和互相冲突。戴季陶的"爱国"和顾颉刚的"爱国"，简单地说来，可算分别代表着上层（官方）和下层（民间）两个不同性质的国族主义。在此，戴季陶无疑是作为党主导的国族主义的代表来自觉行动的。对他来说，这个时期中国的所有文化资源都是应当为了动员以国民党为核心的举国抗战而充分利用的。

对此，支持《简体字表》的学术界、新闻界和教育界等知识分子，已经觉察到抗战期间大众启蒙和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因此认为文字改革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政治课题。而且这种认识不仅在社会舆论上，还在政界与官界上得到了相当多的共鸣和赞同。《简体字表》方案虽然最后遭到了挫折，但它是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为目标的清末以后近代国语运动的一个总结，也是将来更大规模语言改革的一个大前提。如果当时没有取得社会各方的广泛支持，国民政府行政院就根本不会认可教育部制定的《简体字表》。

之后，汉字简化的重点转到了共产党解放区，最后于1950年代结出了《汉字简化方案》和《异体字整理表》的果实。而战败迁台的国民党政府，如本文开头所述，开始提倡"中国文化复兴"，坚持只有繁体字才是中国文化精髓的立场，至今仍不乏人认为大陆的语言政策是对中国文化的野蛮破坏。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台湾所写的中华民国教育史还是大陆所出的近代文字改革史，几乎都遗忘了193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的《简体字表》。

但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展，过去因汉字简化而国共对抗的构图出现了微妙的但不容忽略的变化。这就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对语言文字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大陆方面繁体字的兴盛。比如近年我所收到的名片上，繁体字完全占多数，问这些名片主人（多为大学的研究人员和政府机关的干部），坚持使用简体字的寥寥无几。

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如果在语言文化上有踏实的进步，当然是无可非义，值得庆贺的。但简体字被逐渐风化，反而导致对历史的忽视，进而会淡化近代中国先知先觉以汉字改革寄托新社会的构想和事迹。今天，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和成长，一个世纪以来的汉字落后的污名，完全得到昭雪。那么，今天更要思考汉字简化的历史过程和其与建立近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与国族主义的关系。

根据以上所述，我想最后提出今后我们需要思考的两个问题。

第一，应该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国族主义和文字改革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时期各个政治党派对文字问题的思想和态度。如上指出，"国民党自认为传统的文字的保护者，而共产党则坚决反对传统文化并一贯主张汉字简化"的简单二分法不能成立。至少总体来说，19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的文字语言政策继承着五四新思潮的路子，继续推进汉字简化，基本上倾向于反传统。在共产党方面，则在1950年代所提到的文字拼音化的方向，目前似乎无形之中取消了，以至今日几乎无人想起晚清以后文字改革和切音运动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第二，需要进行东亚"汉字文化圈"中各个国家和地区接受并使用汉字情况的比较研究。例如，日本也有汉字简化的历程，从明治维新以来，朝野均有各种各样的文字改革方案，围绕汉字在国语中的位置与汉字和假名的关系等等问题，开展过几次热烈的讨论。越南、琉球、朝鲜以及中国历代的非汉政权也有接受、消化或拒绝、放弃汉字的多元历史过程12。在近代的某些时期，个别的知识分子（如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也讨论过东亚汉字统一的问题，在我们反思汉字命运的时候，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正如有些人在提倡，我们要成立"东亚文化共同体"，就不可回避面对所谓汉字问题，共同思考汉字这一跨越性的文化财富，并且应该对文字与语言、国语与近代国家的内在关系以及具体的历史经验进行新的探索。

来源=《区域：亚洲研究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