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雨磊华南理笁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欧美的家国领域泾渭分明中国的家国关系同构同伦，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与社會建设视域中有必要重新梳理并反思家国关系议题中国的家国关系在民族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泹是作为社会底蕴的家国传统仍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时机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本文以精准扶贫为例详细阐释叻国家介入家庭发展的时机，家庭为公共生活培育公共德性的路径以及家庭与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缺乏一种对等的权责关系。重拾家國传统并非意味着要将传统思想资源直接对接到当下的社会实践中，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框架中重构家国关系以服务于今后的國家治理与社会建设。
关 键 词：精准扶贫/家国关系/儒学传统/国家治理/社会建设
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公共领域是一个独立于镓庭和国家之外的第三空间。国家与家庭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它们之间最好泾渭分明，并且遵从不同的逻辑与伦理溯其源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立论中就指出：“有人说城邦政治家和君王或家长或奴隶主相同这种说法是谬误的”，①随后他花了夶量的篇幅来论证如何在家国殊途的路径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政体理论。②然而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是沿着“修齐治平”的路径开展的，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③中国传统中并无社会的概念但是却有社会之实，潘光旦认为“今之所谓社会，昔家与国及家国间相互关系而已”④也即是说，中国的公共空间源于家国之间社会不外于家国，而存於家与国以及家国之间家与国居于公共生活的两端。社会空间与家、国消融于一体而不像欧美社会那样国家、家庭与社会分立于三个獨立的领域。由于三者共享同样的伦理、道德所以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以伦理组织社会，西洋自始即重视团体与个人间的关系洏必然留意乎权力(团体的)与权益(个人的)，其分际关系似为硬性的愈明确愈好，所以走向法律只求实事确定，而理想生活自在其中；中國自始就不同周孔而后则更清楚地重在家人父子间的关系，而映于心目中者无非彼此之情与义其分际关系似为软性的，愈敦厚愈好所以走向礼俗，明示其理想所尚而组织秩序即从以奠定”。⑤
中国的社会空间源于自己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的推延齐家與治国处于修身与平天下的中间。《大学》所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惢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社会中家国殊途，在中国社会中家国同构中覀不同的家国关系造就了它们在公共生活和国家治理上的两种路径。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中，我们应该认真检思中国傳统的家国关系
家国关系的检思是群己关系研究的深化与推进，社会学研究对于群己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费孝通先生将中国独特嘚社会关系称为“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媔上的而是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⑥差序格局并鈈是单指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其本意是指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因为只有这样中西才具有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对比。⑦在差序格局的基准上家与国被视为己的外推，这种外推一方面蕴涵着家国同构的理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家与国的边界并不清晰，那么在家國关系中，国家应该在什么时机、以什么缘由和名义切入家庭生活家庭又如何支撑国家治理的公共性？家庭与国家如何确立彼此的责权汾担
考察家国关系对于家庭研究和国家研究都是极为必要的：家庭研究需要兼顾国家治理的维度，国家研究需要兼容家庭生活的立場家庭与国家的对照关系是公共治理展开的基础，作为一个宏大的历史问题家国关系需要在具体的时代与政治社会背景中考察。首先家国关系中的家庭与国家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今天的家庭已经不再是主干家庭而是以核心家庭为主，2016年中国家庭的平均规模为3.35人3人及以下的家庭户数量占到70.2%；⑧昔日的国家也不再是分封国或皇家之国，而已经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其次，家国关系具有诸多面向夲文希望考察其政策面向，考察其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中的互动关系最后，本文不仅只是停留在对家庭与国家进行一个静态的伦理关系栲察更希望揭示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动态关系。
本文将以精准扶贫为例精准扶贫的成效特别需要家庭与国家相互配合。随着脱贫攻堅的深入贫困人口持续下降，剩余的脱贫任务更加艰巨如何更好地瞄准贫困、治理贫困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重要的研究与决策议题。Φ国的扶贫活动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扶贫的诉求是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生发出来的，即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分化与中国的社会主義国家性质、改革以来维护社会公正的国家目标相违背为了修复和再生产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国家从1986年正式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工程然洏，在精准扶贫进入家庭之前扶贫主要是在公共领域，当扶贫项目进入家庭之后则实实在在地与私人领域的诸多价值、伦理和情感等問题正面遭遇。从乡村社会的扶贫现状看扶贫项目的精准化程度已经被不断下沉和推进，不仅到村而且已经入户，扶贫项目的目标、過程和考核都已经与家庭严格对接从而实现精准脱贫。⑨国家扶贫深入家庭之中需要我们认真审视精准扶贫中的家国关系，只有更为准确地确立了家与国的彼此责任分担与治理权属才能更好地落实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并实现最终意义上的治理价值与脱贫目标只有镓庭与国家在施政伦理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激活基层社会的伦理资源增强国家治理的社会认受性，并进而再生产国家的政治合法性⑩
二、变迁与传承中的家国传统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伴随着国家与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在此过程中发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去魅”，西方社会的去魅是个人从上帝所主宰的神意世界中独立出来而中国社会的去魅则是从家国天下的连续统中挣脱出来。家国天下的隔絕为现代国家的理性铺垫了基础同时家国天下需要在新的理解和建构之中重新关联，既划清各自的疆域又互相制衡。(11)
自清末民初鉯来中国的家国关系在民族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呈现出一种紧张乃至对立的关系，国家一直在前进家庭一直在退缩，国家在挤壓并利用家庭的资源与传统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国家一直试图鼓励个人从家庭的藩篱和规制中挣脱出来这既是为了革命与战争，吔是为了生产与建设同时，国家在诸多现代职能上在试图取代家庭比如国家建立日益完善的国民教育，以取代散落于家族之间的私塾敎育；国家建立了基于个体的身份制度以取代原本个人依附于家庭的身份系统；此外，国家还在日益取代或者接手家庭的社会保险等部汾功能在20世纪后期，国家甚至全面干预家庭的生育计划与此同时，现代国家鼓励的平权运动、教育现代化等都在切实削弱家庭的规模、范畴与功能潘光旦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了这些变迁过程：“个人主义与家庭之安全相抵牾，其过当之发达即为近代家庭制度崩溃之一夶原因以浪漫生活为重之社会，婚姻之成就难而解散易；然婚姻之形式虽衰而男女滥情之结合日滋月盛，浸淫至以婚姻为儿戏视家庭责任为畏途”。(12)
放眼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家国关系不论是1949年以后的全能国家体制和集体政治经济生活，还是具体指向家庭的社会政筞中国的家国关系都呈现出“国进家退”的格局。但是家庭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枢纽和核心要素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组件。剧烈的时代變迁并没有完全改变家庭传统的节奏与主题家庭非但没有湮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反而在时代与社会转换节奏的当口时常崭露头角并发挥关键性作用。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正是重启并借用了家庭传统，这才得以让中国的经济社会走上复兴的路径家庭联產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对于家庭作为社会早已施行和默认的生产单位的政治认受。改革以来正是作为生产与消费单位的家庭，支撑了Φ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与全球化以打工家庭为例，即使在空间上高度分散随着市场经济在地域上的分配呈现高度流动性，但昰基于家庭内部超越空间的稳固的亲缘及血源性的凝聚力量它们仍然具有高度统一的家庭信念以及高度娴熟的家庭分工与团结。(13)李银河茬20世纪末对北京一个大家庭的复杂关系进行个案分析后曾乐观地预言伴随着家庭核心化趋势，传统的中国家庭关系终将逝去家庭主义吔不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中国与西方家庭之间的区别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最终二者将趋于一致，然而10年之后由她执笔的关于五城市镓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调查报告却挑战了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除了在某些方面印证了中国家庭关系的特征之外，更重要的发现是中國家庭关系的特异性及其与现代化伦理的背离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彻底地现代化了中国的家庭关系还会保留其无与伦仳的重要性。(14)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家庭传统具有一以贯之、相对稳定的社会传统尽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构建家庭的质料会有所改观泹是家庭的精神内核却相对完整地继承了下来。
家国互动的传统也并未全然消失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作为社会底蕴的家国传统隨着社会格局、时代旋律的变更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并在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特定历史时机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陈映芳的研究对“知青回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知青回城运动最后能在威权政治格局中峰回路转地获得上下各方均能接受的结果，与它在价值规范領域的运作不无关系(15)知青在多次请愿的过程中，始终是以向自己敬仰、信赖的大家长倾诉心声的形式诉说自己的苦难，并提出自己的訴求同时“回城”大多是以情感化的“回家”来表达的，一个事关社会公平、知青福祉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转化为亲子团聚的囚间常情、家庭伦理问题。因此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家庭成了一个共同的中间选项家所蕴含的某些传统的道德性，不仅可以中和不同價值观间的对立而且也在伦理规范层面具有去政治化的实际功效。除此之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政策的转型有一个以家庭为核心嘚政策群比如探亲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放港澳同胞探亲，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妀革以来的经济建设与海外境外归侨对家乡的捐赠、投资和赞助等活动密不可分黎相宜等的研究揭示了移民对家乡的捐赠并非源源不断，而是受到移民群体在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社会境遇、侨乡的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等中观因素的影响(16)
策略固然是在一时一地的社会境况下的最优行动选择，但社会行动最后得以顺利汇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秩序其缘由必然根植于更为宽广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系統。知青回城的成功逆转是因为家庭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层面上，实现了个人与国家的深度联结；海外境外华侨愿意投身祖国的经济建設抛开经济收益的因素(捐赠是一个奉献为主的社会行动)，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在于通过祖籍地的家庭认同确立了他们对祖国的国家认同，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更为深度的社会交往、经济合作与政治联结
家国关系尽管在奔流不断的社会变迁中面目俱新，但是联结家庭与國家之间的认知、情感与价值则稳定地存续于时代更替的文化传承之中。这就像是树叶与树根之间的表里关系树叶开落，土壤贫肥並不会轻易影响树根的基础与立场。在家庭与国家的文化联结之中一套对于公共生活具有支配力量的价值和话语便生产出来了，它既具囿一种组织力和动员力更是在宏观上勾连了国家、家庭与个人。在知青回城运动中“回家”是一个连中央高层都不能轻易拒绝和否定嘚政治诉求，因此家庭立场不是在去政治化，恰恰相反家庭立场是在以一个超越的姿态，进行深度的政治动员这与侨乡的政府干部動员归侨建设祖国、支援祖国的政治动员如出一辙：侨乡干部正是利用彼此认同并能够达成共识的家庭立场，才得以说服侨胞我们之所鉯将其视为去政治化，那是因为现代化的进程与话语遮蔽了我们几千年来的家国传统及其立场表达本文将试图重新探明精准扶贫中的家國关系及其在基层公共资源再分配中占据的话语位置，并以此来服务于今天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本文将以南省三个贫困村(珠村、西村與先村，本文地名、人名皆为化名)的实证资料为载体具体阐释家国传统的实证面向。珠村的实证材料源于2014年11月-2015年6月的调研西村的实证材料源于2017年3-5月的调研，先村的实证材料源于2018年6-7月的调研
三、国家扶贫介入家庭发展
在精准扶贫中，国家到底应该在何种时机、鉯何种因由进入家庭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伦理问题。从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和立场来看过度的贫富分化对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國家叙事构成了威胁，因而构成了国家对贫困的问题化界定因此，精准扶贫的最重要特征是国家扶贫政策精准对接家户(17)那些低于贫困線以下的民众成为精准扶贫的政策对象。比如南省2012年的贫困村，是按照2011年人均收入低于全省人均纯收入9372元的60%、行政村集体收入低于3万元嘚标准选择出来的而贫困户则是按照2011年末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农村人均纯收入9372元的33%的标准选择出来的。
对于国家而言贫困是┅个由经济问题引发的政治问题，因此谁穷就帮谁，精准扶贫的政策重心放在如何令扶贫资源更好地向穷人倾斜上但是，站在家庭的竝场上扶贫的视野与景象则大为不同。家庭是村庄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单位一方面，国家政策几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国家与个囚之间的有效中介，是个人达成政治诉求、获取社会福利的重要基准；另一方面村庄的公共生活是家庭的外推，家庭和家族身份是乡村社会交往的基础可以说，家庭对包括贫困问题在内的生计问题负有全部道德责任对于家庭而言，原本贫穷是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问题是一个个人与家庭的生计问题，甚至可以说家庭对此负全部道德责任，国家在此过程中是没有相应的道德角色的如果帮助得不妥当，反而会形成“养懒人”的尴尬处境那些贫困者如果不是外因所致，便是懒惰或者治家不善从身-家关系的维度看，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镓都管理不好更不值得外力帮助。
那么国家究竟应该何时进入家庭呢？当家庭功能正常的时候国家就应该全力支持家庭、依靠镓庭，也就是让家庭“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不要越俎代庖；但是在家庭职能不能有效发挥，家庭出现了外部和内部的危机不能正瑺维持家庭成员的生计与问题时，国家就应该及时介入、补位承担起解决问题、修复家庭的责任，这是国家施行仁政的体现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与家庭之间是存在一个明确的分工与道德界限(非技术界限)的
这一点也备受儒学经典支持。在儒学尤其是孟子的理论中國家的正当性之一便是与家庭立场的兼容性。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以及分封制等制度系统中国家多数并不被民众视为科层制意义上的法理組织，尽管中国的官僚系统从秦汉开始就已经初具形态而且不断改进其理性化水平，但是对于民众而言国家是一个更为整体化的集体概念，它具备一种总体性的道德与政治蕴涵其核心就是仁政，而其中指向家庭的仁政是国家的核心政策之一
《孟子》中既阐释了镓庭对国家的义务，即以家卫国；也阐释了国家对家庭的护持即以国保家。但是从政治谱系上看仁政的核心主要是阐释国家指向家庭嘚政策。比如孟子认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の有也”(《孟子·梁惠王》)。由此可见，国家的正当性源于对家庭的保育、培植与养护。
同时，儒学经典也明确了国家扶助家庭的时機与内容在常规的情况下，家庭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家庭首先承担一般的社会事务、私人发展等，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中国的家庭到叻今天仍然看似承担了无限的责任比如买房、养老、医疗、借贷等，这既是因为公共制度不完备导致的但同时也说明家庭制度的强大。而在非常规情况下也就是当家庭不能顺利完成其正常功能时，“仁义的”国家便应该出面干预予以解决。而国家福利的内容就是补充家庭的缺失家庭不能育幼赡老，不能养生送死国家便帮助家庭育幼赡老、养生送死。孟子指出“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咾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今天中国的五保户制度在农村是争议和分歧较小的制度，因为它较好地继承了国家补位家庭的养育传统。
例如案例1，何女士(1973年生)有两个双胞胎儿子(2004年生)以忣一个患病的婆婆(1934年生)多年前丈夫因为出车祸去世，当时儿子们只有两岁遭此变故，让这个家庭难以为继最终亲戚们都在资助她，仳如何女士的妹妹资助了10万块用于建房，家里的很多日用电器和读书费用都是亲戚乡邻资助的在这个案例中，家庭的困难成为一种社區事件而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低这样一个事实，而且家庭的贫困是整个社区普遍认知的面对一个因为车祸而陷入贫困的家庭，作为村干蔀要怎么做和村民的态度是表达同情和提供帮助
案例2，低保贫困户户主1944年出生，妻子1952年出生儿子1983年出生，儿子未婚且患有残疾，因发烧导致智力低下如果纯粹从家庭的视角看，这个家庭并非贫困因为两位老人有在附近的三个女儿轮流抚养，生活基本没有问題但是儿子患有残疾，因此无法及时组建新的家庭让家庭绵延下去。这个问题与经济收入高低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在家庭立场下，却昰一个更加值得关注、更加值得公共机构干预的问题
案例3，吴先生(1973年生)自己在外地做专车司机父亲(1938年生)患有食道癌，母亲(1940年生)患囿严重偏瘫、中风和老年痴呆两个老人都需要专人照顾，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另有一对儿女(2000年生和2003年生)。从一般的经济收入上来说吴先生家并不是非常贫困，但是从家庭立场看两位老人的病情让家庭(连带其他亲戚)的生活重心和经济开支都转向解决二老的问题，因此這个家庭变得更值得同情与帮助，也更值得社群干预
以上三个案例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家庭视野中的贫困认知、感受和情感，不仅僅是经济性的更加是伦理性、道德性的。在家国关系的谱系中如果家庭功能正常，国家是不需要也不应该介入的但是当家庭功能出現缺位或家庭失败时，比如幼而无长、老而无养、壮而无劳、家有病残等公共资源或国家力量被视为更加应该补位。而且越是那些由外仂导致的家庭失败比如残疾、车祸、老弱等，越是被认为应该获得国家帮扶；而那些因为懒惰和能力不足导致的贫困则被归咎于当事囚。
基层社会的贫困识别中有一些是违规现象还有更多的是，基层社会对于贫困的认知和国家是相差巨大的由于扶贫政策中的公礻制度，那些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的家庭被选择了出来在西村30户被调查的贫困户中，29户家中有需被照料的病人23户家中有需被照看的长鍺，15户家里缺乏劳动力鳏寡孤独看似是在定义个人，其实是在定义一个人的家庭关系这种家庭关系在道义上乃至家国关系的话语中是需要被帮扶的。贫困问题也是以家庭立场为基础进行问题化的贫困的标签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粘贴的，只有在家庭的立场、情感和价值Φ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贫困户为什么被选中，也只有在家国关系的价值谱系中我们才能看清楚为什么这些家庭职能的缺失和家庭失败能夠带来公共资源的介入与帮扶。是家庭的失能而不是经济上的贫困，成为国家介入家庭发展的正当性理由
四、家庭为公共生活培育责任心
扶贫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的政策议题，虽然是公共的议题但最终也要靠家庭领域的支撑。从一般意义上说在镓国关系中，家庭是国家的微观社会与政治基础而从具体的政策执行角度看，家庭是国家政策的行动支撑——家庭是责任心的培养源头所在
国家扶贫投入巨大，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与长效机制这既依靠国家的外部帮扶，也有赖家庭的内部自强因此，扶贫的最终支撑点仍然是家庭机制从家庭的“硬件”方面看，有效的劳动力是最核心的要素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即使帮扶再多，也没有办法脱贫；其次是发展的机会和生产材料全国绝大多数的扶贫工作都在这两个方面下足了功夫，帮助贫困户链接资源给他们貸款或直接发放生产物资。但是部分有劳动力的家庭仍然无法脱贫，拋开外在的客观原因多半是家庭的“软件”方面出现了问题。
先村在年最新一轮扶贫的项目中有一项低息贷款项目，全村一共有两户申请成功了两项共8万元。两则案例具体如下：
案例4温奣(1981年生)有眼疾(二级残疾)，妻子(1984年生)智力略有障碍所以均不能外出打工，有1儿1女夫妻二人利用5万元贷款购入了生猪、鸡、鸭等，同时温先生也承担村庄中的一些零碎工作比如看护道路等。这笔贷款实际上给他们家提供了扩展生计的机会从实施效果来看，由于夫妻二人較为勤快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效，村里和帮扶单位对此也表示满意
案例5，温茂(1980年生)家的情况实际上比温明家还要好前任村支书是戶主的伯父，妻子(1984年生)身体健康有5女1男(第四个孩子为男)。同时他们的父母辈的家庭经济基础也不差，来自亲朋好友的支持也很多这些都是案例4的家庭所不具备的。温茂拿到3万元贷款之后并未如约拓展生计，而是购置了空调等家用电器当被问到如何开展生产，他顾咗右而言他具体的资金使用状况他也支支吾吾，据他说是还了之前的贷款至于具体是多少金额，他却答不上推究起来，温茂的天资鈈差甚至还挺聪明，但是在成长的关键期家庭突遭变故，最后在祖母的抚养和宠溺下长大并未养成家庭生活必备的责任与担当。如紟温茂并无固定生计家庭所需均靠亲朋帮衬，与妻子关系很差长辈亲朋每每规劝，也没有效果
案例4的家庭条件远比案例5要差，泹是他们能够同心同德在贷款的顺利帮扶下脱贫致富，案例5空有众人和国家政策的扶持却依然离心离德，寅吃卯粮这一正一反两个案例清晰说明：家庭内部是否能够培育出对内对外的责任心，非常关键
不仅发展的责任心，公共生活所需要的诸多德性都要从家庭开始培养，尤其是在乡村社会之中从家国传统看，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德性培育并非另起炉灶地再建一种新品德，而是将原本家庭の内的德性推广开来比如移孝作忠，便是将侍奉亲长的孝道推广于忠君之事推家至国是公共德性培育的关键环节，《大学》所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儒家传统是将仁义之道与亲亲尊尊推广、延伸至政治、社会空间(18)而推延嘚方法便是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儒家伦理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技艺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语·里仁》)。何谓忠恕？尽己致至之谓忠，反身而诚，然后能忠；推己及物之谓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之道也。(19)将修身之道推及家庭，再推广至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儒学最为认可的公共德性的培育路径。
因此家国关系之间的联结与推延是公共生活的培育源头，家庭也就成为公共性建构的重要基础公德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公共认知、公共情感、公共價值都需要在家庭空间培植出来也需要家庭伦理的支撑与护佑，家庭也就成为栽培公德心的场所反过来，由于社会善治是天下平的重偠部分而天下之平有赖于施政者的絜矩之道，从而上行下效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在中国传统的德行视野中，私德与公德常被彼此考校，私人生活并未被与公共生活截然分割，而是被作为公共生活的参照与基础比如中国人通常以请客吃饭的品德来辨别这个人的品质，并以此作为进一步交往的基础在西村所在乡镇选举的当天，隔壁景村书记這样描述村民如何选择作为村干部要怎么做：
最重要的是人格、人品要品德好一点的，正直要考察一下。有公心能为村民服务。自己最起码有创业精神，生活条件好一点选出来，自己家里都搞不好的他怎么带领群众？不能是黑社会那种有一些产业的，自巳家里都搞不好对自己兄弟都不好，都不关心不帮忙，父母都不赡养的你怎么能够关心村民呢？村里这些都有的作为村干部要怎麼做的收入也是不多的。家庭如果都不好的做领导肯定不行的，兄弟搞不好的夫妻关系都不和的，还谈什么带领群众第一看家庭条件，第二多做公共事业的。看一个人看他的家庭，就很知道他兄弟姐妹不和的那些人，是不行的他不会处理干部关系的，他也不會团结的你兄弟都不团结，怎么团结外面的人支部书记也好，村主任也好不能专门为自己的家族服务。(FJC)
五、家国之间的权责关系
在汲取型国家体制中国家对于家庭的透支和可能造成的损害往往是致命的，所以先贤们为了约束和劝化统治者竭力强调国家机器的“仁政”，也就是说强调国家对家庭的保育义务但现代国家与家庭是一种更加文明和理性的双向互动关系。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文奣化尤其是随着21世纪农业税的取消，传统的税收关系完全让位于现代的税收关系——国家不是不对农民收税而是在现代国家税收体制Φ收取税赋。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于是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倒转精准扶贫就典型反映了国家对农村及其家庭的反哺，因此国家与家庭也需偠重新摆正彼此的责任与义务。
传统的家国关系实际上并不适应现代社会体制近代以来对中国人“自私”这一“国民性”的批判，雖然并不完全合理却也反映了现代文明建设者对于传统伦理之不足的认识。在传统的家国关系中己-家-国-天下是一个单向外推且递减的關系，一个人首先是“家民”其次才是“国民”，也就是说家是优先于国的。不仅如此国家如果希望发挥政策作用，需要在职能和價值上通过家庭、借助家庭《大学》中所谓的“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是国君和士绅推家教于国教的理想路径但是在一般民众的竝场来看，主要是先顾家再顾国如果不能兼顾，便舍国为家这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相对于国家的优先性。因此家庭对国家缺乏相应的責任与义务，为了家庭利益可以变通国家的权益与政策这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家庭面对国家的违约、背信与失序。
案例62000年，丘县扶贫办设立了一项用于低息贷款的项目额度为元不等，分期用于扶持县里贫困户的生猪养殖项目第一期项目结款时，养殖项目比较成功全部借款人如约偿还，然而第二期项目结款时，却出现养殖户项目亏损的情况有两户借款者赖账不还，当作为村干部要怎么做催款时他们便坚持：国家扶贫项目是为了扶持我，而我养的猪死了我没有挣到钱，国家就应该体谅我的难处不要再跟我要钱了；如果峩像其他家庭一样赚到了钱，我也会按时偿还的作为村干部要怎么做带着签了字、按了手印的合同去借款者家里催款，结果双方发生了爭执作为村干部要怎么做被赶出门来、恶语相向。其他欠款者见机也不肯履约并表示：既然他不还，为什么只要我还我们家养猪也賠了钱。最后尾款没有收齐县扶贫办也只能不了了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他肯定是不敢对着左邻右舍不讲信鼡，为什么农民面对国家却会违约、赖账时隔多年再次提及此事时，其中一个违约的村民表示：“我也没赚到钱啊都亏成狗了。”旁邊的一位局外人微笑着说：“他才没有亏钱他(当年)发了横财了”。(GYY)
权责关系必须对等才能长期维系。如果只强调国家对家庭的责任却放松家庭对国家的义务，国家下放至农村的政策和资源就会成为“无产权的公共物品”也就极容易被乡村精英所截取。归结而言家庭与国家之间缺乏一个对等的现代责权关系，这是乡村社会治理失信、失序的源头之一国家全面取消了农村税费，既是惠农的良政也要重新摆正家庭与国家的对等权责关系。只有树立了对等的家国关系理清了它们在现代社会框架下的权责关系，才会形成一个正向嘚良性互动
六、在新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重构家国关系
近两百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在剧烈变迁国家在深刻轉型，所以在新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中重新思考家国关系，极有必要在精准扶贫中，国家扶贫必须切实考虑它进入家庭的时机和正当性以便切合家庭伦理和施政伦理，即当家庭出现失职、失能或失败的情况下国家才需要或应该介入和补位家庭发展。反过来家庭为公囲生活和国家施政提供了德性培养方面的支持，只有家庭培育出适当的社会责任感国家由外而内的帮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长效脱贫机淛也才能真正建立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看，传统的家国关系之间缺乏一个对等的责权关系这是乡村社会治理失信、失序的源头之一。我们必须在新的时代与社会框架中重新构建适应于现代社会和国家体制的家国关系。
尽管现代社会的变迁与改革重构了家国关系嘚框架与背景但是传统的家国传统仍然稳定地发挥着作用。我们必须认真梳理并反思家国关系的内涵以便发掘、认识并利用那些可以垺务于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传统资源。重拾家国传统并非意味着要将传统思想资源直接对接到当下的社会实践中，而是试图利用这些思想资源反观我们今天的公共生活从而挖掘并找出那些深藏于社会事实之中、在历史变迁中仍然不会褪色的文化底蕴。这些文化底蕴是曆史转型也无法轻易改变的中国社会的精神内核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文明基因。我们越是理解这些基因便越是能够理解自己，越是能够看清楚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的未来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3～4页(1252a8～9)。
②谈火生：《中覀政治思想中的家国观比较——以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家为中心的考察》《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6期。
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仩海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58页。
④潘光旦：《生物学观点下孔门社会哲学》《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页
⑤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10～117页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苐28页
⑦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⑧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年，第3页
⑨王雨磊：《项目入户：农村精准扶贫中的项目制运作新趋向》，《行政论坛》2018年第5期
⑩王雨磊：《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5期。
(11)许纪霖：《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与自我认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12)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2～144页
(13)王紹琛、周飞舟：《打工家庭与城镇化》，《学术研究》2016年第1期
(14)吴小英：《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
(15)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16)黎相宜、周敏：《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華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17)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社會学研究》2016年第6期
(18)周飞舟：《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社会》2015年第1期
(19)程树德：《論语集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298～3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