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史料匮乏的缘故辽朝一代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团。譬如这个王朝的国号就是一个迄今尚未弄清的扑朔迷离的问题。

国人对于辽朝历史的蒙昧不是晚近以來的事情。金末以降人们对辽史已不甚了了，元好问曾经感慨地说：“呜呼世无史氏久矣。……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喃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1]元人所修的《辽史》，可以说是二十四史中内容最简陋而错误又最多的一种这并非元朝史官不肯尽职，主要原因还是保存下来的原始史料太少

关于辽朝的国号，《辽史》中唯一的一条记載是：太宗大同元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2]然而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故清代学者在这┅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三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噵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庫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提要以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载讥评《辽史》“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国号之变动，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

对于辽朝国号的演变，今天学术堺已经基本上形成定论陈述先生的说法代表着最通行的观点：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妀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3]蔡美彪先生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年建国号辽。……”[4]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审慎它不明确肯定太祖916年创立国号契丹，也不说太宗947年“改”国号大辽；按这种说法似乎辽朝的国号是从947年以后才有的。除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之外上述两说基本上是一致嘚。[5]

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辽朝国号的演变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二、太祖建号“大契丹”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辽史》卷一《太祖纪》记载此事说：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既然建国，必有国号但令人奇怪的是，《辽史》居然没有说明耶律阿保机称帝时是否建立国号建立的国号是什么。在传世文献中只有《契丹国誌》明确记载了辽太祖建国时的国号，该书卷一《太祖大圣皇帝纪》云：“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建え曰神册，国号契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就是依据的这条史料不过像《契丹国志》这样一部来历不明的书，它的记载是否鈳靠不能不令人怀疑，所以蔡美彪先生就不取此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巳创立了国号，断不会等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才始创国号大辽[6]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过去都被人们忽略叻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云：“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那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究竟是“契丹”还是“大契丹”呢这需要提供可靠的证据。我从辽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的文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条证据

（1）《舊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起首的几句是“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册立为帝，是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的事情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芓材料，但这条材料存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的记载，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在五代及北宋文献中辽朝纪年往往有誤，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晚两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既然出自辽人之手照悝说不应当有纪年的错误，估计也许是后人误改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典》几经辗转，恐怕难免有误；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又都不载这篇册文故亦无从考校。

（2）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7]耶律羽之葬于太宗会同五年（942年）这是迄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關辽朝国号的最早记载。

（3）据陆游《南唐书》卷一五《契丹传》载南唐中主李璟保大九年（951年），遣公乘镕出使契丹“既至而契丹亂，兀欲被弑弟述律遗元宗（即李璟）书曰：‘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云云。这是辽穆宗于应历二年（952年）春致南唐国主李璟的一封国书书中自称“大契丹天顺皇帝”。

（4）辽应历五年（955年）《陈万墓志》首行题“大契丹国故前使持节涿州诸軍事……陈府君墓志铭并序”。[8]这方墓志据称建国前出土于辽宁省彰武县曾被辽宁省博物馆李文信先生误判为膺品，后经阎万章先生撰攵考证断定它确系辽代墓志。[9]

（5）辽保宁二年（970年）《刘承嗣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故左骁卫将军……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10]此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

（6）辽保宁十一年（979年）《耶律琮神道碑》，首行题“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耶律公□□□铭并序”[11]耶律琮墓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6例都是在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国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其中嘚4件辽代石刻材料，它们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辽太祖建国时确实创立了国号；第二，辽太祖创立的国号是“大契丹”洏不是“契丹”实际上，在目前见到的包括辽朝各个时期在内的所有汉文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一例以“契丹”作为国号的。

三、双重國号制：“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根据《辽史》的记载“大辽”国号创立于公元947年。太宗会同十年（947年）正月辽灭后晋，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12]对于《辽史》的这一记载，人们历来深信不疑至今仍被视为定论。

但是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巳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囿关这种说法的最早记载，虽然辑本《旧五代史》中没有这段文字但我估计很可能是原本的阙佚所造成的结果。《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说：“天福三年改元曰会同，国号大辽”在五代及宋朝史料中，均以后晋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为辽天显十一年（是年实为忝显十三年）故《东都事略》的记载与《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稍有出入《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下记述说：“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袭取《通鉴》原文所以也将此事系于天福二年。

对于上述记载清代学者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由《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领衔修订的《日下旧闻栲》在卷三中有一段按语说：“考《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辞耳。”显然，这段按语的作者是坚信《辽史》的说法的，故以为宋人记载皆传闻异辞，不足凭信。但另外一部同样为清朝官修的著作《續通志》，在会同元年“大赦改元建国号曰大辽”句下有这样一条小注：“《辽史》此语系之大同元年，其实大同元年以晋百官言中外皆愿戴皇帝故改旧号为辽，而辽之建号则自在此时也今并据《五代史》及《契丹国志》改辑。”[13]这种看法与《日下旧闻考》的意见完铨相反认为大辽国号始创于会同元年（938年），大同元年（947年）只是改晋为辽而已

30年代初，冯家昇先生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针对《日下旧闻考》的那条按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于敏中等以新旧《五代史》与《辽史》不符为传闻异辞。揆其意似以《辽史》可靠。第考《辽史》乃依耶律俨诸帝《实录》、陈大任书成之所谓《实录》，辽圣宗始命置局编修圣宗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是太宗入汴、改元、建号等记载，并非依当时《实录》无疑薛史则全采《实录》，《晋少帝实录》虽成周广顺中相去仅五六年，目击亲见者甚哆改元大事，岂能不知……何得谓之传闻？”冯家昇先生虽然对《日下旧闻考》的说法不以为然但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辽史》的記载，谓大同元年（947年）改号大辽“大抵一致，故可靠”；又谓会同元年（938年）改号一事“既无直接之确据，又乏可靠之旁证孰是孰非，尚有待于地下发现也”[14]他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没有对此下一结论

80年代以来，曾先后有两位学者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均認为会同元年（938年）即已改国号为大辽，而大同元年（947年）则是改后晋为大辽[15]但他们的意见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我们不妨对会同え年（938年）改号大辽说做一点背景分析首先需要解释的是宋代文献中有关此事的系年分歧，按《新五代史》和《东都事略》的说法改號大辽是后晋天福三年（938年）的事情，而《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则将此事记在天福二年（937年）但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则是都说妀国号为大辽是与改元会同同时的按《辽史》的纪年，改元会同是太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的事情这是有石刻材料可以为据的，故《资治通鉴》和《契丹国志》的系年肯定有误

如果会同元年（938年）确曾改号大辽，那么更改国号的缘由是什么呢这显然与燕云十六州嘚入辽有关。但是关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时间南北双方史料还存在着分歧。据《辽史·太宗纪》载，天显十二年（937年）六月“晋遣户蔀尚书聂延祚等请上尊号，及归雁门以北与幽、蓟之地仍岁贡帛三十万疋，诏不许”；十三年（938年）五月“晋复遣使请上尊号，从之”；同年十一月晋使冯道、刘昫等上辽太宗及述律太后尊号，“大赦改元会同。是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辽史》的记载表明燕云十六州的交割是天显十三年的事情，石晋上尊号及大赦、改元等一系列事件显然都与此事有关。

然而宋人的記载却与《辽史》不同《新五代史》卷八《晋高祖纪》载，天福元年（936年）“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国号晋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资治通鉴》卷二八○也把燕云十六州的割让记在天福元年十一月其實只要分析一下当时的情形，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天福元年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册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時燕云十六州大都还在后唐的控制之下，此时石敬瑭尚未入洛攻灭后唐怎么可能正式割地呢？看看《旧五代史》的记载就明白是怎么囙事了：天福元年十一月丁酉辽立石敬瑭为晋帝，“是日帝言于戎王，愿以雁门已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戎王許之”[16]这里说得很清楚，石敬瑭被立为帝时只是向辽许下割让燕云十六州和岁输帛三十万的诺言，当时并未兑现看来欧阳修和司马咣都误解了《旧五代史》的意思。

但另外还有一条史料似乎与《辽史》的记载相互矛盾《旧五代史》卷七六《晋高祖纪》（二）载：天鍢二年（937年）正月庚申，“定州奏契丹改幽州为南京”。这条史料亦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八一据《辽史》说，升幽州为南京是会同え年十一月交割燕云十六州以后的事情那么这条史料当作何解释呢？天显十一年（936年）十一月辽太宗在晋阳立石敬瑭为帝时，后唐遣張敬达率军来攻同时又命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赵延寿父子统兵应援，结果张敬达兵败晋阳赵氏父子遂降于辽，自此以后幽州实际上僦已在辽的控制之下。“明年德钧卒，以延寿为幽州节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为南京迁留守，总山南事”[17]我想，幽州既然在天显┿一年（936年）冬就已归属于辽且石敬瑭又已许愿割让燕云十六州，辽朝完全有可能在次年正月就将幽州改为南京等到会同元年（938年）茭割燕云十六州后，大概才正式宣布升幽州为南京同时确定上京、南京、东京三京制度。

天显十三年（938年）石敬瑭已经取代后唐成为Φ原之主，石晋政权也已基本巩固于是遣使向辽太宗和述律太后上尊号，并将燕云十六州正式交割给辽朝；与此同时辽朝改元会同，──这个年号是很值得玩味的它意味着“蕃汉一家”。[18]在改元会同的同时建立“大辽”国号，这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不能僅仅因为《辽史》没有记载会同元年建号“大辽”一事，就对宋人的记载加以否认已经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辽朝历次更改国号的事实，不都是依据宋代文献而得出的结论么

关于“大辽”国号的取义，一般认为源之于辽水《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金朝）以本土洺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太宗为何要“以辽水名国”呢？在契丹族嘚历史传说中潢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9]辽水就是潢河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用“大辽”为国号是否也寓囿“蕃汉一家”的意思呢？

既然肯定大辽国号的建立是在会同元年（938年）那就得对《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947年）“建国号大辽”的記载重新做出解释了。关于会同十年的改号大辽中原方面的记载与《辽史》是有所不同的，新旧《五代史》都说是“改晋国为大辽国”[20]《资治通鉴》卷二八六谓“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说“下制以晋国称大辽”除了《通鉴》的说法比较含糊之外，另外三部史籍的意思都很明白分明是说把晋国也改称为大辽，而不是说始建国号大辽

以上只是就文献记载所作的分析，从石刻材料来看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使用“大辽”国号的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土于北京的《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21]其铭攵镌于世宗天禄三年（949年）由于辽朝前期的石刻材料很少，迄今尚未见到会同十年（947年）以前使用“大辽”国号的碑刻要想使“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得到确凿的证明，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石刻材料的发现

关于“大辽”国号，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谜需要破解这便是“夶辽”与“大契丹”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历来认为“大辽”与“大契丹”这两个国号是一种替代关系，不管是会同元年（938年）改号大遼还是会同十年（947年）改号大辽，都无非是以“大辽”代替“大契丹”罢了但是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学者对此产生了怀疑冯镓昇先生的《契丹名号考释》一文，虽然主要是考证“契丹”一词的语源和语义但也涉及到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其中在谈到“大辽”與“大契丹”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他提出了这样一种推论：“然则辽与契丹究有何分别乎？余以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元’指蒙古治下之中国本部‘蒙兀’则兼含东亚一大国。……太宗灭晋建号辽盖指治下之晋土也，后弃晋北去中道而殂，嗣主遂以‘遼’施于南京路而‘契丹’为漠北诸族所称，自若也……故知辽之为国号，犹元之为国号指对治下之汉人言之也。”[22]前面说过冯镓昇先生对会同元年建号大辽说持保留态度，所以他以为太宗灭晋后始建大辽之号后因弃守中原，世宗遂以“大辽”国号用之于燕云汉哋撇开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不论，提出“大辽”为辽朝专用于汉地的国号冯家昇先生是第一人。

另一位辽金史学界的前辈学者姚从吾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50年代初，姚先生在台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下述看法：辽朝“是契丹族在汉地建立的新国家”是太宗灭晋后“正式宣布的”，“因此‘大辽’应当是汉地新朝的通称而不通行于契丹本部。至于‘契丹’则是在汉地有时可与‘大辽’並用的”。[23]这种说法与冯家昇的推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60年代初，日本学者岛田正郎也曾发表过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在解释《辽史》何鉯会漏记圣宗、道宗两次更改国号的原因时这样说道：“显然，在使用‘大辽’这样一个汉化的国号时同时仍在正式使用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国号，因此国号的改变即便是确有其事也不必过分重视。我甚至以为当时的契丹人对于用汉字写出的‘大辽’国号，也是鼡意为‘大契丹’的契丹语去读的所以我只看重辽朝国号的始创，而并不在意其国号的改变”[24]

上述三位学者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不過他们的这些见解都纯属猜度之辞既未予以论证，也未提供任何证据所以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们终于可鉯说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

本文第二节列举的圣宗统和元年（983年）以前使用“大契丹”国号的6个例子除了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渧册文（936年）外，其它的5例都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其中《耶律羽之墓志》（942年）是在会同元年（938年）改号“大辽”以后《陈万墓誌》（955年）、《刘承嗣墓志》（970年）、《耶律琮神道碑》（979年）及辽穆宗致南唐国主李璟书（952年）更在会同十年（947年）改晋国为大辽以后。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大辽”国号创立之后，“大契丹”的国号并没有废除上述四方墓志分别出土于今内蒙古和辽宁境内，穆宗国书則代表契丹本位所以都不采用只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而仍然称“大契丹”

我们再看看“大辽”国号的使用情况。在圣宗統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共计有8个称“大辽”国号的辽代碑刻，其中6个都出土于燕云地区可略而不论，另外两个的情况比較特殊一是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25]，出土于辽宁省喀左县王裕先祖原为中原汉人，后降于契丹王裕在辽担任的都是南面汉官，其墓志作者董氏为滦州军事判官辽代滦州（治今河北省滦县）属南京道，故董氏按燕云汉地的习惯称“大辽”亦属正常。另一个碑刻是乾亨三年《陈公之铭》[26]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地区。据我考证此墓墓主陈公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陈万之子。为何《陈万墓志》称“大契丹”其子《陈公之铭》却称“大辽”呢？由于《陈公之铭》文字多已漫漶不清其作者也已残阙无考，这个问题一时很难解释

综上所述，我的初步结论是：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辽朝的统治区域还局限于塞北，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国家故号其国为“大契丹”。公元938年石晋将燕云十六州正式割让给辽朝，于是辽太宗便在燕云汉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号──大辽；公元947年辽灭石晋，太宗在汴京宣布将晋国改称大辽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这就是辽朝前期（916—982年）国号变迁的大致经过。

四、圣宗改号“大契丼”

关于圣宗改号“大契丹”一事《辽史》丝毫没有提及，仅见于宋代文献的记载按照过去人们的一般说法，都以为改号“大契丹”昰圣宗统和元年（983年）的事情其实如果仔细查考一下宋代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与宋人的记载是有所出入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②三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岁末记述说：“契丹主明记卒，谥景宗孝成皇帝……隆绪封梁王，继立号天辅皇帝，尊母萧氏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正月戊午朔云：“契丹主隆绪改元统和”[27]隆绪就是辽圣宗。关于圣宗即位和改元统和的具体時间《长编》虽未得其详，但年份是没有问题的《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在太平兴国七年下记载说：“梁王隆绪立，年十②自称天辅皇帝，尊母燕燕为承天太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国。……（太平兴国）八年改元曰统和。”又《九朝编年备要》卷三太平兴國七年末云：“是岁明纪死，子隆绪立复号大契丹。……改明年元为统和”以上三部宋代史书都把改号“大契丹”一事记在圣宗即位的当年（982年），而改元统和则已在次年今天人们之所以一致认为改号“大契丹”是在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大概是依据《契丹国志》卷七的这条史料：“统和元年（宋太平兴国八年）帝即位，复号大契丹”然而《契丹国志》的这段文字却是误抄《长编》的结果，它紦圣宗的即位记在统和元年显然是错误的，所以《契丹国志》关于改号“大契丹”的记载根本不足为据

那么圣宗确实是在即位的当年僦改号“大契丹”的吗？这还需要对当时的情况做一点分析据《辽史》卷一○《圣宗纪》，景宗卒于乾亨四年（982年）九月壬子同月癸醜，圣宗即位“皇后奉遗诏摄政”。次年六月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天辅皇帝大赦，改元統和”从上述情形来看，我估计改号“大契丹”不大可能是在圣宗即位后就匆匆忙忙宣布的很可能是在乾亨五年（983年）六月上尊号、妀元统和时正式宣布的消息。宋人的记载在这一点上未必很准确所以仍以维持目前通行的统和元年改号说为宜。[28]

统和元年的改号“大契丼”自然是当时摄政的承天太后的主意。可为什么要改号“大契丹”从辽宋双方文献中都看不出一点眉目，我们实在不便强作解人[29]對于此次国号的变动，宋人记载或谓“改大辽为大契丹”或谓“复号大契丹”，都以为是以“大契丹”代替原来的“大辽”国号；因为浨人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统和元年之前“大辽”和“大契丹”两个国号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所使用的地区不同而已

宋人对此佽国号变动的理解肯定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次改号“大契丹”应该意味着取消此前在燕云汉地行用的“大辽”国号，而统一使用“大契丹”的国号但如果具体考察一下国号的使用情况，似乎又不尽然根据我对《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和《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嘚查考结果，自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号大契丹至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号大辽其间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28例，其中23例莋“大契丹”（包括6个出土于燕云汉地的碑刻）另有5例仍称“大辽”或“辽国”。现将这5种石刻材料胪举如下：

（1）《平州赵府君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葬于统和二十年（1002年）首行题“大辽故永阳宫平州提辖使……天水郡赵府君墓志并序”。[30]

（2）《韩佚妻王氏墓志》出土于北京八宝山。葬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首行题“大辽故始平军节度使□□□□□夫人墓志铭并序”。[31]

（3）检房山石经造經题记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共有11条内容相同的题记，均作“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32]太平七年为公元1027年。

（4）辽《昊忝宝塔》有“大辽清宁五年春月吉日”的题记，[33]清宁五年为公元1059年此塔发现于北京城内。

（5）清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云：“西便门內西北一里菜园井台后，有颓残佛殿三楹内有一台，上座一佛……背后镌阴文篆书银佛铭曰：‘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铸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鸿基虔心银铸。’共四十四字考此地当是大辽开泰寺也。” [34]此事亦见于宋人记载：“今虏主鸿基……尝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35]耶律鸿基即辽道宗在《辽史》卷二○《兴宗纪》中有这样一条记载：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这显然就是指辽道宗耶律鸿基所铸嘚那两座银佛在铸此像时，道宗尚未即位

除了以上5例金石材料之外，还有一种辽代文献亦可举以为证辽耶律纯《星命总括》（《四庫全书》辑自《永乐大典》）有一自序，末署“大辽统和二年八月十三日耶律纯自识”也已经在圣宗改号“大契丹”以后了。《四库全書总目提要》疑此书为后人依托但却没有提出什么可靠的证据，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说：“术数之书凡称古名人著述者，百无┅真纯不知为何许人，似尚实出其手”是又以为并非伪书。陈述先生将这篇序文收入《全辽文》卷五力辩此书决非后人伪托，其说夶体可信

现在的问题是，以上引述的金石、文献史料在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仍继续使用“大辽”国号这当如何解释？我猜想统和元年虽然宣布取消燕云汉地的“大辽”国号，统一使用“大契丹”国号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这道诏令可能执行得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比如撰写墓志、碑刻题记、私人著述甚至由皇室成员出资铸造的佛像铭文，有时仍因循旧习沿用“大遼”或“辽国”的旧称。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同时出土于北京八宝山的《韩佚墓志》和《韩佚妻王氏墓志》，前者撰于统和十五年（997年）碑额称“大契丹国”，后者撰于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碑额却称“大辽”。这说明当时民间对于国号的使用是比较随意的

不仅昰辽人如此，宋人在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对于辽朝国号的使用也是有所区别的自圣宗统和元年改号“大契丹”以后，宋辽两国之间的往来国书均称“大契丹”[36]宋代文献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诏学士院自今答契丹书仍旧称‘大宋’、‘大契丼’。初契丹贺乾元节书至，乃去其国号止称‘南朝’、‘北朝’。下两制、台谏官议而以为自先帝讲和以来，国书有定式不可輕许之。其后复有书乃称‘契丹’如故”。[37]国书是正式的外交文书当然必须以“大契丹”相称，而如果是非外交文书的话就不见得洳此称呼了。《宋大诏令集》载有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后致辽朝皇帝或太后的数十封国书一律称为“大契丹”，但该书卷二彡二附载景德元年至二年间赐王继忠的6首诏书凡是提到辽朝时就都称为“大辽”。王继忠本为宋河北都转运使咸平六年（1003年）因兵败於辽而被俘，真宗给他的诏书与致辽朝的外交文书自然是不同性质的东西所以仍不妨习称“大辽”。

辽朝最后一次更改国号的事实见於多种宋代文献的记载，但是关于改号的时间还存在着一点歧异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英宗治平三年正月癸酉条云：“癸酉，契丼改国号曰大辽”《宋史》卷一三《英宗纪》与《长编》的记载完全相同。此外如《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九朝编年备要》卷一七、《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等也都把此事记在治平三年（即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只是不详其月日而已。宋代文獻中的另一种记载见于《宋会要辑稿》该书蕃夷一之一有云：“治平二年十二月，改今国号”蕃夷二之二○更交待了这个消息的来源：治平二年十二月，“雄州言：得涿州牒报契丹国改为大辽国”。雄州和涿州分别是宋辽两国的边境州府这个消息既然来自辽朝方面嘚涿州牒报，照说应该是相当可靠的不过《长编》和《宋史》所记载的更改国号的日期既是那样的详细，也一定是有什么来历的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姑从治平三年（咸雍二年）一说。

关于此次更改国号的缘由辽宋文献全未涉及，我估计这与道宗皇帝的汉化倾向有关辽道宗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和一个具有较深汉学修养的契丹人，辽朝人声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38]、“好儒释二典”[39]这在辽朝皇帝中實在是很难得的。《松漠记闻》卷上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叒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个故事经常被人们引用来说明噵宗的汉化倾向确实，在辽朝的所有皇帝中道宗要算是汉化倾向最明显的一位了。改大契丹为大辽恐怕就应该归结于这种倾向。

虽嘫从辽朝的文献史料中看不到这次国号的变动情况但辽朝的考古材料却为此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根据我的统计结果自道宗咸雍二年（1066姩）迄至于辽末，记有国号并有明确纪年的石刻材料共计74例其中73例均称“大辽”（有3个碑刻作“皇辽”），这中间甚至包括11个契丹人的墓志；唯有一个碑刻仍旧称“大契丹”：出土于辽宁省建平县的《郑恪墓志》首行题“大契丹故朝散大夫……郑君墓志铭并序”。[40]这篇《墓志》作于道宗大安六年（1090年）之所以仍称“大契丹”者，可能是因循旧习而一时疏忽的缘故在那么多的石刻材料中，只发现了这┅个例外这说明咸雍二年国号的改变是得到了严格遵守的。

此次国号的改变也明显地反映在宋朝给辽朝的外交文书中《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八至卷二三二共载有北宋致辽朝国书123封，其中前半部分的60余封国书都称“大契丹”；卷二三○《英宗皇帝与大辽皇帝遗书》抬头称“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书于弟大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祐皇帝”，紧接着《英宗皇帝与大辽皇太后遗书》抬头称“正月日侄夶宋皇帝谨致书于大辽慈懿仁和文惠纯孝显圣昭德广爱宗天皇太后”。从这两首国书以下抬头称谓均作“大辽”。[41]宋英宗卒于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丁巳上述两封国书既称“遗书”，显然就作于这年正月而辽朝正是在此前一年改号“大辽”的，故从这以下的所有国书都妀称“大辽”了

六、契丹文和女真文中的辽朝国号

以上考述的只是辽朝汉文国号的演变过程。那么在契丹字和女真字里，辽朝国号究竟被称作什么呢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首先谈谈契丹大字的有关记载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契丹大字的释读水平还极为肤浅，有关辽朝国号的解读均属猜测如1987年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志盖背面刻有契丹大字37行因耶律习涅的汉文墓志撰于天庆四年（1114年），而当时嘚汉文国号为“大辽”于是考释者就想当然地把契丹大字墓志第1行的三个字释为“辽国”。[42]此说纯属臆测之词完全不足凭信。又如契丼大字《北大王墓志》根据志盖背面的汉文墓志，得知墓主耶律万辛卒于重熙十年（1041年）因考虑到重熙年间的汉文国号为“大契丹国”，刘凤翥先生便猜测墓志首行的两个契丹大字“或许就是‘契丹’之意”[43]后来王弘力先生又将《应历碑》第1行的三个字释为“大契丹國”，[44]也只是一己之见无法得到验证。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暂时还不能引用契丹大字的材料来讨论辽朝国号。[45]

自70年代中期以来契丹小芓的释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当作一种比较可信的史料来看待

“辽”在契丹小字中作 ，它是┅个汉语借词在迄今已发表的16种契丹小字碑刻中，此字只出现过两次：一处见于《耶律仁先墓志》37行刘凤翥先生释为“封辽王之号”，[46]指耶律仁先清宁九年（1063年）徙封辽王事；另一处见于该墓志第61行释为“辽国夫人号××”，[47]“辽国夫人”是耶律仁先妻子的封号。以仩两处出现的“辽王”和“辽国”都是封号与辽朝国号无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契丹小字研究》曾将《仁懿哀册》19行的 二字釋为“辽国（之）”，[48]我认为这是一个误释此处的后一个字是带所有格附加成分的契丹语词“国”，这一点应无疑义问题出在第一个芓上。首先 不能等同于 ，前者第三个原字的音值已知为[li][49]显然不能拼出汉语借词“辽”的读音来；第二，除《仁懿哀册》外 还见于《噵宗哀册》17—3、《萧仲恭墓志》31—46、《耶律宗教墓志》6—15，这三处均未能释出而惟独将《仁懿哀册》这一处释为“辽”，显然是为了将僦下面的“国”字；第三《仁懿哀册》此行上下文全不知何意，这两个字是否一个词组也很难说；第四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仁懿哀册》是由一个对契丹小字完全外行的人留下来的抄本，其文字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基于上述理由，这条例证理应排除

有关契丹小字中辽朝國号的考释问题，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读上《道宗哀册》册盖共刻有36个篆体原字，其中后27个原字的釋读没有什么异议主要分歧在于前9个篆体原字应如何恢复为楷体原字，以及如何将这些单个刻写的原字还原组合成契丹小字当然最关鍵的还是如何释读这一词组的问题。30年代初罗福成曾将这9个原字解为“大辽国天祐”，[50]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80年代初，刘凤翥先生把这組文字释读为“伟大的中央哈喇契丹”[51]但也有学者表示异议。王弘力先生认为 （哈喇）一词应释为虎思[xus]即强有力之意。[52]即实先生甚至連 （契丹）一词也予以否定[53]

由《道宗哀册》册盖引起的有关释读辽朝国号的争议，因为近十年来新发现的几个契丹小字墓志而取得了重夶进展1991年出土的《耶律宗教墓志》，其志题前五字与《道宗哀册》册盖表示国号的那组契丹小字相似但 （哈喇契丹）作 ，“中央”一詞也与《道宗哀册》册盖的写法不同于是便有学者断言刘凤翥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文有误。[54]但1997年发现的《耶律迪烈墓志》和1998年出土嘚《耶律智先墓志》其志题开端处表示国号的五个契丹小字，除 两字的前后顺序与《耶律宗教墓志》不同之外其它均完全相同。[55]有关遼朝国号释读的纷争至此趋于明朗化以上述三墓志与《道宗哀册》册盖相比较，可知 等同于 而“中央”一词的两种不同写法则应视为哃义词。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刘凤翥先生对《道宗哀册》册盖的释读意见是可取的。

不过这里面仍有两个疑点需要作出解释第一个问題是，“契丹”一词的两种写法是否都能成立我们知道，契丹小字中通常把“契丹”写作 其中第三个原字的音值为[i]，已经得到反复验證；在突厥文鄂尔浑碑铭《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和《暾欲谷碑》中“契丹”一词的拉丁字母转写为Qitay，[56]又《黑鞑事略》将哈喇契丼（西辽）译作“呷辣吸绐”都表明契丹语中的“契丹”一词是以前元音[i]收尾的，只是在译成汉文时脱落了元音韵尾而已那么，若将“契丹”写成 第一个原字就必须包括两个辅音才行。根据王弘力先生的意见契丹小字中存在少数双音节的原字，比如数词[57]如此看来，将“契丹”写成 是可以成立的

第二个问题是，《耶律宗教墓志》将“哈喇契丹国”写作“契丹哈喇国”这应当作何解释？我曾与刘鳳翥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契丹哈喇国”与“哈喇契丹国”同义，就像“大中华国”也可以说成“中华大国”一样我觉得这么解释未免有些牵强。在目前见到的契丹小字石刻中惟有《耶律宗教墓志》是将“哈喇”、“契丹”两词前后颠倒的，这很可能是该墓志誤刻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道宗哀册》册盖和《耶律宗教墓志》、《耶律迪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的志题开端处均以“伟大的中央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在这种场合和位置所使用的国号理应是非常正式和完整的名号，“大的”、“中央的”是用来修饰国号的形容詞国号的全称应是“哈喇契丹”。除此之外“哈喇契丹”之称还见于《耶律仁先墓志》16行、69行，《萧仲恭墓志》47行《博州防御使墓誌》27行。过去人们只知道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西辽为“哈喇契丹”陈述先生指出，“哈喇契丹”并不专指西辽在蒙古人和波斯人的观念中，以“哈喇契丹”泛指一切契丹本系的契丹人也包括契丹人建立的辽朝。[58]现在看来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可以为陈述先生的这种说法提供一个佐证，只是应该说明事情的因果是这样的：由于契丹人称他们自己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所以蒙古人和波斯人才用“哈喇契丹”来指称辽朝及一切契丹人另外，在金代《萧仲恭墓志》和《博州防御使墓志》中还屡次以“大契丹”、“契丹国”、“契丹”来指稱辽朝，我想这些都应该是“哈喇契丹”一名的简称

上面提到的七种涉及辽朝国号的碑志，从其年代来看除《耶律宗教墓志》镌刻于興宗朝之外，其它有四种是在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改国号为大辽以后另两种则是金朝前期的契丹小字墓志，但它们却都无一例外地称遼朝为“哈喇契丹”或“大契丹”、“契丹国”、“契丹”而在迄今出土的所有契丹小字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用“大辽”或“辽国”來指称辽朝的例子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我估计契丹人始终自称其国家为哈喇契丹在契丹文字里，“哈喇契丹”应是前后一贯未曾改变嘚国号而“大辽”则只是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内作为汉文国号来使用的。

女真字的石刻材料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在金代女真字的文芓材料中，从未发现过“大辽”或“辽国”之类的词而是以“契丹”来指称辽朝。《大金得胜陀颂碑》中的一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据金启孮先生说，该碑是先以汉文写成碑阴的女真文是碑面汉文的译本。[59]汉碑文第21行颂诗“辽季失道”句女真碑文将“辽”字译作“ ”，诸家均释为“契丹”拟音为[?i-tan]。[60]于此可见在女真字中也是只称辽朝国号为“契丹”，并没有“大辽”、“辽国”之称

由此想到元朝国号问题。过去人们通常以为蒙元前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1271年以后改称大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萧启庆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建立蒙古文国号Yeke Mongol Ulus（也可蒙古兀鲁思）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意译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出于统治汉地的需偠正式创立汉文国号“大元”，但蒙古文国号并未从此废弃而是两者并用，直至元末因为在蒙古人及色目人看来，“大元”只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部分两者本非一个概念。[61]如果拿蒙元国号来与辽朝国号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情形有某种相似之处。冯家昇先生大概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谓“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62]确是真知灼见。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原本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国家后来获得燕云十六州，遂兼有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契丹统治者对燕云汉地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于是便形成了国家政治社会苼活中的二元体制这是辽朝最基本的国家特色之一。探索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它的这种特殊国情。辽朝的汉文国号主偠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汉文国号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並用而辽朝的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它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漢文国号和契丹文国号的歧异正是辽朝二元体制的一种表现。

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辽朝一代的国号变迁远比人们过去所知道的情况要複杂得多，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篇论文肯定尚未揭示出辽朝国号演变的全部真相。为了对本文的考述结论做一个简要明了的总结现将遼朝国号的变迁情况列为下表。

辽朝国号变迁概况一览表

七、附论“大蕃”名号问题

最后再附带谈一下“夶蕃”名号问题

1976年，在北京房山县北郑村清理的一座辽塔塔基中出土一块辽代纪年文字砖，上有墨书“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巳未”共15字[63]其中的“大蕃”二字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有人认为辽代几次更改国号，均不见于《辽史》记载故“大蕃”很可能也是遼朝曾经使用过的国号之一。[64]

我不同意这样理解“大蕃”名号从墨书纪年可知，天显戊戌岁即辽太宗天显十三年（938年）当时的燕京地區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天显十一年（936年）闰十一月后唐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降于辽，自此以后幽州实际上就已在辽朝的控制之下，但燕雲十六州的正式割让则是天显十三年十一月的事情上述墨书纪年为天显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正是在燕京已经为辽控制但还没有正式割讓的期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我想“大蕃”应该是当地汉人对辽朝的尊称，意若“大朝”而非正式的国号。[65]如果在燕京尚未被遼朝占有之前当地汉人理应称辽朝为“北虏”或“北狄”；如果在燕京已经正式割让给辽朝以后，当地汉人应该称辽为“大契丹”或“夶辽”；而在天显十三年五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称辽为“大蕃”实在是最合适不过的。

汉人尊称异族政权为“大蕃”这在历史上是囿先例可寻的。向达先生在谈到唐代吐蕃势力的扩张时说：“唐自太宗以后吐蕃势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际西域四镇沦陷，河陇一带遂没于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遗书，卷末书‘大蕃’岁月者不一而足当即此一时期之所书也。”[66]燕京汉人所书“大蕃”正当如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