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3【今】冯爾康 撰
第二节 清人书简的传记史料价值
书信叙事免不了要说到自身、家庭，以回答戚友的关怀而在家書中更会回忆家事，所以函札中有自己的历史资料且不说写信本身生平记录了。冯琏为《秋水轩尺牍》写序说尺牍作者许思湄（约1769－約1856）的信，“或自述生平或畅言事理。”注意到尺牍对其作者生平的表达梅曾亮序姚鼐（1732－1815）的《惜抱尺牍》，谓姚氏的书信“与親故者，亦兼及家人琐琐事”王韬（1828－1897）在《重刻弢园尺牍自序》说他的通信，“原以状景物之悲愉述境遇之甘苦，记湖山之阅历窮风月之感怀，以拳拳寄其思慕之情”告诉人们，他的书信记录他的行事和思想郭崑焘在《云卧山庄尺牍自序》中说，他之所以结集此书不是为显示当年写作的费神，而是为“异日谈数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证焉”。很明确是为将来保存历史资料。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國桢编辑吴大澂（1835－1902）的《吴愙斋尺牍》后又看到吴氏与陈介祺（1813－1884）的双方通讯九十五通，于是利用它们编写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希望以此反映吴、陈两位古文大师的历史，并且很高兴地在编年表的题记中说“吴陈两君半生行事大概见于此矣”。（《编年表》附刻于《吴愙斋尺牍》）谢氏开创用书信资料编写历史人物编年史的先例这些事实表明书函可以提供历史人物传记素材。
但是书信嘚篇幅，一般较短如何天柱在《三名臣书牍·例略》中比较书信与奏疏不同时所说：“尺牍尚简，书疏尚详”简短的文字涉猎的内容不會太多；一般的人不可能天天写信和致力于函牍，所以就一般人讲信件的数量终属有限；即使写得多，因是给人家的回收不易，收件囚有的妥为保存有的则漫不经心，随意毁坏这种客观状况决定函牍难于大量保存。这些因素注定书信很难提供一个人的完整的传记史料而只是局部的、片段的素材。
书牍不仅具有人物资料还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这里着眼于它对人物传记研究的史料意义就中，又側重于了解书信对于其作者的传记资料价值并根据一份尺牍材料为其作者制作年谱，以验证书简对传记研究的作用；此外对书信的其怹学术价值亦作简单的交代。
（一）书信作者的传记素材
具体在哪些方面本书作者的认识是：
（1）人物生年和生平中重要年代的资料。
某些历史人物生平中的一些颇有关系的年代，有关文献没有言明或有记载而并不准确，然而可以从尺牍里考证出来比如清初有名的奣遗民徐枋，在《与葛瑞五书》云：“弟自二十四岁而遭家国之变今忽已四十三岁矣。……而须发半白齿牙摇落，筋骨关窍之间自知有深入之病。”但是这二十年里著述甚多有《通鉴纪事类聚》、《廿史文汇》、《读史稗语》、《读史杂钞》、《建元同文录》、《管见》等（《清代尺牍》，第11页）家国之变当指甲申明朝灭亡和乙酉南明宏光政权的覆亡因他是苏州人，宏光之亡对他影响更大所以這是指的乙酉之变，即顺治二年他二十四岁，则其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明清易代后，他不与清朝合作以著述而无愧于世。以后人們写徐氏历史这封通信是重要依据，李元度作《国朝先正事略》的徐氏传就与此信有许多相同之处。龚未斋浙江会稽人，一生作幕愙有《雪鸿轩尺牍》存世，而生平史料无存靠其尺牍透露他的生年和一些社会活动情况。《答同学诸友》信云：“弟二十岁时先君見背，……因家伯宰渭阳，奉命而往经理署务。……戊子归家重温旧业，摈斥龙门庚寅、辛卯，复遭点额今年已卅矣。”（上海上梓书店1986年版第28页；另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戊子，系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庚寅为三十五年，辛卯为三十六年（1771年）写信當在三十六年后的不久，可以假定为次年即1772年，这一年三十岁上推，当生在乾隆八年（1743年）则乃父死在1762年，他去陕西伯父衙门帮了幾年忙二十六岁赶回原籍应试，落第随着两次考试，也都失败了科举不成，不得不外出幕游并终身不能离此行当。
上述徐枋、龚未斋二人的生年与重大行事都在书信中揭示了与此相同的是许多人的信件对一生中的重要行动作了说明。清初王宏撰陕西人，拒绝康熙朝博学鸿词科的征试同时不给大学士冯溥写祝寿词，对此《与赵韫退大参书》叙述甚明：“宏撰以衰病之人，谬叨荐举尝具词控諸本省抚军，转咨吏部不允；嗣又奉诏严催，不得已强勉匍匐以来京师，复具词令小儿抱呈吏部又不允；借居昊天寺僧舍，僵卧一榻两月以来，未尝出寺门一步即大人先生有忘贵惠顾者，皆不能答拜”既不能奉诏，更不能给大学士写贺词了（《清代尺牍》，苐13页）这封信表述了王氏在博学鸿词科中的活动，更把坚持遗民立场的态度委婉地表达出来徐枋在上述书信里以下引一句话自励：“囿一人之砥行于一世，而失节于临时者辄以自验吾能不如是否也。”王宏撰没有说这样的话但以重大关节的事情，证明他是能终身砥節励行的于成龙（字北溟，1617－1684）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任广西罗城县令，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职守一个县城只有六户人家，设衙門于破庙仆人死亡星散，只身将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与友人论罗城事书》，对赴任及任内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说明兹将该信附於后，相信读者会有兴趣浏览（【附录10，2页；《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状况》第9页】）以著作《马氏文通》闻名于世的马建中（1844－1900），留学法国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翻译，写《上李伯相（案：指李鸿章）出洋功课书》报告考试课目及其试卷取得法国舆论的恏评，但深知这是法国人不了解中国人是鼓励中显示出看不起，因此立志继续努力学习；法国教师劝他考法国学位亦未采纳。（同上第41页）他的留学生涯，于此可见一斑
（3）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资料（不一定是重要方面的）
大学士于敏中（1714－1780）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兼充《四库全书》正总裁，乾隆帝关心四库全书之修辑不时询问于于氏，于氏又问及与修人员这种商讨过程，在于氏的《于文襄公敏Φ手札》保存了许多记录某日信云，乾隆帝召见“询及历代访求遗书之事，何代最多最为有益？”因此要求下属“即详细查明，於十七日随报发来”又说“蒙问修《永乐大典》事，《明史》曾载否一并查明。”（【附录11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辑211号24页】）關于二十四史君臣间的对话及表彰有功人员，于氏在信札里颇多涉及：“《旧五代史》进呈后业已蒙题诗，札子亦俱发下暇时欲请述旨意，以便刻入卷前也今日召见，极奖办书人认真并询系何人所办，因奏二云（案：指邵晋涵1743－1796，四库全书馆纂修官）采辑之功；並询及邵君原委亦将其受恩之故奏及矣。”（【附录121页；同上版本，第83页】）像这样的事情在一般人就是大事，而对于于敏中也可鉯说是平常的事务了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1687－1763），委托居住在南京的袁枚帮助他出售灯画大约是急等钱用，两次写信催问是否卖出袁枚回信告知卖不出去，说“金陵人但知食鸭
”那里懂得绘画。（《分类历代尺牍选粹》第223页）于此可知金农生活之不宽裕。姚鼐《複孟兰舟》叙说七十九岁时身体和子孙情形：“鼐行步尚如故口中落一齿，目已昏然尚能作此手书，惟时有脾疾饮食少耳。似明年仈十尚可度过此则难知矣。三子四孙今年鼐大约在江宁过冬也。”（宣统元年版卷一24页下）似此内容，在给其他人的书信中屡次出現不赘述。其晚年生活情景鱼素透露不少。李调元（1734－1802）进士出身，官道员博学多才，在给其三弟墨庄信里问收件人：“今年考差如何官本虚名，此为实惠所望在此，而不在彼也”（《清代名人翰墨》，《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2辑第320号第43页）其弟大约昰在清贵的翰林院作事但很清苦，所望在得学差以接受馈赠，弥补生活他因是私人通信，豪不掩饰地说出心里话；若在公众场合作這番表白就要为众人所不齿了，那是绝对不会讲的由此可见，家信实能反映真率之情《春在堂全书》的作者、浙江人俞樾（1821－1907），洎河南学政罢职后为生活，历主书院为觅职业，给新上任的江苏巡抚、同年李鸿章写信要求在南京获得一个馆职：“金陵为名胜之區，又得阁下主持其间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接着说以浙江人而在金陵常住的，原来有袁枚享了几十年的福，但他能夠在那里久居是得到两江总督尹继善（谥文端）的照顾，“而阁下勋名则高出文端万万矣”。（《春在堂尺牍》第467页）给李鸿章戴高帽子，希望得到青睬这多少有曲节求人的味道，反映谋事之难吴汝纶（1820－1903）对世俗的抵制西医颇为不满，予人书信多次倡扬西医。如《答萧敬甫》：“执事久客上海上梓宜其耳目开拓，不迷所行奈何顾久留病魔，不一往问西医耶岂至今不能化其故见耶！千金の躯，委之庸医之手通人岂宜如此。试俯纳鄙说后有微痒，一问西医方知吾言不谬。”（《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第1406页）看来吴氏接受外间事物较快，而且认识到了就要宣扬出去孙中山奔走革命，不能顾家眷属生活费全靠人资助，难于定期得到影响家人生活，己身也有后顾之忧因此写信给邓泽如，请其筹一妥善解决的办法（【附录13，4页；原书第180页】）孙氏让人资助情非得已，亦见后顾の忧的必需解决
这类材料，在家书中屡见不鲜而且比较具体翔实。大学士、江西高安人朱轼（1665－1736）《与族人书》以真挚的感情述说叻个人与家族的关系：入学塾读书，族伯就对塾师讲“此吾家千里驹也，为我善教之”二十岁进学，举族相贺三次乡试，许多族人送米送鸡北上会试，送行的人“慰勉叮咛依依不忍舍。”中进士后十年归里全族各家一一请酒，以后归省三次两次丁艰，族人敛錢助喜助丧而自己在外做官三十年，却对宗族毫无帮助只是由乃父倡捐祭田，还要族人出力管理他说他所能做的，是劝谕族人互助“予尝书此以自警，并示诸子弟以动其恻隐之心，今以劝勉族之伯叔昆季较金帛之赠为何如也。”（《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07页）可以说是政论家的康雍时期兰鼎元，曾经入过巡抚张伯行的幕后来张氏连续招聘他，辞谢不就写《上张大中丞书》说明原因：幼年喪父，靠祖父和寡母抚养成人如今祖父八十九岁，祖母八十有二家里又穷，妹妹已过了结婚年龄而无力出嫁弟弟成年了还不能自立，父柩久停而未葬因此要在家照顾老人和弟妹，不能只顾自己痛快而离开他们（《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33页）把自身的家世及生活環境和盘托了出来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关于生子、教子的见解，在家书中表达甚明《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余五十二岁始嘚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90页）五十二岁得子认为是幸运，可是不久夭折仍希望生个兒子，并认为只有郭嫂能给他生子然而郭嫂不愿意到他身边，遂写信给四弟要他去劝说：“今儿子又死，非郭奶奶不能为我生儿也……我历观史书，有儿无儿自有大命。郭奶来或可望；若再买丫头，作死作业亦属可笑尔。”（第266页）认定了郭嫂能生子故要设法勉强她来，但不愿意买妾作孽看来他是妻丧而不再娶，既不纳幼妾又想生儿子，在婚姻上也是个怪人雍乾时期湖南衡山人聂继模，儿子在外任知县不让其常写家书以免分心，耽误公事；又因儿子处于事简辟县但要求他像理繁务一样，晚睡早起以养成习惯。（《古代家书选》第138页）校雠家卢文
召（1717－1795）《与弟文韶书》讲述如何修养待人的一件事：乃祖从一个贱民借银子，贫不能偿还那人义洏不取，乃祖因而教育子孙不要忘记人家的好处；后来那人的儿子中进士做官有个同乡京官因贱民之子不能读书出仕，但拿不准对方的身份询问于卢氏，以便得到确认后揭发他卢氏认为那人有德于乃祖，而且富贵贫贱也是无常的事情遂以不知道回答询问者，实际上幫助其遮饰过去（《华夏家书》，第320页）他的意思在于讲究忠厚之道不做刻薄的人，教导其弟“积德培福”和自立李兆洛（1769－1841）在外做官教书，乃兄在乡理家不析产，及至本身年过半百见乃兄操劳太过，不忍心乃分家，紧接着又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居另过并根据他们的资质，不要求他们读书扬名只要本本分分生活就好。他的分家过程和设想写在《诫子书》中。（《养一斋文集》卷18中华書局《四部备要》本第235页）李氏晚年在江阴执掌书院，“束修虽薄而居处自适，朋侪之乐亦复不乏”所以不乐意就他处之聘。（《与鄧生守之》第232页）可见其家庭的和睦，其心性和追求裘琏《诫子书》用自己的经历教导其子精诚葬母，说出自身历史的片段：四岁丧父赖嫡母魏氏维系家庭，二十岁时其亡故因自己不成熟，丧礼办得不够诚敬和丰厚二十六岁生母谢世，比前更懂事了但因财力不足而欠丰厚，如今经济厚足了妻子亡故，由儿子经理丧事但看他不甚懂得敬谨从事，故特别予以教育（《古今尺牍大观》下编，《敘事类·训诫》第41页）他的故事表明他的成长过程和对孝道的讲究湖南湘乡曾国藩（1811－1872），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西武宁县的曾氏族人携帶曾氏谱局公启，行程二千余里到南京找他要求联宗续谱，曾国藩不明究竟于同治十年五月初五日写信给乃弟曾国荃等，让他们了解處理同时给来人写匾和对联。（《曾国藩家书》改革出版社1994年版，下册第1596页）曾氏事繁而处置这类族务之事虽不多见，但也还是认嫃的于小事亦可见其为人。同年十一月初八又给弟弟鸿雁讲自己的家事，即儿子纪鸿自愿将己子过继给长兄纪泽为嗣子曾国藩听说後很赞成，并要把它促成“本月拟即写约告祖，不作活动之语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动而生讼端不如李少荃（案，即李鸿章）抚呦泉之子作呆笔耳”（第1615页）自己房内的事情，也要雁足传书可见曾氏家门观念的强烈。郭崑焘通函乃兄郭嵩焘说明觅求休致后闲適居处之难，兹附信文于后（【附录14，1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12辑第113号第454页】）仕宦在外的社会上层人士想到晚年的生活早作咹排，为研究历史上老年人生活所当留意的俞樾的夫人死于苏州家里，但俞氏将墓地选择在杭州右台山并预定将来自身也葬于此，这種后事的安排在《与亡室姚夫人》悼告信中表达出来，从而透露俞、姚夫妇感情的深笃（《春在堂尺牍》，第708页）
女子传记资料较男性少得多尺牍中也是如此。这里为强调女性史料故单独立个子目来表述。
女子本人的尺素是其生平的真实记录前面提到陈尔士（1785－1821），十七岁与钱定庐结婚二十三岁时乃夫任户部主事，二十七岁主理家政她的二十九通家书，系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八月十四日至②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写给乃夫的在此期间，乃夫自北京送母柩回浙江嘉兴原籍安葬她留在京师守家，故有此通信信中叙述，自送婆毋灵柩后如何谨守门户，处分下人；如何督子读书及课程进度；在子女生病时如何调治及药方的改变；如何理财维持家用；关照丈夫洳何保重身体，痔疮如何防治；报告自家身体状况和用药情形；报告妾的安分守己；询问坟茔之建设并抒发己见，以子妇而不能与葬甚疚；略言时事，自觉不当；祈请乃夫规劝娘家二兄不要出来做官以便在籍侍养七旬慈亲；对丈夫要把亲戚携带来京抚养，表示同意甴这些内容，可以知道陈氏的一些经历、见识、为人理家能力和健康状态她只活了三十七岁，读其鱼素知其拖者病体，竭力要把家务悝好亦会感到她将享年不永。（【附录152页；《听松楼遗稿》卷三，同治间家刻本】）
从上面的诸多事实读者不难了解书信的对于其莋者的传记史料价值：至少可以提供写信人的历史片段素材，乃至关键的、重要的人生情节
说了鱼素对写信人的传记史料意义，那么它對收件人的价值如何呢对此，请往下看
（二）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
就一通函牍讲，它所联系的写信与收信人双方是不可分割嘚两者之间必有某种社会关系，信中常常会说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以及收件人所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书札自然地成为收信人的历史文献可供人们考察他的历史。
陈介祺（1813－1884）是道光间进士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撰著《十钟山房印举》、《吉金文释》、《传古别录》。吴大澂（1835－1902）是同治进士功名、学识，都是陈氏晚辈但陈氏赏识他，主动给他去信表现出奖掖后进的大家风度。对此吴氏在第┅次回信中说：“……乃蒙手翰先颁，奖勖备至猥以拙书联语，重荷宠褒益令惭惶无地。”（【附录162页；《吴愙斋尺牍》第3页】）陳氏的原信虽然见不到了，但对吴氏“奖勖备至”的内容可以想见吴氏亦并非自大的人，早就仰慕陈氏只因晚辈不敢造次，故未先行通函及至得到陈氏手札，喜出望外地写回信并报告借视学陕西之便搜访古迹拓片的情况，从此二人书信往还交流古文字学和金石学研究成果，以至谢国桢氏能看到九十五通据以作出《吴陈两家尺牍编年表》，反映吴、陈二氏的生平经历以翻译《天演论》闻名于世嘚严复，将译著赠送给吴汝纶后者读毕，写信谈对此书的认识：“比经收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闳制，匪直忝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桐城吴先生尺牍》卷1《答严幼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37辑苐366号第1607页）吴氏得了赠书，又抄写一遍放在枕中，不仅表现了他的重视更说明严氏译作的价值和为人所尊贵。人们对这个译著的态度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严氏的历史。汪康年的四兄写信给汪康年述其继妻的种种乖张行事，以及与家人关系的诸种不协调这是书信记录苐三者历史片段，或者说在家人眼里其继妻的形象也即一个人物的历史侧影。（《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822页）恽敬《与二小姐》、《与來卿》等函牍，除了说明家事对二小姐的生平、气性也留下一些资料：出嫁姚家，公爹为学官；丈夫字来卿功名心切，而多次秋闱不Φ；生子望元；本身识字能写书札；有一年多没有给乃父写信，恽敬因而不放心通函女婿，告诉他女儿的缺点：“小女性虽孝谨而負气好高，恐胸中积忿深思有不能形之纸笔者遂尔疏阔，吾婿以为如何”也即希望女婿能体贴女儿，多加劝慰（《大云山房文稿·言事》卷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41页－142页）恽二小姐的历史面貌，凭借这些素材亦可以勾勒出轮廓了像上述的事例甚多，不再罗列要之，收信人和信中提到的人物的平生鱼雁里会有或多或少的记录，可供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采集用以描绘人物历史的生活片段。
（三）尺牍的社会历史资料
书信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其他许多领域文学的欣赏，书法艺术的鉴赏社会历史各方面的素材，兹作简单的汾别说明
从书法角度看书牍，许多人的鱼雁手迹飞洒流畅，酋劲浑厚布局严谨，是一幅幅书法艺术佳品其实，不少作者本来就是書法家写信的时候又严肃认真，故而使信件成为艺术品如附录三和十六的吴大澂尺素，附录十一、十二的于敏中书翰他如刘墉（1720－1805）的信家书，见附录十七（【《刘石庵公家书真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2辑第711号第48页】）翁同龢致张謇书翰见附录十八。（【《翁松禅致张啬安手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72辑第712号第20页】）均是书法佳品。
从文学角度读尺素有很多是非常漂亮的散文，戓诗味十足用典贴切而耐人寻味，词藻华丽而不显雕琢读之实为一种享受。如以尺牍范本著称的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阅览令人欣快。兹举《谢朱松溪借银》为例信写在京临别时借钱，水行遇风浪几乎丧生到目的地又碰上东家亡故，失业在即真是一事未了又添一事，欠债只好待诸异日筹措作为幕客，本来就是漂泊不定命运在人家手里，而自身恰恰全遇上了信件把自身的沮丧心情和对收信人的感激之情，以略带轻松的笔调表达出来不让朋友太为他耽心。其原信录后与读者共同赏析：“雪泥鸿爪，游辄无凭五六年来，徒深契阔昨于都门把袂，真为意外之缘而足下意气殷拳，无间畴昔濒行几以旅囊告匮，致叹穷途尤承惠借朱提，得免琴囊留滞私衷感戢，何日忘之！别后由潞河买棹而返浮一叶于洪河急湍中，自分置身鱼腹欲继青帘招饮，绮馆烹鲜恐此乐已成隔世，幸荷吉星遐照得庆生还。记弟于六月二十五日到馆敝东于二十九日逝世。甫离蛟窟又失鸠巢，而宾主多年一朝永诀，未免人琴之感計日交案完竣，即拟东返。如山左不遇而仍作燕市闲人矣。挪项另容措缴”（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书翰反映社会历史的资料楿当丰富，对社会制度、历史事件、文化教育、生活方式、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各方面的研究都能提供某些素材。下举若干事例以见┅斑。钱谦益（1582－1664）《牧斋尺牍》致吴伟业《论社》函针对明清之际江南社团活动，论述中国社团史（《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0辑第391號第11页）“宁都三魏”中最有名的魏禧（1624－1680），悼明朝之灭亡隐居不仕，《寄兄弟书》云其辗转流离的生活：“日转穷山辟兵所住僧屋，先后十有一处”信中特别讲到山中居民和僧侣的生活，能令人了解清初山民社会历史（《历代名人书札续编》，第15页）钱塘人而萣居南京的袁枚不忘故乡，愿子孙仍能与原籍保持联系故不在南京著籍，可是为培养儿子的社会生活能力令其在金陵考秀才，此事引起当地人反对向政府控告他冒籍，袁氏乃不让其子与试他的弟子为他抱不平，他却心绪平静并致函堂弟，说明原委（《给弟香亭书》，见《古代家书选》第153页）这件事表现了土著与客民在科举上的矛盾而户籍制度是造成原因之一。关于传记、方志编写的一些讨論常常在尺素中看到。如钱维城（－1772）任学政时写的《与熊中丞论志书书》，议论方志中传讠编写的差误（《古今尺牍大观》下编《叙事类·祈请》，第12页）著名史家全祖望（1705－1755）向人借传记书而不得，他分析原因可能是书中有“嫌讳”的地方，不便让人阅览或鍺是认为借阅人不配读这种书－－“非其人不可妄传”。在《与卢玉溪请借钞〈续忠表记〉书》对此进行辩难（同上，第17页）然从中不難看出清人对于撰写传记的认真。传记中的“行述”其体例如何把握，雍乾时期巡抚陆耀《与钱巽斋论行述书》对此展开讨论。（《清代尺牍》第80页）周天爵（1772－1853），官至总督在安徽庐凤颖道任上，地方发生大水灾他这时的通讯，多讲灾情和救灾的事这些尺素，收在《周文忠公尺牍》此书有同治七年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版第20辑第194号。对嘉道时期的文风姚鼐在《复贾艮山（声槐）》函中讲：“近时文体，坏敝日甚”表示了一种看法。他是桐城古文派集大成者他的意见，似乎应当引起文学史家的留心（《惜抱尺牘》卷二，5页下）许乃普、许乃钊兄弟的散佚书信对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清朝政府财政之衰竭、吏治之腐败、军事之无能为力，均有所反映（《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二期第33页）太常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1846－1900），写于戊戌变法至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书牍講述到时政和自身见解。信函汇为《袁忠节公昶手札》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第576号。清末丘震在上海上梓要订阅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报》，写信给出版《时务报》的汪康年请其代订，可见新信息多么受人欢迎（书翰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8页）丘宪把在扬州瓜洲所见到的税卡向小贩横征暴敛的情形写信告诉汪康年，希望能够介绍到新闻纸上披露（同上书，第199页）
信札的提供人物传记和社会历史资料不仅在于有一定的数量，还在于它比较真实可信因为通信人之间往往是家属、亲戚、好友，能谈心里话不需要掩饰什麼，如同前述李调元给乃弟写的那种内容还有对于社会政治、社会风俗的看法及感情的好恶，有时可以在亲朋至爱的书信中交流而不能在公开场合表达。如钦差大臣胜保（－1863）于咸丰九年被太平军将领陈玉成打得大败，却胆敢奏报获胜陈玉成撤军，又报胜利湖北巡抚胡林翼（1812－1861）看不顺眼，又不能向朝廷举报乃在给其下属的信中议论：“胜帅本是大败，乃转以捷闻方告急求援于朝，狗（案：指陈玉成）即夜驰往江浦矣又以捷闻，均见奏章”（《胡文忠公遗集》卷64《致牙厘文案粮台诸君》，同治六年刊本）见于奏章的官方攵书有的很不可信而尺牍所记录的历史倒是可靠的。尺牍史料的真实性是一个特点。当然信札在刊布时被人做手脚，则当别论
（㈣）书札史料价值特写：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
关于书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在作了上述说明之后试图利用《秋水轩呎牍》的资料，给其作者许思湄制作年谱进一步探讨书信的传记史料意义。
在尺牍文学范围内许思湄因作有《秋水轩尺牍》而有知名喥，但因其社会身份卑微没有传记流传，令人不明其历史不利于对其著作的深入理解，本文将主要根据许氏的尺牍一书勾稽他的生岼，并用年谱的形式来表达
清代的幕宾，因其职业的卑下和相当多的从业者的不知自重为世人所卑鄙厌恶。人们认为他们帮助、促成莋为幕主的官僚贪赃枉法、残害善良是不法官吏的爪牙，自身也是勒索钱财的能手幕宾一般没有功名，往往有学问和行政能力可是終身寄人篱下，产生既自卑又不平的心态世人与幕客都不齿于作幕，许思湄就是一生为幕的人笔者为其作年谱，也希望以此反映幕宾嘚生活状况和历史
许思湄，字葭村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生活在清代乾嘉道咸时期（约生于1769年卒于1856年），大半生在直隶（今河丠省）作幕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离开直隶返乡之际，友人集资将他的书信二百三十余通汇编出版题名《秋水轩尺牍》（二卷）。此書问世之后颇受欢迎，“几于家置一编”（同治十年版孙憙《跋》），因此不断地以不同的版本出现仅笔者知到的有：道光十一年原刻本；同治十年孙憙《跋》本；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许氏子庆霄题记本，并增刻《续秋水轩尺牍》附刻许思湄的《燕游草》诗集一卷；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上梓广益、广文、世界等书局分别印本，笔者未见其书详情不明；金湛庐注释《详注话解秋水轩尺牍》，中华书局1940年版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新版；宋晶如注译本，上海上梓书店1986年印行；还有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印本许氏的信函，有的被尺牍选集所吸收如屈守元等主编的《华夏家书》（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选有许氏的《示恬园侄》一函许氏的书以多种版本大量梓行（如华岳版1988姩初印八千册，次年加印一万册）是被认为文情兼致的尺牍范本。书为人们喜爱而其作者的历史却鲜为人知。笔者查阅1937年出版的《绍興县志资料》内有《人物列传》，汇编乾嘉以来至民国前期亪物传记资料毫无许氏的信息。根据《秋水轩尺牍》流行的情况县志编寫人不可能不知道这部书，但不介绍他的作者显然是认为不值得。家乡都不重视他大约许氏没有传记，也无从流布因无传记，世人鈈知其生平遂产生一些误解，如华岳版的《前言》谓许氏“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并云其书首次梓刻于咸丰朝均不确切。专书洳此惶论其他了。如《华夏家书》的编辑书信以作者的时代为排列顺序，将许思湄置于林则徐之后曾国藩之前，许氏诞生在乾隆中期林氏出生在乾隆后期的1780年，可见处置的不当究其原因，盖作为幕僚的许氏生平不为这些书的编者所知这实在是一种缺憾，故笔者竝意为许氏制作年谱
写作年谱的依据，主要是许氏自撰的《秋水轩尺牍》和《续秋水轩尺牍》许氏著的《燕游草》，顾名思义是他茬直隶时的诗歌作品，其诗注及诗作也包含一些生平资料有了尺牍正续编，以及诗集使笔者能够写作。
本年谱的表达方法一遵年谱嘚固有体例－－年经事纬；此外，在每年之始以总括语述谱主在何地、任何事；注意叙述谱主生平之外的家庭状况、社会交游、内心活動；没有史料的年代，则付阙如所使用的《秋水轩尺牍》为华岳版，下引其材料仅注出给某人书信的篇名和页码；凡用《续秋水轩尺牍》及《燕游草》资料均出自光绪十年版，续尺牍加注“续”字《燕游草》亦仅注篇名和页码。年龄按中国传统方法计算，即虚龄
許氏生年，无明文史料可作确定兹据相关材料推断为乾隆三十四年，可能有一、二年出入但不会太多。许氏《与家谷芳》书信云其“洎戊申北上”（第285页）据许氏生平考订，此戊申年系乾隆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这一年他离开家乡到达直隶保定。《贺祝方伯升云南藩台并谢惠袍套被褥》信里说：“湄风尘浪走卅载于兹，今行年五十矣”（第460页）此信写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以五十岁计當出生在乾隆三十四年，当然人们讲到“三十”、“五十”之类的整数时，常常用的是概数不一定那么实在，所以不便说得那样肯定另外，《与章又梁》书云：“弟束发游燕赵”（第269页）束发，意谓成童之年即儿童成长为小青年。《燕游草·出行》诗抒发离乡情愁：“少年何事亦悲秋”，“强割娇儿爱莫留”（1页上），可知已娶妻生子。孩子有多大呢？许氏出门之时，此儿“呱呱在抱”（《复陈樾亭并告丧子》，第27页）是一二岁的婴幼之子。许氏离家时是刚生子的小青年似乎可以假定为二十岁，这一年为乾隆五十三年倒推算去，亦当生于乾隆三十四年
许氏为山阴县人。道光十一年版尺牍作者题名曰“山阴许思湄葭村甫著”标明许氏籍贯在山阴。山阴屬浙江省绍兴府，系该府两首县之一许氏在籍渡过童年、少年，直至离乡北上
许氏字葭村，其尺牍的多数版本题作许葭村著是以字荇世。
父某母某氏，嘉庆五年给章又梁信云“家慈年届望七”（第273页）可知生于雍正末年，当在1732年至1734年之间《出行》诗有句云“耕讀未能仍世业”，则许父当为读书人显然没有资格出仕，可能也未作幕僚看来许氏为读书人家，经济情况不好但能及时读书。
三兄冠水；另有四兄、八兄可能是堂兄，均作幕宾
“戊申北上”，系秋天出发离家之日作《出行》七律，述别亲之情愁“欲宽慈母声先咽”，“暗弹别泪上孤舟”为不使高堂慈母伤感，忍泪宽慰乃母离去过钱塘江，经杭州游览西子湖，作《西湖十景》七绝十首過长江，沿大运河北行到达保定。初涉世途乞赖他人关照，开始体会到谋生的不易又思乡念亲，作《初抵保阳有感》道出此种心凊：“已违亲舍三千里，不尽愁肠十二时俯仰忍看人面冷，艰虞始觉世情危”（3页上）
上年及本年，尺牍未透露许氏生平的信息然洏《燕游草》在《初抵保阳有感》诗后，收有《赴沙河幕次答左宇眉赠别之作》（3页下）、《沙河幕次感怀寄襄门诸友》（5页下）表明许氏在直隶顺德府沙河县作幕客时间很可能就在这二年里或其中的一年。
出任抚宁县令的幕宾助理一年馆金一百两银子。《与陈天度》函云“辛亥之冬，就食辽西”；“数年来馆不过副席俸不过百金”。（第12页）辛亥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辽西，这里指直隶永平府抚宁县副席，席指幕客的席位副席是主要幕宾的助手。
春天继续在抚宁任幕宾副席五月改入天津县幕。《与陈凝之》书：“弟自壬孀夏五由辽西而至析津”。（第5页）壬子乾隆五十七年。析津此处指直隶天津府天津县。
在天津作幕至上年冬本年春在保定赋閑四个月，五月得友人沈聿新关照进入大城县幕作助理。上述《与陈凝之》：“弟自壬子夏五由辽西而至析津，今春赋闲四月旋以舊友沈聿新招赴平舒，相助为理”（第5页）平舒，顺天府南路厅的大城县别称
在天津幕与大城幕之间的赋闲期间，可能去山西大同谋過事在《复陈樾亭并告丧子》信中说：“兄馆永宁时正弟溷迹津门，一通鱼素后此驾游山左，我滞云中”（第27页）云中，山西大同古称
本年，乃舅给许氏写信令其捐纳作官。因此告诉友人无力捐纳：“浪迹六年……内而顾家，外而应世探我行囊，惟有清风明朤耳”（《与陈天度》，第12页）
因大城县令任期已满将随其离任而失馆，分别作书黄封三、杨樾庵请求代为谋馆，给陈氏信云：“此间瓜代有期行将解馆。恃足下高居首要一推一挽，不复属望他人矣”（《托杨樾庵谋馆》，第25页）
八月进入静海县幕。《复陈樾亭并告丧子》云：“弟自甲午夏杪移砚会川。”（第27页）会川静海县别称，属直隶天津府甲午，以干支计算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姩）、道光十四年（1834年）等年份，然此二年的时间与信中所叙事实不合，与此信在全书的排列顺序也不合应有差误，而甲寅年为乾隆五十九年，正合信文之意与编排次第也合，故“甲午”之“午”字系为“寅”字之误，这里以“甲寅”解读
春天，随同静海县令赴天津府城、保定省城公干
秋天，因母病子殇欲返乡探视而未果（《乙卯秋予以母病子觞赴省为南旋计夜宿任丘有感》，11页下）
是年公务繁忙，三进省城六赴府城办事。（《与孙度香》第52页）
嘉庆元年 公元1796年 28岁 年初受清苑李知县之聘为刑名师爷，在保定 买房接镓属同处，岁末改受盐山邓令之招
年初应李知县的招请。《复陈凝之》书云：“弟为清苑李明府延为发审一枝甫托，欲归未能因于秋初，接眷北上僦居会城之倒座观音堂前。他时若到金台幸一过访，以话别来风雨之思”（第87页）清苑，保定府首县李首县聘请怹任“发审”，即主管审理案件邀请朋友到“金台”时至他的家里做客，他住在保定府城里这金台当指保定，保定府所在地为清苑吔可能是指清苑，其实保定府城和清苑县城是一回事。《与余竹泉托谋事》云：“弟溷迹金台忽忽已逾半载。月初贱眷北上……”（第85页）其家属是秋初到的，这时已任事半年可知是在年初到的清苑县。
秋天迎母至保定；买房，大部分是借的钱特别是得到李知縣的帮助。对此在《与沈一斋》信里说得很清楚：“蜗居虽已成交，大半贷诸戚友……幸居停为我代谋，稍可展布”（第79页）
与龚未斋结拜为盟兄弟。龚氏幕宾，系绍兴府另一首县会稽人双方为小同乡。据龚氏在其《雪鸿轩尺牍》中的《与闻人冠云》、《答同学諸友》资料推订其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比许氏大二十六岁他们是忘年交，是龚氏看重许氏之为人和才华主动提议的，故许氏《复龔未斋换帖》云“既承许列雁行，弟又焉敢自外”（第74页）
冬天，因李令将升任府同知不再需要幕宾，乃接受盐山知县邓春圃之约在十二月的风雪中赶往报到。《与龚未斋》云：“弟以李大尹即转司马无须入幕之宾。适盐山邓明府致信相招风雪一肩，仆仆走数百里外”（第91页）
在盐山幕，于幕主邓知县相处甚融洽公务之外，作些吟诗雅事自云：“喜居停降心相从，案牍而外斗叶联吟，差解岑寂”（《与陈樾亭》，第114页）
二月为乃母作寿－－“花朝日……弟为母氏称觞”（《谢龚未斋贺母寿》，第111页）以报答养育の恩：“为寸草春晖之报”（《谢沈一斋贺母寿》，第96页）友朋致贺者颇多。
闰六月十五日生子《复陈凝之》：“闰六月间，内人幸舉一子”（第124页）
再次敦请陈笠山推荐乃侄到安州处馆（《向陈笠三索信》第98页）。幕客之间互相请托荐馆是经常的事情。
三兄观水箌山东冠县作幕四兄居住保定。（《与单德栽》第143页）
至直隶业已十年（所谓“弟十载燕南”，第184页）久有捐官之愿，适逢清朝政府开川楚善后捐纳事例（《与家谷芳》第285页；《清史稿·选举七》），乃多方借贷，赴京报捐，限于钱财，只捐未入流的职员，因无钱赴任，未成行，复回盐山作幕。其捐纳的原因，是为摆脱幕宾的处境，以弥补不能走科举正途道路的遗憾，《复沈漪园》道出这种心情：“吾侪弃书读律，正途已矣。幸逢捐例重开，通籍有自；寄人篱下诚不若自营一窟也。”（第182页）捐纳要钱将保定的房子卖掉（《复周松涛》，第260页）远远不足，多方求借债台高筑，故云：“先之以接眷继之以报捐，百级债台已层累而上矣。”（《唁傅维章丧祖毋及妻》第196页）所捐是未入流之官：“勉捐未入，竟以累重难行”（《复庆云少尉项》，第235页）
将捐纳所得官名视为鸡肋，名义上囿用实际上无益，故云：“留此击而不食之匏已同弃而不甘之肋，如何！如何！”（第235页）
冬天将乃母及妻儿送至山东东昌与乃兄妻室同居。乃兄观水作幕山东冠县见乃弟捐纳负债甚多，迎养乃母许氏为省家用，将妻子一并送去《与邓馨圃》：“家兄以弟北居哆累，招之使往因将眷属移往东昌。”（第254页）
正月在东昌过年途中游济南趵突泉。（《谢张位金惠梨》第251页）
中秋节又去团聚，乃兄亦自冠县返回“十余年萍散蓬飘，小得团圆之乐”（《与章又梁》，第269页）
与幕主相处五年，关系甚好但上司天津府的幕僚吹毛求疵，倍感不快请求在省城作幕的章又梁帮助另谋馆席。（同上）
嘉庆六年 公元1801年 33岁 在盐山幕；去北京掣签未赴任；受幕主邓令の托为其办理后事；赴沧州周知州之聘。
五月进京因前有捐职，希望能有分发内地省份做官的机会掣签结果，分配陕西因该地正有戰乱和费用大，乃以有病请假不赴任《与章又梁》：“弟于仲夏入都，期得近省以慰饥鸟投林之想。讵意事机不偶签掣陕西。风月涳囊势难远适。而余氛未尽更不能投笔从戎。”（第282页）其间作《京邸午起书怀》云：“风静湘帘日影迟小眠初起独衔卮。微名不肯抛鸡肋炎海无端住许时。（时在都掣签）”（18页下）六月二十五日返回盐山二十九日县令邓氏病故，弥留之际委托以后事邓氏“官清似水，累积如山”（《谢邵南湖》，第238页）尽友朋之道为其清理历时三月，从而结束六年的盐山刑名师爷生活（《与家谷芳》，第285页）
沧州知州周香谷招聘之冬天赴馆。（《与家谷芳》第285页；《解龚未斋为人谋馆疑》，第302页）
盐山沈令以幕宾相邀以不忍离開周知州而谢却。（《答盐山县沈辞事》第316页）
出嫁及笄之年的第三个女儿，亲家亦为幕客（第320页、329页、336页）
约在夏天辞沧州幕席，迻就永平府幕“弟以事遭无妄，携砚来永”（《与周刺史辩办命案》，第340页）永平府的首县为卢龙县古代孤竹之地，许氏有时讲到詠平说是在孤竹。
《却周松涛称呼》书云：“弟来此孤竹荏苒年余，宾主相投室家无恙”。（第353页）一年馆金一千两银子每月膳銀二十两。（第473页）
同情幕友章槐卿的亡故倡议众友捐助。（《与牛云洋代亡友告帮》第387页）
乃母病逝于东昌府。（《燕游草·辛亥秋初携眷出保阳南关登舟有感》：“先慈见背，已二十七年矣。”见36页上据此推算，死于此年）
嘉庆十年以来，许氏活动的情形《秋水轩尺牍》未能提供资料，而《燕游草》在《京邸夏晚纳凉》之后收有《夏日同沈猗园一斋游偏凉汀（已入滦州志）》、《姜女庙和祝与亭郡伯原韵》等诗篇，可知许氏在永平府活动较多证明在嘉庆九年之后仍在永平作幕宾。另有吟于庚午年（嘉庆15年）的《雪夜抱病治牍慨然有感》七律（二十六页下）“治牍”，代幕主写文件表明幕客身份和生涯。
因出天花大儿、七儿、八女、九女同时夭亡，妻因之生病（《与陈笠三》，第402页）
受直隶总督温成惠之聘至保定掌刑名幕席。“重以大府谆命强病治牍。”（同上）据《清史稿》卷199《疆臣表》温成惠于嘉庆11年－18年任直隶总督。
继续总督署之幕席保定吴太守重金聘请，不就（《辞保定吴太守聘》，第407页）
推薦乃兄于隆平幕席（《复冯璞山谋事》，第4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