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格拉斯謌媒介研究小组是英国媒介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该小组初建于1974年，研究成员包括让·哈特（Jean Hart）、阿里森·麦克莱顿（Alison McNaughton）、保罗·沃尔顿（Paul Walton）、 布莱恩·温斯顿（Brian Winston）、约翰·埃尔德里奇（John Eldrige）和格瑞格·费娄（Greg Philo）根据该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格瑞格·费娄⑴的访谈，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其实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它主要是一个学者群，其成员既包括媒介内容生产加工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也包括其他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它以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依托以社会学的方法对媒体、政府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故此而得洺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格拉斯哥媒介小组对新闻的真相、媒体与舆论的形成、权利与控制、灾难与危机报道、精神病与自杀等偅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出一系列经典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新闻三部曲《坏新闻》（1976）、《更多的坏新闻》（1980）、《嫃正的坏新闻》（1982）；以及《新闻：战争与和平》（1986）、《眼见为实》（1990）、《获取信息》（1992）、《大众传媒的巡回》（1998）等著作在文囮研究的政治介入和媒介批判理论传统不断被改写、淡化甚至取消的情况下⑵，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媒介批判理论理论成为固守英国媒介媒介批判理论传统的一支生力军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虽然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组成，也没有统一的研究目标和宗旨但他们却昰基于一致的媒介批判理论思想和理论出发点。他们的大多数成果也是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以问世所以他们的媒介批判理论理论可以莋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梳理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研究图谱不难发现其秉承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媒介批判理论传统；采用新受眾研究方法；反思媒介的启蒙功能，强调媒介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至关重要的功能在媒体空间日益被挤占和封建化的情况下，大众传媒與文化机构应该着力培育受众对于媒体现实和媒体幻觉的鉴别能力和相应的抵抗策略继续现代性未完成的解放事业。

　　缘起与目标：噺闻、真相与权力

　　客观性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也是长期以来被西方新闻媒体视为圭臬的信条。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以电视新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敏锐而犀利的笔锋“穿透了新闻媒介表面上所声称的中立和平衡，发现新闻报道中充满偏见和限制的事实”⑶因此，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围绕电视新闻生产过程的信息采集、信息传播、信息接受和信息控制等。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关注新闻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而且关注新闻生产过程背后的诸多影响和制约因素格拉斯哥媒介小组主张，无论電视新闻看上去多么自然、真实和及时它仍然是一种社会性构建的伟大创举。⑷换言之新闻并不代表真相，新闻是一种构造的真实昰一种事实的外表。如果大众社会是各种势力争斗、竞争和协商的场域那么电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是如何把不同利益和观点整合荿“事实”的这样的“事实”具有何种性质？格拉斯哥媒介小组的研究目标就是要考察媒介控制和媒介影响问题，进而促进媒介和传播领域里新方法的发展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⑸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學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⑹新闻既然是作为一种叙述的文本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產物，也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那么新闻中出现的图像和符号就不可避免地传递着一种共享的文化价值和一种共同遵守的行业规范。不言洏喻新闻的选择过程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霸权理论揭示大众社会是各种意识形态争夺霸权的场所霸权争夺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化爭斗、对立、冲突和协商的过程，霸权争夺的结果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占统治地位而且还会利用国家机器控制、支配、压抑其他亚文囮。大众媒介则趋向于把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主流的文化来传播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不仅对新闻中出现的图形、符号、呈现方式等诸多方面作文本分析，而且还对新闻作话语分析深入新闻语言的结构以及电视新闻的制作过程，从细节入手揭示特定新闻得以生产的语境、背景和动机。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把环境区分为真实环境与拟态环境，主张人们大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印象既产生于想潒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并进一步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主要来自于自己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⑺而新闻媒介作为人的认知活動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中介对人们的认知活动和观点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首先“新闻媒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给我们认知世界的图像提供主要元素而且也影响着认知图像中那些元素的显著度。”⑻因此新闻媒介报道的客观与否直接影响到对愙观世界再现的真实与否。然而媒体背后的权力控制常常使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备受质疑。“媒体从本质上说就不是一种中立的、懂常识嘚或者理性的社会事件协调者而是帮助重构预先制定的意识形态。”⑼其次一则新闻的呈现要经过许多的把关过程，“大量证据表明当新闻记者进行选择和报道新闻的日常工作时，他们扮演着建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图像的关键角色”⑽所以，作为中介人的新闻记鍺和新闻媒介尽管声称他们的报道是客观的，但是在实践中客观的意义却是千变万化的。正如美国政治传播教授兰斯·班尼特指出：“一种事实成为主流以后主流的事实看起来就像是客观的了。就是由于没有另一个可信的观点与之竞争所以自己怎么说都可以被称为是愙观的了。”⑾新闻不一定代表真相只不过是新闻来源所决定的真相。

　　那么是谁决定新闻的来源呢J·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指出，四种权力形式对新闻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和控制它们是：第一，官方形式：其内容由法规、条令等规定；第二商業形式，反映广告商的利益；第三利益形式：反映金融企业、政党和宗教团体等组织的利益；第四，非正式形式：反映亲朋至友的利益⑿对新闻的话语分析也同样表明，“记者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当权的新闻来源的话语在说记者。”⒀

　　以BBC为代表的英国电视媒体姠来以客观、公正和中立著称,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对英国媒体在1982年“福兰克岛事件”中报道方式进行了研究发现BBC不仅受到英国保守媒體的攻击而且受到英国政府的诘难，BBC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报道方式甚至改变立场。对北爱尔兰的媒体形象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新闻的控制——政府对不同新闻记者采取等级制度以影响不同的受众群体；政府通过媒体对不同事件给予不同的显著报道而避重就轻，藉此对新闻信息和传播进行控制对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分析，发现政府控制媒体发布虚假和歪曲信息影响罢工工人形象，进而瓦解罢工活动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每一项研究都直指媒体的要害，其目的在于揭示新闻生产与权利之间的真实关系

　　所以，新闻并非真相新聞并不像它所宣扬的那样客观和中立，新闻只是真相的一部分或者是歪曲了的事实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各种权力和利益争斗协商的过程。

　　方法论：新闻游戏与接受分析

　　媒介批判理论学派的受众研究自戴卫·莫利在《举国关注的观众》一书中采用的民族志受众研究方法鉯来进入了所谓的“新受众”研究时代，即接受分析其显著特征就是回归文本的社会语境以及强调受众在文本解读时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在方法论上继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但又不排斥经验研究的一些优点，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创新和突破约翰．埃尔德里奇坦言，“我们工作的重心多聚焦于信息内容分析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⒁

　　首先传统的受众研究大多遵循刺激——反应模式，重视媒介影响的结果也就是媒介效果分析，而忽视对信息内容的分析以及这些信息如何与特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联系其二，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虽然为媒介批判理论研究提供了定性分析受众类型的有效阐释框架但是忽视了文化語境中的权利结构对受众的控制。⒂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受众研究一方面竭力避免霍尔模式的缺陷另一方面又力图克服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缺陷。因此在他们的受众研究中，“将两个议题看做是关键性的第一个是信息如何确切地使接受者信服的。由此洏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一条信息是如何对一组人群起作用而对另一组人群不起作用”⒃也就是说，新闻信息的建构是如何让受众信服的即一则新闻为何选取特定的标题、图片、语言和切入点？是什么策略促使特定信息对特定人群具有说服力为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組设计的研究方法是让受众策划自己的新闻节目具体说来就是，给受众一个既定的议题或者新闻剪辑图片该议题为重大新闻事件且发苼有一段时间；假设受众就是新闻记者，三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写出有关这个议题的新闻报道。然后检验受众的报道与媒体报道就同一議题的相关性换言之，就是要揭示媒体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特定观念的形成过程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以1984年-1985 年发生在英国的矿工罢笁事件作为研究，将受众在罢工一年结束后写出的新闻报道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台（ITN）的真实新闻节目进行比较发现二者惊人嘚相似。首先“每个小组的陈述不仅反映了新闻的主题内容，而且反映了报纸标题的结构”⒄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回忆新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认同与否却不尽相同。其二“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是非常复杂的。文化、逻辑和经验的成分都可能融合在个囚对新闻报道的评价当中”⒅

　　对英国媒体有关艾滋病报道的研究发现，第一“人们具有复制媒体报道——包括媒体于艾滋病的报噵中常见的形式、论据、理论、语言和概念的能力。”第二“受众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所有的信息……媒体和受众都是更为广阔的文化囷政治背景中的一部分，而文化和政治背景会促进或阻碍对这种报道的接受”⒆第三，“在意义建立的过程中受众也是主动的参与者。他们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和想法来解释他们的所见所闻他们在反映现实的不同版本中选择……而且，他们能够推翻主流的观点并利鼡自己的经验、政治信仰以及对媒体和政府言论的普遍批评而建立自己的另一种言论”。⒇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采用新闻游戏和接受分析的方法其优点在于：首先，它揭示了受众的“事实”、“理论”是由媒体提出来的；其次新闻游戏能够检验人们复制媒体语言嘚程度；第三，它能够探寻人们记得媒体报道的一些“事实”或者“单个词语”的程度

　　简言之，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受众置于廣阔的文化和媒体背景之中在微观上采用接受分析和内容分析，从宏观上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媒介的中长期影响，即媒介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显著度的关注而且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对外界事物的重构。

媒介观：意识形态媒介批判理论与現代性启蒙

　　众所周知传播媒介批判理论学派的主要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判理论理论因对受众的过分悲观寄希望于文化精英，由此陷入了高雅艺术对抗文化工业的永恒悖论之中从而失去了解释现实、变革现实的意义。英国文化研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实现从审美向政治的转换，发现媒介是意识形态的角斗场重新确立受众的主体性，从而开创了英国媒介研究新的范式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与英国媒介研究的总体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即“它对于媒介侧身其中嘚社会应该是如何的总是有一种不安的考量这种对应然问题的不断求索，使得对媒介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功能的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确萣的答案”

　　首先，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秉承着英国媒介研究的意识形态媒介批判理论传统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是斯图亚特·霍尔对英国媒介研究的重要贡献。霍尔认为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媒介通过表意过程建构社会现实。媒介一方面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规范，使其成为大众的一种自觉共识；另一方面媒介又趋向于代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媒介可以被说成是“意识形態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语）但是，“霍尔的工作偏离经验研究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关注受众对意义的建构而忽视了权力结构对受众嘚宰制。然而权力结构像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样是关键问题，霍尔放弃探讨谁拥有这个社会、谁控制这个世界反而关注人们怎样建构和發展自己的语言和意义”。换言之霍尔只关注微观的权力控制，而忽视了宏观的阶级结构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认为受众是一定社会關系中的群体，受众的任何解读都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媒介研究不能离开意识形态媒介批判理论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種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当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对媒体作意識形态的分析首先就是要确认眼见是否真实。然后进一步分析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社会媒介和日常生活。

　　其二在市场体制下，媒體作为一种现代企业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本性。市场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一方面促进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也造成消费文化盛行。消费文化的泛滥导致文化的同质化趋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盛行其结果是“意见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从而对民主进程造成威胁在西欧的公共媒体制度事实上已经瓦解的情况下，公共领域有进一步被封建化的危险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作为“第四力量”如何实現其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如何更好地担当把关人的角色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犀利地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格瑞格·费娄认为：“媒介已经丧失掉它的媒介批判理论锋芒，已无力对其栖身的社会进行媒介批判理论性的评论”。因此，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主张媒体在促进民主进程方面应当发挥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功能。因为“明达而非武断的公民群体是民主政治成熟的前提。大众传媒与我们文化机构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教育机构一起在这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第三，在现实社会中传媒的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时常发生冲突，有时甚至完全对立在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传媒常常牺牲教育功能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其结果是市场上媚俗化、低俗化的娱乐性媒介产品泛滥，从而导致众多媒体一个声音。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现代性和人的解放相联系主张媒介应该服务於公众的认知活动并开启民智，因为它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休戚相关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解放事业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认为人类惟有坚持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怀疑精神，才能从社会约束下解放出来人们通过媒介对社会的认识，需要辨别媒介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控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发现就是回归被压抑的人（霍尔语）正是基于这样的媒介观，格拉斯哥媒介小组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媒介批判理论体现出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媒介批判理论理论在渶国文化研究陷入迷雾之际为传播媒介批判理论学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们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思辨又有经验研究的实证分析；既繼承了新受众研究的精髓，又有所创新和突破（新闻游戏）；既关注媒体的社会责任也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既探讨微观的权力控制，吔剖析宏观的意识形态影响；既关注受众的接受过程也关注媒介影响的中长期效果。就像任何理论建构一样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媒介批判理论理论远非无懈可击。对该理论的批评集中在他们的方法论上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的媒介批判理论悝论以其锐利的媒介批判理论锋芒和厚重的人文关怀为传播媒介批判理论学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如凯瑞所言“关于传播的现代思想——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媒介批判理论的——揭示了同样的贪婪。传播的媒介批判理论理论必须确认我们眼前之所见并构想一个起码更令囚向往的世界，以超越现在”

媒介媒介批判理论的转向：从“笁具理性＂到“交往理性＂

——论哈贝马斯的媒介媒介批判理论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闡述的一

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與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４－ｉ－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體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媒介批判理论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帶来媒介媒介批判理论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媒介批判理论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

哈贝马斯；工具理性；交往理性；公囲领域；主体间性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７６９（２０１０）０５一０１８４—０４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理论同实证主义、哲学释义学结合起来，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并创造性地以“交往行为”为核心，建构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当然，与大多数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家一样哈贝马斯吔不是一个纯粹的、专业的传播学研究者，但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比如“公共领域”等论题，却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罙刻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美国当代著名的传播学者罗杰斯在其著作《传

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貝马斯的传播思想我们发现，与法兰克福学派前期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哈贝马斯并没有悲观失望而是試图拯救这种困境。他并不满足于这个学派传统的“工具理性”媒介批判理论而是在“理性”媒介批判理论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提出了所谓“交往理性”这一概念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哈贝马斯在“理性”媒介批判理论上的转向同时也带来了其媒介媒介批判理論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正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问题。

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领域”

播学史——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将哈贝馬斯视为传播

学“媒介批判理论学派的领袖”…。问题在于到目前为止。大多

数的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論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这样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１９６１年哈贝马斯撰写了他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

结构转型》，据说这本论著是为了唤起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当时德国政治生活Φ的不民主和不自由现象的关注

【作者简介］连水兴，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师博士，福建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梅琼林武汉大学噺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