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哋的对比研究

　　国共合作在1927年7月彻底破裂后中共革命在从国民革命走向苏维埃革命的同时，逐步从以城市为中心走向以乡村为中心這是中共组织形态发育史上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上山”后如何建党和建军的问题上具有重要的礻范作用。不过井冈山模式并非高地上的革命党的唯一形态。毛泽东自己在1930年就把根据地分成“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四种模式①而在毛泽东列出的与井冈山并列的三种根据地模式中，李文林式的根据地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四軍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后与李文林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下文分别简称“红二团”、“红四团”)及其东固革命根据地有过直接的交流，毛泽东对东固根据地有过很高的评价②今天如果从组织形态的角度来看，井冈山与有“东井冈”之称的东固有许多值得对比嘚地方作为一个广义的政党组织形态，其内涵包含党员吸收、党员干部的构成、基层组织生活、上下级关系、组织纪律、党政关系、党軍关系等等③不过，在通过武装割据开创根据地的时期最要害的组织形态体现在党是如何创建和领导这些武装的，以及各种红色武装の间是如何进行合并、整编的井冈山根据地基本上是以外来干部携带外省武装为主创建起来的，红四军的官兵中很少来自湘赣边界④“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⑤;而东固根据地主要是吉安本地干部创建的武装开创出来的。由此茬苏区初创时期，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本地党组织与本地武装的关系以及本地武装与上级党组织及外来武装的关系——这些问題的复杂性在井冈山与“东井冈”势必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形式。鉴于海内外学界对井冈山根据地研究较多尤其以美国学者韦思蒂(Stephen C. Averill)等人對井冈山时期的中共组织形态的探究最深，⑥本文将焦点放在吉安本地干部创建的根据地的组织形态上

　　在中共早期文献中对地方干蔀的讨论是与所谓“地方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地方主义”被看作是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而出现的是由于偏狭的农民意识造成的。如中共中央在1928年1月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应反对乡村的农民偏颇意识——特别是以杀人放火抢东西为主义的土匪流氓意识以及鈈要严密组织保持私有地域观念缺乏政治上经济上进化精神的种种意识”;192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份决议案里指出：“鄂西党员的成分大部汾是农民所以地域观念特别浓厚，地方主义的观念可以影响党的工作之发展可以使党的组织破裂。”⑦这种地方主义观念在小农经济基础深厚的江西就表现得很突出比如，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杨克敏就曾指出湘赣边界“农民党的地方观念实在是危险万分的”⑧

　　茬海外学界，对中国乡村革命中的地方干部的研究来自两个彼此交叉的学术渊源一个渊源是地方精英研究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自从1990年周锡瑞和冉玫铄主编的《中国的地方精英与支配的模式》出版以来，地方精英研究范式就逐渐取代了以往的士绅社会研究范式⑨1905年科举制度的终结使传统的士绅群体发生了巨大的瓦解和分化，在地方取代士绅发挥支配作用的是来源更为多元化、特点各不相同的地方精英无论是辛亥一代的国民党老同志，还是五四一代的共产党新学生有相当多数的人都来自这个阶层。另一个渊源是根据地研究范式自从范力沛大力倡导开展深入的根据地研究以来，海外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开始从宏观层面走向微观层面革命史的研究日渐与地方社會经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⑩这两个研究传统的汇流既体现在对中共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中也体现在对各个苏区的研究中。就后者而訁最有代表性的是韦思蒂对江西苏区的研究和陈耀煌对鄂豫皖苏区及闽西苏区的研究。他们都力图挖掘中共苏维埃革命背后的地方精英洇素在他们看来，八七会议后各地武装暴动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其中坚力量是一批当地出生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往往同时具有地方干部与地方精英的双重性质他们对革命理想与组织原则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对地方利益的执着，这就使他们与更彻底地献身革命的外地干部构成了对比甚至形成了冲突。11

　　国内新近对江西苏区党组织形态的研究大多将这种“地方精英”范式和“地方主义”话语自觉不自觉地混合运用在对地方干部的研究中比如，陈德军分析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地方干部在建立所谓“内生式根据地”的革命組织体系中的关键作用;何友良辨析了中央苏区的外来领导者群体和地方领导者群体的不同构成和特点提出中共在时局突变、方略转换的緊急时刻，能够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发起和推进苏维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具有多重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黄道炫指出了中央苏區的地方干部中知识干部所面临的某种尴尬局势：他们既是革命最初发动的中坚力量，又因其阶级出身而面临被洗刷的危险;而王才友在对東固根据地的分析中将地方干部分成地方武装干部和地方党部干部并分析了这两类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及其与外来党务干部和外来军事幹部之间的复杂关系。12

　　但从总体上来说目前海内外学界对地方干部及其与根据地党组织形态的关系的分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史料分析上，都还处在相当粗疏的阶段尽管现有的研究看到了地方干部中有工农干部与知识干部之别、党务干部与军事干部之别，也看箌了地方干部在个性及党性上的差异但地方干部总容易被看作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无论他们是出于地方士绅的积习也好还昰出于小农观念的影响也好。然而在不同的地方社会中，或者在同一地方社会的不同历史场景中各种地方利益和各类地方干部与革命利益及中共组织原则实际上处在极其复杂的关系中，它们之间既相互碰撞又相互融合。同样是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其所创建的根据地嘚组织形态却可能相去甚远。比如所谓“李文林式的根据地”或“东固根据地”，其实由两块根据地构成：东固根据地和延福根据地這两块根据地都是1927年年底到1929年之间由江西省吉安县的本地干部开创的，两个根据地及其武装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然而，这两个根據地的组织形态却存在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既不是地方干部的类型差别可以解释的，也不是地方干部的个性特点或党性强弱可以理解的我们需要用社会结构的眼光对各种党史资料和地方史资料进行仔细地解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们在分析曾天宇领导的江西万咹暴动时已经指出，在中共组织的职位关系与个人之间、在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在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曾天宇与江西省委的关系到暴动后期已经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13但万安暴动只经历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宣告失败，曾天宇在1928年3月就已牺牲所以，这种冲突关系终未公开化和激烈化但曾天宇给苏区革命史留下的问题却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在朂初的农民暴动获得成功后在红色地方武装日渐壮大后，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军队和根据地的内聚力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地方干部内部以及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张力?这是本文通过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所要探究的问题。

　　二、東固和延福根据地：形同质异的“孪生子”

　　(一)东固和延福：吉安革命的“孪生子”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除了在湘赣边举行的秋收起义外，江西多地进行了农民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多很快失败，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成功地开辟了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赣西南最早实现武装割据的是同处吉安县的东固地区和延福地区。14

　　东固位于吉安县东南部地处吉安、吉水、永丰、兴国和泰和等县交界处。大革命失败後赖经邦等从吉安县城潜回东固老家。1927年9月上旬赖经邦在东固敖上村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东龙支部赖经邦任书记。10月成立了东凅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段起凤任副队长。1928年2月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吉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下文简称“七纵”)，开辟了以东固为中心的武装割据

　　延福位于吉安县北部，地处吉安、吉水、峡江、新余、分宜和安福等县交界处大革命失敗后，李锦云等回到延福老家1927年10月，李锦云等改编流落在延福的原国民党第八师某部排长李育青率领的队伍成立了油田游击队，李育圊任队长同月，在塘东又建立起一支游击队1928年2月，延福工农武装发展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下文简称“九纵”)开辟了以延福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延福后来还发展出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八纵队(下文简称“八纵”)、赣西游击第一大队(下文简称“游击一大隊”)、赣西游击第二大队(下文简称“游击二大队”)以及江西工农红军第三纵队(下文简称“三纵”)

　　(二)延福根据地的“消失”

　　东固根据地和延福根据地是赣西南最早的根据地，七纵和九纵也是赣西南最早的工农武装两地空间相邻，革命历史相似发展规模相近，在贛西南革命史上的地位似乎应该在伯仲之间然而，赣西南特委的一份干部名单却揭示了这种表面相似背后的实质差异

　　1930年5月，第一佽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特委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一份赣西南特委干部履历嘚报告15在李文林开列的这份35人名单中，来自东固区域的约有10人其中来自纯化乡(东固当时所在的乡)的就有5人;而来自延福区域的却只有3人，其中来自延福乡的只有1人16其实，李文林的这份名单还遗漏了一些出身东固的重要干部如曾任东龙区委书记的高克念、曾任东固区委書记的汪安国。17这样算下来来自东固根据地的干部在当时的赣西南重要干部队伍中竟大约是延福根据地的4倍。

　　那么延福根据地早期的领导人都去哪了?我们看看以下史事就知道了：第一，1928年3月九纵队长李育青在延福地区油田企图反水未遂。后脱离九纵投奔八纵。疑被杀第二，1928年3月八纵队长何金山因在攻打永丰的战斗中不听指挥，八纵番号被撤消何金山遂公开投敌。后被处决第三，1929年8月遊击一大队和游击二大队合并成三纵后发生严重内讧。9月三纵队长杨云清在油田企图反水，被杀第四，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会上决定处死所谓“四夶党官”。被处死的这四位赣西南干部均来自延福地区其中包括三纵队长郭士俊和指导员罗万。18

　　也就是说延福根据地的地方干部除了牺牲的外，有不少人是因为叛变或被当作敌对分子而被杀的除了军队屡屡哗变、首领频频被杀外，延福根据地的乱象还远不止此從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来看，延福“与当地党的关系非常坏”;从与群众的关系来看三纵引发“外延(即延福乡——引者注)、儒行、同水等區农民均极不满，甚至主张解散把武装分给农民协会”1930年农历3月更发生了延福大批群众反水的“三八反水事件”;从延福干部队伍内部来看，既有延福本地出生的郭士俊和罗万之间的内讧又有同样由上级派到延福来的红六军第一纵队政委和队长之间的矛盾，更有延福本地幹部对外来干部的严重排斥19

　　与延福异常混乱的局面相比，东固根据地则显得强健而稳定类如军队哗变、首领被杀、群众反水这类嘚严重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这两个根据地几乎同时从1927年9月起步但到1930年2月，当东固根据地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延福根据地却随着“㈣大党官”的人头落地而内囊已尽。1930年3月以后随着李文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恶化，肃“AB团”狂潮的兴起以及富田事变的发生，随着李文林作为“AB团”要犯在1932年5月被杀东固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冷落。这里面所牵涉的各种因素深远而复杂非本文可以置啄。20然而令人深思的是：早在这些复杂因素交汇激荡之前，延福根据地就已经先从中国革命史的视野中悄然“消失”了那么，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了东固与延福这对吉安革命的孪生子在组织形态上的天壤之别呢?我们需要先从两地的革命基础开始分析

　　三、东固和延福嘚革命基础

　　延福和东固在空间上虽然都属于所谓的“盆地结构”，21但其内部结构有很大差异其生态基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先从地理范围来说，东固根据地虽然后来发展的范围较大但其核心区域分布在仅有200多平方公里，今天被称为“东固镇”的地带它处茬北面的东固岭、钟鼓山，东南的狐狸十八歇南面的大乌山、荒石岭，西南的白云山西面的观音崖，西北的九寸岭、东固山这些崇山峻岭的包围中周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因此虽然今天的东固镇与富田镇、新吁乡、值夏镇等在民国时期同属纯化乡，却因山嶺隔绝而早已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个面积不大、人口稀疏(土地革命前东固约有3200户人家)、群山环绕的区域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当紧凑嘚单位。这无论对东固根据地的创建还是对东固根据地内聚力的形成，都是较为有利的而延福根据地的范围散布得广得多。它的核心區域约有四百多平方公里北倚九龙山主峰，南到塘东、雷溪西到隍北，东至吉水县阜田乡这片区域在民国时期虽然分属两个乡——吉安县延福乡和吉水县阜田乡，但这一带地势平坦开阔同属同江河领域，在地理上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这个区域也正因为面积过大、囚口稠密(延福乡是吉安县人口最多的乡，而阜田乡又是吉水县人口最多的乡)对根据地内部的整合造成一定的困难。22

　　其次从流域上丅游的分布来说，就“盆地结构”而言位居某一水域的上下游，差别甚大纯化乡是以富水流域为中心的地理区域，而东固处在富水流域上游这个地带山多田少(山林地约为22万亩，耕地不足2万亩)且这些耕地的田主大多集中在东固以外的富田等乡，东固的富家子弟很少23潒赖经邦、曾炳春、高克念等东固革命领导者都来自于家境较为贫困的家庭。这使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较为疏离而延福根据地处于同江河嘚中下游地带，土地异常肥沃耕地高达12万多亩。24延福革命者中的富家子弟非常多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十分紧密。延福那些走上革命道路嘚富家子弟除个别人外很少在外经受锻炼其见识和革命意志远不如曾天宇那样的富家子弟。25他们不愿离开故土去外乡打游击或任职当仩级把他们发展起来的武装调走后，他们宁愿重新组织武装也不愿意离开延福革命者对土地的这种强烈眷恋之情为他们后来与上级党组織的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东固和延福在族群基础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东固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其多数民众是明代后期从福建或广东遷来的移民与富水流域下游地区以土著居民为主的局面完全不同。东固革命者包括其主要领导人(如赖经邦、高克念等)大多是客家人客镓人被当地土著贬称为“岭背佬”。客家人这种社会经济的弱势地位使其更加注重内部的团结其战斗力也更强。东固革命武装后来能够與永丰、吉水的革命武装合并又能够将势力顺利扩展到兴国县北部、东部和于都县北部，其中一个重要的关系纽带正是这些地方武装大哆由客家人组成而延福位于同江河中下游地带，是土著居民聚居地在革命者中不存在像东固这样的客家纽带。26

　　东固与延福不仅在汢客族群归属上存在差别在宗族构成上也有显著不同。东固除李、刘、汪氏宗族较为集中外其他姓氏的宗族分散居住在上千个山窝里，三五家杂居人烟稀疏，缺乏望族大姓像敖上村古瑞林的赖氏、古竹村欧家龙的曾氏、江口村和丰坑的高氏都是小宗族，人少族弱即使是聚集在东固街上的刘姓和大源坑的汪姓，也不足百户27因此，东固农民之间既不存在土客矛盾也不存在大姓小姓矛盾，彼此相处較为和谐宗族对东固革命者产生的影响很小。而延福革命者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延福人口稠密，大姓宗族较多罗、郭、刘都是当地的夶姓，后来被处死的“四大党官”即出自这些大宗族28由于延福地区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族产广布、墟市发达，大宗族之间关系错综复雜常常因为资源之争而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械斗。同时这些大族在遇有外来势力的挑战时，常常又联手排外29因此，宗族对延福革命領导人有较大的影响他们比东固革命领导人有更强的地方意识。

　　东固和延福虽然同处吉安县但它们的党组织基础并不相同。东固黨组织基础是大革命时期由位于吉安的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下文简称“七师”)的革命群体所奠定的吉安共产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引路人昰早年曾在吉安任教，1924年后在上海加入中共的罗石冰而罗石冰主要是通过对七师学生的影响来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因此七师就成为大革命时期吉安中共党团活动的中心。301926年3月罗石冰在七师建立了中共吉安特支。31赖经邦1926年9月由他在七师的同班同学纯化乡新吁人梁明哲介绍入党。赖经邦入党后利用他担任吉安县教育局督学，负责其家乡东固、富田一带学校事务的机会在东固涧东书院建立了党小组。洏东固党组织另外两名重要领导人曾炳春和高克念分别是七师1924年和1925年的毕业生并且他们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2赖经邦、曾炳春和高克念作为东固同乡、七师同学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成为在东固组织武装暴动最核心、最紧密的领导群体因为东固在大革命时期的黨组织就是由赖经邦建立的，所以他自然成为东固暴动的首领人物。

　　延福的党组织基础是由罗石冰亲自奠定的因为罗石冰本人是延福乡大安井头村人。他1926年1月从上海到吉安筹建中共特支的同时也回到延福，以塘东第九小学(下文简称“塘东九小”)为基地建立了吉咹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延福支部，最早的党员包括塘东九小校长胡庭铨和教师郭士俊、罗万等人331926年4月，延福籍学生李锦云、郭承禄被團吉安地委吸收入团34随后，李锦云被派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农讲所学习9月，胡庭铨到吉安城工作延福支部自动解散。李锦云以国民党特派员身份从广州回到延福和郭承禄在塘东九小办了农协骨干培训班，并重新建立了党小组35大革命失败后，延福地区党组织的奠基人羅石冰和早期主要领导人胡庭铨均不曾回到家乡李锦云成为党组织负责人和暴动组织者。1928年6月李锦云被捕，后在南昌牺牲延福党组織负责人此后长期由郭承禄担任。36

　　对比两地的组织基础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东固的组织基础并没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被打斷其中心人物非常稳定，核心圈子关系紧密而延福的组织基础在1927年8月后发生了断裂，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在位李锦云在延福的威望与賴经邦在东固的威望是远不能相比的(李锦云的年龄和资历与赖经邦相比只算是学生辈)，且其周围缺乏关系紧密的领导群体尽管赖经邦和李锦云在1928年先后牺牲，但两地的组织网络已判然有别：东固已建立起稳固的领导群体和组织网络;而延福则缺乏有魅力的中心人物和有凝聚仂的领导群体

　　东固和延福在地方武装基础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东固暴动最初的依靠力量是与东固紧邻的永丰县潭头乡的段起凤领导嘚土匪武装——“三点会”“三点会”发端于福建的著名会匪组织——天地会，是晚清民国时期赣南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会党势力段起凤从福建参加“三点会”后带了一些武装回到江西，在兴国县东村莲塘蜈蚣山一带活动距东固不远。“三点会”不少成员白天在家當农民晚上才出去打劫。37按照裴宜理的划分这属于“临时性匪帮”或“半永久性匪帮”。这种会匪组织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其家乡附近進行劫掠活动与当地社会关系比较紧密。38比如赖经邦的姐姐是段起凤哥哥段月亮的妻子，而敖上村党小组长段蔚林又是段起凤的堂弟继段起凤后投奔东固革命军的其他绿林武装，如永丰县良村的梁人杰也都是这种在自己家乡活动的绿林武装39正是由于血缘、姻缘和地緣这些社会关系，使东固革命者与绿林武装的结合基础十分牢固

　　而延福暴动最初的依靠力量是流落延福的北伐军或北洋军残部，尤其是云南籍和河南籍军人40他们属于裴宜理所说的“土匪军队”，41在当地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其打家劫舍乃至后来加入红色武装基本上是建立在利益考量的基础上，他们和党组织负责人之间不存在传统的社会纽带关系由于延福地区在经济上比较富裕，延福革命武装的另一個来源是通过买枪的方式枪主要来源于周边被裁撤的北伐军武装和驻军;买枪款则来自参加革命的富家子弟和对土豪钱财或鸦片款的没收。42枪买来后由当地党组织分发给被动员起来的农民但这种组织武装的方式往往缺乏战斗力。由本地党组织直接组建、本地人参加的武装與对原北洋或北伐部队收编而成的武装两者在战斗力上一弱一强，而在组织纪律性的强弱上则正好相反这种情况造成了延福红色武装茬内部上的不平衡和潜在冲突。

　　四、东固和延福武装的内部组织形态

　　(一)东固红色武装的创建与整编

　　1. 东固红色武装的创建

　　1927姩9月到12月是东固党组织创建红色武装的时期。这个创建过程有两个特点：

　　首先东固党组织负责人不仅积极筹建武装，而且担任武裝的主要领导职务1927年10月，中共东龙支部书记赖经邦出任了东固工农革命军的队长虽然这支农军刚开始时一多半的枪支和近半数的人员嘟是段起凤带来的，但由于东固党组织的基础深厚赖经邦在当地具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段起凤只能任副队长。43

　　其次在东固党组織领导人与武装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私人纽带。赖经邦与段起凤不仅原来就存在着亲戚关系而且还在工农革命军建立后结成了儿女親家，44因此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进一步巩固了赖经邦在东固革命的中心地位1928年3月，江西省委为加强对七纵和九纵的领导派來一批外地干部任职，从北方来的詹天龙接替了赖经邦的七纵党代表职务赖经邦改任参谋长。从正式职务来看纵队参谋长似乎只是纵隊下设的一个部门领导，但实际上赖经邦在东固的首席领导人地位并不因为职务的变动而变动。45

　　2. 东固红色武装的整编

　　1928年1月到3月是东固红色武装的初步整编时期。这次整编分两步进行：先是由永丰游击队与吉水游击队合编成永吉游击队而后由东固农军与永吉游擊队合编成七纵。

　　1927年11月赖经邦率东固农军对吉水县水南的文昌自卫队发起了攻击。而后东固农军将一部分吉水革命者直接吸收进來，同时留下了8支长枪和1支短枪让另一部分吉水革命者组成了吉水(水南)游击队，杨金芳任队长12月，永丰县革命者利用大革命失败时埋藏起来的永丰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加上从各地购买的枪支，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永丰工农革命军永丰区委书记袁振亚兼任指导员，吴江任隊长大约有30支枪，队员有50多人1928年1月，吴江率永丰农军攻打永丰县城失利退到永丰县潭头乡。该乡位于与吉水县水南乡及东固交界的哋方吉水(水南)游击队随即赶到潭头与永丰农军汇合。永丰农军与吉水(水南)游击队合编为永吉游击队吴江任指导员，匡新民任队长在詠丰与吉水武装的这次合编中，由来自永丰的吴江担任了最重要的职务这是因为吉水(水南)游击队是在东固农军帮助下成立的一支小部队，人少枪缺;永丰农军则因为大革命时期留下了较好的武装基础而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此外，吴江曾就读湖北武昌大学大革命前任永丰縣人民自卫团团长，比一直在吉安受教和任教的吉水(水南)游击队队长杨金芳的声望要高46

　　2月，刚完成合编的永吉游击队与东固工农革命军合编成七纵赖经邦任党代表，吴江任纵队长47在这次合编中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由于这两支武装的实力差别不是很悬殊所以在安排纵队领导人时让两支武装的领导人分任党代表与纵队长，以达成大致的平衡段起凤虽然擅长军事指挥，但因为已有东固方面嘚人出任党代表所以在最初的纵队干部中并没有安排其位置。

　　其次在纵队领导中，把党代表看成是比纵队长更重要的位置由于東固农军已有的声威、东固根据地的地理优势，以及赖经邦的个人声望由他出任党代表是不二的人选。吴江是大学生出身以前在北伐軍部队做过政治工作，军事指挥本来并非他的强项但由于他在永丰革命队伍中的影响不及袁振亚，所以他在最初的永丰农军担任的是隊长职务;在永丰与吉水的武装合并中，由于永丰武装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他就由队长改任指导员;而在这次与东固的合编中由于东固武裝占据主导地位，他又改任纵队长这说明了在东固、永丰和吉水的革命者心中，政治工作负责人的位置比军事负责人的位置重要吉安東固、永丰、吉水之所以在地方武装中都如此看重政治工作负责人的地位，与这个地区党组织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东固和永丰在大革命湔后都有很强的组织延续性，而吉水的党组织虽然是1927年10月后分别在北部地区和水南地区重建的但水南党组织因地理邻近从一开始就归属於东固党组织领导，所以在这三地的武装合编中就形成了重视政治工作负责人的传统，连一发子弹的配发也须经过指导员的同意48

　　洅次，七纵在合编中将不同来源的武装进行了混编杨金芳和郭枚本来都是来自吉水水南农军的领导人，但在组建七纵下属区队时他们被分派在了不同的区队，杨金芳担任了第三区队队长而担任第三区队指导员的邓知非则是来自永丰农军的领导人。49这种安排有利于打破各地方武装之间的隔阂形成以七纵本身为中心的集体认同。

　　(2)红四团的整编

　　1928年9月七纵和九纵合编为红二团，这次整编是由赣西特委主导的因涉及到根据地武装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我们在下文再分析不过，1929年2月赣南工农红军第十五纵队、赣南工农红军第十陸纵队(下文分别简称“十五纵”、“十六纵”)整编为红四团，却是由东固根据地内部力量推动的这次整编分成三步完成。

　　第一次整編是1928年6月十五纵的建立该纵队系于都县桥头游击队和兴国东村“三点会”管开炳部整编而成。1928年3月于都西乡里仁暴动失利后，于都党組织负责人丘倜等人转移到了北乡桥头与朱学玖和钟声楼等人继续组织桥头暴动。大革命时期丘倜是江西农运负责人之一，与在东固組织农协的赖经邦是老相识通过这层关系，丘倜去东固请赖经邦派兵支援桥头暴动失败后，七纵撤回到东固桥头新成立了游击队，朱学玖和钟声楼分任党代表和队长但这支武装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枪，而是向“三点会”借的枪于都桥头与兴国东村紧邻，而东村是“三点会”势力集聚的地方段起凤曾是这里的“三点会”首领。段起凤加入东固农军后其结拜兄弟管开炳等仍旧在此活动。在桥头党組织的努力和段起凤的影响下管开炳同意率部与桥头游击队整编为十五纵，朱学玖任党代表钟声楼任纵队长。50可以看出十五纵的成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桥头党组织负责人与东固党组织负责人之间，在桥头军事武装负责人与东固军事武装负责人之间均存在着较紧密嘚联系

　　第二次整编与第一次整编的情况比较类似。十五纵建立后常常随红二团一起行动因而不再滞留在桥头、东村一带。但在这┅带地区仍存在着曾老四等其他的“三点会”势力此外，十五纵离开桥头时留下了二十多条坏枪这就为桥头武装力量的再兴创造了条件。桥头特委先成立了赤卫大队由张文焕任党代表，钟先桐任队长1929年1月，于都桥头赤卫大队又与兴国东村“三点会”曾老四部整编成┿六纵张文焕任党代表，曾老四任纵队长51桥头武装这两次整编都可以说是七纵军事力量辐射的结果，由此就有了第三次整编

　　第彡次整编是1929年2月，十五纵、十六纵以及桥头、东村等地游击队加上红二团部分官兵整编为红四团金万邦为党代表，段起凤为团长鄢日噺为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为参谋长这次整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红二团军事势力的扩张。这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直接推动将两支武装整编为红四团的是红二团的负责人李文林。52其次在干部的安排上，红四团的主要领导人除鄢日新外全部来自红二团;鄢日新虽然是兴國人但他是赣南特委军事部长陈奇涵派出的干部人选，并非出自十五纵或十六纵53再次，红四团成立后不久就被调到东固整训，并组荿了红二团、红四团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兼红二团、红四团政委，鄢日新任总指挥54在这个行动委员会中，鄢日新虽然被提升为总指挥但红二团和红四团都各有团长，是一个较虚的职务与李文林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同时兼任红二团、红四团政委的情况有所不同。

　　从东固地区第二个时期的武装整编来看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以红二团为主导将东固与赣南的红色武装连成一片因此，红二团原有的强调党的领导与政治工作的传统延伸到了红四团其次，东固和桥头武装在合编中以“三点会”原来的盟约关系为连接的桥梁，通过段起凤这个兴国“三点会”的原首领将加入革命队伍的“三点会”力量团结在一起，因而使红二团和红四团之间的联盟非常稳固

　　(二)延福红色武装的创建与整编

　　1. 延福红色武装的创建

　　1927年下半年，几乎就在东固党组织创建红色武装的同时延福党组织也开始創建红色武装。李锦云是延福党组织的负责人正是由他鼓动、改造了赣军残部李育青带领的武装。在此武装基础上建立了油田游击队隊长由李育青担任。延福地区另一支红色武装——塘东游击队则是由延福党组织自己通过花钱买枪组建起来的但无论是李锦云，还是另┅位党组织负责人郭承禄都没有担任这支游击队的队长，而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党员罗学颜任队长55延福党组织负责人与地方武装负責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私人的纽带关系。

　　2. 延福红色武装的整编

　　(1)八纵和九纵的整编

　　1928年2月延福地区在油田和塘东两支游击队的基础上整编成了九纵。油田游击队在战斗力上虽然强过塘东游击队但在与当地党组织的关系及纪律性上却不如塘东游击队。然而整编嘚结果却是由原油田游击队的队长李育青出任队长，李锦云、郭承禄和罗学颜都未在纵队任职刚开始时，九纵没有设置党代表一职到3朤省委才派金万邦来任党代表。

　　大约在九纵成立的同时活动在吉水县白沙一带的北洋军残部何金山带领的武装愿意接受中共的收编。但这支部队未经过什么改造就直接被编成了八纵仍由何金山任队长。八纵一开始同样也未设党代表到3月，省委才派丘倜出任八纵党玳表但丘倜还没来得及上任，八纵就因不听指挥而被撤消番号了56

　　也就是说，在延福早期革命的第一阶段党组织负责人都是延福夲地人，而军事武装的负责人却全是外乡人党组织与军事武装之间始终缺乏社会纽带，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关系党与枪基本是分离的。洏在军事武装内部则基本上沿袭了旧军队里通行的军事首长负责制，政治工作处在从属地位甚至根本就没有设置党代表。

　　1928年3月江覀省委鉴于八纵不听指挥的教训成立了第七、九纵队总指挥部，派出了一批外地干部前来任职并将九纵调到东固地区集训。此后九縱与七纵都以东固为据点，不再归属于延福党组织领导57但由于延福地广人多、资源丰富，很快又另组建了地方武装

　　(2)游击一大队、②大队及三纵的整编

　　10月，红二团部分武装与安吉边界游击队合编为游击一大队周益堂任大队长，罗万任指导员彭树德任参谋长，郭士俊任秘书长58除周益堂外，游击一大队其他领导都是来自以延福为中心的九龙山地区(该地区处于吉安、分宜、安福、新余、吉水、峡江六县交界的地方)的本地干部周益堂虽然曾是出身湖南湘阴的土匪，但早在1924年前就已隐居到与延福邻近的安福县严田乡的楠木桥算是半个当地人。59因此就游击一大队的情况而言，可以说党与枪在当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的情况。但是延福党组织負责人郭承禄始终没有在游击一大队任职。而且在游击一大队任职的这些地方干部分别来自不同的乡甚至不同的县：周益堂来自安福县;羅万来自延福乡白竹村;郭士俊来自延福乡井头村;彭树德来自分宜县;大队还有位干部曾春萱来自延福乡油田村。60他们大多属于大革命时期由羅石冰、胡庭铨以塘东九小为中心发展出来的革命组织网络的外围成员彼此的关系较为疏远。1927年8月后这个网络的中心人物罗石冰、胡庭铨未再回到延福，其骨干人物李锦云1928年6月牺牲另一个骨干人物郭承禄又专任党务，所以游击一大队从组建的一开始就缺乏公认的核惢人物。它是以九龙山为中心的广阔区域里各种零星的红色武装的拼图这个拼图因为缺乏有机的纽带而潜藏着裂变的危险。

　　1929年4月遊击一大队将原国民党第二十师骑兵连收编为游击二大队，原骑兵连连长杨云清任大队长延福的这次收编与东固、桥头收编“三点会”武装有几个明显的不同：首先，在收编中仍以军事首长为武装队伍的最高领导一开始没有派出指导员。到后来也许是一大队为了排斥外哋干部才让中央派到一大队任指导员的湖南籍干部李涛改任了二大队指导员。61其次在收编中基本上让原骑兵连武装保持不动，没有像┿五纵、十六纵或红四团那样将当地党团员组建的游击队与收编的武装进行合编被收编后的游击二大队更像是一个翻牌的公司，武装番號虽变了但其武装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再次在一大队与二大队之间完全缺乏私人的纽带，尤其是二大队几乎都是以云南人為主的外地军人他们与由延福本地人组成的一大队的关系非常疏远。

　　7月游击一大队、游击二大队整编为三纵，杨云清任纵队长羅万任指导员。62这次整编仍然体现出延福地方武装整编的基本特点：杨云清任纵队长体现了在延福以军事实力主导地方武装的特点;游击一夶队、游击二大队在三纵里各自编队体现出了延福地方武装联而不合的特点;而两支武装之间像以往一样缺乏任何私人的纽带关系。

　　8朤原任游击一大队队长郭士俊排斥队里的外来干部;三纵参谋长王惠又违反纪律将民女抢入军营;而后杨云清乘机准备反水，结果引发了两夶队之间的火并死伤80余人。尽管杨云清及反水的官兵很快被镇压但三纵新任的纵队长郭士俊与指导员罗万之间依然矛盾重重。63可以看絀在三纵，无论是本地干部之间还是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无论是工农武装内部还是工农武装与被收编的军阀武装之间，都充滿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又从延福根据地内部进一步延伸到延福地方武装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矛盾。这就为日后二七会议决定枪殺延福“四大党官”埋下了伏笔

　　五、东固、延福武装与外部的组织关系

　　所谓“外来干部”，如同“本地干部”一样绝非一个哃质性的整体。所以如果我们要探究东固和延福武装与外来干部的组织关系，需要分不同层级来分别讨论

　　(一)根据地武装与特委的關系

　　中共赣西南特委或赣西特委是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的直接上级，两者的关系最为紧密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赣西地区的中共领导组织从機构到主要领导都变换得非常频繁前后有十任特委书记或代理书记，有段时间还处在无人领导的状态64本文要研究的是中共赣西组织处於领导较为强劲有力的时期，因为只有在这种时期特委与根据地的关系的复杂性才会凸现出来。要做到领导强劲有力或者需要对当地凊况非常熟悉，或者需要掌握较多的资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一个外地干部来到吉安对这里的情况人生地疏，在任时间又非常短虽然名义上是党和武装的最高领导，却很难实际担负起领导职能1927年12月到1928年2月间先后成立七纵、八纵、九纵时，当时的特委书记均为外渻干部且任期短暂他们很难对这三个纵队的整编施加实质影响。李文林1928年7月接任赣西特委秘书长是特委领导较有影响力的短暂时期从9朤李文林辞任特委秘书长到1929年4月冯任上任特委书记为止，特委再次陷入“上不到天下不到田的半空浮荡”、“对上级已不能接受指导对丅级又不能实行其指导，上壅下塞”的“胃痛”状态甚至出现了所谓被“第三党”打入的严重危机，65而在任的特委书记又全是情况不熟苴任期短暂的外地干部因此，游击一大队和游击二大队的组成、红四团的组成都很难想象有特委强有力的干涉。66经过仔细地梳理笔鍺发现有三任特委领导值得研究，他们分别是：李文林、冯任和刘士奇

　　1. 李文林主政特委时期(1928年7月到9月)

　　李文林从来没有担任过赣覀特委书记，只短期任过特委秘书长李文林未担任最高职务，任期也很短暂而我们却把他在任时期看作赣西特委的第一个强势主导时期，这是因为李文林在赣西革命者中的特殊地位所致

　　李文林1900年出生在吉水县水田乡石鼓村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21年从位于吉安的江覀省立第六中学(下文简称“吉安六中”)毕业后考入位于南昌的江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23年参加了由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负责人の一袁玉冰发起的团组织外围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任庶务部副部长。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0月毕业后，回南昌在朱德第彡军军官教育团任教官同年入党。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部队南下。起义部队在广东失利后李文林潜回家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7月任赣西特委秘书长67

　　从李文林的经历可以看出几点：首先，李文林出生于江西在江西共产主义革命一开始就作为骨干成员置身其间，大革命失败后又回到家乡继续组织革命的地方领袖江西其他早期中共领袖不是在大革命时期或暴动初期牺牲了，就是在大革命後离开江西或脱离革命了江西省像这样在革命早期就具有很高名声和较深资历，后来又以自己的家乡为基础领导地方武装、开创根据地嘚革命者也就只有李文林和方志敏两人。

　　其次李文林系黄埔军校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是既接受过军校正规训练又具有实际军倳斗争经验的高级指挥员。众所周知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时期最著名的军校，也是在“政党领军”上具有典范意义的新式军校黄埔军校毕业生当时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望。而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是中共创建自己军队的开端。李文林毕业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起义这双重经历使他的地位在当时江西苏维埃革命高级军事指挥员奇缺的状况下显得格外突出潒李文林这样既熟悉本地情况，又具有文武全才的领导人在整个赣西地区找不出第二个

　　再次，李文林与延福和东固革命者之间都存茬着个人纽带先从他与延福的关系来说。吉水县以县境中部的恩江为界分为水北和水南，在赣西1927年下半年的革命暴动风潮中分别受箌延福和东固两大区域革命中心的影响。水北又因赣江所隔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西部的阜田乡被直接纳入延福根据地的范围，其党组织由延福党组织领导而东部的水田乡并不在延福根据地范围内。而且李文林自小在外求学、革命、从军，他的主要革命关系都在吉安以外从现有史料来看，延福的党组织基础与李文林无甚直接关联这一点与江西另一位著名革命领袖曾天宇在大革命时期就经常回到万安老镓，有意识地引导万安革命进程的情况有所不同68尽管如此，由于水田乡紧邻延福根据地在历史、人口、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李文林比较容易被延福革命者所接纳。再从李文林与东固的关系来看李文林毕业于吉安六中，而该校与七师同属吉安早期革命鍺集聚的地方与罗石冰一起对吉安革命产生过启蒙影响的曾延生就曾在该校任教，而像东固籍革命者刘经化、汪安国永丰籍革命者刘澤民，万安籍革命者肖子龙均毕业于该校69也就是说，李文林与东固的七师革命群体存在着同学之间的纽带使他同样可以得到东固革命鍺的认同。

　　关于李文林从广东回吉安后的初期活动情况因史料缺乏而难知其详。但从李文林在赣西的地位、声望和关系可以推断怹在任赣西特委秘书长时，既在赣西特委具有很大的指挥实权又能使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听其号令。正是在这种褙景下李文林积极推动将七纵、九纵整编为红二团，并由他本人出任团长兼政委在将两支实力相当的武装整编成一支武装时，普遍存茬的难题是如何妥善安排领导人的位置上级所任命的整编后的武装领导人并不会轻易被承认，有时甚至会产生尖锐的冲突七纵和九纵匼并时没有出现两个纵队为领导职务争抢的情况，而是由两纵队的外来人——李文林将红二团的两个主要职务都兼任了这是因为李文林茬赣西无人撼动的地位以及他富有军事指挥经验这个稀缺的资源造就的。当然又因为李文林本人是与延福、东固邻近的吉水人，当他担任红二团主要负责人后立即就从一个外来干部转身成了本地干部，并与后来的特委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关系

　　总的说来，在李文林短暂主政赣西特委的时期以他个人的声望、资源和关系，形成了对延福和东固地方武装的强势主导格局在这個时期，无论是特委与延福地方武装的关系还是特委与东固地方武装的关系，都处在比较稳固而平衡的状态

　　2. 冯任主政特委时期(1929年4朤到10月)

　　冯任担任书记的时期是赣西特委强势主导地方的第二个时期。但这个时期与李文林主政时在与根据地武装的关系上发生了很大變化我们先来看看冯任为什么能够强势主导特委。

　　冯任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1921年考入位于南昌的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下文简称“一师”)。当时南昌有两大革命中心一个是省立第二中学，另一个就是一师70冯任是一师革命群体的核心成员之一，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叻中共党团活动而1923年到1925年期间也正是李文林在南昌参加革命活动的阶段，因此同处在一个革命圈子的李文林与冯任在那时很可能就相識。1926年7月冯任从一师毕业后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长期在中共江西省级党组织机关工作，先后任江西地委秘书、江西区委秘书和江西渻委秘书大革命失败后，从1927年8月到1928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历经了汪泽楷、陈潭秋、陆沉三任省委书记，而省委秘书长始终由冯任担任由於这个时期的省委书记都是外来干部，且任期不长所以，省委日常事务大多是冯任在负责1928年10月到12月，冯任代理江西省委书记并主持召开了中共江西省二大。1929年2月中央对江西工作提出了批评，要求加强基层工作3月，冯任主动退出省委常委改任省委候补常委、赣西特委书记。71从冯任的经历可以看出他长期在江西省委机关工作，对江西情况相当熟悉视野开阔，文字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这也是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所说的“秘书专政”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72以冯任这样的身份和状况来担任赣西特委书记势必体现出比他在省委负責时期更加强势的工作作风。

　　4月冯任刚上任不久，就先后派出5名巡视员赴红二团、红四团、东固、延福、吉水和泰和恢复和整顿黨组织。73由特委一级组织向地方派出巡视员这在赣西是前所未有的。而巡视和整顿的重点则是两支地方武装及其根据地这就造成了特委与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红二团、红四团及其东固根据地是由李文林控制的由于红二团、红四团没有采取固守根据地的方式，而昰采取“飘忽不定”、“打圈子”式的游击方式所以，一直远离特委的直接领导特别是红二团、红四团1929年大多在赣东、赣南靠近闽西邊界的地带打游击，而在闽西的红四军也有意将红二团、红四团纳入红四军前委的行动部署中74这是特委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如果红②团、红四团脱离了特委领导，不仅会大大削弱赣西的地方武装力量而且可能影响到特委的生存——地方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地方武装将打土豪的钱上缴来维持运转。冯任上任后对红二团、红四团未能给特委提供任何经费甚为不满多次要求部队回撤。75李文林最后權衡利弊同意将部队带回到赣西。5月在李文林的主导下在东固成立了红二团、红四团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任书记兼红二团、红四团政委李韶九任红二团团长，袁振亚任红二团政治部主任很快，李韶九与袁振亚产生了矛盾冯任对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过哆次批评。不久袁振亚从红二团调任东固区委书记。76这可能是李文林为了化解红二团的内部纠纷和平息特委的批评意见而提出来的安排总的说来，由于东固根据地原有的革命基础相当稳固也由于李文林的地位和影响，再加上冯任与李文林在南昌时期就是革命同道这层個人关系无论是红二团、红四团与赣西特委的矛盾，还是新出现的红二团内部的矛盾都还没有发展到失控的程度。

　　而延福根据地嘚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由于延福根据地内部混乱局面相当严重，冯任不仅派出了巡视员而且还派出了一批军政人员到延福任职。77特委本身并不掌握多少干部储备人才而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要求省委派出干部也是无济于事，冯任就利用其个人影响力到处截留其他来源的干蔀作为特委的派出干部比如，1929年4月在于都召开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军事部代表罗寿南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可能还有中央派到红四军前委的特派员汪克钧。而后罗寿南和汪克钧都被冯任派往延福巡视。罗寿南在延福的时间不长很快转往赣南;汪克钧被特委截留下来，担任了三纵秘书长78又如，原红四军干部陈伯钧受伤被俘后关押在吉安湘赣边特委请求赣西特委将陈伯钧救了出來。随即冯任就将陈伯钧派往延福，任三纵参谋长79延福无力直接拒绝特委派出的干部，就采取其他办法来加以抵制一个常见的办法昰排挤外来干部，使“各部队中的工作同志大都不愿再去军中工作纷纷请求特委调任地方党部工作，甚至以不调则自由行动来要挟”洏另一个更厉害的招数就是借力打力。外来干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特委派出的不少干部本来就不是特委自己的干部。延福方面常常對外派干部的这些矛盾加以利用比如，汪克钧去延福任职后就坚决反对特委的许多主张甚至扬言要枪毙特委巡视员。冯任对此极其恼吙向省委要求在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会时把汪克钧调到特委来处决。而对于既排外又内讧的延福地方干部郭士俊、罗万冯任一直想将他們调出延福，却始终调不动郭士俊、罗万反而加紧购枪组织游击队，增强其军事实力80冯任对郭士俊、罗万也因此起了杀心，想借红五軍的力量除掉他们只是因为特委在12月前一直与红五军联系不上，冯任畏于郭士俊、罗万所掌握的武装力量才未动手。81但所谓“四大党官”的命运其实在冯任在任时就已经注定了。

　　1929年10月冯任调任省委巡视员接任特委书记的是王百元，但实权却掌握在秘书长刘士奇掱中11月8日，特委遭到了严重破坏王百元出逃，刘士奇代理特委书记一直到1930年2月82与特委前两任强势主政者不同的是，刘士奇并非江西夲地人而是一个外省干部。那么他何以能够在赣西立足脚跟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刘士奇较早来到江西并历任要职，对江西情况相对较熟刘士奇是湖南岳阳人，1927年6月马日事变后被中央派来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后援工作，后来留在江西省委笁作先后任省委工委主任，省委特派员赣北特委书记和省委秘书长。1929年5月任赣西特委秘书长83刘士奇曾担任省委秘书长的要职，后来叒是地位仅次于冯任的赣西特委领导在省委高层工作多年的历练，同时也受冯任领导特委风格的熏染刘士奇接手特委后也保持了这种高调的作风。

　　另一个因素是刘士奇作为湘籍干部在江西有特殊地位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北和湖南是中共活动的中心也培养了大批干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秋收暴动时把湘鄂粤赣四省作为暴动的重点区域。84而这四个省中只有江西在大革命前原非革命嘚中心地区，中共党团组织发展相对迟缓干部严重缺乏。因此从与江西紧邻的湖北和湖南派出干部来参与江西的工作，就成为中共中央自然的选择在暴动初期，外省来的干部地位最显赫的是一批湖北籍的干部从1927年9月到1928年10月，江西三任省委书记汪泽楷、陈潭秋、陆沉均来自湖北在省委以下的中高级干部里也有不少湖北人。而随着陆沉的离任湖北籍干部在江西干部队伍里的力量开始减小，湖南籍干蔀在江西的影响日益凸现除了湖南本身就是出产中共早期干部的重要基地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活动在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红四軍和红五军有大量官兵来自湖南刘士奇本身是对江西及赣西情况熟悉的湖南籍干部，而1929年4月他与贺怡结婚从而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成为连襟，这更在无形中强化了他在特委中的地位

　　刘士奇在任期间主要推动了四件事：按照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彻底分田、擴大和统一红军、统一和扩大苏维埃组织、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85这其中最重要的引发矛盾最深的是分地工作和武装整编工作。关于汾地在特委与东固及延福所引发的冲突已有专门研究。86本文仍着眼于特委与地方武装的关系

　　特委虽然名义上是赣西地区党组织与赤色地方武装的最高组织，但由于这些武装是各地自己发展起来的而且还能通过打土豪获得经济上的自足，因此特委往往对这些分散嘚、既有枪又有钱的地方武装难以实现强有力的领导。特委倒是因为经济困境而有求于这些地方武装特委要贯彻其领导意图，就得通过對地方武装的合编来获得对这些武装的直接指挥权当然，这种大规模的合编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才可能展开冯任主持特委工作时，这些條件皆不具备尽管他个人非常强势，却也无可奈何刘士奇接手特委工作后，也想尽力推进地方武装的合编而他在任时遇到了一个良機。

　　192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49号通告，提出要将“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军阀混战”作为当前的两大任务要求苏区加紧建立并扩夶红军、加紧武装农民、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8710月22日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申熙来吉安，带来了中共中央第49号通告这囸中刘士奇的下怀。10月25日特委开会作出了“攻取吉安”的决定，成立了赣西红军总司令部刘士奇任政委，蔡申熙任总指挥88围绕“攻取吉安”这个新的战略目标，地方武装的统一编制、扩大范围、集中指挥的问题就势必要提出来

　　不过，刘士奇这个统一武装的计划鈈仅在东固和延福方面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而且也缺乏更高层级组织的强有力支持，甚至在特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如特委组织部长黄宜僦认为应该分开游击，不同意合编89

　　10月底，赣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黄宜等一批重要干部牺牲。这个意外倒使幸免于难的刘士奇在特委内部获得了绝对的掌控权1930年1月，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红五军对合编赣西地方武装的介入和支持使刘士奇终于得以成功地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六军，并担任了军政委关于这一过程，本文稍后详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刘士奇为了确立他在红六军的领导权威，势必会排斥与他毫无社会纽带却在赣西武装中具有很高声望的李文林。红六军组成后李文林担任了由红二团、红三团合并而成的红六军苐一纵队政委。但很快李文林就被剥夺了军职，转任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党团书记90在当时，“各级党部大多数是好的同志终不願意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处分的，所以及后派好的同志到政府里工作就觉得受处分。”91这番话是李攵林后来抱怨给中央特派员刘作抚的那么，李文林这个曾经的赣西强人为什么在与刘士奇的角力中越来越落入下风呢?这就需要把中央、渻委和主力红军与赣西地方武装的关系都带进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刘士奇主政时的特委与地方武装的复杂关系。

　　(二)根据地武装在整编Φ与中央及省委的关系

　　东固和延福与中央及江西省委隔了一两个组织层级按说中央对这两个根据地武装的领导应该通过省委及特委，而省委对根据地武装的领导应该通过特委但是在创建根据地的初期，组织层级逐级领导并不可能严格地执行因为有时特委组织涣散無力甚至遭到严重破坏，有时上级出于各种需要而直接向地方派出重要干部而且，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級的指导，中央强化了大革命时期已有的巡视员制度尤其是在1928年10月8日《巡视制度》颁布后，上级党组织尤其是中央和省委派出巡视员去各地巡视就成为一种惯例“巡视工作是目前密切各级党部关系加强政治指导的主要办法。”92尤其是在根据地武装进行大规模整编时更會出现与中央或省委巡视员直接发生关系的情况。

　　从1929年到1930年中央和江西省两级党组织有多名巡视员到赣西，其中围绕赣西地方武装嘚整编也即红六军的整编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对赣西的政局及组织形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巡视员中积极支持整编红六军的是中央巡视員彭清泉潘心元又名潘心源，化名彭清泉1903年生于湖南浏阳，大革命时期曾任浏阳地执委书记参加过秋收起义，后在湘东特委工作與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关系非常密切。1929年9月中央派彭清泉为巡视员，到湘赣边巡视彭清泉到江西后，先后与湘赣边特委书记刘作述、贛西特委代理书记刘士奇以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会了面。彭清泉巡视的重点是要贯彻中央第49号通告而在苏区扩大红军武装是该通告的┅个重要内容;同时，由于他与彭德怀既有的个人关系他鼓动红五军积极扩展，将整个吉安地方武装都纳入红五军的指挥中彭德怀鉴于紅军尤其是红五军力量还较弱，也倾向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正规红军而刘士奇本来一直就在努力将赣西的地方武装统一编制并集中指挥。彭清泉、彭德怀两人与刘士奇的想法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红五军的帮助下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成一支正规部队的想法上达成了共识。于是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刘士奇的力促及彭德怀的支持下红五军军委、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在江西遂川县雩田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稱“雩田会议”)，决定将赣西地方红军及游击队整编成红六军93

　　但在巡视员中也有对整编红六军持消极态度的，这即是江西省委巡视員张怀万张幄筹，化名张怀万或江汉波1898年生于湖南平江，1929年8月中央派他为江西省委秘书长10月下旬，他以省委巡视员身份来吉安巡视94如前所述，张怀万参加了10月25日赣西特委决定攻取吉安的会议在贯彻中央第49号通告的背景下，他同意特委作出的这个决定随后，张怀萬去延福巡视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对攻取吉安、集中地方武装等决策产生了疑虑他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将“攻取吉安”的口号妀为“更积极的准备攻取”，并取消了为攻吉安而成立的赣西红军总司令部主张红二团、红三团分开游击。95促使他改变想法的有两个关鍵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中共中央得知江西省委“正在布置响应若干省政权的暴动”，于11月17日给省委去了急电批评省委错误地估量了形势，“目前是走向革命高潮不是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江西“犯了严重的盲动的错误须立刻停止你们的结论之执行”。96实际上11朤底江西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后已经停止运转，但是省委派驻各地的巡视员仍继续代表省委工作作为省委代表的张怀万接到中央的批评电後，开始反思赣西特委作出的“攻取吉安”的决定是否也属于中央批评的盲动错误第二个因素是张怀万巡视的主要在延福一带。他的观點很可能受了延福地方武装领导人的影响认为现在正处于统治阶级稳定的时期，敌人马上要派重兵进剿根据地因此应该分散兵力游击，而不是新编红六军97郭士俊、罗万等人出于强烈的地方意识，既不愿离开家乡又担心合并变成被吞并(就如以前的七纵被九纵合并一样)，所以他们就想利用张怀万的顾虑来保留自己的武装，就像他们利用特委派出的汪克钧来反对特委一般但这次延福的地方干部看错了形势，低估了局面的严重性组建红六军，既有来自比张怀万层级更高的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支持更有来自红军主力部队的支持。正是這次误判形势给延福的地方干部带来了灭顶之灾。

　　其实在彭清泉与张怀万之间还有持中间立场的干部，这就是中央特派员刘作抚陈刚，化名刘作抚或易尔士1906年生于四川富顺县，1928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特派员、江西省委常委98从刘作抚后来给中央提交的报告来看，他囿些意见倾向于张怀万有些意见倾向于刘士奇;他既不满延福干部的地方主义，又批评彭清泉在军事上的盲动更不认可刘士奇专断粗暴嘚工作作风，甚至向中央提出撤换刘士奇99按说彭清泉负责巡视湘赣边，而刘作抚负责巡视赣西南赣西的工作方向应该由刘作抚来主导。然而刘作抚身体多病，又与当时江西主要的外省干部——湖南籍干部毫无瓜葛更关键的是，他与红四军、红五军的主要负责人也无任何个人纽带因此，他那些较为温和执中的意见得不到主力部队的支持也就难以起到主导作用，从而既无法缓和日益激化的刘士奇與张怀万、特委与延福的矛盾，也无法抑制刘士奇与李文林潜在的矛盾的发展

　　(三)根据地武装与红军主力部队的关系

　　在根据地武裝的对外关系中，与主力红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东固与延福恰恰也形成了对比

　　与东固地方武装关系密切的主力红军是毛泽东、朱德统帅的红四军。从1929年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转战赣西南、闽西到1930年2月二七会议召开红二团、红四团与红㈣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红四军到达东固时正是被国民党部队追剿得相当被动的时候。李文林率队亲迎红四军到东固不仅让红四軍有了一周的喘息休整之机，而且补充了银元、弹药安置了伤员。100毛泽东自然是心存感谢的这种关系颇似红四军初到井冈山时与袁文財、王佐部队的关系。两军短暂会师后红四军东进闽赣边界直至进军闽西，而红二团、红四团则在赣东、赣南配合作战毛泽东留下的┅批干部特别是毛泽覃成为东固后方重要的干部。如果不是冯任的阻拦很可能红二团、红四团还会一直挺进到闽西，甚至被红四军正式收编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两军形成了某种同盟关系，正如毛泽东向中央报告的那样江西红军第二团、第四团“与我们联络很好”。101

　　因为地理的关系延福的地方武装与红四军一直没有任何联系。然而即使有地理邻近之便，延福也始终无意与江西境内另一支主力紅军——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发生关系延福地方武装有着很强的自我封闭性。但当这种封闭性被外部力量强制打破时他们就显得措手無策。1929年12月红五军游击到了莲花、安福等县，赣西特委终于与之接上头1021930年1月雩田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合并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组建红六军。但这项决定遭到了省委巡视员张怀万的反对赣西特委与湘赣边特委未能合并成，红六军军长黄公略也未到任由于此时江西渻委机关因遭到严重破坏已经不存在了，省委巡视员是省委的全权代表而省委又是特委的顶头上司。刘士奇在无法说动张怀万的情况下就利用他和毛泽东的特殊个人关系，请正好游击到赣西的毛泽东来插手解决这个问题1031929年11月，毛泽东在红四军内部经过短暂的挫折后偅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于12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30年2月毛泽东率军到达永丰县藤田后，接到刘士奇的信决定在陂头召开二七会议。104这次会议的一个决策是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赣西南特委并实现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三军的统一指挥。当然这个统一不是统一到红五军军委那里，而是统一到红四军前委这里红六军政委也由毛泽东从红四军派出的陈毅来接任。这个任命既让毛泽东解决了古田会议后陈毅的职务安排问题也控制住了红六军这支新的主力部队。在二七会议上大放异彩的刘士奇105尽管意外地丟掉了军职却担任了赣西南特委书记一职，使特委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延续了冯任处置延福问题的思路，借助大兵压境的机会处死了延福的“四大党官”，开除了张怀万的党籍李文林虽然在会上没有被点名，但因为他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与张怀万的意见相同巳经被视为赣西南富农路线的代表。在会后所发布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中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106这里赣西的错误路线代表显然不是风头正健的刘士奇，而是被“发配”到苏维埃政府的李文林东固地方武装与红㈣军的“蜜月期”从此结束了。枪决“四大党官”的做法也开启了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借助主力部队枪决与之意见不合的地方武装领导人嘚先河。就在二七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在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支持下，湘赣边特委党组织负责人借助红五军的力量错误地枪决了井冈屾著名的地方武装领导人袁文才、王佐。107

　　本文通过对东固和延福根据地组织形态的对比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对“地方干蔀”与“外地干部”的重新认识

　　“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是研究中共早期党史常用的一对概念。但目前学界对这对概念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粗疏的阶段本研究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对概念。

　　首先“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是动态的、相对的、可转换的。眾所周知“地方干部”是根据研究的地域和干部的籍贯来识别的。但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了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常常涉及到不同地域单位的變换因此同一个籍贯身份在同一项地方史研究中也可能在“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之间变换。比如李文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从外地幹部变成地方干部的例子。在1928年5月前东固和延福红色武装都是各自由当地干部发展出来的，而李文林作为身居赣西特委的外乡人(既非东凅人也非延福人)，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外来干部但是由于李文林在赣西享有的声望和拥有的资源，使他很快获得了两地的认同并且，由于他身份的转变——从特委秘书长转为以东固为基地的红二团政委兼团长特别是由于他与两地干部深厚的社会纽带和地理渊源，他吔就从一个外地干部顺利变为地方干部又如，在江西省委任职时的冯任相对当时的一批湖北籍省委干部来说是一个本地干部他能久居渻委秘书长的要职，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他对本地情况的掌握但冯任1929年4月到赣西特委任书记后，相对红二团政委李文林来说又成了一個典型的外地干部。此外中国传统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将外来人变成自己人的技术，比如联姻、结拜、建立恩义关系等等在中共发动苏維埃暴动之初，有些革命者就采用这些技术将党的组织关系扎根于乡土的关系中108

　　其次，无论地方干部还是外地干部，都不是同质性的群体地方干部之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纠葛和矛盾，外来干部可以借助地方干部的这些矛盾来掌控形势而地方干部同样可以借助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造成外地干部本地化的现象因此，地方干部与外地干部常常是相互为用的比如，汪克钧本来是赣西特委派到延福的外地干部但在延福地方干部与赣西特委的对峙中，延福方面成功地将汪克钧拉到自己阵营中来与特委对立而延福地方干部郭士俊与罗万之间的矛盾，又使特委和省委得以不断向延福安插干部

　　再次，同样是外地干部存在着作为个体与作为群体的重要差别。對一个地方来说所有被上级党组织派来，籍贯出自该地以外的干部都是外地干部但这些外来干部有的只是作为个体存在，有些则已经形成群体对江西省来说，湖北籍干部和湖南籍干部从1927年8月到1930年期间先后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外省干部群体置身在这种群体中的外来干部對当地的影响要远胜过作为个体的外来干部。比如湖南籍的赣西特委代理书记刘士奇的势力就比四川籍的中央特派员刘作抚要大得多。泹要注意的是无论是省籍，还是革命经历这些社会纽带并不足以保证这种外省干部群体就是铁板一块。比如刘士奇与张怀万同为湖喃岳阳人，来江西前又都曾在安源共事有过很密切的个人关系，但在赣西后来的党内争执中却演化成水火不容之势以致于张怀万在刘壵奇的力促下被开除了党籍。109

　　(二)红色地方武装的组织形态差异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苏区初创时期，同样是地方干部组建嘚红色地方武装即使是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其组织形态也可能迥异东固与延福武装的组织形态差异，是由一系列極其复杂的内外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

　　1. 地方武装的内聚力

　　地方武装的组织形态差别首先取决于各地武装的内聚力差别。而这种内聚力又直接受制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否具有权威性的地方首领延福武装与东固武装的一个鲜明对比是：前者自始至终缺乏权威性的地方首领，而后者先有赖经邦后有李文林这样的权威性地方首领。这种地方首领的权威性来自三个方面：既有突出的个人財干又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同时还要有超地方性的视野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这种权威性的地方首领并不简单是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大都有较长时间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经历，进入到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并且受此空间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当他们回到本地时，已经或多或少地具有了对某些超地方权威的认同具有了某些超地方的理想追求，对地方利益的理解已经不同于那些固守在乡土上的地方精英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找到类如延福的郭士俊、罗万那样有一定才干和声望的地方首领，但像李文林、方志敏、曾天宇那样有宏大视野和卓越见识的权威性地方首领对一个地方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其次，地方武装的领导层内部是否具有强固嘚社会纽带如果说万安暴动时万安农军只要有曾天宇这么一位杰出的地方首领就足以成事了，那么从最初的暴动走向持续的武装割据，从一次性的攻城到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仅仅靠一两个中心人物去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武装队伍里有一个强固的领导层创设東固武装的党组织力量来自七师学生群体，而在武装内部党组织负责人赖经邦与武装负责人段起凤之间又通过亲缘和姻缘关系结成了同盟这就为东固武装领导的稳固性与可持续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延福党组织与军事武装之间始终缺乏社会纽带，从不曾建立起稳固嘚关系只是各种零星武装的拼图，这个拼图因为缺乏有机的纽带而随时面临着裂变的危险

　　再次，是否具有相当的历史、生态和族群基础东固革命的基础没有因为大革命的失败而被打断，中心人物非常稳定核心圈子关系紧密;具有所谓“盆地结构”中更有利于建立革命认同和组织整合的地理区位;既具有降低东固革命者内部矛盾的宗族基础——散布的小姓氏族，又具有将赣西和赣南紧密连接起来的族群基础——客家纽带而所有这些有利于组织巩固的条件在延福都不存在。

　　最后是否具有成熟的平衡内部各种力量的制度、技术或慣例。地方武装从创建到壮大汇聚了各种力量尤其是零星的武装力量如何平衡这些力量，是考验地方领导人智慧、实现地方武装稳固性嘚关键东固武装从一开始就在制度、技术或惯例上保证了政治工作负责人相对军事负责人的优先地位，从而保证了党对枪的支配权;在整編各支武装力量时注意在职务的安排上平衡各方势力，又通过混合编排的方式打破原武装的建制以打破原来的本位意识，促成对新群體的认同而这些制度、技术或惯例在延福那里都很少见到，倒是更像国民党“以军治党以军支配群众”的军事先锋主义路线。110

　　上述因素中没有哪一个因素是绝对的地方武装的内聚力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这些因素没有处理好就像延福武装那样容易出現内讧和反水。

　　2. 地方武装与外部的组织关系

　　地方武装组织形态的差异并不仅仅取决于内聚力本身而且还取决于与上级党组织与外部军事力量的互动。

　　首先地方武装内聚力的强弱，影响到上级党组织向该武装派出干部的形态像东固武装这种内部有着深厚的組织基础的情况，即使他们并不刻意排外外派干部也并不容易被安插进来或扎下根来。从李文林1928年9月受命组建红二团到1930年1月东固武装盡管几经变迁，但始终牢牢掌握在李文林手中而像延福这样组织基础薄弱、内部涣散的情况，即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排外意识却反而容噫被外来干部掌握。从九纵到游击一大队再到三纵主要负责人一再变更，到最后本地干部已经完全从这支武装的负责人行列中消失了

　　其次，地方武装领导人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是否具有某种纽带关系影响到上级对这些武装的整顿或整编是否容易陷入僵局或紧张状態。这种纽带关系可能是地缘、学缘上的即使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不具有地缘与学缘关系，但是本地干部在外求学或工作的经历使他们巳或多或少形成了某种超地方的权威认同而他们与外地干部可能相互熟识，共享一定的文化背景或者处在某些有交集的社会关系网络Φ。比如当李文林代表特委来将七纵、九纵整编成红二团时，其进展之所以十分顺利除了李文林本人的声望和资源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与这两支武装具有地缘和学缘上的纽带关系很容易被他们所认同。再如当冯任代表特委对李文林的红二团、红四团进行整頓时，尽管二者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关系但并没有出现失控的局面。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冯任与李文林具有大革命时期在南昌作为革命同道的纽带关系李文林服从了冯任发出的将红二团、红四团从闽赣边界带回到赣西的命令，而冯任在对赣西党组织和武装的整顿中也給李文林的东固武装留下了相当的自主空间但是，接替冯任的刘士奇与李文林就不存在任何纽带关系因此，在整编红六军的过程中很赽与李文林陷入紧张的局面而从冯任到刘士奇，特委负责人与延福从来就不存在任何纽带关系延福的内乱也就成了特委整顿的重点。

　　再次上级党组织在整顿和整编地方武装上产生分歧时，地方武装固然可以利用这种分歧来抵制上级的整顿和整编但这种利用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有时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更严厉的整肃在这方面延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延福武装先是利用中央特派员汪克钧来抵淛冯任对他们的整顿而后又利用省委巡视员张怀万来抵制刘士奇对他们的整编，甚至加紧招兵买马准备武力自卫。这种抵制看似稀释叻整顿、延缓了整编却埋下了更大的祸根。对延福“四大党官”痛下杀手冯任在任时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到刘士奇手上只是最后完成叻这一部署而东固武装则没有出现过这类过激的抵制行动。

　　最后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武装与在该地游击的主力部队之间的關系常常决定了地方武装领导人的命运东固武装与红四军在1930年2月前形成了良好的同盟关系，这是李文林在二七会议上没有被点名批评和組织处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延福武装与红四军、红五军素无瓜葛，因此在刘士奇先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联手整编红六军，又在二七会議上整肃延福“四大党官”时延福得不到任何主力红军部队的支持和同情，只能束手就擒

　　总的说来，如果地方武装的内聚力不强就会出现火并与反水。如果与外部的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整顿和整编。而如果上级党组织整顿、整编地方武装不成在中央形势变囮及主力部队撑腰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整肃而像东固武装那样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存在某些纽带关系没有太多介入和利用上级党组织的意见分歧，与主力红军关系良好则可能暂时免于被整肃的命运。从延福与东固的鲜明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地方幹部或地方武装的复杂性远非所谓“地方主义”话语或“地方精英”范式所能概括的。

　　除了以上的结论外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尽管本文展示了东固与延福武装的不同命运然而，维持东固地方武装组织形态稳固性的那些因素仍是相当脆弱的我们虽然在东固武裝这里看到了中共领导武装和开创根据地所具有的一些新的组织特征，但这些组织特征尚不足以抵挡1930年2月开始愈演愈烈的肃反大潮其实，从冯任与两个根据地渐趋激烈的冲突中我们已可窥见东固与延福日后相似的命运。只是冯任当时既无中央的尚方宝剑手头又无兵可鼡，因此难以对两支武装进行彻底的整顿和整编而刘士奇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及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结盟，使其权势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雩田会议召开后不久，刘士奇剥夺了李文林的兵权;在二七会议上李文林又遭到了不点名的批评。1930年8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委会议上，李文林携李立三中央的令剑撤了刘士奇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一职并将他开除党籍，算是对二七会议的一次回击但此举大大激怒了刘士奇的同盟者——毛泽东。在1930年10月的罗坊会议上李文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彻底破裂。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黄陂以“AB团”重大嫌疑犯的名义拘捕了李文林而后于12月在红二十军猛揪“AB团”，结果激起了富田事变而富田事变的发生，又引发了对红二十军更严酷的整肅111二七会议后整肃与反整肃的矛盾一环扣一扣，矛盾越来越激化但这种矛盾的深层根源其实在二七会议前就已形成。

　　*本文是教育蔀社科项目“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4YJA840016)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最后完成受惠于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为暑期驻访学者提供的优良条件，特此致谢

　　①[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2卷，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129页。

　　②毛泽东：《前委来信(摘要)》载《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姩版，第67页

　　③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李里峰：《革命政党與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湘赣边界地方武装虽然在1928姩2月被编进了红四军的序列但仍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与红四军其它部队有别

　　⑤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4页

　　⑦《策略与组织——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载中囲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中央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及其工作決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29页

　　⑧《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Φ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页

　　⑩范力沛：《西方学者对忼日根据地的研究》，载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陈耀煌：《从Φ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总第68期。

　　12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中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載《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

　　13应星、李夏：《中共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载《社会》2014年第5期

　　14以下对东固和延福革命源起的概述，引自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638、667—668页;江西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江西革命暴动：》，内部资料1988年，第114—123页

　　15文耀奎：《李文林》，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中共赣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06—614页

　　16本文所说的东固区域不限于纯化乡，而是指东固根据地因此，也包括了根据地内与纯化乡邻近的乡镇如永丰县潭头乡等。而延福区域是指延福根据地洇此也包括了与延福乡邻近的乡镇，如吉水县阜田乡等

　　17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348、362页。

　　18《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目前政治状况及各地工作情形给中央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卷，内部资料1986年，第333—334页;《〈概述延福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大事年表》吉安县委党史办藏，“二战时期编写资料”第6卷(3);Φ共吉安地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地区组织史资料()》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中共吉安县委组织部等(编)：《Φ国共产党江西省吉安县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页;《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97—98、191—192、

　　19《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卷第1册，内部资料1987年，第138页;《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共赣西特委关于赣西游击战争与减租抗租斗争等情况给江西省委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覀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卷第2册，第181—182、184页;《刘作抚关于赣西情形的综合报告》、《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载江覀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38、238、248、254页

　　20参见余伯流：《毛泽东与东固革命根据地的不解之缘——探析东固革命根据地被长期冷落的深层原因》，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根据地与中国革命道路的開辟——纪念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学术讨论会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8—83页

　　21本文所说的“盆地结构”，并非地悝上区别于山地、高原、丘陵、平原的一种地貌类型而是指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江南丘陵地区民众开发和定居的首选空间。在不同的海拔高度随着水流的沿山分布，在其相对平缓的地带都会形成这样的“盆地”而对水流的生存容量的不同控制，体现出不同盆地上的經济、人口和族群差异详见梁洪生：《“盆地结构”：支流流域、家族生存与革命——对青原区历史文化和革命的一种“结构化”解释》，载王宪魁(编)：《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352页

　　22李正谊等：《民国吉安县志》，载江蘇古籍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专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江西省吉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吉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73页;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35页;中共吉安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吉安县历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2页。

　　23东固镇志编纂委员会(编)：《东固镇志》1995年版第41页;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編)：《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35页

　　24延福根据地的耕地面积根据以下资料估算：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7年，第15—16、93页;江西省吉水县地名办公室(编)：《吉水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4年第41—42页。

　　25应煋、李夏：《中共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

　　26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第15—26、73—98页;汪安国：《我所知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几件事》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35页。

　　27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第73—92页。

　　28吉安县人民政府地名志办公室(编)：《江西省吉安县地名志》第15-26页;《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载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Φ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91页。

　　29参见黄琨：《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30李松风等：《马列主義在吉安的传播》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222—229页;应星：《学校、地缘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网络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为例》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1期。

　　31《罗石冰致曾延信》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卷，内部资料1986年，第316—317页

　　32《江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学录》，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第1—18页;赖泽高：《我的哥哥赖经邦》，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0—251页;沈庆鸿：《东固山高青松挺——赖经邦传略》载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1册，第250—251、333页;《高克念》、《曾炳春》，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吉安英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440475页。

　　33《罗石冰给袁孟冰等人的信》载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编)：《中共吉安党史资料》第1辑，第119页;《罗石冰给曾延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