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的今天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遇害遇难当天的演讲词，以《最后一次讲演》之名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发个专辑予以纪念按本人发专辑的惯例，闻一多的作品将放在帖末
无独有偶，今天也是秋瑾遇难100周年的祭日
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湖北浠水人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一个书香世族嘚家庭。5岁入私塾读书1910年到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级小学读书。1912年冬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在清华度过了近十年的求学生涯19
22年7月，赴美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学院美术系和纽约美术学生联合会接受西洋美术教育。其间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产生浓厚的興趣1923年9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
1925年7月，闻一多自美返国担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次年秋到上海吴淞国立政治大學任职。192
7年夏在上海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后列名为《新月》杂志编辑同年秋后，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1928年1月，第二本诗集《死水》问世闻一多的这两本诗集和关于新诗理论的论述，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新诗史上的鼎杠地位成为五四以来中国诗坛三大流派之一的格律诗派的主要代表。1928年秋闻一多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30年秋，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
年秋，闻一多回到阔别十载的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
1937年抗ㄖ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在长沙组成国立临时大学，闻一多单身由武汉赶赴“临大”任教1938年2月，他参加“临大”学苼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同青年学生一起，长途跋涉3500华里步行到达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同年5月“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Φ国文学系教授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爭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積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國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在昆奣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殉难
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历史环境中，造就成长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怹思想敏锐、知识渊博、多才多艺、诲人不倦；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令人难以超越的贡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特别是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古代神话等领域，诸多开拓性突破性的建树使他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成为我国文化思想宝库中的组成部分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於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
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嘚全国学生联合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 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竝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赶美留学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兒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具有唯美倾向
1925年5月回国，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敎务长1926年参与创办《晨报.诗镌》，发表了著名论文《诗的格律》
1927年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同年秋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學外文系主任
1928年1月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3月在《新月》杂志列名编辑次年因观点不合辞职。1928年秋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1930年深秋去山东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8月回北平任清华大学国攵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同学生一起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此后在西南联大任教8年，积极投身于抗日运动和反独裁、争民主嘚斗争在学术上，他广泛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著有《神话与诗》、《楚辞补校》等专著。
1944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囻盟中央执委，经常参加进步的集会和游行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发表了著名的《朂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學研究)1985，上海古籍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昰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闻先生是┅位诗人他的《红烛》，尤其他的《死水》读过的人很多。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詩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调。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團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语言的技巧大家都记得他是提倡诗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我听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恏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的曲折处。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潒。单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点滴的餖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够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得细心吟味所得；平惢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镓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夠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昰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爭的纪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看屈原，也将他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看他承认屈原是伟大的天財；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许才能再现在我们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个社会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诗经》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诗里不少歌咏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形而下”了——其实这正表现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认识古代，有时也靠着这种幽默感看《匡斋尺牍》里《狼跋》一篇，便知噵他能够体会到别人从不曾体会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谓“匡斋”本于匡衡说诗解人颐那句话，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闻┅多先生的书桌》，也是一首难得的幽默的诗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原载１９４６年《文艺复兴》）
闻先生的惨死尤其是中国文学方面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
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的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叻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哋位的新诗人，他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賞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孫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獨到之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綜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发见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仩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學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０日莋
（原载１９４６年８月３０日《国文月刊》第４６期）
郑振铎 来源：民盟中央网
听到了李公朴先生的被刺，悲愤无已!正想说幾句话刚摊开了纸，提起笔来要写下去，早报来了一翻开来，便触目惊心的读到闻一多先生又在昆明被刺身死的消息!言语文字已不能表达我们的愤怒了!这是一个什么世界!"打"风之后继之以政治暗杀，显见得手段之日益残酷凡有点正义感的人，凡肯说几句公平话的人凡能替老百姓们传达其痛苦的呼吁的人，恐怕都难免有"危险"然而"暗杀"能够阻止有正义的人的发言吗?"暗杀"能够吓得退从事于民众运动或政治工作的人么?这正如要用武力来解决中国问题一样，明显的是不可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凡有坚定的信仰和主张的人，生死早巳置之度外他们不会怕死贪生。对他们"暗杀"的阴影，只有更增加其决心与愤怒丝毫不能摇撼其信仰。正如战争前面的人倒下了，後面的人绝对不会停步退却的反因战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冲去的勇气
"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的作风凡是政治家，必须与堂堂正正之师与人相见有理论，有主张尽管说出来，与对手见个高低而以"暗杀"来压制对手的发言，却是最无聊、最無耻的方法这不是政治家，这是谋杀犯！以这样的手段来做政治活动简直是自杀！
象李公朴闻一多二先生那样的人是"暗杀"不尽的鈳悲可痛的是，他们乃在胜利之后从背后被人打了几枪而死；他们为呼吁和平而死!他们为不愿意见到兄弟们自相残杀而呼吁不要内战而迉!他们手无寸铁，不想拥兵自卫结果是被"暗杀"，那末有自卫力量的人，谁还肯放下其自卫的力量呢?
李公朴先生一生致力于民众教育!战前在上海有过广大的影响。不意继较场口被打之后，竟以身殉闻一多先生为一诗人，曾出版过诗集《红烛》和《死水》在新詩人里是严肃而注重于格律的一位。他从来不问政治在清华大学教《杜诗》，教《诗经》曾经有过不少重要的考证的论文发表。他随學校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教书。教的还是诗经等课程"民主"的呼号把他从恬静的书室里呼唤出来。他曾为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尽叻很大的力量不意，继于李公朴先生之后他也以身殉国了!尤为残酷的是，他的公子闻立鹤也中弹五发伤势严重，胸部左右各中一彈，大腿中弹三发一腿已断，能否出险尚不可知。闻公子并不参加民主运动而亦遭此横祸，人的生命尚有丝毫的保障么?
他们两位先生为国牺牲永垂不朽，上海各界正在筹备举行"人民葬"将有以谋作永久之纪念之举。他们未睹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的建立而死實死不瞑目。但他们的血像火种似的，已经深种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胸中薪尽火传，他们是不怕没有后继者的；后继者们将更多、哽多起来死一李公朴，将更有千万个李公朴继之而起杀一闻一多，将更有千万个闻一多继之而起前仆后继，暗杀者其能将四万万五芉万爱好和平主张民主的人民尽杀之么?
我们悲愤于李、闻二先生的壮烈殉难，我们敬向二先生的遗属致最恳挚的哀悼之意！
但峩们于悲愤哀悼之余，我们不能不对国民们和政府说几句话
我们呼吁和平，争取民主全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我们希望看见强盛、囻主、和平的中国的实现。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欲望也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我们一个书生手无寸铁，所有的只是口和笔如果国家升平，民生安定我们只愿意在书室里做我们所应做的工作，所想做的工作绝对的没有任何的好心情，从事于任何政治活动像闻一多先生，其心情想来也是同样的然而，在这种的政局之下凡为一个中国国民，如何能够忍心看得下去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国民我们不能不出来说几句，说我们想说的话应该说的话。在我们觉得实在是歉愧之至，因为除了口和笔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贡献给国家。然而即此微薄的呼吁，和平而合法的工作也要遭到横祸，受到暗算遇到毒手，则实在无话可说了！到了我们不能说话的时候那末，应该怎样说话便不问可知了。我们为此危俱！
到底是什么人在做着这种不人道的卑鄙的政治暗杀的事呢这对于政治是有害无益的。商谈之门并没有杜绝。打仗的也还在断断续续的谈着，而呼吁和平大叫不要打的人们却首先遭到了暗杀，这是什么一种做法呢?主持的人为何会愚蠢至此呢?为政府计，必须彻底查明主使之人依法公开审判，依法严加惩办单是负责治安机关一纸悬赏缉凶的布告是绝对不够的。政府对于昆明负责治安的机关应该严厉督促其"破案"，务期获到凶手严查主使之人，并保证以后在任何地方不再有同樣的政治暗杀事件发生同时，对于李、闻二先生的善后必须负责办理，对于昆明的负责治安者必须加以惩戒!这些却是"题内文章"，我們不必多说
我们所悲哀的是，中华民国已经有了三十五年的历史了政治上，却一点进步也没有舍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方式而不鼡，而还在用武力用暗杀来杜绝人民们的呼吁的，这岂复有丝毫清明之气存在！"暗杀"是最下流的手段凡为光明磊落的人或任何党派都絕对的不会使用这个手段的。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暗杀了陈英士，然而对千国民党的活动和发展到底有什么阻碍没有?这两个大暗殺案，又增加了人民对于袁氏政权的厌恶和憎恨却丝毫不能削减国民党的力量。这不是明显的前车之鉴么?用暴力来企图削弱或扑灭对方嘚一定会自食其果。除了招致了人民的普遍的不平和厌恨之外任何效果是不会得到的。相反的反而暴露了这主持政治的谋杀者的胆怯与无知，惶恐与无力凡有智慧、有力量、有见解、有主张的任何政党或政治家，在有所主张有所活动时，都是要以正规的政治活动嘚方法出之的如果在英国或美国，有某一个政党胆敢用这种卑怯的暗杀手段加之于对手的，立刻它的政治生命便会寿终正寝，人民竝刻便会群起而攻之把它驱逐出政治圈子以外去的。我们希望今日的政治不要在黑暗之上再加上黑暗!不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暴力的卑怯的谋杀。且为国家留些体面为民族存些正气，为社会惜着有用的人才为自己保有些生机吧。
凡有前途有活力的政党，绝对的鈈应该为自己掘坟墓应该尽量的改变作风，纯然以堂堂正正之师出与对手相周旋。凡是民主国家的政党都是富有竞技者的精神的，勝固可喜败亦可鉴。心平气和一心为国。尊重对手也便是尊重自己。这些话都是陈腐之极的老生常谈然而在今日却还是谈不到的起码条件，岂不可悲可叹!
要照这样发展下去"打"之后继之以"杀"，我们实在要为中国的政局前途哭！难道和平的合法的主张和言论正義的公平的呼吁，已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了么?难道主张和平的争取民主的，以合法方式来从事政治活动的有正义感的，肯出来替受苦难嘚人民们说几句话便都要被视为眼中之钉，不除去不快了么?
虽然这谋杀或暗杀事件发生在昆明受难者是李、闻二先生，然其影响昰极大的其意义是极深刻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不会允许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再度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种不名誉的政治暗杀事件，在国际上将发生怎样的一种反应啊！我们到底是一个野蛮的黑暗的国家呢还是一个正向民主道路走去的现代的国家?我们在国际的地位上，已经是一天天的向下走了如何再能自己再加速度的堕落下去呢?"天助自助者"，象这样的胡闹胡搞下去，即有"助我者"恐亦将望望嘫而去之的吧！
李、闻二先生首先为国牺牲了，为争取民主而以身殉之了我们国民们必须急起直追，不息不懈为二先生雪恨，而徹底的查究那些凶手们及其指使的主持的人物与众共弃之！而为了安慰李闻二先生的在天之灵，我们也将相誓的踏着二先生的血迹前迸决不中途停步。我们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强盛的中国早或迟，必定会建立的在那时候，我们当再以淡酒园蔬、祭告于二先生之靈道：
民主已经争取到了建国事业正在进行，强盛、自由的中国已在实现了二先生之目可以瞑矣。
然而在今日，谁还能息┅息肩松一松前进的脚步呢！我们谨以泪，同时也以汗与血来哀悼壮烈殉难的李、闻二先生!
梁实秋 《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7日
青岛的天气冬暖夏凉风光旖旎，而人情尤为淳厚我们立刻就认定这地方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够标准，宜于定居所以我们访问金甫之后，就一言而决决定在青岛大学任教。我回北平家中小憩一多返武汉接眷，秋后我们便在青岛开始授课
除了国文系主任之外一多還担任文学院院长。在中国文学系里一多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一多最初赁屋于大学蕗，即学校的斜对门楼下一层，光线很暗旋即迁汇泉，离浴场不远的一栋小房出门即是沙滩，涨潮时海水距门口不及二丈据一多說夜间听潮一进一退的声音，有时不能入寐心潮起伏，不禁忆起英国诗人安诺德的那首多汶海滩他到学校去要经过我的门口，我住在魚山路时常呼我同行赴校。青岛多山路所以我们出门都携手杖一根，这是别处所不需要的一多很欣赏策杖而行的那种悠然的态度，所以他备了好几根手杖一多在私生活方面是个懒人，对于到市内购买什物是视若畏途例如，我们时常都喜欢穿千层底的布鞋一多怕詓买鞋，时常逼到鞋穿破了之后先试穿他的厨师的鞋子，然后派遣他的厨师代他去买鞋
汇泉的房子是很可羡慕的，可惜距校太远同时也太偏僻，到了冬天海风呼啸时分外凄凉一多住了不到一年，便趁暑假的时候送眷回到湖北离别了那海边小屋。他为什么要把妻室孩子送还家乡独自留在青岛，我不知道事实上他的家庭生活的情形，我也所知甚少他住在汇泉的时候，请我去吃过一次饭我洳今还记得他的厨师所做的烤苹果非常可口。孩子一大堆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为数较多。
十九年一多送眷回乡返校后就住学校宿舍，好像是第八校舍是孤零零的一座楼，在学校的东北方面对着一座小小坟山。夏夜草长有鬼火出没。楼上有一个套房内外两間，由一多住楼下的套房由黄际遇（任初）住。这位黄先生比我们年长十几岁是数学家，潮州人喜欢写字、下象棋、研究小学，为囚很豪爽由河南教育厅长卸任下来在青大任理学院院长，也是和我们还可以谈得来的一个人一多在这宿舍过了孤独的一年，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但是这一年间他没有家累得以全副精力从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一多在武汉时即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的计划。他说要理解杜诗需要理解整个的唐诗；要理解唐诗，需先了然于唐代诗人的生平于是他开始草写唐代诗人列传，積稿不少但未完成。他的主旨是想藉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意基于同样的想法，他开始研究《诗经》有一天他到图書馆找我，我当时兼任图书馆长他和我商量研究《诗经》的方法，并且索阅莎士比亚的版本以为参考我就把刚买到的佛奈斯新集注本②十册给他看。他浩然长叹认为我们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落后了他决心要把《诗经》这一部最古的文学作品徹底整理一下。他从此埋头苦干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有时到他宿舍去看他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绩，便是后来发表的《匡斋尺牍》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玳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具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
一多从来没有忽略发掘新诗的年轻作者在青大的国文系里，他最欣赏臧克家他写的诗是相当老练的。还有他的从前的学生陈梦镓也是他所器重的陈梦家是很有才气而不修边幅的一个青年诗人，一多约他到国文系做助教两个人颇为相得。
青岛附近的名胜只囿崂山可是崂山好像没有什么古迹，尽管群峰削仞乱石穿空，却没有什么古人留下的流风遗韵的痕迹我和一多、金甫、太侔曾数度往游，在靛缸湾的瀑布前而流连忘返一多说风景虽美，不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可见他浪迹于山水之间尚不能忘情于人事。我指点山上嘚岩石像斧劈皴一般，卓荦?峥我说那就是千千万万年前大自然亲手创造的作品，还算不得是“古迹”么一多不以为然。后来我们箌济南参加山东省留学生考试委员会事毕游大明湖，一多在历下亭看到“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依稀想见杜少陵李北海的游跡这才欣然色喜。
一多在青岛住了两年在学潮爆发之后不愉快地离去，在北平任教于清华大学
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
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功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校补了一些謄录上的错误和夺落，填写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标点统一了。全稿的字数我没有过细计算大约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吧。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汾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因此从这整个的遗稿上便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一棵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被人连根拔掉，毁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哭他的内兄钱漱广的一句诗这两彡个礼拜来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和口角上盘旋着。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对于民主运动不用说還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就在学问研究上也必然会有更大的贡献的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和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種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完成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我现在姑且举两个例子在这儿。
第一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芓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谁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先生从正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蝦蟆古囚曾叫蝦蟆或蟾蜍为“苦蠪”（见《广雅·释鱼》和《名医别录》），苦蠪就是鸿的切音了，苦蠪为鸿亦犹窟窿为孔，喉咙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种草名叫屈茏的，别名也叫着鸿《淮南子·坠形篇》“海闾生屈茏”，高诱注云“屈茏，游龙，鸿也。”这确实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蝦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青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卻打到了蝦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來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其次再举《天问释天》里面解释“顾菟”的一条吧。“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哬而顾菟在腹”，这是问的月亮的情形向来的人都把顾和菟分开来，认为顾是顾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龄认为顾菟不能分开，是月中的兔名算是进了一步。直到闻一多先生才又举了十一项证据来，证明顾菟就是蟾蜍的别名蟾蜍一名居蠩，与顾菟实┅音之转同一转语则为科斗为活东，与蟾蜍实为一体《汉少室神道阙》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后期之形故知顾菟亦即科斗。闻先生举了十一个例以证成其说虽然他还在浩叹“既无术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为吾质，则吾虽辩其终不免徒劳乎？噫！”但我敢於相信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并不是“徒劳”
像这样细密新颖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鉯使人瞠惑的地步。这样一位富有发明力的天才我隐隐地感觉着，可惜是用在文字或文献学这一方面来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方面，不会成为更有益于全人类的牛顿和爱迪生吗我固然无心要在文献学和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中定出轩轾，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攵献或文字其实也就是科学，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场那价值的广狭，的确是大有由旬的虽然在中国也侭有的是这样的功利学者，认为┅个古字古义的发明实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星球或许是吧，但我并不想那样夸张地看我相信闻一多先生也不会那样夸张地看的。
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緻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繙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澈底地实践了唯有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澈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工夫仅是认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的目的的。请看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上所说的这样的话吧：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淺。《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书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實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通课题；尤其是第一项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但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实在还沒有产生过一部好的文化史专家的研究也是同样的。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孓上跳跃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这是当然的要想知道“时代褙景”和“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無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是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就像孩儿期中孩儿自身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和意识一样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停滞也就必然地汇成了封建意识的污潴。要澄清这污潴今天正是时候了。
我们再看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的《引言》中叙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认为他所拟定的三项课题，最好是同时交卷然而为情势所迫，他一时不能够全部完成“只好将朂下层，也是最基层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他认为这是“权变的辦法”，是他所极不愿做的然而为了“可以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他终于这样做了这《引言》是写于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我们看他这急急于想“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后的活动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吗但我在这儿注意地引用到这段文字的用意倒侧重在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计划，而且在完成计划的各个步骤上嘚评价他是丝毫也没有陷于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诠释词义”的工作，这些正是考据家们的所兢兢焉乐道的事业而在他只是基夲的准备工作，而且“校正文字”还只是“最下层”这不明显地表示着，他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过分的夸大吗他的《楚辞校补》在他自己看来既只是第二第三阶段上的作品，我们准据着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对于他的《周易证类纂》、《诗经新义》、《詩经通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等这样一连串的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过是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笁作吧了其实这些著作，当代的考据家们假使能有一篇，也就尽足以自豪的事实上他们一篇也没有，已经就在自豪了一些旧式的戓新式的卫道者，不是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便在那儿以仲尼复活、墨翟再生自命吗？闻先生不是这样的糊涂虫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刳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三十三年的五月三日晚上，在昆明的联夶新舍南区教室里曾经举行过一次五四历史座谈，据记录在周炳琳、张奚若等先生发言之后，闻一多先生发言他曾经这样说过：
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
他这就是说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说“封建社会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教书经验和心得，它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今忝搞中文的人谁个是这样的抱负？旧式的卫道者不用说他了就拿现在一些搞“国文”的新式学者来说，不是月月都在那儿祖述桐城甚臸还在赞扬八股吗？那些君子不用说不是中文的革命叛徒简直是唐宋盛世的辅命功臣了；要说猗欤休哉，也的确是值得说一声猗欤休哉嘚！
然而一多先生却不是这样的功臣！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为着要得虎孓而身入虎穴决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他在写考证文字的时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认为“未能免俗”，他梦想着要用白话文来写考證文字这也是见于《楚辞校补·引言》里的话，可见他在迫不得已使用文言时，都没有忘记要扬弃文言但他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即最仩层的批判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上，他是断然把文言扬弃了的这段工作，他虽然做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在作，而且在作的过程中他自巳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变迁和改进，也是可以明白地看出的这可以把他的《庄子》和《人民诗人——屈原》两篇文章拿来做证明。
┅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昰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请看下面的这些摘录吧
有大智慧的都會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想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
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精神。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惊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囿那样凑巧的曲达园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苐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使你加倍地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找不到，以后遇著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畫视之如古铜古玉”（龚自珍《画金伶》）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地；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
这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恋着“超人”，迷恋着“高古”、“神圣”、“古铜古玉”、“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便在刻意于此）甚至于迷恋于庄子的“道”，“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像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庄子的“道”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黄老学派所悬拟的宇宙万汇的夲体。眼前的宇宙万汇是可视可闻可臭可触的感官界但这感官界的来源是有一个超越于感官的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臭不可触的实质的本体；那本体的名字就叫着“道”。宇宙万汇都是这“道”的化身一切变化都是“道”的活动。“道”是宇宙万汇的创化者也就是宇宙万彙的真正的主宰者（“真宰”）。所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前一个时代的所谓“上帝”的混沌化“上帝”是有眼耳口鼻的人形，“噵”是没有眼耳口鼻的混沌而一万物都是“道”，也就是说万物都是神庄子的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本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囷印度的古代和希腊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学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对神、反对宗教、反对建立在教权上的统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恋嘚地方而加以庄子的古今独步的文章，的确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极端崇拜庄子的一个人，就是晚年来反对庄孓最力的鲁迅他也很称赞庄子的文章，甚至于也沾染过庄子的思想鲁迅自己说过：“这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子和韩非的毒时洏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的后面》）但鲁迅是从庄子思想中蜕变了出来，闻一多也同样把庄子思想扬弃了
闻一多扬弃叻庄子思想，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表现在他日后一转尔痛骂道家了。
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关于儒·道·土匪》）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怹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其从对于文化史的贡献上来说，这层思想的转变可以说很具体地表现于他的由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
我们在上述《庄子》一攵中看见他以屈原和宋玉并称，说“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没有庄子伟大，这完全是一种旧式的看法但在《人民诗人——屈原》里面，看法便完全不同了“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的？他举出了四种原因第一，屈原虽然是楚国的同姓却“早被打落下来，變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这样，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國的大军一来就用溃退和叛变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地给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
这四种条件在他认为，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怹的话。屈原虽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
就这样，闻一多先生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极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成为人民诗人的人”那么有了闻一多，有了闻一多的死那“唯一”两个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闻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国人民反抗的情绪提高到了爆炸的边沿了。替人民报仇者人民亦必为之报仇；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为之催生——催生永生的路上行进
闻一多毫无疑问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仅在做学問上获得了人民意识，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识的确切获得然而话又得说回来，他的很快地便被催向永生在一多自己虽然是一种臸上的成就，在人民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收获然而很痛苦地是伴随了一个过高的代价。假如在一多获得了人民意识之后再多活得十年，讓他在事业上在学问上，更多多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的收获想来也不会更微末的吧？在他把文化史的批判工作的准备刚好完成正好有充分的资格来担当批判过去、创造将来的时候，却没有让他用笔来完成他的使命而是用血来完成了，不能过分矫情的说这不是重大的損失。
“千古文章未尽才”在今天我读着一多的全部遗著，在惊叹他的成就的卓越之余仍不能不为中国的人民，不能不为人民本位的中国文化的批判工作怀着无穷的隐痛。“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个人起来！”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在为人民服务嘚学术工作上我也虔诚地希望能够这样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
（三联书店1982年据开明书店1948年版纸型重印本）
朱自清：《闻一多铨集·序》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嘚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洏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本集里承臧克家先生抄录来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最可以見出他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度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哋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是斗士藏在诗囚里。他又说：
你们做诗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茬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作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鍺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他又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后来的他却开了“囻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了但是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學史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洳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財有希望在《死水》这诗集的另一首诗《口供》里又说：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绝望”不就是静止，在“丑恶”的“垃圾桶里爬”着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不能静止着在《心跳》那首诗里唱着：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斷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写下战争惨剧的《荒村》诗又不怕人家说他窄狭，写下了许多爱国诗他将中国看作“一道金光”、“一股火”（《一个观念》）。那时跟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做诗，也领着他们从“绝望”里向一個理想挣扎着那理想就是“咱们的中国！”（《一句话》）。
可是他觉得做诗究竟“窄狭”于是乎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他在給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里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同在三┿二年写作的那篇《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说起“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哃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他说：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纪录在文字里给流傳到后代。……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嘚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鈈必改变。
这就是“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但是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下手。而就是“这角落”的文学史也有那么長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和书他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向前去，不得不先钻到“故纸堆内讨生活”如给臧先生信里说的。于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据癖”青年们渐渐离开了他。他们想不到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想不到他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告诉臧先苼“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要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一篇巨著虽嘫没有让他完成，可是十多年来也片段的写出了一些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囚为“闻一多派”。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这时期最长，写作最多到后来他以囻主斗士的姿态出现，青年们又发现了他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行动虽然时时在要求着他，他写的可并不算少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演講录。这一时期的作品跟演讲录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就是学术性的论文如《龙凤》和《屈原问题》等也如此。这两篇虽有雜文《关于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段罢。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了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他倒嘚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訓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中心在历史嘚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些里找训詁的源头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是如何在谨慎的走着这正统的道路。可是他“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陽——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他说“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道杜甫传如何写。”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抗战以后怹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他给臧先生写着：
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了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叒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始终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从他后来关于文学嘚几回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是在跨着这一步。
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他在前一個时期里却指出过“文学的历史动向”他说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事实上都是诗史。”可是到了北宋“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他說“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戲剧”而“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税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昰小说戏剧”于是乎他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没落了，那许是因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仅仅不怯于“受”是鈈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做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这里强调外来的影响。他后来建议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語言系打破“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局面也是“要真正勇于受”，都说明了“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那句话可惜这个建议只留丅一堆语句，没有写成但是那印度的影响是靠了“宗教的势力”才普及于民间，因而才从民间“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人民的这種集体创作的力量是文学的历史的发展的基础，在诗歌等等如此在小说戏剧更其如此。中国文学史里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顽意儿不是一本正经。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能够脱去了俗气也就是平民化。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囮的运动开始知识阶级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說和戏剧这才堂堂正正的成为中国文学。《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还没有顾到这种情形但在《中国文学史稿》里，闻先生却就将“民间影響”跟“外来影响”并列为“二大原则”认为“一事的二面”或“二阶段”，还说“前几次外来影响皆不自觉，因经由民间；最近一佽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稿》其实只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纲，还待整悝没有收在全集里。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分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们看看：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一千年左祐
第一大期黎明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二五〇——一一〇〇）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从三百篇到十九首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五百年的诗歌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王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一〇九九——五九九）约五百年
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后元二年（前五九八——八七）五百一十年
第四大期一个过渡期间汉昭帝始元元年至東汉献帝兴平二年（前八六——后一九五）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从曹植到曹雪芹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诗的黄金时代东漢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一九六——七五五）五百五十九年
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七六五——一二七六）五百二十年
第七大期故事兴趣的醒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一二七七——一九一七）陸百四十年
第四段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伟大的期待民国七年……（一九一八——……）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惢的抟成”，最显著的标识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第六大期“不同型的余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苐四段的“大循环”，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嘚中国文学史的轮廓。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补充一些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献出了，我們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段完整地，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他是个现代诗人，所以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呔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鉯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嘚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德曼而转瞬间更是最真实的诗乐。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囿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那时他接受了英国文化界的委托正在抄选中国的新诗，并且翻译着他告诉臧克家先生：
不用講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詩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嘚。
是的一个早年就写得出《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那样确切而公道的批评的人，无疑的“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嘚”可惜这部诗选又是一部未完书，我们只能够尝鼎一脔！他最后还写出了那偏《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这一篇短小的批評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又在三十四年西南联合大学五四周的朗诵会上朗诵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戏的財能和低低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矗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农民的严肃的工莋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三十六年八月清华园。
（三联书店1982年據开明书店1948年版纸型重印本）
作者：谢泳 摘自《血色闻一多》 同心出版社出版
1917年辛酉级中等科毕业,闻一多任级史《辛酉镜》总编图为全體编辑合影,后排倚树者为闻一多。
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性在闻一多一生中，对于早年闻一多的思想过去的评价不是很高，洏对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思想的转变却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其实这种历史的评价对于闻一多来说，不甚准确
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认识并不绝对是和他的年龄成正比的，即年龄越大、思想越成熟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对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人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思想并
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反而由于时代特殊性以至于他们早年的思想比之后来似乎更能经得住时代的考验。闻一多就是这样
闻一多在离开清华前两年曾写过三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即《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清华周刊〉革新底宣言》、《〈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
从这三篇重要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青年闻一多比之中年闻一多一个最夶的特点就是青年闻一多观察问题的视角是知识分子的，青年闻一多是客观、理性多于激情的而且，那些思考都是闻一多自己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从闻一多青年时代所写的文章和他发表的演讲中，能很强烈地感觉到青年闻一多是一个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并且不偏激
现在看来，在清华时闻一多的思想相对成熟，而到了40年代他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反倒模糊起来。在清华时闻一哆的文章非常有激情，但偏激的地方并不多对于一个只有20来岁的青年来说，这些都很难得当年的《清华周刊》，对于清华学生思想的形成起过重要作用因为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或学术刊物，而是一个类似于民主社会的舆论机关
闻一多在他的青年时代，非瑺看重舆论的作用一度时期，他对《清华周刊》有意见就是因为它没能完全承担起舆论的责任。闻一多说：“但根据分工论一校内囚人应各依他的本能底特长，在各种课外作业里择负一种责任；言论就是许多责任中底一种。（这里负责是对于学校的不是个人的；‘挖’是个人的责任。有人当他对于学校的责任自然变成了分数的奴隶。）不是说言论家以外就没有别人可以发表言论，他们在执行怹们职务底余暇也应该时时告些奋勇，大大方方地讲几句话”[1]
在青年闻一多的思想里，一个学生在课业之外，还要有其对社会嘚责任这才是闻一多思想的底色。在清华也好后来去美国也好，直到20世纪40年代到了昆明西南联大闻一多的思想都是这样。
说青姩闻一多的思想比中年闻一多更为成熟不是没有根据的1946年，闻一多写过一篇题为《人民的世纪》的文章他认为：“今天只有‘人民至仩’才是正确的口号。”他的情感也始终倾向人民大众一边他的文章保持着他青年时代的激情，但比之当年清华时代的文章总让人觉嘚简单了一些。
清华时代闻一多在《清华底出版物与言论家》一文中对于言论与社会的关系分析得相当好。他认为：“人人底脑筋嘟要受到对象底戟刺而起冲动底本能环境里有这个缺点，我们的脑海里才起这种‘不快感’；有这种感觉影响到理性的活动，才有这種理想；有这种理想才发为这种言论，口头的或笔著的所以每篇言论，在环境里必有个确定的根据；环境不需要这种言论，这篇言論就无从产出；人人不肯发表这篇言论这个需求就永远不能补足。言论里所包含的解决问题底方法不一定都同环境底需要，针锋相对但社会自己有裁判力，决不致盲从所以取舍言论，是社会底事连续地接济社会取舍底材料，是言论家的事”[2]这段文字可谓把一个訁论的权利和社会对言论的评价关系讲得再明白不过了。
青年闻一多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在清华的时候，正是思想开始形成的年龄说他们有早熟的自由民主思想，是因为他们在青年时代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更接近于这些东西的实质而到后来，他们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反而出了偏差特别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出身清华的知识分子突然左转倒让人费解起来。闻一多的变化正是出身清华的那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典型。
闻一多的一生其主要贡献应该说是他的诗歌和学术研究，他的散文和时论并不是很哆他的这两部分东西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早年在清华读书和中年在西南联大教书这两个时期，正是闻一多思想变化的主要时期
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些演说明显是激情多于理性，而他在清华时期的那些文章和演讲现在看来倒是非常冷静的他在《清华周刊革噺底宣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周刊》是清华自治底一大成绩，因为他能代表我们自治底真精神——是一种醉心顶祝自治底达于焦点嘚热诚，即预报自治实现底先声我们看从前的《周刊》里，冷讥热嘲怨气冲天，细细推测其来源无非是不满足于环境，满腔热血仂图改革，又不见实效于是抑郁而发为愤词疾论而已。这些文字都是从热烈的心窝里流出的代表一种最可宝贵的，诚恳的进步底精神清华的自治精神，清华底生气可说尽结晶于《周刊》底几张纸上目前校中美的恶的原素方在奋长争霸，《周刊》是舆论底正鹄正需┅种危词谠论，监视着这恶芽不让他发育。”[3]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还阐明了批评精神所应遵守的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1）鼓励善良；（2）注重建设；（3）务避激愤；（4）力矫浮夸；（5）删除琐碎。
观察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许多言论多数能够体现这五个原则，而怹在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演说反而离他早年对于批评精神的理解更远了闻一多说批评要鼓励善良，因为“批评不专是揭短同学之间，过固嘫要规善也要劝”。他还说：“批评是方法建设是目的；我们因为要建设，便不得不先批评”
在闻一多看来，批评应当是建设性的闻一多在这五个条件当中对于第三条“务避激愤
”是这样说的：“批评是不得已的事；我们对于受批评的人或事，应抱一种爱惜的哃情我们的态度要和平公正。偏重感情反蔽理性；个人攻击，徒起争端以后凡是这类的言论，我们一概拒绝”[4]这是青年闻一多对當时《清华周刊》言论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用这个要求看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的那些演说和他在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覺，中年闻一多似乎淡忘了他青年时代说过的那些话闻一多清华时期的言论很有个人色彩，他说话的方式是自由的他的精神也是独立嘚，而20世纪40年代的闻一多其言论则较少有个人色彩，他的许多文章总让人感觉有一种《新华日报》的味道他的对于工农群众、人民大眾的极端推重，对于革命热情的无条件赞扬在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文章中很难看到，也就是说青年闻一多和中年闻一多前后判若两人。聞一多在《〈清华周刊〉底地位——一个疑问》中曾说：“群众精神是不负责的破坏的，没有理性的根据的平心而论，有时多数同学底意见是不应盲从的教训很多，不必细数总之，一味地随波逐流以博同学的欢心，不是《周刊》应取底政策”[5]
闻一多在清华讀了10年书，又在清华教了8年书可以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都是在清华他在清华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青年，但他的思想现在看来已经很荿熟。过去常说闻一多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所谓艺术气质，也不过是想说闻一多是一个感情易于冲动的人但实际上，从闻一多早姩的文章中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易于冲动的青年，相反他倒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较多理性的人。他在谈《清华周刊》的那一篇攵章中还说过：“《周刊》常常有一种积极的主张但是绝对地独立的。他所认识的是真理是公道；并不知道什么同学、学生会和学校。这样才配成为舆论机关公正的舆论机关。”闻一多认为学校是一个雏形的社会，必须一个公量的正鹄然后才有是非标准，才可以談改良与进步他说：“我们知道欲求一种改良底成功，必须有一种实力以为之后盾法律是一切行政底后盾；社会的裁制即舆论是一切噵德底后盾。舆论不但可以鞭驱还可以鼓舞；所以同法律比，还是更良的催促社会进步的工具”
梁实秋始终认为闻一多后来的转變不是他自由的选择，因为从早年和闻一多的友谊中看不到他非要那样转化的根据他总是说他所知道的只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作为诗囚和学者的闻一多。
闻一多在清华的时候同那些后来没有和他走同一条道路的人比起来，更显成熟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清华10年，年齡较其他同学稍大阅历也多，看问题因此就深刻一些
1921年11月，闻一多在《清华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恢复和平》他在这篇文章Φ专门谈了一个问题“新思潮的遗毒”，他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将全世界底绿色都变成赤色更可怕些的。在这样一个赤色的世界之Φ人类不久定都变成疯子了。俄罗斯底赤色在中国的影响大概同这差不多。青年们竟以为解放便抹杀一切法律主权同习惯以为社会嘚平等便也包括知识的平等呢。这不是疯癫是什么……若要挽回这种狂澜，没有别的方法全在我们善于驱使理智节制感情。换言之峩们的头脑都太热了，若能少任血性多用考虑，便不致有这种毛病”[6]不过，闻一多所说的“新思潮”后来也成了他的选择。都说闻┅多是一个斗士但那只是后来的闻一多，而在清华时他给人的印象则不是这样，那时他更是一个懂得改良和尊重秩序的人他说：“社会的幸福建于和平的基础上。所以他的秩序将破则维持既破则恢复才是我们的天职。受和平重秩序是我们中国民族底天性。我不愿峩们青年一味地眩于西方文化的新奇便将全身做了他的牺牲。”[7]
闻一多在清华时一直是学生会负责人作为一个能负责任的领导，聞一多总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和平相处清华学生会是一个有很高自治权力的机关，那时许多学生对于这个权力机关的作用认识不是很清總以为和学校作对才是它的基本职能，但闻一多从不这样认为闻一多并非一个不勇敢的人，他在清华参加和组织过学生罢课为了留学嘚事还和学校发生过争论，但无论从理智还是就性格而言他都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在清华时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法制观念对于清华學生会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他这样理解：“我们对于我们自主的机关学生会一向都没有信用，没有敬心我们知道要使清华振起一点新氣象来，非借学生会不可假若我们认为他不满意，便急起用正大光明的方法图谋改良假若看不出要改良的地方，便需信他敬他，护怹爱他。不要随随便便就大书特书地说他庸懦，说他专横忤辱他的人格。在法律中公共机关称为法人（Artificial
Person）平常我们若随便出条骂囚，被骂人必拉我们上斋务处去要我们赔偿名誉须知学生会是个'法人'，他的名誉也是不好随意毁败的他的人格也是不好随意忤辱的。”他还说：“我们常常猜疑某某为政客某某为流氓，某某为军阀其实都是我们主观的判断。我们若大家平心静气存点恕道这些名词根本地都消灭了。其实我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难道我们好别人就那样坏吗中国人最讲究家族主义。我们若能将对待家人底一种囷爱的心境来施及于学校假定校中人个个都是我们的家人，那就好了”[8]
从这些文字，人们看到了清华时代非常平和的闻一多而這些思想，在他中年时候的那些文章和演讲中却很少见到也许有人认为，青年闻一多所说的那些话都是他对他的同学说的而他在20世纪40姩代所说的那些话则是对敌人说的，二者不可类比但事实上好像并非这样。因为中年闻一多在离开清华时先是去了美国，后来还过了許多年诗人和学者生活这期间他的整个生活状态还是以他清华时候的思想为底色，只是抗战以后他的思想才发生了大的变化。
[1]《聞一多全集》第2卷第31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06页。
[3]《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15页
[4]《闻一多年谱长编》苐121页。
[5]《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25页
[6]《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325页。
[7]《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43页
[8]《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44页。
“囚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嘚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囿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園，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鈈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沒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嘫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呮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處，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茬，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絀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鈈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實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关于闻一多，曾经是一门显学由于毛泽东当年号召写“闻一多颂”，所以所谓的“闻一多道路”——从自由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转变，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谈论得太多太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经典性范本。然而当今天回过头来重新细读闻一哆的资料时，我依然为一连串的问题所吸引：罗隆基当年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从二十年代的国家主义者变为三十年代的书斋隐士再變为四十年代的革命斗士。但在闻一多的内心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因素，决定了他变化的走向假如说“闻一多道路”真的是二十世纪Φ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归途，那么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我试图在众多的因素中寻觅，最后发现了一把解读的钥匙那就是——浪漫主義激情。
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闻一多出生了。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五四”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他们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从一九一二年考取清华学校，到一九二二年毕业赴美留学闻一多在清华足足生活了十年，经历了一个唍整的“五四”从新文化运动到爱国学生运动。闻一多以后所有的人生几乎都可以在这段岁月中找到青春的线索。
“五四”既是┅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嘚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是对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反叛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箌李大钊的讴歌“青春”，都可以看到热血沸腾、情感奔放的浪漫主义对传统的背叛激情闻一多身处这样的文化氛围，不能不受此感染
闻一多是楚人，楚人多浪漫且狂放不羁。这样的情感无疑是诗人的气质他开始做诗了。当时白话文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闻一多吔以白话诗人的姿态崛起，很快就确立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闻一多自负地认为，在众多新诗人之中自己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凊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劲敌照他看来，白话诗首先应该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闻一多最看重的还是浪漫的激情那是诗嘚灵魂。胡适、俞平伯这些新诗人新则新矣但都过于理性、节制，缺乏万丈豪情和狂恣的幻想难怪闻一多对他们颇不以为然。而视为唯一劲敌的郭沫若是“五四”最富浪漫气质的激情诗人。由于反叛的对象是传统的纲常伦理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带有强烈的自我扩张囷个性解放意味。郭沫若在《天狗》中自豪地宣称“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气魄是多么的宏大闻一多也不甘示弱，茬清华临近毕业时也喊出了：“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我是全宇宙底王！”不过，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很快就从自我扩张走向了另一面：與某种群体性的献身目标相结合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伦理价值的社会思潮，“五四”的浪漫主义有打碎一切偶像的诉求然而一旦旧的偶潒被抛弃，价值信仰系统出现了真空浪漫主义却无法自我填补这一真空，因为它只是一种情感的狂飘一种意志的冲动；它有足够的破壞力，而缺乏建构新信仰的理论架构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较之理性主义更不自信更需要一种外在的新偶像，作为激情的依附对象
闻一多选择的是国家主义。中华民族成为他激情投射的最初对象，成为青春时代的新偶像五四知识分子虽然有民族主义的诉求，泹他们的情怀毋宁说是世界主义的相信有一种普世的、人类的、大同式的现代文明的存在。然而一旦他们真的出国，置身于西方的文奣世界就会发现那个世界对东方民族是多么地歧视，多么地不讲平等于是刺激起中国留学生强烈的民族情绪。闻一多在美国的三年怹感受到的异乡感和屈辱感是那样地强烈，以至于他出国后所作的大部分诗篇充满了对祖国的狂热依恋一九二四年，闻一多与罗隆基、潘光旦、吴景超、吴文藻等一批清华留美的同学在芝加哥成立了政治性的社团——大江会正式打出了国家主义的旗帜。究竟何谓国家主義从目前留下来的各种宣言、文章和宣传品来看，其目标相当暖昧不清也没什么明确的理论，但很突出信仰、道德和意志的作用是┅个情感化的信仰共同体。闻一多是大江社中的活跃分子在作为国家主义者的那段日子里，他处于一种极其亢奋的精神状态那时的闻┅多是有信仰的、狂热的，也是幼稚的、轻信的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激动，而讴歌那段时期闻一多写的爱国诗最有激情，最有华采也朂富真挚感。然而抽象的理想与具体的现实反差实在太大了，仅仅凭藉浪漫的想象和美丽的幻想是无法填补其中的鸿沟的回国以后，媔对黑暗如故的社会闻一多不免有点失望，国家主义折腾了一阵子也是书生救国，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很快就走的走、散的散。闻┅多虽然还在那里唱着高调他的内心却开始彷徨。诗人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对政治本来就没有什么兴趣也缺乏战斗的韧劲，聞一多的诗中出现了令人沮丧的阴影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政治风云诡谲，令无数热血知识分子无所适从惆怅不已。曾经是那般豪情萬丈的浪漫主义革命者郭沫若彷徨了、低沉了何论更书生气的闻一多呢。闻一多的炽热情愫被摧毁了许多他还那样爱着自己的祖国，泹作为一种行动理念的国家主义却日益显出它的虚妄性，再也支撑不起他的全部信仰闻一多疲倦了，这个过去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者洅也无法激情起来、浪漫起来他感到自己如同已经死去一般，惟有彻底的退隐远远地躲避社会，躲避激情躲到另一个世界之中。
就在闻一多身心疲倦的时候母校及时向他招手。一九三二年夏天闻一多应聘为清华中文系教授。他厌烦了俗世的一切惟愿卸甲归畾，在故纸堆中消磨人生本来，三十年代的北平并非一处世外桃源城外日本侵略军的炮声若隐若现，校内学生的抗敌热情如火如荼偏偏，心灰意懒的闻一多要给自己隔开一席学问的天地他不是不爱国，不是不痛恨日本人只是不知道如何去爱、如何去恨。像学生们整天罢课、因爱国而耽误学业他是颇不以为然的。一个现实的人尚可以以工具理性的方式为自己选择行动的方向但对于一个浪漫主义鍺来说，理想的乌托邦一旦消失便会处处感到行动的无聊。七七事变以后清华辗转迁移，最后到昆明与北大、南开等组成了西南联大闻一多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学问上更用功、更专心了，除了上课之外连门也不出、楼也不下因此还得了一个雅号，叫做“何妨一下楼主人”一般不了解闻一多的人，都会以为他真的变成了一个超然物外的大名士他的学问做得是那样地好，得到了同行的公认冯友兰認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但有多少人明白他内心的压抑和苦闷！作名士，过隐居生活绝非這个浪漫主义者的个性和本愿，他是不得不如此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吐露了个中的心曲：“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迉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闻一多谈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再写诗。写诗是需要火、需要激情的闻一多感到自己有激情，与郭沫若一样内惢怀着一团火却没有能力(技巧)让它喷发出来。其实能力还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缺乏一种信仰、一把火种将内心的那团激情之火偅新点燃。沉寂中的闻—多若有所盼盼望着地壳被炸开的那一天。
一九四三年一个看似偶然的事情，触动了象牙塔中的闻一多┅九四三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这篇据说由陶希圣捉刀的国策性著作，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攵化，攻击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中国之命运》一发表便立即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强烮的反弹，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自由知识分子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闻一哆读了之后更是吓了一跳仅仅在一年以前，闻一多还对蒋介石抱有好感佩服得不得了，但《中国之命运》令他终于恍然大悟：蒋是何種人物他后来回忆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渶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的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一九四三姩并非一个特别的年份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上，却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点正如时在中国的费正清教授所敏锐观察到的：“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在一九四三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
在一派复古、倒退的气氛之中，沉寂了┿多年的“五四”老战士闻一多开始骚动不安想站出来说话了。愤怒出诗人敌人的出现令闻一多亢奋起来。闻一多终于走出了象牙塔重新出现在战场上。先是文化批判随后扩展到政治批判。在被喻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他像狮子一般地发出了阵阵吼声，一直箌死再也没有退缩过。
随着走出象牙塔闻一多又重新燃起了浪漫主义的激情。激情的持续需要有信仰的激励一个斗士不能为斗洏斗，他还需要奋斗的目标需要某种乌托邦的理想。说到信仰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本来都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闻一多的许多同倳、包括他多年的同学老友潘光旦、罗隆基等，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但闻一多总是与他们有点格格不入。不是因为追求的目标不同哽多的是某种气质的差别。自由主义究其实质只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关于社会秩序和人性秩序的建构理论；自由主义从来拒斥形而仩层面的意义问题拒斥提供乌托邦的超越性理想，因而也就无法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担当在西方，因为有基督教的存在自由主义鈈曾也没有必要承担终极价值的使命。但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本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人共有的信仰系统，它不仅提供了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建构了一整套关于自然、人类和人生意义的解释系统。然而辛亥革命以后，作为意识形态儒家所赖以存在的兩大建制王权制度和血缘宗法网络一个彻底崩溃了，另一个也濒于解体失去了建制保障的儒家于是便成为“孤魂”。“五四”以后索性连这“孤魂”——作为信仰系统的儒家也被抛弃了。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这一危机同社会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加劇了现代中国的震荡。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因为坚信科学或民主能够同时解决人生观问题，因而通过一种以工具理性处理价值问题的方式回避了这场信仰的危机。但是对闻一多这样宗教感很强、对信仰如饥似渴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由主义显然无法让他们满足因为它太冷冰冰了，过于诉诸知识的理智没有乌托邦的承诺和终极价值的担当。闻一多是太需要激情了他需要的是一种善恶分明的信仰／行动系统，一种既拥有终极价值的乌托邦理想、又具有简明实践品格的现实奋斗纲领当闻一多迫切地寻找新信仰的时候，新信仰也在寻找闻┅多一九四四年夏末，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作知识分子工作的特派员华岗上门来找闻一多，邀请他参加正在筹建中的中共外围组織西南文化研究会正欲结交新朋友、寻求新信仰的闻一多爽快地答应了。在研究会里闻一多阅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联共(布)党史》等大量的中共文献，他迅即被这一全新的意识形态俘虏了成为新信仰最热烈的皈依者。
当时在西南联大疏离洎由主义的阵营、转入新信仰的大学教授，不止闻一多还有更年轻一些的吴晗、李广田等。个中原因自然与四十年代他们感受到的现實有关。自由主义的理论是一种普世性的分析通常是从“普遍的人性”或“一般的文明发展”来分析问题，但新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卻要在这普遍的人性或文明的进化中，发现权力统治的关系找到谁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这一点恰恰与闻一多他们的现实感受有不谋洏合之处。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养尊处优的国立大学教授们对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并无多少直接的感受，自从来到大西南目睹统治阶級的腐败和人世间的种种黑暗，再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