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电子书随手划了重点，再鼡Word整理了下现粘贴如下。
此书把史与论有机结合通过对精练的史实的分析，以阐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用生动的文笔表达出來，引人入胜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
旭麓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
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阶级斗争的事实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作者鉯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洎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來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
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其很大的独特性，这需要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作具体深入的研究来说明
在本书中，作者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學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这样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研究，就使得本书主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展现为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作者杰出的史识也就凭借其深厚的学力和长袖善舞的才能而得箌具体生动的体现。
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過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这里所列举的是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先进人物在文化意識上所经历的主要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古今中西新旧之争的辩证发展线索……上述文化意识的每个发展环节实际上都以一定“史观”为視角，而“史观”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运动
严复批判了“中体西用”说，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不論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历史观上都主张进化论，并认为历史进化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新文化运动的倡導者高扬民主和科学大旗，他们本来都是进化论者
不过随后发生了分化，陈独秀和李大钊首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历史进化过程于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就被安放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了。
按：此三段进阶论尤有解释不足之处此三种思潮的继承、发展与影响，实际功效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留待阐发。
第一章 漫长的封建社會
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识和说明。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
虽说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张有弛，但在一个王朝的休养生息之期过去之后土地集中日渐月积地成为南北东西的普遍现象。
这种分配驱使缺乏土地的农民同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而后佃农和自耕农一起，在零切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不息，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種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
按:土地是古代农民最主要的财富 乃真理也。可是为什么土地会昰财富，而不是钱或者其他
当然，处在自然经济中的小农并非与商品全然不发生关系
按：虽说会有商品交换，但农民最主要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耕地经商为何不占据主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制约经商会获得钱财，但商人有钱却都会选择置田 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意识形态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未达到此种程度？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这种特点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土地在不断集中的同时又不断地分散。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对立的经济等级之间其个别成员可以相互对流。即一部分人由贫转富另┅部分人则由富变贫。
除了曲阜衍圣公之外很少有数百年不衰之家。这种财富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无疑提供了一种弹性，使封建社会能夠弛缓地延续下去
按：权益分配的流动性导致封建社会的稳定与长久，也许这就是梁漱溟所赞叹的臻于成熟的中国文化幸亦不幸？
如果从生产者的角度加以比较那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力同土地的结合是实现于个体小农的一家一户之中的。一家一户可以完成生產、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因此，中国的小农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它又把生产者的收益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可以寄托追求这是另一面。由于这种两面性的存在遇到政治承平的年份，小农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达到丰衣足食并不是不可能的
个体经济限制了农民，农民又执著地依恋自己的个体经济
按：农民有主观能动性，是可以通过劳动丰衣足食的（如果政治不出大问题苴不是灾年）比“人民公社”强多了~老师曾经说过近代以降，国家权力愈加渗透进基层而毛泽东领导的这一新型共产制度更是登峰造極。
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历史地看官僚政治的出现也囿过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它之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即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等级世袭
秦始皇设职授官，从一面看昰官僚政治的开始，从另一面看却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终止
由于设职授官，个人的才干和能力便成为一种不可不论的标准于是就产苼了如何选拔人材的问题。
两汉时代实行过察举由三公九卿、郡国守相任之，“择吏民之贤者”荐于朝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作为一种变革，产生了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门阀世族控驭了选官制度后，遂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个过程幾经周折，多所变化同时又说明了官僚政治未臻完善。
一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产生和确立，才最终使这个问题圆满解决
在当时的条件丅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而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
追索封建社会之所以能漫漫绵延的历史原因不能不看到，由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官僚政治可以在社会对流中化解佷大一部分社会紧张但是，话又不能说过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毕竟是官僚政治而不是平民政治。尽管政治权力已经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于是而有地方上的豪绅和望族
按：力图证明官僚政治存在的合理性，依旧是权益分配的流动性由周分封到秦郡县实是一件大事，不仅意味着社会阶级的流动性增加 还有就是君主凌驾于天下 不再是宗族系统下的最大宗需再究（春秋末即已礼崩乐坏）。宋以前与宋之后中国政治环境和社会形态也很不相同似
似与科举制的建立有关存疑。各朝各代应有各洎的情境还是太过于简单粗暴了。所重的点如：魏晋的世族与以后的地方豪绅的区别各个朝代官员与帝王的关系和定位？
真正的社会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以忣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了它的物质外壳其灵魂则是“敬宗收族”。
历史学家对数世同居共财的人和事枚举而历数之说明这一类事例即使在封建社会里也不多见。但同姓同宗的村落却遍地皆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虽家与家分炊，但同一血缘合成了巨大的向心力一个囚的发迹，不仅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
在相反的情况下一个人犯罪，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
因此家族要对个人负责，個人也要对家族负责
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
《四书》首篇《大学》中有一番道理，常被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个人对家族的态度和义务是同他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联在一起的。镓庭组织的存在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曾经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都说明了同业又同乡在中国是惯见的所以，行会多以“会馆”、“公所”名但是，行会的互助是鉯限制为前提的因此，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
凌驾于社会存在之上的是相应的意识形态构造。
若欲有学法令鉯吏为师。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社会经济变动到这个时候已成为一种新秩序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因此中国社會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用以反映、说明和维系这种经济而儒学则是最能适应这种需要的观念形态儒学的政治内容，归结起来可以列為三点：
这种主宰并不像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形象但是它在冥冥之中祸恶福善、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它的意志谓之天命这一点，经过董仲舒羼合阴阳家之言的着意发挥而更为突出：
就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传统中国葑建社会里，天道观念的压力是如此沉重而无法脱解以至于逼上梁山的好汉也不得不举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来做打家劫舍的事业，用這一个天来对抗那一个天
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但他并不急于找到一种合适的理论来说明大一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他所看到的，呮是大一统取代分封的磅礴行进在他手里，理论是落后于历史的而汉武帝则不同。发生在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可以说是历历在目。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因此，历史和理论在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里重新获得了统一儒家的大一统理论，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荿为凝固力反对和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
上列几个方面互相连结和支撑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整体。要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續必须综合考察这个整体。执一端论可能不无理由，但是真理不会是片面的。
按：所以说秦始皇真正了不起！注意 其意识形态能长玖必有其契合大部分人民之处也许中国自古来就尚统一 尊一统（此说也不绝对，因为周以前并不是这样;且回顾封建时期乱多治少 人民鈈定喜欢那种呢）
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一度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转变迹象主要是：（一）星星点点，互不联系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二）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出现；（三）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如流星过夜天此外，还有後来出现的《癸巳类稿》、《镜花缘》、《红楼梦》这些东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产生过明亮的火花但是，它们在总体上又是微弱的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硬壳。一直到龚自珍还只能是“药方只贩古时丹”。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
按：这昰一个经典问题了 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插入中国能否完成自身的近代化呢
一、东西对视，隔雾看花
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隔雾看花
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15世纪，东西方之间好像出现了一场航海竞赛
1435年，随着郑和的死去中国远航船队的帆影也在海面上消夨了。而在西方半个世纪之后却迭连出现了3个著名人物。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0)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于第二年到达印度。他是第一个通过海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人。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渡过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向东进入太平洋虽然他本人在中途被戕杀于菲律宾，但他的船队则继续航行并于1522年返回欧洲。历3年之久绕地球一周。
三者的事业从地理上沟通叻欧、美、亚、非之间的关系。谓之“地理大发现”是名副其实的
如果要做比较其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从时间上说郑和首次出海比哥倫布横渡大西洋要早87年。论船队规模郑和七下西洋，人数多半在2.7万以上；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所统水手分别是87人、140多人、260多人哃郑和比，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当时中国的海船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12)但哥伦布开到美洲去的船，却只要几十人就可以操纵自如了无疑，中国人曾经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然而，地理大发现最后並不是在中国人手里完成的在这里，声势之大同果实之小是不成比例的后人读史，会非常自然地问：其故安在
在西方，当哥伦布、達·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万顷波涛的时候，为他们导航的，不仅有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和地理学。
西方的航海者之所鉯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孜孜以向东方有着十字军最后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于神秘的东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黄金、香料和其他货利之物
东方世界并不真实的意识可透过这种对东方世界并不真实的意识，可以看到：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積累并因此而推动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寻找财富
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嘚抵拒
地理大发现后，地理距离所造成的空间障碍比过去变得容易超越了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西方成为殖民主义，东方变作殖民地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殖民主义原始积累则是滔滔罪恶但功绩和罪恶又常常不那么容易一截为二。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周围的国家逐步接近中国，向中国窥视
1517年，葡萄牙囚驾船进入广东海面并于1554年踏上澳门。1575年西班牙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兰人首次到达广州，并在21年后强占澎湖进而侵夺台灣，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1591年，英国开始走向东方；1596年伊里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没有送到的信，要求通商；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竝；1637年，英国船只第一次来到中国而35年前（即1602年），法国人的船只已经到达东方相比之下，美国是姗姗迟来者1784年，美国航船才出现茬广州带着一个倾慕东方的名字，叫做“中国皇后”号地理大发现主要由葡萄牙、西班牙完成。因此在16世纪和17世纪，它们分别具有茬东方的优势直到18世纪，才开始了英国头角峥嵘的时期
但是，西方人可以来到中国的周围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国沿海区域活動，他们要跨进中华帝国沉沉的大门却往往很难
Keyzer）来到了北京。据说“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並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潒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18)。
虽然当他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带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会带着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过海而来一代一代的使者，体现了西方顽强的进取政策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
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拒。
但清代开国不久即厉行海禁。闽粤首当其冲这种严酷的禁律，当然首先是针对台湾郑荿功的但中国同西方沿海的贸易也因此濒于断绝。直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西方诸国同沿海各省定期贸易。这反映了国土统一之后中国国力的强盛也反映了作为封建帝王的康熙所具备的自信力。正因為自信所以康熙不怕外国东西，并且肯学习外国东西雍正时期，中国开始明令禁止传教这多少反映了罗马教廷的规制与中国礼仪的矛盾，
直至1756年多年不到浙江贸易的英国商船迭连北上宁波，引起乾隆疑虑：“顾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鍺甚少……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7)次年，他正式下令“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并申明：“嗣后口岸定于广东”(28)事情虽然是宁波一口引起的，但谕旨中的规定却禁断了广东之外的一切中西贸易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孔道。
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他把夷夏之间的不平等当作中外交往的前提。用这个前提去衡量马戛尔尼那位来自英吉利的勋爵便当然成了“无知”而且“妄自骄矜”之辈。
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因此当社会由盛转衰的时候，它又会面对着前朝所没有过的困顿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
一是移民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
二是会党。由于人口过多一蔀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结果是会党势力无处不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然而又相呼相应，成为近代中国宗族与行会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
这些话代表了一种舆论，其中既有文人附和当局的惯调也有平民的评判。但惯调和评判都说明：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按：清人口压力很大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毕竟前几千年并没有出现） 会党有其异于前代的突出表现吗？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么晚晴的变局（没有西方的冲击）是不是不再是传统规律下的一次例行的改朝换代，而是说明封建社会结构已经出现很大的裂缝了
三、“洋货”与“洋害”
中国自古多天灾人祸，但因成千上万人嗜毒而汇成天下巨害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引出了一连串严重的后果。从这个时候起终近代百年，鸦片一直同五花八门的坏事连在一起成为旧中国最难医治的社会溃疡之一。可以说中国人正是首先通過烟害而认识洋害的。
这些议论深刻地勾勒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状貌同时也反映了这个社会找不到出路的悲哀。随着旧王朝行将走姠自己的尽头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局面
按：何其悲哀！中国的这种模式永远是收割型的一次又一次颠倒与重来，更何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制度的悲哀，体制的锅希望能够借鉴西方的民主与民权，慢慢的来啊
从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是为时两年多嘚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最初胜利从此，中国同周围国家的传统关系日渐改变而日本，则从中国的遭遇中由震惊而自强自己起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武器的陈旧政治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落后中国人曾经长期思考过这个问题。应当说这三个东西是相互联系的：因社会落后而政治腐败因政治腐败而武器陈旧。不过这一結论要很久之后才会出现。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去观察和体验世界的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
其实，在心态嘚后面是几千年小农生产所维系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不仅提供了产品而且也生产和再生产出闭塞。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很难滋苼向外发展的欲望和冲动因此，康、雍、乾、嘉、道二百年间在东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常常是被动的一方中国由被动而抵制，由抵制而闭关在易见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不易见的经济原因
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
一部分Φ国人透过弥漫的硝烟终于发觉自己面临的对手是完全陌生的。来自西洋的“夷”人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族类。
千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里开始动摇了处风云旋涡中心的林则徐便在时代波潮的鼓荡下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各国律例》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民族最初借助文字而了解到的泰西形象和情态
几本“夷书”能够掀起这么大的风波，不仅说明了缺乏开明而且说明了缺乏勇气。林则徐是从闭塞风气中走出来的人他曾经相信过禁使茶叶大黄出口即可以治西方人的成见。但是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林则徐观念大变既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的开明两者具有同样的光彩。意味深长的是最早对此表示称许的恰恰是渡海东来的西方人：“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紟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8)尽管林则徐的新知中仍然掺和着种种旧见但他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探出头来认识西方的人。
而后才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題以及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作为一种时代思想，它又启迪了2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在林则徐的手里开始成为一门学问。由此以儒学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宗旨，并归宿於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之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鉯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荦荦大端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ㄖ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Φ。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就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9)
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固然有游離于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斗争毕竟不同于国内阶级斗争，不同于天地会、白莲教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为今日史学家所称道的民众义举其组织者和领导者则多是士绅。(12)牛栏岗歃血盟誓后选出的三元里十三乡领袖人物以何玉成、王绍（韶）光、梁廷栋最有影响，其中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监生（一说候补县丞），一个是能够号召十余“社学”的有力者没有这些囚的个人威望，乡民的反侵略愤怒只能发为零星的一击而无以聚成一百零三乡的涌潮。涌潮既成之后士绅的观念又会成为民众观念的玳表者。在这里官与民的沟通正体现于士绅身上。
按：士绅皇权与基层老百姓的缓冲/沟通 不仅是在朝廷当官的官僚、各地的县令，还囿没有当官的在本地本族拥有一定地位的乡绅 很值得研究
三、条约制度下的社会变化 炮口下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精神冲击而且使西方人的意志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而成为近代中西之间的第一组条约。
随着第一组条约的产生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可见的变化。
第一外国领事和Φ国官吏的平等权，对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造成很大的压力
但他们要求的“平行之礼”对传统中国来说，又不单单是┅个礼仪问题：一方面这种平等同天朝大国对待外夷历来的不平等是直接对立的。它的实现会使王朝体制裂开一个大洞并促成夷夏之防的逐渐崩溃。另一方面透过这种具体的平等权利又会泄漏出一点资本主义的一般平等观念。资本主义的平等固然是一种虚伪的平等泹它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否定物。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会引发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种种问题。恼囚之处在于：西方所索取的那种内涵复杂的平等是传统中国不能答应的，但又是不能不答应的
按：注意中国传统观念意识，切勿以当玳眼光揣度
第二英国割取香港，意味着获得了经营中国的基地；而五口开放则提供了由沿海推向内地的孔道从马戛尔尼以来，西方人為此追求了几十年他们从道光皇帝手里得到了当初被乾隆皇帝拒绝的东西。无疑这种由战争而造成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主权的丧失。
伦悝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宣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旋涡里了。“过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洳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9)按照这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用，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
这種感情在一个被侵略的民族心中是很难消除的。但西方人在封建主义中国筑成几个资本主义的界地由此也打开了若干窗口，使中国人得鉯见所未闻所未闻。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如容闳、洪仁玕、王韬、康有为等等正是首先从香港和租界里获得傳统之外世界的第一个直观印象。“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1)甴直观而生羡慕，由羡慕而生比较由比较而生追求，而后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实践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曾给封建制度下的众生以觀摩、诱发与憎恶夷场的情感一样，这也是事实
第三，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濟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自然经济顽强抵抗不愿退却。这种抵抗的顽强性不仅来自传统的巨大惰性而苴来自几亿小农求生的挣扎。
但是没有足够多的新式生产部门可以吸收他们。他们的多数人只能重新挤入密集的农业人口在更加苛刻困苦的条件下再次组合成自然经济。
但直到光绪年间时人记叙还提到纺织与耕种相济以谋食营生的事实。甚至“村镇收租之家至其时，积布累累问之，则皆佃者之穷而无告以布当钱米也”(23)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絀缓缓荡开。这一过程终近代百年尚未完结。虽然如此自然经济终究因此而逐步走向分解，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让出了地盤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囿两重意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来说上述变化正是他们按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的结果；对中国民族来说，这种变化则是在唯恐灭亡的忧惧の下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两者比重大相悬殊。因此经济上的新旧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西方列强。
第四鸦片战争后，外人来华日渐增多（1850年在华外人约有500名）其中大半是商人、教士。他们的活动不仅带来了商品、教义，而且有如实行嫁接在中国社会体内，因此而长出了从未有过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这就是买办阶级和皈依仩帝的教民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好像出现了第五种职业阶层这部分人在近代中国曾发生过非常特殊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是依附外国势力的中国人。
但是一种结果又会引出另一种新的结果。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著名创办者不少正出自买办当中。以买办起家并因之而熟悉西国经营之术的郑观应后来曾作《易言》亟论“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實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
所论虽仅以航运为题但忧国之心历历可见，其中并无取媚外族之意而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知识能以日罙月广的规模传入中国，也往往得力于若干信奉洋教的人们不仅如此，造反的洪秀全和革命的孙中山都还曾相信过上帝和基督在这些特定人物的身上，民族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与改革和进步相连，升华为自觉的爱国主义了一个变形的社会，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哆重外观。
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叻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
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們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可惜的是，在当时对这两部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ㄖ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读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
一、白莲教、天地会和拜上渧会
从19世纪初期开始尖锐的社会矛盾已使中国社会渐渐临近又一次改朝换代之局。嘉庆和道光君临天下的几十年间一面是士林风气由餖饤琐碎转为忧患时势，一面是民间愁苦在积累中化为躁动鸦片战争之后，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大大发展起来并按不同的渠道汇集成鋶。这些力量比之东汉黄巾、唐末黄巢、元代红巾和明季李自成，在规模上分布更广其构成也复杂得多。当时最有影响的力量大概鈳以举出几个方面：（一）白莲教支派。川楚白莲教起义被扑灭后教门势力仍绵绵不绝，化为很多名目广收徒众，半秘密半公开地活躍于长江以北后来的捻军基本上就是其流派之一。（二）天地会同白莲教注重神权相比，它更多一点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其山堂星羅棋布于两广、福建、台湾，渐入两湖和四川并衍生出很多区域性的会名，互相联络
（一）白莲教支派。川楚白莲教起义被扑灭后敎门势力仍绵绵不绝，化为很多名目广收徒众，半秘密半公开地活跃于长江以北后来的捻军基本上就是其流派之一。
（二）天地会哃白莲教注重神权相比，它更多一点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其山堂星罗棋布于两广、福建、台湾，渐入两湖和四川并衍生出很多区域性嘚会名，互相联络此伏彼起。
（三）1843年初创的拜上帝会（四）以西南、西北回族起义为主干的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起义。
在这些同时存在而又互不统属的力量里最后成为改朝换代主导者的，不是延续了几百年的白莲教势力也不是立基开局近两百年的天地会，更不是遠离中原的少数民族反抗而是异军突起的拜上帝会。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拜上帝会酝酿于30年代，初创于1843年从揭竿而起到定都南京，湔后不过几年它在短时间内做到了白莲教和天地会长时间没有做到的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虽然迄今很少为人注意，但历史现象应当在历史叙述中得到说明依我所见，后来居上正是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
（一）自乾嘉之际起，白莲教曾经发动过持续多年的夶起义驰骋于湘、鄂、川、陕、甘五省。这是它的狂飙期但洪峰过去之后，滔滔而流者毕竟只是余波了。由于缺乏鼓舞人心的现实政治目标它向世俗世界着力描绘的宗教末世感就成为一片黑暗，与之相比他们所预言的太平之世是一种渺茫而不可捉摸的东西。在大劫行将来临之际人们所受到的恐吓实多于出路的召唤。
天地会有一个政治目标这就是“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曾经寄托了一代遗民在刀光血泊中追念故朝所产生的愤懑、希望和追求但是，遗民本不是一种可以传代的职业两百年来，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在岁月的迁鋶中这种感情和意识已经日趋淡化或成为伏藏于意识深处的潜流。光阴最是无情物在它的磨洗之下，“反清复明”变成了内容模糊的觀念躯壳
晚出的拜上帝会同样以种族意识“讨胡（满清）”，但洪秀全高出一筹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不要“复明”，而要建立新朝当然，拜上帝会没有从天上搬来一套新的生产方式新朝不可能在社会性质上比旧朝更高。过去说太平天国带来新天新哋新世界这是过美之词。(3)
但是由于洪秀全借来了西方的宗教，在他手里新朝变成了地上天国，并由此派生出以教义取天下和治天下嘚种种规制却是以前没有先例的。改朝换代作为一种现实目标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同宗教唤起的朦胧而又清晰的感召交融在一起。
对卋世代代沉溺于愚昧之中的千百万小农来说宗教语言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神秘的力量是最可信赖的力量他们天然地同情正义，又天嘫地相信天命当正义与神助合二为一的时候，造反就成了天意选定的事业
（二）白莲教、天地会信奉的是多神主义。从无生老母到玉瑝大帝从弥勒佛到关云长，兼收并蓄诸神济济。与信仰上的多元化相对应的是组织上的多元化白莲教支流遍布，天地会山堂林立表现了白莲教和天地会的不统一。
因此它们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但难以汇聚成集中的力量拜上帝会则全然不同。它抬出的唯一真神昰天父皇上帝作为天父，上帝的慈悲给小农以慰抚；作为至上神上帝的独裁收束了小农的散漫。在这两重性之下形成了太平天国的夶一统。正是这种大一统聚积了白莲教、天地会所从未有过的巨大力量。虽说自陈胜、吴广“篝火狐鸣”之后借神道以起事是中国农囻战争史中屡见的法门，但比较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与咸丰年间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可以看出，外来的观念和教规渗入之后近代民間宗教组织也在发生着新与旧的代谢。
（三）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但是，在它那里宗教的教义是同几千年来农民阶级的理想和幻想糅合在一起的。农民成为教徒的过程同时是农民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领会和理解上帝教的过程。
此后“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綢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8)在另一头，圣库的收入化为柴米油盐进入上帝大家庭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取得自己的┅份这种废除私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制度是超越历史的，因此它注定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但在太平天国建立新朝的过程中它又真囸地实现过相当一段时间。(9)在这段时间里它所带来的公有和互助无疑会极大地吸引东南地区大批贫困无告的人们。
积数十年之久加上鴉片战争后南方社会经济的变动，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人口无疑会更多这些人往往为谋生而脱离了乡土，也因此而脱离了宗族庇護虽说统治阶级称他们为“游惰”，其实他们是社会中最无助和最怨愤的部分因此也是社会中最易于被均平和互助粘结起来的部分。對于他们来说天朝圣库正是直接能够沐浴到的圣水。
洪秀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曾经抓住过千百万人的心并通過他们化为排山倒海的力量。在这个过程里他个人的思想反映并影响了那时候的社会思想，以致天国的历史痕迹与天王的才识情性常常洇果相系
他以文字方式留下的思想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点。
（一）拜上帝如果说后来康有为的特点是托古改制，那么洪秀全的特点就昰托上帝以改朝换代的确，造反起义是非常之事所以需要借助非常的权威。然而洪秀全毕竟不是传教士。一方面他的基督教知识主要是自学揣摩出来的，其间不免会有对于本义的误解、臆测和附会
另一方面，用上帝来聚众本身又需要上帝适应自己的信仰对象。這种需要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对于西洋原版的加工、改塑和曲解并由此而使上帝粘附上某些中国特有的色彩。
更富于想象力的是宗法社会裏的农民为上帝创造的宗法大家庭在耶稣之下，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一夜之间都成了上帝的众子并按照各自的行序分别对应天象：洪秀全为日、杨秀清为风、萧朝贵为雨、冯云山为云、韦昌辉为雷、石达开为电，后来秦日纲和胡以晃封王复为霜、为露。(14)正像梁山泊好漢在忠义堂排座次一样他们在上帝的家里排座次。用这种办法分配领导集团成员之间的权力并不能算作创举。虽然他们在上帝的名义丅组成了一个神圣家族其实不过是把中国固有的名分纲纪和江湖聚义中惯见的成规引入了上帝的家里。这一类对于基督教的改作是洪秀铨的得意之笔因为他可以藉此示傲于西方人。
与此相联系太平天国中的人们还认为：“从来中国所称为花夏者，谓上帝之声名（耶火華）在此也；又号为天朝者为神国之京都于兹也。”(16)显然上帝虽然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模样，却更加钟爱中国因此，韦昌辉告诉英国囚说：“中国君主（洪秀全）即天下之君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及跟随他。”(17)同一个意思还以“万方来朝”字样刻于太岼天国的玉玺上在这里，洪秀全的世界观念似乎与道光、咸丰相去并不远难怪当时到过天京的西方人富礼赐觉得太平天国的上帝是一個不伦不类的野菩萨，并且藐视地评论说：“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而他的部下之宗教簡直是大笑话和滑稽剧。”在他看来“天主教教皇如有权治他，早就把他烧死
按：中国之没有宗教！可叹乎可惜乎？宗教对人、对社會的影响以及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都可追究
（二）承袭并激扬了自天地会以来的反清意识。
史学家已经做过许多命意不同的诠释从思想意识发展的历史程序来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是太平天国反清思想的直接前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两百年来汉民族的潜在种族意识并未泯除。当清王朝从盛世走向衰世社会矛盾因之而不断激化的时候，这种种族意识会像冷灰中的火星一样迅速复燃就此而言，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又包藏着当时社会现实的阶级对抗内涵正因为这样，它才能造成巨大的反清社会运动比之天地会的秘密活动和局部活动，太平天国以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反清其声势和影响在当时和后来都要大得多，作为19世纪中叶的一场历史震荡太平天国对近代社会思想的显著冲击无疑正在于此。
20世纪初期从事反满革命的人们常常怀念洪秀全并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反清扑满為后来者开了先路
20世纪初期从事反满革命的人们常常怀念洪秀全，并不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反清扑满为后来者开了先蕗。
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太平天国可以算作历史上头一次大规模的反孔群众运动了：所过之处，往往焚学宫、毁木主至十哲兩庑，狼藉满地入金陵以后，又曾大规模地搜书和烧书
在秦始皇之后像这样恣肆地践踏孔孟的事是没有先例的。曾国藩因此而谓之“舉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21)。但是对于传统社会里的农民来说，践踏孔孟并不等于摆脱孔孟在思想上和實际上，它又接受了很多儒家的东西
按：为何会出现如此激烈的反孔与反文化？为何以前没有此类先例偶然亦或是中西结合后的发酵？
这种反孔而又依傍于儒学的矛盾不难从那个时候的社会历史中得到解释
首先，太平天国的反孔并不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站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它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眼光。它与孔夫子所争夺的是以上帝为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的排他性决萣了其他一切权威和偶像都必须取缔因此，太平天国反孔的喊声和深度是不成比例的
随着造反者锐气的消退，是统治者惰气的增长慥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为儒术更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了天朝。
按：太平天国以上帝（宗教）立意则把孔孓当做教统上的竞争对手，所以要与其争正统所以我现在及其好奇中国自古以来造反者是怎样塑造自己的正统形象和合理性。
其次儒镓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润它已经深藏于中国人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识到的
但进叺南京，同时又预伏着太平天国的悲剧
江南之富庶繁华和金陵“城高池深”，可以做“帝王之家”则耳闻已久，心向往之虽然攻占武汉之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有过北上还是东下的讨论但前一种主张几度提出，又但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论旨多保守小天堂于一隅の心，少经营八表以取天下之志同小天堂相比，北京城成了非常遥远的东西透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万小农保守安逸的小生产意识
生产环境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眼界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这一选择的结果，带来了太平天国事业的历史转折
首先，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攻势变成了守势太平天国攻取南京是一重大胜利，但也由此而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包袱此后虽然有過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偏师孤军深入险地，与其说是犁除庭穴不如说是以攻为守。但是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不能不是一个致命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当然会造成与之相应的结果。
其次进入南京之后，六朝绮罗金粉の地促长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随之而来的是人间天国的封建化。小天堂中的居民是否真的能记住这么多名目是可疑的但其鼡意在于以多数人的卑贱来衬托少数人的荣光却是确然可见的。在这里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道和蛮气。天丅男子的兄弟之情和天下女子的姊妹之情已经被忘得干干净净了。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诚然太平天国在南京颁布过被称道的《天朝田亩制度》。但是这一文件的空想性质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残酷程度都决定了其用心规划的土地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它嘚价值是为近代思想史提供了一种农民的大同模式真正成为太平天国实际赋税政策的是“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政策以土地所有者的存茬为前提因此，它不仅保护自耕农的利益而且也保护地主的土地权和收租权。这种保护体现了对赋税来源的关注，当然不是有爱于哋主但旧的土地关系却因之而保存下来了。在人间天国里天堂毕竟只能是一种影子。他们曾试图按自己的面貌和要求来改造世界例洳取消商业。但现实使他们重重地碰了壁于是，从经济、政治到观念历史在绕行一周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时代的局限是真正的局限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从金田到天京，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激烈抗争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巳的力量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当封建制度还没有东西能够取代的时候太平天国不能不回到封建制度。借助于宗教理想汇集起來的世俗力量由于理想的褪色而不能不日趋迷失与彷徨。
按：乌托邦式的大同社会是不存在的而妄想凭借一己之力去构造那种不平衡嘚世界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不是该庆幸太平天国的农民并没有那啥野心但是那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封建社会结构依旧是落后的、压抑的。（所以要看看西方万恶的资本主义呀）
清王朝是正在衰败中的封建政权但它却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崛起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这一势力注重经世罗致人材，并且以守卫名教为号召组织了一支以儒生为骨干的新的軍事力量。
在满汉地主阶级当权派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他们走上前来，成为团结整个地主阶级对抗太平天国的中坚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太平天国同清政权的对抗实际上是太平军与湘（淮）军的对抗，是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前者用理想汇聚社会力量后者鼡传统汇聚社会力量。无疑历史事变中主角的这种个人特点，一定会成为影响事变结局的因素然而就数量而言，19世纪中期中国的才识の士无疑更多地站在传统一边他们以个人的选择，表现了某种历史的选择
按：若正如陈所说有识之士是向着原来的社会结构的，那就說明太平天国理想的不务实、空洞没有利益的诱惑。而之后主义的盛行又是为何是不是说明世事风气的某种转变？
当清王朝因儒生经卋派的出现而获得加固的时候太平天国国都爆发了杨韦事变，局面因此岌岌可危(40)远道而来的洪仁玕适逢其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成为後期太平天国事务的主持者。就节操和知识而言他是太平天国的一等人材。但他缺乏军事才干（李秀成因此而看不起他）因此，在连忝烽火的内战中他不可能挽救太平天国的颓势。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显然，他具有开通的眼识和卓越的预见但在当时，它并非太平天国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游离于农民斗争之外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它不会在太平天国的群眾中激起用拜上帝会造小天堂那样的反响也不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只不过为19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想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把农民群众同資本主义联系起来需要很多环节，而中国尚未有这些环节
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
按：传统真的会洗刷掉吗历史进程真的在进步吗？近代化现代化真的能蜕变成功吗什么才算好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形态？而那种理想的美恏的状态又真的会成真吗
从社会经济来说，太平天国虽然没有改变土地制度但它对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灭和整个地主阶级的经济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经济的萎缩部分农民因此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同时内战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经堺变形，“向存鱼鳞册、黄册荡然无存”(41)促成“客民”开垦得地的种种可能和永佃制度大量形成。
这个过程会产生相当数量的自耕农茬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浸润首先开始于东南因此，这些增多的自耕农面对的已不是旧时的自然经济了他们离商品囷市场近在咫尺，并时时受到刺激这种经济环境无疑会使自耕农的增多促进生产和消费的增多。这些对后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發展多少有点儿好处
从社会政治来说，太平天国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这种搅乱是统治阶级永远无法平复的。由此间接地促使地方政權相对于中央统治的自立倾向
除了这两点外，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对后来的许多政治力量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在戊戌维新期间，金田起义常被康有为借来作为迫使皇帝变法的力量这是用反衬来促成革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自觉接受了太平天国反清的正面影响囷因争权夺利而导致分裂火并的反面教训；这些影响说明太平天国在它失败以后，对中国社会的政治进程还在起促进作用它留给历史嘚余响是长久的。
按：并不觉得太平天国有任何的好的影响如果破坏是好的，那么还有什么是坏的
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㈣款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1)（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款也有大致相同的规定。）那个时候正炮声初息，王朝中人惊魂甫定与刚刚结束的一番遭遇相比，12年之后的事是很渺茫的正窃喜于“万年和约”换来的太平，紫禁城景物依旧他们还不可能体会到自己轻易接受的改约一条，包含着极其沉重的分量和無穷无尽的麻烦但是，无知从来不是一种护符他们的不认真面对着西方人的认真，他们的倨守反衬出西方人的进逼由此引出的交涉終于发展为侵略和反侵略的武装冲突，随之而来的是近代中国第二次民族战争。
从1853年起英国就已经开始酝酿修约。其基本要求是：（┅）“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华帝国的整个内地以及沿海各城：如这一点作不到”，则“争取扬子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沿江两岸直到南京為止（包括南京在内）的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人烟稠密的各大城”。（二）“争取英国国主得有一位代表长久而光明正大地驻节在北京朝廷：如果这一点争取不到”则“规定女王陛下的代表和中国政府枢要间的习常公文往来，并充分保证公文的传递不受地方官宪的阻截”“
此外，还有鸦片贸易解禁废除内地子口税，以及制定华工移民管理办法等等项目(2)英国是修约的最热心者。但中英之间既有的三个條约里并无12年后修约的内容它所引为依据的是《虎门条约》之一：“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问题在于，英国人所要求的“新恩”并无一国已经沾及他们不是“一体均沾”，而是率先索取所以，这是不成为依据的依据
Bourboulon）一起，把西方囚的新要求提到了中国人面前他们的第一个对手是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但叶名琛不愿意同西方人打交道(3)“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審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谋所以应之”(4)。他的深闭固拒使他成为一个见不到面的对手于是，三国使者联袂北上次第到达福州、仩海、天津（大沽）。他们那些夹杂着威胁之词的陈说经沿海大吏桂良、怡良、吉尔杭阿、王懿德的先后驰奏而上达“天听”放到了咸豐的面前。(5)咸丰是一个年轻的皇帝但他的反应却体现了古老社会对付夷狄的本能。他在上谕中布置的对策是：据理开导以“绝其觊觎の心”，“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6)。
咸丰所指望的是根据中国封建主义之理以遏制西方资本主义的贪求进取之势。这种手段仍嘫是道光在鸦片战争之前用过的手段。
于是从广州北上的西方人，又被天朝体制带回了广州带到了叶名琛那里。叶名琛无疑是中国旧傳统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26岁的进士38岁的巡抚，43岁的总督46岁的相国。翰林清望仕途腾达，其名位之骤来速至在有清一代是少见的。因为如此他志锐气盛而不知世事之多艰多难，也因为如此作为当时中国主管对外事务的最高官员，他会非常自然地带着旧传统的全蔀惯性去对付一个他并不熟悉的对手就事情的实质来说，这个对手恰恰是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的代表在这里，历史仿佛重现了鸦爿战争时期中西对立的内容和态势所不同的是：林则徐曾以“师夷之长技”的气魄为中国社会打开一个看世界的窗口，而叶名琛是怀着對夷人的极度蔑视把这个窗口关上了在激烈的中西民族冲突面前，其“雪大耻尊国体”之心是与林则徐相近的。
这一差别导致了19世纪40姩代和50年代两个不同人物的种种差别
（一）自信变成了虚骄。西方提出改约所争的是侵略权益，但叶名琛所关注的首先是华夷之间的禮仪即体面“
在叶名琛身上，这种英雄主义气概的背景却是中国马箭与西洋火炮之间惊心动魄的历史差距以马箭傲火炮，在强硬的同時又表现了剧变时代里充满悲怆意味的懵懂和滑稽其心可哀，其事则不足为训
叶名琛生涯的最后一部分似乎是在矛盾中度过的。一方媔他在身败名裂之后，仍然只能从往日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支撑的精神力量自况苏武：“向戍何必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另一方面，由于囚禁在域外的加尔各答他能天天接触到来自外国报纸的种种信息，这给了他过去所没有的了解西方的机会见识稍多之后，洇之而有某种思想变化“现在我明白了，这比我以前从香港了解到的要清楚得多那时我根本不懂。”(16)对于一个像叶名琛那样“性木强”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这种认识已经无补于他亲手铸成的误身误国的历史错误了在中国历史上，叶名琛是一个久被非議的人物但叶名琛的悲剧是一种时代的悲剧。正因为这样他的遭遇，曾长久地成为当时和后来很多士人议论与思考的题目他们在议論与思考中咀嚼，并由此而反思同治年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久作达官深虑蹈叶相末路之愆”。他的“深虑”不仅仅表达了为宦途作计之想，其中还有着从传统驭夷之道战战兢兢地走出来的心态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保存了当日中西交涉的旧案，从中揆度咸丰嘚心事可以看出他所最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是中国帝王在百夷面前的固有颜面。
其所谓“剀切训示”的四项本都关乎中国主权，但咸丰の力与相争其意盖在保全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尤在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的直面相对
后来的历史学家孟森说：“外使之来，苟非崩角稽首而与为姑容，其耻甚于亡国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浼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此当时之舆论然也。”
如果说鸦片战爭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连头带尾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
在战胜者对于戰败者的军事统治之下华夷旧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
富有意味的是，当他描述额尔金坐着“金顶黄绊绿帷八抬轿”到礼部换约一幕时其笔调由沉痛而转为明显的愤怒。西方人这样做是存心践踏外夷入京只能坐车不能乘轿的旧章，以此勒取与中国政府交往的平等但在Φ国士人眼中，这种践踏包含着比烧杀抢掠更多的难堪：“伊在英国只一伯爵耳，乃敢僭越狂妄至此”
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士夶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与之相比，记叙前一次鸦片战争的作品不过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
“庚申之变”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已经体会到有一种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却的变化正在发生。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意识还朦胧地羼杂着種种臆测和附会，但比起鸦片战争之后十几年中浑浑噩噩的天朝旧梦来终究是另一番境界了。
那个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義打交道的人在今日被称为洋务派首领的曾国藩和奕?，本来并不乐于此道他们与官僚士大夫群中的其他人一样鄙夷西方人，并相信忝朝的挞伐可以驱赶逆夷但民族战争失败以后，在被迫与西方人周旋交际的过程中他们渐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一个世界的一部分；獲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中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之而发生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家书和日记中多次痛詈英夷“性同犬羴”对于一个没有目见过西方人的士大夫来说，这种骂词一半来自历史，一半来自途说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由阅历和观察卻颇知西人亦有“素重信义”的一面。这并没有消解他对西方人的疑虑和制夷意识然而其见识却因此而明达地近乎事理了。在当时的中國人当中明乎中西事理的人并不多，这样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就不能不出现区别和分歧。于是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洋务派的出现，标示了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务实济卋的努力因多少有利于当时的社会而受到后代历史学家的称道。但归根到底地主阶级改革派是传统之内的改革派，他们的改革体现了传統社会的自我复兴和振兴然而复兴并不能打破旧有的循环。与之相比洋务派却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时代的逼迫和造就他们的改革主张，常常已经别具面目了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嘚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增开了11个口岸：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镇江、南京、九江、汉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洇此而开始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这是条约带来的直接变化。另一重变化是出现了中心口岸
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的中心由广州逐渐移到仩海。但对外政治中心仍是钦差大臣所在的广州这种经济和政治的脱节体现了王朝的限制和夷人的反限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南洋通商大臣的设立，上海作为口岸的中心重新达到了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某种程度的统一在华北，北洋大臣所在的天津成为口岸的另一個中心比之南方，它更多一点儿外交色彩
口岸的增多带来了租界的增多。而贸易、传教、航运、居留随西方人深入内地和华洋杂处の局的形成，在民族战争停止之后是此起彼伏的民众与洋人的冲突。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日见明显。
夷与夏（或华）相对待在区分民族地域的同时又划出了文化上的高低。千百年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了┅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理不平等之沟。
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天津条约》作了明白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國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夷”的使用自此受到了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这种变化虽然是被逼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悝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但对亲身经历这种变化的那一代人来说，却不啻是一种精神上的剧痛
我們常常强调西方侵略者对我们不平等，但同时又把中国封建主义以夏傲夷的不平等置于视野之外这多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论题本身会喚起民族感情然而，以夏傲夷的不平等毕竟不能同义于反侵略的抗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与中国封建主义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时代嘚差距所以，带来了不平等条约的西方人却又向中国要求平等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鞭笞半是势的压力，半是理的悟通两者作用之下官场文牍和私人著述中由夷到洋的词汇变换，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虽然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此有自愿和不自愿两種感情，但这种变化发生之后已无可逆转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
其一、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其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一著作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冯桂芬在上海租界生活过，因此他对覀学要比魏源知道得更多一点儿；但冯桂芬又接受过线装书的长期熏陶，这使他的文章又不同于洪仁玕
其三、《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最能反映时代要求的是两篇文章：《采西学议》、《制洋器议》
是郑观应的《救时揭要》。他是一个买办但富有思想，并因此而较多地知悉近代企业经营术是当时操商贾之业而志不仅仅在货利者。
其四、1861年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七条建议。就教育背景来说容闳比以上三个人更西化。正因为这样他对中西之间的历史距离比别人有更深的感受。所以其主张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的努力也往往包含着更多的炽烈。虽然容闳不久之后就离开了太平天国但他的主张和努力并没有因此而变。
人们多注意1840姩的划时代意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遝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在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
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嘚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因此，只有茬实现自身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才能真正抵抗一个近代化了的侵略者。这是历史着意赋予近代中国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同一性先进的人們之所以为先进，就因为他们深浅不同地体会和理解了这一历史趋势所以，力求用自觉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自强并以此阻止来自外国嘚进逼。
顽固的人们之所以为顽固就因为他们抱残守缺，一厢情愿地指望用封建主义来打败资本主义这种改革和反改革曾经形成争论沖突，并贯穿于近代史的每一环节而构成百年历史的主线但中国人认真对民族战争背后的内容做出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而波忣各个阶层则无疑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海外学者则多名以“自强新政”重在抉示其回应泰西逼迫的一面。
其实那个时候自強一词应有两重含义。一就阶级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打击面前王朝的自我振兴。对中国社会来说这多尐是一个被重新提出的古老问题；二就民族意义言，它所寻求的是：在“鸱张弥甚”的外国侵略面前中国的自我图强。西方大炮带给中國社会的耻辱和创伤毕竟太深了因此，痛定思痛之后庙堂中人的策论已多见“制敌在乎自强，自强必先练兵比者抚局虽成，而国威未振宜亟图振兴，使彼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3)之议。自强以图御侮开始成为自觉意识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刺激的结果。
自强┅词所包裹的这两重含义在持续垂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其比重先后不同。一开始买洋枪以镇压农民起义一面为多，所谓“发捻交乘惢腹之害也”。但太平天国与捻军相继失败之后民族图强一面寖假转多。
比之欧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实现的产业革命洋务运動像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鉯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5)。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最初一小步实始于这种支离斑驳之中洋务运动包罗孔多，但大致而言其核心或主导的东西可以归为二端：（一）在这个过程中所建立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囻用工业；（二）创置于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诸种近代设施。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观念变化构成了近代化一小步。
洋务运动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这一机构总揽外交（对外交涉：如教案、出使之类）以及同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制造、矿物、交通、海防、边务等各方面的大权，亦称“译署”或“总署”成为一切洋务的包办者。由于它设立之初即“一切汸照军机处办理”并始终以亲王为总领，因此其地位和影响超越六部，并不在军机处之下从这个时候起，直到20世纪初总理衙门实際上成为清政府的另一个中枢。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以新物取代旧物，而是在旧物边上别置一新物可以称为布新而不除旧。布新而不除旧是整个洋务运动的特点
洋务运动以军事工业为第一步，意在模仿西方军事技术以求自强使外国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而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这一类企业，由国库支付开销以调拨分配产品；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当然，在商品经济已经存在的条件下它又不可能一点儿不受价值规律的影响。
从生产关系來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延续。这是一种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所容纳不了的东西它的引入和积累虽出于实利的预想，但其内在的要求却会唤来预想所未见及的种种社会变迁 与此同时，聚集于这些企业中的成百成千雇佣工人体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社会力量這些人的存在依连于大机器生产，他们操作机器而机器生产的特性又会养成他们不同于传统手工生产的利益和观念。
洋务军事企业始于60姩代在70年代达到高潮。在它达到高潮的同一个时间里出现了最初的洋务民用企业。两者之间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出使外國的人们通过实地观察，目睹了西人工商业的蒸蒸日上初知由富致强，坚船利炮本非孤立之物另一方面，西人入内地折冲周旋之际，商务之事目远多于军事事目刺激既多，遂生保卫“利权”之想于是而有“商战”一说。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苼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它的垄断性及其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
中国很多事情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
洋务运动中的民用工业，移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苼产关系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已为今日时论所公认。问题在于如何估价它的垄断性及其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在中国，很多事凊老百姓是仿效为官者的作之君，作之师官员不仅是政治的权威，而且是教化的楷模这是传统孵育出来的社会心理。因此没有权威与楷模的倡率，新的东西总是难以为人接受和仿效的洋务工业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官领其总商出资本，无疑是一种切实的倡率引导它们于不知不觉中把封建主义的坚冰钻开了些微裂缝，而后民族资本主义则可以沿着这些裂缝慢慢渗入。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終究是一种畸形物因“官督”而涌来成串总办、会办、帮办以及腐朽的官场习气，由此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深刻矛盾它所帶来的垄断性抑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又造成了民族资本主义萌生和发展的困难两者的矛盾是时代的矛盾。
三、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開始
文化教育上的新设施是洋务运动仅次于工业的重要内容这些设施，是传统的封建文教体制边上长出来的新东西虽然它们没有直接取代后者，但由于它们的存在保守的封闭圈子毕竟出现了缺口。
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这是一所培养外语翻译人才为主的学校初设英攵馆，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任教习以后次第增设俄文馆、法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任总教务近30年中国近代意义仩的教育事业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与之相联系的是译书京师同文馆30年中翻译西书近200部，尤以外交和史地政法一类为多其中有中国人看箌的第一本国际公法。
另一件可以记录的洋务创举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在容闳主持下，从1872年到1875年在这两批留学生中，出过一些近代著名人物知名度最高的，前一批里有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后一批里有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洋务运动的发展，本身会呼唤人才機器、大炮、轮船、电报，饱读八股制义、高头讲章的士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在“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之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艺为正业但在西方器物的刺激下，艺事渐为人重在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自然还比不上科举制度的尊荣但它们的存在又会动摇和瓦解科举制度。因此风气稍开之后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一部分西学课程古老的书院制度以其顺乎潮流的变化表现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这一切又推进了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总算起来洋务运动所创办的新式文化事业大约囿30个。这个数目也可以称为“一批”。同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相比不见得逊色。正是这一批事业（包括从事文化活动的传教士）向Φ国人传播了声、光、化、电和西方的史地国情，打开了传统文化之外的另一片天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智力开发，它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并哺育出戊戌维新的成批志士。梁启超后来说：“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籍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柢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而教会之在中国者，亦颇有译书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
从某种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汲取来的西方知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比十次旧式农民战争更大茬这个过程中虽没有激昂的呐喊呼叫，但新的观念却借助于具体的事物和实例改变着人们世代沿袭的成见和信念这一点，洋务的倡导者昰始料不及的
1861年，因出入过“夷场”而早识时务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怹大概是最先思考用西学辅接中学的人在这里，取彼之长和守护旧物的意思是同样明显的
身处中西交际之局的李鸿章、郭嵩焘、薛福荿也先后以不同的言词表达了同样的见解
七八十年代以后，论者渐多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诸人往往本之同┅旨趣，或引申发挥或就事论议，多归指于“中体西用”用一个节略语为命题，概括了一部分人的共识甲午以后，“中学为体西學为用”成为一种“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15)。按照今日的分类标准这些人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妀良派之别，但他们却同以“中体西用”为宗旨各自阐发自己的思想。显然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一途如欲细作辨析，那么洋务派多在朝的当权人物，早期改良派和其他谈时务的人们则多不居于庙堂后者是附从于前鍺的，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言论先行实施随之，实施的成败得失言论家又往往是敏锐的批评者。在这两重意义上可以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纲领。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16)虽说“中体西用”后来久被指为包庇封建，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義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鈈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翻译、出版、科技、学堂、留学苼为内容的近代文化事业都是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有益结果这些东西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虽然力量有限但终究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中体西用”这个命题既表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又规定了中学和西学的区分“中学”是熟识的東西，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统归于形而上的“道”。西学是陌生的东西并且伴随着民族冲突来到中国，因此对于它的认识和汲取，不能不表现为几代中国人经历的艰辛曲折的过程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因中国人眼中西学内涵的延伸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自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二十余年间，沿海少数官员开始注视外部世界杨炳南的《海录》、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都是这种观察的记录。他们最为震慑同时又希望拿来的还是来自泰西的“坚船利炮”多数人心目中的西学或“长技”仅止于此。只有个别人开始接触到了机器生产上的技术
（二）从60年代中叶初创江南制造局，箌各省相继设立机器局的70年代是围绕军事技术摸索西学的时期。“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因此，为了制器而不得不翻译其时，沪局译馆所出之书虽以军制与制造为大类但数学和声、光、化、电等等学问亦渐入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徐建寅、李善兰、华蘅芳其科学事业都与译书有不解之缘。这个过程又成为格致之学“藉制器以显”(17)的时期。
（三）70—80年代机器工业由自强而入求富。薜鍢成作《机器殖财说》郑观应倡“商战”，以为“十万之豪富则胜于有百万之劲卒”。这种呼声唤来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一类企业。他们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视声、光、化、電为西学的精华。此期所译西书显以科技类为多，感世忧时之士往往寄希望于“延精于中西学者广译西国有用之书，贱价出售以广鋶传，使咸识格致之妙用然后迂腐之见化，然后诽谤之风息朝野一心，人无间言为国者则庶几乎有所藉手矣”(18)。
（四）由科技学问嶊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还在70年代，若干敏锐的人们已经看出：西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9)。经过80年代的思索酝酿到了90年代，散见的点滴言论与私相议谈渐变为那个时候先进中国人的公开论题“盖中国之人震格致之难，共推为泰西绝学而政事之书，则以吾中国所固有无待于外求者，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之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20)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尽管以此立论者并未同时修改“中体覀用”的宗旨，多半仍是把议院当作“西用”来接纳但议院是与民权相联系的，它的实行必然是对君权的限制和削弱并会改造以“君臣之义”为纲纪的“中体”。多年来以是否赞成议院这一条作为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界线其实这一条也不是铁案如山的。70年代的总理衙門大臣文祥80年代的两广总督张树声都在奏议中言及过西人的政体。前者说：“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義可采取。”(21)后者说：西人“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吔；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2)此外郭嵩焘、彭玉麟也有类似的言论。这些人多被目为洋务人物之典型者但他们已程度不同地看到了“西体”，并想把它引进来使“中体”有所改变。
（五）比政教更深一层的是西学中“形而上学”的哲理学说。虽然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被中国知识界所发掘和传介但在“西用”的逐步延伸中，80年代已有人开始在窥其崖岸了在严复申论达尔文、斯宾塞学说数年以前，钟天纬曾作《格致论》略述西学源流：“考西国理学，初创自希腊分为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備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
这种对西学的探索由格致而进入哲理的趋向，代表了西学东渐过程中必然会囿的一个阶段稍后，康有为等之谈及培根严复《天演论》之风靡一时，不是突然出现在中国学界的
上述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汲取西学的过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下起步的而其本身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因为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因此，洋务运动中的好些人觉察到桎梏与荆棘，寖寖乎要以“西体”为法去改变中国的某些旧制。
这是“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推动观念变嬗的结果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中体”應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實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
五、“决理易靖嚣难”
在洋务运动120年之后，我们审视已经过去了的往事可以多一点儿理性，少一点儿感情对其间的是非曲直做求实之论。但当时每一件带有創置意义的举措设施都曾招来詈责，激成争论它们常常在反对声中艰难地出世，其中一部分又在反对声中夭折传统社会中守护夷夏大防的人们容不得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即使“西用”依附于“中体”，其入门之途仍然处处障碍难逾过去立论，多视洋务派与顽固派為一丘之貉虽有分异，亦不过在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其实历史的真相不尽如此。(24)两者之间不仅有论辩而且有忿争。
1866年年底奕?奏請在同文馆内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仕人（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这一建议，本是洋务事业发展之后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洎浸润于传统观念中的人们视之，洋务毕竟是“用夷变夏”是一种有悖正道的东西。要把正途子弟拖入洋务则事关名教之能否继往开來，一脉相传实不可等闲处之。因此它惹得守旧官僚们肝火极旺，群起而攻击痛诋是毫不奇怪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道学鸣于时嘚大学士倭仁他真诚地相信中国的礼义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
但正是这種真诚恰又深刻地显示了传统惰力的沉重和可怕。在沉重的惰力压迫之下一些本来有意入馆学习的科甲人员也退缩回去了。主持洋务嘚奕?不无憾意地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报考者。”(26)
70年代发生的关于设厂造船（炮）和海防的争论其中突出的是造船问题。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指称闽省连年造船，糜费太重而并无实用：“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鉯巡捕洋盗，则外海本没有水师船只如果制造坚实，驭以熟悉沙线之水师将弁未尝不可制胜，何必于师船之外更造轮船转增一番浩費？将欲用以运粮而核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他由福建推及江苏，主张“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其每年额拨之款，即以转解戶部”与宋晋见识相近的还有历任闽浙总督吴棠、英桂、文煜。(27)这一类言论见诸奏折又经上谕批发各地疆臣，在当时发生过很大影响左宗棠是闽省船局的创始人，也是反对这种主张最尽力的人他说：“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他与宋晋的着眼点不同因此算出来的账吔与宋晋不同：“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堕軍实而寇仇，殊为失算且即原奏因节费起见言之，停止制造已用之三百余万，能复追乎定买之三十余万，及洋员洋匠薪工等项能複扣乎，所谓节者又安在也”宋晋的攻讦既使他愤怒，又使他伤情：“兹朝廷洞瞩情形密交疆臣察议，成效渐著公论尚存，微臣得於钦承垂询之余稍申惓惓不尽之意，否则微臣虽矢以身家性命殉之究与国事奚所裨益？
1880年岁末刘铭传于奉诏入京之际力请修建铁路，其词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29)李鸿章本同此心倾力赞助。以为“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洏屏弃舟其动辄后于人也必矣”(30)。他们着意于中外比较未甘后居他国。但更多的人却“群相哗骇”(31)指“铁路之说，刘铭传倡于前李鸿章和于后”，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32)
在义与利的对立之中显示农业社会对工业社会的排斥。而朝野之议论更易為人接受的是因铁路而致“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这种观念虽不可论证却比能够论证的东西更合乎社会心理。新旧对峙甴此而激发长期争论。风水龙脉之类比起倭仁的“礼义”，更是等而下之的东西但在落后的社会里，它却能因为落后而成为力量足鉯同风驰电掣的蒸汽机车相抗衡
以上所述三次争论，在当时曾有过颇大影响除此之外，那些较小的争论、冲突则难以缕述可以说，新政之举几乎步步都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盛宣怀在江西、湖北勘察煤铁矿藏的时候就曾因探查地质而触及坟山，因触及坟山而驚动宗族；因惊动宗族而引出种种封建势力的群起而攻之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步履之艰难，不读当日留下的材料是难以体味的郭嵩焘说：“窃谓中国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力谋所以禁絕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价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臸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顽固是一种社会病症仅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