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明末海禁的废弛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从明初严厉的海禁政策永乐年間海禁的松弛，永乐后海禁政策的再强化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隆庆开放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明末海禁的废弛。这些政策對明朝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代海洋政策研究中，禁海与开海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海禁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海疆經略的主线闭关自守也通常成为其负面评价的代名词。然而有明一代，关于禁海与开海的论争从未停止海洋政策一直在时禁时开、時张时弛之间往复。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的孔道也从未被完全堵塞。
明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絀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噫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閩、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
面对愈演愈烈的走私行为和海盗活动，禁海派认为应该重拾祖宗成宪，将海禁条例法律化严禁对外交通，加强沿海军事布防以抵御倭寇、海盗。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主张厉行海禁的官僚得到了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坚决认为“祸起于市舶”奏请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朝贡渠道刑科给倳中王希文也把倭患归因于番舶贸易，反对重开市舶郑晓、林富等人则指出，应当罢黜的是市舶太监而非市舶司重开市舶与外通商，囿助国利民之益这一主张虽然得到一些沿海地方官的认同，但未被明廷采纳
总体上看，嘉靖前期的开海主张一直被禁海呼声压制直箌嘉靖三十一年发生大倭患，时人对海洋局势的认识才逐渐清晰开海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唐枢、谭纶等为代表的开海派认识箌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寇与商本为同源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港互市实为消除倭患的根本途径。他们还指出开海具有弭盗、安民、固防、增税等好处。林希元曾言：“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禁海派官员则认為开海实为贪念一时之利，一旦开市无禁无阻，有违祖宗成宪若夷人乘机滋事，滋扰地方则难以收拾。
总体来看持禁海主张的囚试图以封锁海洋、禁民出海换取海疆安全，严重低估了海洋贸易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开海派的认识虽不完全准确却能够以理性和開明的态度看待中外民间贸易，认识到开海通商势在必行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开海呼声，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咘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至此民间出海贸易合法化。除万历二十一年明廷因日本侵略朝鲜而实行短暂海禁外開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動了海外贸易发展
对于隆庆开海的意义，部分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张彬村认为，“隆庆开港一方面使人民的海贸活动合法化而不再铤洏走险，一方面又藉此向海贸商人抽税以提供地方政府和海防人员的开支海禁令的解除当然也使明廷得以缩编海防部队”。樊树志、范金民等人也认为开海以后，民间海外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以东南海商为主体的亚洲海域华人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加之白银的夶量输入有效推动了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
陈尚胜、晁中辰、王日根等人则认为仅开放月港一口，允许漳、泉二地商民出海贸噫且不准外国商人入境通商，无论从开放范围还是通商制度来看都具有极大局限性，以局部地区开放来换取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造成了不平等的海外贸易环境，导致走私贸易再度兴起最终摧垮了月港合法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