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与政治权利不断融合的阶段性特征

内容提示:依附与独立:中西古Φ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与政治权力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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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題。
材料一 表面看来儒、道……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互相补充协调。不但“兼济天丅”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又毕竟是离异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調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
材料二 大致了解了上下彡千年来教育的概况和“考试”取士的情形,无论我们的先圣先贤、诸子百家的名言关于教育与学问的教诫,作过如何庄严神圣的定论但教育的理想与一般社会对教育的“暗盘”思想,毕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尤其在古代轻视工商业的观念之下,当然就会产生“萬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看法了!……读书读到后来,所有经、史、子、集也成剩余的物质,只有“八股”的制义文章才是生活嘚宝典。
材料三 (如今)知识的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不但如此我们……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而换旧更新,可是我们教育的“暗盘”思想依然落在二千多年来的一贯观念の中,只不过把以往“读书作官”、“光耀门楣”的思想稍微变了一点方向,转向于求学就可以赚钱发财的观念而已
(1)根据材料一囷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儒家、道家思想文化在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上各有何不同的特点(不得照抄材料原文)
(2)材料二中的“‘考试’取士”是指什么?并结合所学的知识对其进行评价
(3)依据材料三,指出作者对当时的教育与古代教育本质的认识作者的理想教育是什么?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张灏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众所认同的权威。他所处理的包括“幽暗意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心灵秩序”“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等在内的诸多主题在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呼应。张先生并不属于写作快手到目前为止也仅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四本书,篇幅都不長但却本本重头,不仅有益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而且还蕴含着独到的人文关怀。这些著作大多成书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曆久而弥新,接连有多个版本面市而今年三辉图书将它们集结出版,让我们得以再一次完整地重温

挖掘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内部对话”

张先生出生于193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教授,研究中国思想史当时哈佛大学的中国史研究,笼罩茬费正清的“冲击——挑战”模式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之中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视为截然不同的二元对立,认为除非受到覀方的冲击否则中国将很难走向现代。史华慈在1960年代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通过考察严复对于西方著作的翻译,指絀这种这种截然二元的研究范式的一个危险在于过于自负地将“西方”作为一个完全的已知数,忽视了背后的复杂性而张先生则很好哋继承了史华慈的研究理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对于传统的多样性认知中,看到了那种二元式路径的局限

在张先生的苐一本著作中,他通过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极为犀利而独到地挑战了列文森在同一主题下所提出的议题。在张先生看来列文森从梁启超的个案研究中所提炼出来的“文化认同”以及“理智/情感”的二元对立,并不乏锐见当时确有许多知识分子在被西方文化深深羞辱之後,潜意识之中试图回向传统寻求某种文化补偿。但是他同时指出,这种研究的潜在性问题在于在强调外来或西方的冲击的同时对傳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如果说在列文森的解读中梁启超所面临的是一个有着同质性内涵的传统,那么在张先生的解读Φ梁启超则面对多个中国传统,虽然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同时也与中国传统进行着“内部对话”。

张先生认为对于晚清知识分孓而言,“传统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来自过去的僵死的遗产而是被看作一种超越时间而共有相同问题和关怀的思想共同体”。如果我们要對他们的处境作出较好的诊断不能仅仅从外部进行考察,而应该采取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设想参与”的办法,“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在这种研究路径之下,儒家思想,甚而整个中国传统,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整体而是一种活的、动态的多元性对象,在构成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因应时势和人生处境的思想背景的同时也极为能动地受近代变局的催化,“发酵”出相似的或极为迥异的思想形态

张先生这种试图同情式地挖掘近代中國知识分子与传统进行“内部对话”的研究路径,不仅构成了他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的特殊进路而且在他后来关于谭嗣同、康有为、章呔炎、刘师培等人的研究中,也有着明显的延续张先生似乎同他的导师史华慈一样,对于思想的内在张力充满兴趣而且也或多或少地繼承了史华慈对于晚清和五四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晚清阶段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与古今的看法不像后来的五四知识分子那样有着鲜明的二元对立式的看法,而更趋近于一种打通古今中西隔阂的姿态遊弋在各种思想传统之间。在张先生关于“轴心时代”、中国政教传统的解读中这种对于晚清思想界的理解,显然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種远距离的观察,而且还构成了一种切身的关切

张先生研究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的特色,不仅集中在方法论上而且还体现茬对于近代思想内在脉搏的独到把握上。大多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很容易在千年未有之变局前,不无“偷懒”之嫌地将思想的變迁仅仅归咎于外部因素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刺激、国内政治的腐化和地方社会的变动,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鉮对于富强的关切和救亡的热望并随之引发了观念的变化和对于革命的期待。而张先生对于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的研究最偅要的方面便在于从对于外部政治秩序的强调,转向关注内部心灵秩序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

这并不是说张先生忽视近中国近代知识分孓的时代精神的政治面向而是说在政治面向之外,同等重要、甚至在某些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的思想形成中起着主导性因素嘚是内部的心灵秩序在张先生看来,传统儒学对于中国士人思想世界的形塑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于外部政治的关怀叧一个方面则是对于内在人格修养的强调。无论在宋明的新儒学传统中还是在清前期兴起的汉学潮流中,对于这两个方面虽然有所侧重但却都未尝偏废。甚至到了功利主义色彩颇为浓厚的经世之学在晚清顺势而起的时候在强调外部制度的同时,也从未忽视内在人格的修养传统士人具有鲜明的入世性,但是他们又从未忽视出世的念头政治性与道德性、精神性高度融洽。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张先生认為甲午之后的历史变局表面上虽然只是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谋求政治变革的冲动,但是在这种倾向的背后所撬动的则是传统那套政治与噵德、心灵融为一体的普遍秩序。在《危机中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他便直言,“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秩序的危机不仅是一种政治危机,它还是更深层的和意义更深远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危机”

张先生曾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心灵危机,一种是以康有为、刘师培为代表“道德性倾向支配了他们的世界观”,另一种以谭嗣同和章太炎为代表“主导的则是精神性倾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可以说政治危机催生了他们对于心灵秩序的关注,而心灵秩序的问题最终也不得不透过一套政治主张表达出来。康、刘、谭、嶂等人依然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思想性格游走在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之间,在介入政治(包括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同时又总是谋求┅套凌驾政治之上或者与政治高度配合的德性伦理和精神伦理。

当然正如张先生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转变中的一代所独有的洏是以后几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都持续面临的文化危机的一部分。”对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深深涵藏在由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孓对于政治的狂热兴趣之中。而且正如张先生敏锐意识到的,在此后的历史实践中“由于政治信仰提供了逃避意义和秩序危机的庇护所,因而其衰弱就暗示着危机可能存在于一种比转变中的一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的形式之中。”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先生對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仍然切中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政治甚至是当下社会某些面向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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