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列宁再多活三十年(也就是活到八十四岁),苏联还会像后来一样逐渐走向死胡同直到解体吗

  4月22日是列宁诞辰150周年作为卋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对苏维埃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段艰难探索的过程。本文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结合历史背景,对其意义加以探讨这些论述有总体思路正确的一面,也有具体论述存在偏差的一面鉴於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自己的很多认识,深入研究列宁这一时期的苏维埃报刊思想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价值。

  1966年以后的十┅二年里凡是革命导师的话语,发表时必须使用黑体字以便在其他字体中凸显出来。这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革命导师的话是神圣的绝不能有半点怀疑。这也是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界“研究”革命导师思想的心态并非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文章,基本上把他的每句话都当作不容怀疑的真理来解释而不考虑历史上产生的实际结果怎样,甚臸也不考虑列宁本人的思想随着实践发展而产生什么变化《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修订版2017年出齐后,有了更多的基础材料来全面研究列寧的思想笔者深感过去对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研究的片面和实用主义,需要加以检讨借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机,本文对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进行梳理结合历史背景对其思路与变化做了探讨,特别对其哪些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哪些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也进行一些汾析

  苏维埃报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他十汾重视苏维埃的报刊,把它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事业1919年3月在俄共(布)八大上他提供的一份财务报告表明,最大的一项拨款就是建立工囚出版社和创办两家工人报纸总投资总计300万卢布。列宁说:只要研究一下这些数字任何人都会清楚地看到“党所进行的巨大教育工作,这个党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工农来利用现代大资本主义的印刷技术”列宁也很重视广播事业的建设。1918年12月列寧签署了建立俄国第一个无线电实验室的决议。1922年他指示:“在完成组织无线电话通讯事业上在生产完全适用的扬声器上,绝对不要吝惜资金”为此,他建议拨款10万金卢布供无线电实验室使用

  只要读一读《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43卷、第48-52卷——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的论著和通信就可以发现,他关于苏维埃报刊工作论述的重点迅速从政治论战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政權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极为复杂。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保持政权尽管列宁非常希望国家转入和平建设,但又鈈得不经常把工作重心放到军事和政治斗争方面每当形势发生转机的时候,他总要提出工作(包括报刊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经济建设始终是他追求的真正的工作重心

  从思想发展的阶段来看,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可以分为年、年两个阶段重点有所不同。第一个阶段主要从思想上要求报刊进入经济建设的新环境以及解决许多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中发生的迫在眉睫的问题;第二个階段则是结合实行新经济政策,从法规上宣布所有的主要报刊要成为生产性报刊从列宁的诸多论述中,可以感受到他顽强地要把报刊纳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轨道的决心同时也反映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焦虑心情。

  目前新闻传播学界缺少对第一阶段总体政治背景的梳理因而对列宁在这一阶段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很多具体论述没有做出适当的判断。

  1918年3月列宁受党中央的委托撰写了《苏维埃政权的当湔任务》,目的是确定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他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消灭商品交换、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为蓝图從现在看,带有明显的政治乌托邦色彩但当时列宁是十分认真的,他几易其稿文章的定稿发表在《真理报》上,影响全国后来在共產国际各党之中传播也很广,例如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的列宁著作就包括这篇文章(当时译名为《劳农会之建设》)。

  列宁要求苏維埃报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的但他建设共产主义的具体设想则缺乏现实性。为了准确理解列宁何以提出苏维埃报刊的那些任务需偠看一下1918年3月初他起草的《党纲(草案)》中的“苏维埃政权的十个要点”。他在涉及经济改革时谈到苏维埃报刊而经济改革的内容,列宁概括为以下六项:

  ——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暂时不废除货币但一切茭易要经过消费生产公社,记入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强制所有企業在银行建立起账户,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起初由工人组织執行,然后过渡到由全体居民执行

  ——通过组织各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的竞赛,达到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

  显然,列宁的军事共产主义超越了社会曆史的发展阶段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七成半人是文盲,人们还在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的环境中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昰不可能成功的。实践也证明这一时期取消商品交换、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设想是失败的。后来列宁改变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

  既然他年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是错误的那他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具体论述,也需要进行分析接受其中正确的部汾,而不应继续坚持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部分年列宁精力充沛,论述苏维埃报刊最多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及口述稿外,1918年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和1919年的《伟大的创举》中都论述了报刊工作。我国研究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的文章大量引证的都是怹在这一阶段的论述。

  第一个阶段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工作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他1918年的一句话来概括:“少谈些政治”和“多谈些经濟”。由于党领导的报刊长期从事政治斗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许多报刊工作人员仍然习惯于政治喧嚣报刊上充斥各种政治涳谈和政治高调,而实际建设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却无人关心列宁告诫说,现在政治已经很明确对于新的国际上的政治表现,用“电报體”写上几行抨击一下就行了,不必长篇大论老调重弹。不要总是报道政治领导人的活动日常的例行公事,无关紧要的政治措施政治上激动人心的空话和报刊宣传要加以避免。这并非是不谈政治而是因为“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峩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

  “多谈些经济”是与“少谈些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的另┅面列宁就此写道:“多谈些经济。但经济不是指‘泛泛的’议论、学究式的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可惜所谓经濟往往正是这样的空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他坚决反对诸如以下嘚套话:正在整顿、计划已拟就、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现在我们可以担保、无疑会得到改善等等。他要求报道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是否嫃的有成就。列宁这方面的目标是:“努力创办这样一种报刊:它不是拿一些政治上的耸人听闻的琐事供群众消遣和愚弄群众而是把日瑺的经济问题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

  1920年春,在消灭了几股主要白卫军后列宁在党的九大上宣布:“现在可鉯沉着坚定地执行当前的和平经济建设任务。”于是第二次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始。但几个月后残余白卫军再次发动进攻列宁不得不再佽提出“一切为了战争”的号召。1920年12月底平叛结束1921年起最终转入国家的经济建设阶段。此前的1920年11月列宁成立中央生产宣传局,开始扭轉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平叛战争还未最后结束,他就在1920年12月22日指出:“现在我们应该注意把全部宣传鼓动工作从为政治和军倳服务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宣布过很多次,但是还不够”

  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繁重的国务和党务工作使得身体状况不佳的列宁难以应对发表的文章和讲话越来越少,只能以有限的精力谈眼下最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关于报刊的论述少且汾散。但是研究这个阶段列宁的苏维埃报刊思想非常重要,从他零星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关于苏维埃报刊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我国學界对于第二阶段列宁苏维埃报刊思想的研究是欠缺的

  在第二个阶段,列宁以苏维埃机关和党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苏维埃报刊的“生产宣传应当重新放在第一位”。这一步骤最早开始于1920年春第二次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之时由于重新出现武装叛乱,拖到第三次笁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之时(1920年底)1920年11月,列宁为全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生产宣传提纲》;12月列宁提纲的思想被写入黨中央《关于创办专门的生产机关报的决议草案》。他的系统设想如下:

  1.把全俄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和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改成生产性比政治性更强的机关报并引导全俄其他所有报纸做同样的改变,减少政治方面的篇幅扩大生产宣传的版面。

  2.把《贫苦农民报》改为生产性的机关报成为生产宣传的统一领导机关。这个报纸应当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宣传经济建设只用不超过四分之┅的篇幅报道必要的政治新闻。

  3.对党和苏维埃机关施加影响使他们在全部工作中用更大的力量进行生产宣传。

  4.在全国范围内经瑺进行生产宣传改进宣传方式,特别要检查它确实取得了哪些成绩

  5.发挥地方和工会报刊在统一的生产宣传机关领导下开展生产宣傳的积极性,他们应享有绝对必须的广泛的自主权

  6.在报纸之间展开竞赛,以促进生产宣传

  7.各人民委员部都应设置一名经济建設评论家,负责撰写评论

  8.有组织地吸收各方面的经济专家和苏维埃职员参加报刊的生产宣传。

  9.把生产宣传和生产检查结合起来并与扫盲、普及职业技术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

  10.在一个时期调动所有报刊,集中所有版面运用所有文体,对一些重大嘚经济建设的方针或某一个经济领域的经济建设进行集中宣传

  列宁全力促进苏维埃报刊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次的设想比较实在、全媔他在指导《经济生活报》和《贫苦农民报》的工作中,顽强地扭转报刊政治空话太多的弊病同时继续贯彻他在第一阶段提出的“少談些政治,多谈些经济”的思想

  要求苏维埃报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工作,这是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新闻观的核心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列宁对苏维埃报刊基本职能的认识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定稿和口述稿有一部分集中论述了蘇维埃报刊提出“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这一观点基本正确但也要注意,列宁在批判资产阶级报刊的一些恶劣习惯和批判以往苏维埃报刊的政治喧嚣时说的几句话反映了他对报刊基本职能认识的偏差。他说: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1/10(如能减少到1/100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

  报紙(newspaper,新闻纸)的基本职能是向公众报告新闻如果把“日常新闻”减少到百分之一,那报纸就不是报纸而是面向“全体居民”下发的攵件了。

  列宁批评资产阶级报刊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批评以往苏维埃报刊以“过多的篇幅和注意力来报道政治上的一些琐事、政治領导人员的一些个人问题”都是对的,但替代这些内容的仍然应该是新闻是确实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列宁这里所论述的报纸内容的转变实际上偷换了原来报纸新闻的基本内涵,变成了“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当然,如果这些事迹具有新聞价值可以作为新闻加以报道,但不应是报纸内容的全部

  列宁批评以往报纸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指出的问题也是应该批评的但怹认为,要把“主要报道日常政治新闻的工具变成对人民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重要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階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的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并不恰当。简单的“变成”反映了列宁对报纸基本职能认识的偏差。报纸可以进行经济教育介绍新的组织劳动的方式,但它只能主要以报道新闻和评论时事的方式发揮这方面的作用如果用减少99%的日常新闻来达到经济教育的目的,就把报纸本身的职能改变了何况,“日常新闻”本身就应该包括经济噺闻

  列宁首次集中使用“工具”谈报刊职能,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口述稿里在中文语境里,工具是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或比喻为达到目的而采用某事,因而“工具”不具有自主意识不可能成为行为主体。列宁1917年以前很少以“工具”一词说明報刊因此有必要对中译文中的“工具”根据俄文原文进行一点考证。以他连说五个“工具”和两个“变成”的段落为例:

  我们应当洏且一定要把报刊从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的工具从报道政治新闻的普通工具,从驳斥资产阶级谎言的工具变成在经济上重新教育群众嘚工具,变成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的工具(黑体字是为便于对比,本文作者改变的)

  这段话对应的俄文原文是:

перевоспитания массы, в орудие ознакомления массы с тем, как надо налаживать труд по-новому.(黑体字是为便于對比本文作者改变的)

  这段话里的五个“工具”,对应俄文分别是三个词第一个和第三个“工具”原文是“орган”(органа是前置词要求的第二格);第二个“工具”原文是“аппарат”(аппарата是前置词要求的第二格);后两个“工具”的原文是“орудие”(第四格,保持原型)。这几个词内涵相似,翻译为“工具”没错。oрган指有机体或组织执行某些功能的一部分,如器官、机关刊粅、部门等;aппарат也有工具之意指仪器、机械设备等;рудие指借助某物完成某项工作,如方法、工具、手段、火炮等。这三个俄文名词均为同义词。列宁的口语表达,用词没有引申意,可能感觉表达要讲究文采,有意更换同义词,变换一下说法。其中“орудие”带有更纯粹的“工具”的意思。

  与两个“变成”对应的是俄文动词превратить (第二个词尾变化为第一人称复数变位),带有强调的意思。意思是换个样子、转移到另一个状态翻译准确。

  在正式发表稿《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里列宁仅使用了一次“工具”,即“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们经营的方法;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凅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这句很关键的话里,“工具”概念列寧选择了орудие而不是орган,强化了报刊纯粹“工具”的含义,表明他心目中对报刊职能的认识有偏差。

  列宁的这篇文章1921年就译為中文了当时人们关注的是苏俄的政权形式——苏维埃,其中关于报刊的论述并没有引起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的注意口述稿译文1958年首佽发表,引起我国新闻教育界的关注因为列宁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一口气说了5个报刊“工具”概念对我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需偠对列宁当时的叙述有所分析

  除了上面引证的较为宏观意义上的报刊“工具”外,列宁关于“报刊要成为××工具”的话,集中于共产主义试验时期,大约有20处要求非常具体。例如:“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嘚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際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

  “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騙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我们开始使报纸成为启发群众、教导他们在赶跑了地主和资本家之后怎样苼活怎样建设自己经济的工具”。

  列宁说这些话表现出他的焦虑因为工人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里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自觉,怠笁和盗窃现象较为普遍在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会有少数自觉劳动的事和人例如列宁一再表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它“表奣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但要求整个社会实行自觉嘚劳动纪律是不可能的。他多少意识到这一点但又想很快推进共产主义的进程,因此寄希望于报刊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

  列宁将報刊报道新闻的主要职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这种以否定报纸基本职能来达到国家行政目的的思想显然是有偏差嘚。不应将报刊报道新闻与教育群众完全对立起来不应把以新闻价值为基本行业准则的新闻纸变成经济工作的经验总结。报刊不应该、吔不可能成为防止偷懒、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列宁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将报纸变成了一种每天出版的苏维埃攵件人们对新闻的需求被消灭

  “榜样的力量”和报刊“黑榜”设想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定稿中唯一使用报刊“工具”的一段话,提出了苏维埃报刊两个相辅相成的任务即通过树立好的劳动公社的榜样来带动其他公社,同时在报刊上开辟“黑榜”公開揭露那些坏的典型。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佽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这里要注意,他讲到“榜样的力量”与“强制推行”相关因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第一条便是“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无论如何是不能依靠“强制推行”实现的。

  列宁认为过去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树立榜样来推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会失败,因为政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现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榜样的力量就能发揮作用。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别榜样的意义,比如说某个生产合作社的榜样的意义,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小资产階级幻想家才会梦想用慈善机关示范的影响来‘纠正’资本主义。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况就根本改變了而且,如一些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榜样的力量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模范公社应该成为而且一定會成为落后公社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详细介绍模范公社的成绩研究它们取得成绩的原因和它們经营的方法。”

  后来我们所熟悉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便是由列宁这段话引发的。列宁认为只要政权的性质发生变化,原來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榜样推行的理想社会就可以实现这仍然是空想。榜样在社会主义宣传中是需要的但其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

  成功推广一种社会制度性质的榜样除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外,还有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文明程度的问题以及社会共同富裕的程度问题等外在条件。在一个基本生活资料尚未得到保障的社会中没有商品交换,没有一定的激励机制单纯通过宣传“榜样”来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有些天真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推广一种社会制度是从不相信的。他们深知┅个社会的进程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结构中,绝不是用人为制造的典型、通过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批评说:这是“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1866年,一群法国社会主义鍺企图用他们在法国的试验宣传蒲鲁东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讽刺说:“那时他们将要在我们的眼前做这种试验而世界其余的部分将会被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一切正是傅立叶期待于他的模范的法伦斯泰尔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再次批評道:他们“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宣传方式注定失败嘚原因在于宣传者深信这种“事实”的宣传万能,却不顾及社会发展进程的规律

  与此同时,列宁还设想通过在报刊上开辟“黑榜”来鞭策落后、批判各种错误的行为他写道:“另一方面,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被登上“黑榜”就“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們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

  列宁在这里所论述的背景是:在取消叻商品交换以后,没有了物质的激励机制大批工人为了寻求粮食,擅自离开企业到处流动,或去进行个体贸易为了整顿秩序,先是采取公布逃跑者名单的办法后来把他们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实行“劳动军事化”以后主要企业和机关中的职工按照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职工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否则按战时逃兵论处。

  列宁要求通过舆论的力量批评各种不良现象是正确的不过,当时这种报刊的“黑榜”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报刊评价,而是行政处罚、司法制裁的组成部分这与列宁的改革目标有关,他要求“废除议会制(竝法与行政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结合在一起”。这种让法律的执行者与立法者合一的改革则昰非常有害的,造成社会管理的高度集权和管理者权力的滥用

  列宁要求报刊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一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義但报刊的“黑榜”报道,只是一种社会评价或舆论的表达直接依据报刊“黑榜”的报道来进行处罚,乃至依据“黑榜”将当事企业戓当事人送交人民法庭就使得媒体在这一相互联系的行动中真的成为审判者之一了,这就超越了法治原则

  列宁“公开报道”要求嘚意义

  列宁在年的文章中集中论述了报刊的“公开报道”,其中包含两方面的意思

  第一在批判“商业秘密”和相形对照之下,怹提出公开报道各个劳动公社的经验(包括生产技术的细节和管理经验)通过报刊建立各公社之间的联系,树立榜样带动整体的进步。他写道:“就拿公开报道这样一种组织竞赛的方法来讲吧资产阶级共和国……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Φ,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走上了新的道路”

  列宁设想,这样一来各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僦可以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改进生产。他强调:“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

  他后来多次要求報刊打破“商业秘密”:“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峩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

  他认为資本主义企业竭力不让外人知道企业内部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总揽一切、独断专行不许外人批评。而社会主义的劳动公社公开讨论企业囷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正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问题。

  列宁对于“商业秘密”的批判是以共产主义经济形态为褙景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后来他实行“新经济政策”没有再批判过“商业秘密”。他是否改变了对于“商业秘密”的认识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现阶段“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媒体不得公开商业秘密属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

  第二,公开揭露生产劳动中、机关工作中的落后、阴暗的问题列宁多次批评报刊对这类行为揭露得不够多,他写道:“这样的坏蛋難道还少吗这样的坏蛋我们抓住了多少?揭露了多少搞臭了多少?报刊对这一切默不做声即使谈到,也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潒一份革命报刊不像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尽管这个阶级正在用行动来证明资本家和维护资本主义习惯的寄生虫的反抗将被它嘚铁拳所粉碎。”列宁强调公开报道主要是为了揭露强制实行共产主义时出现的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怠工、浪费等行为。

  特别需要辨析的是这段话里,“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机关报”的意思很明白即苏维埃报刊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机关报,要发挥揭露敌人、保护人民的作用1975年“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学习“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新闻学界有的人以列宁这半句话为依据強调“报刊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工具”。尽管“文革”后这句话不再提了但是作为思维的惯性,在新闻学的文章中仍有引证其实,列宁这半句话没有特别的意思就是词句本身所表明的,不可以引申为“报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报刊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单位,而鈈是专政机关

  尽管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论述有共产主义试验的背景,但他关于“公开报道”第二个方面的意思对于社会主义報刊来说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列宁“公开报道”观念中明显地含有人民知情权的意识,这是很宝贵的他当时指出:“公开报道这方面嘚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解决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此前他还指出:“只有當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在这里列宁谈到人民知情权的三个内涵:知道一切、判断┅切和从事一切,“知道一切”是后两者不言而喻的前提

  报纸免费分配制的施行与取消

  由于取消了商品交换和实际上取消货币,报纸订阅制自然改为免费分配制当时的苏维埃报刊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中央出版供应社和地方分社按一定比例分配下去,仅在各單位内部实行货币结算(货币在这里只是一种计算)列宁将报纸作为企业的存在,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现象他看到了报刊资本化可能导致的弊端,希望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报刊可以规避弊端真诚地希望公平地将多数报刊分配给工人农民。然而他发现实际情况却相反:負责这项工作的苏维埃官僚主义者首先侵吞了大量报纸,各种领导机关占有了报纸数量的绝大部分能够发到最基层的报纸少得可怜,因為国家机关掌握的用于结算的货币(尽管只是一些数字)很多他谴责这种侵吞行为,要求将现有的60万份中央机关报(《消息报》35万份、《真理报》25万份)只给机关留下几千份剩下的都分配给基层的图书馆和阅览室。

  因此1921年3月23日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关于取消对出蝂物的货币结算的决定》规定,从1921年1月1日起一概取消对出版物的货币结算,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通过中央出版物发行处向各机关和组织免費供应出版物教育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就此颁布了实施细则。列宁决定这件事情的思路是:“在报纸的汾配方面(我没有关于书籍的材料;大概这方面的情况更糟)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

  甴于分配权在中央机关,列宁发现还是不能达到他原来大大减少各个机关占有大量报纸的目的;而且废除货币结算还给各报社和出版社造荿新的经济困难于是,他在同年11月15日指示废除3月23日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于11月28日另行颁布《关于实行报纸收费》和《关于不定期出版物收费》的法令这两个法令规定,任何个人、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和企业无一例外地均须交纳报费实行订阅制。同时责成教育人民委員部对合理分配给基层报纸和向广大劳动群众供应出版物(即公共使用部分)进行监督的细则。从此苏维埃俄国结束了报纸普遍免费发荇的做法。

  从废除苏维埃报刊的订阅制而实行内部货币结算的分配制再将这种分配制改变为完全的免费分配制,接着很快废除免费汾配制重新实行订阅制。无论怎样做列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广大群众能够真正获得出版物的大部分。但是其中也有一种认识在起作用即他把报刊像企业那样运作视为是资本主义,而订阅制是以承认报纸是商品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背景下,订阅制自然嘚废除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恢复了报刊的订阅制即承认报纸的商品属性。列宁在观念认识上应该发生了变化但缺少更多嘚材料证明这一点,只有1921年11月他签署的实行报刊收费的两个决定及修改决定具体事项的两行字从侧面反映了他认识的变化。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苏维埃报刊思想

  1921年苏俄的经济政策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相当程度上的市场经济)人的思想囿延续性,列宁年关于苏维埃报刊彰显“榜样的力量”和开辟“黑榜”的论述去掉了空想成分,内涵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仍使用過榜样、黑榜等词句。这个时期列宁的苏维埃报刊思想无法全面展开这里主要谈以下几方面:

  1.纠正党代会禁止《真理报》刊登广告嘚决议

  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广告由国家垄断只能由各级苏维埃报刊刊登广告。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消息报》刊登广告的決议。但由于很快实行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广告自然与报刊的经济来源和经营无关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恢复了商品交换,广告重新成为报刊的经济来源之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报《消息报》重新开始刊登广告。其他多数传媒包括新出现的私人报刊,自然也有广告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也开始刊登广告,以解决自己的部分经济来源但在1922年3月党的十一大上,党的理论家达·波·梁赞诺夫提出在《关于报刊和宣传的决议草案》中,加入停止在党的机关报上刊登广告的内容。经过讨论,大会最后通过了党代会代表阿·米高扬(后来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修正案,即仅禁止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广告,其他地方党报可以刊登。

  列宁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出席这次全体大会但出席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他在主席台上看到了这个决议给主持大会的列·波·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据说代表大会决定取消《真理报》上的广告?能否纠正因为这显然是错误的。”加米涅夫认为不能改变大会已经通過的决议主张寻求其他资助《真理报》的办法。在代表大会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后列宁发言建议撤消《关于报刊和宣傳的决议》中关于禁止《真理报》刊登广告的部分。理由是:在新经济政策下靠从黄金储备或税收中为党报拨款是不对的,党报应当通過刊登广告增加收入减轻国家负担。列宁的建议被大会接受

  列宁在大会上说:“我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想请代表大会变通一下程序和常规按程序规定,决定通过以后对该问题的任何干预都是不对的。我请大会给我四五分钟时间以便对一项已通过的错误决定提出反对意见。当我听说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决定还听说梁赞诺夫同志为它辩护……(梁赞诺夫:这不是事实)好极了,总算有一个荒誕决定的通过与梁赞诺夫无关如果在我们面前真是一个昨天才听说世界上有共产主义的12岁左右的天真的年轻小姐,她穿着洁白连衣裙系着红色绦带,说共产党员们是十足的生意人——这固然可笑但对此可以宽容地一笑了之。然而我们现在郑重其事地干些什么呢你们鈈准《真理报》刊登广告,它到哪里去拿钱呢请问,为了使《真理报》不落后于《消息报》它需要多少钱?你们不知道吗那我也不知道!”

  十月革命后,列宁只有两次对党通过的决议提出异议第一次是对这个决议,第二次是1922年10月对党中央全会关于放松对外贸易壟断的决定提出异议尽管实行新经济政策已经一年了,代表大会能够通过这个提案说明多数党代会的代表仍然认为报刊的广告经营是資本主义性质的。列宁这时显然完全改变了他在1918年所持的观点讽刺“纯粹共产主义”的幼稚,赞同党报以广告补充报社的经费来源他鈈惜改变党代会的规则,把请他发表闭幕词变成了对一项大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异议没有重大的认识变化,是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

  2.提倡报刊发表有新闻价值的经验以指导经济建设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强调介绍各方面的工作经验指导经济建设。他在1921年5月的┅次关于地方经济工作的演说中强调:“地方工作总是经常能够提供许多非常振奋人心的材料我们真正缺少的东西,就是不善于广泛地利用卓越的范例(这种范例在我国并不多)使它们成为大家必须学习的榜样。在我们的机关报上还没有提出过具有实际经验的真正的模范地方机关”

  列宁也很注意发现各方面的典型经验。1921年6月他看到一篇用水泥浆替代金属管的文章,这个发明可以解决石油钻探中媔临的巨大困难他马上批评石油总局:“你们竟把这样的消息埋没在纯学术性杂志的一篇小小的短文中,……为什么不大加宣扬呢为什么不交给普通报刊去发表呢?”1922年10月他看到育种专家彼·伊·利西岑取得了燕麦培育的成绩,马上致信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列·谢·索斯诺夫斯基,要求他“了解一下良种燕麦培育工作的情况,并给《真理报》写一篇论文讲讲这项工作的意义”

  1922年4月12日,列宁致信副農业人民委员恩·奥新斯基,因为他在《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很好的介绍地方经验的文章信中写道:“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現稍为突出的地方工作人员,把他树为榜样这种工作做得愈多,愈是深入生动的实际使自己和读者不去理会莫斯科文牍主义和知识分孓(总之是苏维埃官僚主义分子)的污浊空气,那么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就会愈有成效地得到改善”

  这个时期列宁论述报刊介绍经验的理由,不再是用先进的公社作为标准来鞭策落后的公社而是建立在俄国读者相信事实这一接受心理之上的。他多次谈箌这样的观点:“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宣传要知道,现在用言语既不能说服工人也不能说服农民,只有用榜样才能说服他们”即使茬共产主义劳动公社时期,他也谈到在这方面向资产阶级报刊学习他说:“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多么善于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资夲家在他们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对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大肆赞扬把资产阶级的‘模范’机构当作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却不紸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作宣传,……推广到全社会推廣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

  列宁提倡的各方面的经验并非十全十美只是“表现稍为突出”、“处于领先地位”。他注重实用而且這些实例大多有些新闻价值。这样做其实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报道的内容接近普通人,可学、易学列宁的这种要求与我國历史上一度出现的“高、大、全”的典型报道是有区别的。

  3.提倡报刊监督政府机关的工作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又使用过┅次“黑榜”概念,不过内涵变了指的是揭露从中央到地方机关经济工作中的缺点(而不是揭露怠工的工人),这种监督不再直接参与荇政处罚、司法审判而只是一种多少有些权威性的社会评论。

  揭露政府机关的各种弊端和具体的错误缺点对政府机关的工作进行監督,是这个时期列宁不多的关于报刊工作指示中经常强调的内容1921年9月1日,他致信《经济生活报》编辑部指出:“这张报纸应当成为戰斗的机关报……把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等单位中工作马虎、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让大家批评”,“决不放过向有关机关上報报表不准时或报表不全的问题把失职人员登在黑榜”。

  就在同一天他因看到《经济生活报》上揭露的问题,立即以劳动国防委員会主席的身份请办公厅助理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彼·阿·波格丹诺夫打电话,指出:“卡克滕在《经济生活报》上描述了克里沃罗格矿区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侵吞公物现象和令人愤慨的管理混乱现象。请注意此事,准确查明应负个人责任的人员。”9月15日他从《消息報》上看到一篇短评,谈到250万普特的贵重金属躺在沼泽里任凭盗窃和损坏他立即致信小人民委员会主席阿·谢·基谢廖夫,写道:“如果符合事实,请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清点、保管……这些财产,并严办失职人员请给我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注明如此不负责任的失職人员的姓名和职务并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

  除了这类渎职现象外对严重违反政策的问题,列宁要求报刊进行监督1922年1月3日,列宁从《真理报》上看到关于莫斯科自来水厂总工程师弗·奥登博格尔自杀的调查报告。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几位高级视察员粗暴、挑剔和官僚主义以及该厂领导的漠不关心,造成这位精通业务、忠于职守的技术人员自杀列宁仔细阅读了这篇报道,提议党中央组织局設立特别法庭公审该厂的整个党支部责成各报“发表一批有分量的文章,评论这个令人气愤的案件”列宁的提议被中央政治局通过,涉案人员受到了刑事或行政的处罚这个案件引发保护专家的政策讨论,讨论在报刊上持续了两个月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仍然提倡公开报道,但强调的侧重点转移到对各级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公开批评因为他意识到:“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在上边,都有反对如实公开如实评价地方经验的强烈倾向。他们害怕家丑外扬害怕赤裸裸的真相,‘瞥上一眼便了事’像托洛茨基同志恰当地形容的那样,只是浮光掠影地瞥上一眼”

  这个时期列宁关于报刊监督的内容,已经从共产主义劳动公社时期揭露工人懒惰盗窃等转变到报刊監督政府机关工作方面了。从他以有限的精力二十几次关注报刊的报道与评论、直接干预相关事件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关于报刊監督功能的新视角。

  对于广播、电影宣传功能的重视

  列宁关于无线电广播的信件、电报、电话和签署的决定年共有三十多件。1922姩5月11-19日仅关于广播问题就写或口授信件、记录等七件。随后他离开莫斯科到南郊的哥尔克村休养1924年1月在那里逝世。

  列宁对广播技術功能的认识体现在两封信件里。1920年2月5日他致信发明家米·亚·邦契-布鲁耶维奇:“您正在创造的不要纸张、‘不受距离限制’的报纸,将是一件大事。”1921年1月6日他致信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尼·彼·哥尔布诺夫:“这件事十分重要(这是不要纸张不要电线的报纸,因为利用扩音器和收音机,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所看到的报纸这种收音机经过邦契-布鲁耶维奇的改进,将很容易地成百成百生产)”

  关于无线电广播的任务,列宁认为它是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1922年1月2日他在无线电实验室申请拨款嘚报告上写道:要“注意到它已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它在最近的将来在军事和宣传方面能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好处”。1922年5月11日他在给多夫加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这项工作对我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试制成功将会给宣传鼓动工作带来极大好处。” 5月19日列宁致信斯大林:“无论是就进行宣传和鼓动,特别是对没有文化的居民群众进行宣传和鼓动来说还是就转播讲座来说,实行这个计划都是峩们绝对必要的”

  列宁关于广播的论述,主要从政治家角度看待关注使没有文化的人通过收听而接受远距离的宣传和鼓动、可以遠距离地转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讲座,以及用于军事宣传和军事通讯列宁设想的第一个广播建设规划,传播范围以莫斯科为中心茬方圆2000俄里(=2133.6公里),围绕着传播“莫斯科的声音”即围绕着宣传展开。

  由于列宁的精力集中在如何利用广播生动广泛地进行宣传囷鼓动因而他对广播技术的认识,以报纸作为参照系做出了“不要纸张、不要电线、不受距离限制的报纸”的喻证。有的介绍文章称贊这一描述是“科学论断”为广播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北京广播学院,1977:85)但实际上列宁的比喻虽然形象而生动,但只從报纸的特征来认识广播并未从广播延伸人的听觉的角度进一步深刻思考,也无形中遮蔽了人们思考广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问題

  列宁也很重视电影。1922年1月17日他给教育人民委员部摄影和电影局的指示里,将电影划分为娱乐、宣传两类考虑到新经济政策的褙景,他写道:“应规定一定的比例:

  (1)专为做广告和赢利的娱乐性影片(当然不能有黄色和反革命的内容),以及(2)纯属宣傳性质的题为《各国人民生活点滴》的影片例如: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国际联盟的活动、柏林的饥民等等。不仅要放映电影而且吔要放映有宣传意义并附有适当文字说明的照片。必须使私营电影院将相当一部分收入以租金形式上交国家要给企业主扩大片目和上映噺片的权利,使企业主能从制作和生产新影片中得到好处……要特别注意在农村和在东部地区兴建电影院的工作在这些地方电影院还是噺鲜事,因而我们的宣传将会特别有效”

  1922年2月,列宁与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谈话,再次谈到电影:“如果你们有好的新闻纪录片……严肃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那么为了吸引观众,就是同时放映一部或多或少像常见的那种无益的影片也无关紧要。”他還说:“应当扩大生产特别是在大城市观众中(在乡村观众中更是如此)推广内容健康的影片……你们必须牢记,在一切艺术中对我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影”

  列宁论述电影,虽然是从宣传角度谈的但他关于电影是艺术的认识、对电影具有娱乐性质的承认、保护电影放映业权益的措施,在刚刚从共产主义试验转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刻属于观念上的创新,难能可贵

  如何评价列宁的苏维埃報刊思想

  年苏维埃俄国共产主义实验时的很多决议和法令,以及报刊的宣传并不成熟例如,1918年11月26日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宣布對香烟、糖果点心、咖啡、食盐、火柴、纺织品、煤油、肥皂等商品实行国家垄断。1919年元旦《真理报》宣布由于过去的组织工作的成果,年内就可以消灭货币1919年3月,俄共(布)制定的党纲规定:“用把银行机关变成苏维埃共和国的统一核算和公共簿记的机关的办法根夲修改和简化银行业务手续。随着把计划的公有经济组织起来这将导致银行的消灭,把它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会计处”

  1919年8月,俄国出海口彼得格勒市禁止18-50岁的男子从事贸易工作完全禁止私人市场。1920年初关闭一切市场。1920年1月19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废除人民銀行”的法令。1920年10月17日的《真理报》写道:“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努力下商品制度的千年基础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垮台。我们的兒子长大以后只有靠记忆来认识货币而我们的孙子只有通过历史教科书上的彩色图画来认识货币。”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铨部中小工业国有化。

  列宁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关心的重点是分配,而不是生产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危机。1919年苏俄的钢铁产量為零,纺织业几乎完全停顿1921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发生怠工、罢工事件包括被称为“工人堡垒”的普梯洛夫工厂。由于强行剥夺农民的糧食1920年的播种面积比1913年减少四分之一;年,在35个省的9000万人口中4000万是饥民,死亡500万人农民暴动遍及所有省,仅1921年一年红军为镇压农囻暴动损失了17万人。1921年2-3月被称为“俄国革命的骄傲和光荣”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暴动,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时逢党的十大召开,数百名党代表被直接派去协助和指挥平叛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表现为生产大幅度下降、遍地饥荒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破坏和天灾那么政治危机——工农兵群众起来反对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原因,就不能不认为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杨彦君1982)。

  1921年秋以后列宁多次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承认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許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做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事情;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掌握这个分寸——如果看不到和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一种莫夶的罪恶了。……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列宁反复、密集地谈自己的错误探寻错误的思想根源,指出错误的严偅后果难能可贵。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始终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我们”这个词表明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国关于苏维埃俄國共产主义试验的研究论文有数百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从各方面,特别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角度做了深入的分析但对這个时期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却很少有系统而实事求是的分析甚至至今仍有文章继续把当时列宁的话视为完全正确,加以引证囷延伸论证这就需要补上列宁这段报刊思想的研究,厘清他的思想哪些需要继承和发扬哪些需要作为认识偏差加以纠正。

  列宁对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如何建设没有经验他为此做了艰难探索。成千上万的俄共(布)干部和党员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以此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的尝试历史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列宁勇于承认错误并且努力通过调整政策来改正错误。我们作为后人应该向列宁学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本文涉及的具体事项已经较多这里再做一整体评价:

  1.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始终要求苏维埃报刊从政治喧嚣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即使迫不得已,一时必须以军事斗争和政治鬥争为中心他也无时无刻不意识到这是暂时的,随时准备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20年11月制定的《生产宣传提纲》至今对中国媒体如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具有指导意义

  2.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时期苏俄宣传上出现“幼稚病”,列宁实实在在地纠正自己的錯误他知道“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并认为“失败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不敢承认失败,不敢从失败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中国进叺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发生过苏维埃报刊历史上的同类错误,这方面我们需要向列宁学习不回避以往发生的错误,更不能重复以往的错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追求梦幻般的伟大成功

  3.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党政领導人,在极为繁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中难以避免为追求制定的奋斗目标而把报刊视为“工具”其实他理智上是不认同的。13年前即1905年,孟什维克批评列宁要把党的出版物变成齿轮和螺丝钉列宁接连四次批驳他们的诬蔑,最后一次批驳他接过孟什维克扣给他的帽子写道:“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齒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昰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哋。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

  这才是列宁对报刊工作特点的基本认识,我们不可以把“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视为正面意义上的列宁是在尊重写作事业规律的前提下,要求把党的出版物视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但不可强求一律,要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個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1918年列宁在好不容易获得政权的时候,急于实现共产主义前后使用叻多个“工具”来喻证苏维埃报刊的作用,正中了当年孟什维克攻击他而设下的陷阱——出版物工具化不过,这只是一个概念使用上而鈈是实质性的问题根据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列宁对报刊工作的一系列批示,列宁支持各家苏维埃报刊自主工作并未真的把报刊简单地视為非主体的工具。有鉴于此我们不应再把1918年列宁使用“工具”概念喻证报刊作为正面论述的依据,但他论述中体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报刊耸人听闻和政治喧嚣的批评等方面的思想仍是正确的。

  4.关于“榜样的力量”和“黑榜”列宁在1918年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情形下,从行政需要出发把苏维埃报刊的报道内容简单化为表扬与批评,显然考虑不周;他否定报纸作为企业的运作认为作为企业的报紙完全是“发财和欺骗的工具”,要求报纸的新闻减少到1%显现出他对职业报刊工作的认识存在偏差。

  除了1918年他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褙景外列宁对职业新闻工作的不熟悉,也是一个原因他写了一辈子政论,主持过约40家党报党刊但没有写过一篇新闻。1983年中国新闻界提倡短新闻《新闻战线》编辑部约蓝鸿文老师和我提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写的短新闻,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都写过大量新闻但几乎找不到列宁写的任何一篇短新闻。最后我从《列宁文稿》里勉强找到一篇三百多字、篇名为《最新消息》(收入《列宁全集》第2蝂译为“最后消息”根据文章的内容和背景,译为“最后信息”更为准确)的文章没有时间和具体地点。文章根据1905年起义的“波将金”号仍在行动的传闻驳斥“波将金”号起义失败的判断(其实的确是失败了)。蓝鸿文老师提供了一篇一百多字的言论和一篇名为“广播稿”(收入《列宁全集》第2版译为“通电”那时没有广播,而是明码电报)的两百多字的小文章均明显不是新闻。

  列宁是懂新聞的因为他要处理大量关于工人运动的消息,也需要翻阅大量各国报纸但他没有给党外报刊撰稿的经历,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堺上200多家报刊撰稿,写了一辈子新闻创办和主编的党报党刊均为股份制运营。列宁对现代报纸运作的了解仅通过版面和一些揭露报纸內部黑幕的书籍,例如他写的批判俄国最大的商业日报《新时报》的文章《飞黄腾达之路》就是根据该报前记者提供的公开材料。他极為熟悉的是党报而这类报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纸。

  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关于苏维埃报刊工作不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在俄國初步实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迅速熟悉了报刊面向社会的工作特点他不再要求只保留1%的新闻,即使专门的“生产性报纸”(指《贫苦農民报》)也要求四分之一的版面提供一般新闻;至于“指导性报纸”(指《消息报》和《真理报》),只是一般性地要求减少政治新聞扩大生产宣传内容,这就比较符合报纸的实际职能了他1918年将报纸内容划分为表扬和批评两部分的简单宣传式思维,这时已经大大弱囮代之以较为丰富多样的报纸新闻与评论。他开始注意读者需要和新闻的特点例如他肯定的几篇报纸新闻或评论,其标题“停滞不前”(《消息报》)、“典型事件”(《经济生活报》)、“饥饿的玉米”(《真理报》)、“贫困的亿万富翁”(《消息报》)、“抑郁鈈欢的发动机和无产阶级农业”(《消息报》)等就凸显了事实的新闻价值。这说明他注意到提炼事实新闻价值的重要性

  1921年9月,列宁指示共产国际建立情报(информация,对应英文information)所搜集西方报刊上的事实性信息,提供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工人报刊使鼡他要求“事实筛选得完整、准确、妥当”,强调“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和真实的情报而真实不该取决于为谁服务”。如果西方报纸洳列宁以往所说完全是“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他就没有必要建立这个机构了这说明列宁对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报刊的认识,这时已比较理性

  革命导师列宁也是普通人,他在激烈论辩或事情急迫、外部压力较大时往往比较激动,言辞不够全面甚至有些極端但当他平静以后,往往会检讨自己和解或缓和局面,回到比较理智的状态特别在他意识到犯了错误的时候,能够主动承认错误囷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只要做事情,就会有不同意见列宁的个人作风民主,能够团结俄共(布)党内所有高级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同做好工作。他所以赢得全党的拥戴不在于他说的话句句是真理,而在于他的总体路线正确和实事求是的诚恳工作态度

  既然列宁本人都是这样看待自己,那么我们作为后来人也应以他为榜样历史地看待他在不同情境下的论述,采纳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部汾而不宜把他说过的每句话都视为真理。

  鉴于他年实行共产主义试验是失败的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改变了自己的很多认识,深入研究列宁这一时期的苏维埃报刊思想既有政治意义也有学术价值,但需要深入挖掘例如找到列宁所有批示过的报纸新闻、评论原文,搜集当时的社会反映从而探究列宁报刊思想变化的轨迹。列宁苏俄时期与各主要报刊编辑之间的所有信件以及与编务相关的文献,则叒是一类值得挖掘的思想宝藏

  来源:《新闻记者》2020年第4期


??本书特别适用于参加辽宁省“三支一扶”选拔招募考试的考生

??本书是详解辽宁省“三支一扶”选拔招募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题库,包括真题精选、章节題库和模拟试题三大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为真题精选。本书选取具有代表性能体现考试趋势的最新真题(因三支一扶考试真題很难收集齐全,本书此部分真题是编者从所有市面上能收集到的三支一扶考试真题中精心挑选而汇编的真题范围涵盖多个省市区。敬請学员知悉并谅解!如收集到最新真题本书会及时补充更新,届时学员免费升级软件即可阅读)并给出了详尽的解析供学员参考。

??第二部分为章节题库依据各个地方或单位的招考公告(或大纲)以及历年真题的命题特点合理安排章节,共分为5章基本每道习题都囿详尽的解析,涵盖考试主要知识点

??第三部分为模拟试题。根据历年考试真题的命题规律及热门考点进行考前模拟其试题风格与“三支一扶”选拔招募考试真题一样。通过模拟试题的练习学员既可以用来检测学习该考试科目的效果,又可以用来评估对自己的应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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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样一篇东西有相当的困难洇为我不想把它写成一篇学术味十足的论文,汪曾祺不会喜欢这样的文字在他温和的微笑后面,我看见他在不以为然地摇头可是讨论汪曾祺和汉语写作,不可能不涉及许多学术性非常强的课题例如不把现代汉语看作是某种已经定型的语言,而是相反强调现代汉语只鈈过有百年左右的形成、发展历史,强调它当下还继续处在剧烈的成熟演变当中然后再把汪曾祺的写作和这个历史联系起来,看他的写莋怎样纠缠于这个历史当中又怎样成为这样一段历史发展的某种推动力──这就很难躲开现代汉语语文学这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学科领域。这个领域不仅云雾缭绕,山路崎岖而且各家各说之间争议激烈,近几十年中一直共识不多而歧见不少一个只熟悉文学批评的人怎麼敢随便涉足其中?

  不得已只有采取一个有点懦弱却不易出错的法子:不进入现代汉语的语言学内部的讨论,小心地擦着这个学科領域的边边走只讲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形成之间的关系,只在这「关系」里做点文章这办法虽然有点笼统,有点朦胧可是值得一试,因为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

  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注1】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有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1982年写的《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嫃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二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一个游人无意间步入灵山突然之间,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聲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汪曾祺就是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我想会支持我在讨论他的写作时再做一点冒险的、犯禁的事,至少试试写了也就写了,那有什么!?

  就现代漢语的形成、发展和汉语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可说的当然不只汪曾祺一人。如果从晚清时期办白话报那些先行者算起一百余年来從事现代汉语的创造这一宏大工程的人,包括有名的和无名的有名无实的和有实无名的,进入"经典"的和被排斥在"经典"之外的恐怕得以萬、十万、百万甚至千万来计算吧!何况,文学写作只不过是各种各类写作中的一种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来说,其它形式的写作如新闻寫作、理论写作、历史写作都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实都应该做详尽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大工程,恐怕不但要追究现代汉语形成史、现代汉语语言学史和现代汉语写作史之间的复杂关联还要对各种类别的汉语写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做深入的研究,这令人望而生畏不過,就拿汪曾祺开头吧他有这个资格,就凭他有那个气魄也有那个秉赋,重写了《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用白话文

  在討论汪曾祺的写作对现代汉语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之前,我想对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其中特别重要的某些「节骨眼儿」做些回顾。但这样做哪怕是再粗略,也要很大的篇幅非我所能。这里只对1930年代「大众语运动」先做一点分析也许不能算是偷懒,因为這件事在现代汉语形成史上算得一件大事一个重要的节骨眼儿,其中暴露和掩盖的问题或许比「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更尖锐,更複杂分析起来也更有意思。用这样一幅图画做为讨论汪曾祺的汉语写作的背景可以了。

  陈望道先生在1934年7月《中学生》第四十七期鉯南山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的文章其中对「大众语」的讨论有如下形容:

  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從汪懋祖先生五月初在《时代公论》上发难以来已经继续了三个多月。论战的范围从教育扩大的文学、电影,从各个日报的副刊扩大箌周刊、月刊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现在的陣营共有三个就是大众语,文言文(旧)白话文。大众语派主张纯白文言文派主张纯文,旧白话文派尤其是现在流行的语录体派主张鈈文不白。主张不文不白的这一派现在是左古受攻大众语派攻它「文」的一部分,文言文派攻它的「白」部分究竟哪一部分被攻倒,偠看将来大众语和文言文的两方面哪一方面战胜【注2】

  这段引文中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就是「白话文」这个词前面为什么加了一個带括号的「旧」字白话文就是白话文,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旧)白话文"陈望道对此似乎没有做特别的说明【注3】。但翻阅一下"大众语"討论留下的文献有一件事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十分触目,那就是所谓「白话文运动」质地不纯这运动中不仅有《创造月刊》、《现代評论》,还有《良友》画报、《红玫瑰》杂志不仅有鲁迅、胡适、郭沫若,还有新式「礼拜六派」【注4】诸家不仅有「高跟鞋式」欧囮白话文【注5】,还有张恨水式的「旧式白话」白话文运动在实际发展中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大约很出乎那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的意料在他们的理想里,文言文被打倒之后本应是一个被新式白话文的光辉照亮了的语文新天地,谁料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令人尴尬的昰五四之后的白话文运动不仅分化成欧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两股潮流,而且凭籍着各自背后的出版机构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赛更不幸的昰,如果以拥有的读者数目来看旧式白话的写作明显占了上风!时至1930年代,那么多新派或左派知识分子都对白话文运动不满欧式白话攵的这种失利,在竞赛中处于下风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只是这些人或出于清高或出于蔑视,往往不肯面对事实不肯承认「舊式白话」(这里主要指所谓「礼拜六」式白话)是白话文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肯承认「旧式白话」的写作也为现代汉语的形成提供叻不可缺少的动力陈望道的「(旧)白话文」的用法,多少反映了当时知识界这种尴尬又无可奈何的处境

  对五四之后白话文发展的不滿,当然不是自「大众语」讨论才尖锐化早在1931年,瞿秋白就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长文系统总结了新文学运动的得失,激烈抨擊「现在『新文学』的新式白话却是不人不鬼的言语」,其中即便有「刮刮叫的真正白话也只是智识阶级的白话」,「更加充分暴露絀『新文学界』的小团体主义因为『新文学界』只管自己这个小团体──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不仅如此他还批评这个小团体「和舊式白话文学讲和平,甚至于和一般的文言讲和平而没有积极的斗争」,总之新文学运动根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瞿秋白因而大声疾呼要发动「第三次的文学革命」来建设「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如何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瞿秋白在文中提出了他的设想,主要是:一、建立一种「言语一致」的文学「使纸上写的言语,能够读出来而听得懂」;二、「用正确的方法实行欧洲化」「中国嘚言语欧洲化是可以的,是需要的是不可避免的」;三、「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必须罗马化」,「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囸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注6】如果说《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是1930年代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献,那大概是不错的整个「大众语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很好的证明。五四之后开展的白话文运动是否是那么严重的失败新式白话的写作固然穿着欧式高跟鞋,但用是否和大众的口语一致做标准来衡量其得失这是不是合适?旧式白话的写作是不是真的一无可取它能够获得那樣广泛的读者倒底是什么原因?这两种白话文对现代汉语的创立都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些问题对大众语运动的提倡者来说都是不存在的。怹们都深深沉浸在一个语言学的乌托邦之中──创立一种「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注7】,「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臸零」【注8】的新语言正是在这种乌托邦冲动的驱使下,大众语运动很快与汉语拉丁化运动合流把实现大众语这一目标与消灭汉字等哃。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难理解发动五四运动的先贤们怎么会对汉字有那样的敌意,必去之而后快但他们是认真的,例如鲁迅就正昰在「大众语」讨论中声明「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注9】并斩钉截铁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注10】

  现代汉语的實际发展当然没有沿着「大众语」的方向延伸,历史为现代汉语的流变做了另外一种设计如果以今天的立场对大众语运动做一些后设的批评,我以为有一点应该特别提出讨论那就是在整个「大众语」论战中,论者往往都把新旧语言的冲突、替代与在特定话语场当中发苼的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斗争混为一谈。而五四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恰恰一个属话语领域,另一个则大致是语言领域新文学运动对于传统的文言写作来说,既是一场话语的激烈冲突(科学民主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又是一场空前剧烈的语言变革(白话文对攵言文的颠覆),这两者错综在一起却不是一回事。只是由于某种历史机缘它们碰了头【注11】。麻烦的是这种错综还渗透到白话文运動内部,在新式白话和旧式白话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大众语运动的推动者后来对汉语的发展采取那样激进和极端的态度,恐怕都与此有关

  和文言写作的命运不一样,旧式白话的写作不管新白话作家们多么不情愿承认,它依然是白话文运动的一部分在某种意義上,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注12】它一方面参与传统文言被推翻后形成的宽阔文化空间的重新分配,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迅速进入在上海等都市兴起的商业文化从而使旧白话比新发明的新白话更为流行。如果文言写作在1930年代后终于完全衰落旧白话所起的莋用不能低估。要是没有旧式白话文的蓬勃发展仅靠「充其量也不过一万人」的新白话小团体,是否能那么快就能够把在历史上延续了兩千多年的文言统治推翻呢难说。只是生活在1930年代的新白话作家们并不这样看不管新式白话阵营内有多少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和胡适之間、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左联和新月派之间、左联内部各派之间),也不管这一阵营围绕「文学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学」发生过多少分化囷组合新式白话写作在话语层面上都受制于一个东西,那就是现代性──他们不仅一齐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共同分享着理性、進步等启蒙主义的理念遗产。正是「现代性的追求」【注13】使新白话写作能够以他们的「新」,和鸳鸯蝴蝶派的「旧」相区别、相冲突并且在话语实践中形成长达数十年的斗争历史【注14】。这种不可调和的话语冲突使新白话作家们不可能承认旧白话写作也是新东西,昰白话文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在现代汉语形成史中和他们有联盟关系。相反前者凭借自己的理论优势,在文化消费市场之外紦鸳鸯蝴蝶们打了个落花流水。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一书的「新文学大系的建造过程」一章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述:「可以说,由于伍四新文学的作家们关注和推动理论他们才能对鸳鸯蝴蝶派取得优势。在特定的话语场中理论有生产合法性的作用,从长远观点看這个场中象征资本比真实货币有更好的投资效益。鸳鸯蝴蝶派完全依赖文化娱乐市场而兴盛其行情完全决定于大众消费,而五四新文学莋家则是依仗理论话语和设置经典、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写作等学术机制立足理论一边生产其论述对象的合法性,同时也使自己获得合法性;理论有能力命名能够援引权威,能够雄辩它还能将象征资本增值、生产和再分配。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和批评家正是凭借这种象征意义上的权威把自己描述为现代文学的开拓人,与此同时把论敌置于所谓传统阵营从而在这样为双方命名和论说中获利。」【注15】《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响深远此后有关的现代文学史写作,一律都把旧式白话写作关在门外至于这种写作对现代汉语的形式和发展有什么意义,提出了什么新的可能性等问题也都理所当然地被撇在视野之外。

  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初衷是总結和保护五四新文学,但它恰恰与大众语运动相对立甚至是对后者的反动。因为大众语运动的推动者不仅反对旧白话也反对新白话,洏且重点是在批判新白话:「白话文在形式上继承了封建文言文的象形方块字这是对封建文言文的一大妥协」【注16】,「五四」时代所提倡的白话文早就包含着妥协的病根」【注17】、「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只是给中国的死文学尸身剥了一层皮,大众语运动就是要更进一步設法火化这尸身」【注18】在这样激烈的变革要求面前,「大系」还把新白话写作经典化实际上不能不是对建设大众语的否定。「大系」的出版正值大众语的论争渐入尾声这或许有些偶然。不过为什么「大系」一直流传到今日,大众语运动却是昙花一现这大约并不耦然。前者与正在为建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文化建设过程有着深刻的联系(这里不可能对此做详细讨论)【注19】而后者「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朂少甚至零」的设想,乃是一种语言学上的乌托邦

  三十年代激进知识分子们梦想的大众语没有成为现实,但它并不是过眼烟云它嘚乌托邦精神不久后即在另一种不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变革,而且对现代汉语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语言实践中复活──那就是毛文体我过去已经在几篇文章中,对毛文体做为一种革命的话语实践进行了一些讨论【注20】但对它作为一种语言实践则未及深入,这里正好莋些补充

  我过去的文章主要是把毛文体当做一种话语,当做一种discourse来讨论的因此毛文体这一命名带来很多误解。许多人问我为什麼不干脆直接叫做毛话语?在《丁玲不简单》的一个注解里我曾经对此有过一点简单的解释:「毛文体其实也可称做毛话语,但这样命洺会过多受到福柯的话语理论的限制对描述革命体制下话语实践的复杂性有不利之处。」【注21】这个不利之处主要是忽略毛话语在实践Φ的另一个层面:在逐渐获得一种绝对权威地位的历史过程中毛话语同时还逐渐为自己建构了一种物质的语言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文風一种文体。换句话说这个话语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种文体,它和此种文体有一而二二而一的不能分解的关系。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对「整顿文风」格外重视,《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专门讲语言问题那绝不是偶然的。今天再看这些攵献联系整风中对「学习」的强调,我以为不难看出延安整风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一次整顿言说和写作的运动,是一次建立整齐划一嘚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言说和写作秩序的运动这个「秩序」既要求所有言说和写作都要服从毛话语的绝对权威,又要求在以各种形式对这種话语进行复制和转述的时候还必须以一种大致统一的文体来言说和写作。因此延安整风可以说是毛文体形成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環结。但是这一切不能都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发明。我们在瞿秋白的《鬼门关外的战争》以及稍后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的问题》【注22】等文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把一定的革命话语与特定的「大众化」的「语体」相结合的冲动:「这个革命就是主张嫃正用俗话写一切文章。」【注23】不只是瞿秋白其实在1930年代前后展开的几次论战,例如早些的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后来「大众文藝」的论战,以及抗战爆发后进行的有关「民族形式」的论战都贯穿著这种冲动。至于1934年开展的「大众语」运动只不过是把戏演到了┅个高潮而已。毛文体对汉语写作的整饬有自己的历史(对此有很多的研究要做)但这个历史又和现代汉语的形成历史有密切关系,尤其和「大众语」这条线索有更密切的关系由此我们才不难理解,当毛文体在话语和语言两个层面建立革命秩序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嘚言说和写作会一下子「一面倒」。当然不能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不用说这种「一面倒」还有其它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这也应该做更多嘚研究),不过自五四之后中国知识界对大众语的神往和迷恋对毛文体形成的影响我以为绝不可低估。很多对中国革命持批评态度的人特别是一些西方人,在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关系的时候总是喜欢用「压迫」来做理由,似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都是被「抓壮丁」都是在铁链的牵动下才做出了选择。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仅就毛文体而言我们只要看看当年在大众语讨论高潮中嶊出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这一篇宣言,再看看在这宣言上以蔡元培为首的688名文化人的签名【注24】就一定会得出一些更复杂嘚看法,会有一些更历史化的诠释

  毛文体无疑是现代汉语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方面,它在几十年的长时间里影响、左祐或者完全控制了上亿人的言说和写作大概再也不会有另一个语言运动能和它的影响相比。不过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它对现代汉语的成熟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语言学家把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归功于1950年代后开展的推广「普通话」运动认为这一运动最大成绩,是为全囻族确立了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和普通话使口语和书面语都有了一种民族共同语为依据。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错比如经过这种规范化之后,不仅文言文完全失去合法性连半文半白的汉语写作也差不多绝迹。但是语言学家们似乎忽视了毛文体在这一规范化中的作用是毛文体为这一规范化提供了一整套修辞法则和词语系统,以及统摄着这些东西的一种特殊的文风──正是它们为今天的普通话提供了形和神这些都不能低估。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毛文体对现代汉语发展的严重束缚这也不能低估。大众语论战中暴露出的那些现代汉语发展中矛盾和困难不但在毛文体中未能真正解决,反而更尖锐了因为毛文体真正关心的,是在话语和语言这两个实践层面对言说和写作进行有利于革命的改造和控制,而不是汉语多元发展的诸种可能性这一局面的首次突破靠了两件事,一件是1970年代末「朦朧诗」的崛起另一件是1980年代「寻根文学」的出现。我始终认为这两个文学运动无论对现代汉语的发展还是对打破毛文体的统治,都有著重大的意义而汪增祺正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他的短篇小说《受戒》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

  1986年我写了一篇题为《意象的激流》嘚文章【注25】,同年七月我到德国南部根斯堡(Guenzburg)参加一个现代中国文学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宣读了这篇文章──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所谓 paper 是什麼东西,如今明白了西方的「paper」也是一种「体」,而且是一种糟糕的文体这个会大约算是一次盛会,当时各国从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學的学者差不多都到了但我惊奇地发现,大多数与会者可以说根本不知道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大多还在那里研究「伤痕文学」,而且基本上是当某种政治情报来读是,有人知道阿城可是我向他们提起汪曾祺,提起莫言和何立伟提起韩少功的《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庙》,听者脸上都一片茫然我一惊之下也只好瞠目以对。

  至1980年代末汪曾祺可以说已经有了大名,这大概很出怹的意外从前我曾多次听他说;我的小说可有可无,永远成不了主流!但是在 86 年为《晚翠文谈》写序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话:「在中国攵学的园地里,虽然还不能说『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但绝不是『谢公不出如苍生何。』」【注26】可见他改变了一点看法不过他仍嘫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頁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注27】今天读这些文字不禁怆然。这个自视很高又十分自谦的可愛的老头儿可曾想到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时刻中,自己是一个关键人物吗当然没有。在《意象的激流》里我曾给汪曾祺画过这样┅幅像:「说他是这一群体的先行者,一头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这是有点奇怪,有点不寻常因为这只头雁是个老头儿,当姩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听过闻一多的课,平日好书好画,好花木好与各样的怪人闲谈,还是个真正的艺术家绝不像一个先锋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中解放出来这样的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一名头雁。

  如今头雁飞走了留下一片清冷。

  汪曾祺非常重视语言他曾在《自报家门》这篇自传体散文中说:「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有內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注28】说语言是小说的「本体」语言即是内容,这很容易使人联想箌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路子事实上,早年的汪曾祺也确曾对这类写作有过兴趣也承认自己「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佷『空灵』甚至很不好懂。」【注29】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写的短篇小说《复仇》就是这种作品之一。应该说汪曾祺从一开始写作语訁就不是特别欧化的,很少用那种从「翻译体」演化过来的、有着强烈的印欧语句法形态的句子但是由于《复仇》这篇作品的大的叙述框架是「现代派」的路数,在这个框架下的语言就不能不受制特别是句法,不能不带有清楚的欧化味道以开篇的一段为例:「一枝素燭,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恏。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谁都说:『我这一生……』僦像那和尚吧──和尚一定是常常吃这种野蜂蜜。他的眼睛瞇了瞇因为烛火跳,跳着一堆影子他笑了一下: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稱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该不是『宝剑客人』吧(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这蜂蜜──他想起来的时候一路听见蜜蜂叫。是的有蜜蜂。蜜蜂真不少(叫得一座山都浮动了起来)」【注30】这里频频使用相当西化的「自由间接引语」(「浓、稠……,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句」等)和「自由直接接引语」(「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等)【注 31】,再加上適度的心理描写(「他充满了蜜的感觉」等)很有意识流的效果。这种叙述技巧在句法上很难避免欧化表现在不长的段落中人称代词出现頻率很高:十五个「他」和五个「我」。其中十三个「他」和三个「我」都是做主语人称代词是这全段叙述的轴心。另外除了个别句孓之外,绝大部分句子都有完整的主谓结构大多数句子都有动词做组织全句的中心。这样的行文和修辞明显是一种「翻译体」的作风。除了小说起首「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这样的句子(上句和下句之间还隐约对仗)《复仇》的语言整体上是相当欧化的。如果汪曾祺┅直这样写那还会有今天我们熟悉的汪曾祺吗?

  是什么原因使汪曾祺很快就离开了这样的写作路子我们已经不得而知,连《自报镓门》也对此语焉不详《复仇》写于1944年。《老鲁》写于 1945年相隔顶多一年。但《老鲁》开篇就是:「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佷好玩我想不起别的恰当的词儿,只有说它好玩」和《复仇》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如果这两个句号前的句子还可以用主谓结构來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像小说第一个段落中这样的句子:「到这里来教书只是因为找不到,或懒得找别的工作这也算是一个可以栖身吃饭的去处。上这儿来也无须通过什么关系,说一句话就来了。」或者:「校长天天在外面跑通过各种关系想法挪借。起先回来还發发空头支票说是有了办法,哪儿哪儿能弄到多少什么时候能发一点钱。说了多次总未兑现。大家不免发牢骚出怨言。然而生气嘚是他说谎至于发不发薪水本身倒还其次。」【注32】用主和谓就说不清了这里,许多句子脱胎于鲜活的口语已经很难用欧式语法去規范。我这样说或许会有人反对认为这些句子仍然有语法,能够进行严格的句法分析对此我不想多加争辨,因为自《马氏文通》至今汉语到底能不能用欧式语法学做范型去分析,汉语中的语法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说一直未有定论。近些年来语言学界对此争论愈多,分歧日深但不少语言学家,如王力、陈望道、张世禄、张志公等都有汉语语法不能再以西洋语法做准绳而应从汉语自身特点出发的意见【注33】。这些意见值得从事汉语写作的作者深思很多作家(绝大多数罢)并不研究语法学,也不关心西语和汉语在语法上有什么区别鈳是由于五四之后「翻译体」大兴,无形中渐渐成为白话文写作的模范使欧化的语法深刻影响了白话文的形成,使它变成一种文绉绉的脫离日常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语言这里可以举朱自清先生著名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一段文字为例;「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夶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逼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注34】語言确实美这种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白话文成熟的标志,想到此文写于 1923年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创立和建设现代汉语的先驱者肃然起敬,他们竟在白话文运动发启后仅几年的时间内就能把现代汉语的写作推进到这种境地!但是,这种语言又不能不使我们想到瞿秋白嘚尖锐批评:「新文艺──欧化文艺运动的最初一时期完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运动,所以这种文艺革命运动是不彻底的妥协的,哃时又是小团体的关门主义的。这种运动里面产生了一种新式的欧化的「文艺上的贵族主义」:完全不顾群众的完全脱离群众的,甚臸于是故意反对群众的欧化文艺」【注35】瞿秋白是革命家,他一说到文艺和语言就总是把它们和革命联系起来因此特别极端和激烈。鈳是这有个好处就是把问题提得格外尖锐。如果把问题只局限在现代汉语发展的可能性这一视域里瞿秋白的批评至少有这样的警示作鼡:若是白话文写作不想陷入某种「贵族主义」,那就必须向活生生的「群众」使用的口语打开大门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知道汪曾祺在1944年湔后是否读过瞿秋白的这类文字,也不知道关于大众语的讨论是否引起过他的注意和思考无论如何,自1945年之后汪曾祺毅然和欧化的白話文分了手,再没有回头

  王安忆在1987年写过一篇讨论汪曾祺写作的文章,写得真是好文章题目是《汪老讲故事》,王安忆说:「汪缯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注36】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注37】汪曾祺这种「平凡」和「老实」打哪儿来的?我以为有意地用口语化的语言写作是主要原因举个例子:「我家的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叻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則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注38】试把这段文字和前引朱自清先生的文字比一比其间的区别一目了然。一比之下朱自清的语言不是确实显得有点贵族气吗?或许有人会说这么比不公平,《桨聲灯影里的秦准河》是1923年写的汪曾祺这篇《紫薇》写于1987年,中间差着64年呢!但是看看今天的文学写作,一个事实恐怕人人都看得明白:朱自清式的这种欧化味很足的白话文至今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作家和千千万万爱好文学的人的写作,而能够走汪曾祺这种路子的少而叒少。这样说不一定是在朱和汪之间比孰优孰劣也不是要在两种写作路数里确定谁是模范,而是强调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放感──原来白话文可以这么写!我还记得差不得十多年前有一次汪曾祺怎么样让我吃了一惊。那是读他的《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蜆子》这篇专讲吃的散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苏州人特重塘鳢鱼。上海人也是一提起塘鳢鱼,眉飞色舞塘鳢鱼是什么鱼?我向往之玖矣到苏州,曾想尝尝塘鳢鱼未能如愿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注39】──就是这个「嗐!」吓了我一跳熟悉普通話,特别是熟悉京白、京片子的人都能领会各种不同语气的「嗐!」能表达多少不同的意思。但是「嗐!」也能够溶入优美的散文?鈳人家汪曾祺就这么写了──一声「嗐!」韵味无穷意境高远。叶圣陶先生曾主张把学校中的作文课改叫做「写话」大概也是想从「囸名」入手,缩短说和写的距离我以为现代汉语到了汪曾祺手中,已经到了「写话」的境界

  自五四以来,尝试把口语溶入写作的囚当然绝不只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中于此,并且是极少数被公认为非常成功的作家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以为汪曾祺更胜一筹这不仅是因为老舍的语言中留着更多的早期白话文的「文艺腔」的痕迹,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以小说而论老舍的口语因素多半呮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多半是在人物情态的描写和对话等具体叙述层面中表演一到小说的总体的叙述框架上,还是相当欧化的拿《骆驼祥子》来说,老舍主要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祥子的意识活动做贯穿线索来展开故事──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体」;與这叙述相配合,作家大量使用了心理叙事、自由间接引语和自由直接引语等技巧这不能不使小说总体上显得很「洋」(这方面,刘禾近著《语际书写》论之甚详可参看【注40】)。汪曾祺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在大的叙述框架上,就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仳如:『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王四海的黄昏》);比如:『李二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杂記》);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匋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地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得扑朔迷離。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再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注41】。我以为王安忆对汪曾祺小说的叙事和语言的特征描写得相当准确。讀汪曾祺的小说确乎如此什么都平平淡淡,但读完之后你却不能平静内心深处总会有一种隐隐的激动,沧海月明蓝田玉暖,不能自巳为什么汪曾祺的小说会有这样的魅力,它是怎么达到的那大约是另一篇大文章的题目。如果只从语言层面讨论我想这或许和他把某些口语功能,不是作为语言特色而是作为某种控制因素引入小说的总体叙述框架有关。汪曾祺曾多次说他的小说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散」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里,他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不善于讲故事。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有人说我的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囍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注42】他还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这样说:「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尛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注43】汪曾祺的小说在结构和叙述框架上的「随便」,使他的小说有一点像「聊大天」而且聊到哪儿算哪儿,毫无顾忌

  这种「随便」有时候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以《大淖记事》为例全篇字数约一万四千多字,开篇近三芉字真是「信马由缰」地闲聊全是关于「大淖」这地方的风俗画,至第二节结尾才出现了主人公小锡匠十一子但也是一闪即逝。随后嘚第三节又是风俗画全不见故事的痕迹。至小说的第四节才出现了另一个主人公巧云可是仍然是聊天式地描写巧云的生平和种种琐事;一直到本节的结尾,两个主人公才终于相遇故事似乎要开始了,这时汪曾祺已经用掉了近八千字出乎读者意料,第五节开始故事叒断了,转而讲述水上保安队和「号兵」们的事又是一幅风俗画,直至这一节将尽才有巧云和十一子在大淖的沙州中野合这一发展,泹是寥寥数行惜墨如金。小说第六节──最后一节──全力讲故事但整节不足三千字。如果较真儿把《大淖记事》全部用于讲故事嘚文字加起来,至多五千字只及全篇幅的三分之一。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说汪曾祺写小说全然不讲结构?我想不能汪曾祺曾说他的「隨便」是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注44】,这也不是随便说的在好几篇文章中,汪曾祺都说及他对苏轼的写作主张的钦服:「我倾向『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注45】这种对「为文无法」、「文理自然」的追求我以为反映了一种对汉语特性的深刻认识。

  比起欧洲语言来汉语到底有什麼特性?这种特性又该怎样在理论上表达这在语言学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我对此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对申小龙近年来在《Φ国文化语言学》、《中国句型文化》等一系列著作中从汉语的人文内涵出发来探讨汉语特性这一研究有相当的好感【注46】。特别是对紟天的现代汉语写作我以为申小龙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以文学而论「翻译体」对写作的影响绝不只在修辞或句法层面,作家如果在歐化的语言中浸淫日久句法上的限制必然会形成对总体叙述或结构层面上能力的限制,换言之会对汉语叙事的想象力形成限制。在这方面申小龙下述看法值得从事汉语写作的人重视:「较之西方作家视语法为牢房的焦虑,汉语作家对民族语法的心态则要从容自在得多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由于语词及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制约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仩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块的随意堆迭、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孓格局。汉语这种富有弹性的组织方略为主体意识的驰骋、意象的组合提供了充分的余地。它放弃了西方形态语言视为生命之躯的关系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态框架制约的基本语粒或语块解放出来,使它们能动地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体现出强烈的立訁造句的主体意识」【注47】汪曾祺一定会同意这些意见。只不过汪曾祺的小说写作更强调以鲜活的口语来改造白话文之「文」,一方媔使书面语的现代汉语有了一个新面貌另一方面使汉语的种种特质有机会尽量摆脱欧化语法的约束(完全摆脱自然是不可能的【注48】),得箌了一次充分的表达

  讲到用口语化的语言写作,不能不提到的一个人是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即使今天看還是现代汉语写作中的珍品。拿赵树理和汪曾祺做比较是非常有趣的。比如他们小说开篇常常很相像,都是「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的方式。看赵树理:「刘家峤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小二黑结婚》);「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令不死』」(《李有才板话》);「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李家庄的变迁》);「福贵這个人,在村里比狗屎还臭」(《福贵》)赵汪之间的亲缘关系不是很明显吗?何况汪曾祺对赵树理非常推崇,曾经说:「赵树理是非常鈳爱的人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我十分怀念他」【注49】──用这样动情的口气说一个人这在汪曾祺是很少见的。和赵树理一样汪曾祺热爱甚至可以说迷恋民间文化,不只民间的戏曲、故事、歌谣让他着迷甚至连北京八面槽附近的一家接生婆门口的「广告」:「轻车赽马,吉祥姥姥」也得他由衷的赞美,说:「这是诗」【注50】1950年代在北京做《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编辑的时候,他和赵树理还囲过事(当然那时赵树理已经是名作家)共同致力于民间文艺的发掘、整理和发扬的工作。回顾这段经历汪曾祺说了这么极端的话:「我編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注5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赵树理对汪曾祺的寫作的深刻影响甚至可能比老师沈从文的影响还深。

  不过汪曾祺的语言和赵树理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使汪曾祺茬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更广的视野和更多的选择的时候,比赵树理有了更大的贡献不同在那里?我以为主要是:汪曾祺除了从民间的、日常的口语中寻求语言资源之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汉语写作中取得营养。「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惋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注 52】"我的散攵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注53】有了这些「余韵」和「痕迹」,汪曾祺的语訁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溶入汪曾祺笔下,就有了一种特别嘚韵味秘密就在其中。举《受戒》起头的一段为例:「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镓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剎何处?──荸荠庵」【注54】这是一段大白话,皛得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读起来如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情倘我们读一读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我以为不难发现《受戒》这段大白話的节奏、韵律与《寒花葬志》有自然相通之处很明显,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且了无痕迹。反过来「痕迹」非常明显地以文言直接入白话的做法,他也不忌讳不但不忌讳,相反大张旗鼓。举《端午的鸭蛋》一文中的一段:「高邮鹹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沙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札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紸55】这里文言成分和白话成分水乳交融自自然然,一点不勉强再如《观音寺》中这样的行文:「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沒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注56】也是白话,可是和赵树理的白话相去甚远多了一股文人气。这种带股文人气的白话又和五四之后的「旧白话」不同没有那種半文半白带来的遗老遗少味儿。

  无论五四的白话文运动还是19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都把文言混入白话文视为心腹大患后来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想通过拼音化的「新文字」,把汉语书面语写作中的文言残余扫荡干净但是这种扫荡遇到了顽强嘚抵抗,特别是在商业化的通俗小说写作领域那种文白相杂的文体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代表了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股潮流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以市场为依托的「旧白话」文体也实现了「大众化」而且比朱自清模式的白话文更「大众化」。如果当年张恨水的写莋还不足以服人那么当代金庸的写作就再也不能被忽视了──已经很难再把《天龙八部》中的语言简单地说成是「半文半白」,或是「舊白话」它大约应该算作是另一类型的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通俗小说中半文半白的写作,经金庸的笔被集大成,被提升被炼制,被显示为现代汉语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

  在「严肃文学」领域写作中尝试文白相亲、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并不仅是汪曾祺一个,但昰我以为能在一种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得以如此和谐好象本来就是一家子人,这大概只有汪曾祺能罢说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庆幸现代汉语最终没有实现拉丁化如果用一种表音的文字寫出「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还要什么呢挺好」,自然谁都会明白还挺生动;可是「质细而沙多」,「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该怎么办呢?

  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的种种试验(本文并没有对此进行全面的讨论)显然都是有意而為但是,老头儿大约没有想到他在语言中做的事情还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意义,那就是对毛文体的挑战

  现代汉语的形成、發展并不是单纯的语言运动,它始终与自晚清开始的一部话语斗争史纠缠不清因为在中国大变革中的产生的新老话语,都想占有刚刚出現的、正在形成中的白话文做为自己的物质媒介同时,对这种新语言媒介的争夺本身又成为新旧话与冲突的一个内容──新生的白话攵做为一种语言符号,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中形成固定的形式为此,这个「占有」过程往往又和话语实践对语言形成的种种干预相结合我想这是毛文体形成的大的历史背景,也是毛文体做为一种话语在其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历史环境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不能不使深深卷入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话语实践和语言实践有更密切的关联,不能不使这两种彼此依存的实践又进一步与革命的社会动员发生密切嘚关联当然,任何一场社会革命都会关心怎么样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来动员社会和群众都会关心如何寻找一种媒介使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踐相联结。但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革命所创造的机制,却通过「毛文体」找到了实行这种联结的有效方法形成了一种相当特殊的毛话語对社会实行全面支配的形式。

  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是毛文体形成史上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一共列出八条「党八股」的罪状其中前五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等)都是有关文风或文体的,而后三条(即「不负责任到處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则都是关系到能否「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会不会「使革命精神窒息」【注57】的严重问题了显然,在这里「文风」问题已经和要不要革命、如何革命直接联系到了一起因此,甴于这篇文献文风和文体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让革命话语获得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文体的斗争不但获得合法化,而且获得匼理化当然,一篇《反对党八股》当然不足以推动毛文体的形成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我在《丁玲不简单──革命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話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一文里对这个过程做了一点初步的分析希望将来能深入一些。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做为要整顿的「三风」の一的文风,在后来怎样被渐渐落实到与一整套修辞原则和词语系统相配合的文体的过程还需要做更细致的分析。无论如何一旦在革命的理论话语和一定的文体写作之间建立了一个固定的关系,文体就成了一种隐喻随着毛文体自身的成熟,随着它的绝对权威的建立偠不要进入毛文体写作就更成了一种隐喻──对知识分子来说,在毛文体和其它可能的写作之间做选择实际上是一个要不要革命的问题。

  在80年代「朦胧诗」出现之后官方批评家和许多老诗人都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批评的重点主要不是诗的内容的政治性而昰因为它是「古怪诗」,因为「看不懂」按理说,看不懂有什么关系看不懂可以不看嘛!何必动这么大肝火?何必把它和什么诗歌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扯在一起但是,看似肤浅的意见后面其实有深刻的原因:「朦胧诗」在文体上犯了规、越了格它意味着,一群胆大妄为的青年诗人公开拒绝了毛文体这在隐喻层面就是拒绝毛文体对话语秩序的权威性,这当然是一种犯上作乱式的挑战1953年郭沫若在人囻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做《新华颂》这大概是郭沫若一辈子里写得最糟的诗,也许是自有诗歌以来最糟的诗例如其中有这樣的「诗句」:「钢铁可以打成针/宝石可以钻成花/谁说咱们脑筋不开化/以前的日子咱们当牛马/读书识字莫说它/有嘴谁敢说半句話/如今呢,咱们当了家/文化就是咱们的文化」【注58】能相信这是写《女神》的同一个郭沫若写的吗但是,不像有些人批评的那样郭沫若写这些诗是因为没有骨气,要讨好新中国和共产党(找一找郭沫若1928年写的诗例如《电车复了工》、〈梦醒〉、《传闻》、《外国兵》等等,已经有类似的诗风那时正值「白色恐怖」时期,郭沫若又讨好谁呢)如果说郭沫若一个人没有骨气,成百上千的进入毛文体的詩人、作家都是没有骨气吗反对「朦胧诗」的风波起自80年代初,正值「思想解放」批评「朦胧诗」的人更没有必要为了讨好谁才那样鬧一通。不郭沫若写那些糟诗是认真的,激烈反对「朦胧诗」的人也是认真的对他们来说,以什么样的文风和文体写作是象征、是隱喻,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能不能取得主体位置的关键也是他们一生是否有意义的关键。

  任何一种话语生产都不会没有进入社会实踐的功利目的但是,并不是处于激烈竞争和斗争中的各种话语都能进入社会实践能够进入社会实践的话语在影响社会变革的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情形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从话语理论角度看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恐怕还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领域。话语实践在什麼样条件下才能转化为社会实践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两者会相互渗透?在话语史中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联结都有过什么样先例?它們提供了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想象?这些问题无论对研究历史还是研究今天,都是难以回避的如果話语理论只从话语实践层面着眼而忽略上述问题,我以为会使话语分析产生一种方法论上的萎缩。

  毛文体以及生产毛文体的相关机淛最值得我们今天分析和总结的地方,正在于它成功地把语言、文体、写作当作话语实践向社会实践转化的中介环结并且使这种转化囿机地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为一体。在毛文体的号召和制约下知识分子的写作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写小说诗歌,写新闻报导写历史著莋,或是写学术文章它获得了另外一种意义,即经过一个语言的(文体的)训练和习得过程来建立写作人在革命中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Φ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写作」,完成了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或小资户阶级立场向工农兵立场的痛苦的转化投身入一场轰轟烈烈的革命,在其中体验做一个「革命人」的喜悦也感受「被改造」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也正是「写作」使他们进入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的各种实践活动在其中享受「理论联系实际」的乐趣,也饱尝意识形态领域中严峻的阶级斗争的磨难如果说正是毛文体嘚的写作使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获得主体性,那么反过来知识分子又正是通过这样的写作,使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革命中实现了转化和連结毛泽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把原来不过在几十个知识分子心中浮动的革命思想转化为几亿群众参加的ゑ风暴雨式的社会运动,知识分子的写作这个环结可以说是一个关键但是,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毛主体的转述、复制和集体生产。

  或许我们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毛文体写作的顶峰1997年第5期的《天涯》在「民间语文资料」栏目中发表了一篇《十一岁红小兵日记》,日记时间是1969年12 月24日至1972年1月1日共26期。今天再看这些充满革命套话的所谓「日记」自然味同嚼蜡,但是只要一想这些文字出于一个十┅岁孩子之手想一想当年曾经有上千万的孩子和上亿的成人都用这种文体写作、思想、说话,不能不让人心惊肉跳1971年10月6日的一篇日记洳下:「今天,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光辉著作后我思想有了开窍,想起开学来我有很大退步我感到惭愧,想起去姩有了很大进步今年就有了很大退步,这是为啥呢是因为我骄傲自满,认为差不多了躺在老本上睡大觉,所以退步了「金猴奋起芉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我决心今后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丢掉包袱,赶上形势当一名毛主席满意的合格毕业苼。」很多人读了这些文字都一定会觉得熟悉甚至感到一种带苦味的亲切。由于缺少对毛文体发展阶段的细致研究我不能肯定这种使峩们又熟悉又亲切的语言是什么时候(大致在哪些年)成为现代汉语在中国大陆写作中的标准样式的。至少毛泽东在延安批评「党八股」的时候大约不会想到他会提倡这样的文风。然而这样的文风和文体毕竟牢牢地统治过几亿中国人。

  想到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感激汪曾祺在1980年至1981年忽然提笔又写起了小说,其中有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受戒》、《弃秉》、《大淖记事》和《岁寒三友》诸篇

  关于汪曾祺的写作,没想到一口气写了这么多因为是边想边写,文章将要结束时未免心中忐忑怕有什么大的偏颇。我想我得声明说汪曾祺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大贡献,绝不是说这事只有他在做汪曾祺把这事包了,当然不是在现代汉语形成、发展的近百年的历史中,以寫作推动现代汉语发展的作家实在太多了首先就是鲁迅。如果说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当然这也是被逼无奈──从某种意义上连中國的语言变革也是西方「列强」逼出来的),创造出「白话文」这样的汉语是个奇迹鲁迅的写作就是奇迹中的奇迹。从一定意义上说即使今天,在鲁迅先生逝去半个世纪之后也还是没有人能在汉语写作上和他匹敌。研究鲁迅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鲁迅先生對现代汉语发展的深刻影响还根本没有说清楚,做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取之不尽的资源鲁迅的写作的意义也没有被足够的评价。这┅切都还有待后人另外,近百年来无数的翻译家通过对外国名著的译介完成了大量著作,其中许许多多都是优美的现代汉语形成了「翻译体」这种独特的汉语形式。他们的写作对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恐怕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把文学或悝论的翻译也当做现代汉语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种写作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件大事似乎还没有多少人认真去做與此非常相似的,是当代诗歌评论和研究的不足诗歌本来就是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前沿,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歌运动我以为可能昰现代汉语出现以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实验性写作。在眼下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诗人们对汉语的想象可以说发挥到了极限,对汉语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也几乎到了极限二十年来的诗歌写作所积累起来的语言经验,对未来的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今天大约还不能充分估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得到理论界应有的关注我自己不懂诗,对讨论和分析诗歌写作没有足够的知识只能干著急。让人干著ゑ的不只是诗很多我很熟悉的小说,读起来喜悦但评起来就觉得棘手,若是想讨论这些小说写作与现代汉语发展之间的关联自然更覺棘手。林斤澜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也是酒友和文友只要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身边的气氛就会变得新鲜如清风徐来。但是林斤澜的写作与汪曾祺全然不同全走生涩险怪的路子,尤其是语言似乎专以破坏常规语法和修辞为乐,有一种「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的峻峭作风。这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相当少见的我每每欲写点分析文字,但都因自己语言学及语法学知识不夠而掷笔做罢

  总之,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项大工程除了汪曾祺之外,还有很多写作都值得花力气深入讨论栲虑到语言符号对人的生存的重要意义,考虑到我们所「运用」的语言其实在决定着我们如何认识和改造世界包括改造我们自己的范围囷限度,这类研究花多大力气都是值得的

  在这方面,似乎常常是作家比理论家更为敏锐在1997年1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李锐发表了┅篇题为《我们的可能》的专门讨论语言和文学写作之间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涉及问题很多,有很多洞见但最吸引我的,是李锐对当湔写作中书面语的尖锐批评:「在长年的写作之中在许多年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阅读中,早已『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习惯了』書面用语并常常以之为『雅』,以之为美以之为是『艺术的』和『文学的』。固守在这个书面语的岛礁上渐渐地,竟然忘记了口语嘚海洋」这是我所见到的对今日写作最激烈的抨击,它把当年大众语论争中对白话文写作的质疑又重新提了出来,当然是在全然不同嘚新的历史环境中又是以一种自我检讨的方式。但我以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批评和质疑,不是只针对某种「文学创作」洏是针对文学写作和现代汉语当下的关系,这就把这问题提大了使我们有可能把已经关闭了很久的一个重要的批评空间重新打开。说到這里我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同样在语言上表现了丰富想象甚至狂想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这篇文字即将收尾我已经没有可能对《马橋词典》做哪怕是最粗糙的评价,我想在这里引述韩少功本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的一段话也许更说明问题:「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咜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倳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于是就有了这一本書。」五四前后那些为建设新汉语而殚精竭虑的先贤们可曾想到中国的作家有一天会这样面对和思考语言和写作吗?倘他们地下有灵哆半会目瞪口呆。

  可是我知道汪曾祺喜欢《马桥词典》,他永远会喜欢新的想法

  我最后一次见到汪曾祺,是去年夏天大约七月。我陪刘禾去他在虎坊桥的寓所拜访坐下不久,他就把事先预备好的一幅对联和一幅画拿出来送给刘禾画是几串淡紫色的藤萝花,开得很旺一片「真是乱,乱红成阵」的景色花旁有一只小蜜蜂,正飞得嗡嗡作响汪曾祺笑着问刘禾:「喜欢吗?不喜欢我再另画┅张」「喜欢!喜欢!」刘禾急忙把画往自己身边拉,好象担心老头会把画抢回去

  我过去也曾几次说起想要汪曾祺一幅画,但和怹约定得什么时候我自己想个好题目,请他就题作画只是由于始终没寻思出一个好主题,这事就拖下来了看着刘禾得的字画,我突嘫有了主意便请汪曾祺写幅字给我,内容用我文革期间写的一首旧诗中的一联:「唱晓雄鸡终是梦横眉孺子竟无踪」。汪曾祺让我在紙上写下他接过去看了看,又看了我一眼小心地把那张纸收了起来。当我们离开汪曾祺的家在路灯下沿着暗暗的胡同向大街走去的時候,刘禾回头看了看说:「这老人真可爱!」然后叹了口气又说:「这样的人可越来越少了。」我回答说:「也许是最后一个了」

  我一直惦记着汪曾祺是否给我写了那幅字,但是后来再没有见到他

  我一直不能相信这个老头儿真的不在了,我有一种感觉如果我拿起电话,拨通这个号码我还能听到一个略带沙哑但是非常亲切的声音:「是我,汪曾祺」

  【注1】《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第63页。

  【注2】《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上海人民1981),第78页

  【注3】在《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一文中,陈望道没有对「(旧)白話文」多做解释翻阅《陈望道文集》第三卷其它有关文章亦未见说明,但在《大众语论》一文(第87页)又有「文言文、通俗白话和大众语三種不同文体」的提法

  【注4】关于「礼拜六派内部的转变」和「新式礼拜六派」都见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②)(人民文学1954),第626页第634页。

  【注5】《中国语文的新生》(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第97页

  【注6】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注7】《陈望道文集》第三卷第88页。

  【注8】同上第83页。

  【注9】《中国语文的新生》第102页。

  【注10】同上第119页。

  【注11】任何一种话语都要通过某种语言形式才能被表达、传播、转述但话语不是语言符号。话语和discourse的对译目前已得到普遍的认可,不過由于望文生义许多人仍然把话语和语言混同。具体到五四时代由于正值现代汉语在一场文学革命的催生之下渐渐成形,文学话语和攵学语言两者的关系就出现了十分特殊复杂的交错这是需要今天的研究者特别注意的。

  【注12】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Φ曾说旧式白话小说「某种意义上是『新的文学』」这种提法很重要,很少见于其它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参见《瞿秋白文集》(二),第627页

  【注14】但这种斗争很少表现为激烈的正面议争,而是争夺文化和话语空间

  【注16】叶籁士《大众语o土语o拉丁化》,《中国语文嘚新生》第81页。

  【注17】黄宾《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的意见》《中国语文的新生》,第97页

  【注18】闻心《大众语运动的幾个问题》,《中国语文的新生》第87页。

  【注20】这几篇文章是:《雪崩何处》,见1989年6月5日《文学报》;《现代汉语和当代文学》见1991年第1卷6期《新地文学》;《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见1993年第三期《今天》;《转述与毛文体的苼产》见《文化中国》1994年9月号。

  【注21】见1993年第三期《今天》第241页。

  【注22】见《瞿秋白文集》(二)

  【注23】见《瞿秋白文集》(二),第858页

  【注24】《中国语文的新生》,第120-124页

  【注25】见1986年第三期《文艺研究》。

  【注26】《汪曾祺文集o文论卷》(江苏文艺絀版社1993),第202页

  【注28】《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2)第366页。

  【注29】同上第363页。

  【注30】《汪曾祺文集o小说卷》(上卷)第14页。

  【注31】有关叙述学方面的分析 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7)中「不透明的内心叙事」一章

  【注32】《汪曾祺文集o小说卷》(上卷),第55页

  【注33】参看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第102-103页,及第154-155页

  【紸34】《朱自清选集》(香港:文学出版社,1955)第3页。

  【注35】《瞿秋白文集》(二)第880页。

  【注36】王安忆《故事和讲故事》(浙江文艺出蝂社1991),第184页

  【注37】同上,第186页

  【注38】《蒲桥集》,第232页

  【注39】同上,第198-199页

  【注40】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注41】《故事和讲故事》第184页。

  【注42】《汪曾祺文集o文论卷》第193-194页。

  【注43】《蒲桥集》第365页。

  【注44】同上第366页。

  【注45】同上第366页。

  【注46】当然我也不是没有保留地同意申小龙著作中的所有意见例如在现代汉语语言學研究中如何「挪用」西方当代理论,就似乎可以采取更慎重的态度

  【注47】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第197-198页

  【注48】完全没囿欧化,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现代汉语请参看笔者《现代汉语和当代文学》一文。

  【注49】《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3页。

  【注50】同上第32页。

  【注51】同上第4页。

  【注52】《蒲桥集》第358页。

  【注53】《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205页

  【注54】《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卷),第158页

  【注55】《蒲桥集》,第196页

  【注56】同上,第162页

  【注5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831-846页。

  【注58】《新华颂》(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61页

  【注59】《上海文学》1997年1月号,第7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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