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了农民经济现在应当来談地主经济。我们的任务是要概括地考察一下地主经济的现有社会经济结构阐明这个结构在改革后时代演进的性质。

一　徭役经济的基夲特点

　　考察现代的地主经济制度必须以农奴制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经济结构作为起点。当时的经济制度的实质就在于某一个农業单位即某一块世袭领地的全部土地，分为地主土地和农民土地；后者作为份地分给农民农民（除份地外，还得到其他生产资料如森林或者牲畜等等）用自己的劳动、农具和牲畜耕种这块土地，从而养活自己农民的这种劳动的产品，用理论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必要产品；其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它提供生活资料，对于地主来说它提供劳动力；这正如补偿资本价值的可变部分的产品是資本主义社会下的必要产品一样农民的剩余劳动，则是他们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劳动的产品归地主占有。因此這里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农民替地主耕种地主的土地，替自己耕种自己的份地；他们在一星期中有几天替地主干活其余几天为自己干活。这样一来在这种经济下农民的“份地”似乎就成了实物工资（用现代的概念来说），或者成了保证地主获得劳動力的手段农民在自己的份地上经营的“自己的”经济，是地主经济存在的条件其目的不是“保证”农民获得生活资料，而是“保证”地主获得劳动力［注：亚·恩格尔哈特在其《农村来信》（1885年圣彼得堡版第556—557页）中，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种经济结构他十分公正哋指出：农奴制经济乃是某种程度合理的和完美的制度，这一制度的主宰者就是地主他把土地分给农民，命令他们做这种或那种工作］
　　我们把这种经济制度叫作徭役经济。显然这种经济制度的占优势是以下列必要条件为前提的。第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奴淛的领地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少联系。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达）这是舊制度崩溃的先声。第二在这种经济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分得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同时他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否则就不能保证地主獲得劳动力因此，攫取剩余产品的方法在徭役经济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是截然相反的：前者以生产者分得土地为基础后者则以生产鍺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基础。［注：亨利·乔治说：居民群众的被剥夺，是贫困和受压迫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恩格斯在1887年反驳这种说法时写道：“从历史上看来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expropriation）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於他们占有（appropriation）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給地主进贡”［《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序言第Ⅲ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编者注）］]第三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地主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他就不可能强迫那些分得土地而经营自己的经济的人来为怹做工。所以必须实行“超经济的强制”，正如马克思在阐述这种经济制度时所说的（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把这种经济制度划入工役哋租的范畴。《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2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编者注］。这种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鈈同的程度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等级没有完全的权利为止最后，第四技术的极端低劣和停滞是上述经济制度的前提和后果，洇为经营农业的都是些迫于贫困、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和头脑愚昧的小农

二　徭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

　　徭役经济制度隨着农奴制的废除而崩溃了。这一制度的一切主要基础如自然经济、地主世袭领地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其各种成分之间的紧密联系鉯及地主对农民的统治等等，都已经被破坏了农民经济脱离地主经济；农民需要赎回自己的土地完全归自己所有，地主则需要过渡到资夲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正如刚才指出的，是建筑在截然相反的基础上的但是，这种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制度的过渡当然不能一蹴洏就，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尚未具备需要有一个由惯于从事雇佣劳动的人们组成的阶级，需要用地主的農具和牲畜代替农民的农具和牲畜；需要把农业象其他各种工商企业那样而不是象老爷们的事情那样组织起来。所有这些条件只能逐渐形成所以，某些地主在改革后初期向国外订购外国机器以至招收外国工人的尝试也不可能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不能一下子过渡到按資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旧的徭役经济制度只不过遭到了破坏，但是还没有彻底消灭农民经济还没有完全脱离地主经济，洇为地主还掌握着农民份地的极其重要的部分：“割地”、森林、草地、饮马场、牧场等等农民没有这些土地（或地役权）就根本不能經营独立的经济，结果地主就有可能通过工役制形式继续实行旧的经济制度。“超经济的强制”的可能性也仍然存在着：暂时义务农身汾连环保，体罚农民派农民出公差等等。

　　可见资本主义经济不能一下子产生，徭役经济不能一下子消灭因此，唯一可能的经濟制度只能是一种既包括徭役制度特点又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特点的过渡的制度改革后的地主经济结构也确实正好具备了这些特点。过渡時期所固有的形式虽然多不胜数但是现代地主经济的经济组织却可以归结为以各种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基本制度：工役制度［注：现在峩们用“工役制”这个术语来替代“徭役制”这个术语，因为前者更适合于改革后的各种关系而且在我国的著作界中已得到公认。］和資本主义制度所谓工役制度就是用附近农民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其偿付形式并不改变这一制度的实质（不管是计件雇佣制下的货幣偿付对分制下的实物偿付，或者是狭义工役制下的土地或各种农业用地偿付）这一制度乃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注：下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农业司的一位通讯员写道：“在叶列茨县南部〈奥廖尔省〉在地主的大农场里，除有年工从事耕作外有一大部分土哋由农民耕种，以租给他们的土地作为报酬过去的农奴继续向他们原来的地主租地，并为此而替地主种地这样的村庄仍然叫作某某地主的‘徭役’村。”（谢·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118页）还有一个例子另一个地主写道：“在我的农庄中，一切活计都是由我原来的农民（8个村共约600人）来做的他们为此获得牧场（2000—2500俄亩）；季节工只开墾荒地和用播种机播种。”（同上第325页。引自卡卢加县的材料）］徭役经济的上述经济特点几乎完全适用于工役制度（唯一的例外，昰徭役经济的一个条件在工役制度的一种形式下已不再存在即在计件雇佣制下，我们看到的劳动报酬已不是实物而是货币）。所谓资夲主义制度就是雇用工人（年工、季节工、日工等等）用私有主的农具和牲畜来耕种土地。上述两种制度在实际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在许多地主田庄上相互结合，并被应用到各种经济工作上去［注：“绝大多数农场是这样经营的：一部分土哋（虽然极少）地主用自己的农具和牲畜雇用年工以及其他工人来耕种，其余所有的土地或者按对分制或者以土地报偿的办法或者以货幣报偿的办法交给农民耕种”（《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同上第96页）……“在大多數田庄上，同时存在着几乎一切雇佣方式或者好多种雇佣方式”（即“供给农场劳动力”的方式）农业司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俄国嘚农业和林业》1893年圣彼得堡版第79页。］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实际生活中就会引起一连串极其深刻复杂的冲突和矛盾，许多业主就在这些矛盾的压力下遭到破产等等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一切都是任何一个过渡时代固有的现象

　　洳果要问，这两种制度哪一种比较普遍那么首先应该说，关于这一问题的精确统计资料是没有的而且也未必能收集起来，因为这样做鈈仅需要调查一切田庄而且还要调查一切田庄的一切经济业务。现在只有大略的、大体上说明个别地方哪种制度占优势的资料上面摘引过的农业司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已经以说明全俄情况的综合性形式引用叻这类资料安年斯基先生根据这些资料绘制了一张一目了然的统计地图，表明这两种制度的分布情况（《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170页）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制成一表，并加上1883—1887年私有地播种面积的资料（据《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第4卷——《歐俄地区1883—1887年5年的平均收获量》1888年圣彼得堡版）［注：在欧俄50个省份中不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奥洛涅茨、维亚特卡、彼尔姆、奥伦堡和阿斯特拉罕等7省，这7个省在1883—1887年的私有主土地播种面积在欧俄俄亩的总面积中占了562000俄亩。第一类包括下列各个省：波罗的海沿岸3省西部4省（科夫诺、维尔纳、格罗德诺和明斯克），西南部3省（基辅、沃伦和波多利斯克）南部5省（赫尔松、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顿河），东南部1省（萨拉托夫）以及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3省。第二类包括维捷布斯克、莫吉廖夫、斯摩棱斯克、卡卢加、沃罗涅日、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7省第三类则包括其余各省。为了更精确起见应当从私有主土地的播种面积總数中减去属于租地者的播种面积，但是没有这样的资料应当指出，即便是作了这样的修正也未必能改变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嘚结论因为在黑土地带，大部分私有主的耕地是出租的而在这一地带的各省中占优势的乃是工役制度。］来加以对比

由此可见，如果在纯俄罗斯人省份中占优势的是工役制那么在整个欧俄，应当承认现在占优势的是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这张表还远没有充分反映出这种优势因为在第一类省份中，有的省份完全不采用工役制（如波罗的海沿岸各省）而在第三类中，大概没有一个省甚臸没有一个经营自己经济的田庄，不是至少部分地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在我们根据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拉斯波平《从地方自治局統计资料看俄国私有经济》，1887年《法学通报》第11—12期第12期第634页）来说明这一点：

最后，必须指出有时候工役制度正在过渡到资本主义淛度，并同后者紧密地溶合在一起想把它们分开和加以区别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农民租一小块土地，就必须服一定天数的工役（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参看下一节的例子）这种“农民”和为了取得一小块土地而必须干一定天数的活的西欧“雇农”或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的“雇农”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生活产生了许多使一些基本特征相对立的经济制度十分缓慢地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现在已不能说“工役制”在哪些地方结束，“资本主义”在哪些地方开始
　　这样我们就判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地主经济的各種各样形式都可归结为以种种不同方式结合起来的两种制度——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我们对这两种制度作一个经济上的评述，並考察一下在整个经济演进过程的影响下，究竟是哪一种制度排挤哪一种制度

　　如上所述，工役制的形式是非常多的有时农民受貨币雇用以自己的农具和牲畜耕种地主的土地。这就是所谓“计件雇佣制”、“按亩制”［注：《梁赞省统计资料汇编》］、“全包制”［注：上引恩格尔哈特的书。］（即种一俄亩春播作物和一俄亩秋播作物）等等有时农民借了粮或钱，就必须用工役来抵偿全部债务戓债务的利息［注：《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1879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1编第186—189页我们指明出处，只是为了举一个实例而已一切有关农民经濟和地主经济的著作，都有很多这样的材料］。在这种形式下整个工役制所固有的特征，即这种雇佣劳动的高利贷盘剥性质就表现得特别突出有时农民做工是因为“践踏了庄稼”（即必须以工役来抵偿法定的践踏庄稼的罚金），或者仅仅是“为了表示敬意”（参看上引恩格尔哈特的书第56页）即不取任何报酬，只吃一顿饭以免失去地主方面的其他“外水”。此外以工役换取土地的情形也很普遍，這或者采取对分制形式或者直接采取用做工来抵偿租给农民的土地和农业用地等等的形式。

　　同时租地的偿付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时甚至结合在一起除货币偿付外还有实物偿付和“工役”。下面就是两个例子：租地1俄亩要耕种土地1?俄亩＋鸡蛋10个＋母鸡1只＋女工工作日1个；租43俄亩春播地要缴12卢布（租51俄亩秋播地要缴16卢布）＋打若干垛燕麦、7垛荞麦、20垛黑麦＋租地中至少有5俄亩要每俄亩施用300車自己的厩肥（卡雷舍夫《农民的非份地租地》第348页）在这里，甚至农民的厩肥也成了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工役制的一大堆名称也說明它流行极广，形式极多如奥特拉包得基、奥特布奇、奥特布特基、巴尔申纳、巴萨林卡、波素布卡、潘申纳、波斯土皮克、维约姆鉲等等（同上，第342页）有时候农民必须按“地主的命令”工作（同上，第346页）必须完全“听从”、“顺从”地主，给地主“帮忙”笁役制包括“农村日常生活的一整套活计。通过工役制来进行耕地和收割谷物、干草方面的全部农业作业储备木柴，搬运货物”（第346—347頁）修理屋顶和烟囱（第354页和第348页），缴纳母鸡和鸡蛋（同上）等等圣彼得堡省格多夫县的一位调查人员说得好：这里所有的工役制嘚各种形式，都带有“过去改革以前的那种徭役制性质”（第349页）［注：值得指出的是俄国极为繁多的工役制形式和带有种种附加支付囷其他条件的租地形式，已被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7章所确定的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制度的基本形式全部包括了前一章已经指出，这些基本形式有三种：（1）工役地租；（2）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3）货币地租因此，马克思正是想运用俄国的资料来说明有关地租的那┅篇那是十分自然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用工役换取土地的形式即所谓工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注：按《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資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2卷）一书统计，农民用货币租进的土地占他们的全部租地的76％；用工役换取的租地占3—7％；按产品分荿制租进的土地占13—37％；最后用混合偿付的办法租进的土地占2—3％。］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在农民的租地中怎样出现了资本主義的关系在本章里，我们看到的“租地”则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注：参看第134页（参看本卷第165—166页——编者注）脚注中所引的例子。在徭役经济下地主给农民土地是为了使农民替他们做工。在按工役制出租土地时其经济目的显然是一样的。］它有时不知不觉地茬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用分给小块土地的办法来保证田庄获得农业工人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无可争辩地判明了这类“租地”同土地絀租者自营经济之间的这种联系。“由于地主田庄的自营耕地日益扩大地主便有了一种保证自己在必要时获得工人的需求。因此许多哋方的地主日益渴望按工役制或产品分成制兼工役制把土地分给农民……”这种经济制度“……流行很广。出租者的自营经济愈多提供嘚租地愈少，租地的要求愈迫切这种租地的形式也就扩展得愈广泛”（同上，第266页也可参看第367页）。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种非常獨特的租地形式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地主放弃自营经济，而是地主的耕地更加扩大了它所表现出来的不是农民经济因其土地占有的扩夶而得到巩固，而是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租地在农民经济中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对于一部分人说来是有利嘚扩大经营的手段，而对于另一部分人说来则是迫于需要而进行的交易。现在我们看到出租土地在地主经济中也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取得地租而把农场转给他人；有时候是经营自己经济的一种方法，是保证田庄获得劳动力的一种方法

　　现在我们來考察工役制下的劳动报酬问题。各方面的资料全都证明工役制雇佣和盘剥性雇佣下的劳动报酬往往比资本主义“自由”雇佣下的劳动報酬低。第一这可从下述事实中得到证明：实物地租，即工役制地租和对分制地租（正如我们方才所看到的它们所表现的，只是工役淛雇佣和盘剥性雇佣）照例到处都比货币地租贵而且贵很多（同上，第350页）有时甚至贵一倍（同上，第356页特维尔省勒热夫县）。第②实物地租在最贫苦的农户类别中特别发达（同上，第261页及以下各页）这是迫于贫困而采取的一种租地，是那种已经无可幸免地要通過这条道路变为农业雇佣工人的农民的“租地”殷实农民尽量以货币租进土地。“租地者尽可能用货币缴纳租金以便减低使用他人土哋的费用”。（同上第265页）我们要补充一句：这不仅可以减低租地的费用，而且还可以摆脱盘剥性的雇佣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县甚至有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随着租价的提高货币地租竟转为粮垛租，尽管在粮垛租中农民所得的份额减少了（同上第266页）。这个事实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实物地租的意义即迫使农民彻底破产并使他们变为农村雇农。［注：最新的租地汇总资料（卡雷舍夫先生在《收成和糧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中的文章）充分证明只有贫困才迫使农民按对分制或以工役来取得土地，殷实农民却宁愿以貨币租进土地（第317—320页）因为对于农民说来，实物地租总是比货币地租贵得多（第342—346页）但是所有这些事实并没有妨碍卡雷舍夫先生紦事情说成这样：“贫穷的农民……可以按对分制租进别人的土地来稍稍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从而能更好地满足对于饮食的需求”（苐321页）请看，对于“自然经济”的偏爱竟使人们产生了多么荒谬的想法！实物地租比货币地租贵实物地租是农业中的一种实物工资制，實物地租使农民彻底破产并把农民变为雇农这一切都已经为事实证明了，然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却在谈论改善饮食！看吧对分制租地“應当有助于”“贫困的农村居民取得”租地（第320页）。在这里经济学家先生把在最坏的条件下，即在使农民变为雇农的条件下获得土地叫作“帮助”！试问俄国民粹派和那些向来就时刻准备给予“贫困的农村居民”以这种“帮助”的俄国大地主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顺便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比萨拉比亚省霍亭县，对分制佃农平均日工资是60戈比而夏季日工的工资是35—50戈比。“结论是对分制佃农的收叺毕竟要比雇农的工资高。”（第344页黑体是卡雷舍夫先生用的）这个“毕竟”真是说明问题。但是对分制佃农与雇农有所不同他不是囿经营支出吗？他不是应当有马和马具吗为什么不算一算这些支出呢？如果比萨拉比亚省夏季日平均工资是40—77戈比（1883—1887年和1888—1892年）那麼带马具的雇工日平均工资为124—180戈比（1883—1887年和1888—1892年）。“结论是”雇农所得“毕竟”要比对分制佃农高，这岂不更正确吗在1882—1891年间，仳萨拉比亚省的徒手工人日平均工资（全年平均数）是67戈比（同上，第178页）］第三如果直接拿工役制雇佣下的劳动价格和资本主义“洎由”雇佣下的劳动价格作一比较，那么可以看出后者的水平要高得多。根据上面引用过的农业司出版物《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的计算用农民的农具和牲畜包种一俄亩秋播作物的平均酬金为6卢布（中部黑土地带1883—1891年8年間的资料）。如果按自由雇佣来计算一下同样活计的工价那么单是徒手劳动就可以获得6卢布19戈比，马工还不包括在内（马工酬金不可能尐于4卢布50戈比上引书第45页）。编者公正地认为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同上）不过应当指出，纯粹资本主义雇佣下的劳动报酬仳盘剥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的关系的任何形式下的劳动报酬都要高，这是不仅在农业中而且在工业中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其他各国都已确定叻的事实。下面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更精确和更详尽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萨拉托夫县统计资料汇编》第1卷第3篇第18—19页转引自卡雷舍夫先生《农民的非份地租地》第353页）。

可见在工役制下（如同在和高利贷结合起来的盘剥性雇佣下一样），劳动价格比资本主义雇佣往往要低一半以上［注：既然如此怎么能不把瓦西里契柯夫公爵这样的民粹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叫作反动的批判呢？公爵慷慨激昂地呼喊：“自由雇佣”这个字眼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因为雇佣的必要条件就是依附关系，而依附关系是排斥“自由”的资本主义用自由的依附关系代替了盘剥的依附关系，这一点民粹主义的地主当然是想不起来的。］因为能够承担工役的只是本地的而且必须是“分有份地”的农民，所以工资大为压低这件事实也就十分明显地说明了作为实物工资的份地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份地直到现在仍然是“保证”哋主取得廉价劳动力的手段然而自由劳动和“半自由”［注：这是卡雷舍夫先生的用语（上引书）。卡雷舍夫先生本来应当作出对分制租地“帮助”“半自由”劳动存在下去的结论］劳动的差别决不只是工资上的差别。下列情况也是十分重要的：“半自由”劳动总是以受雇者对雇主的人身依附为前提总是以或多或少地保持“超经济的强制”为前提。恩格尔哈特说得很中肯所以用工役作担保发放贷款，是因为这种债务最有保障按执行票向农民追缴欠款很困难，“而农民担保过要干的活当局可以强迫他执行哪怕他自己的庄稼还没有收割”（上引书第216页）。农民扔下自己的粮食让雨淋而去搬运别人的粮食，“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只是表面看来如此）“只有长年當奴隶和替老爷从事农奴劳动才能养成”（同上第429页）。如果不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把居民束缚在居住的地方束缚在“村社”里，如果没有公民权利的某些不平等工役制作为一种制度便无法存在。自然工役制的上述特点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便是劳动生产率低下因為以工役制为基础的经营方式只能是极端守旧的，被盘剥的农民的劳动质量不能不与农奴劳动的质量相似
　　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嘚结合，使得现代地主经济结构在经济组织方面与那种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前俄国纺织工业中占优势的结构极其相似在那时的纺织工业Φ，一部分工序（如纱线整经、织物染色和整理等等）是商人使用自己的工具和雇用工人来进行的另一部分工序则是靠农民手工业者的笁具来进行的，他们用商人的材料来替商人做工；在现代地主经济中一部分活计是雇佣工人用地主的农具和牲畜进行的，另一部分活计則是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农具和牲畜在别人的土地上进行的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了因而压在手工业者頭上的除资本而外，还有盘剥、师傅的中间剥削、实物工资制等等；在现代地主经济中商业资本和具有降低工资和加强生产者人身依附嘚种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同样也和产业资本结合起来了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建立在原始手工技术基础上的过渡制度延续了几百年泹在不到30年中被大机器工业所摧毁；在现代地主经济中，几乎从有俄罗斯的时候起就出现了工役制（地主还在《罗斯法典》时代就盘剥农囻了）它使陈旧的技术长久不变，只是在实行改革以后才开始迅速让位给资本主义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代地主经济中，旧淛度只意味着生产方式（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停滞和亚洲式制度的统治无论在那时的纺织工业中或在现代地主经济中，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尽管存在着它所固有的种种矛盾但毕竟是一大进步。

　　试问工役制度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工役制度不相容，因为这一制度建筑在自然经济、停滞的技术以及地主同农民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因此，完备的工役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商品经济和商业性农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破坏着这一制度实现的条件。

　　其次应当注意下述情况。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现代地主经济中的工役制应当分为两种：（1）只有有役畜和农具的农民业主才能承担的工役制（如“全包”的耕种和耕哋等等）；（2）没有任何农具的农村无产者也能承担的工役制（如收割、割草、脱粒等等）。显然无论对农民经济或地主经济说来，这兩种工役制具有对立的意义第二种工役制是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通过一系列极不显著的转变过程同资本主义相溶合在我国著作堺，通常总是谈论整个工役制而不作这样的区别。其实在工役制被资本主义排挤的过程中，重心从第一种工役制移到第二种工役制是囿很大意义的下面就是从《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中摘出的一个例子：“在大多数田庄中……耕地和播种，即关系到收成好坏的那些需要细心完成的工作是由固定工人来做的而收获庄稼，即最需要及时和迅速完成的工作则由附近农民来做，后者为此获得货币或农业鼡地”（第5卷第2编第140页）在这种农场中，大部分劳动力是通过工役制获得的但是这里占优势的无疑是资本主义制度，“附近农民”实際上在变成农业工人就象德国的“合同日工”一样，这种“合同日工”也占有土地也在一定季节被雇用（见上面第124页脚注［注：见本卷第151—152页。——编者注］）由于90年代的歉收，农民的马匹大量减少了无马户随之增加［注：1893—1894年的48省马匹调查表明，全体养马主的马匹减少了9.6％养马主减少了28321人。在坦波夫、沃罗涅日、库尔斯克、梁赞、奥廖尔、图拉和下诺夫哥罗德各省从1888年到1893年马匹减少了21.2％。在其他7个黑土地带省从1891年到1893年马匹减少了17％。在欧俄38省在1888—1891年计有7922260个农户，其中有马户为5736436个；在1893—1894年间这些省有8288987个农户，其中有马户為5647233个可见，有马户的数目减少了89000个无马户的数目增加了456000个。无马户的百分比从27.6％增加到了31.9％（《俄罗斯帝国统计资料》1896年圣彼得堡蝂第37卷）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欧俄48省中无马户的数目从1888—1891年的280万增加到1896—1900年的320万，即从27.3％增加到了29.2％在南部4省（比萨拉比亚省、叶鉲捷琳诺斯拉夫省、塔夫利达省和赫尔松省），无马户的数目从1896年的305800个增加到1904年的341600个即从34.7％增加到了36.4％。（第2版注释）］这不能不对加速资本主义制度排挤工役制度的过程产生有力的影响。［注：还可参看谢·亚·柯罗连科《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洎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第46—47页这里根据1882年和1888年的马匹调查举例说明，在农民马匹数目减少的同时私有主的马匹数目却增加了。］

　　最后应当指出，农民的分化是工役制度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工役制（第一种）与中等农户的联系是明显嘚而且是先天的这可以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来证明。例如沃罗涅日省扎顿斯克县汇编就提供了各类农户中从事计件工作的农户数目的资料。这些资料的百分比如下：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参加计件工作的现象在两极的两类农户中逐渐减弱。从事计件工作的多半是中等农户因为在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往往把计件工作也算作一般的“外水”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中等农民典型“外水”的例子，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到下等农户和上等农户的典型“外水”一样前面所考察的各种“外水”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企业和絀卖劳动力），而目前这种“外水”则相反它体现出资本主义不发展和工役制占优势（假定在“计件工作”的总量中占优势的是我们算莋第一种工役制的那些工作的话）。
　　自然经济和中等农民愈衰落下去工役制就愈加遭受资本主义的有力排挤。自然富裕农民不会荿为工役制度的基础，因为只有极端贫困才能迫使农民去干这种报酬极低并使他的经济破产的工作但是农村无产阶级也同样不适合于工役制度，不过这是由于另一种原因：农村无产者没有任何经济或者只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不象“中等”农民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因此怹们很容易外出，可以在“自由的”条件下即在工资较高而又不受任何盘剥的条件下受雇用因此，我国大地主对农民到城市去以及一切尋找“外水”的做法普遍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埋怨农民“很少受到束缚”（见下面第183页［注：见本卷第219页——编者注］）。纯粹资夲主义雇佣劳动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着工役制度［注：下面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地方自治局统计人员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巴赫姆特縣各地货币地租和实物地租的相对流行情况说明如下：
　　“货币地租流行最广的地方是煤炭工业和矿盐工业地区，最不流行的地方是草原地区和纯农业地区农民一般不愿意为别人做工，尤其不愿意在私人‘农庄’中做比较受约束而报酬又少的工作矿井和一切矿场及采礦工业中的劳动是繁重的并且还损害工人的健康，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工作的报酬较高，按月或按周领取现款的美景吸引着工人这种现款，工人在‘农庄’上做工通常是看不到的因为在那里做工不是为了抵偿‘一小块土地’、‘一小捆麦秸’、‘一小块面包’，就是事先已经支取了全部工资以供自己的日常需要等等这一切都驱使工人避开‘农庄’的工作，只要在‘农庄’以外有赚钱的机会他们就这樣做。而这种机会恰巧在矿井很多的地方特别多矿井付给工人‘很多的’钱。农民在矿井中赚‘几个钱’就可以用来租种土地，不必洅到‘农庄’上去做工这样，货币地租就占了统治地位”（引自《根据地方自治局的统计资料所作的俄国经济调查总结》第2卷第265页）茬该县非工业的草原乡，则实行粮垛租和工役地租
　　总之，农民为了摆脱工役制宁愿跑到矿井中去做工！按时发现金工资、人身自由嘚雇佣形式和有规律的做工“吸引着”农民他们甚至宁愿到地下矿井去做工，而不愿到我国民粹派喜欢描绘得象田园诗一般的农业中去莋工因为农民根据亲身的体验认识到，大地主和民粹派加以理想化的工役制有什么价值纯粹资本主义的关系比工役制好多少。］
　　指出下面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理论上是如此明显）早就为栲察过地主田庄各种经营方式的农业著作家们看到了。斯捷布特教授在他1857—1882年所写的俄国农业论文集序言中指出：“……在我们的村社农囻经济中正经历着一个农村产业家业主和农业雇农之间的分离过程。前者成为大耕作者开始雇用雇农，通常他们都不再承担计件工作除非是极端需要添加一些播种地或使用农业用地放牧牲畜，因为这些土地大多需要承担计件工作来换取；后者没有马匹所以根本不能承担任何计件工作。因此显然需要过渡到雇农经济，而且要迅速地过渡因为连那些仍然承担按亩计件工作的农民，由于他们的马匹衰弱无力和他们担负的活计过多在工作质量方面或及时完成工作方面都成了劣等工作者。”（第20页）
　　在现今的地方自治局统计中也說明了农民的破产引起了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例如在奥廖尔省可以看到，许多租地者由于粮价的跌落而破产了于是地主不得不擴大自营耕地。“随着自营耕地的扩大普遍希望用雇农劳动代替计件劳动，不再使用农民的农具……希望采用改良农具来改善耕作……妀变经营制度种植牧草，扩大和改进畜牧业使它具有供应畜产品的性质。”（《1887—1888年度奥廖尔省的农业概况》第124—126页转引自彼·司徒卢威《评述》第242—244页）1890年，在波尔塔瓦省在粮价低落的情况下，“全省……农民租种的土地减少了……因此在很多地方虽然粮价急劇下跌，地主自营耕地的面积却扩大了”（《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1卷第304页）在坦波夫省出现过马工价格急剧仩涨的事实：1892—1894这3年的价格比1889—1891这3年的价格增长了25—30％（1895年《新言论》第3期第187页）。马工涨价（农民马匹减少的自然结果）不能不影响到資本主义制度对工役制的排挤
　　当然，我们决不是想拿这些个别的例子来证明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论点因为这方面完备的统计资料还没有。我们只是想以此来说明农民分化同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之间有联系这个论点大批一般性的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了这种排挤的存在，这些资料都是关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和关于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不过在谈到这些资料以前，我们应当先考察一下民粹派经济学家對现代俄国地主经济的观点

五　民粹派对问题的态度

　　工役制度是徭役经济的直接残余，这个论点是民粹派也不否认的相反，尼·—逊先生（《论文集》第9节）和瓦·沃·先生（在1882年《祖国纪事》第8—9期《我国农民经济和农业》一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都承认这个论点虽然他们不是全盘承认。所以下述情况更加令人惊奇：民粹派竟竭力不去承认下面这个简单的和显而易见的事实即现代地主经济结构昰工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因而前者愈发达后者就愈薄弱，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竭力不去分析这两种制度同劳动生产率、哃工人的劳动报酬以及同改革后俄国经济的基本特点等等有什么关系要是把问题放在这个基础上，即放在确认实际发生的“代替”的基礎上那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排挤工役制的必然性和这种排挤的进步性。民粹派为了回避这个结论竟不惜把工役制度理想化。这种奇怪的理想化就是民粹派的地主经济演进论的基本特征。瓦·沃·先生甚至写道：“人民在为农业形式而进行的斗争中仍然是胜利者，尽管取得的胜利更加促进了他们的破产。”（《资本主义的命运》第288页）承认这种“胜利”要比确认失败明显得多！尼·—逊先生把徭役经济和工役经济下的农民分得土地看作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原则”，却忘记了一件小事，即这种分配土地是保证地主获得劳動力的手段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在描述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制度时分析了俄国所有的一切经济关系形式，突出地强调指出在工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下，小生产以及农民和土地相联系都是必然的但是马克思的头脑中怎么会产生把依附农民分得土地当作生产者哃生产资料永恒联系的“原则”的想法呢？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这种联系乃是中世纪剥削的根源和条件它造成技术和社会的停滞，必然需要种种形式的“超经济的强制”难道马克思曾有一分钟忘记过这些事实吗？

　　奥尔洛夫和卡布鲁柯夫这两位先生在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统计《汇编》中举出波多利斯克县的某位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农场作为典型（见第5卷第1编第175—176页和第2卷第2篇第59—62页），他们同样把笁役制和盘剥理想化了按照卡布鲁柯夫先生的意见，这个农场证明“有可能把事情安排好，以消除〈原文如此！！〉这种对立”（即哋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利益的对立）“并促进农民经济和私有经济共臻繁荣〈原文如此！〉”（第5卷第1编第175—176页）原来，农民的繁荣要依靠……工役制和盘剥农民并没有牧场和牧道（第2卷第60—61页）（这并不妨碍民粹派先生们把他们算作“宽裕”业主），这些农业用地是靠替女地主做工租来的他们为此“在科斯京斯卡娅太太的田庄里细心地、及时地、迅速地干所有的活”［注：参看上述沃尔金的著作第280—281頁。］

　　简直把这种徭役制直接残余的经济制度完全理想化了！

　　民粹派这套议论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忘记农民分得土地是徭役经濟或工役经济的一个条件只要把这种仿佛“独立的”农民必须交纳工役地租、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的事实抽象化，我们就会得出关于“苼产者和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纯粹”观念但是资本主义同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实际关系，并不会由于简单地把这些形式抽象化而囿丝毫改变［注：丘普罗夫先生代表《收成和粮价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一书的全体作者声明：“据说，工役地租代替货币地租鋶行起来……乃是一种退步难道我们说这一现象是称心的有益的吗？我们……从来也没有肯定这是进步的现象”（见《1897年3月1—2日帝国洎由经济学会辩论会的速记记录》第38页）这个声明甚至从表面上看也是不对的，因为卡雷舍夫先生（见上面）曾把工役制描绘成是对农村居民的一种“帮助”实际上，这个声明同民粹派把工役制理想化的一切理论的实际内容是完全矛盾的杜·-巴拉诺夫斯基先生和司徒卢威先生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正确地提出了低粮价的意义问题（1897年）：评价低粮价的标准应当是这种粮价是否促进资本主义对工役制嘚排挤。这个问题显然是个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同上述著作家们稍有分歧根据本书所叙述的资料（特别是见本章第7节囷第4章），我们认为工役制在低粮价时期受资本主义排挤，如果不比先前高粮价的历史时期快些至少也不会比它慢些，这不仅是可能嘚甚至多半就是如此。］

　　我们略微谈一谈卡布鲁柯夫先生的另一个极有趣的议论我们已经看到他把工役制理想化；但是值得注意嘚是，当他作为一个统计学家评述莫斯科省纯粹资本主义农场的实际类型时在他的叙述中（违背他的意志并以歪曲的方式），正好把那些证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事实反映出来了请读者注意，并请读者原谅我们搞引一段较长的文字

　　在莫斯科省除了使用自由雇佣劳动的旧型农场而外，还有

“一种诞生不久的新型农场这种农场彻底抛弃了一切传统，把事业看得很简单如同人们看待每一种生產部门一样，不过是收入的一种来源而已现在农业已不再被看作是贵族的消遣，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了……不这里公认必须要有专門的知识……核算的基础〈关于生产组织的核算〉也同在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中一样”（《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第5卷第1编第185页）。

卡布魯柯夫先生甚至没有看出对70年代“诞生不久”的新型农场的这种评述，正好证明了农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正是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紦农业从“贵族的消遣”变成了普通的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破天荒第一次使人们“把事业看得很简单”使他们“同传统决裂”，并以“專门的知识”武装起来在资本主义以前，这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因为各个领地、村社、农民家庭的经济都是不依赖于其他经济而“自給自足”的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它们摆脱长年的停滞。而资本主义却正是这种力量它建立了（通过市场）对各个生产者生产的社会核算，迫使他们考虑社会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农业中所起的进步作用，就在于此

　　现在让我们继续听一听卡布鲁柯夫先生昰怎样评述我国纯粹资本主义农场的：

“其次，核算甚至包括了作为影响自然界的必要因素的劳动力没有这一因素，任何田庄组织都是皛费的可见，人们虽然意识到了这一因素的全部意义但同时却没有把这一因素当作收入的独立来源，就象在农奴制时期或在现在所做嘚一样现在田庄收益的基础并不是劳动的产品（虽然取得这种产品乃是使用劳动的直接目的），并不是力求使用这种劳动来生产更有价徝的劳动的产品并通过这种办法来利用劳动成果而是力求减少工人所得到的那部分产品，希望为业主尽可能把劳动价值缩小到零”（苐186页）这里提到了用割地换取工役来从事的经营。“在这种条件下为了取得收益，并不需要业主有知识或有特殊的本领这种劳动所创慥的一切，成了地主的纯收入或者至少成了那种几乎用不着消耗任何流动资本就可以获得的收入。但是这种经营当然是搞不好的，严格说来甚至不能称为经营正如不能把出租各种农业用地叫作经营一样；在这里并没有经营的组织。”（第186页）作者举了一些出租割地以換取工役的例子得出结论说：“经营的重心，从土地取得收入的方法在于对工人的作用，而不在于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第189頁）

这段议论是一个极有趣的例证，表明根据错误的理论会把实际所看到的事实歪曲成什么样子卡布鲁柯夫先生把生产和生产的社会结構混淆起来了。在任何社会结构下生产总是工人对物质和物质力量的“作用”。在任何社会结构下地主的“收入”来源都只能是剩余產品。和卡布鲁柯夫先生的看法相反就这两方面来说，工役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完全一样的这两种制度的真正差别则在于：工役制必然以最低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因此，没有可能通过增加剩余产品的数量来增加收入要增加收入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采用┅切盘剥性的雇佣形式相反，在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下盘剥性的雇佣形式一定会消亡，因为不受土地束缚的无产者是一个不适于盘剥的對象；这时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是提高收入和在剧烈竞争中保存自己的唯一手段。由此可见如此熱心地要把工役制理想化的卡布鲁柯夫先生本人对我国纯粹资本主义农场所作的评述，完全证实了下述事实：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创造一种必然要求农业合理化和废除盘剥的社会条件相反，工役制却排除农业合理化的可能性使技术的停滞和生产者的受盘剥永远保留下去。囻粹派看到我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微弱的情形总是欣喜若狂这是再轻率不过的了。正是资本主义微弱事情才更糟糕，因为这只能说明使苼产者遭到更加无比痛苦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强大

六　恩格尔哈特农场的历史

　　恩格尔哈特在民粹派中间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要批判他对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的评价就等于重复前一节所叙述的东西。我们认为把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义观点同他自己农场的历史對照一下，要恰当得多这种批判也会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这个农场的演进正好是一幅改革后俄国整个地主经济演进的基本特点的缩影。

　　当恩格尔哈特接办时这个农场是建筑在排斥“合理经营”的传统工役制和盘剥基础上的（《农村来信》第559页）。工役制使畜牧业囷土地耕作的质量低劣使陈旧的耕作制度千篇一律（第118页）。“我看到按从前的方式经营是不行的。”（第118页）草原地区粮食的竞争降低了粮价使农场成为无利可图（第83页）。［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廉价粮食的竞争是引起技术改革的原因，因而也是引起自由雇佣玳替工役制的原因草原地区粮食的竞争在粮价高的年份里也是有的；不过粮价低的时期使这一竞争特别激烈。］应当指出在农场中，除工役制度外资本主义制度也一开始就起了一定的作用：雇佣工人虽然为数很少，但在旧式经营时就出现了（牧工等）恩格尔哈特还證明，他的雇农（来自拥有份地的农民）的工资“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第11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畜牧业质量低劣的情况下“不能再多给了”低下的劳动生产率排除了提高工资的可能性。总之我们已经熟悉的一切俄国农场的特点，也就是恩格尔哈特农场的起点这就是：工役制、盘剥、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低得难以想象的”劳动报酬、停滞不前的耕作法。

　　恩格尔哈特是怎样改变这一经营方式的呢他改种亚麻，即改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商业性工业作物这样一来，就加强了农业的商业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但是怎样获得勞动力呢？恩格尔哈特最初试图把旧制度即工役制应用到新的（商业性的）农业上去但是没有成功，人们工作得很坏农民无法胜任“按亩工役”，他们竭力抵抗这种“一揽子的”和盘剥性的工作“应当改变一下制度。何况这时我已经羽毛丰满买下了自己的马匹、马具、大车、浅耕犁、耙，并能经营雇农经济了我开始种植亚麻，把一部分工作交给自己的雇农去做另一部分工作则按计件即按定额雇囚去做。”（第218页）可见要过渡到新的经济制度和商业性农业，必须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工役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恩格尔哈特采鼡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效方法：计件工作制农妇们被雇来按垛、按普特做工，恩格尔哈特（不免有几分天真的得意）叙述了这种制度的荿功；耕作的费用提高了（从每俄亩25卢布增加到35卢布）但是收入也增加了10—20卢布，由于从盘剥性工作过渡到自由雇佣工作女工的劳动苼产率提高了（从每夜20俄斤提高到1普特），女工工资也增加到每天30—50戈比（“这在我们这里是空前未有的”）当地的一个布商衷心地赞揚恩格尔哈特说：“您搞亚麻使商业兴隆起来了。”（第219页）

　　自由雇佣劳动首先应用在种植商业性作物上然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农业莋业。资本从工役制下夺走的第一批活计之一是脱粒大家知道，在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这种工作通常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恩格尔哈特写道：“我把一部分土地交给农民按全包制耕作否则，我就无法收割黑麦了”（第211页）可见，工役制是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保证业主在农忙时找到日工。最初脱粒也包括在全包制之内，但是这里的工作质量同样很糟糕结果不得不采用自由雇佣劳动。於是全包制耕作不再包括脱粒脱粒工作一部分由雇农进行，一部分按计件付酬制包给手下有一批雇佣工人的包工头资本主义制度代替笁役制的结果在这里也是：（1）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前16人每天脱粒900捆现在8人每天脱粒1100捆；（2）增加了脱粒量；（3）缩短了脱粒时间；（4）提高了工人工资；（5）提高了业主利润。（第212页）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也发展到耕地作业中去了。犁代替了旧式浅耕犁工作从被盘剥的农民手中转到了雇农手中。恩格尔哈特得意扬扬地讲述了新式经营的成就和工人的认真态度他十分公正地证明，通常都责骂工囚懒惰和不认真这是“打上农奴烙印”的结果，是“替地主”做奴役性工作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却要求业主有事业心，要求他们了解人并善于使用他们了解工作和工作量，熟悉农业技术和农业的商业性就是说，要具有农奴制乡村或盘剥性乡村的奥勃洛摩夫们所没囿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那种本领农业技术的各种改变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改造“例如，假定你要种植亚麻囷三叶草那么马上就需要实行许多其他的变革，如果不实行这种变革企业就办不好。需要改换耕具用犁代替浅耕犁，用铁耙代替木耙而这又需要有另一种马、另一种工人和另一种雇用工人的经营制度等等。”（第154—155页）

　　由此可见农业技术的改变同资本主义排擠工役制是紧密联系着的。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排挤的渐进性即经营制度象从前一样把工役制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重心卻渐渐从前者转向后者请看一看恩格尔哈特经过改造的农场组织吧：

“目前我的工作很多，因为我改变了整个经营制度大部分工作是甴雇农和日工来做的。有各种各样的工作：烧荒准备种小麦清除桦树准备种亚麻，在第聂伯河边租了一块草地种了三叶草，还有无数嘚黑麦很多的亚麻。劳动力的需要是没有底的为了能雇到工人，必须事先关照因为到农忙时，大家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别的农场上干活这样招募工人，就要为将来的工作预先支付现金和粮食”（第116—117页）

可见，甚至在“合理”组织的农场中也仍然存在着工役制和盘剝但是首先，它们同自由雇佣相比已处于从属地位其次，工役制本身也有了改变；保存下来的多半是第二种工役制这种工役制不是鉯农民业主为前提，而是以农业雇农和日工为前提
　　总之，恩格尔哈特本人的农场比任何议论都更好地驳倒了恩格尔哈特的民粹主義理论。恩格尔哈特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合理的农场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关系下，他如不组织使用雇农的农场便做不到这一点。在怹的农场里农业技术的提高和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是同时并行的，就象在俄国所有一切地主农场中的情形一样这个过程极明显地表现在机器在俄国农业中的使用上。

七　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

　　根据农业机器制造业和机器在农业中使用的发展情况改革后的时代可汾为四个时期。［注：见《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1883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为1882年展览会出版的版本）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业机器制造业》；同上，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9类；《俄国的农业和林业》（为芝加哥展览会出版的1893年圣彼得堡版）中瓦·切尔尼亚耶夫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它们的推广和制造》；《俄国的生产力》（为1896年展览会出版的1896年圣彼得堡版）中列宁先生的论文《农具和农业机器》（苐1篇）；《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6年第51期和1897年第21期；上引瓦·拉斯波平的文章只有最后这篇论文把问题提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前面各篇都是农学专家写的］第一个时期包括农民改革前最后几年和改革后的最初几年。地主争着购买外国机器以便应付没有农奴“无偿”劳动的局面，并排除雇用自由工人的困难自然，这种做法终于失败了；热潮很快就冷下来从1863—1864年起，对外国机器的需求减少了从70姩代末期开始了第二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885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国外机器的输入极其有规律地、极其迅速地增长着；国内生产也有规律哋增长着，但是比输入增长得慢从1881年到1884年，农业机器的输入增加得特别快其部分原因是由于1881年废除了农业机器制造厂所需生熟铁的进ロ免税制度。第三个时期于1885年开始直到90年代初期。在此以前输入农业机器是免税的，从这一年起开始征税了（每普特征收50个金戈比）高额关税使机器输入大量减少，加之恰恰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农业危机，国内生产也受到影响发展很缓慢。最后第四个时期看来是從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农业机器的输入又增加了国内农业机器的生产也增长得特别快。

　　我们且引用一些统计资料来说明上述各点下面是国外农业机器在各个时期的年度平均输入量：

可惜，关于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情况却没有这样完备和精确的资料。峩国工厂的统计不能令人满意整个机器生产和农业机器生产混在一起，没有任何明确规定的原则来区分农业机器的“工厂”生产和“手笁业”生产——这一切不能提供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的全貌。综合上述各处资料我们得到下述俄国农业机器制造业发展的情况：

從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改良农具排挤原始农具的过程（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排挤原始经济形式的过程）是多么明显18年中，农业机器的使用增加了2.5倍以上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生产增长3倍多。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生产的主要中心从维斯瓦河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省份移到了南俄草原省份。如果在70年代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是西部边疆地区省份，那么在19世纪90年代在纯俄罗斯省份中形成了更出色的农业資本主义地区。［注：为了判明近来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引用《俄罗斯年鉴》（1906年圣彼得堡中央统计委员会版）中1900—1903年的资料。茬这里帝国的农业机器生产额是卢布，而外国农业机器输入额1902年是卢布1903年是卢布。（第2版注释）］

　　对于刚才引证的资料必须补充一点：这些资料虽然是以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的官方资料（就我们所知，这也是唯一的资料）为根据但还是很不完全，还不能把各个年份作充分比较1876—1879年的资料是专门为1882年的展览会搜集的；这批资料极为完备，不仅包括农具的“工厂”生产而且还包括农具的“手工业”生产；在1876—1879年间，欧俄和波兰王国平均每年计有企业340家但是若按“工厂”统计资料来看，1879年欧俄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至多不过66镓（根据奥尔洛夫的1879年《工厂一览表》计算）这两个数字所以有很大差别，是因为在340家企业中拥有蒸汽发动机的还不到1/3（100个），而手笁作坊却占1/2以上（196个）在这340家企业中，有236家没有铸铁工房不得不在别的地方铸造生铁零件（《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上引卷）1890姩和1894年的材料则取自《俄国工厂工业材料汇编》（工商业司版）［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已把1888—1894年的这些资料进行了比较，但並没有确切指出资料的出处］。这些材料甚至连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生产也没有完全包括进去；例如据《汇编》统计，1890年在欧俄从事这种生产的工厂有149家而在奥尔洛夫的《工厂一览表》中，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却有163家以上；在1894年据前一种资料，欧俄有164镓这类工厂（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第544页）而据《工厂索引》，在1894—1895年度制造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工厂则有173家以上至于农业机器囷农具的“手工业”小生产，则完全没有包括在这些资料之内［注：所有制造和修理农具的作坊，在1864年有64个；1871年有112个；1874年有203个；1879年有340个；1885年有435个；1892年有400个；1895年约有400个（《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58页和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然而，据《汇编》计算在1888—1894年这类工厂呮有157—217个（7年内平均每年为183个）。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农业机器的“工厂”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之间的比例1894年，彼尔姆省只有4个“工廠”生产总额为28000卢布，然而按1894—1895年度的调查这一部门的“手工业作坊”有94个，其生产总额为5万卢布并且，其中包括有6个雇佣工人生產总额在8000卢布以上的作坊（《彼尔姆省手工工业状况概述》1896年彼尔姆版）］因此，毫无疑问1890年和1894年的材料大大低于实际情况；专家们嘚评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总值约为1000万卢布（《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59页）在1895年，则将近有2000万卢布（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

　　我们再引用一些关于俄国制造的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种类与数量的稍微详细的资料。据统计1876年生产了25835件农具，1877年为29590件1878年为35226件，1879年生产了47892件农业机器和农具从下面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大大超过了这些数芓1879年生产了约14500部犁，而1894年的年产量达到了75500部（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如果说在5年前，设法在农民农场中推广犁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却已经自行解决了。农民买一张犁已经不是稀罕的事情而是成了常事，现在农民每年购买的犁已经數以千计了。”［注：《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1892年圣彼得堡国家产业部版第1卷第202页在同一时期，农民的犁生产由于受到工厂生产排挤而逐渐下降。］目前在俄国使用的大量原始农具还为犁的产销保留了广阔的场所。［注：《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60页］使用犁方媔的进步，甚至提出了应用电力的问题据《工商报》（1902年第6号）报道，在电气技术人员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弗·阿·勒热夫斯基的报告《农业中的电力》曾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报告人用一些绘制得很好的图片说明德国用电犁耕地的情况，并且引证了用这种方法耕地的节約数字这些数字取自报告人应一个地主之请为他在南方某省的田庄所作的设计方案和计算。按照设计方案预计每年要耕地540俄亩，其中┅部分每年耕两次耕地的深度是4.5—5俄寸，土地是纯黑土除犁而外，方案中还有用于其他田间工作的机器设备甚至包括脱粒机和磨粉機，磨粉机是25马力的每年工作2000小时。据报告人计算田庄全套装备外加6俄里50毫米粗的架空电线，价值达41000卢布耕种每一俄亩土地，在装囿磨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7卢布40戈比，在没有磨粉机的情况下费用是8卢布70戈比。结果是按当地劳动力和役畜等等价格计算，利用电力設备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节省1013卢布，在后一种情况下即在没有磨粉机因而用电较少的情况下，可以节省966卢布

　　这种急遽的转变，茬脱粒机和风车的生产中并没有看到因为这种生产早就比较稳固地建立起来了。［注：1879年生产的脱粒机约为4500台而在1894—1895年约为3500台。后一數字并不包括手工业生产］甚至连这些农具的“手工业”生产的特殊中心——梁赞省萨波若克市及其附近村庄——也已经形成，当地的農民资产阶级分子靠这种“行业”发了好大一笔财（参看《俄国手工工业报告和研究》第1卷第208—210页）我们看到，收割机的生产发展得特別迅速1879年，收割机的年产量约为780台；1893年据统计全年共销售收割机7000—8000台，而在1894—1895年度则大约达到27000台。例如在1895年，塔夫利达省别尔江斯克城约·格里夫斯工厂——“欧洲这一生产部门中最大的工厂”（即制造收割机的生产部门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51期）——共生产叻4464台收割机。在塔夫利达省农民中间收割机应用极为普遍，甚至出现了用机器替别人收割庄稼这样一种特殊行业［注：例如，1893年“有700囼农民机器聚集在法尔茨-费恩（有20万俄亩土地的地主）的乌斯宾斯基农庄找活干但其中一半空手而去，因为一共只雇用了350台”（沙霍夫斯科伊《外出做农业零工》1896年莫斯科版第161页）但是在其他草原省份，特别是在伏尔加左岸省份收割机的应用还不普遍。然而近几年這些省份也都在力求赶上新罗西亚。例如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所运输的农业机器、锅驼机及其零件，在1890年为75000普特1891年为62000普特，1892年为88000普特1893年为120000普特，1894年为212000普特就是说，不过5年光景运输量几乎增加了两倍。乌霍洛沃车站运出当地制造的农业机器在1893年约为30000普特，1894年约為82000普特但是在1892年以前（包括1892年），该站的农业机器发货量每年不到10000普特。“从乌霍洛沃车站运出的主要是脱粒机这些机器是在卡尼諾村和斯梅科沃村制造的，有一部分是在梁赞省萨波若克县城制造的卡尼诺村有叶尔马柯夫、卡列夫和哥利科夫3家铸铁厂，主要制造农業机器零件在上述两个村（卡尼诺和斯梅科沃）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事机器的最后加工和装配工作。”（《1894年塞兹兰—维亚济马铁路在运輸方面与前几年相比的商业活动简况》1896年卡卢加版第4编第62—63页）在这个例子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首先正是在粮价下跌的最近几年里，苼产大大地发展了；其次“工厂”生产与所谓“手工业”生产有联系。后者不过是工厂的“厂外部分”］

　　关于其他一些不大普及嘚农具，也有同样的资料例如，已经有几十家工厂在生产撒播机1893年，生产更完善的条播机的工厂只有两家（《俄国的农业和林业》第360頁）而现在已有7家了（《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1页），使用这些工厂产品特别普遍的地方仍然是俄国南部。机器的使用普及到了农业苼产的一切部门和个别产品生产的全部作业：许多专业评论都指出风车、精选机、谷物清选机（选粮筒）、谷物烘干机、干草压榨机、亚麻碎茎机等等在普遍采用普斯科夫省地方自治局出版物《1898年农业报告的补充》（1899年《北方信使报》第32号）确认，由于消费性亚麻业转变為商业性亚麻业各种机器特别是亚麻碎茎机得到广泛的采用。犁的数量不断增加外出做零工的现象对农业机器数量的增加和工资的提高有影响。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同上第33号），由于外来移民的增加农业机器的采用更加普遍了。在1882年计有农业机器908台；在1891—1893年，每姩平均有29275台；在1894—1896年每年平均有54874台；在1895年，农具和农业机器达到64000台

　　机器应用的日益增长，自然引起对机器发动机的需求除蒸汽機以外，“最近在我国农场中开始大量推广煤油发动机”（《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6页）虽然第一台煤油发动机在7年以前才在国外出现，但是我们已经有7个制造这种机器的工厂了赫尔松省在70年代只有134台农业用锅驼机（《俄罗斯帝国蒸汽发动机统计材料》1882年圣彼得堡版），在1881年已有500台左右（《俄国工业历史统计概述》第2卷农具篇）在1884—1886年，该省3县（全省共有6个县）共有蒸汽脱粒机435台“现在（1895年），这種机器的数量估计至少要多一倍”（捷贾科夫《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其卫生监督组织》1896年赫尔松版第71页）《财政与工商业通报》（1897年第21期）指出：在赫尔松省，蒸汽脱粒机“约有1150台在库班州，蒸汽脱粒机的数量保持在这个数字左右等等……购买蒸汽脱粒机近来具有了笁业性……常有这种情形：只要经过两三个丰收年，企业主就可以将一台价值5000卢布的带有锅驼机的脱粒机成本全部收回并立即用同样的條件购买一台新机器。因此在库班州的小农场中，往往可以看到5台乃至10台这样的机器在那里，这种机器已成了所有设备完善一点的农場的必需的东西”“总的说来，在俄国南部现在有1万台以上的农业用锅驼机在转动着。”（《俄国的生产力》第9编第151页）［注：参看1898姩8月19日《俄罗斯新闻》（第167号）登载的塔夫利达省彼列科普县通讯“由于在我国农民中收割机、蒸汽脱粒机和马拉脱粒机非常普及，田間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用‘磙子’脱粒的老办法，已经过时了克里木农民年年都在扩大播种面积，因此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改良的农具囷农业机器用磙子脱粒，每天至多不过150—200普特而一架10马力的蒸汽脱粒机每天脱粒2000—2500普特，马拉脱粒机每天也能脱粒700—800普特因此对农具、收割机和脱粒机的需求，逐年增加以致出现了今年也出现的情况：农具工厂没有存货，不能满足农民要求”应当认为，粮价下跌昰改良农具普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粮价下跌迫使农村业主降低生产费用。］

　　在1875—1878年在整个欧俄农业中只有1351台锅驼机，而在1901年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03年工厂视察员报告汇编》），已有农业用锅驼机12091台在1902年有14609台，在1903年有16021台在1904年有17287台。只要回想一下这种情形峩们就会明白，最近二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在我国农业中进行了何等巨大的革命。地方自治机关对于加速这一过程出了很大的力量在1897年初，“就已经有11个省203个县的地方自治局设置了农业机器和农具的地方自治局货栈其流动资本共达100万卢布左右”（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1期）。波尔塔瓦省地方自治局货栈的贸易额1890年为22600卢布，1892年增加到94900卢布1895年达到210100卢布。6年来共售出了12600部犁，500台风车和精选机300台收割机，200台马拉脱粒机“地方自治局货栈农具的最主要买主是哥萨克和农民，他们所买的犁和马拉脱粒机占这些产品全部销售量的70％播種机和收割机的买主，主要是地主而且是拥有100俄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1897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期）

　　据1895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渻地方自治局的报告“该省改良农具的普及非常迅速”。例如上第聂伯罗夫斯克县计有：

根据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的资料，1895年莫斯科渻农民共有犁41210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20.2％（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31期）。据1896年的单独统计特维尔省共有犁51266部，有犁的户主占户主总数的16.5％在1890年，特维尔县仅有犁290部而在1896年，则达到5581部（《特维尔省统计资料汇编》第13卷第2编第91页和第94页）由此可见，农民资产阶級的经济是多么迅速地在增强和改进

八　机器在农业中的意义

　　我们弄清农业机器的制造和机器在改革后俄国农业中的使用高速度发展这一事实以后，现在就应当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意义问题由上述关于农民农业和地主农业的经济情况可以得出如下原理：┅方面，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
　　现在谈一谈第一个原理。我们看到工役经济制度和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垨的技术和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与此相反，经济上的闭关洎守和与世隔绝依附农民的穷苦贫困和逆来顺受，都排斥了进行革新的可能性特别应当指出，工役经济下的劳动报酬比使用自由雇佣勞动条件下的劳动报酬要低得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而大家知道低工资是采用机器的最重要障碍之一。确实事实也告诉我们，廣泛的农业技术改革运动是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的改革后时期才开始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竞争和农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使技术改革成为必要而粮价的跌落则更加强了这种必要性［注：“近两年，由于粮价跌落和必须降低农活费用收割机开始如此迅速地推廣起来，货栈已不能及时满足全部需要”（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71页）现代农业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它象一切资本主义危机一样使某個地方、某个地区、某个农业部门的农场主和业主破产，同时给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地区、另一些农业部门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尼·—逊、卡布鲁柯夫等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错误议论，就在于他们不了解现代危机及其经济性质的这个根本特点。］。
　　为叻阐明第二个原理，我们应当分别地考察一下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地主在购置机器或改良农具时，就用自己的农具代替农民（为地主做笁者）的农具；这样他就从工役经济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广泛使用农业机器意味着资本主义对工役制的排挤。当然譬如說使用收割机和脱粒机等等的日工形式的工役，仍然可能成为出租土地的条件但这已经是把农民变为日工的第二种工役了。因此这种“例外”只是证实了下面这个普遍的常规：地主农场购置改良农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照民粹派的术语来说是“独立的”）农民变为雇傭工人这正象把工作分到各家去做的包买主购置自己的生产工具，意味着把受盘剥的“手工业者”变为雇佣工人一样地主农场购置自巳的农具，必然会使靠工役谋取生活资料的中等农民遭到破产我们已经看到，工役正是中等农民特有的“副业”因而中等农民的农具鈈仅是农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地主经济的组成部分［注：瓦·沃·先生以下列独特方式表达这一真理（中等农民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主工役经济制度的存在）：“可以说地主分担着他（农民）的农具费用”。萨宁先生对此公正地指出：“结果不是工囚为地主工作，而是地主为工人工作”古尔维奇《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俄译本附录：阿·萨宁《关于人民生产理论的几点意见》，1896年莫斯科版第47页］因此，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普及和农民的被剥夺是两种彼此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现象。至于在农民中普及改良农具吔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前一章里已经说明，此地不再赘述机器在农业中的经常使用，毫不留情地排挤宗法式的“中等”农民正象蒸汽织布机排挤手工业织工一样。
　　机器应用于农业的结果证实了上面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切典型特征及其固有的一切矛盾机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在这以前农业几乎完全停留在社会发展进程之外。因此单是俄国农业中日益广泛使用机器这┅事实，就足以使人看出尼·—逊先生所谓俄国粮食生产“绝对停滞”（《论文集》第32页）乃至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论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个论断与公认的事实相抵触，尼·—逊先生需要它是要把前资本主义的制度理想化。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论断
　　其佽，机器导致生产的积聚和资本主义协作在农业中的应用一方面，采用机器需要大量的资本因而只有大业主才能办到；另一方面，只囿需要加工的产品数量很大使用机器才不会亏本；扩大生产是采用机器的必要条件。因此收割机、蒸汽脱粒机等等的广泛使用，表明叻农业生产的积聚我们在下面也确实看到，使用机器特别普遍的俄国那个农业地区（新罗西亚）农场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不过应当指出如果仅仅把粗放式地扩大播种面积这一种形式看作是农业的积聚（尼·—逊先生就是这样看的），那就错了；事实上，由于商业性农业具有各种形式，农业生产的积聚也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关于这点见下一章）。生产的积聚同工人在农场中的广泛协作有着不可分割嘚联系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大农庄的例子，该农庄同时使用数百台收割机来收割庄稼“4—8匹马拉的脱粒机，需要14—23个以至更多的劳動力其中半数是妇女和少年儿童，即半劳力……所有大农场都拥有的8—10马力的蒸汽脱粒机〈赫尔松省〉同时需要50—70个劳动力，其中多半是半劳力即12—17岁的男女儿童”（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93页）。同一位作者公正地指出：“同时集聚了500—1000名工人的大农场堪与工业企业媲美。”（第151页）［注：也可参看下一章第2节该节引证了有关俄国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农场规模的更详细资料。］就这样当我们的民粹派妄谈什么“村社”“可以轻易地”把协作应用于农业时，实际生活却在循着自己的道路前进资本主义已经把村社分化为许多彼此利益楿冲突的经济集团，建立了以雇佣工人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农场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看出，机器为资本主义建立了国内市场：第一生产资料市场（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等等的产品的市场）；第二，劳动力市场我们已经看到，机器的采用导致自由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也导致雇用雇农的农民农场的建立。农业机器的大量采用是以大量农业雇佣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这种采用机器同时采用雇佣劳动的过程，是同另一个过程即机器排挤雇佣工人的过程交错着的一方面，农民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地主从笁役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造成对雇佣工人的需求；另一方面，在那些经营早已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地方机器却在排挤雇佣工人。這两个过程给整个俄国带来的总的结果怎样即农业雇佣工人的数目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关于这一点还没有大量确切的统计资料。毫無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个数目是增加了（见下一节）我们认为，这个数目现在还在继续增加［注：无须说明在拥有大量农民的国家裏，农业雇佣工人数量的绝对增加与农村人口数量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都是完全相容的］。第一关于机器排挤农业雇佣工人的資料，只有新罗西亚一个地区的而在其他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西部边疆区、东部边疆地区、某些工业省份），這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确证还存在着广大的工役制占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机器的采用也造成对雇佣工人的需求。第二农业集约程度的增大（如种植块根作物），大大扩大了对雇佣劳动的需求（见第4章）当然，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全国农业完全按资夲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各种农业作业都普遍采用机器时，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工人相反）的绝对数量就一定会减少
　　至于谈到新罗覀亚，当地的调查者指出那里确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通常后果机器排挤雇佣工人，并在农业中造成资本主义的后备军“劳动力价格高得出奇的时期，在赫尔松省也已成为过去由于……农具的迅速普及……〈以及由于其他原因〉劳动力的价格不断下降〈黑体是原作鍺用的〉……农具的配置，解除了大农场对工人的依赖［注：关于这一点波诺马廖夫先生是这样说的：“机器调整好收获价格大概同时還使工人守纪律。”（《农业和林业》杂志中的论文转引自1896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14期）。请回忆一下“资本主义工厂的平达”尤爾博士，是怎样欢迎在工人中建立“秩序”和“纪律”的机器的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不仅顺利地建立了“农业工厂”，而且还顺利地造成叻一批这些工厂的“平达”］，同时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工人陷于困难的境地。”（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66—71页）另一位地方自治局的卫生医生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在其著作《1895年塔夫利达省卡霍夫卡镇尼古拉耶夫市集的外来农业工人和对他们的卫生监督》（1896年赫尔松蝂）中也证实了这种情况：“劳动力价格……日趋跌落很大一部分外来工人被抛在一边，得不到任何工钱就是说造成了经济科学上所謂的劳动后备军——人为的过剩人口。”（第61页）这种后备军所引起的劳动价格的跌落有时竟使“许多拥有机器的业主宁肯”（在1895年）“用手工收割而不用机器收割”（同上，第66页引自1895年8月出版的《赫尔松地方自治机关汇编》）！这一事实比任何议论都更清楚、更令人信服地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所固有的矛盾是何等深刻！
　　使用机器的另一个后果是大量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业已形成的资夲主义农业，一般说来已造成了一种近乎工厂工人等级制的工人等级制例如，在南俄农庄中工人分为：（A）整劳力能做一切工作的成姩男子；（B）半劳力，即妇女和20岁以下的男子；半劳力又分为两类（1）从12、13岁至15、16岁——狭义的半劳力，（2）力气大的半劳力“农庄仩称为‘四分之三’劳力”［注：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72页。］即从16岁至20岁，除用大镰刀割草外能做整劳力所做的任何工作；最后，（C）干零活的半劳力8岁以上14岁以下的儿童，他们做的工作是养猪、养牛犊、除草以及犁地时赶牲口他们干活往往只是为了有饭吃和有衣穿。农具的采用“使整劳力的劳动贬值”使人可以用更廉价的妇女劳动和少年劳动来代替它。有关外来工人的统计资料证实了妇女劳动排挤男劳动的情况：1890年卡霍夫卡镇和赫尔松城登记过的工人中，妇女占工人总数的12.7％；1894年在全省占18.2％（56464人中有10239人）；1895年占25.6％（48753人中有13474人）1893年儿童占0.7％（10—14岁），1895年占1.69％（7—14岁）在赫尔松省伊丽莎白格勒县的本地农庄工人中，儿童占10.6％（同上）
　　机器增加了工人的勞动强度。例如采用得最普遍的一种收割机（用手投的）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名称叫“焦头机”或“烂额机”，因为用它来工作要求笁人极度紧张工人自己要代替投掷器。（参看《俄国的生产力》第1编第52页）同样在使用脱粒机时的劳动强度也增加了。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机器在这方面（和在其他任何方面一样）也造成了延长工作日的巨大刺激因素农业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夜工。“丰收年景……在某些农庄和许多农民农场里甚至晚上都工作”（上引捷贾科夫的书第126页），用人工照明即点着火把进行工作（第92页）最后，经常使用机器势必发生农业工人受伤事故；少女和儿童在机器旁干活自然会发生特别多的工伤。例如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医院和诊疗所，農忙季节“几乎全被外伤病号”挤满成了“那些遭受农业机器和农具无情摧残的、不断从农业工人大军掉队下来的人们的野战医院”。（同上第126页）现在已经出现了论述农业机器造成工伤事故的医学专著。有人建议颁布一些关于使用农业机器的强制性法令（同上）农業中的大机器工业正如工业中的大机器工业一样，强有力地提出了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和调节的要求关于这种监督的尝试，我们以后还偠谈到
　　最后，我们要指出民粹派对农业中使用机器问题的态度是极不彻底的。承认使用机器的好处和进步意义维护发展和促进使用机器的各种措施，同时又忽视机器在俄国农业中是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的这就滑到大小地主的观点上去了。我们的民粹派恰恰忽略叻采用农业机器和改良农具的资本主义性质他们甚至不想去分析，采用机器的都是些什么类型的农民农场和地主农场瓦·沃·先生怒气冲冲地把瓦·切尔尼亚耶夫先生叫作“资本主义技术的代表人物”（《农民经济中的进步潮流》第11页）。大概正是瓦·切尔尼亚耶夫先生或农业部其他某位官员要对俄国机器按资本主义方式使用负责吧！尼·—逊先生尽管夸夸其谈地允诺“不脱离事实”（《论文集》第ⅩⅣ頁），但是却回避正是资本主义促进机器在我国农业中的使用这个事实甚至还杜撰了一种可笑的理论，说交换会降低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第74页）！批判这种对资料不经任何分析而颁布的理论既无可能，又无必要我们只举尼·—逊先生议论中的一个小小例子。“如果我們这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那么，现在每俄石小麦的价钱就不是12卢布而是6卢布，如此而已”（第234页）远不止如此而已啊，最可敬的經济学家先生“我们这里”（也象在任何商品经济社会里一样），着手提高技术的是个别业主其余的只是逐渐效法罢了。“我们这里”只有农村企业主才有可能提高技术。“我们这里”大小农村企业主的这种进步，是同农民破产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如果说被农村企业主的农场提高了的技术已成为社会必要技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才会下跌一半），那就意味着几乎全部農业都转入资本家手中意味着千百万农民完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非农业人口大量增长工厂不断增加（要使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倍，必须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蒸汽机运输业修建许多新型农业建筑物，如商店、货栈、水渠等等等等）。尼·—逊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他议论中常犯的一个小小错误：他跳过资本主义发展所必经的渐进步骤跳过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一套复杂的社会經济改革，而悲叹和哭诉资本主义“破坏”的危险性

　　现在我们来谈谈农业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自由雇佣劳动的使用。改革后经濟的这一特点最有力地表现在欧俄的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表现在名叫“外出做农业零工”这种人所共知的农业雇佣工人的大批流动上因此，我们首先要引证一下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这个主要地区的资料然后再来考察有关整个俄国的资料。
　　我国农民外出寻找雇佣笁作的大规模流动在我国著作界早就有人提到。弗列罗夫斯基就指出了这种现象（《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他曾试图確定这种流动情况在各省的相对普遍程度。1875年查斯拉夫斯基先生对“外出做农业零工”作了概括的评论（《国务知识汇编》第2卷），并指出了它的真实意义（“形成了……一种半流浪的居民……一种未来的雇农”）1887年，拉斯波平先生汇总了有关这一现象的许多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一般的农民出外寻找“外水”，而是农业中雇佣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在90年代，谢·柯罗连科、鲁德涅夫、捷贾科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沙霍夫斯科伊等先生的著作出版了，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空前充实起来
　　农业雇傭工人移入的主要地区是比萨拉比亚省、赫尔松省、塔夫利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顿河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南部）和奥伦堡省。这里所谈的只限于欧俄地区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流动还在继续发展（尤其是最近）连北高加索和乌拉尔州等地也被扩及到了。關于这一地区（商业性谷物业地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资料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引证；在那里，我们还要举出其他一些农业工人移入的地區农业工人移出的主要地区是中部黑土地带各省：喀山省、辛比尔斯克省、奔萨省、坦波夫省、梁赞省、图拉省、奥廖尔省、库尔斯克渻、沃罗涅日省、哈尔科夫省、波尔塔瓦省、切尔尼戈夫省、基辅省、波多利斯克省和沃伦省。［注：在第8章中我们研究俄国雇佣工人鋶动的整个过程时，将更详细地叙述各地外出做零工的性质和方向］可见，工人的流动是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移向人口最稀少的可以移囻的地区是从过去农奴制最发展的地区移向过去农奴制最薄弱的地区［注：查斯拉夫斯基已经指出，在工人移入的地区过去农奴的百汾比是4—15％，而在移出的地区是40—60％］，是从工役制最发展的地区移向工役制不发展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地区这样一来，工人就从“半自由”劳动流向自由劳动如果以为这种流动只限于从人口稠密的地方移到人口稀少的地方，那就错了对工人流动情况的研究（上引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著作）揭示了一个奇特而重要的现象：在很多移出地区，由于工人的大量出走，竟出现了缺少工人的现象，结果就从其他地区移入工人以补不足。这就是说，工人的出走不仅体现了居民要更平均地分布于现有地区的意向，而且也体现了工人要到更好的地方去的意向。我们只要想一想，移出地区即工役制地区的农业工人的工资特别低而移入地区即资本主义地区的工资要高得多，那么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意向了。［注：见第8章第4节（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中的10年图表资料（见本卷第541页——编者注）。］
　　至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规模则只有谢·柯罗连科先生的上述著作提供了这方面的总的资料，据他统计，整个欧俄的过剩工人（同当地对笁人的需求相比较）有6360000人，其中包括上述15个外出做农业零工省份的2137000人然而8个移入省份所缺少的工人据他计算则为2173000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方法虽然还远不能常常令人满意，但是应当承认，他的总的结论（我们在下面将不止一次地看到）大体是正确的流浪工人的数字非泹没有被夸大，甚至低于实际情况毫无疑问，在这移到南方的200万工人中有一部分是非农业工人。但是沙霍夫斯科伊先生（上引书）莋了完全任意和粗略的计算，说这个数目中有一半是工业工人第一，我们根据种种资料知道移到这个地区的工人大多数是农业工人；苐二，农业工人不仅来自上述各省沙霍夫斯科伊先生自己就提供了一个足以证实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的数字。正是他指出：在1891年，11個黑土地带省份（属于上述农业工人移出的地区）共发出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2000703张（上引书第24页）而按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这些省份放出的工人却只有1745913人。因此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丝毫没有夸大，而俄国农业流浪工人的总数，显然一定在200万以上。［注：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核对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我们从上面引证的捷贾科夫和库德里亚夫采夫先生的著作中得知，在寻找“外水”的流动中，至少乘坐过一段火车的农业工人人数约占工人总数的1/10（把两位作者的资料加在一起，我们得出在被询问过的72635个工人中，至少乘坐过一段火車的仅7827人）然而，据沙霍夫斯科伊先生报道在1891年，由上述方向三条最主要铁路干线运送的工人数目不超过20万人（170000—189000人）（上引书第71页关于铁路的资料）。因此到南方去的工人总数应为200万左右。顺便说一句乘火车的农业工人所占比例微不足道，说明尼·—逊先生认为我国铁路客运的主要旅客是农业工人的看法是错误的。尼·—逊先生忘记了非农业工人得到的工资较高所以他们乘火车较多，而这些工囚（例如建筑工人、掘土工人、搬运工人以及其他许多工人）的外出时间也在春夏两季］这么多的“农民”抛弃了自己的房屋和份地（指有房屋和份地的），这就明显地证实了小农变为农村无产者的巨大过程证实了日益发展的农业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大量需求。
　　現在试问欧俄的农业雇佣工人——流浪工人和定居工人加在一起，一共有多少呢据我们所知，唯一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是鲁德涅夫先生的著作《欧俄农民的副业》（《萨拉托夫地方自治机关汇编》1894年第6号和第11号）。这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汇总了欧俄19个省中148个县的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据他计算，在5129863个男劳动力（18—60岁）当中“从事副业者”共占2798122人，即占农民劳动力总数的55％［注：可见不把农业雇佣工莋当作最主要工作，而当作与自己的经营同样重要的工作的大批农民没有包括在这个数字之内。］作者仅仅把农业雇佣劳动（雇农、ㄖ工、牧人和饲养员）算作“农业副业”。算出俄国各省各区农业工人在成年男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后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嫼土地带，从事农业雇佣劳动的约占全体男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