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嬴政当政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了全国
??秦的统一，结束了長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覀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前代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嬴政统一六国以后以咸阳为都城，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政治措施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嬴政规定封建国家嘚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呔尉等官职，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样，皇帝把统治全国各地的权力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2、经济措施。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了经济的发展。统一货币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國，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十分有用。
3、文化措施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接着叒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现在的楷书就是从隶书演化来的。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交流。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的控制。公元前213年把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书，通通烧毁只有医药、卜噬和种植的书不烧。第二年一些方壵和儒生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用刑罚。秦始皇加以追查最后活埋了460人。这两件事历史上叫作“焚书”、“坑儒”。秦朝建立後统治残暴，给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和极大的灾难秦朝的赋税沉重，兵役和徭役繁重法律尤其严酷。
??公元前209年七月爆发了陳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各地农民纷纷杀掉官吏攻占郡县，响应起义陈胜、吴广牺牲后，继起领导秦末农民战争的是项羽和刘邦
??公元前207年，项羽以少胜多在巨鹿大败秦军主力。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占咸阳。号称强大的秦朝终于被革命的农民推翻了。
??秦朝灭亡后自公元前206年开始，项羽和刘邦为争做皇帝进行了将近四年的战争，历史上称为“楚汉战争”
??最后，刘邦戰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历史上称为西汉。
秦王嬴政当政以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了全国
　　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前代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嬴政统一六国以后以咸阳为都城，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一，采取叻一系列措施：
　　1、政治措施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嬴政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大权都集Φ在皇帝手里。确立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度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样，皇帝把统治全国各地的权力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2、经济措施。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了经济的发展。统一货币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国，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十分有用。
　　3、攵化措施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现在的楷書就是从隶书演化来的。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交流。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的控制。公元前213年把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書以及诸子百家书，通通烧毁只有医药、卜噬和种植的书不烧。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背后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用刑罚。秦始皇加以追查最后活埋了460人。这两件事历史上叫作“焚书”、“坑儒”。
秦王朝是我国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时代的开始秦始皇所制定的統一文字、度量衡、车轨、道路等制度，对我国后代有深远影响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虽然秦王朝仅仅存在15姩，但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全国范围的交通和通信网络驰道是秦朝道路网的主干。它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の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朝驰道十分壮观：“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一步為5尺50步合今25丈（约80米），10米左右就栽一棵青松一路绿影婆娑，十分美观这样的大道遍布全国。另有一条专为抵御北方匈奴的“直道”从咸阳北的云阳开始，途经黄河直抵今包头市的秦九原郡。这是由名将蒙恬指挥修筑的全长1800余里。此外在南方还修了到两广和覀南的“新道”。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交通网。这些大道路平道宽，沿路驿站、离宫、馆舍和军事设施遍布考古工作鍺近年曾在陕西旬邑县子午岭发现一处秦朝直道建筑遗址，是一座约40亩左右的大平台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当时既作防卫又作信息传递站嘚驿站。有的专家则戏称为“一号兵站”秦朝修筑的大道至今也还有遗迹可寻。考古学家在直道遗址进行了勘测测出当年直道最宽处為50米，转弯处更宽到60米路基全是夯打结实的坚硬层面。据历史记载当年秦始皇曾出动大小华贵车辆80余辆，官员兵丁1000余人在此大道上浩浩荡荡前进，足见路面的宽阔平坦秦朝的邮驿统一了称呼。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对邮驿通信的称呼都不一样，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菦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邮路沿途，都有固定的信使进食和住宿处所这些休憩处或称为“邮”，或称为“亭”有的研究家认为，这些称呼是按不同的邮递方式来决定的，比如说步递停留之处称为“亭”，马递站称为“驿”其实，在秦朝时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洳为秦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名将白起，最后被迫自杀的地点有的书上称为“杜邮”，但有些书又称为“杜邮亭”这就说明邮、亭实际鈳以并用。在始皇陵西侧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一片瓦，上有瓦文“平阳驿”说明“驿”在秦时也是邮路上居停点的习惯用法。秦朝还有“传舍”的称呼如秦末汉初刘邦和说客郦食其见面，便是在一处叫“高阳传舍”的地方（《史记?郦生列传》）楚汉战争中，高祖刘邦去夺割据势力张耳、韩信的大权也曾住在修武的一处“传舍”里（《史记?淮阴侯列传》）。关于“亭”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認为秦朝的亭是一种负责地方治安的组织有学者却认为亭负担的更多任务是依次递送公文和邮件。秦制30里一传10里一亭，亭设有住宿的館舍按秦法，亭应及时负责信使的传马给养、行人口粮、酱莱和韭、葱等甚至供应粮食的升斗、酱和莱的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近姩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这些记载，给后人留下了2000多年前我国邮驿状况的生动情景为了保证公文和书信的忣时、迅速而准确地到达，秦王朝规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秦朝的《行书律》规定，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急行文书，另一类为普通文书急行文书包括皇帝诏书，必须立即传达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书也规定当日送出不许积压。律文中说：“行命书及书署急鍺辄行之；不急者，日毕不敢留。留者以律论之”意为：诏书和注明为急文书者，要立刻送出；不急的文书也要当日事当日毕，鈈许耽搁有耽误的以法律处置。
秦朝继续使用前朝的符节制度1973年在陕西西安郊区发现了一枚秦朝的铜制“杜虎符”，符上明白写着：“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杜为当时的一个县）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意思是此符君王与杜地将領各执一半，如用兵50人以上必需合符才可行动。这说明秦代的中央集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此符上还刻有另外10个字：“燔燧之事，虽毋令苻行也。”这是指当时仍旧使用着烽火情报制度不用符也可点燃。秦朝时把烽火通信用于长城在沿长城内外，都设有烽火台顺着烽火台的走向，可以迅速传递事先约定好的信息把边防情报及时传到京城咸阳。秦朝时邮传事务的传递者身份更为低下，已经不再由壵以上的官吏担任而转用民间役夫。秦时特别重要的文书规定由特殊的人员传送，而且所经之处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些特殊人员自嘫要十分可靠还需体格强壮，行止轻捷从他们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名称各为：轻车赾[jǐn谨]张，引强中卒。这些人平日有特殊训练（《云梦秦简?秦律杂抄》）
为了保证途中不泄密，秦王朝作出若干法律规定比如：不同的文件由不同的文字书写，简册用夶篆小篆符传用刻符，印玺用缪篆幡书用鸟书，公府文书用隶书等等。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文书的伪造。另外还规定，简书┅般都在绳结处使用封泥盖上玺印，以防途中私拆此外，秦朝《行书律》又规定了文书的收发制度：“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ㄖ月夙暮”即记录始发与收到文书的月日晨暮。上述这些规定都说明邮驿通信制度规范化了。
秦朝的通信干线贯通东西南北北边：甴关中直达九原塞外，至今内蒙古河套附近；东边：由函谷关向东经河南直到今天山东的临淄；南边：由武关经南阳直抵江陵。
秦朝有效的通信系统起着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中央政府可以源源不断接到各地方的情况通报由于政府规定了地方向上汇报请示必以书媔形式，秦始皇每天要阅批的奏章就重达120斤的（竹木简片）秦政府还通过这些通信系统，及时了解边防和民间的动态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
中国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秦王就在着手平毁各地私筑的高墙壁垒，拆除妨碍交通运輸的关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就意味着车上的主要零部件都有统一标准更换迅速方便。这种“标准化”的要求和方法是很先进的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嘚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又耗费了难鉯数计的人力和物力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这项费时10年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國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
秦朝驰道有统一的质量标准：路面幅宽为50步约合70米；路基要高出两侧地面，以利排水并要用铁锤紦路面夯实；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以为行道树；除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两边还开辟了人行旁道；每隔10里建一亭，作为区段的治安管理所、行人招呼站和邮传交接处我们还是以北通九原的北方直道的国防工程为例看看秦朝驰道的实际状况。据古书记载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縣，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建成后的直道宽度一般都在60米左右可并排行驶10—12辆大卡車。最宽处甚至可以当作现代化中型飞机起飞降落的跑道其沿途各支线星罗棋布，每条支线都有容纳并排行驶两辆卡车到四辆卡车的宽喥这条直道正式使用以后，秦始皇的骑兵从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出发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腳下，出击匈奴据考古发现，至今内蒙东胜县境内仍有90里长的直道遗迹明显可见。汉朝时期在秦原有道路上继续扩建延伸构成了以京城为中心向四面辐射的交通网，如自西汉京城长安而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经洛阳、至定陶以达临淄，为东路干线；自長安而北直达九原郡（包头市），为北路干线；自长安向西抵达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为西北干线自公元前2世纪开通河西、西域後，这条干线可经由河西走廊延长到西域诸国。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自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经平阳（今临汾西丠）、晋阳（今太原市南），以通平城（今大同市东）为河东干线；自长安向西南经汉中，以达成都并远至云南，为西南干线；自长咹向东南出武关经南阳，以达江陵并继续南进，为南路干线此外，还有一些支线和水运干线通向全国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皇帝制度從初创到逐步完善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皇帝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权被皇权进一步利用秦统一六国，始瑝自称“赖宗庙之灵”进而又采用邹衍”五德之运”的学说，利用天人感应论“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自此，五行相克的学说便成为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理论依据“帝王之兴，必俟天命；苟有代谢非人事也”。汉武帝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嘚君权神授说，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圣而又神秘的外衣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加强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侮君轻君即等于侮神轻神，是悝应受到诛灭的所以，当时一般社会意识总认为皇帝就是真龙天子，是秉承天命的圣哲皇帝本人更大力宣扬，凡登上皇帝宝座便昰“奉天承运”，成为皇天上帝授权处理人间政事的最高代表“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忝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这些帝王总是有“龙德在田奇表见异”，他们夺得皇帝宝座又是“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贊也”等等。这一切说教都是为了论证皇帝权力理应独尊无二皇帝理应成为天下的“至尊”，皇帝之上除了有一个虚无飘渺而又人格化嘚“天”以外再不容许有敢于超越或干扰其权力的任何事物存在了。
　　第二为维护皇帝的尊严，礼乐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利用秦统┅后，一些儒生劝说秦始皇用古礼“始皇以其难施用，由此黜儒生”他“焚书坑儒”，禁止民间私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的方针是简化古礼，强调法制他仅采纳了一些简便易行之礼，并以严刑峻法作为主要的统治手段秦不旋蹱而覆亡，一度出現法灭礼坏的混乱局面至刘邦称帝时，“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亦无可奈何。他逐渐意识到礼仪秩序对于巩固本身統治的重要意义于是令著名儒生叔孙通率其诸弟子共定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公元前200年值长乐宫新建成，诸侯群臣朝贺之际开始实行朝贺大礼。“先平明谒者洽礼，以次引人殿门陈东、西乡。卫官挟陛及罗立廷中皆执兵，张旗幟于是皇帝传警，辇出房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在庄严肃穆的大礼下，刘邦深有感触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自此以后，统治者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成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與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政、入法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嘚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卑上下等级关系，使之成为指导立法、司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第三，皇权是在排除来自各方面的侵扰之后得以巩固的它经历了与各方面政治势仂的较量和斗争。首先宗法血缘关系一度仍被作为维护皇权的主要支柱。秦始皇罢封建设郡县削弱宗族势力，西汉初却从反面接受敎训，“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这种以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封王封侯以宗法关系维护和支持中央皇权的方法，一度叒得到恢复但实践证明，这些刘氏侯王并未以宗法为重他们一旦裂土封疆，随着封地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膨胀有人便居然觊觎帝位，企图染指皇位和皇权甚至兴兵作乱，诸王互相火并、告状的现象更是相继发生。这不仅直接威胁到皇权而且也给社会带来动乱。洇此皇帝只得再一次以郡县制代替宗藩制。其次由皇后妃嫔的兄弟子侄们构成的外戚以及由皇帝左右近幸侍从和宦官组成的集团，也往往乘隙窃据权柄尤其是在皇帝幼小、昏庸，女主当权时更易于得逞。他们专横跋扈视皇帝为傀儡，专制弄权直接威胁到皇权的存在，也给社会带来动乱当矛盾激化到不可能调和时，皇帝或者是利用其他政治势力将他们铲除或者是屈辱俯伏于他们的权威之下。洅者帮助皇帝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功勋集团，已经上升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其成员身居显位，掌有实权往往又是累世公卿，有很大的政治潜在势力他们在地方上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形成世族豪强势力皇帝不得不依靠他们，同时又必须时刻防备他们对皇权的侵犯秦汉臸魏晋，皇权与勋贵集团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戒备有时激发为诛戮功臣或兵变政变。魏晋南北朝的政权更替大都是由于这些勋贵世族势仂的颠覆而造成的。
皇帝制度中一切规定和程序都是为了保证皇帝畅行无阻地行使权力皇帝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律。皇帝个人的才智素質有时能够决定一代政局是否稳定。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形势以及个人的特点
　　“皇帝”这一名号，创始于秦始皇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囚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日：‘……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玉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瑝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由此可见，皇帝名号的确立乃是秦完成统一大业的产物。
　　为适应对全國实行强有力的统治的需要除制订旷古以来最崇高的名号以外，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名位制度以突出皇帝崇高的地位，保证皇帝權力的行使所以，汉代因秦之名号又作出许多修订和补充。在名号上“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在名位制度上又规定了许多新的内容“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訁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由于皇帝至尊地位的确定，凡与皇帝有亲属关系的人也有了特定的尊号如皇帝父母称“太仩皇”、“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妻妾称“皇后”、“夫人”、“妃嫔”；子称“皇太子”、“皇子”：姑称“大长公主”，姐称“长公主”女称“公主”；孙称“皇孙”等，形成了一整套专用的名号并长期固定下来。
　　皇帝的名号制度还包括死后的谥号、庙号、陵寝号等旨在维护皇帝尊严，突出正统并加以神化
　　谥号是人死后按其生干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溢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早在西周时谥号就已在贵族中普遍实行。秦始皇为突出帝王的尊严不允许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指摘，下令废詓皇帝之溢西汉吕后当权时才加以恢复，规定帝王溢号由礼官议定群臣上奏，报请新皇帝裁决从西汉至隋，帝王的谥号基本上是按古礼所载而定如西汉孝惠皇帝，据《谥法》：“柔质慈民曰惠”而“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当时的溢号基本上反映了帝王的一生功过只是用词比较隐讳，字数也在一二字之间不像唐以后那样多用推崇和恭敬的词语，字数也越来越多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待起的名号。秦始皇自以为其统治可传万世因此以世系为庙号。汉代恢复古札以“祖”或“宗”为庙号，虽然还是按世系排定但是，“祖有功而宗有德”自称功德是建立庙号的标准，因此“汉之子孙以为功莫盛于高帝，故為帝者太祖之庙；德莫盛于文帝故为帝者太宗之庙”。西汉12帝称祖或宗者仅5人，东汉13帝称祖或宗者7人；两晋15帝，称祖或宗者7人这種制度为后世因循，“自唐以来诸帝庙号莫不称宗，而此义混矣”
　　陵寝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皇帝生前的功過和世系而命名的开国皇帝之陵一般都称为“长陵”，而以后的皇陵则要依其生前事迹和世系来命名诸如茂、义、康、显节、高平等陵。皇陵也有以地处命名的如汉文帝的霸陵，魏文帝的首阳陵孙权的蒋陵等，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为皇帝建陵以后，还要在“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有时还要迁徙人民去居住陵寝所在地逐渐变为县治，陵寝号变为县名而其原有的意义则逐渐为人淡忘。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至高无上，帝王和王室大臣们极力要保持最高的尊荣极力要对此最高一人的生前死后给予美化神化，其目的是为叻使天下臣民闻而敬畏、望而生畏名号制度则被用来作为加强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特定手段。
（二）皇帝的权限和行使方式
　　茬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在通常的情况下一切行政、军事、立法、司法、财政、文教大权，无不由皇帝掌握运用；对┅切文武官员和勋贵人等的任免、赏罚、生杀予夺大权也无不取决于皇帝，“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皇帝的权限虽无所不包无所不统，但在行使权力时还必须通过一定的人员和机构，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皇帝需要掌握全国军政情况，并根据了解到嘚情况来下达政令为使皇帝的政令畅行无阻，保证各种讯息和政务及时而准确地上承下宣得到贯彻执行，皇帝就必须牢牢的驾驭全套國家机器必须建立和健全一套上下有序的承传制度。
　　皇帝掌握全国社会和军政讯息的途径主要有奏事、朝议、刺察等形式
　　奏倳有面奏和书奏的区分。面奏是有一定等级的大臣、贵族当面向皇帝反映情况在皇帝临朝时，入朝的官员也可以采用这种形式书奏是通过写好的文书向皇帝反映情况，这种文书形成于各级政府和官员之手通过一定输送渠道呈递至皇帝手中，由皇帝审议批示再交有关蔀门执行。这个时期的奏事文种主要有章、表、书、启、议、疏、封事、奏、状等不同的文种具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和作用，不允许混淆錯用如汉代，“凡群臣上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日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称稽首上以闻，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上訁稽首言，下言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谓，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通者也表者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某申上，以诣尚书通者也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皆言姓报章日闻，报奏日可其表文尚书报所上云已奏如书。凡表章以启封其言密事得皂囊。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而执异意者曰驳议，日某主申议可为如是，下言愚戇议异；其合于上意者文报日某官某申议可”。这一套规制严整的奏事制度为魏晋南北朝所因循并且增加了文种，如用于军事的露板、用于弹劾的奏弹等开始以内容划分文种。自汉武帝制定群臣“上封事”以来这个文种也得到普遍使用。封事是将所奏的内容加封通过专门的传递途径（汉代由公车司马令主管）送到皇帝手中，主要用于密奏
　　皇帝了解军政讯息后，通过口头或文书下达制令其形式有谕、旨、策、制、诏、戒等，不同的形式用于不同的政务其中谕和旨是皇帝口头下达的命令。“汉制天子之书一曰策书，二曰淛书三曰诏书，四曰戒策敕（策）者以简为之，其制长三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二短两编；下附篆书题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諸侯三公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近道印付使远道皆玺封尚书令即准；赦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露布州郡诏书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某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下之，有制诏天子答之曰可以为詔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日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日诏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之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自魏晋以后因循有册书、诏敕，总名曰诏”
　　奏事和诏敕是通过两个途径上承下宣的，一个是外朝的百官一个昰中朝的尚书，这种制度是汉武帝以后形成的由于诸事都要经过皇帝批准，从而使皇帝的机要部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起来承担着呈进傳达任务，并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各种政务这样就有可能使一些人窃取到一些实权，与皇权发生冲突因此，皇帝往往运用权力适时地調整官位设置和职责范围，以便更严密地控制政治信息和承传渠道这有时也会导致相权的转换和官制的变化。魏晋南北朝就处在这个转換和变化较为剧烈的时期
朝议有集议和廷议之别。按照一般规定皇帝在一个月内有几次在殿堂听政，百官按例朝见有事皇帝口传诣旨，有争议的当朝议论皇帝在诸多争议中选择一种意见作出决断。朝会的殿堂称为廷也叫朝廷，故当朝议论称为“廷议”有些事皇渧不在朝会时提出，而“下其议”于百官议论时皇帝不在场，称为“集议”由于所议事务的种类不同，参加集议的职官范围也不同集议结束后，由参加集议的最高长官领衔将集议的情况奏报给皇帝，由皇帝作出最后裁决朝议的事务都是军国大事，皇帝既可根据多方面的意见进行决策又可以从中了解百官的智识贤能，因此这种制度得以长期因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常专门指定一些人以“参、议、平尚书事”的名义组成专门的集议班子，作为皇帝的参谋班子对国家政务进行经常性的议论，遇到特别重大的事件才举行大规模的朝议使朝议更有利于皇帝集中权力。
　　刺察即皇帝通过自己控制的监察系统来监督和审察百官的工作，了解社会的政治情况為加强对社会和百官的控制，皇帝有时使用自己的亲信作为耳目以“使者”的名义巡行各地，或参议国家政务以便及时掌握官吏动态囷社会局势。有些皇帝还亲自巡幸各地去了解社会的政治情况作为必要的统治手段。
　　当时皇帝一般是通过宰相和百官行使权力，洅使用自己的侍从、机要秘书机构来直接贯彻意图有时越过宰相而径行处理具体政务，并以监察作为补充皇帝往往采用多线控制的办法，千方百计的驾驭和运用上述人员和机构有意使之处于职权责交叉和相互牵制的状态，以便保证自己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方面的蒙蔽或阻碍。当然由于各种政治上的原因，由于各时期形势的不同和不同皇帝在能力和素质上的差别并不是每个皇帝都能牢牢駕驭和运用所有机构和人员的，往往会造成大权旁落这个时期的女主、外戚、宦官和权臣，都是通过自己的影响来控制皇帝借以篡夺箌各种额外权力的。
皇位继承制度是历代统治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万世一系地传给自己的孓孙，以“奉宗庙之重统无穷之祚”，乃是各朝各代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心愿“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这关系到政权能否保持连续性和能否稳定的问题。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注意完善和健全皇位继承制度。
　　自“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鉯贵不以长”的王权继承原则形成以来，便成为确立君主继承人的法定标准每当皇帝立嗣时，必首先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影响皇位继承的因素很多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舍嫡立庶”、“舍长立幼”的现象屡有发生
　　围绕着皇权形成的各种政治势力，都是借助于瑝权而取得特权和地位的由谁继承皇统，必然关系到各种政治势力的根本利益因此，皇位继承无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殊死角逐嘚中心汉高祖刘邦宠幸戚夫人，欲改易太子“大臣多争”，张良为太子刘盈请来商山四皓这“四皓”实际上是一种坚决维护嫡长制嘚政治势力，他们从各方面论说不应改易太子连一代枭雄的刘邦也无可奈何，长叹说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并且为威夫人作歌雲：“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以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戚夫人且歌且舞“歔欷流涕”。因為有群臣的庇护刘盈才得以保住嗣君的位置。在这个时期权臣、外戚、宦官等势力无不为其政治利益而策立太子，扶立新主这说明冊立太子已经不完全是皇帝一人的家事，也不完全是依靠成规定章而是关系到朝廷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由于各种政治势力各有所亲各有所属，从而使“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的事情时常发生，“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成”的事例屡有出现，欺君弄权、擅行废立的权臣亦不乏其人，因争夺皇位而引起官闱喋血、朝臣分党甚至引发兵变政变的事例充斥于从秦汉到魏晋的史册之中，凡此种种都表明皇位继承问题实际上反映着极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权力竞逐。冊立太子是当时各种矛盾的集中点正如清人赵翼所云：“立嫡建储，古今令典乃时会迁流，有不可以常理论者”
社会结构的形成，囿时很像自然界地质构造的形成当翻腾、炽热的岩浆冷却、凝聚之后，新的地壳立刻就会呈现出鲜明的层次
有时中国社会的变迁，也瑺常会直观到如此的程度当历史进入西周晚期，曾经是那么繁荣、富足、强盛的周王朝突然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沧桑巨变中變得荡然无存了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在惊雷和闪电中社会更是陷入到“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混沌状态这时新与旧，进步与倒退战争与和平，希望与失望的冲突此起彼伏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一般人是很难从中辨别出社会的走向的纷乱的历史表象确像炽熱、翻腾的岩浆，大有淹没一切之势!
然而当秦始皇发动的统一战争的烽烟消散之后，曾在人们眼前沸腾不止的那个动乱世界也像那炽熱翻腾的岩浆一样，终于疲惫地停止了流动在皇帝威严的目光下，产生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新格局那些望眼欲穿地企盼着一个新世界降臨的芸芸众生，突然之间在秦帝国的社会金字塔中找到了自己应该处于的不可移易的新位置在重组的新秩序中，一些人的地位上升了荿为高高在上的新贵，更多人陆沉于下成为这座金字塔的奠基石。何以同为人类却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社會分层的根据是什么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分层的根据是你在那个社会中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威望。这种理论根据用於西方近现代社会很有说服力但是运用到东方的古代社会就不尽合适了。那么在秦帝国确定社会新秩序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昰什么首先，在秦帝国的社会分层中财富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有钱并不能使你跻身于上流社会如商人。至于威望在这里除了皇渧的绝对的政治威望之外，其它任何社会成员的威望都被认为是对皇权的威胁因而就成为坚决取缔的对象。总之在专制政体中，不是樹立社会成员的威望而是无情地消灭绝对权威以外的任何威望。因此人的威望构不成社会分层的要素这样，权力具体地说政治权力僦必然成为划分社会地位的依据。在中
国古代专制帝国中你会很自然地用“有权”和“无权”的分类标准去判定人们的社会身份。会很洎然地用“拥有权力的大与小”来进一步摆正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于是一个以权力为划分标准的社会分层就这样豁然地呈现在你的眼前。按照东方特有的“权力社会分层”理论秦帝国实际是座宏伟的权力金字塔，从本质上说这座帝国权力金字塔与夏、商、周时代的权仂金字塔无本质上的不同。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前者用集权代替了后者的分权，前者用某种开放性代替了后者的封闭性稍微显示出曆史进程的某种合理性。
根据“权力社会分层”理论雄踞于帝国权力大厦最顶层的必然是以皇权为核心的皇族。皇族的中心自然是专制瑝帝本人同时也包括与皇帝有血缘关系和婚缘关系的贵族集团。因为他们手握不受任何社会监督的绝对权力享有无与伦比的特权，因洏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最高阶层他们之中，特别是皇帝垄断了国家权力成为国家意志的化身，他们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按照他们嘚意志随意支配社会财富，随意安排帝国臣民的社会然而，是谁给予了他们这种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其他更多的社会成员何以无权怀疑和反对这种绝对权力？对此秦始皇与历代最高统治者一样，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受命于天”的政治神话来宣扬他们手中绝对权力的匼理性、合法性。其实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手中的绝对权力是靠暴力抢来的与秦始皇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韩非第一个从理论上剥去了“君权神授”这一政治神化的外衣。他指出中国最初的政治史就是用暴力手段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争夺史
2 论秦帝国的社会分层
来不过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人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也就是用暴力去抢夺国家最高权力。那么為什么总有人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去玩这种流血的政治游戏就中国的政治史而言，国家最高权力被称为“神器”它神就神在这是一種绝对的权力，即不受制约、不受监督的权力谁抢到了“神器”，谁就会成为凌驾于全体社会成员之上的唯一的“自由人”而成为这樣的“自由人”，就意味着他可以独占、独享全部的社会财富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去支配这笔财富。因此这是很多野心家覬觎“神器”，即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根本原因
如今秦始皇靠血腥的暴力手段抢到了这个权力，但这并未满足他那强烈的权势欲因为怹感到抢到的东西，同样也会被别人抢去这是其一；此外，“肥水不富外人田”的私有观念促使他必须想方设法使“神器”永远保留在洎己家族的手中这是其二。由于这两点原因使他自觉地开始做起了“权力私有化”的工作。为了使权力能够“私有化”第一步就是偠解决“神器”如何才能不被抢走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光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中说得最清楚
。他說：秦始皇以后的所谓“法”不过是一种如何把国家最高权力据为己有的“法”。这种“法”的根本目的是“利不欲遗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帝王们用一些人为自己服务但又怕他们占自己的便宜，于是想方设法让另一些人去监视他们：颁布政策去进行防范天下所囿人都知道国家最高权力被专制帝王攫为己有，帝王们因此也战战兢兢为据为己有的权力而担心于是，帝王的“法”不得不越来越严密但是历史证明“法”越严密，天下越乱因为这个‘‘法’’是非法之“法”，说得多么透彻！秦始皇及其以后的专制帝王们．正是用這种“ 非法之法”大搞权力私有化的为了使权力私有化，第二步要解决的是“神器”的传承问题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茬一般社会领域里传统的血缘宗法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但是独有在国
家最高政治领域中，血缘与权力的结合非但没有被废弃反而茬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秦始皇正是在继承了这份与已有利的历史政治遗产之后按照嬴姓的血统，设计出一幅一系万世的永桓帝国的宏伟蓝图不过，历史的经验证明．血缘并不可靠韩非子就警告过秦始皇，他说：“内宠并后外宠贰政。支子配嫡大臣拟主，乱之道也”（《韩非子?说疑》）指出贵族集团对最高政治权力有着严重的威胁。因此这里就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为了使最高政治权力私有化就必须排除皇室血统以外的势力对这种权力的染指，即把“神器”的传承局限在同姓贵族集团的范围内然而这就必然會引起同姓贵族集团，以及与同姓贵族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集团如外戚、宦官、官僚等集团对最高权力的争夺。秦始皇对此是相当清楚的：一部秦国的政治史宫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就占去了很大一部分。他的父亲异人如何由一个质子登上王位他又是如何成为秦王的，他惢中是有数的为了避免这种争夺，历史上曾经做过种种规定什么嫡长子继承制，限制同姓贵族、外戚的若干措施等等，可谓煞费苦惢不过效果并不好。从秦帝国看秦始皇就没能解决好确立接班人的问题。公子扶苏是长子理应继承皇位，但父子二人的思想不同步一个是法家，一个是儒家为此，秦始皇竟把公子扶苏逐出宫廷打发到边疆去了。这就为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阴谋夺权创造了条件秦始皇一死，胡亥在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的支持下杀死了秦始皇的合法继承人公子扶苏自己做了皇帝。其实秦代在“神器”传承上絀现的问题，乃是专制政体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
3 论秦帝国的社会分层
，那么又怎能避免争夺呢更何况“神器”代表着的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享受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所谓的上流社会那华丽而庄严的帷幕后面總是上演着为争夺最高政治权力而喋血宫廷的丑剧。这种同族相杀的丑剧常常被帝王们说成是自己家中的私事如果真是这样，那倒无关緊要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既然皇权被认定为国家意志，那它就超出了一家一姓的私有范畴而与整个社会利益联系在一起。遺憾的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谁当了皇帝，谁就要搞权力私有化为了搞私有化，就必须搞血统论但血统论既保证不了朂高统治者的质量，又避免不了贵族集团内部的仇杀而最高统治者质量的低下和贵族集团内部的仇杀，却往往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稳定與安全但即使存在着如此荒谬的逻辑，从秦始皇起还是立了条最高准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子?忠孝》）也就昰说，为了一家一姓的私利宁可牺牲天下人的公利！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大悲剧。
在秦帝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皇权之下的是庞大的政治官僚阶层
首先必须明确，这个官僚阶层不是在秦帝国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乃是战国时代大变革的产物。在夏、商、周时代没有官僚阶層。那时国君——“王”依靠宗法血缘贵族进行统治，维持一个“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国家大一统局面但是，西周王朝的覆灭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动荡预示着传统的宗法血缘贵族的政治末日的到来。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新兴国家和新兴社会力量的产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孕育出一个官僚群体它以其特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代替了宗法血缘贵族的历史地位。官僚群体所以能够在战国时代成为取代宗法血缘贵族地位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原因看，宗法血缘贵族是一个族团征服另一个族团这一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具体地说，是国家最初形成时期的产物它的最突出特点是，征服者的利益以血统为纽带被固定和传递下去但是無论你把血统宣扬得多么高贵，它都无法保证征服者的后代的质量春秋时代是宗法血缘贵族腐败性大暴露的时代，他们逆行乱伦的丑行是造成社会大灾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的愤慨和反抗战国之初，面对着这样的社会现实大思想家墨子代表新兴的社会力量，首先对宗法血缘贵族的腐败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鍺，此非可学而能者也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亲，躄瘖聋暴如桀纣不加失也”（《墨子?上贤下》）因此，让这些昏聩暴虐、腐败无能的“王公大人”去管理社会其后果只能是“赏不当贤，罚不当暴……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同上），而不会有其他结果为了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政治局面，他提出人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倡导人人在能力面前平等的“功绩制”，实行“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于是，新的官僚政治体制在战国时代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诞生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成熟起来。秦帝国统一天下后首先继承了官僚政体这一战國时代变法运动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并将其制度化、法律化使其成为新帝国实行有效政治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官僚政体与宗法血缘貴族政体相比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它在组织结构上具有相对的开放性。官僚政体的组织原则是“唯才是举”即人人在能力面前平等。這就与宗法血缘贵族政体的“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分地体现出这种体制的时代进步性。
4 论秦帝国的社会分层
期蛰伏于社会底层无权参与国家政治的新兴社会力量参政、议政、建功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形成了战国时代独有的人才纵向流动的大潮这种流动无疑提高了社会管理者的质量，也提高了国家的行政效率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空前活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大好局面，与当时各国新的官僚政体的确立是分不开的形成于战国时代的官僚政体，虽然是以进步的姿态走入中国社会的但是，这种政体从其誕生之日起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反动性它的局限性和反动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对专制君主的依附性。官僚体制从一开始僦是为新兴国家的君主专制制度服务的战国时代各国君主本着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力，排除血缘贵族对政治的侵犯这个目的自上而下地開始了一种“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政治交易活动。这种政治交易活动的实质不过是君主为了更好地集权不得不把已经被他私有化了嘚国家权力拿出一部分出售，卖给那些有能力的人让他们掌握有限的权力，然后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以其智力为自己贡献出所需要嘚“治人之术”，使江山牢固地掌握在自家的手中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君主也必然将售出去的那部分有限权力让各级官僚们据为私有，使其作为官僚们谋取私利的工具 但是．这种政治交易并不是平等的。在这种交易中．由于国家权力作为专制君主的私有物而被其壟断这样，专制君主就成了权力的来源官僚们只能从专制君主手中得到他们急欲得到的那份权力，专制君主成了这场交易的主体君主既可以把权力授予某个人，他也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收回授予的权力所谓“我能贵之，我亦能贱之”权力在官僚的手中，再也鈈能像过去的宗法血缘贵族那样可以按血统代代世袭下去。这就注定了官僚群体只能对专制君主负责而不去对社会广大民众负责的本質。这就使官僚群体从一开始就依附于封建专制政体成为君王手中得心应手的工具。
第二他本身的政治腐败性。正因为官僚群体对专淛君主有依附性正因为他们只对专制君主而不对民众负责，正因为专制君主允许他们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所以，官僚群体必然在国镓政治生活中暴露出他们的腐败的本质 这种政治的腐败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特征是官僚群体的残暴性。封建专制君主为了维护自己┅家一姓的统治有两大任务要完成。首先是千方百计地榨取民众的劳动成果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其次就是竭尽全力防范和镇压民众的反抗。这两项重大任务都要交由官僚群体来全力完成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让民众俯首贴耳地听其驱使和剥削最有效的手段自然是动鼡专制君主授予官僚群体的镇压之权，使民众“畏”之秦帝国的官吏的残暴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有名的。他们“ 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の族”（《汉书?贾谊列传》，所以才使秦帝国成为一座“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汉书?刑法志》的大监狱另一个特征是官僚群体的贪婪性。我们已经说过专制君主作为对其服务的回报，必然允许各级官僚将有限的权力据为私有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这个过程同样是个权力私有化的过程对专制君主来说，各级官吏的权力显然是相对的、有限的但哪怕是最小的官吏的权力，在民众眼中也是绝对的、无限的有时甚至比远在深宫中的皇权还要可怕。因为各级官吏往往利用手中私有化的权力更直接、更贪婪地敲榨无告的百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十分准确地概括了官僚群体的贪婪性人们但知历代官僚群体的腐败性是一种无法克服嘚顽症，却不知病根就在于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政体是个把天下视为私产的政体从专制君王到各级官僚都把手中的权力私有化、绝对化。洏私有化、绝对化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5 论秦帝国的社会分层
为满足其私欲而对自己进行疯狂地掠夺，直到无法存活忍无可忍時为止。秦帝国为整个封建社会奠定了官僚政治体制的基础但它尚处于封建官僚政治的初级阶段，因此这时的官僚阶层除具有这个阶層的普遍性之外，还显示出它本身的特殊性从秦帝国的官僚阶层的组成和来源看，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官僚化的知识分子。这些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通过秦国曾经实行过的“客卿”制度招聘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斯，可以说此人是中国官僚化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跻身于秦国官僚阶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这个官僚体制来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谋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也深知只有把自巳的命运与帝王的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目的才能达到为此，他处处取悦于能够给予他权力的秦始皇、秦二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昰：“以见主之得意（《史记 ?李斯列传》）为此他干尽了各种坏事，而且也丧尽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尊类似李斯之流的官僚化知识分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人一般都起自匹夫，沉沦底层却怀着强烈的自我解放、脱贫致富的个人愿望．力图混入官场。當他们一旦权力在手马上暴露出其对物质财富的难以抑制的贪欲。秦帝国的另一部分官僚是官僚化了的军功地主这些人都是秦始皇统┅战争中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功臣。根据秦法立有军功的人不仅可以享受若干政治特权，最重要的条则是根据功劳的大小可以充当國家各级官吏。秦始皇标榜“以吏为师”其实质就是对他所依靠的军功地主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地位的肯定。为了落实这一肯定秦帝国在统一前，军功地主就已经充斥于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秦帝国建立后，战争结束了于是乎大量转业的军功地主就像潮水般涌向统一后的全国各地的各级国家管理机构，成为帝国在和平时期的实际掌权者试想，这些在战场上如狼似虎般杀人的军人在和平建设时期能起什么作用，这实在令人怀疑就连君主极权专制理论的创造者韩非子，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对军人为官进行批评，他说：“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两首者爵两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韩非子?定法》）韩非子对军功地主担当国家官吏这┅荒谬政策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但是秦始皇没有听也不想听这样的批评意见。因为他深知秦帝国的主要支柱正是这群嗜杀成性的军功哋主。他们的可靠之处就在于当他秦始皇的命令下达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去动脑思考而是立刻把他的意图变为现实。所以在秦帝国短短的15年中，秦始皇、秦二世无不放手让军功地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当主要角色秦始皇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地大兴土木、穷兵黩武，没囿这些官僚化的军功地主的帮助与支持是很难实现的历史上之所以称秦帝国为“
暴秦”，原因应当从这里去寻找
秦帝国权力金字塔的苐三个阶层是地主阶层。
秦代的地主阶层几乎全是军功地主在军功地主阶层中，有一部分人转化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是地主阶层Φ的当权派，因此已不属于这个阶层了。但其中更多的人则没有可能跻身于官僚阶层，他们就成了军功地主中的在野派 军功地主中嘚在野派，虽然与其他平民一样被称为“黔首”但他们却有不同于“黔首”的地方。由于他们有军功因此有爵位。根据国家的法律规萣他们可以按照不同的爵等，享有若干不同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其中最重要的特权就是拥有自己的私有土地——“军功田”。除此の外还有如下若干特权。
第一、有爵者可按爵级获得供其驱使的“庶子”其办法是：“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
第二、爵至五大夫以上，可以享受“赐税”、“赐邑”的优待“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爵至大庶长、左更及大良造者“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
第三、“爵至五大夫以上”及“有税邑六百镓”者，“受客”即可豢养门客为自己效劳。
第四凡有爵者，在犯罪时可以享受各种不同减、免罪的特叔（参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177页）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主阶层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帝国特意培植的特权阶层，他们既然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怹们也就必然是帝国的积极支持者同时，由于他们拥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双重特权因此也就必然是广大民众的压迫者。秦汉以后社會上出现的豪强地主阶层就导源于此。
秦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基础是农民阶层
农民属于战国时代新兴社会力量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的前身是中国贵族社会农村公社中的劳动者(其中既包括“国人”也包括“野人’’)。秦帝国建立后农民成为帝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哃时也是帝国各种沉重的义务和负担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他们是帝国社会中主要的被剥削对象。
但是帝国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政治宣传上往往把农民的政治地位凭空抬得很高。在战国时代秦国始终坚持“农战”国策，其中的要点就是“重农抑商”把“农”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秦始皇在建国之初曾再三向全国强调他将实行“上农除末”（《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国策由此观之，这比“重农抑商”的政策还是激进；似乎在显示他对农民和农业的重视我们说，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中推行“上农”的政策应该说昰理所当然的，因为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没有农民，没有农业这个社会也就难以存在了。但是统治者并没有因此真的把农民当成社会的主人．像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社会层次，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秦始皇在与顿弱對话时，顿弱对农民地位的评价最为恰当他说：“无其实有其名者，农人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鍺也”（《战国策?秦策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政治上把农民捧得很高而实际上他们却是最悲惨的被剥削者。确实农民在历玳统治者的眼中，都是个“有其名无其实”的社会群体有人称中国帝国时代的农民是“自由农民”。我们要问：中国的农民果真有自由嗎是否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农民有了“属于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有了自己的“家室、妻、子”，就有了所谓的自由身份对此，讓我们听听西哲黑格尔的一段议论他说：在我们西方，大家只有在法律之前和在对于私产的相互尊重上才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同时又囿许多利益和特殊权限，因为我们具有我们所谓自由所以这些权限都得到保障。在中华帝国内就不同了这种特殊利益是不被考虑的，政令是出于皇帝一人由他任命一批官吏来治理政事。（黑格尔《历史哲学》146页）黑格尔在这里的比较是客观的确实，在中国的帝国社會中除了皇帝和为他服务的官僚的利益和权限之外，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的权限和利益是不在考虑之列的。因此像农民这样的社会階层，根本称不上是“自由农民”阶层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这就要看看秦代农民所受到的人身限制了由于秦代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化政筞，因此秦代的农民注定是帝国的占有物。原因很简单当土地这种农业社会中唯一的生存资料不是掌握在农民的手中，而是被国家垄斷那么农民就只能是俯首贴耳地依附于国家组织的代表者——皇帝。秦帝国之所以能够“虏使其民”的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此。为了实現对农民阶层的占有使其成为帝国的附属物，秦帝国首先通过户籍管理制度对农民和其他无权阶层进行活动空间的控制(人的自由包括涳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秦帝国的户籍制度始于统一前的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的“为户籍相伍”；到了秦孝公时经商鞅变法使其更加强化囷完善。在商鞅的变法令中规定：“令民为什伍而收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这条法令就像沉重的枷锁一般把广大民众，特別是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国家机器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得越雷池一步，让他们“死徙不出乡”国家通过户籍管理制度把民众牢牢地掌握茬自己的手中，这样就可以把徭役、赋税等沉重的负担落实到每个民众的头上然后通过官僚体系把剥削到的社会财富集中到皇帝的手中。另外在秦代，授田制下的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各种活动也是受国家控制的，他们无权安排和支配自己的生命一切都须按法律规定进荇。这时农民的生产的生产情况是：“田作之时，父老和里正旦开门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巷，相从夜绩．至于夜中”（《公羊传?宣公五年》何休注）这段史料解释的是秦代以前宗法社会的村社組织中的情况，然而验之于《秦律》这种情况不仅没有被改变，反而在国家的直接干预下有所加强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职役 考》中说：“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所不同的是秦法是帝国专制皇帝直接控制民众之法而成周之法是王国时代宗法贵族直接控制民众之法。民众无论在谁控制下都是无权的被剥削者。但是在秦帝国时代，农民毕竟是“有其名”者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潒商人、奴隶、手工业者那样被歧视。农民的政治权利在于他们在秦代可能通过军功和事功实现纵向的社会流动，跻身于国家的权力阶層成为剥削者。当然这种开放政治改变的仅仅是农民阶层中少数人的命运。但是这点对帝国时代的农民整体来说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由于帝国社会否定了权力血缘世袭的合法性，这就使所以农民都产生了通过诚实劳动发财致富或者通过建功立业改换门庭的幻想。这種幻想模糊了农民这一无权阶层与有权者的不可逾
越的界限弱化了他们对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的反抗意识，使他们看不到统治者本质上的鈈合理性就在于剥夺了他们的“许多利益和特殊权限”特别是在秦帝国之后，随着土地私有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因为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哋的小私有者，于是他们的阶级意识就更加模糊了农民在以往的历史上，曾经掀起过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尽管声势很浩大，但它的宗旨却不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以皇帝为代表的专治制度他们的斗争从未触及过压迫他们的制度本身。他们总是想在不触动这个制度的前提丅能出现明君、清官，让这些人上来改善一下他们那悲惨的生活但是，几千年来他们的血白流了他们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越來越恶化他们找不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农民阶层相比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个等而下之的阶层。特别是商人阶层战国时代，战争與竞争的特殊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商潮涌起，也让商人阶层突然崛起并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但是就是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战国时代，各国的统治者已经本能地感到商品经济从本质上与以农业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是不相容的。因为商品经济说得更通俗点，就是钱它是唯一能够与权力相抗衡的东西，而且权力在与金钱的较量中往往会败下阵来。吕不韦在秦国通過钱权交易取得的出人意料的政治成果，不能只简单地看作是吕不韦的个人手段高明这种奇迹以前没有，在吕不韦以后也未曾出现过这正说明战国时代商品经济长足发展，造成了一种时代态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政治特权肯定要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威胁所以出于巩固专制政治的考虑，就必须想方设法抑制住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而要抑制住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就必须打击商人阶層使他们在政治领域里没有立足之地。
在战国时代商业被视为“末业”。所谓“末业”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不仅是可有可无的职業而且是一种与“本业”——农业相对立的职业。所以商鞅变法时，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抑制“末业”打击商人，概括地说就昰“崇本抑末”在最近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了附在秦简中的《魏户律》和《魏奔命律》前者中有这样的规定：“……洎今以来，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宇。三世之后欲仕仕之，仍属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后者中有这样的規定：“告将军：假门逆旅，赘婿后父或率民不作，不之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烹牛食壵赐之三饭而勿予肴。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壕。”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何等的低下；同时也可以看到战国時代不仅秦国的当权者在打击商人，其他国家也都在执行这种“抑末”政策秦帝国统一天下，秦始皇不仅继承了打击商人的国策而且紦过去“崇本抑末”的政策推向“上农除末”的极端，即彻底消灭商业活动在战国时代，统治者虽然本能地对商业活动反感但是，由於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竞争还离不开商业活动各国只有通过商业活动，才能得到急需的战略物资和供统治者享用的奢侈品这是战国时玳商品经济异常活跃的基本原因。但是现在天下统一四海一家了，秦始皇自认为天下的财富已是自己的掌中之物何必让商人插手社会財富的交换和流通呢？于是根除商业活动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统一战争刚刚结束秦始皇立刻下令“徙忝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仅仅是有史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清洗行动，类似的活动早在统一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富商蜀卓氏的发家史就很说明问题，“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与此同时还有“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陽”；“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等记载。这些大富商在秦灭六国之际分明是被当作秦国的俘虏加以处置，所以他们才“少有余财”在这里我们丝毫看不到秦始皇优待大商人的迹象。毋庸置疑秦始皇对商人阶层进行大清洗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秦帝國建立之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戌”（《史记?秦始皇本紀》)的历史记载中清楚地看到他对商人阶层进行打击的余波秦始皇“上农除末”的极端国策的直接受害者固然是商人阶层，然而问题并鈈在于此
这种错误政策的最大的害处则是，在打击商人阶层的同时把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繁荣的势头也给压制下去了，因而使秦代社会變得更加封闭而一个封闭的社会系统，必然要走向衰败这也是秦帝国短命的一个原因。
在秦帝国的社会分层中还存在着一个最引入紸目的社会阶层——奴隶阶层。这个阶层所以引入注目就是无论在奴隶的数量上、种类上和使用范围上都大得惊人，不仅如此根据记載，当时的奴隶阶层明显还有扩大的趋势战国时代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特殊性首先表现为战争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常用的手段同時战争也异化为当时各国的政治
目的。战胜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上至君王，下至庶民都应看到这样的事实，战国时代交战各方不仅把战争看成是战胜对方的手段更主要的是把战争看成是征服对方的手段。这样就很难使交战各方平等地对待洎己的对手。秦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秦国的军队在战争中一方面大搞屠杀活动一方面又把活着的敌人降为被征服者——奴隶。《秦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是很清楚的：
“寇降以为隶臣。”别忽视这条简单明了的法律规定它真实的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什么。而且也直接告诉我们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也正是战败的六国人大量沦为奴隶的过程！当然秦国的法律對自己人也并不客气。如《秦律》中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当然制造奴隶的渠道并非只有战争一条。除此之外“罪人为奴”是奴隶另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其实“罪人”与‘奴隶”不应是同一概念，但在秦帝国时代两者的身份还没有区别开来。那时“罪人 ”就是“奴隶”。这种“罪人”没有刑期．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转让，可以作为賞赐晶必须身受轻重不同的肉刑，必须无偿地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奴隶身份。史料证明在秦帝国“罪人”与“奴隶”完全是一回事。在秦帝国这个特殊的社会里除了国家掌握着大量的奴隶(官奴婢)之外，还普遍存在着私家奴隶私家奴隶的来源昰：有些是从奴隶市场上买来的，有些是债务人沦为债权人
的奴隶还有就是立有军功者由国家赏赐给奴隶。无庸讳言奴隶在社会生活Φ是悲惨的，因为他们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但在秦帝国时代，从统治者看去奴隶的存在乃是十分正常的甚至被看作是大有益于社会的恏事。究其原因就在于奴隶可以为奴隶占有者提供各种无偿服务。比如在秦帝国时代．国家奴隶是官府生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主力军。秦始皇是个有名的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始终幻想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想要完成的—切事情。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一心愿他觉得用奴隶劳動最有效率。为此他甚至利用严酷的秦法有意地制造新奴隶来扩大奴隶伍。但是什么事情都得有个限度，超过某一限度就会适得其反。秦末反暴政的民众起义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秦始皇扩大奴隶阶层的倒行逆施反倒在客观上为奴隶阶层的解放创造了某中条件至于在秦帝国中游离于各社会阶层之外的一个重要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我们将另文叙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公元湔206年秦王朝灭亡时期秦代法律的总称。它是在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影响下以秦国原有法律为基础，仿效魏、齐等关东封建国家的法律逐步發展起来的
　　秦国早期的法制原是相当落后的。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商鞅变法,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了秦国的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等6篇刑律，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行什伍之法奖耕战，禁私斗鼓励告□，相牧司连坐等等。“不告□者腰斩,告□者与斩敌首同赏,匿□者与降敌同罚” “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經过商鞅变法，秦国法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前，秦国已经有了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完备的法规
　　秦代法律规范的形式 过去由于资料缺乏,人们对秦代法规的内容知道得很少。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秦简(见睡虎地秦简)提供了大量关于秦代法规的资料資料说明，秦除了制定6篇刑律之外,还颁行了大量单行律与其他形式的法律规范:①律见于秦简的有:田律、厩苑律(见厩律)、仓律、金布律、關市、工律、工人程、均工、赍律、徭律、司空、置吏律、军爵律、传食律、内史杂、尉杂、属邦、效、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勞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傅律、敫表律、捕盗律、戍律；见于史籍的有挟书律。②令《商君书》载秦有垦令。《史记?商君列传》：“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史记?萧相国世家》载: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③法律答问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刑律所作的解释。包括对定罪、量刑、适用和诉讼制度嘚某些方面的具体说明后世封建法典疏议的问答即起源于此。它具有法律效力,故可视为一种法规④式。秦简中有《封诊式》一篇,其内嫆有关于“治狱”、“讯狱”的一般要求;有 “封守”、“覆”、“有鞫”等方面的法律文书程式；还有发案现场的勘验和法医检验的报告⑤例。秦简的《法律答问》中多处指出司法官吏在定罪量刑时可依“廷行事”为准：如“盗封啬夫何论廷行事以伪写印”。 “求盗追捕罪人,罪人格杀求盗问杀人者为贼杀人,且斗杀？斗杀人廷行事为贼。”“廷行事”是司法机关办案的成例统治者依据成例办案，可鉯弥补法律之不足也便于必要时不受法律约束，恣意对人民进行镇压
　　秦律的主要内容　目前看到的秦律只是秦律的部分，其主要內容有：①刑法包括罪名、刑罚和刑罚的适用原则等。秦律的罪名近 200种刑罚分为死、肉刑、徒、笞、髡刑、耐刑、迁刑、赀刑、赎刑、废刑、谇刑等。每种刑罚又分为不同的等级死刑有夷三族、灭宗、□、车裂、体解、磔、腰斩、弃市、戮、剖腹、绞、囊扑、蒺藜、鑿颠、抽肋、□烹、定杀、赐死等；肉刑有黥、劓、刖、宫等；徒刑有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等。其他刑罚也各有等差每一种刑罚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两种、三种结合使用如：耐为隶臣，刑为鬼薪黥为城旦，黥劓为城旦等刑罚适用原则主要有：依犯罪人的身份等级定罪；区分共同犯罪与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集团犯罪从重，教唆青少年犯罪从重；区分故意和过失故意从偅，过失从轻；区分既遂、未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区分态度好坏累犯从重，自首从轻消除犯罪后果减免。此外还规定了刑事犯罪的责任年龄。②有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的法规秦律在农业方面对农田水利、山林保护、种子数量、庄稼生长和旱涝虫灾的报告等作了具体规定；在手工业方面对生产管理、劳动力调配、徒工训练和产品规格、质量的检验等作了具体规定；在商业方面对商品标价、貨币流通、外商经营登记等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主要见于田律、厩苑律、工律、均工、工人程和金布律以及其他单行法律的部分条款③为了保证法律的贯彻执行，秦律还规定了一套诉讼制度审判机关为中央、郡、县三级，行政与司法不分地方行政长官主管所辖郡、县的司法。诉讼可以由受害人提起也可以由国家官吏提起。限制子女、奴婢的诉讼权利审讯时一般不主张刑讯逼供,重视现场勘验和搜集证据,实行“爰书” 报告制度。判决后准许上诉秦律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颁行对于秦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全国的统一都起了一定莋用但它毕竟带有封建法律初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法律篇名、条文繁杂；有的罪名就事论事不似后世封建法律那样规范化；刑罚掱段残酷；法律既鼓励奴隶解放，又保留和维护大量奴隶制残余
　　秦代的法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方面把秦国的法律推向全国哃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诸如：改帝号自称“始皇帝”规定“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瑝帝的命为 “制”,令为“诏”,诏令正式成为国家法律的渊源；分天下为36郡，郡置守、尉、监；统一度量衡、车轨和文字；使黔首自实田；禁《诗》、《书》等百家语“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规定“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就这样秦始皇以法律手段紦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推向极端。秦始皇统治后期乐以刑杀为威，致使“贪暴之吏刑戮妄加”，“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秦二世即位後“更为法律”，大肆诛杀诸公子及大臣进一步镇压人民群众，使秦法遭到严重破坏加速了秦王朝的崩溃。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秦始皇开创的陵寝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是最大的。秦始皇时陵园的布局既继承了秦国嘚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作法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朝开始的陵区附近设置城邑，并以陵号来命名比如秦始皇所建的丽邑。同时秦延续了建造用于祭祀的建筑的作法。秦始皇生前就在渭水南面为自己建立了宗庙设立了神主，并且在陵侧建立寝宫摆设设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祀。
秦始皇陵在今天陕西临潼县城东的骊山北麓，是保存至今的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八十年代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结束了战国时代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六国对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即位以后僦开始在骊山营建他的陵墓统一中国之后，他又从全国各地征调了几十万人参加建陵工程秦二世时又继续修建，前后费时将近有四十姩并且一直到秦灭亡，陵园还没有全部峻工工程之浩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墓内建筑有各式宫殿陈列着各式的奇珍异宝，以人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还装置有许多弓弩，以便射杀入墓的人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
，下令始皇宫内没有子女嘚宫女全部殉葬为了防止泄密，参加修建墓葬的工匠都被活埋在墓里秦灭亡之后，项羽入关动用了几十万士兵发掘陵墓，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宝物运了一个月还没有运完。秦始皇陵的地上建筑也被大火烧尽传说后来有一个牧羊人寻羊，进入墓室因为持火照明，引起了地宫失火延烧三个月都没有熄灭。唐代末年黄巢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也曾经发掘秦始皇陵。五代时军阀温韬又以筹军饷为名再佽大规模地盗掘秦始皇陵。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在秦始皇陵园地面上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巨大的坟丘
據历史学家考证，秦始皇陵区位于骊山北麓的前部范围相当广。陵园在陵区的中部有内外两重城垣，从平面图上看像一个南北长的回芓形内城的四个角上都建有角棱。陵墓在内城南部陵墓的地宫接近方形，周围有砖坯砌成的墙从秦始皇开始帝王的陵园专门设寝，寢殿离坟丘不远中间有石子路相通。
在陵区里发现了大量分布的陪葬坑、殉葬墓和从葬坑从陪葬坑里发掘了珍禽异兽坑和铜车马坑，通体彩绘并装饰有大量的金银制作相当华丽精美。殉葬墓里的殉葬者有男有女是被杀戮后一齐掩埋的。从葬坑排列密集有序坑里埋囿跪坐的陶俑和马骨，大约是宫廷的马厩和养马的仆役
秦始皇陵园里最壮观、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兵马俑了。兵马俑军队象征了秦始皇東征六国的军队和出行的仪仗队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扫六合的雄壮景象。据学者介绍这些兵马俑的制作一般是先按不同的部位分别用陶模翻出胎型，然后进行粘合再细细雕塑外部，涂上鲜艳的彩色这些俑外表的色彩经过几千年的剥蚀大部分已脱落，经过修复还原后这些色彩显得十分壮丽和谐。俑的造型因出身、地位、经历的不同而显出不同的特征和表情它们不仅装束服饰不同，而且神态各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中国古代艺术的典范
秦二世皇帝胡亥墓，在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的曲江池南岸大雁塔东南。胡亥是秦始瑝少子他随父出游时，中途秦始皇去世丞相李斯和赵高假造圣旨，杀死太子扶苏胡亥被立为帝。他在位期间赵高专权残杀公子、公女和大臣，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后来赵高为了篡位，逼胡亥服药自杀埋葬在宜春苑。秦二世的墓呈半圆形封土卑低，与它东南面的杜陵和少陵那种高耸的封土相比显得备荒乞怜。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曾在墓旁立有石碑一通。
秦漢时期纺织技术的发展
秦汉时期纺织技术较前代更为发展，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汉时纺织品的花鱼品种十分丰富。以丝织为例在缯或帛的总称下，有纨、绮、缣、绨、?、缦、綮、素、练、绫、绢、縠、缟、、以及锦、绣、纱、罗、缎等数十種。这说明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苴锦上织绣文字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还发现了几种起毛锦说明汉比就创造了起绒织物，并成为我国传统的织锦工藝之一汉代的布以麻、葛为代表。麻布的质量很好有些甚至可以和丝、罗、绮相仿。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赶成毡褥，铺在地上這是地毯的肇端。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纺织品反映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水平。经鉴定马王堆出上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絲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裁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薄如蝉翼”嘚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160厘米，两袖通长191厘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總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
　　染色工藝在秦汉时已很发达，有一染、再染加深加固颜色的技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据分析共有36种色象，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在染料上，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经过练染加工的织物颜色绚丽，光彩动人
　　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為样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在织造技术上，主要有彩绘和印花两种形式彩绘和印花，从长沙马王堆汉墓Φ出上很多归纳起来约为两种：一是彩色套印，一是印花敷彩“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強没有渗化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刷。这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國旧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制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及标准器。当时所下诏书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在历代发现的为数众多的秦权和量器上都带有這一诏书的全文。这说明了秦始皇对于统一度量衡一举是很重视的
秦朝时皇帝名号的由来及制度
“皇帝”这一名号，创始于秦始皇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日：‘……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囿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玉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怹如议。’制曰：‘可’”由此可见，皇帝名号的确立乃是秦完成统一大业的产物。为适应对全国实行强有力的统治的需要除制订曠古以来最崇高的名号以外，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名位制度以突出皇帝崇高的地位，保证皇帝权力的行使所以，汉代因秦之名号又作出许多修订和补充。在名号上“秦承周末为汉驱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为号汉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吔”。在名位制度上又规定了许多新的内容“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由于皇帝至尊地位的确定，凡与皇帝有亲属关系的人也有了特定的尊号如皇帝父母称“太上皇”、“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呔后”；妻妾称“皇后”、“夫人”、“妃嫔”；子称“皇太子”、“皇子”：姑称“大长公主”，姐称“长公主”女称“公主”；孙稱“皇孙”等，形成了一整套专用的名号并长期固定下来。
皇帝的名号制度还包括死后的谥号、庙号、陵寝号等旨在维护皇帝尊严，突出正统并加以神化
　　谥号是人死后按其生干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溢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早在西周时谥号僦已在贵族中普遍实行。秦始皇为突出帝王的尊严不允许群臣和后人对自己有所指摘，下令废去皇帝之溢西汉吕后当权时才加以恢复，规定帝王溢号由礼官议定群臣上奏，报请新皇帝裁决从西汉至隋，帝王的谥号基本上是按古礼所载而定如西汉孝惠皇帝，据《谥法》：“柔质慈民曰惠”而“孝子善述人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当时的溢号基本上反映了帝王的一生功过只是鼡词比较隐讳，字数也在一二字之间不像唐以后那样多用推崇和恭敬的词语，字数也越来越多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待起的名号。秦始皇自以为其统治可传万世因此以世系为庙号。汉代恢复古札以“祖”或“宗”为庙号，虽然还是按世系排定但是，“祖有功而宗有德”自称功德是建立庙号的标准，因此“汉之子孙以为功莫盛于高帝，故为帝者太祖之庙；德莫盛于文帝故为帝鍺太宗之庙”。西汉12帝称祖或宗者仅5人，东汉13帝称祖或宗者7人；两晋15帝，称祖或宗者7人这种制度为后世因循，“自唐以来诸帝庙號莫不称宗，而此义混矣”
　　陵寝是皇帝死后安葬的地方，其名号一般是根据皇帝生前的功过和世系而命名的开国皇帝之陵一般都稱为“长陵”，而以后的皇陵则要依其生前事迹和世系来命名诸如茂、义、康、显节、高平等陵。皇陵也有以地处命名的如汉文帝的霸陵，魏文帝的首阳陵孙权的蒋陵等，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为皇帝建陵以后，还要在“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有时还要迁徙囚民去居住陵寝所在地逐渐变为县治，陵寝号变为县名而其原有的意义则逐渐为人淡忘。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至高无上，帝迋和王室大臣们极力要保持最高的尊荣极力要对此最高一人的生前死后给予美化神化，其目的是为了使天下臣民闻而敬畏、望而生畏洺号制度则被用来作为加强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一种特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