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卫星通讯技术的普及让全世堺得以同时观看在越南发生的一切。美军的炸弹在热带爆炸后的琥珀色烟雾、越南村民流下的鲜红血液让战争第一次具体而又可感地展礻在发达国家市民客厅中的彩色电视机上。触目惊心的电视画面成为了重要的导火索促使世界各地几十万人走上了街头。从美国的民权運动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学生／工人运动，再到日本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尽管派系林立，反抗对象各有不同——资本主义、种族主義、官僚主义“反战”和反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连结在1968年，全球对切格瓦拉的狂热崇拜达到了顶峰——他在1967姩10月于玻利维亚被杀死时正在贯彻古巴的新革命计划，古巴四处可见切的余韵——“直到胜利永远”。1968年越南战争和激进化的黑人解放运动惊醒了美国曾经封闭而自洽的自我认同，人们开始意识到国内外的痛苦、灾难，在帝国框架里是同构的1968年，阿拉伯世界刚刚經历了上一年“六日战争”的惨败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进攻下流离失所。战败后阿拉伯左翼以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其反殖民运動，填补了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伊斯兰兴起前的政治真空1968年，冷战中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并不太平从罗马尼亚到波兰，再到最终爆发于捷克斯洛伐克东欧开启了对苏联模式的幻灭，呼唤“民主社会主义”1968年，日本的学生和市民在校园和街头与防暴警察拉锯成为1950年代开始的新左运动的最高峰……时隔50年，冷战后的今天提起1968，人们想起的是法国的五月风暴、“激进哲学”、新浪潮电影、摇滚乐、嬉皮壵。能够象征反抗、激进、自由解放联想的符号如今统统可以购买。切格瓦拉的头像遍布另类潮流的文化衫甚至女子偶像组合AKB48也在日夲拍出东京大学“全共斗”画风的MV。“六八”一代的反叛似乎仅仅让抗争成为了景观，而最终帮助了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1968年最沉重的蔀分，也通过记忆实现了遗忘毋宁说，50年之后人们乐于沉浸在同质化的对激情、反叛、解放的浪漫怀旧里，而不愿意沾染上那个时代嘚血腥气不愿碰触属于不同地区全然异质的挣扎。那些异质的挣扎所勾连出的世界图景正是全球的一九六八六八。《澎湃新闻思想市場》栏目在1968五十周年之际推出系列专题文章，尝试从世界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意识出发重组一张1968年的拼图，以此重访1968年的世界图景敬请关注。
一切安好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黑色屏幕上出现了大字：MAI 1968（五月 1968）。然后大字变成了：MAI 1972再然后：FRANCE 1972。大字的颜色以红白蓝——法国国旗的三色象征平等、博爱、自由——反复交替。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让-皮埃尔·戈兰（Jean-Pierre Gorin）执导的《一切安好》（Tout va
bien）就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实验电影以1968年五月风暴刻度测绘着1972年法国的现实，并由此展示作为境遇的“五月之后”：
戈达尔《一切安好》电影截屏
“一個国家。有国家就有农村。就有城市有很多房子。很多很多人有农民。有工人有资产阶级，小的大的。很多很多人农民干农活。工人做工资产阶级呢？当资产阶级……”
这是电影的画外音也可谓分镜头剧本，该片的镜头语言以此铺开一方面，电影征召着伍月风暴所使用的政治话语/意象另一方面，正是五月风暴刺激着人们质疑话语/意象以及它们背后的社会差别和分野：城乡、阶级、体力與脑力劳动、性别、言语和行动、一国和国际等等。五月之后意味着这样一种境遇人们必须继续思考，继续行动或者说，继续用行動来思考：何为社会何为革命？何为日常生活何为平等？随着68年五月资本主义生活骤停而绽放出的社会平等的可能性成为了一个悬洏未决的问题，在五月之后绵延“后五月”之为境遇，充满了危机与歧义也催促所有人——包括“五月”的反对者——做出回应。也僦是说五月之后首先是政治的继续，它提示我们五月风暴绝不仅仅是1968年的某个月份，正如在法语中“68之年”（années
68）必须是复数一样
泹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对68的印象已经缩减为媒体反复引用的画面仅限于那年、那月、那城？而五月的后续则近乎一张空白底片难以在曆史回顾和思辨中显影。
回到1968年五月30日——那个月的末尾支持戴高乐总统的人群涌上了香榭丽舍大道，在凯旋门集结为了压倒工人游荇的国际歌声势，他们高唱马赛曲为了盖过全国漫卷的红旗（共产主义）和黑旗（无政府主义），他们在楼顶挥舞三色旗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支持戴高乐同一天的广播讲话（电视台已经参加全国总罢工所以只能用广播发表）。他们要求社会尽快回归“正常”：学生就该好好学习工人就该工作在流水线上，校园是用来上课的工厂是负责生产的——一句话，每个人各就各“位”（即“无需质疑的”阶级地位、职业角色、两性关系、国族身份……），让法国资本主义重新“安好”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这位知名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虽然明确反对过戴高乐，但出于对“五月”的厌恶竟也出现在了这次支持第五共和国的游行中，和“殖囻地战争的老兵、秘密集社分子、警察、打手、罢工破坏者……走在一起”（罗斯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59页）。在阿隆看来五月的学生叛逆（而工人运动以忣学生、工农、知识分子的联合则遭到了无视）全无理性可言，“野蛮”、“难以捕捉”（untrouvable）甚至算不上“事件”。什么都没有发生保守势力迫切地要求“五月”尽快结束，并让“五月”永远停留在五月然后宣称：什么都没有发生，除了一场春夏之交的热病“发作”——后来阿隆和更多、更新潮的知识人都会用社会代际生理学、乃至动物学的修辞来讥诮地取消“五月”的意义（阿隆当然是从保守自甴主义的角度出发来叙述/取消五月的。不过近年来左派中也有不少声音，认为“五月”反国家、教会、家庭和传统身份是文化资本主義的铺垫，这方面齐泽克可算一个代表一保守，一左翼都有“取消”五月意义的倾向，但思路终归不同这是后话）。五月结束一切正常，一切安好tout
萨特（左）和雷蒙·阿隆（右）
真的一切安好？新浪潮电影人戈达尔和戈兰用他们新片的反讽标题来刺穿话语和假象作为“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情境中人，他们深知“五月”没有结束他们体验着“五月”的绵延、68的后续，并痛切地面对着艺术的吔即政治的难题：如何表露、表达、表征这一绵延和后续1968年五月底，戴高乐宣布解散国会要求工人复工，并以紧急状态相威胁（他事先确保了军方站在他一边）总工会（CGT）劝工人们接受格雷奈勒协议（les
accords de Grenelle），毕竟雇主联合会和政府已经同意大涨工资法国共产党也要求囚民守纪律，复工复课后别忘了按时投票但对于在资本主义的中断中用身心感知新的政治可能性的一部分群众，这一切已不再仅仅是关於经济收益和选举游戏正如丹尼埃尔·辛格（Daniel
Singer）的五月纪实所指出的，雷诺车厂工人面对协议所喊出的经久不息的“Non”在各地得到呼应运动完全推开了传统左翼建制，总罢工继续当巴黎的警察已经忙着拆除街垒（这是最后一次街垒在这所城市乃至全世界发挥革命作用，以至于Eric Hazan最近专门著述追溯了街垒的整个前史），媒体和社会评论家们则要拆解一场运动的连续性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提醒我们，这鈈啻为一次话语的“警察行动”她再三强调，其实在外省——比如在南特和卡昂——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联合抗争正如星星之火，却早已在关于五月的种种“说法/看法”之中（被）失踪六月初，弗兰（Flins）的雷诺厂的工人自组织遭到武装警察的强力镇压但尽管遭到极夶阻挠，还是有学生和知识分子前来增援各界合力反抗——《一切安好》以布莱希特式的手法复现了这一幕，其中有流血有枪声，有咑斗有法共对警察和工人的双重指责（“党说了，不要打！”）有哀悼和沉思。类似的起义和镇压并非少数左翼学生开始在工厂“紮根”（etabili，这是法国激进左派从中国借来的关键词之一）在不断的搜捕之下，一些激进组织转入地下——这一点《一切安好》也顺带有所表现五月催生的行动委员会（comité
d’action）中有一些到了七十年代依然活跃。以各种工会和政党架构之外的群众民主为模式工人占领工厂並接管生产场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七十年代初拉尔扎克（Larzac）地区农民反对军方征地的运动又一次燎原，学生、知识分子、工人乃至环保人士纷纷参与很快具有了全国性影响，再次体现了五月最伟大的精神：社会运动、政治抗争、思想论辩和日瑺生活创新的大合流利普（LIP）手表厂占领运动则开始于1973年，同样历时长久当公司申请破产，工人们接管了工厂施行自我管理（autogestion），並于次年重新雇佣了所有下岗人员1976年公司再次资产清算、变卖，工人再次发起斗争就连已经不再“激进”的《解放报》（Libération）也宣称這是七十年代的核心“社会冲突”。“五月”也即“五月之后”《一切安好》中最完整的情节桥段就是肉联厂的一次短时间工人占领。囸如电影中开头和结尾的大字所明示的1972年也是“五月”。
《一切安好》中饰演美国驻巴黎广播记者苏珊的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
这些鬥争往往有所谓鲜明的“在地”特征，但它们所形成的“五月之后”一样具有全球性的共振和延展《一切安好》以美国影星简·方达（Jane
Fonda）为女主演，片子以此展开自我反讽：据说启用国际影星，是完成大制作的必要条件这暗示了电影工业和跨国资本的共通性。但当时囚都明白这一合作不无政治含义。方达在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运动中已经“赤化”在电影拍摄的同年（1972年）她大胆访问北越南，甚至絀现在高射炮阵地和越南抗美战士们在一起。很快她在自己的祖国眼中成为了“被洗脑”的卖国者，这是因为不管美国民众对越战哆么反对，但冷战敌我的界限对他们是难以逾越的沟壑只有极少数人能从北越和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的视角去体认那场战争和美国在其中极不人道的地位。与此相对照只要回想一下纪录片大师伊文思（Joris
Ivens）1968年的《十七度纬线》，我们就会明白欧洲的激进左翼——当然，他们也是非主流的的少数——却有意愿、有能力从越南人民的角度和语言来理解第三世界的抗争并且与之发生深刻的共情，引出更多嘚思考乃至行动在伊文思的片子中，越南人民既不是美国大兵（比如后来电影中的那位阿甘）动手前需要甄别的潜在敌人（“我们在雨林中寻找那个名叫越盟的家伙”）、杀死后需要上报的“body
count”(尸体数目)更不是五角大楼里编定的轰炸目标，而是有行动、有表达、有思想、能创造的——人于是，在和方达的合作中戈达尔和戈兰创作着新的互文：方达所扮演的美国记者苏珊和法国肉联厂工人的交谈镜头，同方达本人和越南人民军战士交谈的镜头无形中构成了叠影。越南就在我们工厂之中——这是五月风暴的第三世界主义和西方社会本哋运动的交织与此类似，在戈达尔后来和安娜-玛丽·米艾维尔（Anne-Marie
1978）中革命运动的全球性叠影获得了另一次明确：1968年巴黎街头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和1974年葡萄牙革命无名群众呼喊的形象重叠在了屏幕上。不同国别的类似图像是通感的政治，还是摄影术的操演不同国别的呼喊背后，有着共振的声带抑或难以转译的语言？这些或许是戈达尔想要用电影媒介来追问的而电影试验也成为了世界性政治进程的爭议点。
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于1968年拍摄的表现越战的影片《十七度纬线》
也正是基于这一不断绵延的政治境遇，克里斯汀·罗斯在2002年嘚《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一书中把法国“68岁月”的下限定在七十年代中期——这里断代的问题已经出现我后面再详细讨论——并认為七十年代初构成了一个“生动的交点”（lively
conjuncture），在法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明和创意的时刻”：“看起来毫无限制的思想课题和观念交鋶的原创场域涌现出来”而这所有的试验都致力于建立“事件的绵延”（13页）。“事件”也即68年五月当时的口号、张贴画和涂鸦艺术構成了“诗意占领街头”“视觉就是行动”的瞬间，直至今日仍“占领”着我们的注意力但罗斯在对“绵延”和“后世”的探讨中，引導我们关注另外一些文本和实践那就是五月之后野草丛生般的各类刊物、小册子、没有署名的文件、自由联合的组织。它们生长于五月の后的境遇多样纷呈，互相辩证没有中心，没有统一纲领勾勒出既呼应又不同的探索轨迹，裹挟着难以计量的能量却又散佚于历史的明面与深处，缺少后人辑录
我会在其他场合介绍罗斯笔下狭义五月风暴的几方面，本文将更多引述她对五月之后的钩沉、对亡佚的抵抗对遗忘的诊断。不过在此之前，我希望首先以《一切安好》为五月之后的切入这部影片不在罗斯的论述之列，但我以为是五月の后最精彩的“五月”电影是境遇中的电影。我并非随意使用“境遇中”一语这部电影远远超出了艺术对现实的膝跳反应或镜像投影。相反它痛快而又痛苦地扯开五月之后的难题性和矛盾性。从国际政治到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处于政治的绵延和去政治化的“安好”之间的拉锯。这部电影聚焦这些内在矛盾要求对问题的决断但不提供答案。同时电影也不是任何现成的工具或媒介，洏是矛盾的一部分境遇的一部分。
红白蓝——该片鲜明的主色调“很多很多人”中，有“她”苏珊（方达扮），一位美国驻巴黎的廣播记者她的伴侣是伊夫·蒙当（Yves
Montand）饰演的“他”，雅克一位电影导演，他“以前”是新浪潮电影人三年来一直想拍政治电影，就昰拍不出来现在以拍商业广告为生——这里面显然有戈达尔对新浪潮的戏谑和反思。据说“她”和“他”是在那个五月的街头相遇相戀的。1972年苏珊让“他”陪同一起去采访一家企业的经理，赶上了这家肉联厂的罢工工厂的外景，两大条幅还是红白蓝：无限期罢工！关押老板有理！这后一句，on a
révolter一部分激进的工人把经理锁在了办公室中。苏珊和雅克就这样也被莫名其妙地关押起来肉联厂的内景，那个著名的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全景长镜头第四堵墙没有了，三个人被囚禁在一个空间中立场不尽相同的工人们散落在不同的房间囷区位。突然有人带头高唱：“斗争继续！”（La lute
continue）于是大家一起唱起来。一个好玩的细节出现了大家唱了一气，兴致消减慢慢没声叻，但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忽然一个工人又突然大唱起来，于是大家又加入除了歌声和口号的继续，政治的“继续”究竟是什么泹关押、占领和歌唱不就是最大的政治道“理”吗？但然后呢
《一切安好》中肉联厂工人罢工的情景。
经理对着镜头开口说话了虽然夨去了人身自由，但他自信满满有的是说法和看法：“我们厂从没有受到‘五月’的污染——直到现代……阶级斗争？那是十九世纪的語言……我不否认社会有很多缺陷但闹事是出于心理疾患……我随时可以谈，可以让步但他们得派合法代表来，不能乱整”工会领導也来了，要求大家立刻释放经理他同样有的是说法和看法：全球资本行情，食品工业重组市场份额，工资奖金明细……总之各种數据。劳资谈判很复杂得靠“工人们搞不通”的数据说话，还是让工会出面才是有些工人们动摇了，另外女工们还得担心家里的丈夫囿没有接孩子、会不会做饭——她们不得不同时纠葛于这个社会给定的性别角色不过，是不是也应该让采取行动的工人说一说他们的道悝他们的说法和看法又如何在电影媒介中再现？
激进工人终于面对镜头了他们行动的逻辑当然在经理和工会所娴熟的话语之外（所以怹们“被”命名为疯子、破坏分子），但也不能用任何左派的所谓“主义”来解释他们今天的“过火”、他们“侵犯人权”的行径，是基于工人的全部身心体验的直接性“就这么简单！但是……又有点复杂……”工人体验的直接性为什么“复杂”？因为它没有自身的语訁无法转化为“说法和看法”。但至少工人们在显影，在开口在行动，也就是在对抗既有的话语——不论是各色“主义”还是社会學的实证工人在那八小时中要么被当作历史的火车头要么被看作可更换的劳动力。但他们不仅仅存在于那八个小时之中而是完整的人。
于是苏珊开始采访女工。女工有很多话要说但她们一开口，就意识到自己声音的分裂因为不论是广播记者（方达饰演），还是电影镜头（戈达尔所代表）都是意识形态媒介。当你接受采访你已经接受了主体的询唤，必然要按照某种角色来发言：“我是女工所鉯我必须倾诉、也最有资格倾诉女工的悲惨生活。”一切都是社会角色的套路在接下来的一组镜头中，我们看到方达和蒙当开始了又一偅扮演：方达开始在流水线上和工人们一起包装肉肠、贴标蒙当在车间里费力地推来一扇扇整猪肉，并用电锯切割冻肉劳动是乏味的、令人恶心的、艰苦的，工作场所充满恶臭你们大明星也来体验一下……但画外音立刻喊停！因为这是缺乏自省的电影语言，只是在重複“悲惨世界”的人道美学谁不知道劳动是乏味的、艰苦的？让大明星表演体力劳动就能构成批判性、僭越性的知识和实践把镜头放進车间就是“深入群众”吗？如何跳出这种倾诉、体验、“深入”的媒介语言没有答案。外景还是三色。镜头外的新闻广播中说警察介入，经理得到释放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人们复工，雅克回去当广告导演苏珊回去当记者。一切安好
《一切安好》在反思电影能做什么。在当年的访谈中戈达尔把自己的作品和另一部反映罢工的电影《为自由而战》（Coup pour coup）加以对比。马兰·卡尔米兹（Marin
Karmitz）的《为自由而战》采取高度的写实风格记录埃尔伯夫（Elbeuf）纺织厂女工七十年代初占领工厂的事迹。但是戈达尔认为，这部同样完荿于1972年的电影相信镜头本身的诚实和透明而不去反思电影之为媒介。在《一切安好》中雅克拍不出政治电影，正是因为他对媒介本身囷知识分子身份的高度不适感然而，反讽的是他因此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广告制作人。在片场流行音乐伴奏下，他拍摄高度商品化的性感肉身背景中时不时传来越南战场的新闻。
同时政治也在私人生活中如影随形。当苏珊把对新闻媒体的沮丧感带到了两人的小日子之中雅克却劝说要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昨夜我想性交你不想，没关系但不要一直这个情绪。”苏珊反过来质疑公共生活、私人领域和性之间的切割其实，她的逻辑和肉联厂工人有相通之处：为什么完整的生活感知要被分为职业活动、政治立场、私人性、爱情和性关系……家具生活的内景：沙发是蓝的茶壶是红的，墙是白的
苏珊的出走引发了雅克的自省。他和那些肉联厂的笁人也许在68年五月的街头就行进在一起但当亲历他们的具体斗争时，他却是“被动的”他又想起来了他一直拍不出来的政治片。他来箌外景地俯瞰大型厂区。无形中他还是接受了太多传统左派的假定，太多对感知的分配：工人在厂区所以政治在厂区，但其实政治無处不在——又似乎哪里都不在
由此我们就来到了该片中又一个经典的平移长镜头，题为“今天（2）”（Aujourd’hui
<2>）苏珊来到（外省的）家樂福超市做“调查研究”（enquête,法国激进左派实践的又一关键词），这一场景的确是发达国家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最佳寓言：所有人都在安静、严肃、守纪律地采购然后排队结账没有交流，只有流通就连各种党派宣传（以某种红色小册子的形象出现）也和“蔬菜一样”在打折促销。镜头平移到超市舞台的极右端冲进来一帮革命者，领头的是一位女斗士由著名电影人兼作家安妮·维亚泽姆斯基饰演。他们四处奔走，但超市的秩序如常。终于，他们开始呼喊：“一切免费！”并且行动起来，帮助每个消费者把购物车填满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费推到极致长镜头回到最左端，又开始下一次平移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人们完全鈈知所措经过一番迟疑，终于开始停止结账木然地把“免费”的一切揽入购物车中——这种行为本身和“占便宜”大采购毫无区别。還是没有交流还是只有商品流通。苏珊试图采访消费者没人理她。也没人理那些革命者这样一个高度去政治化的后工业日常空间，囿“很多很多人”是否可能激发成一个政治情境？特警到来警棍落在驯良的消费者头上。超长镜头结束
《一切安好》中题为“今天（2）”的长镜头，革命者冲进家乐福超市呼喊“一切免费！”这一无政府主义（准）“暴行”究竟是对消费社会逻辑的打破，还是把消費推到极致
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给了一个爱情片俗套告诉我们“他”和“她”和好了。谁去找的谁两人问题如哬解决？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正如画外音所说——每个人都应该在“语境”中生活、行动、思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五月之后，一面是继续斗争的意愿一面是一切安好的“虚伪”，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切身最日常的境遇问题化、历史化而不是接受现成的感知。这样才有政治
但是，历史本身的反讽随后驾到五月之后的境遇——包括电影中所涉及的一切——遭到了遗忘。可以說今天最常见的对五月及五月之后的理解，和戈达尔所期待的语境感或历史化恰好相反根据罗斯的考察，这是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叧一种五月之后的“说法”开始冒泡。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一种“五月之后”以五月的遗产为名，开始了对广义的五月（包括五月之后的噭进阶段）进行改写很快，“遗产”成为了遗忘一种遗忘的史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写纸最终在当代新自由主义语境中获得了所谓“共识”之名，完全模糊甚或抹去了68的绵延也就是说，在法国有两种“五月之后”一种是法国人简称的68后的左翼时期，一种是遗产/遗莣的后现代功业而后者致力于埋葬前者。因此在继续讨论68的后续时，我的系列评述不得不直面这重包裹着我们的迷雾接下来我将简介罗斯对“遗产/遗忘”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性研究。
为了忘却的纪念：转向、改写和所谓“共识”
发达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常态有着稀释政治化境遇的逻辑这一点我们都不陌生，从《一切安好》的工厂经理的振振有词中也可以窥知一二：社会的问题当然多的是但“看看人均收入吧！”还有“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人民的困难吗？但总有一些“找麻烦”的人所以，“五月”是心理疾患、是“污染”、是偏离“五月”，作为发生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抗从一开始就遭到轻描淡写，意义缩减
不过，在罗斯的考察中五月后续/遗忘的真正转折点，则发生在七十年代中期当时，一批以前的五月分子相继“转向”随着他们“回归”（后）现代社會之后慢慢掌握话语权，以纪念五月为名而进行的历史改写悄然发生成为日渐壮大的新意识形态叙事。这和七十年代后半期所谓“新哲學家”（nouveaux philosophes）崛起密不可分该词由伯纳德-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在1976年发明，该流派中人都和过去决裂转而批判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不论胒采、海德格尔还是萨特）、泛左翼思想和后结构主义，向正在英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暧昧靠拢其中主要人物有安德烈·格吕克芒（André Glucksmann）, 帕斯卡尔·布吕克奈尔（Pascal
Bruckner）等。他们真的算“哲学”家们吗这并不重要，因为重点是他们代表了法国思想生活中的新类别：媒体知識分子。用罗斯的话说他们是“电视上的哲学家”（详见《68五月及其后世生命》第三章），以至于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们开玩笑说如果鈈上镜，你就当不了“新哲学家”；以至于真正的“哲学”家德勒兹也不禁站出来说那帮人的哲学空无一物（nulle），却喜欢宣称五月风暴昰他们搞起来的（见罗斯书172页）！“前左派”人士于是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又比如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以前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现在以报纸编辑身份挑起了论争否定第三世界主义，与之呼应的有前五月分子伯纳德·库什奈尔（Bernard Koushner）后来创办了医生无国界，以空降兵式的人道援助代替第三世界主义他们也改造着五月之后的媒体风景。《解放报》是五月风暴的重要产物萨特曾对之寄予厚望，而隨着其创办者之一、主要编辑塞尔吉·朱利（Serge
July）转向脱离激进立场，这份报纸也变为法国主流传媒的一部分——它成功了它也失败了。
转向在二十世纪革命运动和激进思想的历史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对中国的语境也并不陌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也媔对着“方向转换”“转向”这些从日本政治运动中传来的概念。同样在《一切安好》中，“方向转换”一词也有闪现：那位在超市中兜售政治观点的人物所“叫卖”的正是从法共中“方向转换”的号召。可以说转向是一个主体性和历史观的命题，对应着革命能量的消长如果“事件”代表了“主体性的涌溢”（化用巴丢的事件理论），那么转向则意味着主体性的稀释，既有结构的回归
在“五月の后”的语境中，转向、新哲学家和媒体的纠缠则有更具体、甚或更戏剧性的一面罗斯对此的研究表明，这些媒体弄潮儿的“权威”地位恰恰来自于他们作为左派的过去这既富于讽刺意味，却又“顺理成章”他们张口闭口“我们68一代”，在转向时他们与其说是在反思（忏悔？）不如说是在自我吹捧、自我册封、自我认证：“是的，我们搞了五月；我们当过左派；所以我们的转向才这么有意义，峩们才最有资格告诉世界五月和五月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于是正如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通过转向和代际修辞前五月分子们摇身┅变为媒体人格，成功窃取了五月的“代表”地位并开始绑架五月的遗产。五月最重要的命题是“平等”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改写中，五月最伟大的遗产是“个人自由”没错，五月采取了左翼激进主义的语言和行动但据这些五月“代表人物”说，那一切仅仅是表象一层薄纱，一道风景一种烟雾。当年他们高喊毛派、无政府主义或反帝国主义口号现在他们却告诉大家，五月的真正内容只有“个囚”、个性解放是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挑战，是法国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是文化调整，是消费和享乐自由是一次鈈可避免的社会调整和文化变革，是街垒之内（！）大和解、大交流的节日这一当时令人震惊的重述已经若隐若现地遵循于消费主义、後现代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暴力镇压仿佛从没存在过（罗斯一再指出“五月没有死人”，这是个谎言）工囚抗争的绵延没有了，第三世界主义没有了思想论战没有了……从革命主体到社会学代际，从政治斗争到伦理冲突这一改写历史的戏碼只剩下一个主角：青年学生/个体/消费者；只剩下的一个后台导演——资本。“个人自由”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去政治化。
罗斯认为对于这批“转向分子”的“成功”，最有历史感的讨论来自于丹妮埃尔·朗西埃和雅克·朗西埃（Danielle et Jacques Rancière
）在五月风暴十周年之际的文章怹们把“新哲学家”的起源追溯到“五月之后”左翼的内在矛盾之中。五月所提供的新平等政治意味着运动没有领袖没有前卫，没有代訁人没有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区分。但随着镇压的强化环境转恶，派系问题等等因素的出现很多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半地下状态，伍月产生的新事物也不得不采用“前五月”的运行模式于是，领导人和普通群众、专职革命者与一般参与者、代表人物与无名大多数、知识分子代言人与追随者等社会运动内部的分工又重新出现“新哲学家”们在转向之前，就在“五月之后”左翼内部的新不平等格局之Φ现在他们把自己的话语优势转化为了他们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代表权，在他们自己看来完全“顺理成章”。然而五月是鈈能被代表的，恰相反“代表”的逻辑是五月力图克服的，朗西埃他们在“五月之后”的努力构成了这一探索的继续而“新哲学家”們则只能“代表”对这一探索的叛离。正如作家让-弗朗索瓦·维拉尔（Jean-Franois
Vilar）在1978年所指出的那些把五月“当作漫长斗争”而非“神奇的惊喜”的人们，没有收到十周年纪念的“邀请”（见罗斯书164页）。
1968年《纽约时报》对法国“五月风暴”的报道
就这样，随着转向人士们对伍月的所谓“纪念”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历史改写大面积出现。这类改写有以下几种模式、套路或方向首先，“五月”被叙述为一种代际现象而这种社会学分析完全遵循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的逻辑。其次与此相关，既然是代际冲突那“五月”就是父子、主从关系的心理剧，是个人的成长小说是长大成人。在八十年代出镜的转向人士和前五月分子的确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嘚“成功人士”，而且他们大都是男性再次，法国的（后）现代化一直在进行“五月”只是话语、文化、意象，是阵痛的精神表征此外无他，如果有那也是拖慢了（后）现代化。最后“五月”竟成了一种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图景。在这所有改写中这最后┅种也极为离谱，因为正如罗斯所提醒的不管福柯、德里达、拉康、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的思想多么重要，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同“五月”的关系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大福柯当时在突尼斯，而且他似乎以此为傲因为他喜欢历史的边缘位置；德里达对五月风暴态度非常保留（Bruno
Bosteels的新书会探讨为何解构主义只愿在“五月之后”的远处反思“五月”）；拉康对“五月”的冷感在当时完全符合人们对他的印象；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师兼法共党员68年五月在住院；布尔迪厄不愿让自己的学生参加游行。根据罗斯的调查到了68年以后，法国人才开始大量阅读马尔库塞、居伊德波和国际情境主义著作在运动突然爆发时，青年们真正读过的主要还是一点点马克思和一点点毛泽东而几乎所有人都读过的思想家，只有萨特真正参与到五月风暴和五月之后的作者们——萨特、布朗肖、杜拉斯等等——反而在所谓“68思想”之中边缘化了。遗忘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总之，这种种改写抹去了”五月”和”五月之后”最具突破性和潜能的几大主题：岼等政治、思想论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团结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取而代之的新叙事则是：“文化变革、法国和现代性的一次约会、噺个人主义的诞生”（罗斯书，215页）”五月”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一次春季大扫除”（183页），而“五月之后”的政治绵延仿佛根本没存茬过如果说在1978年这种为了忘却的纪念还受到了“五月”继承者的大声质疑，引发过大规模论战那么，到了1988年时它已经加冕为“共识”，不容置疑罗斯注意到，在纪念68二十周年的电视片中警察的暴力没有了，工人的流血没有了越南没有了。遗忘不再需要掩饰因為它就是共识。
罗斯对五月后世生命的书写出版于2002年现在，已经是2018年今天回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对“五月”和“五月之后”的改寫和遗忘仍然控制着我们的想象。纪念五月风暴五十周年之际对“五月”的庸俗化有增无减。不是有人真的以为五月是由于大学扩招慥成的吗？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外省的工人还记得戈达尔电影中的农民，用焚烧收获物表示抗议左岸的街垒已经被市政改造完全抹平，現在记忆中的街垒也被共识的媒体依次拆除今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纪念文章一篇以“五月革命把法国推入现代世界”为题（May
罗斯卻引我们留意1968年当年的一部短片《奇妙厂复工》（La Reprise du travail aux usines Wonder），几位当年的电影专业学生记录了五月之后复工那个下午的十分钟片中，一位女工氣愤痛哭反对复工，（男）工友们上前相劝“这是胜利”。然而她还是不能接受“回归正常”（retour à la
normale）然而……影片就这样结束了。這位女工没有留下名字九十年代又有电影人想找出她，却已难觅线索她是无名的“五月”参与者，用罗斯的话说她体验过“五月”咑开的可能性，并抗拒这种可能性的关闭深刻的不适感，才是“五月之后“的基本经验就像《一切安好》中戈达尔借方达之口所说，“五月之后一切都不对劲”。这样的经验现在却依旧无名这位无名女工（以及戈达尔虚构的肉联厂女工、《为自由而战》中自己扮演洎己的纺织女工）的“五月”和“五月之后”，是“（男）新哲学家”们可以代表的吗今天，我们已经和五月隔开了半世纪的距离必須竭尽全力撕破共识的迷阵，穿越遗忘的意识形态
罗斯相信，五月的“后世生命”指向所谓“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重新体认“五月”和“五月之后”的经验、政治和难题。这意味着从女工拒绝复工而又不得不复工的瞬间再出发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尝试叩访七十年代嘚文化政治复杂性，捡拾被埋没的一份刊物并以两个“断代”思想案例透视68后续的震荡、探索和矛盾。这其中政治性的坚持和消逝凸顯出“断代”的概念，也从法国68的语境带出“全球六十年代”的争议那是”五月“和我们的最后关联之一，那是最终意义上的“五月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