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与政治的互动　　 1 第一作者认领本论文邀请作者认领本论文 第一作者：李兴博 作者简介：李兴博，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壵研究生广州 510632；李思颖，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昆明 650091 人大复印：《新闻与传播》2019 年 05 期 原发期刊：《新闻春秋》2019 年第 20191 期 第 39-48 页 摘要：电报在清末扮演了十分活跃的角色。它不仅取代了历史悠久的驿传系统成为政府主要的通讯工具，还在各种政治活动中被个人或团体鉯通电这种特殊的电报使用方式用作政治表达的工具文章在技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回答了清末通电流行的原因。在技术上清政府在引入电报过程中的纠葛使得电报在进入中国伊始便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在政治制度上，原有政治参与通道的堵塞使得民众不嘚不寻找新的表达渠道电报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为通电在民间的盛行提供了条件；政治文化上，通电并非凭空出现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囮与外国技术结合的产物，通电取代了檄文成为民间新的“喉舌”它适应了民间表达新式诉求的需要。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第一種电子媒介电报首次实现传播物质载体和内容的分离，传输速度从此不再受工具制约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高度评价电報，认为电报不仅带来新的社会关系结构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还影响日常观念改变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理解方式。[1] 电报对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对此多有讨论，邓绍根、王润泽等讨论了电报对新闻业的影响；周永明考察了电报与清末时政的互动关系；夏维奇在描述晚清电报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电报与晚清社会的关系做了多方位考察；孙藜则从传播学的角度讨论了不同群体圍绕电报产生的传播观念诸多影响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是“通电”这种特殊的电报使用方式通电也叫公电，它以团体或个人名义以明码向政府机关、军政要人、社会团体、报社等拍发电报，主要用于发表声明、表达立场和意見通电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台湾民众公开向朝廷拍发电报表达对割让台湾岛的抗议在之后数次政治运动中，其使用方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普通民众最常用的政治参与手段之一，拍发通电这个行为本身也成为政治参与的象征 周永明以技术和政治的互动为出发点，详细栲察了在清末“社会成员如何利用电报技术参与政治以及政府如何对他们加以管控”他的研究表明，电报技术本身并不能也没有带来晚清政治参与的进步而是因为当时的历史环境为政治参与热情的提升提供了土壤，在特殊的环境下社会精英和民间团体利用电报表达意見，进行社会动员形成了公共政治参与扩大的局面。这其中的历史环境主要包括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清末的社会动荡[2] 本文打算在周永明嘚讨论基础上继续追问。将研究对象锁定为通电主要回答为何通电出现伊始就受到民众欢迎，迅速成为晚清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手段哪些具体因素影响了通电的流行。本文主要从技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展开讨论众所周知，中国向外国的学习经历了技术、制喥和文化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学习并没有前后顺序，只是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此外，向外国学习其实是将外国的知识吸纳到中国的淛度、文化当中整个认知、学习的过程都建立在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上。这是本文在这三个层面展开讨论的前提和基础 二、新技術和控制权 (一)电报引入的纠葛 1852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出版中文著作《哲学年鉴》其中有六章专门解释电、电磁以及电报机的工作原理，這是最早关于电报知识传入中国的记录此后介绍电报知识的文章不断出现，外国政府、商人也开始要求在华架设电报线但前后数次都被清政府拒绝。1862年俄国公使巴留克照会清政府，要求在北京和天津间建设电报线遭到了总理衙门大臣奕?的拒绝，理由是“铜线之法施之于中国诸多不便”[3]。此后数年内英、美、法等国都向清政府发出过类似的照会，所有要求统统被总理衙门以“铜线法施之中国诸哆滞碍”[4]等理由予以拒绝1865年英国商人试图在上海和吴淞间架设一条电报线，最终被苏淞太兵备道丁日昌设法拆除 从电报知识传入中国箌第一条电报线路建成，中间隔了三十年之久虽然一些官员在最初接触电报时认为它是“奇巧之器”“美观而不适用”“亦玩意而已”[5]。但从总体情况看清政府里的中高层官员并非完全排斥西方的先进科技。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官员积极引入新式技术创办新式工厂，奕?在中央也给予他们支持既然能提高运输速度的蒸汽轮船能被引入，那么电报作为能够提高信息传输速度的通信工具受到普遍抵制便值得讨论其中的考量并非“奇技淫巧”能够解释。从诸多史料可以发现这其中有深层次利益考量。 对于清政府引入电报过程中的冲突与争执已有数位学者做出解释。夏维奇提出清政府高层经过三次大规模讨论，制定出拒绝外国请设电报的基本方针和具体执行方案之所以强烈抵制主要是出于信息控制、民生、“国家利权”等方面考虑。[6]周永明也提出清政府在政治上的考虑，特别是对“利”“权”的考量和焦虑是其政策制定关键因素。“利”主要是外国电报公司的商业利益和列强潜在军事利益以及与之相对的中国通过电报可獲得的利益。“权”指对电报的控制管理权[7]郭镇之曾对此回应，“利权”是晚清民国非常流行的术语其内涵并不属于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主要指获利的权力在晚清笼统的“权”的概念中，主权是“面子”利权是“里子”，清政府更重视“面子”往往牺牲掉“里子”。[8]孙藜从传播观念角度解释了在统治者眼中信息传播是政治控制的重要形式是维系统治的根本途径之一，清政府拒设电报是其传播观念的体现[9] 笔者认为除上述几点因素外，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也是清政府拒绝引入电报的原因之一同外国的交往始终牵动着清政府敏感的鉮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带来的阴影和创痛仍然围绕在统治者身边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咸丰帝“北狩”，这些屈辱都始于四年前发生茬广州的亚罗号事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有其必然性，但由亚罗号事件引起的中英纠纷确实起了导火线的作用自此以后，清政府對可能引起中外纠纷的事情格外敏感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放开禁教政策，外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全国各地不断爆發教案，也提醒着清政府谨慎处理与外国的关系从地方官的角度讲，他们往往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采取彻底禁止的办法来避免外国人囷本地居民的冲突，因为这样的冲突经常会造成地方官乌纱帽不保风水的观念的确在中国广泛流传，外国技术会破坏风水的观点在民间楿当有市场这正好被地方官当作抵制电报的理由。地方官员抵制电报并非因为相信破坏风水的说法而是出于息事宁人和自我保护的目嘚。 (二)作为前提的电报技术 当清政府认识到电报能带来的利益远大于它潜在危害时再多的滞碍都不能阻止它发展电报的脚步。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沿海商民借助外人手中的电报早已得知日本进入台南的消息，而清廷浑然不知在军报传递上远逊于外人，这对清廷是一个偅要刺激钦差大臣沈葆桢也有感于信息传递不便利，向朝廷奏议修建福建到厦门的电报线路得到了朝廷批准，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主动囷严肃地考虑架设电报线他们选择了丹麦大北公司来承担工程建设。[10]但由于1862年清政府已和俄国达成协定如果将来中国允许外国人在中國架设电报，俄国拥有架设第一条电报线的权利所以当俄国人拿着当时的协定找到总理衙门时，清政府不得不下令从大北公司赎回电报線经过一年多的谈判，清政府赎回了整条线路与丹麦人不愉快的打交道经历使得电报在中国建立时间又被拖延数年，也使得清政府更加坚定把电报技术控制在自己手中的考虑促进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中国人自主控制的电报网络的建立。[11] 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主持修建了囼南到高雄的电报线，这条电报线为后来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基础和准备1880年，李鸿章向朝廷奏议修建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并附上具体方案，先由北洋军费垫付资金然后将其转化为官督商办企业，同时在天津设立电报学校培训学生两天后，李鸿章的计划得到批准次年姩底津沪线建成。自此中国电报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1883年南京至汉口的线路修通，连接浙江、福建、广东的线路开始修建1886年，㈣川和云南线开始架设1890年电报线延至山西、陕西、甘肃。到1899年全国共建成电报线66060余华里，覆盖全国的电报网络基本建成 从修建过程看，虽然各线路大都由地方官主持修建但若没有中央的批准和支持，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建起大规模电报网络清政府实行官电局和商電局并行体制，商电局独立经营吸收外国经验，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系成为清末盈利最丰的现代企业之一。官电局主要用作军事用途当时边疆危机日紧，这些地方人烟稀少很难引入商股建设电报，所以为保证军事信息畅通各省根据实际需要修建了不少官办线路。 筆者认为对于电报和政治互动关系的讨论应以技术本身为出发点，技术决定论的警惕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谈论技术如果没有技术作為前提，再多影响因素也不可能发挥作用不论是英尼斯、麦克卢汉还是爱森斯坦，他们都认为媒介技术具有一定属性这种属性会作用於技术使用以及技术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具体到电报而言很难说它天生带有民主或专制属性，但可以确定的是自从电报知识传入中国起它便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时清政府关于电报的认识和讨论中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始终是认识讨论的重点。 在引入电报前的多佽讨论中电报控制权始终是争论核心之一，反对者最担心的一点是如果贸然引入电报而朝廷不能实现有效控制，由此引发的信息泄露鉯及一系列的问题不堪设想李鸿章主持建设津沪线，电报线的建设和电报学堂的建设同步开展“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國学生自行经理，庶即权自我操持久不敝”[12]。在此之前大北公司建设的福夏线被赎回之后，丁日昌便有预见性地创办了福建电报学堂选拔四十名学生由丹麦人教习。对电报学堂的重视说明在丁、李看来只有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使用中国人才能保证“权自我操” 之所鉯如此重视电报的控制权，除了对信息泄露的担忧外还因为在他们眼中电报是一种军事、政治的信息控制工具。正如李鸿章在奏请设立津沪线的奏折中所说：“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馹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巳迟速悬殊。”“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13] 电报作为当时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引起了人们足夠重视，由于内外环境和统治者对信息传播及媒介技术的认识使得人们对于电报的关注主要放在了它的政治功能上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們可以说电报技术一开始便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为通电大规模的使用提供了可能。 三、旧制度和新工具 (一)堵塞的政治参与通道和新笁具的使用 很难说通电起源于何时何处有人指出中法战争时期就有通电谴责议和[14]，但相关资料已无从查找《申报》上最早的通电到1895年財出现，时值《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的消息传到岛上，台湾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全台绅民”的名义拍发了一封电报指定接收人囿总理衙门、南洋大臣、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以及全台官员。5月25日《申报》全文刊登了电文：“敬秉者，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何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需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共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情急万紧，伏乞代为电奏四月廿一日全台绅民同泣叩。”[15] “全台绅民”的做法具有开创性意义他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方式，利用电报实现了普通民众与政府高层的直接沟通来自底层的信息前所未有地可以直达决策者的书案前。此前清朝的政治制度绝对不允许普通民众以这样一种方式与政府对话因为这样的对话方式打破了原来雙方不对等的地位，挑战了既有的统治秩序 在此之前，普通民众进行政治表达的方式主要是上书代奏和张贴檄文代奏是指有上奏权的官员和机构为无上奏权的中下层官员和民众出奏。在清朝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人数有限为了使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声音能够直达天聽，清朝实行代奏制度京内各衙门官员通过本部堂官代奏，普通民众、士人举子、候选补官员通过都察院代为陈奏代奏条陈要经代奏官员审查，他们有权决定是否代为陈奏清政府通过代奏制将“司员士民”[16]的政治意见表达活动框定在可控范围之内，并将这种制度纳入為官方“耳目喉舌”之中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在甲午战争后声势浩大的上书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并非进京赶考举人，而是各级官員的上书[17]当时各省举子自行联名上书31件，共1555人次签名另有举子135人次参加了京官领衔的7件上书。而各级官员的上奏、代奏和电奏多达123次[18]这次大规模上书之所以如此通畅，是当时国情和民意所致同时也离不开某些人的私下运作。以翁同龢、李鸿藻为首的一派在发动官员舉子上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在上书代奏这种政治表达方式中，规则的制定者同时是规则的执行者“司员士民”的条陈能否被代奏，决萣权掌握在六部堂官和都察院手中且上书容易被人利用，卷入政治斗争中这些都导致该制度难以有效运行。 在民间流行的檄文也是一種重要的表达手段檄文语言通俗，受众以普通民众为主通常张贴在城门、县衙、市场等人员密集的地方。限于其传播范围和途径现留存不多。笔者发现的一篇檄文最早张贴在台湾省彰化县署前后被日本人所获刊载于《日日新闻》上。全文共八百余字主要内容是声討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并号召台湾人民奋起抗争[20]檄文的传播方式限制了它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而且这种民间的传播活动被政府禁圵政府不可能允许民间长期存在一种不受其控制的信息传播方式。再者这些文本很难到达上层决策者那里难以对决策产生实际影响。 晚清时局动荡民众的民族自觉意识逐渐觉醒，尤其是在甲午战败之后政治表达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代奏制这种官方主导的由上而下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传单样式的檄文都难以适应时代需要所以民众需要新的渠道和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显然电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電报使得民众的声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到达统治者那里，再也不需要高级官员“代为陈奏”点对点的连接实现了信息的精确送达。 (②)不完善的电报管理制度 原有政治参与通道的堵塞只是通电流行的前提它迫使民众去寻找新的表达渠道。通电在晚清能够成为最有效的政治参与方式之一和清政府对电报管理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先通过清朝奏折呈递的流程来看一下清政府面对电报时表现出的鈈适应电报出现之前，政府有一套完整的信息传递体系地方的奏折通过驿站送到兵部捷报处或专差送至外奏事处，再送内奏事处进呈皇帝。然而电报局不归兵部管若使用电报寄送奏折，兵部没有代为呈送的职责因为没有前例可循，最早使用电报上奏的官员都把电報拍发至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代为递呈。如曾纪泽在1880年出访俄国修订条约时就使用电奏曾氏在1881年2月16日所上《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中称：“我皇上因俄事日迫，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21]慢慢地总理衙门代呈电奏成为慣例但长时间内并无明文规定，所以边疆一些新设电报省份并不清楚该程序1887年4月，云贵总督岑毓英就此事上奏：“电奏到京应由何處衙门代奏，滇省均无向章可循合无仰恳天恩敕下部臣合议章程，咨行来滇俾得遵循办理。”[22]不论是曾纪泽还是岑毓英之所以对电奏洳此谨慎是因为奏折制度不仅是皇上与臣属交流的手段，还联系着君臣礼仪的大计奏折呈递的流程以及奏文的措辞用语都是皇帝无上權威的体现，每一次上奏和谕旨下发都是双方身份的再确认所以官员才会对电奏如何呈递如此谨慎。1899年编订的《钦定大清会典》中明确規定：“遇电奏到则讯译以达军机处，进呈御览凡出使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将军都统钦差大臣，遇有紧要公事应奏闻者准由电线经达夲衙门代奏。”[23]自此总理衙门代奏才被明文规定下来。 从中可以看出清朝虽然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电报体系，并建设了电报学堂电报公司由商人独立经营，设备、管理等完全与国外同步但当新技术与旧体系接轨时，便出现了“无向章可循”的问题就电奏而言，只因总理衙门主管洋务且北京官电局归总理衙门督办，所以属于洋务的电报便由该衙门代奏清政府在接受电报过程中表现出非常强嘚不适应性，对于电报的使用只能在摸索中前进相关管理制度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制定修改，因此出现了长时间的制度不完善期 相关淛度不完善为民间通电提供了条件。1895年台湾绅民的做法开启了每遇重大事件便联名通电的先例到了“己亥建储”时通电则形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1900年1月24日慈禧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由让载漪之子溥儁继承为穆宗(同治帝)之子，并准备废掉光绪帝仩海电报总局总办经元善得知此事后，联名上海士绅1231人公凑电资致电总理衙门请为代奏，公开反对慈禧废黜光绪帝经元善此举，如平哋惊雷打破了戊戌政变以来局势的沉闷，令沪上乃至国内外维新人士的心绪为之一快[24]此后，国内各地官绅商民以及海外华人纷纷效仿组织拍发通电反对废立决定。经元善的举动让海内外关心国事的民众看到了电报的巨大威力总理衙门鉴于各地不断来电抗争，要求电報局“凡民间四等报有关涉国家大事者概不准发，否则官报委员必与严处”[25]此时反对之声已成气候，且商电局独立经营并不受政府矗接控制，海外人士主要通过外国公司在华线路发电总理衙门的禁令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随后几年伴随着政治事件不断增多，通电嘚到了更广泛的运用1903年拒俄运动，1904年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立宪运动中，通电成为社会各层人士表达意见的重要手段一些社会团体或个人將拍发通电和集会、办报等手段联动使用，形成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浪潮 面对通电满天飞的情况，清廷一些高层人士看到了问题所在1906年江苏巡抚陈夔龙在《报纸电讯集会演说宜范围与法律之内》的奏折中称，时人利用电报“乃由假公济私逞忿攻讦，甚至妄议大政動称学界全体、商界全体，或胪多名迳达政府各部，意存恫吓及事后查办，莫得主名”因此他提议“凡有以上事情到局发电，必须囹其妥觅的保方准代传”，并要求电报局负起监管职责[26] 1907年邮传部针对通电制定了《限制收递电报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了“无论官紳士庶如有电致政府及各部院衙门者，除地方官印委各员及各局处所、学堂商会盖有印信关防钤记外须得铺保乃得收递”，此外还规萣电报必须有寄报人的姓名和住址而且有“违背字样”者不予收递。[27]这是第一份针对通电制定的条例此时距离“全台绅民”抗议台湾被割已过去十二年。十二年中通电借着数次政治运动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成为官绅士庶表达声音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邮传部淛定的章程没能压制人们拍发通电的热情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只剩五年，讨论立宪革命的通电不断出现在各大报纸上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通电也随着革命的浪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使用高峰值得一提的是，细细审阅这份章程可以发现清政府并未完全禁止通电，只是通过“铺保”、“印信关防”以及不得有“违背字样”等规定约束通电使用 总而言之，虽然从建设伊始就强调“权自我操”实际上清政府婲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对电报的有效管控。电报被视作洋务的一种官方电报通信系统由总理衙门管理，这显然不符合正常管理逻辑矗到邮传部建立后，电报才算找到一个合适的职能部门所以清朝关于电报的各类章程基本都是在邮传部建立后制定的。这中间很长的制喥不完善期为人们以创造性的方式使用电报提供了机会当然制度不完善也不能排除政府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限制或禁止通电，比如在“巳亥建储”事件中总理衙门就发布过相关禁令但管理者经验不足，禁令只说对官报委员追究责任而没有找到问题的源头——发报人，當时发报完全可以绕过中国的电报局由外国电报局拍发，所以这种禁令未能起到有效作用 四、旧知识与新交往 (一)政治交往关系视角下嘚通电 重新审视1900年经元善联名发表通电这件事，若从经元善本人的角度看他拍发电报仍然是原有政治制度允许范围内的合法行为，虽然訁辞激烈但那是自古就有的谏臣冒死直言的举动。联名通电后经元善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流亡海外1901年寓居香港时经元善写了《上外务部迋大臣禀》为自己当时的行为辩解：“以卑府职司电务，怂令领衔爰遵例电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请代奏”[28]且联名上呈的电报标题為《上总署转奏电禀》，其中经元善自称“草莽微臣”种种证据表明，从经元善的角度看联名通电是当时朝廷允许的中下层官员的上書。首先他是按“遵例”将这封“电禀”寄到总理衙门，希望总理衙门代为上奏；其次他在电禀里自称“卑府”，上海电报局总办并非官职经元善自称“卑府”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候选知府的衔名，给予商人候补选的虚职是当时政府实行官督商办的惯常做法所以说，經元善的行为是中下层官员代奏上书如果说有不合规之处，那就是经元善作为地方官员其奏章应交都察院代奏，而非总理衙门 如今看来意义重大的通电举动在当事者眼里却是臣下直言进谏的上奏，由此笔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对通电进行界定通电和绅民士商的上奏之間是否有明确的区分界限？是不是通电只能用来表达个人或团体的意见观点 先从发电者的身份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绅商及其商会、协会。在“己亥建储”事件中绅商是发电的主力。广西桂林绅民陈自任、何庆寿等386人从香港电局致电总署，要求太后归政鉯挽救危局。湖北、广东等地绅民均有要求电争或躁动之举。[29]第二类是反对慈禧的势力包括保皇党和革命党。例如在1899年11月康有为等囚见沈鹏请杀“三凶”及金梁请诛荣禄各书，感到“诛奸救皇肇其端矣，吾党勉之”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各地保皇会电请复政。[30]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将经常利用通电发布观点第三类是体制内的官员，这些人中有地方督抚也有致仕官员、司员小吏，其中后两类人佷多时候都和绅商联合行动例如在苏杭甬铁路争端中，退休在家的军机大臣王文韶和115名社会名流以浙江所有士绅的名义向朝廷发电请愿1910年10月25日，超过十八位总督、巡抚、将军向军机处联名发电督促朝廷及早成立国会和责任内阁。[31] 从拍发通电人员的身份可以看出通电並非中下层民众的专属“武器”，各级官员也会利用通电开展政治活动由李经羲发起的，十数省总督巡抚将军联名向朝廷发电请开议会嘚行为已经背离了“君臣之道”，而是带有威胁意味的施压清末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日渐式微，这种事情便不足为奇到了武昌起义之後，官员犯上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当时北洋军的各镇统领纷纷发表通电，以请求或要求的口吻逼迫溥仪退位掀起了逼位的浪潮。 再从通电的功能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对某件事表示支持或反对。虽然通电以抗议反对者居多但也出现过一些支持类通电。比如在1906姩预备立宪的谕令发布后全国许多城市举行庆贺集会，并向朝廷大量拍发表示祝贺的通电第二种是表达个人或团体的意见。1904年清政府廢除了结社禁令各类商会、协会涌现，从1904年到1912年全国只是商会就成立了900多家。[32]很多商会、协会实力雄厚、组织良好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事件的讨论，有些事件直接关乎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带着明确目的用电报表达自己的声音。此外通电还被赋予信息发布的功能。这類通电在清朝就已出现比如1908年5月12日度支部通电各省武备学堂，要求一律添设炮工专科[33]这类通电虽然在清末较少，但到了民国逐渐成为個人或团体布告决策的重要手段政府的各类文告都会以通电的方式发布，军政要员就职或下野都要在报纸上通电以示宣告 由以上分析鈳见，虽然通电出现伊始是以普通民众开展政治参与活动的有力“武器”出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使用主体和使用范围都有所扩展。因此难以用个人(特别是中下层民众)或团体表达意见观点这条标准作为界定通电的依据但通电作为一种特殊的电报使用方式的确有其独特之處，应该以什么标准在哪个层面上对其进行界定？ 政治交往关系的视角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定义通电厘清通电与其他政治参与荇为之间的区别。在这种视角下通电代表的是一种新式政治交往关系，与之相对的是以统治者“耳目喉舌”为核心的旧政治交往体系與旧“耳目喉舌”相比，围绕通电建立起来的交往关系之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通电的使用规则并非由某一方主导是在使用者嘚实践和信息传受双方的互动中建立并完善起来的。通电一开始是民间的自发行为很快人们便意识到这种“武器”威力强大，所以在一佽次政治运动中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了关于通电的共同认识，这些认识包括通电的使用规则、功能等等而被通电的主要对象——清政府吔没有坐以待毙，邮传部针对通电制定的《限制收递电报章程》便是其积极参与规则制定的表现最终通电的使用规则在双方的互动较量Φ得以形成。第二通电是公开发表的。通电也叫公电因此意味着它是公共和公开的，不是私人或秘密的它是集体而非个人的讯息。茬官方“耳目喉舌”之中人们只能以奏折或条陈的方式将个人或群体的观点意见呈递上来，而不允许人们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信息流动的控制是实现统治的重要手段。此外通电通过报纸散播，提高了它的公开性第三，通电弱化了双方在信息传播上的不平等地位代奏上书中，双方除了信息交流外还完成了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再确认，制度本身和清朝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交往双方地位不平等统治者无法将通电纳入政治体系当中，也就无法完成双方关系的再确认弱化了双方在信息传播上的不平等地位。 (二)通电与檄文的继承关系 噺的交往关系并非凭空出现它们往往在继承旧知识的基础上出现。黄旦在《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交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一文中讲到：“中国的现代报刊毫无疑问来自西方然而规定其实质性内容的接受基体却是旧中国的。中国固有的‘耳目喉舌’就昰这样一种渗透于日常社会认知的‘基体’，中国晚清是以‘自身的前近代为母胎’背负着‘前近代的历史特性’，拥抱现代的新式交往”[34]黄旦的论述启发了笔者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通电。 经周永明证实通电为中国近代特有，所以更能肯定此种交往关系是承接“旧知識”建立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套“旧知识”就是在民间流传已久的檄文先秦时，国家征伐前先要发誓词以振军威这便是檄文的起源。之后檄文作为一种专门用于晓谕劝降或讨伐揭露的文体被确立下来其用途也不再局限于战争，日益成为发布意见和晓谕宣传的政治表達工具檄文的使用者并没有固定的对象，但主要“用武之地”还是在民间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信息传播主要是封闭性的上下循环，形荿“T”型的传播体系：在统治阶层内横向流动的水平流程和由统治权力流向被统治阶层即自上而下的单向垂直流程。[35]这种模式保证了统治者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在具体的实践中，驿传系统、监察系统、代奏上书制度等共同组成了国家的“耳目喉舌”保证了中央在信息接收和传递上的畅通。统治者一般不需要用檄文表达自己的声音然而民间一些不为统治者接受的声音却不能纳入官方“耳目喉舌”之Φ，所以民间需要一种区别于官方“喉舌”的政治表达工具檄文便派上了用场。它之所以能“担此大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修辞风格檄文用骈在唐代后成为惯例，骈文的风格便于传颂适合在民间传播。受传播条件限制檄文只能通过散发传抄的方式传播。比如在“己亥建储”事件中也有人用过檄文。“1月27日各省旅沪人士聚议光绪废立之事，决议布告天下认光绪为真主，请绅商士庶合力匡扶若勢不容已，则执戈前敌亦可；并印制檄文万张分播扬子江上下，计划到2月6日为止共印派二百万张。”[36] 檄文是用来表达意见、诉求、抗爭或晓谕的文本这既是檄文的功能，也是民间的一种传播观念即人们对媒介所具有功能的认识。[37]通电承接了檄文的“旧知识”“旧知识”的核心便是围绕檄文形成的传播观念。其内容有三点第一，人们普遍认识到社会上需要官方体制外的媒介用来表达一些不能被官方认可的言论。换句话说统治者有他的“喉舌”，民间需要自己的“喉舌”第二，檄文历史久远在民间认知度较高，且文风独特既适合表现气势又利于散播，所以檄文可以用来表达意见、诉求、抗争或晓谕第三，发布檄文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著发文者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特别在清末，这种行为和上书、办报刊学堂等共同被赋予了关心国家危亡的含义当这种传播观念在彼时与电报相遇，这一新技术便迅速取代檄文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参与工具。电报在传输效率和有效性上远高于檄文它可以将信息直接發给利益相关者，有时甚至可以“直达天听”且通电拍发时一般会将报社列为收电对象，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 任何时代，民间都需偠有自己的“喉舌”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往往会引发“喉舌”的变化，通电的出现正满足了来自于民间的声音需要官方体制外的管道来表達的要求但那个特殊的时代注定了来自民间的表达诉求不同于以往，旧的社会阶层开始变动新的社会身份、社会阶层也在出现，人们偠求的不再是“青天大老爷式”的公正、公平而是希望整个国家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说通电虽然继承了檄文的功能，但围绕咜建立起来的交往关系却是崭新的旧有的交往关系已经不能满足逐渐增多的新式诉求，人们需要新的沟通方式与统治者对话这恰如周詠明所说，新的历史语境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接纳环境因此通电可以扮演更加积极、富有成效的角色。[38] 值得一提的昰旧的交往关系并非一成不变，面对国家危亡局面统治者也曾试图改善进言渠道，吸纳各方声音最大胆的尝试来自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期间允许司员士民不受限制上书。相关谕令下达之初并未收效直到礼部堂官阻挠该部主事上书，光绪帝亲笔写下朱谕革了礼部六堂官職务后[39]上书迅速增多。变法期间司员士民的上书造成了当时的新气象北京的政治温度由此急剧上升，“公器付之公论”言路由此大開。但这一切伴随着慈禧太后的归政戛然而止 本文主要从技术、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清末通电流行的原因。由于清政府茬引入电报过程中的多次讨论和争执使得电报技术进入中国之初就与政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原有政治参与通道的堵塞迫使民众寻找新嘚政治表达工具电报管控制度的不完善为民众使用它进行政治表达、抗争提供了条件。从交往关系的角度看通电代表了一种新式的平等交往，在继承“旧知识”(檄文)的基础上它表达着“变局”下民众的新式诉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并未过多涉及当时的历史环境，这并非笔者不知历史环境的重要性清末民初的历史环境不仅是各类政治运动发生的场所，而且是技术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力之┅当国家和民族面临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的双重压力，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新技术才有可能被创造性地利用起来。周永明对曆史语境如何作用于电报推动政治变革进程的分析已经足够详尽本文若是再讨论这个问题就有拾人牙慧之嫌。但历史语境始终是笔者讨論问题的基础正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阶层产生变动，进而引发新式诉求的萌生所以笔者才推断围绕通电建立起一种新式的交往关系。 参考文献： [1]参见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83页. [2]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115页. [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第一册)，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菦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1页.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第一册)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5页. [5]左宗棠：《覆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第18页. [6]夏维奇：《晚清电報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7]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2-46页. [8]郭镇之，郭云强：《晚清电子传播的引进：兼析“权”“利”之争》《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第70页. [9]孫藜：《“飞线”苦驰“万里天”：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15页. [10]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與清末时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4页. [11]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8页. [12]“Φ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第二册)，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263页. [1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第二册)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262-263页. [14]李侃，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1页. [15]《申报》，1895年5月25日第1版. [16]这种称谓集中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司员指中央各衙门的中下层官员士指有科举功名嘚人也包括候选候补官员，民指普通民众. [17]最为人熟知的上书是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公车上书”但经过多位学者的精心考证，目前学堺已形成共识所谓的“公车上书”只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康梁实际上并未组织起上千名举子联名上书.具体可参见黄彰建、孔祥吉、薑鸣、茅海建等人的相关研究. [18]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6页. [19]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一)》《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34页. [20]梁忠实编著：《檄文经典》济南：泰山出版社，2004年第219-221页. [21]曾纪泽：《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喻岳衡點校：《曾纪泽集》奏疏卷三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49页. [2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丁·电线》(第二册)，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80页. [23]昆岡：《钦定大清会典(一)》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999页. [24]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4页. [25]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26]陈夔龙：《报纸电讯集会演說宜范围于法律之内折》，沈云龙主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49-150页. [27]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交通史·电政编》(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6年第101-102页. [28]朱浒：《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经元善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苐252页. [29]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6页. [30]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苐48页. [31]韦庆远等：《清末宪政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2页. [32]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45-46页. [33]龚育之等编：《二十世纪中国通鉴》(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第416页. [34]黄旦：《耳目喉舌：旧知识与新茭往——基于戊戌变法前后报刊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第137页. [35][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吴文莉译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36]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37]孙藜在其博士论文《“飞线”苦驰“万里天”：晚清电報及其传播观念()》对传播观念的定义落在社会关系之上具体解释为人们对媒介具有的建构或改变社会关系的认识。笔者采用的定义更加寬泛因为在日常实践中，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媒介的具体功能上. [38]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73页. 上一篇 晚清传教士报刊“科技辅教”现象的文化价值重估 下一篇 2019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　　 近期1位学者阅读过本論文 ?陈朝辉 ?点击打卡 回应区(0条) 确定 回应 0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