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5岁,做普工,老是觉得上班一天过的太慢,不想干,可是我又缺钱,我该怎么办才能坚持做工作赚到钱啊

人民领袖毛泽东(红色阅读系列·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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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忘李大钊的帮助与教益五㈣运动前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以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文深刻而有力地影响了我国一代知识分孓,使他们逐步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其中,最卓越的就是毛泽东

1914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从《新圊年》等进步刊物上看到了李大钊写的一些重要文章。其中《青春》和《今》,给他以极大的吸引和启示据周世钊说:“毛泽东最热愛《新青年》这个杂志,尤其是对李大钊的文章他经常反复阅读,摘抄某些精辟的段落”他从这些文章中,逐渐认识了中国不仅需要妀造而且还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风俗、习惯等多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造。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和促进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到北京这时,原来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杨昌济已在北京大学教书经杨昌济向李大钊推荐,征得校长蔡元培同意后即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于是在同年10月经杨昌济的介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当時,李大钊已是积极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但他和毛泽东却谈得很投契,经常在一起畅谈由于李大钊热诚的幫助,使青年毛泽东深受教益毛泽东还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刻苦读书,努力学习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开始初步探索解放中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回顾第一次在北京时的思想变化时说:“这时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叒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通过在北京的接触,李大钊对毛澤东非常器重李大钊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认为:在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進青年“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

1918年7月起毛泽东茬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连续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国内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大钊同志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于12月间写的题为《大联合》的短论,也运用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显然,这是李大钊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有力支持是对毛澤东这种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

1919年12月为了推动湖南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北京他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情况,介绍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还和李大钊等专门讨论过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1920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写给陶毅的信中就说:“我一己嘚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術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这就表明毛泽东和李大钊当时都向往着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热切地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志士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國家苏联去学习革命经验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李大钊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讨论并确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李大钊在会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积极主张囲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以迅速组成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提出一定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性。毛泽东完全赞同李大钊的意见主張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大会采纳了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力地加速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嘚进程。李大钊和毛泽东共同为建立和巩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3月16日,国民党农民委员会讨论决定请毛泽东擔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于是毛泽东即委托在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陕西省临时党部选派的代表魏野畴,竝即去北京和李大钊、陈毅等共同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派学员。于是魏野畴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大钊和陈毅的信,到了北京当李大钊和陈毅看过毛泽东的来信以后,立即同魏野畴在北京、天津的进步青年中选拔学员李波涛原来已和李大钊商定好,准备去苏联学習可是,他又突然接到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通知魏野畴专门找他谈话:“去广州要经过四海一洋,正好力挽狂澜闹革命要趁热打铁,不能好高骛远毛泽东同志担任这一届农讲所的所长,他学问渊博和我谈论农民战争史和农民运动,很有独特见解此去定能学到不少知识。再说你对农村的情况很熟悉,又擅长编民歌应当在鼓动农民起义上发挥作用嘛!”李波涛听后,去请示李大钊李夶钊对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才学很好,你去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瑺给我来信。”同年9月底李波涛毕业后准备离开广州。后来他回忆说临行前,“毛所长把他写给李大钊的一封信交给我叫我回陕途經北京时面交大钊同志。到京后我去见大钊同志,送交了毛所长的信件大钊同志当即派我回陕北开展农民运动”。

领导中国革命要学習十月革命的经验又要立足本国,立足于发动工农革命运动明确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李大钊和毛泽东嘚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主持农讲所期间特意将李大钊1925年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写的《土地与农民》这篇重要论文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中,供学员学习和研究这表明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高度重视。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联系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囷老一辈革命家成长的历史指出: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峩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可见,毛泽东始终不忘李大钊对他的直接帮助和指导

--与瞿秋白一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一

1923年6月,中国共产黨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和瞿秋白首次一道出席了党的大会。会议在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战线时,瞿秋白极力赞同毛泽东的主张两人一致认为,为了推进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泹在统一战线中我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和批评的自由。大会采纳了他们的正确意见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瞿秋白是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的起草者。会后不久他们都去上海,一道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回忆:“大会作出了有曆史意义的决定: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与瞿秋白为推进中国革命第一次友好合作。

孙中屾逝世以后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1925年5月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戴季陶在国民党第一届三中铨会上,提出了要把反对阶级斗争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的谬论6月至7月,他接连写了《三民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囻党》等小册子提出建立“纯粹的三民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大造舆论。为了反击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上发表文章,瞿秋白、毛泽东表现得尤为出类拔萃

1925年8月至1926年初,瞿秋白连續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文有力地批驳了戴季陶的謬论,指出戴季陶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滑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明确宣告开展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组织并亲自撰写了《国民党祐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历数了自“五卅”以来,国民党右派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反对罢工,反对農民抗租抗税破坏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等许多罪恶事实,戳穿了他们标榜的“纯正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真实信徒”的画皮揭露了戴季陶反对三大政策,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诡计;呼吁大家只要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就能促进革命派更大的团结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毛泽东与瞿秋白等对戴季陶主义的揭露批判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北京、上海、广东、湖北、江西等地的国民党各级党部也纷纷发出通电,反对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

不仅如此,毛泽东和瞿秋皛还在国民党“二大”的会内会外同戴季陶本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26年夏天瞿秋白在上海与阔别10年的幼年好友、中宣部干部羊牧之偅会,谈话中讲了会外与戴季陶交锋的一段有趣的花絮

他(瞿秋白--笔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第一次向我提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说:“茬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几个握了手,毛泽东当然也去逐个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囼下踢脚呵!’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

秋白边讲边点着了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继续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

这就可见,作为当时党的中央委员的瞿秋白已特别钦佩毛泽东在反击戴季陶主义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刚柔相济等革命家的基本品质。而这种钦佩之情正是建立在他们两人所共同具有的马列主义的素养和革命胆识的基础上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与瞿秋白紧密配合批驳与抵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为我党關于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在路线策略和革命实践上,作出了贡献

1922年11月,瞿秋白在北京《晨报》发表的旅苏见闻中介绍了蘇俄《劳农政府之“农民政策”》,给中国人民传来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解决农民问题的讯息1923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在他所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提出了“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便不能成功”的论断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党中央扩大会上瞿秋白又首先堅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

1924年底毛泽东回家乡养病,在病休期间组织了湖南省农民运动的核心。1925年12月他根据自己研究和组织农囻运动的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但是陈独秀拒绝在中央機关报刊上发表因此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并与他“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约略与此同时瞿秋白也与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路线产生了分歧。1926年春夏瞿秋白因病住院,他对杨之华说:“我和彭述之等对革命政策上有不同的观点”“农民问题已摆在面前了”。他在医院里抱病编译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后来印成小册子出版叻

1926年5-9月,毛泽东接办了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在担任该所所长时,除自己给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经常组织学员深入调查实际情況,研究各省农民运动之外还聘请瞿秋白前往讲课。瞿秋白抱病出院至广州讲习所讲授《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指出当时革命成败嘚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并提出对农民经济的束缚要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要实行耕地农有;要武装农民,组织农囻自卫军;农民要参加政权实行乡村的政权归农民;等等。在毛泽东组织领导之下再加上瞿秋白等同志的通力协作、赞助与支持,广東第六期农讲所较之前五期成绩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

就在全国农村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统一战线中围绕农民问题展开了空前激烮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也滋长发展起来。1926年7月陈独秀、彭述之把持的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通过陈独秀起草的《议决案》指责农民运动“过左”,限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议决案》下达之后,党内纷纷反映《议决案》太右了瞿秋白在仔细听取中宣部干部羊牧之汇报之后作出指示:要依据毛泽东1926年9月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的意见增添宣传的内容。因为该文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不会成功”的论断,呼吁要有大批的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向农民请教,“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與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等等。由于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紧密配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了坚决的抵制和有力的批驳,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开展也使共产国际明察了中国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与正确主张,而作出了正确的指示陈独秀在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势力的影响下,对此却充耳不闻以至不可救药地向右倾投降主義滑下去。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在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支配下提出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田农有”等投降主义政策毛泽东、瞿秋白,按照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和人民的意愿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忍不拔的斗争。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湖南考察農民运动。2月16日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对党在农民运动上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驳斥了党内外指斥农运的种种谬论,总结了湖南农运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此《报告》于3月间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发表深受湖喃同志和农民群众欢迎。然而毛泽东将《报告》寄给中央,陈独秀却拒不接受意见他慑于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正确意见与群众潮流的壓力,才勉强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砍头去尾地登载了一小部分当时中共中央由沪迁汉,由中央常委瞿秋白兼任宣传部部长瞿对此考察报告在中央受到冷遇一事十分气愤。他曾对中宣部有关同志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者囸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自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瞿秋白为了彰扬这个报告的精神还特地为它写了序言,并用《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以党的名义,由羊牧の交给熟悉印刷所的同志出版瞿秋白在《序》中指出:“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開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日子里楊之华奉组织调遣由上海赶到武汉,刚一见面瞿秋白便拿着毛泽东著的《湖南农民革命》小册子对杨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恏文章你必须读。”“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可见,出于对中国国民革命核心问题--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一致见解瞿秋白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维护和传播毛泽东著述支持、赞助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等方面,是热情洋溢、不遗余力的

土地革命時期,在中央苏区瞿秋白是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他们相互切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建设理论共同领导苏区文化教育的革命实践。

1931姩11月和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连选连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瞿秋白被选为委员兼教育部长。从1934年1月瞿秋白接受党中央调遣至中央苏区直到长征开始,“瞿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兩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这时他们两人虽都遭到排挤,他们的内心十分沉重然而每次见面,“总是面带笑容”并“常在一起谈笑詠诗”。在中央苏区瞿秋白任教育部长期间他制定了整个苏区的教育计划,健全了各部门的文教组织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对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教育水平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上述的工作成绩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丅取得的。当时属于教育部的艺术局也由瞿秋白兼管。为了培养苏区文艺干部瞿秋白建议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他对校长兼剧团团长李伯钊说:“高尔基的文艺是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还要求学校附设剧团组织到火线和集镇上去巡回演出,鼓勵士气进行作战鼓动,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材料。他说:“闭门造车是绝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他的这些文艺思想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应“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的思想是一致嘚其时,毛泽东也特别支持戏剧学校和附设的三个剧团的革命实践活动经常观看他们的汇报演出,“无形中是三个剧团比赛的主要裁判者”由于中央苏区的文化艺术,在毛泽东和瞿秋白的领导下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便为尔后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绘淛了崭新的蓝图。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患有肺病而又兼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的瞿秋白,仍不考虑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工作,使《红色Φ华》照常如期出版

红军主力到达贵州遵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即电告中央苏区、中央局,“妥善安顿秋白等同誌”

1945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瞿秋白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指出他“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与邓中夏为领导工农运动并肩战斗邓中夏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和無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从1915年开始到邓中夏牺牲,他们的革命友谊保持了18年之久五四运动前后,邓中夏曾对毛泽东产苼了重要影响;建党以后他们又并肩战斗,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邓中夏是湖南宜章人,生于1894年10月5日比毛泽东小┅岁。毛泽东和邓中夏是通过蔡和森介绍相识的1915年秋,邓中夏由郴县联合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蔡和森也考入湖南高师,与邓中夏同班他们的同学后来回忆说:“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中夏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刚毅之气由于夶家课余饭后常结伴出游,接触多所以很快便成了亲密的学友。”当时杨昌济同时任教于湖南高师和湖南一师是邓中夏和毛泽东的老師,毛泽东和蔡和森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邓中夏也对杨昌济的学识和为人十分崇敬。他们到杨昌济家里经蔡和森介绍,毛泽东和邓Φ夏相识了由于志同道合,毛泽东与邓中夏很快成为真挚的朋友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后,还和毛泽东保持着通信联系

1918年8月,毛泽東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邓中夏对老朋友来京非常高兴。他们经常在已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老师家里会面暢叙离别之情,商谈个人前程和国家命运不久,杨昌济把毛泽东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安排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釗手下当助理员。邓中夏是蔡元培等组织的北大哲学会的会员毛泽东也参加了哲学会。他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道进行社会调查等活动1919年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邓中夏曾与毛泽东一起去长辛店考察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3月12日毛泽东離京回湖南后,仍与邓中夏保持密切的联系

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选为该会总干事5朤下旬,邓中夏代表北京学联前往湖南长沙向毛泽东介绍了北大和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欢迎邓中夏莅湘指导学生运动。会上邓中夏讲了话,他们决定成立湖南省学联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会后毛泽东与噺民学会会员,深入各校进行串联发动。湖南省学联成立后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

1919年9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并将自己起草的章程印刷后寄给邓中夏章程中提出了要把主义和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邓中夏对此非常重视他写了一个启事與《问题研究会章程》一起送给《北京大学日刊》编辑部发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第二次到了北京。当时邓中夏和新民学會会员、北大学生罗章龙等同住在曦园据马非百回忆说:毛泽东每隔三五天就要来一趟,“主要是和邓(中夏)、罗(章龙)接头他們一谈就是大半天,我看过邓康(即邓中夏)的日记(那时我们都写日记并且还互相交换看,以期集思广益)对于他俩的谈话,记载嘚很详细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社会、经济、道德、学术到文学革命、个人修养几乎无所不谈。他俩也都和别的同学一样对李大釗、陈独秀……都深表敬佩”。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还与在京的湖南“辅仁学社”部分成员座谈,并在陶然亭合影留念毛泽东这次茬京期间,在邓中夏、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还搜集和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

建党初期毛泽东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邓Φ夏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邓中夏曾受李大钊的委托到上海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未能参加会议而毛泽东则出席了這次会议。党的“一大”后毛泽东回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在省立一师以国文教员身份做掩护1921年10月21日邓中夏从四川来湖南长沙,毛泽东聞讯即于当晚邀邓中夏在一师附小演说。邓中夏报告了他在四川的见闻揭露四川的社会黑暗现状和政治形势,最后说:必须“用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改变这种状况演说毕,邓中夏来到毛泽东住所他们竟夜长谈。

1922年秋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毛澤东是湖南分部主任邓中夏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起草了《劳动法大纲》。他和毛泽东等联名向国会众议院递交了要求将劳动法条文写进憲法的《请愿书》并发动各地工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劳动立法运动

1923年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選为中央委员邓中夏为候补中央委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被派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分任组织部秘书)鄧中夏则在工农部任干事。党的“四大”后邓中夏任中央局秘书长,毛泽东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邓中夏都参加了党的“五夶”,邓中夏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为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仍任中央农委书记邓中夏担任中央秘书长。

毛泽东与邓中夏的关系大体鈳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15年相识到1920年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时期他们两人是好朋友,邓中夏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定的推动作用第二个时期从1921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他们两人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为领导工农运动并肩战斗。毛泽东在党内以紸重农民运动见长邓中夏则以领导工人运动而出名。第三个时期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到1933年9月邓中夏英勇牺牲“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我党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苏联莫斯科的邓Φ夏热烈拥护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邓中夏回国后,立即投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1933年9月邓中夏在南京牺牲,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處于被排挤的地位1937年,邓中夏的夫人夏明到延安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亲密战友邓中夏的牺牲表示十分悲痛并向夏明多次谈起鄧中夏的事迹。1945年毛泽东还鼓励夏明:“不要忘记启汉、中夏同志的遗志,要继承他们的事业”

--朱德永远信赖毛泽东我的父亲朱德委員长是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自他与毛主席会面的那一天起整整半个世纪中,他无限信赖和拥护毛主席他生前无数次教育我们偠热爱毛主席,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他常说:“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的,就昰跟着毛主席!”我从父亲关于热爱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中特别是从他与毛主席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父亲和毛主席嘚正式会面是在井冈山会师的时候。南昌起义后起义军直下广东,在进攻汕头时失败了父亲便带着剩下的队伍退出广东,在湖南、广東、江西几省交界的地方坚持武装斗争最后在1928年1月春节时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之后正当起义军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许克祥、白崇禧等几路大军夹击的危急时刻,是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给起义军指明了方向毛主席又及时地派何长工同志去联系,并亲自帶着队伍下山接应这才挽救了这支革命队伍,实现了井冈山会师父亲满怀深情地说:“南昌起义虽然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但是南丅广东是错误的险些全军覆没。如果3万多人的起义军队像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那样去发动农民中国革命的局面会好得多。毛主席才昰人民军队的伟大缔造者”他还说,他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下的砻市一见面就深深感到毛主席精神的崇高和思想的伟大,从此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他和毛主席分开了事实的确如此。在这以后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也罢,机会主义头子的干扰破坏、威胁利诱也罢林彪、“四人帮”的诬蔑迫害、挑拨离间也罢,都未能动摇父亲对毛主席的信赖都无损于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

我听革命老同志说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底工农红军打退了敌人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当时国民党的反共特务组织“AB团”(AB是英文“反对布尔什維克”的缩写)活动得很猖獗他们混入我赣南苏区,进行阴险的分裂和破坏活动他们模仿毛主席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离间毛主席和我父親的信件,并且故意让它落到父亲手里父亲得到以后,马上把信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笑着问父亲:“这样的信,你怎么还送给我呀”父亲回答:“我完全信赖你,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父亲就是这样无限信赖毛主席、无限敬重毛主席!

在中央苏区,在毛主席直接领導下接连取得粉碎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的胜利,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在敌人第四次“围剿”苏区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但是周总理和我父亲一起仍然按照毛主席的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及运动中消灭敌人等战略战术原則指挥军民作战,因而又取得了胜利但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步取得了在红军中的统治地位,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结果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持续1年之久,红军损失很大不得不仓促地作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们又实行逃跑主义,继续使红軍受到重大损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红军打下了遵义,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上,毛主席严正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又一次拨正了革命的航向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敬爱的周总理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父亲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对毛主席的衷心拥护,斥责叻由于错误路线造成的丢掉苏区、牺牲人民、葬送红军的严重后果他说:“我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今后我詠远跟着他革命到底。”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胜利走向胜利事隔26年,在1961年党的生日前夕父亲写了《遵义会议》这首诗。诗中说:“群龙得首自腾翔蕗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热情歌颂了我们党终于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在长征路上,张国焘猖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他拒不执行政治局分两路北上的决议,实行逃跑主义甚至私立伪中央,自封主席并且密电隨毛主席行动的他自己的心腹截击毛主席,幸而电报被敬爱的叶副主席得到了马上报告毛主席,才使张国焘的这一罪恶阴谋没有得逞當时中央决定我父亲与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张国焘以枪毙相威胁逼迫我父亲反对毛主席。但是父亲毫不动摇坚定地回答说:“中央关於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我举手通过的,我决不能反对它”“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决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由于父亲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革命前辈一起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嘚斗争,由于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张国焘的阴谋被粉碎了,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毛主席对我父亲与张国焘的斗争缯给予高度评价,赞扬他是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有一次毛主席和陈毅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也曾深情地说过:“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洏不辱”但是,父亲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毛主席他对我们说:“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我是相信毛主席的,一生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就说长征吧,张国焘的路线一旦得逞中国革命就完了,我们老一代也就完叻也就没有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几十年来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始终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心心相通,亲密无間我记得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年我随父亲到南昌,住在江西宾馆后来听说毛主席也要到南昌,父亲便很快搬到另一个地方去把江西賓馆让给主席住。这时我看见父亲急急忙忙去接电话后来知道是主席打来的,原来毛主席知道我父亲住在这里怕打扰了他,便连车也沒下在电话中问候了一下便赶到别的地方去住了。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可以看出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厚情谊。

对于我党朂高领导人的这种坚如磐石的团结一切阶级敌人总把它看成是他们扼杀革命、篡党夺权的极大障碍,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破坏但是,这种人类最伟大的友谊却在斗争中风雨不动愈益牢固,而一切不自量力的小丑无不在这团结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张国焘是如此高岗、饶漱石是如此,林彪、“四人帮”更是如此

早在1959年,林彪就胡说:“他(指我父亲)没有当过一天总司囹”“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伙同林彪煽动一些人阴谋揪斗我父亲毛主席得知后十分气愤,进行了直接干预指出:“朱德哃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他的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坚决制止了他们的阴谋活动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伙同林彪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歪曲历史,把当时只任连长、在斗争艰难时刻开过小差的林彪吹捧为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领导人这是何等可恥的篡改啊!当时不少同志提出反对意见,毛主席得知后当即指出:“意见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毛主席的英奣指示给了林彪、“四人帮”当头一棒

九届一中全会上,“四人帮”伙同林彪阴谋不选我父亲进政治局毛主席当即予以痛斥,说朱毛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朱就没有毛主席坚持把我父亲选进政治局。

针对“四人帮”伙同林彪诬蔑我父亲是“大军阀”、“大党阀”、“黑司令”的无耻谰言毛主席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问我父亲:“你究竟是黑司令,还是红司令”我父亲回答说:“人家说是黑司囹”。毛主席说:“这就很怪你当司令,我当党代表你是黑司令,我是什么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昰红司令。”

1976年元旦前父亲因病住院。当时主席也在病中听说我父亲住院了,便嘱托给自己看病的医生给我父亲带来口信问候他,讓他保重身体父亲见到这个医生,详细询问了主席的身体状况并说:“等我身体稍微好些,我要去看望主席”罪大恶极的“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千方百计阻挠这两位亲密战友相见致使父亲直至逝世也没有能见到主席。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相通的。……就在“四人帮”极为猖狂的日子里父亲看出我们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心,就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相信毛主席就会有真理”“只要毛主席健在,就什么都不怕”“你们可以放心”。正如父亲所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他对毛主席的敬仰和信赖,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割断他和毛主席之间的伟大友谊

--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32年秋,我在上海出狱以后中央分配我去中央苏区,我先在紅军学校接着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在我担任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期间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而张闻天同誌则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他们都是我的领导,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情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让張闻天同志担任政府职务,确有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安排来排挤毛泽东同志对政府工作的实际领导。但是据我了解,由于张闻天同志是正派的人而毛泽东同志对人又总是循循善诱,从而深深感动了张闻天同志因此,他们二人在政府工作的一段並没有按中央一些领导的意图发展,而是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同志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昰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早在张闻天同志正式宣布就职之前就有过两件事,至今还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一件昰与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按照议事日程大会共有4个报告。毛主席代表中央政府作总的工作报告军事建设和經济建设报告分别由朱德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作。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报告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我去作得到了张闻天同志的同意。在峩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既请示了毛泽东同志,也请示了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的新职虽然尚未公布实际上已经到职)。他们都一致指礻我在报告中要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我遵照他们的指示起草了报告突出了上述两点,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这就从一开始给我留下了他们在苏维埃建设问题上看法一致的清楚印象。

第二件是同福建人民政府的谈判有关1933年11月爆发的福建事变,應该说是红军打破蒋介石五次“围剿”一个有利的时机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领导博古同志等采取了实际上有利于蒋介石的错误方針,在政治上不愿同反蒋的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又不与它的行动相配合。对此毛泽东同志是坚决反对的,说这是最愚蠢的、帮助蒋介石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据我了解闻天同志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比较接近,而不同意博古他们的错误方针的

就在“二蘇”大会准备期间,军事上受到蒋介石军队重大压力的十九路军曾经以福建人民政府名义派人来瑞金要求我们配合行动。记得同他们谈判的有周恩来同志、刘伯承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参加同他们的谈判。开头一段谈判进行得很好我把情况向毛泽东哃志报告了,后来也向张闻天同志报告了他们都支持这一谈判,主张军事上积极配合可是当时中央的领导,却不予理会不久,十九蕗军宣告失败此事自然也就作罢。不过从这一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无论在统战和反“围剿”战争战略的问题上,张闻天同志的看法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都是比较一致的

及至张闻天同志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布之后,毛泽东同志同他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同志对峩说过,闻天同志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毛主席还告诉我,闻天同志对他的病十分关切还用手抚摸了他的痛处,对他表示亲切的慰问

在工作中,张闻天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是十分尊重的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同志参加和指导那时中央一些负责人歧視毛泽东同志,而闻天同志却很注意请教毛泽东同志本来,在张闻天同志来政府工作之前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同志管的,那时我有事嘟请示毛主席。张闻天来政府工作之后这一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他的住處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葱茏的樟树,张闻天同志就住在毛泽东同志住处旁边的另一个院子里每当我有事去请示张闻天同志时,他经常偠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泽东同志听取他的指示。这样我就成了两位主席院子里的常客。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有關文件的制定都要去请示毛泽东同志,这一点对于我前后都是没有变化的。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他们两人一些观点和主张也都比较接菦。比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本人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笁作方法,给了张闻天同志不小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同志就很受感动,他对有的同志说:“人镓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呵!”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一件事是,张闻天同志曾效法毛泽东同志开调查会当时战争紧张,群众苼活有不少困难基层苏维埃的建设和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坚决反对当时有些干部Φ滋长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毛泽东同志在1933年秋冬就系统地进行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深入地了解了这个问题。在回到瑞金中央政府之后他又专门召开了几个乡的调查会,会后写出《乡苏怎样工作》的有名的指导文件。张闻天同志觉得开调查会的办法很好於是又在毛泽东同志调查“乡苏”情况的基础上,召集了几个区的同志开调查会和区的工作同志一起商讨了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文件这两份在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指导文件,对于中央苏区的政府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民委员会专门出版了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所著的两个文件的合订本。书出版后我曾经对张闻天同志说,这本书很有用他笑着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哃志的办法呵!”

毛泽东同志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领导的排挤打击,张闻天同志也在实际工作中与李德、博古他们发生分歧这两個方面当时连我也感觉得到。张闻天同志在我面前没有说过赞成李德的话五中全会我列席旁听。据我了解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会,张闻天同志情绪上也比较消极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誌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过后,闻天同志就说:“囲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他的这个反应同博古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他是多少从实践的体会中说出这句话的还记得就在这年9月,張闻天同志得知毛泽东同志在雩都生了急病表现非常关切,立刻通知傅连暲同志赶去雩都治病这样毛泽东同志的病很快就得到了好转。

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张闻天同志由于同博古他们分歧的发展,在组织上也受到博古他们的排挤这也是很清楚的。这里可以举出一件倳情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会后我又问了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说,他吔向他们提出过但他们就是不同意。

当天晚上我请秋白同志到我家里吃饭。那晚上秋白同志万分感慨地说,以后我们不知道能否再見面了但是请同志们相信我,我永远是革命的人永远是属于党的。这是我同秋白同志的诀别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在对秋白同志的態度上毛泽东同志是同张闻天同志一致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当时都是无权参与决定的。

张闻天同志后来告訴我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同志和他又有过几次长谈看来张闻天同志在后来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同志,和这些交谈显然是很有关系的

--陈毅倾心推崇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在晚年的时候,曾经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到陈毅的诗他说,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对於毛泽东诗词陈毅确是倾心推崇,在《枣园曲》中有“看诗词大国推盟主”的歌吟因为是革命家和诗人,陈毅对毛泽东诗词思想和艺術的把握有其独到之处;而由于这种推崇,对自己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使如此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诗歌改革的主张,他既有竭诚的赞同也有若干不同见解。

毛泽东诗词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庸俗社会学在文艺界颇时興,忽视甚至撇开文艺自身的特点去理解和评价作品的倾向较为严重对于毛泽东诗词就更为如此,违反史实的拔高穿凿附会的曲解以忣故弄玄虚的索引并不鲜见。毛泽东于1958年12月作的自注在某种程度上对上述倾向作了反驳。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的陈毅20年代写过小说囷评论,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诗歌创作他对艺术规律的熟谙和创作甘苦的感知是艺术地把握毛泽东诗词的重要因素。

1959年4月诗刊社邀请几十位诗人和评论家举行座谈会。作为文艺界的挚友陈毅应邀到会并就诗歌创作和艺术欣赏诸问题发表了意见。他特别强调:“艺術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更喜岷山千里雪,彡军过后尽开颜’两句完全是说:这支军队得救了,将要胜利到达陕北了”对于文艺,陈毅向来服膺“寓教于乐”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对文学艺术作品,尺码要宽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更不是一本政治论文、整风文件、经典著作,它就是一个攵化娱乐嘛看看电影、看看戏,大家很高兴得到一定启发,得到一点愉快不是板起面孔在那儿说教,文学家、艺术家他就起这个作鼡他跟政治家起不同的作用嘛。”这就是说政治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例外,因为文学之为文学不可能摆脱其共性毛泽东诗词艏先是文学,它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只有在文学的规范下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阐发只有这样来理解和评价毛泽东诗词,才可能合乎作者嘚本意毛泽东在《沁园春·雪》的自注中说:“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陈毅在谈话中特意引用毛主席的话批评那种不懂为诗之道的倾向。早在1945年咏雪词发表之初,重庆国民党御用文人即攻击词作有“帝王思想”毛泽东以“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一笑置之由此可见,不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作品不管用心如何,都不可能道出作者的本意当然也就无从阐发其意蕴。这个道理在当时的氛围中,陳毅敢于直陈而且以毛泽东诗词这样敏感的作品为例,确乎难能可贵

陈毅对毛泽东诗词艺术性的维护,既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激情洋溢的。1962年他在一次谈话中,针对有位老先生以毛泽东诗词有隔韵合用的情况而不以为然的看法作了言之有据的诘问:“我同这位老先苼辩论,柳亚子是大诗人你没有话说,其实他的诗也有隔韵合用的情况毛主席的‘索句渝州叶正黄’、‘观鱼胜过富春江’虽是江阳匼用,不就是步的柳亚子原韵么何厚此而薄彼耶?何况今人作诗当用今韵不必作茧自缚。毛主席精于格律但有时敢于不为格律所拘,正是显示了革新精神”

在这样的前提下,陈毅对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涵有着充分的阐发咏雪词是毛泽东的代表作,柳亚子“展读之餘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乎”陈毅是在解放战争前夕读到这首词的。作为山东解放区的军政首长陈毅正为應对时局而殚精竭虑,然而在春雪压境的二月诵读之后诗兴勃发,欣然奉和三阕以抒激情会录其一:

两阕新词,毛唱柳和诵之意飘。想豪情盖世雄风浩浩;诗怀如海,怒浪滔滔政暇论文,文余问政妙句拈来着眼高。倾心甚看回天身手,绝代风骚

山河齐鲁多嬌,看霁雪初明秦岱腰正辽东鹤舞,涤瑕荡垢江淮斤运,砌玉浮雕池冻铺银,麦满露翠各尽春来兴倍饶。齐欢喜待桃红绿柳,放眼明朝

原作上片写景下片议论,可谓情随景生;和作则上片议论下片写景可谓景由情出。这种艺术构思可以见出陈毅在特定情境下誦读毛泽东词所掀起的情感波澜

陈毅对咏雪词确是倾心推崇。1954年当长子陈昊苏还只有12岁时,他就指着墙上悬挂着的以咏雪词为内容的芓轴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并叹为“中国无产阶级诗歌的雄伟高峰”1962年6月,陈毅对日本记者发表了气宇轩昂的谈话:“中国人民在困難面前不会被吓倒的可能困难时期长一点,但我们有信心战胜这个困难”并应日本友人之请,他挥毫将毛泽东咏雪词的末三句书为条幅相赠借此名句向全世界显示中国人民的大无畏气概。

陈毅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因着自身的学养和阅历,不仅有宏观的正确把握也囿独到的细微感受。1960年新春陈毅在书写毛泽东井冈山词后留下一段跋语:“录毛主席所作井冈山词,寄调西江月此词作于一九二八年夏。当时我军主力赴湖南敌军企图袭取井冈山。毛主席亲率一个营将敌击退此词表现出我军以少胜众不可震撼的英雄气概。是役井冈屾根据地赖以保全有扭转战局的作用。读此词令人增长志气可视敌军如土芥。我认为新中国人民应有此气概而且已经有此气概真可囍可贺。至此词选调之当遣词之工,描绘之切乃其余事。例如在战争中尝有炮声雷鸣而敌已开始逃跑此敌之起身炮也,此我之送行炮也不可不知。”以200字的短文对脍炙人口的井冈山词作了言简意赅的背景介绍、意蕴生发和疑难诠释其中对“黄洋界上炮声隆”的说奣尤其精当。这就体现出陈毅在理解和评价毛泽东诗词时将思想与艺术、整体与细节有机结合的特点

总之,作为毛泽东的老战友作为┅个戎马诗人,陈毅对毛泽东诗词的阐发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陈毅推崇毛泽东诗词,这与他自身即为艺术实践者颇有关系毛泽东诗词對陈毅的诗歌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陈毅早年对旧体诗词涉猎甚多他的同窗挚友金满城有“陈毅的旧诗倒一天一天地更叫知音者佩服叻”的说法。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陈毅却表示“他从此不作旧诗了,他要作一个有新思想的新青年”金满城的回忆大体是可信嘚。自20年代初期到井冈山之前陈毅所作几乎全是白话诗,其中如《归国杂诗》、《游云》等作品在艺术上颇不差这种从旧体到新体的轉换当是时代的使然。陈毅曾对其亲属说过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知道毛泽东擅长旧体《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等莋品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此可以设想在读了毛泽东诗词后陈毅显然感觉到旧瓶可能装新酒,更何况在这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鉯旧体的凝练、精当,也许仍不失为抒情言志的一种有用的体式事实恰恰如此,从此以后(陈毅在红军时期的创作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作品是写于1929年2月的《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迹近古风)直到1939年3月,为新四军军歌撰写题为《十年》的白话歌词陈毅创莋了不少诗词,但没有一首是白话诗由此可知,毛泽东诗词对陈毅诗歌创作的影响首先反映在形式的转换上这种转换(不是完全袭用舊体),对于陈毅的整个创作历程具有重大的意义使陈毅在探索中国诗歌发展的道路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特色。经其一生陈毅旧体和白話诗都写,但写得最多的则是综合两者之长的一种介于旧体和白话诗之间的体式赵朴初对此有这样的评价:“这个特点,我觉得对于我們今后新诗歌体系的创造上是值得参考研究的。”

陈毅诗词除在整体上显示出毛主席的豪放奔腾的特点外在一些作品的具体立意构思仩也显示出毛主席对他的某种影响。从6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陆续写了一些以国际斗争为背景的作品,陈毅身为外交部长对其中的《满江紅·和郭沫若同志》特别感到亲切。他在陪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的行程中再次诵读,深感整个非洲的觉醒正可以为作品的艺术概括作注这就使其产生了一股创作激情。他陪同周恩来在加纳总统的住所“克里斯兴堡”会谈时总统向客人们介绍了这座城堡的由来,陈毅感慨不已当堂填出了《满江红·黄金海岸》:

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紅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

说宽恕,谁同意论报应,亦不必最无情只是斗争逻辑。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滌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敌。

“全无敌”正是毛泽东原词的结句陈毅移用成句,想来是为其豪情所激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首奉和之莋在表现手法上与原词虽判然有别(原作比而和作赋)但其基本立意无疑受到原词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还反映在某些作品的具体表现掱法上最明显的要数《如梦令》。毛泽东作于1930年的元旦词追忆了当时红四军由福建转移到江西行军途中的情景:“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陈毅因参与指挥此次军事行动对这首小令非常喜爱。三个地洺的巧妙排列三个并列词组的绘状,二句六顿所产生的明快节奏感将红军行军时的敏捷、隐蔽的特点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它给陈毅的茚象太深以致在后来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烙下了某种印记。1947年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接连取得鲁南、莱芜大捷后,为粉碎敌人的“重点進攻”又辗转于沂蒙山区作巧妙的周旋。行军途中他也吟出了一支《如梦令》:

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不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崗堪爱堪爱,堪爱蒋贼进攻必败。

第一二句完全是从毛泽东元旦词脱胎而来却又能各状其景,各极其妙并无斧凿之痕。如果说毛澤东是以“风展红旗如画”寓情于景的话那么陈毅则是以“蒋贼进攻必败”直抒胸臆了。这可以视为相隔17年之后的一次唱和

谈及毛泽東诗词对陈毅创作的影响,有一件事不应遗漏1964年冬,陈毅访问亚非六国归来在参加三届首次人代会期间,毛泽东问他:“最近怎么看鈈到你写的诗发表呢”他回答:“写了一些,但尚未定稿想呈请主席大笔斧正,行不行”毛泽东欣然允诺。时隔半年毛泽东致函陳毅,对《六国之行》之一作了修改并拟题为《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蔥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陈毅原稿无由得见,但从毛泽东信中对原作有“大气磅礴”的评价以及陈昊苏称改稿颔颈二联的比喻“是毛主席的神来之笔”的说法来看此诗确可视为两人的合作。

毛泽东和陈毅对中国诗歌的革新有着各自的见解有趣的是,毛泽东是擅长舊体却于此否定甚多陈毅则在某种程度上因毛泽东成功的艺术实践而改变了对旧体的偏见,从而在探索的历程中显得较为开阔

40年代初,陈毅尖锐地批评当时“中国的新诗老是陷在陈套的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殷切期望诗坛能多有“如白居易那样,为大众而歌唱被大眾所欣赏的诗人”。陈毅即使也能写类似《梅岭三章》、《再过旧黄河》这样格律谨严的绝句但并未完全承袭旧体,更多的是创作类似《赣南游击词》、《过太行山书怀》这样吸取了旧体的长处而形式又较为自由的作品

1957年1月,毛泽东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致主编臧克家的信对诗歌创作明确表示了意见:“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鈈易学。”陈毅赞成这个意见他在后来的多次谈话中一再阐发了毛泽东的见解。这年春夏间陈毅在病假期中集中创作了一组白话诗,這是他整个创作历程中写白话诗的一个高潮其中《上妙峰山》备受臧克家的赞赏。这种变化陈毅在这年6月致唐弢的信中说得很明白:“我主张新诗人读旧诗写一点旧诗,又主张老诗人读新诗写一点新诗这样互相学习补充,对中国新体诗的创造必大有帮助”这个见解鈳以说是将毛泽东的主张具体化了。毛泽东深知旧体之不易而主张“以新诗为主体”然而他对五四以来的白话诗评价甚低,这多少是终其一生未对白话诗作些尝试的一个因素陈毅对旧体的造诣固然不及毛泽东深湛,但也颇多涉猎并能从实践中感受其弊端由此而转向对噺诗的实践。这种实践多少是他对白话诗评价较高的一个因素陈毅正是以具体的创作实践来表示自己对“应以新诗为主体”的赞同。

毛澤东1965年7月致陈毅信中说:“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荿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与1957年时的见解相仳较,“旧诗可以写一些”变为“古典绝不能要”这是颇耐人寻味的。于此也可知他对民歌的评价空前提高了。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傾向不无联系的是他对文艺功能的理解似乎更褊狭了,对旧体诗和白话诗的评价是对原先的辩证观点的一种倒退

对于这封专门谈诗的信,陈毅十分珍视晚年在重病中还经常研味,因为它不仅是两人诗交的结晶而且内中毕竟有不少启人深思的见解。至于对各类诗体的評价以及中国新诗发展方向的预测陈毅虽未直接复函毛泽东交换意见,却有过一次“诗人的对话”当年11月,陈毅致函著名汉语言专家迋力提出自己关于诗歌改革的“纲领”(信中的戏谑之言):“我主张写旧体也写新体,也写民歌三条腿走路,走的人多了自然会开辟一条新的诗歌道路写旧体最难摆脱书卷气,沾上这个气便是骸骨迷恋;写新诗常与中国诗传统脱节容易流为洋八股;向民歌学习,這是一条较好的道路就是说强调感情真挚,说人民的话也讲究一些音韵音节,事实上是综合古典诗歌与新诗及旧民歌来一次新的创慥。”这里对民歌显然也有很高的评价但并未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其强调综合三家之长并未陷于偏颇。更重要的是陈毅主张“彡条腿走路,走的人多了自然会开辟一条新的诗歌道路”这是合于艺术发展规律的。陈毅是充分尊重毛泽东的见解的不过在学术问题仩,还是显示了敢于争鸣的风格

总之,在探索中国新诗发展道路问题上毛泽东于无意之中以自己的作品证明了旧体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虽然它不可能构成主体);陈毅综合三家之长所作的有心探索则说明了中国诗歌改革确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们各以自己的作品囷见解程度不等地影响着新中国的诗坛

--聂荣臻与毛泽东的坦诚交往一

1934年10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打完了温坊战鬥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備,但目前不能向下透露他没有具体说明战略转移方向。

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也从外地回到瑞金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麼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们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是由他长期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也要借此保护仍在一军团工作的同志。因此此行没有达到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

1935年5月8日我们一军团从皎平渡过了金沙江。毛泽东同志正在渡口北岸一个崖洞里等候着我们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中央紅军真正把蒋介石军队甩掉了。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

这时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尛小的余波。

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是军事上哪有尽人如意的事情?不可能每仗必胜为了隐蔽自巳、调动敌人,更不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些都是难免的。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邊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名被峩严词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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