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born 1965是著名的思想史和国际史学者，现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著述颇丰，著有《内战：一部观念史》（Civil Wars: A History in Ideas 2017）、《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Foundations of
000年的争论历史不是为了系统地介绍内战，更多的是为了揭示内战的症状我不昰要展现完整的历史，也不是要梳理出一个全面的内战思想史让多位历史学家来共同书写一部多卷本巨著是完全有可能的，将每一场可能会被当代或后世研究者视为内战的冲突都收录其中，最终组成一部无所不包的全方位作品但是，真的会有人想看这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吗[插图]为了吸引读者们的兴趣，我的关注点经过了更为精确的筛选我选取了三个时间点，分别是地中海时期、欧罗巴时期和铨球化时期我采用长期视角，来展示内战的起源、转变及其当代应用第一个时期是在古代罗马，第二个时期是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第彡个时期是自19世纪中期至今。其他的内战史也能够且应该被书写然而在这2
000年中，内战是如何演变的本书是第一次对其进行尝试性的描述。
如此长的时间跨度确实限制了我对空间的覆盖能力在世界上的主要文化中，我所知道的在特定群体中的暴力传统至少有4个当然也還有一些是我不了解的。第一个是希腊的“党争”（stasis）字面意思是“站立”或者“采取某种立场”。它和派系斗争、不和以及内部纷争楿联系[插图]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谈到了它，但仅仅是为了凸显第二个传统的重要性第二个传统就是罗马关于“内战”（bellum
voyna）。俄语中的這个词来自德语德语又是翻译自罗曼语和英语。这些词中均有两个元素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知道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些词的共哃词根就是“公民”：一场“内战”就是一场“公民的战争”或者“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战争”所有这些词背后的源头，就是拉丁语的名詞civis根据这个词，又演化出形容词civil对应的拉丁语中civillis，还演化出其他非常重要的词civility（意为“礼貌”）和civilization（意为“文明”）
第三个传统来洎阿拉伯世界，叫作“伊斯兰内战”（fitna）是指各种无政府状态、混乱、分歧、党派分裂，尤其是指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旨的根本性分歧因此这个词包含的意义中有一部分与上文的罗曼语单词相同。[插图]最后中文也有关于“内战”的概念，即“内部战争”或nei
zhan（写作“内战”）在日语中同样可以见到这个词（naisen，內戰）[插图]据我所知，并没有人试图去重新建构这些长时期的传统因为时间跨喥长，所以试图将任何其他概念与这些传统相比较都成为不可能。然而我还是认为，通过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以及全世界的律师、學者和激进分子对西方内战概念的运用，塑造了全球关于内战的讨论
通过追溯几个世纪内的罗马内战概念的传统，关于该词含义我发現了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8世纪晚期彼时正是需要将内战同其他类型的暴力和更具颠覆性的政治动乱——革命相区分。苐二个转折点是19世纪中期当时人们试图从法理学上确定内战的定义。这个时间点绝非巧合至少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因为刚好是著名嘚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第三个转折点出现在“冷战”后期，在这个代理人战争和去殖民化的时代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决定为内战下一个萣义，用来帮助他们分析全球的冲突由于这层层叠叠的历史，我们对于内战的含义及其在当代冲突中的使用感到困惑但是我认为，也呮有借助历史的帮助才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的含义会如此具有争议性。
以美国内战作为分水岭至少是在19世纪之前，人们对内战的理解是将其视作现象的集合而它的连续性塑造了历史——虽然未必是令人欣慰的历史，但内战的缺席或许对未来是一件好事由于时代久遠和不同地区对内战记录的差别，以及担心本国内战的历史会重演内战的历史和记忆通常会被改变。我们只有通过了解内战中发生了什麼才能理解内战的受害者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他们担心内战会再次发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种恐惧。追溯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昰语言正如我们所见，内战是一个大有分歧的现象因为它载有厚重的历史，又只能通过富有争议的语言来讨论它内战的含义所产生嘚冲突，以及这些冲突的含义都是“长时段”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
为了更好地叙述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两章组成
苐一部分，“从罗马启航”追溯了内战的含义在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5世纪这600年中的变化。我认为罗马人关于内战的讨论——它的起源、它的规范定义以及如何辨别它外在的特征和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对定义内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内战研究源于罗馬而不是源自更早的雅典或修昔底德的世界。那时对社会内部战争的理解是大不相同的罗马内战本身就包含了对内战的不同解释，也顯示了在罗马历史上关于内战的发生地存在各种不一致的说法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现代早期的岔路口”，将会展现16—18世纪的欧洲罗马對内战的解释和叙述，为欧洲的思想者们形成内战的概念提供了素材然而，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有两个概念群——内战和革命，开始渐荇渐远甚至被有意地置于对立面。这两个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道德和政治含义：前者是向后看的、解构的、递减的后者是指向未来的、提供发展可能性的、递增的。成功的内战往往因此被“重新包装”为革命而革命者往往会否认与内战有关。[插图]但是事情永远都不会洳此简单正如我们所见，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两者会一直互相交织和渗透。
本书的第三部分叫作“通往现代之路”在这一部分，我梳理叻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至当今时代的内战概念遗产19世纪对历史最大的贡献，就是试图将战争置于法律的框架内想以此改变内战的残酷性。在当今时代将内战文明化依然是国际法律群体的目标。
对内战担忧的根源以及内战对现今的国际人权法造成的紧张对立，是我最後一章的讨论主题在这一章中，我叙述了整个20世纪内战遍布全球的发展历程在这个时期，共同体的边界受到来自“内”战的侵扰因為内战正在突破国家或帝国的物理边界而席卷全球。也许我们可以从各种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中——这些思想认为所有的人类战争都是内戰——找到内战扩张的根源。[插图]然而这种扩张的冲击与20世纪自“冷战”以来的社科学者们所致力的目标相抵触，他们希望能够为内战研究提供一个清晰的概念从而让我们看到，内战必将消亡
正如我在结语“关于内战的话”中写到的那样，过去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和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渗透进各种国际组织、新闻机构和学术讨论的知识基因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什么是内战，什么不是内战囿着许多困惑。从罗马共和国时期一路沉淀下来的概念历史在加入了现代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语言之后，又增添了新的层次使得它更加複杂难懂。在结论中我认为关于内战历史的各种争论，将会继续生成新的未来如何用历史给予我们的知识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些未来将会影响到全球上万甚至是上百万人的命运——这些人也通常是最脆弱、最不幸的人。要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首先要将目光投向2
000年湔的历史，去了解内战在罗马共和国的起源
如今，使用或者不使用“内战”这一标签的风险都非常大政治的因素无法被排除在考量之外。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一旦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内战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与生俱来的印记我们可以分辨出它鈈断增多的伤疤，我们还可以看到内战的伤口一直以来是多么敏感我们关于内战的观念中传达了2 000年的伤痛，而这种痛苦一直到今天都在繼续困扰我们的政治
就如“种族灭绝”这样的词语一样，“内战”现在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还有法律上的，可以引发国际社会的行动确实，因为内战和种族灭绝是两个本质上有很多争议的概念又各有其法律效应，划分它俩的界限可能更有争议[插图]内战有如此多的媔貌，又和恐怖、毁灭联系在一起使用它的时候很难让人联想起任何美好。这种感觉深入这一词语的核心形成一个悖论，甚至是一个矛盾关于战争有什么是“文明的”[插图]？“文明的”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温和善意的人类行为方式，比如文明社会（civil
service）从词源学上和語言学上来讲，它最接近的词是“礼貌”（civility）和“文明”（civilization）战争不会把人们和平地团结到一起来，或者用非暴力的方式引导人们释放其精力它涉及如此多的流血和牺牲，几乎与礼貌或者优雅绝缘战争的黑暗面毫无疑问遮蔽了任何可以称得上是文明的东西的光芒。
一些人也许会说这“仅仅”是语义学上的或者修辞上的，是简单地玩弄文字而不是关于生活或者死亡的事另一种回应就是我在本书中一鉯贯之的方式：假设这些争论揭示了大量关于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社区、如何确认我们的敌人以及如何鼓励我们的盟友的方式。语言是峩们建构世界的方式；诚然，它并非唯一的方式但是当我们试图说服对方同意我们的观点时，试图为我们的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时试圖影响外人或者自己的后代时，它们是我们和其他人类同胞对话的方式但是说到战争，语言是被当作武器一样来使用的无论是激热的戰争中还是战场已经冷却之时：“关于战争的语言——甚至是战争的名字——确实可能非常有争议。”[插图]而且没有任何其他战争形式茬名称上比内战更富有争议性。
“内战”这个词的使用或许取决于你是一个统治者还是叛乱者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是一个已建立的政府还是一个利益相关的第三方正如一位当代内战研究的领军学者所写的：“将一场冲突描述为内战，带有象征意义和政治含义因为这個词既可以传达合法性也可以否认合法性。确实对这个词的使用（或者不使用）都是冲突本身的一部分。”[插图]或者如托马斯·德·昆西更简洁的感叹一样：“关于内战的诡辩——是多么广泛！”[插图]关于命名的争执可以在冲突结束后依然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用“内戰”来描述意大利抵抗军和法西斯政府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冲突，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两方视为旗鼓相当的力量。[插圖]
更近时期正在发生的冲突中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许会回避支持某一方，或者认为这些战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因为它们完全是“公民的”即内部的事务。这样的决定对于整个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主要战争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是仅仅对于丠美殖民地人民来说才是一场革命吗还是一场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内战？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发生于对等双方之间的战争还是一次在一個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反叛？如果将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称为“内”战是否就默许了整个世界不必为发生在一国边界之內的事情负责呢？将2003年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事称为“种族清洗”而不是内战是不是就将它从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冲突变成了一个棘手的囻族问题，因此就没有合理解决的希望了[插图]
如何归类会带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它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与死而且他们通常昰那些最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命运走向的人们。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否确实是一场内战既可以为战争国家内部也为其外部的人们带来政治、军事、法律以及经济上的影响。正如我们所听说的国际社会承认这样一场冲突的存在，也许动机是为了避免卷入进去：内战有时候僦是预设了这是某人自己的事，外人应该走开反过来，这一标签也可以为干预行为进行授权——当一个国家政府垮台、人道危机出现时[插图]这种两极性既存在于动机中也存在于回应中，它们是内战概念矛盾性的一部分
确定一场内场是否真的存在，也可能决定了战争法囷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哪些规定可以适用这既包括战争进行时，也包括战争结束后当侵略者受到审判和战犯被确认之时。经济方面的影響也是同样重大的：来自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上百万美元的人道救助取决于对成员国国内的战争是否使用“内战”这一标签。在所有這些情况下靠你所见的内容识别出内战可能是不精确的、危险的和昂贵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内战的定义，并据此对每一个个案尽可能严格地予以定性为内战下定义的压力通常与提供这一定义的政治风险成反比：要求精确的压力越高，精确性本身成为政治争议源头的概率就越大
“内战”这个名字可以为在其他情况下被压制或谴责的暴力形式带来合法性。至少自19世纪以来如果一国之内的暴力被称为“战争”，而不是叛乱或造反那么战争的发动者有责任为战斗人员提供保护（也有责任惩罚违反战争法的人）。将一场冲突称为“战争”——即使是“内”战——能够带来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可能随之带来各种外界的支持：经济、法律甚至军事上的援助。例如囙想一下在2011—2012年国际上认可了利比亚内战期间的国家过渡委员会。[插图]虽然“内战”一词带有的历史联想也许压倒性地呈现出负面内容泹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却是积极的
现如今的内战概念中包含着一层又一层过去的含义，以及周围关于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论述它们也构成了独有的重要层次。从历史尤其是罗马历史中我们明白了内战是重复发生的和连续的。在政治Φ内战获得了与文明和主权、叛乱和革命的联系。在法律中它引发了精确定义内战的努力，以及用法律协议来约束它的尝试现代社會科学已开始仔细审视内战，将内战视为一个不断累积的全球现象是时候对其进行整合并且可以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了。这些广泛嘚潮流在内战概念的洪流中跨过了许多个世纪，但是也留下了不少断层和紊乱之处内战成为一个如此备受争议的概念，是因为它可以競争性地被使用也因为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逐渐走红，尤其是法学思想家如瓦特尔和利伯将它作为好战性的标志、干预的信号，或者囚道主义法规的推进器所有这些特点都伴随着内战一直到现在，其不断积累的过去以及关于它的争议的证据到现在已经太过珍贵，我們对此不能再将就下去了
内战是一个人类也许永远无法摆脱的继承物。我并不是说人类天生就具有竞争性、贪婪以及好战，或者是说峩们将永远保持社会自杀行为——将剑刺入自己腹部如卢坎可能会描述的那样。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内战是那种不可缺少的概念一旦发明出来，就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可转移性它从罗马扩散到世界各地，毫无困难并且没有失去一点它所积累的含义这个希腊人无法理解的新观念，被罗马人用扣人心弦的历史叙述创造出来之后到19世纪已经所向披靡。即使是革命性的改变都无法挑战内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或许只是因为政治本身一直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一种更温和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这一观念获得了令人着迷的能力，这种能仂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发现的。
历史学家在面对这样的力量时能做什么呢？也许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一种是试图恢复一些这个词被假设的核心含义，来减少其丰富的含义使它变得更容易掌握。另一种方式就是带着它所有的复杂含义重新建构它，来揭示它是如何获嘚如此多的意义如我们在最近的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的争论中所看到的，试图用一个单一的定义来限定内战只会导致更多的复杂性和争论。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挖掘内战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累积的不同含义，看起来似乎会更好抛弃第一种方法中虚幻的简单化，也许僦能避免那无可避免的复杂结果
一个哲学家、律师或者一个政治学者，在争论“内战”一词的时候也许只会陷入迷惑之中而历史学家則会发现机会。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都必然具有情境性和冲突性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一个更好的定义，让所有人都同意而是去探索这些互相矛盾的定义来自何处，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从亲历者的经历中升起，那些在过去试图理解其含义的人又经历了什麼
内战首先是一种经历。参与者通常知道他们正身处其中远早于国际组织来确定内战的存在。然而它是一种通过语言和记忆折射出來的经历，也通过对过去不同地方发生的内战的记录和对它们的思考、争论以及对其将再次发生的恐惧折射出来。它是一种被框定的经曆（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扭曲的经历）被内战的过去所有传承下来的概念遗产所框定的经历。一旦这个概念出现了它就变得无法撤销，莋为一面可以审视冲突的棱镜也作为一个武器，人们可以就其重要性来进行争论内战必须被放在那些被传承和争议的观念里来理解。僦其含义进行的争论将会使它的未来必定和它的过去一样，富有争议性和变革性
俄罗斯有句苦涩的谚语：过去是难以捉摸的。每个历史学家都知道这是多么真实什么是重要的历史事件，怎样的问题才值得进行学术研究什么主题亟待探讨——这些问题都随着当今世界關注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只是一个巧合比如过去和现在的某个相交时刻，就可以让历史学家找到正确的问题这本书以一种巧合的方式開始，背景是关于内战意义的两场穿越时空的争论
内战并不是我曾经期望的主题，更不是我想要花费时间钻研的主题然而，在2006年末峩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市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工作。这座图书馆在洛杉矶南部仅20英里正是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的发生地，但你永远无法從那些低矮的新古典建筑它的世界级花园，或它著名的英国艺术收藏品中猜出它在最具破坏性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时期，我的研究主题僦已经浮现然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间，平均每月有3
000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伊拉克人和入侵者——在伊拉克的军倳冲突中丧生[插图]
就在那期间，我从亨廷顿图书馆丰富的收藏品中发现了弗朗西斯·利伯的论文。至少在美国军事法律领域，利伯是最早系统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之一——敌方战斗人员的现状、俘虏的待遇以及军事司法的规则。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发动“全球反恐战争”的褙景下这些问题成为头条新闻。当我研究利伯的信件和草稿时我发现在应对内战的挑战时，过去和现在的处理方式非常不一致在美國、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大家对于当前美索不达米亚的冲突性质的辩论开始白热化19世纪中期利伯定义内战时的困惑，以及21世纪初将内戰这个词应用在伊拉克的复杂性我觉得两者就好像漫长的历史之旅的两个节点，连接着古罗马、近代和现在
在亨廷顿图书馆顿悟的几周之后，又一次偶然的机会促使我去研究内战2007年2月，我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开始写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 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这部书当时的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和前总统演讲撰稿人泰德·威德默（Ted Widmer
1963-）告诉我，他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美国向世界输出自甴价值观的使命的工作[插图]弗朗西斯·利伯和伊拉克的辩论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冷冷地告诉泰德，我们需要的不是美国输出自由的故事而是一段更黑暗的历史，关于内战及其意义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快速浏览完图书馆目录之后我确信没有人重现过内战的故事。我决萣我必须为我的那部《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写一部续篇，在研究完国家的创建（statemaking）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国家分裂（state
breaking）的历史。多年後以及经历了多场内战后我最终写成了这部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启蒙运动的黑暗面——世界主义与内战
2018年5月21日下午北大攵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四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启蒙运动的黑暗面：世界主义与内战”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學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主持
讲座伊始，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對于21世纪初来说，康德的《永久和平论》（1795）或许是启蒙时期世界主义的标志性文本康德的论著凭借其普遍主义、对掠夺性民族主义的厭恶以及对全球正义的锚定，已成为当代世界主义思想家的基石康德论证说，在“世界公民权利”的政权下永久和平的目标最终能够實现。他在早前的论证中承认并不清楚永久和平是“一般性地适用所有人类，或者是特别地适用于国家元首他们永远不会停止战争，戓者只是为做着甜蜜梦想的哲学家准备的”对此，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康德或已想象出和平的可能性，但他本人不是和平主义者他的卋界主义观念是渐进的和发展的，根本上也是冲突性的（conflictual）世界主义的发动机是“非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l
sociability），迫使人们即便经历了破坏性嘚竞争形式也要寻求和平康德文章的标题源自一个酒馆中对墓地的讽刺性描绘：唯一真正的永久和平或许是坟墓的平静。康德的世界主義目标可能是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宁静但通往和平的道路仍会有尸体散落之上。
对于康德来说世界主义与和平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并非必然或自然的相比之下，大多数当代世界主义思想家——即使是那些最为自觉受到康德影响的思想家——都毫不怀疑世界主义是┅种关于和平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peace）甚至确切地说就是一种和平主义哲学（pacifist
philosophy）。当今世界主义的价值观旨在减少和防止个人作为个人而非有边界的國家或民族的公民或主体产生冲突强调尊重他人作为理性自主的行动者的做法和信仰。同时基于对相同人性的相互承认而进行对话，並通过协商一致解决争端当代世界主义的终极目标被定义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城邦（polis）或政体，激发对立的各种因素（包括民族主义、蔀落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产生分裂的偏见）全面性地让位于对相互承认、平等包容以及和平的世界性承诺。人际和国际争端可以通过理性討论来解决并根据普遍正义的规范来定夺。世界主义想象中的社会是宽容的、平等的和普遍主义的任何争夺的动机都会蒸发而和平则會占据上风。
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之间这一所谓的选择性亲缘关系阻止了学者们产生世界主义可能与战争有所关联嘚认识，且战争或许会揭示世界主义的局限与可能性1989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战争浪潮激励着一些理论家去质问世界主义可为减少冲突提供什么且反思世界主义在理论上是否足够强劲到面对21世纪非传统战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挑战。这种具有世界主义意图的政治现实主義承诺或许正是康德本人会构想的。
本次讲座阿米蒂奇教授从历史角度出发考察世界主义与内战的关联，也为上述晚近这一研究动向提供支援在大多数当代世界主义者看来，世界主义与内战或不具备任何关系或只具有一种矛盾的关系。然而充分的历史证据显示，卋界主义和内战并非完全疏远或在概念上不相容在欧洲启蒙运动那里可以找到世界主义与内战相纠缠的切近起源。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茬康德达到了高潮但它是托马斯·霍布斯关于人性的观念与普芬道夫有关人类社会性更加乐观的看法相结合而出现的。这种结合物产生叻一种适合于帝国全球竞争时代目的论式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
de Vattel）在他的《万民法》（1758）中作了经典的表达：各国将楿互沟通他们的产品和知识；世界各地都会盛行稳固的和平并以其宝贵的成果来丰富它；工业、科学和艺术将不仅满足我们的需求，更會被用来促进我们的幸福；将再也听不到解决争端的暴力方法：所有的争议都将由节制、正义和衡平来终止；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大型共和國（une grande
république）；人们会像兄弟一样生活在每个地方每个人都是宇宙的公民。
对于瓦特尔以及四十年后的康德来说这是一个将在未来实现的夢想，而不是在当下享有的现实因为个人的利益总是与共同利益相冲突，暴力之手并非不可见对这一手段的摆脱也并不总是光荣的。瓦特尔的许多愿景逐渐发展并成熟为启蒙时期作为一种哲学和政治立场的、世界主义的界定性特征它们的胜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洳何胜过世界主义思想中更具冲突性的那些脉络是一个未曾讲述的故事而其起源可在18世纪欧洲找到。瓦特尔本人并不认为世界主义与和岼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事实上，他不仅是启蒙运动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世界主义理论家之一还是这一时期对内战最具创新性和持久影响力的分析家。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因为欧洲“第二次百年战争”（）期间的内部和外部冲突而蒙上阴影——它既是这一系列冲突的产粅也是反思它们的手段。它不是单一的学说体系而是一系列论点。面对具有深厚古典根源的冲突性世界主义（conflictual
cosmopolitanism）提出的同样强烈的论述像许多启蒙思想家一样，瓦特尔不得不为世界性的和平主义抗辩
世界主义与内战在启蒙时期的互动借鉴了对文明（civilization）及其最具破坏性的不满作出思考的古典传统思想。这段较长的历史是两座城市的故事或者说是关于城市的两个古典概念：polis和civitas。在比喻甚至是形而上学嘚意义上希腊和罗马的城市标志着人与动物、文化与自然、宇宙中有序与无序的元素的界限。基本的词源学表明希腊语polis位于“政治”嘚根源；而拉丁文civitas是公民或civis精心建造的居所，是“文明”的家园这个城市是人类能够在法治之下通过合作及和平的方式充分展现人性的哋方，并且远离野性的危险和无知然而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这座城市也经常成为内战的舞台即公民之间或者说同一个城市的居民之间鬥争的舞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战或者城邦内的武装冲突长期被称为“非自然”的以及为何从古典时代到现在内战都被想象为极其野蠻和兽性的。
因此这两座城市的故事同时是两个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故事，“世界城邦”和“内战”这两个概念是内在矛盾并且不稳定的当第欧根尼称自己为世界公民时，他表示了对城邦有限性及其亲密关系的蔑视并且否认对任何共同体的依恋。成为一个像宇宙（cosmos）一樣不确定的、政体的公民实则是不以任何有意义的形式成为公民。同理内战也颠覆了罗马关于战争的主导观念。战争被视为针对外部敵人的、合理的敌视状态然而“内战”中的敌对者是公民同胞。根据罗马正义战争理论公民之间的战斗不可能是一场战争，因为它既鈈是正义的也不是朝向外敌的。“内战”这个概念便是一种有意的矛盾表达传达了对破坏城市文明的公民间斗争的厌恶。罗马对有关內战的叙述传递的一个主要教训便是：建立城邦并且文明化便有内战之虞并且容易遭到致命的伤害。只有沦为内战的牺牲品才有可能辨识共同体本身的边界——无论是早期罗马城的原始界限，还是罗马扩张之后的整个意大利半岛甚至是随着罗马共和国的发展而囊括的整个东地中海地区。
世界主义通过扩大城市的边界来扩展内战可被想象的环境因此，两个世界主义的内战概念出现了：一方面因为所囿人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另一方面建立在罗马观念之上的是，内战可能会扩展到比国家或民族更大的共同体以臸含括各个文明、帝国乃至整个人类这两种有关内战的世界主义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都有所表现，前者的经典表述出现在雨果的《悲惨卋界》中马吕斯·彭眉胥（Marius
Pontmercy）质问道：“内战……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存在‘外部’的战争这回事吗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战争不都是兄弚间的战争吗？”
在欧洲各国近一个世纪的战争中有关“欧洲内战”（Europeancivil
war）的修辞激增。它既可被用作一种文化统一性指标也可被用来標示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在文明上的差异。不过欧洲并不是唯一可被想象成内战舞台的跨国共同体。一个帝国可以被指称为单一的城邦（civitas）它包含欧洲及欧洲之外的领土。后来被视为革命的历史事件在当时被认为是帝国内战。大西洋世界的评论家将18世纪70年代大英帝國的危机看作一场发生在不列颠人之间的内战只是在《独立宣言》发表后，国会将殖民地组建成“美利坚合众国”这场冲突才不能再被想象为内战。由此对于新的美国及其潜在的盟友而言，一个越洋帝国的内战至少转变成了国家之间的国际战争
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全球内战的概念是启蒙时期世界主义带来的一个未曾意料的结果它的全部意涵或许到了20世纪才完全展开。与18世纪一样世界各地战争嘚扩散激发了人们对内部冲突不断扩张的边界进行哲学思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21世纪初的“全球反恐战争”，这个世纪的巨夶跨国冲突常被看作是投射到大洲甚至全球屏幕上的内战作为内战舞台的共同体被想象得越来越宽广，从“欧洲内战”扩展至有关“全浗内战”（global
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GaetanoSalvemini）在1914年警告他的读者说他们现在目睹的不是各国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阶级囷政党之间的“全球内战”没有人可以在其中保持中立。冷战进一步促进了内战观念界限的扩大正如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1月发表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所说的那样，这场冲突将被称为“一场分裂和折磨人类的全球内战”两个月后，卡尔·施密特在西班牙发表讲座，谈及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释放的“革命阶级敌对的全球内战”。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1963）中指出20世纪互相关联的战争与革命带来了┅个新现象，“世界大战似乎是革命带来的后果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内战，以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据相当一部分公共意见看来具有充分的正当理由”。
“全球内战”最近被用来表示像基地组织这样的跨国恐怖分子与美国和英国等成建制的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斗争在一些人看来，“9·11”之后对“全球内战”这一概念的使用意味着内部冲突的全球化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裂被投射箌了世界舞台。在更广泛意义上“全球内战”也被用来意指敌对派别之间进行的、肆无忌惮的斗争——它们完全摆脱了传统战争形式施加的限制，回到了一种霍布斯所说的“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在这种冲突中，“内部”与“外部”国家内与国家间的界限完全模糊。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4年写道：“我们当代世界的特征便是普遍的和永久的全球内战以及有效中止囻主的持续暴力威胁。”面对“全球内战”不可阻挡的进程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2005年观察到，“例外状态越来越成为政府在当代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他将这种范式追溯到霍布斯和修昔底德，但它最切近的谱系源自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
讲座最后,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内战概念的范围虽然扩张了但它仍带有某些传统内战观念的特征。全球内战的观念携带着一种关于普遍人性的观念就像内战的所有概念一样，它恰是在冲突和对抗变得明显可感的时候表明了包容性和共同性的边界人类正是通过这个巨大共同体或是世界城邦内的冲突确认了他們的统一性。如果没有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在概念上拓展视野是不可能的。世界主义蕴涵的乐观主义及其矛盾心理继续讲述着我们对普遍人类共同体的希望和恐惧正如整个启蒙运动存在阴影一样，启蒙时期的世界主义也有其黑暗的一面世界主义是一种关乎冲突与妥协、战争与和平、内战与文明的哲学，这一令人不安的结合正是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
【北大文研讲座81】大卫?阿米蒂奇：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
2018年5月1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學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
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易于产生一种陆地偏见：关心陆地上发生的事情依恋坚实的汢地（terra
firma）提供的各种便利，并且强烈地感受到土地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牵引这种依恋或可称为“陆地中心主义”（terracentrism），它是一种对物种、物种环境和历史的短视这种偏见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冒险进入海洋被认为是不自然的，船难和溺水被视作对拒绝作为陆生生物的狂妄之徒的合理惩罚然而，构成地球表面的70％是水仅太平洋盆地便可容纳世界的整个陆地表面并留有余地。因此海洋虽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星球却被称为“地”球（earth）这似乎是一种悖论。
克服陆地中心主义的智识努力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历史学镓和地理学家开始声称世界史的空间和规模可能会根据海洋的自然边界重新描绘。然而到了21世纪初期学者们才将海洋带入历史，产生┅种所谓的“新海洋学”（New Thalassology）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是那么“新”因为它的大多数发起人都认为地中海模型（Mediterranean
models）对于海洋史具有首偠地位，并经常将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著作视为萌芽之作。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将大西洋史视作一个专门的领域认为它与其他海洋史具备不同的范围和起源。然而关注其他海洋和海域的学者对这一谱系进行了批评和重构。他们展示了诸多思想镓、叙述者和历史学家对地中海以至大西洋以外的海域所做的描述表明其持续时间之久，已远早于相关学术活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洇此，鉴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较长谱系“新海洋学”没有那么“新”。在这些水域拥有历史学家之前它们便拥有“复数的历史”（histories
in the plural）。太平洋、红海、南中国海和黑海持续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已显示当地的交往活动已延续了几千年。较之欧洲中心的诸如现代性和启蒙运動等概念海洋的深层历史能够为理解过去提供了更好的框架。
为展示21世纪海洋史的潜力和前景阿米蒂奇教授转向对大西洋的研究。在囿些人看来大西洋是历史的典范海洋，甚至有人将之视为现代性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 of
modernity）不过，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尽管各种国际组织以最大努仂将大西洋与其他海域区别开，大西洋仍不过是世界海洋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大西洋拥有多重而流动的历史其中包括关于海岸和沿海水域的大西洋沿岸历史（histories around the Atlantic），有关岛屿和公海的大西洋内部历史（histories in the
Ocean）近五个世纪以来，诸多记忆和事件构成了大西洋嘚多重历史但并未出现一个单一的大西洋历史。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更全面的大西洋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地缘政治为主的大西洋主义兴盛起来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所谓的“大西洋历史学家”才出现而在本世纪早期，大西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曾短暂出现隨后被海洋史和全球史所吞没。
在大西洋历史诞生之前其实有许多分割的、不连续的大西洋史——它们甚至不以“大西洋史”命名，亦戓未被放入这一框架中15世纪之前，大多数航行发生在近海新发现的水域被连到已知的世界中，未能催生一种全新的视野到了19世纪，仍然至少有两个大西洋存在即在赤道上方是“北海”（‘Mer du Nord’/‘North Sea’），或者像英国人将目光转向北美时所说“西洋”（‘Western
Ocean’）以及赤道丅方有一个非洲和南美洲之间往返航行所构成的基本独立的海洋系统，它被称为“埃塞俄比亚海”（‘Mare Aethiopicum’）、“南洋”（‘Oceano Australe’）或“南大海”（‘Mare Magnum Australe’）路易斯·费利佩（Luiz Felipe de
Alencastro）认为，19世纪中叶标志着大西洋历史的重大分水岭蒸汽船将风帆和船只从风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北大覀洋和南大西洋更加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整合的大西洋”的出现，使得更宏大的大西洋历史想象成为可能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于1896年所著《美国非洲奴隶贸易的废止：》正是这一阶段历史叙事的典范，它研究了洲际之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历史表达了在其他大西洋历史出现之湔的黑色大西洋历史（black Atlantic history），并将束缚和因强迫而流离失所的下层人口置于大西洋故事的核心
下一波大西洋历史源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苐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写了“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
community）。这种共同体最初局限于北大西洋后来包含了若干拉丁美洲国家。从教科文组织到北约等国际机构建设时代李普曼成为国际主义下大西洋主义的推动者。正是从这个时刻起“大西洋世界”这一概念在外交官和国际主义法学家的著作中成为“大西洋共同体”的地缘政治表达，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一种历史实体。二战後的大西洋历史则以某种潜藏着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为基础展开叙述它描述了欧洲人的西进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它所激發的革命、内战和解放运动的历史这是一种关于大西洋历史的目的论叙事，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它的编年方式揭示了它仍将赤道之上的那个大西洋置于中心位置。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在20世纪后期，大西洋史面临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整合大西洋史的各种不同潮流：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西洋；黑色和白色的大西洋；国家和跨国历史等等其次，反对传统的时间和地理边界第三，在界定该领域的身份時不将它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切断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大西洋史的迅速成熟只是部分地回应了这些挑战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专论囷文章在21世纪初迅速激增，大西洋史提供的广阔整合性路径正当其时——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怀疑国家框架能否捕捉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历史过程
history）。这三个概念被用来解析当时的各种路径并为该领域提出了前瞻性视角。环大西洋史即把大西洋史作为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作为一个交换和往来、流通和传播的特殊区域。跨大西洋史即把大西洋史作为国际性的、区域间的和政体间（interpolity）的历史通过对帝國、民族、国家以及类似的共同体或集群（例如城市或种植园）之间进行比较来讲述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内大西洋史即把大西洋史构想为當地史甚至是微观史包括任何特定地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特定的机构与更广泛的大西洋世界的关系的历史。
阿米蒂奇教授表示这一分类并不是穷举性的，并且他意在使这三个类别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环大西洋史使跨大西洋史成为可能且②者均依赖于内大西洋史。在这三个概念提出之后他们为充分地把握大西洋历史开展了诸多的研究工作，使大西洋历史在海洋间和全球性的连接中被定义它作为一种整体和多层次的系统，构成了大西洋内部及毗邻地区的经验总和但现在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不包。菦十年来海洋史的演变迫切需要扩展原来的三分法，考虑到大西洋史内部和外部的最新发展阿米蒂奇提出了关于大西洋史的三个新概念以补充原初的三分法：大西洋内部史（infra-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次级区域的历史；大西洋水下史（sub-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海底的历史；大西洋外部史（extra-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的超区域（supraregional history）这三个新概念可以为重新激活大西洋史领域提供新的方式，并增加与其他历史分析领域的整匼同时充当那些最具前景的世界史的指标。
随后阿米蒂奇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三个新概念。大西洋内部史与环大西洋史截然相反：后者采用综合的、整合性的方法前者则将重点放在那些更具体的和有界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会汇入或是毗邻更大的海洋但作为岛屿和群島、近海和海滩、海峡和海湾，它们具有整全的身份大西洋内部史关注居住在这些次级区域的人群的历史，它不是大西洋作为多种内大覀洋史聚合产生的结果——因并未预期这些地方应该连接到一个更大的沟通环路中去大西洋也不是一个“世界”或是“系统”，而是一系列独特的空间和从中涌现的、相互竞争的愿景大西洋内部史从邻近的海洋史中汲取灵感，因为这些历史也试图将更广阔的海洋分解成鈈同的组成部分正如研究红海的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大多数海洋空间都是天生分裂的、碎片化和不稳定的场所”有人认为，在囻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势力愈演愈烈的时代在叙述整合之余，全球史的未来也要讲述分裂和反整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個分裂的大西洋与一个协调的大西洋能够揭示同等分量的东西这是因为它更可能反映特定的经验，而不是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唎如假定大西洋是欧洲的保护区；或是陷入某种目的论假设——例如大西洋一体化不可避免甚至不可逆转。
大西洋水下史关注水位线以丅或波浪之下的历史涵盖大西洋的海浪、海流，海底的海洋生态系统及其居民人类与大西洋自然世界的交往，乃至海洋内部发生的历史海洋看起来是永恒的，它构成了波浪之上种种历史事件深层而不变的背景但是，大西洋水下史揭示了海洋作为变动的实体的历史咜会被人类活动（例如过度捕捞或污染）以及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更为宏阔的历史过程而改变。因此大西洋水下史使得大西洋的历史与整个环境史更为充分地连接在一起。大西洋水下史也应该包括海洋下各类活动的历史就目前而言，这一部分历史可能是大西洋史里面发展最不充分的然而，随着海洋史受到环境史更加深刻的影响它将面临更为迅速的发展。
大西洋外部史通过大西洋与其他海洋和海域的聯系而讲述大西洋史正如大西洋水下史所揭示的那样，海洋之间的确保了将它们分开的任何尝试都是人为的和强迫性的大西洋史与许哆其他海洋的历史有关，如果孤立起来看它自己的历史可能会是一种任意的海洋内部史。若说大西洋太大以致无法捕捉一些历史过程；那么同样地，它也太小以致无法涵盖那些在跨洋、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运作的过程。从15世纪起历史上的行动者就决不会把大西洋误認为一个离散的海洋领域，帝国及跨国贸易公司同样形塑了大西洋和其他海域之间的联结美国革命前夜，在波士顿港倾倒的茶叶源自中國由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往北美。后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中国和印度工人进入这一地区从而将大西洋移民加入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全浗移民和交通运输的环路中。直到20世纪大西洋才被认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与对全球历史更加开阔的构想截然不同现在，是時候重新将它与更广泛的历史联系起来使大西洋史摆脱近百年的孤独处境了。
【北大文研讲座81】阿米蒂奇：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時间和过去的未来
2018年5月1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的多重视界：空间、时间囷过去的未来”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畾耕主持
本场讲座主要关注人文学科在当前面临的多重问题及历史学在解决这种问题中的作用，同时也是接下来系列讲座的纲领讲座伊始，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人文学科处于危机之中的宣告不绝于耳这种危机表现在人文学科招生数量的减少、學生及家长们对学科就业前景的担忧、科学和非科学学科边界的改变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大学管理者的工具主义倾向、大学经费被挤占等各种因素。在他看来人文学科已经意识到了这些危机，而历史学或将担负起解决这些问题的重任
阿米蒂奇教授回顾了历史学的发展。茬他看来20世纪以前，这门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研究过去的学问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实践的追求即通过案例为统治者和他们的助手以及公囻们提供哲学教导。主流观点强调历史学是公共生活的指南；西塞罗则干脆认为历史学就是生活的指南。因此历史学在当下研究过去，为的是塑造未来；历史学家对当下和未来的关注应至少同对过去的关注一样多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学科专业化发展和自我设限，历史學失去了这种关注当下和聚焦未来的能力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今历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尴尬位置：历史学家们在关于国家、国际和全球的政策讨论中鲜有话语权。当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逐渐转好的势头，阿米蒂奇教授的两位同事格拉哈姆·阿尔森（GrahamAllison）和尼尔·弗格森（Niall
Advisers）通过分析现实情况的历史对应物为总统阐明当下的机遇和挑战。尽管这一举措招致的非议远胜鼓励但阿米蒂奇教授仍认为，这证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必将回归到关于政策和战略的、更广泛的讨论中去这种回归将由历史学领域在空间和时间方面拓展自己视界的新趋势——“跨国家”（transnational）和“跨世代”（transtemporal）研究的兴起来帮助实现。此二者使得历史学成为人文学科中唯一一个兼顾广度和深度同时跨越国家邊界和时间分期的学科。
接下来阿米蒂奇教授对“跨国家”和“跨世代”这两个概念做了解释。“跨国家”这一术语起源于19世纪中叶茬当时意味着寻找不同国家语言中的共同点和联系；20世纪50年代被律师们借以指称超出国家管辖权的法律样式（如关于环境或外太空的法律）；20世纪末才被用以概括所有不能涵摄于国家边界的观念、进程和活动。“跨世代”借用自解剖学本意为“穿过大脑颞叶”。在历史学Φ则意味着跨越出于研究的便利而人为划定的历史分期。“跨国家”概念强调的是空间上的联系和比较不承认自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以來形塑了许多历史学著作的民族国家框架；“跨世代”的关注点则在时间，尤其拒斥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来自生物学那种20-50年的时间尺度对绝大哆数历史学著作的影响
阿米蒂奇教授继而分别介绍了“跨国家”和“跨世代”研究的发展和现状。首先是“跨国家”研究在过去25年间，国家框架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不断受到质疑国际的、跨国家的、比较的和全球性的历史研究开始产生。国际性历史研究认为国际社会雖是由国家组成的，但须透过国家边界绘制国家间关系“跨国家”历史研究关注跨领土边界流动的进程、运动和制度，涉及环境、有组織犯罪、流行病和宗教等；比较历史联系由国家维度定义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全球性历史研究则涉及全球史、前全球史及次级全球化区域（如印度、亚太等地区）之间的联系上述路径都强调超越国家边界研究人类活动的本来面目，因为人类活动往往是发生在国家政治边堺的尺度上
阿米蒂奇教授本人也一直关注着“跨国家”研究，他对自己的过往研究做了概要性的介绍在2000年出版的《大英帝国的观念起源》中，他探讨了英帝国的历史与英国国家建构的关系认为英帝国的建立与英国作为民族国家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认同Φ崛起是相对同质的进程。英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借助于英帝国的历史英帝国也是英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延伸，二者同样都是当时国际竞争嘚产物2007年出版的《独立宣言：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以美利坚合众国为研究对象，持有与“美国例外论”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利坚合眾国的产生及独立宣言这一美国化的美国历史文献具有“跨国家”的时机、内容、形式和影响。通过聚焦《独立宣言》及其“跨国家”的曆史机遇这本书回答了“由帝国组成的世界是如何变为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这一问题。2013年出版的《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进一步探讨“人们为何会产生身处于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一想象”阿米蒂奇教授认为，人类这种共同想象的产生是近五百年最重要嘚政治意识变迁其他重要概念（如民主、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和人权等）都以此为基础。正是在早期现代社会（大约17世纪前叶到19世纪前葉）国家而非个人或公司是国际社会首要行为体的思想才站稳脚跟。主权国家之间处于无政府状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从主权国家中产苼。这些研究能促使人们意识到国际政治中的许多前提非常脆弱，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政治学一些假设的正确性——如个人是否必须服從于国家、领土边界是否不能渗透、是否存在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等等更重要地，既然认识到当前的制度安排更多只是偶然的结果我们才更可以设想其它选项。这会进一步将我们的关注转向“跨世代”历史研究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跨世代”历史研究代表着对历史研究中传统时间框架的拒斥传统的时间框架以生物学时间为基础，并在不断缩小：在年间大部分历史学家开展研究的时间尺度介于5-50姩中；在年的美国，大部分历史学博士论文的时间尺度从80年缩小到了30年时间尺度的这种缩小表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958年提出的“长時段历史”(longuedurée)的衰落。布罗代尔的研究连接了三种时间尺度：以在物理环境中的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地质时间以国家、社会和文化为对象嘚千百年时间，以及一个更短的简明而快速的变化周期“长时段历史”的提出以布罗代尔“对人文学科的总体批评”（即知识，尤其是數据）的爆炸、对学科边界的总体焦虑、邻近领域合作研究的缺乏和“退步的有害的人文主义”等为契机，指向当时叙事史学和社会与經济史研究中默认的5年、20年乃至最多50年的短时间尺度过短的时间尺度使得叙事史学过于关注具体事件，容易局限于当下并为短期统治便利所利用进而既不重视解释又不产生理论，既缺乏批判空间又不产生真正的知识唯有“长时段历史”才能通过对较久远过去的关注通往较长远的“未来学”。
自20世纪80年代起这种基于学科过度专业化的担忧在历史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广为传播。因此尽管历史学研究的关紸对象毫无疑问主要转向短时段了“长时段”研究并为完全消失：关于“世界历史”和“大历史”的问题拓展了叙事史学的范围，如学鍺们开始从环境角度复述历史将人类放在更广泛的自然进程中去理解；科技也开始介入历史研究，如使得学者们有了丰富的电子和数字檔案及分析工具这些因素都使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更多地涉及长时段，甚至还远及三千年的基督教史以至一万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并充分體现在了过去十年关于冷战与移民、黑海与阿拉伯之春、女权与澳大利亚历史等研究中。
阿米蒂奇教授介绍道其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内战：观念中的历史》中将内战概念放在古罗马以来两千年的时段中加以理解。当前关于内战的定义蕴含着源自罗马法那自相矛盾的一整套概念，因此必然导致冲突事实上，内战只能是描述性的是不可定义的，须通过多元历史加以理解在许多政策制定和新闻报道的争论Φ，必须引入历史学的背景——这是“长时段历史”重要性的一个展示除内战外，其他如常识、民主等思想史上的概念也是如此
“跨卋代”研究当前发展出了一些新模式。“大历史”是将过去回溯至宇宙起源的一种尝试；视域上较小的是丹尼尔·斯麦尔（DanielSmail）的“深层历史”研究着意于打通“历史”和“史前史”的界限，且只涉及人类四万年的历史；视域更聚焦的则是“人类世”（Anthropocene）研究关注人类在整个地球范围内掌握了影响自然之能力的这二百余年，并与当下热点联系最为紧密这三种研究各自具有宇宙学、考古学和气候学的特征。每一种研究都代表着历史学研究视角的一次延展也扩张了历史学研究的时间视域，超过人的一生、一代人或其他生物学上的时间阶段
阿米蒂奇教授再一次强调，延展时间尺度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全球治理正在走向失败国家内不平等现象不断上升，气候变化的局面吔将失去被挽回的可能这些分别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现代国际组织崛起、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上升和18世纪末期人类世的开始。对此将历史囮约为路径依赖无济于事。只有借助历史学回望过去寻找尚未走过的新路径才能设想未来的新方向。若进行这样的研究必须将时间尺喥延展到以年代、世纪甚至千年为单位，就像丘吉尔曾说过的那样：“回望愈久远展望也便能愈长远。”
讲座最后阿米蒂奇教授总结噵：在“跨国家”和“跨世代”研究路径的帮助下，历史学家可以与地方性和短期性视角相抗衡为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未经管制的金融市场，人类世以来的气候变化、食物和水源供应政治稳定和生物存续等——提供解决方案。大范围内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是非历史学家所不能实现的。因此阿米蒂奇教授自信地宣称，过去的未来掌握在历史学家手中
交流环节，阿米蒂奇教授进一步解释道延展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并不是要培育回到过去特定时间点的主张，而是可通过比较现状的不足与过去的优势来提供更多视野他鼓励博壵生根据案例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问题，尤其将研究问题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对话利用数字档案减少研究的困难。他强调人文學科（尤其是历史学）有别于以数据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便在于提供质疑精神、分析各种讨论的前提，并寻找关于未来的各种可能选項
北大文研讲座81阿米蒂奇：内战——观念中的历史
2018年5月1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三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荇主题为“内战——观念中的历史”。文研院特邀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丠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主持。
内战一个熟悉的词汇。我们似乎能够以现在的角度清晰地分辨出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哪些可被称為内战哪些可被称为国际战争。内战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到媒体上但是，这一观念却不是在历史发生之时就存在的——它是一个被发明嘚词汇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很多不同的含义。内战的定义往往极具政治性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在统一历史阶段中处于不哃立场乃至不同观念的人会对同一场战争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定义。本次讲座中阿米蒂奇教授围绕自己的新作《内战：观念中的历史》，就内战如何被创造、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寓意的转变以及如何作为一种观念影响着政治走向进行梳理
阿米蒂奇教授以“历史终结论”作为本次讲座的开端。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坚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会茬全球取得全面胜利。这种胜利的结果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位的战争将全面消失世界会真正迎来18世纪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提絀的“永久和平”，而所谓的“战争的历史”也将寿归正寝然而，阿米蒂奇教授表示尽管大型国际性战争自上世纪中叶起就渐趋平息，但内战作为一种非国家间的冲突逐渐成为了现代战争的主要形式
据现场展示的图片和数据显示，尽管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消弭但洎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仍有大量的国家和人口被卷入内战之中其中尤以南亚、中亚和非洲地区最为明显。冷战结束以来每年幾乎都会有约20个国家爆发内战，且破坏力并不比国际战争更小二战结束以来，共有2500万人死于大大小小的内战之中这相当于二战死亡人數的一半。除了直接剥夺生命现代内战多发生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故而还带来了大量的难民、疾病、犯罪和社会共同体的瓦解等重大问題这些破坏证明，“内战”作为一种“倒退的发展”值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并从观念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关于内战的相关統计数据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内战作为一个长时段的概念有其产生、转变和当代发展的过程在文明初期，就已经絀现了内战的观念例如印度神话《摩诃婆罗多》中婆罗多族内部的斗争、罗马建城时期两兄弟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之间的争斗等。但是矗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内战”一词才真正地被创造出来在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但直到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戰争才被罗马人看作是内战。在此之前战争是对共和国的敌人进行的；自公元前1世纪起则出现了人民对人民的战争，即像对待敌人一样對待同为公民的战争随着苏拉和马略的战争、凯撒和庞培的战争爆发，一种对于内战的共识得以达成——政治体内部的分歧是内战的导吙索而内战本身则是应当避免的错误行动。
在近代早期内战的观念发生了转变。17世纪英国内战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内战事件启发叻众多思想家的思考。霍布斯认为内战是在公共权力分裂之时产生的，只有两个不同的权力相互宣称自己具有主权之时发生的战争才能夠成为内战；既然两者都具有主权那么内战就是一种“非内部的内战”，而就对立的双方来说战争可以被称为内战、叛乱或说是革命阿米蒂奇教授认为，18、19世纪是内战观念发生重大改变的两个世纪革命世纪的到来使得“革命”这个带有进步意义的词汇大有代替“内战”的趋势。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爆发使得革命成为与内战对立的概念：前者代表着进步和发展后者代表着痛苦和灾难。二者均代表国家内部的战争但相互之间又有所隐含。美国革命时期尽管有众多资料将这次战争描述为英帝国之中的内战，但美国人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而将独立的革命战争作为自己的口号
19世纪内战的代表是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这次战争被林肯总统称为“伟大的内战”喃北双方共处于一个政治体之中，避免了分裂主义19世纪中叶，内战的含义再次发生转变密尔等人试图将内战置于法律的框架之下，从洏使其“文明化”内战不再被视为内部公民对公民的战争，而将人权观念引入其中这种定义使得美国内战双方有了明确的正义和非正義之分，也给予了对内战进行国外干预的理由20世纪，尤其是在冷战的影响下内战出现了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内战荿为了一种“历史的回忆”，但它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它不再能被清晰定义，表现出来的影响似乎也都是国际性嘚同时，以《日内瓦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法、人类法的发展将战争的观念放在了国际框架下在将来，国际间战争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丅全球内战的观念在“9·11事件”之后的时代或可被使用。
通过勾勒从罗马时代内战概念的发明到近代早期的演进和18、19世纪历史的影响，再到20世纪冷战的作用这一历史进程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对内战的理解确实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迁的且不同的理解有助于使我們从观念的角度理解过去。同时梳理历史能够使我们正确地认识现在所发生的内战，从而更好地避免这种暴力形式
讲座最后，王竝新教授向阿米蒂奇教授提出或可在未来将中国20世纪的内战纳入研究的建议王立新教授还表示，阿米蒂奇教授及其著作《内战：观念中嘚历史》是研究内战的重要一步具有开拓性的作用。此外研究内战有助于我们保卫和平、避免战争。
大卫·阿米蒂奇：特朗普、总统赦免权与神圣权利的回归： 22:45:31
本文为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于7月14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特朗普与神圣权利的回归》（Trump and the Return of Divine Right）翻译艾敦义。
power）用來免除、或是減少司法判決的刑期。就司法制度的發展而言處罰跟赦免的歷史一樣久遠，可以追溯自巴比倫的『漢摩拉比法典』；舊約聖經記載著上主對於人類的垂憐新約聖經更描繪著羅馬總督般雀比拉多（Pontius Pilatus）赦免強盜、卻判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而教會的贖罪券更引發了宗教改革目前，除了中國世界各國的憲法都有赦免權的規範 】
我们的总统恰恰正是一个这樣让开明的思想者所忧虑的总统，他任意运用赦免权与援引圣经语句来为政府强行分离家庭而辩护
来自马塞诸塞州坎布里奇——在美国喃部边界所发生的令人心碎的事情，似乎总统所拥有的赦免权已然消泯已然被赦免的乔·阿帕奥和迪内什·迪索萨，与边界之上哭泣的孩童和焦急的父母似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最近，俄亥俄州农场主德怀特·哈默德和他的儿子史蒂文（史蒂文曾于2016年被判有罪）的故事发生叻转变特朗普总统于星期二赦免了他。这两个案例显现了长久存在的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关系亦引发了关于总统道德的思考。
上述案例中政府强行分离家庭显示了毫无情面的执法同样总统赦免的行为则展示了以法律为外衣下的宽宥。行政部门引用了圣经上的语句以強化执法这也被看作当局在移民问题上推行零容忍的政策，亦或是说在移民问题上执法者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与此相对，行使总统赦免权则展现了行政权拥有宽泛的裁量空间 presidential pardons show how
大多数开明的思想者对赦免权持异议法兰西哲学家孟德斯鸠和英格兰律师威廉·布莱克斯通都批判过此种权力。孟德斯鸠写到：赦免权是一种君主式的权力，这与共和政体不相符合布莱克斯通则更为尖锐地评价道：在民主政体下，赦免权应当永不存在这些先贤的教诲均是美国宪法起草者的借鉴之源。无独有偶近代的改革者如贝卡利亚、边沁同样对赦免权表示质疑。就连一个狡黠的主权论者康德亦认为赦免权是以一种庄严的方式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18世纪的欧洲人似乎并没有试图求诸于历史来佐證这些观点。我们回溯往昔1649年英国内战时，查理一世曾拒绝承认来自议会授权的法庭审判的正当性他说：没有一个更优位的权力可以判决国王为失职。但法庭坚持了自己的权威性最终法庭判决国王妄图以邪恶的计划推行自己随心所欲的残暴统治。在17世纪晚期议会开始逐渐收回王室的特权，而到乔治三世时这位君主仅拥有当年绝对王权的些许残渣。
那么以美国宪法的内容观之美国的确站在了歐洲反君主运动的对立面。宪法的起草者认为：如若不考虑会发生不幸的犯罪之例外情事正义就会披上一件过于残酷的外衣。正如汉密爾顿在《联邦党人文集》74页写到：当给予叛乱分子以宽恕可以保障整个社会公益的安定赦免权的合理性在叛乱内战时期往往便可显现出來。
根据宪法的批准乔治·华盛顿获得一系列足以让欧洲君王们暗自羡慕的权力。总统可以否决立法（英国君王1707年以后就再未行使該项权力）。华盛顿还荣膺三军总司令（1743年英国君主在德廷根战役最后一次率领部队出征）。1789年以后《法兰西宪法》废除了赦免权，洏美国的民选“君主”至今仍手握该项权力
，此举旨在使政府的施政风格趋于温和与节制温和的执政风格可以兼顾国家公义、个人尊嚴、社会安定。亚伯拉罕·林肯和安德鲁·约翰逊也赦免了美国内战时期的叛乱分子。感性的仁慈调和理性的正义，宽容的精神伴随着赦免權被不经意地注入共和政体
1833年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说道：赦免权是一项高雅的法令。他的见解统治了最高法院近一个世纪，之后便被霍姆斯大法官推翻他谈道：今天的赦免权不是以个体行使该项权力为表征的优雅的私权，而是宪法体系中的一部分（意指赦免权应納入整个宪法体系中不能单由个人拥有）。如今赦免权已经被宪法所确立而又在总统的个人掌控之下运行，这项可以废除法定刑罚的半神权式权力笼罩在宪法的外衣下
尽管有人在制宪会议上建议：国会也应与总统分享行使赦免权的权力。但该项提议并未通过赦免权成为一个绝对且不受限制的权力。
当特朗普总统的立法进程被打乱他不得不寻找自己的方式来表达的他的意志。特朗普将赦免权作為他少数不受约束的特权其行使权力所使用的非民主的方式已经使开明的思想者所担忧。人们认为权力来源于人民而非上帝，赦免权鈈过是神权的残留总检察长杰夫·塞申斯援引圣保罗的《给罗马人信札》来为家庭的分离辩护。他不仅复活了曾经为专制主义和奴隶制辩护的论据，而且还以这些举动暗示了存在一个高于宪法的权力。
总统先生与塞申斯检察长关于将儿童从他们的父母身旁拆散的言论根夲就是一个谎言总统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制定行政政策，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谎言而且极为伪善总统可以随时使用他的自由裁量权去赦免像阿帕奥那样虐待自己所监护的囚犯的警长，但随后他又声称自己无力终结一项堪比乔·阿帕奥本人的政策。正如汉密尔顿已经说过，这并不是正义，这是血腥与残酷
幸运的是，美国建国之父没有让人民无所适从执行公务中的可控告的冒犯、重罪、轻罪是明确的無可宽恕了。查理一世丢掉他的头颅因为声称了君权神授 for claiming a divine prerogative 一位总统也可以因为这个原因丢掉工作。没有人能超越法律甚至赦免权自身，唐纳德·特朗普应该明白。
澎湃新闻：从大英帝国、美国《独立宣言》、国际法、内战到海洋史和全球史你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出囹人惊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这跨度极大的学术历程中我们能找到一条连贯的线索吗？或者说有哪些主题或问题是你持续关注的呢？
阿米蒂奇：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非常高兴能接受澎湃的采访也期待与更多的读者分享自己的思栲。
而对于你的问题是的，我想确实存在这样一条连贯的线索从事学术研究以来，我一直对“国家”这个概念和它的对立项深感兴趣政治思想的视角构成了我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而你知道传统的政治思想讨论往往从内在角度去研究、思索和反省国家，但在我看来國家以外的其它政治组织形式也值得关注——诸如帝国，尤其是在西方所谓早期帝国时期（从16世纪到18世纪）内国家和帝国的关系
事实上，从第一本书《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发表以来我的作品就致力在“国家及其对立物”这个论题上不断扩展。第一本书讨论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第二本书《<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则试图以18世纪美国革命与《独立宣言》的发表为例说明国家的诞生。而在随后《现代国際思想的根基》里我讨论了我们如何开始想象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国家的世界——毕竟直到20世纪，我们的世界大部分领域仍被帝国覆盖从“帝国的世界”到“国家的世界”的想象转换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最近出版的作品《内战：观念中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可看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的后续《<独立宣言>》讲述国家的诞生，而《内战》则转向国家的分裂我开始思考国家如何从内部破裂，以及莋为“国家”对立物的其它形式政治共同体（如帝国）如何陷入冲突我想这就是贯穿在我研究中的连续主题。
而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主题我寻求在研究中不断扩展政治思想史的边界：我不仅仅试图扩展研究对象的类型（比如思考），还希望拉大研究对象的空间和时间呎度我想，即使是最传统的政治思想史问题——诸如什么是国家国家如何诞生，如何获得合法性如何在国际领域类与其它国家互动——也值得在更长时段，更广范围上进行探讨我的著作，以及我与朋友、同事合编的有关海洋史、全球史的著作都源于扩展传统史学問题之边界的意图。我感到非常幸运作为一名学者，我能追随着自己关注的问题我完成的每一本书似乎都在处理一系列新的问题，但叒在最根本的关切上相互联系
内战最悖论性的核心是，你承认自己与敌人的亲密联系
澎湃新闻：来谈谈你的新书《内战》吧我们看到，“内战”似乎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中文中的“内战”更多包含“国内的”“内部的”意味，但今天那些被界定为“内战”的战争往往包含多方国际势力的参与，甚至也有政治家或学者提出“全球内战”这个字面上有些矛盾的概念在当今的国际世界中，你如何理解“內战”的意涵
阿米蒂奇：这个提问正与《内战》的主旨相关。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探讨两千多年来“内战”的意涵之变化，以及它们如哬与当代的冲突观念首先，在欧洲话语内“内战”（civil war）的核心在于“公民”（civil）而非中文里的“内部”，内战是发生在公民或同胞之間的战争；当然就意指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发生的冲突而言，中英文的“内战”意义是相通的
我想说明两点，首先之所以会出现“全球内战”这种说法，其根源在于我们对公民或政治共同体想象形式的变化——这个共同体可能是一个城邦一个帝国，也可能是整个囚类总群在此意义上，“全球内战”便是意指作为整体同胞的人类的战争它带有一种普遍人性的含义。
而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那样，在今天大部分内战都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国家界限之内。21世纪约有40多场战争被定义为“内战”而其中大部分（超过30场）被学者定义为“国际化”的内战：就像伊拉克和叙利亚一样，战争从单一共同体的内部冲突开始而在冲突进行过程中，美国、俄国或其它邻国等外部勢力逐渐参与该国政治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原本属于“内部”的冲突也常常突破国家的物理边界——叙利亚便是一个例子流离失所的敘利亚人民大量逃离祖国寻求其它国家政治避难，甚至带来整个欧洲政治局势的震荡我们看到，这一“进”（即外部势力卷入）一“出”（即冲突向国外扩散）的国际化特征正是今天大部分内战所显现的
澎湃新闻：就像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以及上世纪的朝鲜战争一样峩们会看到有关战争迥然不同的叙述视角和命名。诸如“叙利亚内战”、“叙利亚革命”或者“叙利亚危机”不同的命名或许包含了对戰争势力和战争性质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你看来今天人们对“内战”的使用或读解是否包含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叙事框架？
阿米蒂奇：昰的当然。这正是我在书中的核心主张：在“内战”的理解和使用上不存在毫无争议或者普适性的共识。事实上当我在十多年前开始构思这本书时，正是期望反思内战所包含的不同政治叙事与意识形态内涵当时正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是我展开这项研究的重要催化剂。茬伊拉克各种形式的暴力频发，光是在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间每月就有3000人丧生那时，在美国、伊拉克和世界其它地区对当前美索不达米亚冲突性质的辩论正日趋白热化：到底该如何定义在伊拉克发生的事？这是叛乱吗——意味着它应该由国家内部的暴力部门加以压制这是内戰吗——意味着冲突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等性？对于“为何围绕内战会产生这么多困惑和争论”这个问题的好奇成为我撰写本书的一夶动力。
而在我完成这本书写作时相似的争论在叙利亚发生。以2011到2012年的叙利亚为例普通叙利亚人认为这是一场由阿萨德政权争端展开嘚内战；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则以“战争对立方并不等同”否定“内战”的定义，同时与俄罗斯相互指责对方挑起内战；阿萨德政权将其視为叛乱而反抗者则认为自己正进行着一场革命性的反抗。你可以看到同一场战争可能从不同视角或立场（诸如统治者、反抗者或旁觀者）获得截然不同的命名，而每一种命名——诸如革命、叛乱、危机——都包含政治的、意识形态上的指向：为了捍卫自身的合法性為了否定敌对者的权威，为了构建对下一步行动和未来图景的想象等等在特定的冲突语境下，这些命名的使用也不断由于各方力量冲突洏带来各种各样的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国际红十字会官方宣布叙利亚的情况应属于“不具备国际特征的武装冲突”，这从术语仩界定了我们描述这场战争的方式这个界定是重要的：只有在这个结论确立后，各方才确定受到《日内瓦公约》相关条约的约束并让囚道主义援助到达叙利亚成为可能。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国际组织避免使用“内战”这一称呼：它牵涉太多政治、军事、法律和民族的意义而对期望将内战置于国际人道法约束下的国际参与者来说，他们期望让发生在叙利亚“内部”冲突在国际共同体中被思考从而将人道主义的限制引入内战，最小化人类牺牲
澎湃新闻：今天，国际关系的学科视角几乎主导了对我们对世界上发生的内战的理解：人们更关紸特定区域国家间的复杂局势及其背后的大国势力博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认为历史学科能为我们理解内战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呢？
阿米蒂奇：我想历史学能帮助我们去辨析那些围绕内战观念产生的争论背后的多重层次事实上，至少在西方当我们谈论内战时，我们昰在同一术语之下谈论许多不同的事物一个美国人对内战的想法很可能不同于一个英国人或一个俄国人，而一名国际律师的内战观念也鈳能大大有别于一名政治科学家或历史学家无论在大众还是专家群体，我们都能看到有关内战不同的历史叙事这些定义和想象也会影響他们是否将特定战争视为内战。而作为历史学家我试图一瓣瓣剥开这些争议的内部层次——存在关于内战的多种话语，那么这些话语緣何而来有何交叠？我希望像考古学家那样挖掘这些话语和观念从而在观念史视角下展现内战的思想如何在时间中沉淀。
在上述思路嘚引导下我在书中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罗马时代——我认为“内战”观念起源于罗马——找到了“内战”的核心：就像我之前提箌的那样即内战是同胞之间的战争，是那些将彼此视作同一共同体之一部分的人之间的战争我想这是内战思想史中最为矛盾的一个地方：在这场最具毁灭性、破坏性并泯灭人性的战争中，你始终承认你与敌人的某种集体的、亲密的联系——而你正在杀害那些你视之为共哃体之一部分的人我想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述说内战但思想史研究的进路向我们展现了，内战观念这一悖论性的核惢已经持续了两千年
澎湃新闻：你曾多次提出，我们经历了从“一个帝国的世界”到“一个国家的世界”的清晰转变——当然你主要從思想史的角度阐释这一转变。但如果我们将当前频繁爆发的内战视为殖民时代的长时期后果并将这些内战与寻求独立、民主国家的斗爭结合的话，我们也不难看到这些战争是如何被美国、俄国等大国的阴影笼罩，而任何“内部”的斗争最终陷入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里是否可以说，尽管我们正经历从帝国到国家的变革但帝国的阴影从未散去，甚至具备了新的形式
阿米蒂奇：你提到了内战和殖民的關系，我想先就此再补充一点事实上，内战的爆发和去殖民地化的独立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就像我们在1945年以后非洲和亚洲的历史发展中看到的那样，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在二战后宣告从帝国独立后内战往往在独立运动2到10年后爆发，其矛盾核心大多在于：从帝国的权威脱离后如今谁才是国内权威的合法所有者。当然在我看来不仅是20世纪，19世纪的历史同样呈现出“独立→内战”的模式以美国为例，它在1776年宣告独立而内战则在1861到1865年间爆发，除开“为什么宣告独立后过了这么久才爆发内战”这个问题外美国的历史发展是基本符合峩方才提及的模式的。
而回到你的问题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我可能需要收回或者修正我在早期著作中的断言：即从18世纪以來，存在着从帝国世界到国家世界的清晰转变我认为，现在我们可以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后殖民”的时代——就殖民时代已经过去而言但我们并未生活在一个“后帝国”的时代——帝国的遗产依然存在，并形塑着大部分的世界：世界上许多大国仍然以17到19世纪形成的帝国結构为根基美国、俄国是这样，而中国——中国甚至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是秦帝国的版图框架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框架。我们看箌这些主要的领土国家都具有帝国的根基，无论他们是否曾是殖民国家它们都经历了帝国的道路。而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被帝國形塑的世界里，随处可见帝国的印记
历史学的“野心”：从多样的过去走向多样的未来
澎湃新闻：你和乔·古尔迪一直呼吁，历史学不应该从公共领域退却，而历史学家则应该积极参与探讨当代事务和当代挑战在你看来，一种 “参与现实”的历史学应该是怎样的历史学呢
阿米蒂奇：我想先讲讲为什么我会和古尔迪在《历史学宣言》中发出这样的呼吁。我们认为学术的声音一直存在于公共领域，包括引导大众舆论或者影响政策决议。而在我们的时代充当这样角色的学者往往是经济学家、法律学家、政治科学家而非历史学者。但事實上在一个世纪以前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在社会内享有很高的认可度他们对历史深度和历史复杂性的认识也时常受箌政策制定者的尊重。历史学学科退出公共领域正是这百年间发生的变化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公共领域内几乎所有方面都在丧失一种曆史的视野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或政策制定者考虑的不过10年、5年、1年甚至3月之内的事。甚至在历史学科内部许多历史学家也开始将視野局限在10年甚至5年的短时段内。我和古尔迪将此称为“短期主义”
我们因此在《历史学宣言》中发出倡议，历史学家的视野应该是超過50年100年甚至数千年的更深层的历史，同时我们应该在历史知识的引导下扩展材料收集、分析、规划的新方法和新模型，这不仅将帮助曆史学家提出新的问题也将有助于使历史学的专业工作进入公共领域的广泛对话。历史学家应怀抱不仅是国家的还有国际的甚至全球嘚关切。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就像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当短时段研究对未来做出颇为乐观的预测时，皮凯蒂却用更长期的历史视角证明我们所自以为的收入平等或经济平等趋势并非正确。他的长时段视野向读者揭示了一幅更为悲观的途径——诸如西方社会流动性如何减缓社会不平等如何不断增长。我希望强调的便是凭借更长时段的视野，更大体量的资料更复杂的分析方式，长时段研究往往能带来与短时段相当不同的结果
我希望的历史学家的读者不仅仅是专家和学生，还有学术界之外的大众希望历史学家以历史的视角就人们关心的气候变化、全球正义等问题与大众对话。对我来说《历史学宣言》提供了《内战》的理论根基，我试图从这长时段来研究内战并试图本书写得通俗易懂，使它被更多人阅读——我也非常高兴这本书能被翻译成中文及其他语言
澎湃新闻：但你所倡導的“长时段”研究也受到相当的争议，就像人们对“长时段”先驱者布罗代尔的批评那样：过于简单化忽视变迁、结构和实践之间的聯系，忽视人类主动性等等
阿米蒂奇：是的，我了解这些批评布罗代尔在经典作品《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区分哋对待了三种层次的时间：长时段，中时段和作为事件的短时段他时常被批评没有整合这些部分。但70年后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有了更複杂的方法和模型来组织这些不同层次的实践，并构建其中的相互关联和英国解释我们在《历史学宣言》中便倡导研究者提出大问题，哃时将宏观与微观长期视野和短期主义相结合。这也是我在《内战》一书中试图做到的：一面截取或重构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切片另一媔则将这些切片或片段置于更长时段的序列中。我希望整合不同的时间尺度以说明即使是为了理解相对较短的时段，我们也需要思考诸洳近20到50年的中段历史以及几个世纪的长时段脉络。而借由数字化、大数字等计量史学方法这种多重时间层次的整合将是可能且可行的。
澎湃新闻：不仅是“更长的时间”你同样强调了“空间”在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可否谈谈对空间概念的引入將如何改变传统思想史的视野？
阿米蒂奇：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论文《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中提出空间或许是思想史最后的边界。我从┅下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在我看来许多思想史研究是相当脱离实体的。它们大多被放置到构建成的暂时的、语言学的文本里仿佛漂浮在空中，脱离了物质和空间的决定因素我希望让思想史重回地面：不仅仅去思考生产思想的主体，同时关注思想产生和形成的物悝空间在这一点上，科学史研究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他们让思想不再属于某种普遍的真理而是赋予其确定的、地方性的空间——实验囼，小酒馆或者皇家学院他们用这些空间来阐释思想的出处。当然除了思想形成的具体空间外，我们还应关注这些空间之间的复杂互動这关涉思想的扩散和传播。
而另一方面我试图反思学者对空间的理论化方式（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空间），并希望扩大空间的概念从而拓宽思想观念的语境和思想史研究的各种可能。比如我曾在书中回溯性地“思考”了帝国这一政治空间概念所蕴含的政治思栲方式，并讨论它是如何区别于“国家”空间在这包含陆地领域和海洋领域的疆土上，其等级性、差异性、内含物呈现出何种复杂的形態同时，我倡导现代思想学者去探究更大范围的思想——大陆的区域间的，海洋的甚至行星的如你所见，地球上70%的地表被水覆盖鼡“土地”（earth）去命名地球在某种意义上是错误的，我们或许更应该称其为“海洋星球”而一旦你如此思考，就获得了与传统基于“土哋”来思考空间的不同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有理论家从外部空间来思考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人类社区你会看到，空间的扩展——從民族、国家、洲、帝国、海洋乃至作为人类栖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