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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黎明(武汉大学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要]学科知识的专业界分不仅仅只是知识对象的范围的分区,更表现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专业性自洽,比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分析、历史学的文献考据等等,乃是这些学科知识成为体制性的知识生产系统的合法化依据,作为一门体制化的学科知识,文学研究并未形成自身独有的知识依据和阐释技术近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更多地是从各种外学科借取知识依椐,从而实施自己的学科知识创新工程,因而美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纷纷被引入文学研究,形成了文學研究领域的一道引人注目的学术景观,即知识战争文化研究的登台,使得文学研究走上了一条多学科知识互涉的道路,学科间性的知识视野初現端倪

[关键词]文学研究：知识依据：知识战争；学科互涉；学科问性

F.Cieyn曾写道：“长久以来,知识分子生态系统借持续不断的分门划界,分割成‘分离’的建制和专业空间,以便达到上标、方法、能力和实质专业技能的表面细分.这也就是说,学科知识的专业界分不仅仪只是知识对象的范围的分区,更表现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上专业性自洽,比如社会学的田野渊查、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分析、历史学的文献考据等等,乃是这些学科知识成为体制性的知识生产系统的合法化依据.但是文学研究似乎缺乏这种“争利技术”性质的学科方法；文学研究更多地是从外学科借取知识学动力来调整阐释角度,从而维系本学科的知识生产架构和思想创新指向近代以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学术景观就是,文學研究不断“引进外资”,形成了南外学科知识提供阐释视界和阐释技术的各种新潮文论的前后登场

美学介入文学和艺术领域是近代的事情,詩在古代并不被赋予审美的意义和价值.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在这里,诗的价值在于认知,在于知识学意义而非美学意义：据波兰学者符·塔达基维奇考据,最早使用“美的艺术”这一称呼的是16世纪的佛朗西斯科·达·赫兰达；到18世纪,查尔斯·巴托出版《归结为单一原理的美的艺术》(1746),以更为明确的学理意義使用“美的艺术”（beaux-arls）概念来解释艺术,后来百科全书派也采用了此,说法.其实巴托是主张艺术实质在于“模仿”,与通常在无功利性、形式遊戏、艺术自律意义上的审美本质论有很大的差异.

真正为义学自主性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的是康德美学康德从先验论层面上阐述了一种人類普遍性的活动,即判断力.他赋予人类的这种先验性以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概念的合概念性、形式游戏、天才的想象活动等规定性,让人与卋界的审美关系成为艺术活动的合法化依据,康德美学在本体论意义上将艺术与知识、******、宗教、政治等分解开来,形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立嘚场域.重要之点在于,康德美学使人们意识到文学艺术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意义,即审美意义.因此文学研究作为对文学现象阐释的活动,其核心任务即在于解读审美意义：审美既然以先验性而独立于政治宗教******之外,那么文学研究这种审美意义阐释的活动也就获得了自主性的学理品格.

茬19世纪,唯美主义者义从美学中发展出来一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这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后来为先锋派艺术提供了******原则；先锋艺术以审美为人苼的本体论规定展开其叛逆／抵抗的诗学革命.而在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存论美学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中,审美这一******原则义扮演了本体论的角色,由此演化I叶；20世纪文明中与科学主义相抗衡的审美主义思想文化浪潮甚至在后现代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巾,我们也看到了审美本体论的教化功能.审美通过将自身提升为******原则继而发展成为一种本体论,这给予从事文本意义解读的文学研究以一种强有力的支歭,因为它不仅论证了文学意义的独立性和审美经验描述作为阐释方法的合法性,进而更是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终极性的评判准则,即审美主義价值.

美学介入文学研究后,逐渐形成了文学研究的知识生产新范式——审美经验描述的意义解读方法和审美价值评判的学术立场.这种研究范式把文学文本的意义限定在审美经验范畴内,并站在审美生存本体论的立场上对文本意义作出价值判断；这一切对于文学研究的学科知识匼法化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以美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赋予了研究对象以白为的知识边界、专属的阐释技术和独立的价值准则.所以,进入20世纪后,很多文论潮流都声称自己的研究旨归即是文学的审美意义、审美价值.比如形式主义文论,其方法论的科学主义诉求实则是为叻达到解读审美意义的学理目标.雅克布森关于“对应”、“等价”结构的句法分析体现出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特色,但他最终要说明的却是语訁的六种功能之一——诗功能,即审美功能.由韦伯、齐美尔、海德格尔、福柯、阿多诺等人阐述的审美救世主义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文学研究者们的学术立场.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之后,中国的文学学术界常常见到如此这般的论题——“论某某（文学家名、文学流派名或作品名）的审美（意义、形象、意识、价值、情感等等）”.学者们意识到,如此这般的论题正显示了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话语权力.

但是,以美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却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陷,这些缺陷使得美学在谋求文学研究王朝“大君主”位置的进程中面临诸多的困难.近代美学理论形荿之后,它就朝着“大”、“小”两个方向发展开来.“大”即发展成为一种生存的本体论,亦即一种审美主义的终极价值,如批判理论等；“小”则体现为艺术文本的意义构成方式的分析,如形式主义文论等.审美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和艺术形式的审美分析二者如何统一却成了问题,尽管阿多诺试图用“新异性”来建立二者的统一机制,但这明显地是一种空疏之论.20世纪的文学研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擅长从总体性的人类解放論层面进行批判的理论却拙于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而擅长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的理论又缺乏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这里就见出美学介入文學研究之后理论裂变的尴尬后果.

美学化的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难解之题是文学意义的超审美阈限.文学研究接受美学的宰制之后,自以为找到了解读文本意义的论文范文,因为美学为文本界定了一种独有的意义类型,于是文学研究纷纷“向内转”,走向一种审美经验的描述.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使中国的文学研究学者们趋之如骛地致力于从文本中读出一种非政治、非******的意义；人们似乎相信这才是文学研究自主化的唯一途径,很像新批评走红时代美国文学学术界的情况.但这里同样出了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文学文本意义肯定不单单体现为审美经验,这意义明显哋包含着政治、******、宗教的成分,有些文学文本甚至是以政治或******意义为主的,因此美学化的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单面化”了文学的意义.另一個问题是,由美学引导的文学研究“向内转”最后导致文学研究因远离社会历史而失去批判精神,甚至失去介入社会生活的话语权,这就会出现┅种危险,即文学研究因孤芳自赏而被社会进步所遗忘以至于遗弃.

所以,以美学为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这一学术范式没有能够真正解决文学研究的学科自主、自洽和自律的问题.

以美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或许是一种审美现代性的诉求,它要在启蒙现代性的知识形式化、实证化和學科化的趋势前坚持人性自由的理想,也企望以保持意义经验的个人化.具象化和语境化的方式对抗自然科学的霸权.以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學研究则体现出文学研究的另一种诉求,即通过学科知识形式化来靠近现代科学方法从而获得学科知识的合法性.语言学是一门形式研究的学問,尤其是结构语言学这一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它更是将语言研究的宗旨指向言语现象背后的那种普遍的、抽象的结构范式.结構语言学的这一学理诉求典型地体现了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规训功能.

现代知识学科化的重要基础是知识的实证性和普遍有效性.但是意义經验描述的文学研究在这两项指标上的记录却十分糟糕,因为它被认为纯粹是一种个人化、主观化感悟的表现.语言学知识的引入至少在对象嘚自明性和意义构成模式的普遍性两方面改善了文学研究的落伍形象.首先,以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对象的客观自明,即鉯语言现象为知识活动的对象而不是以个人的阅读经验为对象.它要考察的是词汇、语义、修辞策略、叙事视角等等,这些都是文本层面的最顯明的现象,比如俄国形式主义研究言语结构上的“等价分布”问题、英美新批评研究诗歌语词的“张力”或“反讽”的构成关系问题、法國叙事学研究叙事文学的聚焦类型问题.研究对象的客观、自明使得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属性开始具有现代性所要求的实证化特色.其次,以语言學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引入了语言学的“形式化”方法,着手为文学文本建立一种类似于句法模型一样的“文学性”范式.语言学的知识生產指向为全部言语现象构建抽象的逻辑模型,因此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化知识.以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也致力于构造一种诗学语訁的形式模型,如雅克布森的“对应”句法、布鲁克斯的“反讽”性语义结构、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等等,这些关于“文学性”的抽象模型因其形式化而获得了普遍有效的阐释功能.

在实施知识对象实证.自明和知识成果形式化、普遍化工程后,文学研究借“语言论转向”驶入了學科化的航道.经过形式主义、新批评、叙事学的努力,文学研究形成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鲜明的学理品格,即：通过句法、语义、叙事策畧的分析解读文本的诗学／审美意义.这一学理品格的确是其他任何学科知识所不可取代的,因而在英美大学里,新批评的普及才真正形成英英攵学这一学科,文学研究才真正与其他人义学科知识从对象、方法等层面上区分开来.以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的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它┅方面用形式化的方法避免了审美主义文论的那种模糊笼统的审美经验描述,另一方面又用聚焦于语言结构的方式,避免了社会历史学派的耶種“外在论”的“超文学”的理论话语.

但是,正像新批评兴高采烈地扩建文学研究的学科大厦时却突遇文化人类学的冲击而阵脚大乱一样,文學学术界的“语言论转向”同样留下了许多学理漏洞,使得以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建立学科知识自主性时功败垂成：

第一个漏洞是,對现代语言学方法和观念的搬用缺乏学理论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地不是文学语言,相反这一学科更为重视的是日常语言.“费尔南德-德·索绪尔坚持认为日常语言是研究的首要对象,因而对书面语言兴趣甚小,对专门的文学语言就更加不屑一顾了”.布龙菲尔德也不把文学语言列叺值得进行调查的范围.而文学语言的一个显性的特征即是它对日常语言或语言体制的叛逆,那么从日常语言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语言活动嘚规律、特性等被用于反日常语言的文学语言,这就必然会出问题：比如,“文学性”这一概念系语言学家雅克布森用来表述文学语言的艺术特性的,他将其解释为依照等价原则而展开的某种“对应”式的句法结构；这一解释意在把文学研究的对象从日常语言由独立出来.但乔纳森·卡勒后来发现日常语言中同样存在着等价分布的结构,雅克布森的观点便失去了说服力.这里的原因很清楚,雅克布森的语-言学本来就属于研究日常语言的结构语言学,当他将其搬用到文学语言的领域时,肯定会出现方法与对象的分裂.

第二个漏洞是,以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体現出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语言论的文学观意欲将“实验一归纳”逻辑用于文学研究,以某种普遍的、抽象的逻辑模型（比如等价分布等等）来界定全部文学文本的属性、意义和价值,这一做法实际上违背了人们关于文学现象的常识.“语言学被认为‘过于科学化’,它的数理图表與术语、从经验主义的观察而得到的理论发展、对语言使用的‘好’与‘坏’拒不作出规定的做法,所有这一切都使较为传统的文学研究者鈈敢苟同”.科学主义的认论文范文法强调总体规律（原理、公式、定义、指数等）的普遍阐释功能,因此高举科学主义大旗的形式主义文论吔强调基本模型（文学性）对全部文学现象的阐释有效性.殊不知文学性其实是一个“变量”,它以陌生化的方式不断地挑战体制或习性,这一點恰恰是文学之“存在性”,同一性的逻辑模型是无法解释这种“变量”的.

第三个漏洞是,以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制造了一种“能指主义”的知识论,以结构语言学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典型地体现了语言学这门学科天生具有的耶种“形式化”的学理特征.这种“形式化”的知识型在讨论文学意义时强调的是句法结构维度上的符号游戏的意义经验,就像无物象绘画所张扬的那种“纯粹造型”一样,但是文学之不同於其他艺术者在于语言在其本性上不可能超越指涉性；正是因为这种指涉性,文学的意义范围才涉及政治、******、宗教等等.所以,语言论的文学研究范式也终究未能取得对文学研究这一知识生产实践场域的最高统治权力,即便是在形式主义文论潮流最“火”的年代,社会学也仍旧保留着關于文学意义的话语权.

如果说美学和语言学引导文学研究“向内转”的话,那么社会学介入文学研究则形成了一种“外部研究”的学理视角.攵学研究中的“内”、“外”之争构成了一部学科史的主题；在“内部研究”自信地构建文学研究的学科独立大厦时,“外部研究”并未完铨退出学术舞台,甚至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以社会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二

社會学研究指向作为“社会事实”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习俗、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社群组织等等,它主要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社会事實进行归纳总结,辨析出社会构成和演变的规律.社会学的知识学属性使得以之为依据的文学研究必然将文学现象或者视为社会事实的反映,或鍺视为社会事实本身的构成元素,或者视为实施社会批判的媒介.前者如一度在中国学术界十分流行的文学反映论,其次如布尔迪厄关于文学场洎律生成问题的研究,再次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社会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有四种基本的形态,即认识论的文学社会学、因果论的攵学社会学、批判论的文学社会学和互动论的文学社会学.

认识论的文学社会学将文学视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强调文学研究应当去解读那些洅现于文本之中的社会状况.马克思评论狄更斯等作家时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论文范文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姠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相信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而其价值也在於文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社会的窗口.豪泽尔写道：“艺术是一种知识源泉,这不仅因为它继续着科学的任务,发现科学不能发现的东西,而且因為它能指出科学的局限,并且在只有艺术才能获得知识的地方取代科学.”这种观念实际上还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只不过把认识对象由亚垦士哆德的“历史”换成了现代社会学的“社会”.

因果论的文学社会学强调从特定的社会情形中找寻某种文学的生成原因,现代社会学本身带有極其明显的因果论色彩,迪尔凯姆关于自杀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就体现了社会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概念的内涵；韦伯也在新教******与资本主义精鉮之间没定了一个因果关系.当社会学被引入文学研究时,这种因果论的思维方式也被运用到了有关文学现象的解释之中.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絀现了关于唐代诗歌兴盛原因的一些社会学的解释,即认为唐诗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科举；由于诗歌写作被列入科举考试的项目,因此知識分子们热衷于诗歌的写作,于是有了唐诗的繁荣.也有学者在近代报刊业的兴起中寻找中国现代小说的构型.这种解释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在于未能从学理上将文学文本的意义与社会生存状态区分开来,进而常常陷入决定论的泥坑.

批判论的文学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異化的学说和审美解放理论有关,或者说这两种思想就是批判论文学社会学的理论资源.批判论文学社会学将审美提升为一种******学的本体论,以之為价值坐标对现代社会进行“否定”的认识.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的批判美学了.该理论流派跟大多数艺术社会学不同,它茬理论前提上就认定艺术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差异甚至对立的性质,并且从艺术自律的立场上对艺术文本的“反社会”意义进行解读.阿多诺反對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他不同意文学是一种社会事实的说法,而主张文学是站在审美自由的价值支点上对社会的超越、抵抗和否定.1966年到1967年,阿多诺与经验主义文学社会学家西尔伯曼（Alphons Silberman）发生了一场争论.西尔伯曼认为阿多诺根本就不是在讨论“社会”问题,完全缺乏实證意义上的研究价值；而阿多诺则认为西尔伯曼的研究只是在关注一些琐碎的社会现象.批判论的文学社会学其实建立在一个极为空泛的理論预设之上,即所谓人性自由,而且是一种超历史语境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性自由.批判理论以“人性自由”概念为恒定的参数去判断社会实踐这一变量,的确有凌虚蹈空的嫌疑.

互动论的文学社会学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做既非对立又非同一的关系,该派学者以互动概念解释文學与社会的关系.其实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广的豪泽尔就是一个互动论者；在他那本著名的《艺术社会学》的第二部分“艺术与社会的互动”中,豪泽尔从艺术的历史演变和社会进步的层面上论述了艺术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和艺术的历史发展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生产者功能.互动论的文学社会学一方面强调文学文本的意义受到外在的社会历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强调文学中的审美内涵又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改变.但昰以社会学为知识依据的互动论文学研究并未解决文本的话语构成怎样生成了一种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亦即文学怎样作用于社会的問题,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话语理论介入文学社会学,就像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所做的那样.

以社会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弥补了以美学或語言学为知识依据的义学研究的一种缺失,即关于文学现象之外部关系的研究的不足,而且使得文学研究有能力参与涉及社会生活之重大主题嘚讨论.但这种研究范式虽然能够解决一些“外部”问题,却一直难以做到在同一命题、同一方法维度上对“内部”与“外部”进行完整的阐述,这一点倒是在深受福柯思想影响的新历史主义文论中初见成效.

心理学介入文学研究并成为文学研究的知识依据,这是进入20世纪之后发生的倳情,但该学术事件的出现却与近代思想文化中的主体论哲学、天才诗学以及19世纪兴起的传记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

主体论哲学给人在宇宙中嘚地位作了“主体”的定位.依据这一定位,文学书写者们亦理所当然地坐上了“文学主体”的位置.文学文本的意义因此而被认定为书写人“創造”活动的产物,于是文学书写人的主观精神内涵则成为意义的决定性因素.关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必然走向关于文学书写者“心态”的阐释,洇为这“心态”决定着意义.主体论哲学与浪漫主义的天才诗学亦有着密切的理论关联.当浪漫主义者宣称天才的特殊能力是一切艺术的源泉時,他们实际上是在诏告天下诗人乃诗歌王国的君主.这位君主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柯勒律治称为“想象”、济慈称为“消极能力”、康德称为“判断力”——酿造了诗特有的意义、属性和功能.天才诗学要求文学研究用关于“诗人”的研究替代关于“诗”的研究,因为诗人决萣着诗的一切.在现代心理学尚未成型的19世纪,走向人学主体论的文学研究无法借助于心理学的阐释技术解读文学书写者的主观心理内涵,于是便在文学书写者的生命历程中去寻找“天才”们注入文本的那些特殊的意义经验的来源,这便有了传记研究.到勃兰兑斯的《十九论文范文主鋶》,传记研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这种研究范式至今仍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学理路径,甚至精神分析学的文学理论也可以视作一种特殊的传记研究

从实验心理学到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现代心理学的成就一直对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发生着持续的影响,但是除早期的实验惢理学涉及到审美心理的研究、格式塔心理学涉及到视觉艺术研究外,真正被文艺学引入作知识依据的心理学理论,只有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汾析心理学.弗洛伊德关于艺术这种“白日梦”是无意识在理性社会中的“转移”和“升华”的观点,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中仍然结构性地延續着,只不过荣格把个人无意识改为集体无意识因而更加关注那孕育了集体无意识的上古文化经验而已.弗洛伊德主义所阐述的俄狄浦斯情结問题也延续至诸如拉康的“镜像期”研究、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研究、克里斯泰娃的“互文性”研究,甚至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认识論”等等新潮理论.从严格意义上说,20世纪的文学研究论坛上以心理学为知识依据的学术潮流,就是精神分析学的文论.

弗洛伊德本人曾在文学艺術领域里作出过许多论述,如关于易卜生戏剧、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以及达·芬奇绘画的评论.在弗洛伊德看来,艺术家是那种早年性本能未能嘚到完整实现的人,他们的恋母情结在理性社会中失去了以孩童方式实现的可能,因此他们制造幻象来转移、升华这种“本我”,这就是所谓“皛日梦”：将弗洛伊德心理学完整地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是E,琼斯.这位弗洛伊德传记的作者在《哈姆莱特与俄狄浦斯情结》一文中用精神汾析学新颖地诠释了哈姆莱特性格的内涵及其成凶.在他看来,哈姆莱特性格中的“犹豫”、“延宕”、对母亲的奇特态度、对奥菲莉娅情感嘚突变,均源r{他潜意识中存在着那种尚未得以升华或转移的恋母情结.琼斯的分析把莎十比亚悲剧变成了一个永恒主题——不是历史性的主题,即人类的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悲剧.

以心理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的确触及了文学活动中意义生成机制的问题.这一研究范式不像鉯语言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那样把意义生成的机制归结于句法结构,也不像以社会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把意义生成的机制归结于“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范式更强溯文学书写者——也就是意义的制造者或表现者——生命经验的表达,强调文学书写者——也就是文学活动主体——对文本意义和结构的决定性权力.对于主张文本意义自足的语言学文论和对于主张文本意义“他律”的社会学文论而言,心理学文论關于意义的观点,既照顾到了文学场的自律性,也引入了某种历史性凶素（传记）解释意义与世界的炎联.

心理学文论在方法论上最为成功者要數“症候式分析”.这一分析方法来自于精神分析学的临床实践,其要旨在于对隐喻性意义之表面症候的发现并通过分析那些反常规的症状揭礻潜藏于文本深处的普遍性意义,就像弗洛伊德在《少女杜拉的故事》巾对病例的各种梦境物象所作的分析那样.琼斯发现,哈姆莱特对母亲说話的口气完全背离了儿子这一身份的表达规则,继而他对这一“症候”进行分析,找到了其中的恋母情结的阴影心理学文论的这一方法使文学學术界开始意识到,文本意义的要害常常被埋藏在那些有悖常理的细节即症候之中.症候式分析不仪是弗洛伊德主义对文学研究的贡献,甚至在栲代政治学、******学等学科的知识活动巾,这一方法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追捧.

心理学文沧实际上流行的时间并不长,其学理层面的一些问题阻止了它建立义学研究的心理学王朝,建立在主体论哲学前提之上的心理学文论无法面对“主体的退隐”这一后现代文化走向,连马尔库塞都说,弗洛伊德“他的理论解释过去而不是现在——消逝的过去而不是现存的人的形象,消逝的人的存在形式”,在“作者死亡”的年代,我们无法想象还能夠把文本的意义归之于那个决定论的主体——作者,而这一不合时宜的做法恰恰是心理学文沦的理沦出发点、其次,心理学义论忽视了文本意義昀白律性.文学文本的意义常常越出作者意图的范围,这说明文本意义具有结构性自律的性质：当我们把意义全部归结于作者心理的外显时,攵本意义自律便被遮蔽了.最后还有一点,心理学交论大都强调意义的个人性,如精神分析学文论就是如此.心理学本来就被现代知识学排斥在确萣性知识之外,而这种对意义个人化的倡导就更难达致文学研究的学科知识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了.荣格走出弗洛伊德阵营发展出一套文化人类學的文学观念,其基本f“发点就是朋“集体无意识”代替比较狭隘的“个人无意识”.

现代性自诞生始就倡导人的自我反思.由此反思演化出一門新的学科知识,即人类学.当然现代性也将人类解放论、民族国家主体论以及实验科学的认识论赋予了人类的自我反思,于是人类学有了诸种鈈同的形态,如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等等.也正是因为人类学涉及现代性工程中的一些核心话题,所以这门学问一经形成,很快僦被怀才不遇的文学学术界拿来作为一种新的学科知识依据,终于形成了在20论文范文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神话一原型理论.

人类学研究涉及囚类生存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从身体到精神、从历史到制度、从习俗到语言等等,因此它跟文学活动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关系.文学活动作為意义生产实践同样也不受现代学科体制限制地涉及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比如米德( Margaret Meat)、萨丕尔(Edward Sapir)、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u-t)等人都认为自己是人类学家同时吔是文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吉尔兹等人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是兴趣盎然：所以有学者说：“人类学本质上是文学的,而非传统上所认為的科学.”1984年,美国的美洲研究所举办了题为“民族志文本写作”的人类学研讨会.会后,詹姆斯·克里福德( James Clifford)和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将会议论文结集為《写文化：民族志的涛学和政治学》(1986)出版.在与会学者的眼中,人类学就是一种文学批评.1986年,马尔库斯和费彻尔(Mk-heal M.J.Fisc-her)出版《作为义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更是设想把人类学与诗学捏合成一个具有极大的知识包容性的新型人文学科：在1988年加拿大魁北克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上,波亚托斯(Femando Poyatos)提交了一篇名为《文学人类学：走向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的论文,论述了文学人类学这一新型学科的互涉性知识体系.仩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人类学界受现象学的影响,日益趋向一种“人类学诗学”,文献学、统计学等让位于意义经验的描述意义经验捕述这一现潒学的方法很容易一步跨进诗学的空间；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迷上了文学性写作和朗诵诗歌.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将自己变成文学活動对文学研究毫无益处,相反还有人类学到诗学领地里抢饭碗的嫌疑.文学研究需要的是人类学的知识视野、阐释技术,以此作为自己的知识依據来思考义学现象,而不是人类学把文学研究搬用到他们的领域中去.就人类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人类学：一种是把语訁文学现象（诸如神话、诗歌、故事等）当做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如大多数民族志学派的人类学就是如此这一种人类学由于将文献学、考古學、系谱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历史主义的文化观念施之于文学从而解读出了与形式论、审美沦或心理学的文学批评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对攵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种人类学是粑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观念用之于文化现象的研究,比如闸释人类学；这种人类学是受文学研究嘚影响形成的,所以它对文学研究本身的作用不大.

从20世纪学术史来看,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人类学学派是民族志学.这一学派也是人類学中历史最为悠久、学科知识白洽性最为鲜明、知识体系最为完善的学派.泰勒的理论就已经包含了民族志学的内涵,后来弗雷泽、马林诺夫斯基、本尼迪克特、萨丕尔、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等,其研究范围大都可以属于民族志学,甚至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也因为需要探讨上古文化意潒的无意识积淀而吸纳民族志研究的成果.民族志学将现代性工程中的民族国家意志、人类生存的自我反思、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进步论历史观集为一体,因而能够吸引大批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对于文学学术界来说,民族志学渗入其间的直接后果便是神话一原型批评的登台.

早在N．弗莱之前,开创了剑桥仪式学派的哈里森（Jane Euen Harrison）就把弗雷泽《金枝》里关于《圣经》故事的论述延伸至有关希腊悲剧的研究,她根据民俗学的知識作出判断,认为希腊悲剧源于希腊宗教仪式,其中尤其是献祭的仪式.后来属于荣格学派的鲍特金（M．Bodkin）在研究悲剧冲突的原型时也将文化人類学的观念注入分析心理学之中,使荣格学派的无意识原型的心理学传沿史变成了文化史,即风俗、宗教、语言、图像等的历史.当然,以文化人類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最为成功者肯定是N．弗莱.1957年,他的那部视野开阔宏大的《批评的剖析》出版,沉溺于语义结构之中的英美文学研究遭遇冲击,新批评王朝骤然动摇.N．弗莱的成功之道在于他用新的知识依据取代了语言学对诗学的统治,而从阐释技术、认知视角、思想资源等方面把文学研究从语言形式分析的论文范文塔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与人类生存的宏大历史密切相关的一场“经国大业”.在弗莱手中,文学研究这一学科化的知识生产活动被开发成为关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观照,而不再是新批评手中“精致的瓮”.

以人类学为知识依据的文学研究引起争议之处在于那种强烈的历史主义观念.弗莱把全部西方文学的历史内涵归之于神话的塑型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决定论”.进而,他关於西方文学发展的五个阶段过程的论述,几乎陷入了历史循环论之中.实际上,文化人类学本身也在学理上面临着文献学的铺陈与整体阐述（如攵化比较意义上的总体性民族精神）之间的裂隙.神话一原型批评同样困惑于原型的同一性总体特质与史料的异质性内涵的矛盾.不过,人类学嘚文学研究坚持将意义的起源置于前学科性的上古文化之中,这对于文学学术界应当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六、文化研究：后学科时代的知识生產

20世纪巾期,伴随着后现代文化的登场,一种反对学科界分、主张知识的杂糅性的后现代知识学出现了.福柯去世后,学界曾为他的学科归属而甚感困惑.其实福柯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学科分类,体现出后现代知识的特点,即一种学科间性的知识状况.

在福柯的时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两股潮流：一是以英冈为中心的伯明翰学派,二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后结构主义.前者以R．威廉斯为代表,视文化为“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倡导一種大众文化的研究；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德里达、福柯,他们以解构的态度反思西方思想文化的核心概念,倡导一种反思全部意义经验的“理论”.这两大潮流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对知识学科化的超越.到20世纪80年代,两大学派在北美学术界合流为一种以“文化研究”为名称的学术范式.大众攵化的阐述、日常生活批判、话语理论、文化诗学、症候式分析方法、解构主义、微观政治学立场等等,在这里汇合成一股学术大潮.而现代性设置的“分科立学”原则则被完全打破,一项“后学科”性质的知识生产方式宣告诞生.F．詹姆逊写道：“暂且不论义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它嘚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成了后学科.”他称文化研究为一项“历史大联合”的事业.

我们此前描述过的那些文学研究范式都致力于用单一的知识作为依据建构一套适应现代性的知识学科化工程要求的文学研究体制,而文化研究则放弃了这种学科知识的单一性和自主性的诉求,代之以混杂多元的日常文化或大众文化的解读.汪民安说：“文化研究正是大学产生自我怀疑后的一个选择等”大学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正是“现代性之隐忧”的表现.义化研究并不是站在文学研究之外的一个什么新学科,它不能像美学或语言学那样以“外资”的身份给文学研究“投资”以知识依据；它本身就是文学研究,或者说是将攵学研究包容其间的“百科全书”.文化研究无论是在知识对象、价值准则还是在阐释技术的层面上,都是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一场彙集.这场汇集形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的多元化、综合性视界.文学研究也由此走出过去那种投靠单一学科知识的创新范式,代之鉯知识对象、阐释技术和价值准则层面上的学科互涉.

从知识对象层面看,文化研究把各学科分别研究的对象汇合成为一个被称作“文化”的東西,全方位地观察人类生活的各个场域.社会学视野中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语言学视野中的“文本”、“意义”,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身体”、“仪式”,心理学视野中的“无意识”、“快感”等等,都被文化研究收编为一个包容性的认知对象——文化之中.文化研究无所不能地研究着“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理论视野的扩张完全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知识边界,也使得文学研究以一种“文化”的视界重新反思文学,更为开阔地关注诸如消费时代的文本、文学体制、身体写作、性别、身份、时尚等等似乎与己无關的论题；文学研究走出了诗学论文范文塔,它的对象不再是行走于上书房的诗学精英,而是以一种历史文性的方式生存于世的“市民”.

从价徝准则层面看,文化研究天生地秉执着一种民粹主义观念.文化研究源于伯明翰学派关于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研究,同时它在学理上义以建构主義立场排斥关于文化属性的终极本质的定义,因此文化研究的价值立场显现出了鲜明的世俗主义、民粹主义的大众化色彩.文化研究渗入文学研究后,那种长期统治文学学术界的精英化的审美主义价值立场逐渐被学者们放弃,代之以一种“生活论”的态度来审视文学现象.文化研究普忣之后,在文学研究领域曾经占据过主导性价值立场的精英主义、总体革命论、人类解放论、审美救世论等渐渐地失去了号召力,而在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解构性批判和话语分析却吸引着大多数学人的目光.

从阐释技术层面看,文化研究倡导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文化研究哏过去那种引进单一学科的知识作为反思的依据的文学研究范式不同,它是将诸多的现代学科知识汇集起来形成一种“学科互涉”性的知识依据.在方法论层面上,文化研究也是将近代以来各主流学科的核心技术合为一种集话语理论、审美批判、症候观察、句法分析为一体的复合型阐释技术.西方学者艾伦·卢克（Allan Luke y描述说：“批判性话语分析更类似于一系列政治的、认识论的立场的集合体：为了在不断变化着的当代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状况下对语言、话语、文本和图像的位置与力量作批判性的分析,而对各种立场与实践进行有原则的解读.”比洳我们从陶东风关于广告的解读和程文超关于“波鞋”的解读中即可见出,文化研究将下述方法论观念予以综合性的运用：结构主义的文本意义自足性理论（“广告”、“波鞋”都是具有意义生产功能的文本）；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广告”、“波鞋”作为话语制造了一種权力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学的症候式观照（“广告”、“波鞋”的反常之处正是其意义潜藏所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广告”、“波鞋”的表达策略即其表意元素的结构方式隐喻着意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立场（“广告”、“波鞋”巾隐藏着一种规训或控制嘚权力）.这种复合型阐释技术若用于比如中国古典诗词或近代小说的研究,相信文学研究能够开拓出更大的意义解读空间.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等于文化研究并不是像以往那些独立学科给文学研究输送知识依据来影响文学研究,而是建造一座功能完备嘚学科综合大厦来取代文学研究,就像它同时将要取代其他学科知识的独立存在一样：文学研究的独立存在遭遇的危机比其他学科更甚,因为┅方面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确可以涵盖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文学研究自身的学科自主性又尚未完成.不过,文化研究的后学科性质也许意味着现玳性知识学工程的终结,意味着知识学科化的历史趋向终结；文学研究也可以不再寻求所谓自主性学科的存在了.

七、文学研究：一场知识学嘚战争

纵观20世纪的文学研究作为学科知识生产的历史,所谓“引进外资”可以说.是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二美国批评家s．E．海曼( S.E.Hyman)认为,现代批评是“有目的地运用非文学的技巧与知识主体来获得对文学的洞见”.这场“引进外资”的工程可上溯到康德美学“投资”文学,到20世纪,语言学、惢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前赴后继地在文学研究场域里谋求最高话语权力,其间历史学、现象学哲学、传播学等也曾加入争夺文学研究指揮权的争斗：在这场持续百余年的“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多幕历史剧中,外学科知识也许来去匆匆,但它们却将各种新颖的视界、方法、价值准则留给了文学研究.这使得文学研究不断变换形态、不断创新发展,也使得这片知识生产的场域成了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场.

C．P．斯诺關于两种文化对立的论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使人们意识到,当今世界充满着多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甚至对抗.1991年,美国学者J.D.亨特(J.D．Hunter)出版《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认为当代文化已经裂变为“正统派”与“进步派”,二者之间的争斗构成当代文化的主导性内涵,格尔林(W．L.Cuerin)认为学术界同样存在着“文化战争”,其表现就是传统捍卫者和文化研究者之间的争执.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坚守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還是质疑这个传统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真实性.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争,即使是同在现代观念支持下,知识的学科界分及这界分带来的認论文范文式、价值准则的差异,也足以导致一场学术界的“文化战争”.美国学者罗宾·洛克夫( T．Lokoff)描述道：“语言学家研究语言；文学批评镓研究文本（包括叙事方式）等但是,这许许多多的界定更多地是人为的藩篱,它只会阻扰人们全面地理解事物.”这种现象最甚者恐怕就是文學研究了：面对同一部文学文本,形式主义文论家说意义即是句法结构上的对应性,心理学文论家说其中隐藏着作者儿时家庭关系的反常,人类學文论家说其主题即是《圣经》中某故事原型,社会学史论家说该文本描述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阐释一接受理论家则说该文本的意义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呈现为不同的内涵等而文化研究学者最后发现,前边人们说的都不错,所以干脆就称这文本叫做“文化”吧,你从何种学科知识人手来理解它都对.

问题的关键就出在文学研究的学科未完成性.因为尚未形成完整的、体制化的学科知识系统,文学研究只好不断地“引进外资”,借取外学科的知识生产成果作为自己的知识学依据,因而各种“新学”或“显学”涌入文学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指导着文学学術界做出关于文本意义的各种新奇的判断；南此形成的争执可以称作“知识战争”,即相互差异甚至对立的知识体系在文学研究界引发的矛盾冲突

这场战争首先一个对抗点乃是文学研究的知识对象问题.形式主义坚持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内在的句法结构,这与其他坚持“外部”研究的学派形成了分歧；弗洛伊德主义坚持文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所谓“心理症候”,这与主张文本意义自足的理论形成了分歧；阐释一接受理论以阅读经验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这又形成了同其他主张文本中心论的理论的分歧等由于采用不同的知识依据,各学派在文学研究的知识學对象问题上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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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对抗点是阐释技术问题.以鈈同的学科知识为依据的文学研究学派使用各自特有的阐释技术,比如文化人类学主要使用文献学方法,弗洛伊德主义文论主要使用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文论主要使用句法结构分析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许多是相互排斥的,比如现象学文论的那种经验描述的方法与法兰克福学派嘚批判方法就很难兼容.现代性工程导致学科化的知识在方法论上各自为阵,因此不同学科的知识介入文学研究后,文学学术界在方法论问题上吔是众语喧哗、莫衷一是.

第三个对抗点是价值准则的问题.知识形态不仅仅只是方法、对象和表达的显现,进而更是一种特定的价值观的显现,仳如现代性工程最早举起的知识实证化的大旗,其中就潜藏着反抗宗教意识形态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形式主义文论从结构语言学那里取来了知識形式化的策略,同时也就走向了科学主义的评价立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批判理论则张扬着一种审美救世主义的价值原则；对于以文囮人类学为知识依据的神话一原型理论而言,历史主义乃是这一学派的必然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审美主义、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这几种价值准则常常是相互对立的.

现代性的主体论哲学和“分科立学”的学科化工程给知识生产提出了学科一元化、自主化的要求,因而每一种知识都極力把自己建造成具有单一明晰的知识依据、阐释技术和价值准则的体制化系统.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工程虽未能完成,但其学理诉求并无二致,即引入单一明晰的知识依据来建造学科化体制的知识系统.正因为如此,文学研究就义无反顾地遵循现代性工程的要求选取某一学科的知识作為自己的依据来发展学科化的知识生产,这种学科单纯性和学科自主性的诉求使得文学研究中各学派之间采取了一种相互排斥的态度,它们之間很难相互包容,因为包容将会影响到学科的单纯和自主.

但是在阐释学哲学发现意义的非决定性、巴赫金发现意义的对话性生成、福柯发现主体性的虚妄、哈贝马斯发现主体间性、克里斯泰娃发现互文性、巴尔特发现“作者之死”之后,单一主体性开始遭受质疑,人们宁愿用“间性”而非主体性来思考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在知识的学科化问题上,我们同样可以引进“间性”理论来解决文学研究中知识依据漂移的问题.这即是说,对于涌入文学研究的各种外学科知识,我们不必仅仅取其一端而排斥其余,尽可以兼收并蓄地让所有知识型在文学研究中发言.关键在于這种“发言”不可摆出一副主体性十足的独语姿态,而应该采取一种对话主义的姿态.间性是在对话中得以出场的,比如话语理论就是间性的产粅,也是结构语言学与社会学对话的一个结果.在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研究学派的平等对话中,或许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知识视野和阐释技术,那就意味着文学研究终于可以摆脱靠“引进外资”过日子的尴尬处境了.

当前,文化研究已经以一种兼容的机制处理各学科知识共存的问题了.泹是简单的“汇集”还不等于“间性”,汇集之后还需要对话,间性产生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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