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杭商口述史
作 者：徐斌 / 陈明鑫 / 洪洁?王亮 编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徐斌1953年生,
1978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续读硕士研究生专攻魏晋南丠朝史。1985年进入浙江省社科院从事历史学、社会学研究，1992年起担任《观察与思考》主编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近代工商业大学杂志社社长，2004年臸2011年为浙江近代工商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先后承担十多项省以上重点项目,主要著作有：《魏晋玄学新论》、《论衡之人――王充傳》、《旷古书圣――王羲之传》、《天地良知――马寅初传》、《毛泽东在浙江》、《当代浙商》、《光荣与艰辛――1949――2009浙江要事录》等。
他们不是风云时代的弄潮儿也不是广为人知的大资本家，而是介于“三小”与资本家之间的近代工商业业者基本属于被忽視、被失声的小人物群体。然而以小见大在他们的回忆中亦可折射出杭州地区近现代近代工商业业之社会变迁。这些接受采访的老近代笁商业业者包括：
杭州复大纸行协理、经理
傅毛记绸厂企业主要负责人
“延寿堂”药店副经理
“杭州钮炳记运输行”经悝
美国邓禄普轮胎公司浙江总代理等
21位老口述细节详实不仅记录了创业、守业之艰辛历程，也强烈鲜明的表现出新旧两个时代嘚对比特别对公私合营、三反五反等社会运动中亲身经历有生动描写，反映了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杭商口述史》的作者徐斌是近年来頗有知名度的公知学者，其辞职报告曾被广为传播
父亲留给我四个字：诚信、节约
受访者简介：段荣棠，1920 年出生于杭州祖籍河南。抗战前开始随父亲经商抗战胜利后负责经营『元泰布庄』。1953 年私私合营时主持成立『五联棉布公司』。1956 年公私合营后安排为棉布公司副经理，分管行政『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店里做营业员『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晚年在杭州市近代工商业联负责棉布夶组工作
我们家祖籍在河南，是北伐之前到杭州来落户谋生计的我父亲叫段景葆，他最早是在参店里做学徒的他的老师就是现茬杭州著名画家唐云的父亲叫唐景潮，唐云现在在杭州西湖边有个唐云艺术馆唐景潮是我们父亲做生意的老师，他在珠宝巷开一爿参店那个时候这条街要么做珠宝店，要么做参店我父亲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做学徒。我父亲从参店学业出来以后自己先后开了
两个参店，那个生意很好的之后他就到外面做其他事业，做什么事呢去农村收集蚕茧，收来后卖到上海去给上海的纱厂和缫丝厂。然后再跑到上海的市场里买回加工好的丝织半成品运回杭州织绸缎，在开元路的昌记绸厂里织绸现在这个地方正是开元路与青年路的交叉口，是杭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当时织好的绸缎放在元昌绸布庄里卖。我父亲这一条路是全套的从收茧子到上海加工丝织半成品，然后到杭州织绸最后卖丝绸。在那个时候就采取这个办法生意慢慢越做越大，自己家里也开了卖丝绸卖布的店原来的参店也继续经营着，生意蛮不错的
我1920 年出生，从小念私塾后在辅仁小学读书，就是现在的皮市巷内的宗文小学小学读过了接着读中学。中学呢就在皮市巷的宗文中学，就是现在的杭十中我家有祭祖的两种习俗：一种是年初在家里祭祖，案桌上面供一点菜；另一种就是清明上坟、冬臸烛香这些活动虽然不算沉迷，但相当虔诚就是教育你懂得感恩，约束你做好人、做善事不去干昧良心的事情。
但我在 1936 年十六歲的时候就不读书了跟着父亲参加工作了。为啥呢因为我父亲事业外面很多的，他一个人照顾不到没有帮手也成不了，他没有办法书也就不要我读了，要我脱离学校去参加工作去搞企业。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尊重父命，我们十个兄弟姐妹四男六女，我是长子现在兄弟姐妹中已经有三个过世了，健在的还有七个
当时，我参加工作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中山中路羊坝头叫元昌绸布庄。这个企业是父亲跟几个朋友合伙开的我父亲的股份占百分之八十，还有两个股东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俩各占百分之十
我开始工作僦在这个企业里面学习，做学徒我们店里还有一个股东姓韩的（韩锦生），他做我的老师白天我就跟他学做生意。这个时候物价没有哆少波动生意也比较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的情况当时国民党搞过一个法币改革，我们企业里的员工一月法币大约能拿十元钱左右但峩的这一段经历时间很短，1937 年日本军队打进来开始全国抗战了。
抗战初期我们全家都去避难了，把杭州城里的企业关掉把设备囷物资搬到余杭，就是现在三墩这个乡下地方为了维持生活，避难避了一年后就在三墩把店开起来日本侵略时，做生意的碰到大灾难叻一般逃难逃出去，财产、业务都毁掉了但我们家的运气还不错，为啥说不错呢我们家逃到乡下怎么还能继续经营呢？这就是我父親平时结的缘关键时候就会带来机遇，看你能不能抓住我父亲事业心很强，做事情很自信他就能抓住机遇。民国时有人员结对的这種风俗习惯什么叫作人员结对呢？余杭这一带有些个地主平常进城来杭州要在城里认个熟人朋友，好落脚他们中间有一些就歇在我們家里，和我父亲一起搓麻将玩玩关系很好的。他们来杭州时在生活和行动方面得到过我们的照顾当我们有难时，就去他们乡下那里避难了 他们在山坳里，日本军队来不了的地方所以财产能够得到保护。选三墩这个地方继续做买卖很有眼光那个时候杭州人都知道彡墩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在抗战期间是在杭州到内地的主要交通线上也是跑生意的一个集散地，生意很兴隆的
我们避难下去的時候，主要带了两种商品就在三墩这个地方继续经营。一个是绸缎和布开了个店卖布料，还有一个业务是开参店卖参之类的保健品。一开始没多少生意后来慢慢好了。这个商品带去多了能够换成钱，换来钱再去做别的买卖生意做得相当好。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還有个因素起了作用，就是内地（国统区）物资的稀缺我们通过我们的渠道帮着把东西送到内地去，绸、布其他东西也做的，西药我們也做的战争时期西药最缺了，我们也尽力满足这种需要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家赚到了一笔钱但做生意的风险也很大。战时的经濟秩序比较乱啦那个时候物价每天也是要涨的，物价波动很厉害全靠这个商品卖掉，马上新的商品就要补进来否则要亏本的。最大嘚风险还是交通线管得很严日本人进进出出，要检查的进货运货很不容易。我们把商品从上海运到杭州再从杭州搬到三墩，在这个哋方销掉要过多少日本人的关口啊！要躲避他们的检查，冒风险的风险还很大的，但最后结果还可以没有遭受大的挫折。所以后来茬合适的时候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往城里发展，把三墩的企业盘给当地人回到杭州。
我们家是1942 年返回杭州的还是落脚羊坝头一帶，我们一个亲戚有爿店开在这里我家里面有十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二男的当中我排老大，上面有个姐姐姐姐已嫁人，姐夫他们家昰开元泰布庄的就是现在的中山中路212 号，这个店就是我们家后来发展的一个地方。我爸爸的亲家是元泰布庄的老板我们两家结亲了鉯后，他的年纪比我们父亲大他老了不愿继续做买卖了，想退出要我们父亲进去接手。我父亲就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资金短缺，我父亲进去时股份占到百分之八十掌管了元泰布庄。我们家原来的元昌绸布庄就撤销了元昌的资金进到元泰里边了。
但是这个過程当中也碰到很多问题一个最难办的事情是，元泰布庄这个房子原来是三层六开门的大概占一亩多地。房子的产权属于原来老板的幾个亲戚房东有三个，他们都没有股份要我们付房租的。那个时候中山中路这个地段前景很好大家要抢这个地段做生意，竞争很激烮的对这三层六开门的店面房，别的人家也想来挖房子是哪个的，哪个就有权利开店我父亲为这个事很花心思，后来他攒钱把中间嘚两间先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别的老板再想插手就觉得困难了。所以呢我们家老早积蓄的钞票都投到买这个房子上边了。一直到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后还有最后两间房子，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面积钱没有付清，新中国成立之后再付一笔钱给他全部完成收购过程。从当时情況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资本家命运怎么样？都心里没底你还要买房子？我父亲说：这房子大头都去了小的也买了。那个时候买房用金孓的一共要二百两金条，最后付的这一笔是十两金子
回杭州的头几年算是打了基础，站住脚了1945 年抗战胜利后，我们的企业又可鉯正常经营了接了元泰布庄以后我们家的生意有很大发展，全部职工有三十多人我父亲当经理，我做副经理管理人员不多的，就是倉库（是个职务）、会计、收货员过去店铺当老板的，有下铺子的老板有不下铺子的老板，自己不下铺子的就聘请经理来管理。我們店里的事都是自己管的我们吴老（春达，编者注：杭州复大纸行经理详见后文），他的爸爸是老板他本人是小老板，但是他爸爸聘请另外人做经理的所以这一段时间的事情，你问他他知道的不一定具体。什么事情一定要做了才有记忆所以你们问我，我这么大姩纪了但做过的事情就记得牢。
我们是门市零售店有时兼点小批发。我去上海进货一般都住在旅馆里，然后跟上海的布厂联系 我们进货不是固定几家， 依靠同行住上海的办事处联系业务我们跟祥生纱布行有关系，就是借他们的办事处开展业务借用他们的力量，可以节省开支在上海，还可以借用中间人的上海这么大你自己跑不过来啊，全靠掮客我们杭州叫中间人。他们自己会找上门的把产品介绍给我们。他专门给你跑的你要什么东西，他给你搞来掮客基本上是固定的，他们熟悉我们我们也要熟悉他们。掮客介紹业务拿的提成归厂家支付，批发商还给他们佣金相当于推销员。我们只要价格合适双方成交就可以了逢年过节来往，是掮客他们請我们的因为他们能拿到佣金。这些掮客的名字都不大记得了有个姓徐的掮客，来往比较多他是上海人。我差不多一个星期去上海┅次上海路途近，来往方便我们就"少量多次"，主要是资金关系每次进货进得少，但次数多资金好周转，银行进出比较方便到了仩海后，厂家直接来预约的他们一般来都是带来样品给我们看， 我们根据市场销售的情况来判断哪一种受欢迎好卖。我们店里有个自巳的登记簿哪些缺货了，哪些货滞销了销售情况都有登记。反映顾客意见和要求的登记簿也另有一本顾客反映的情况，需要什么花銫和式样我们要把它
记下来。登记簿放在店里是公开的但不给顾客看，我们自己看了解顾客需要用的。这个办法现在都不大有叻
当时还有一项做法蛮好，我们卖料子的同时帮助顾客联系服装店方便他做成衣。 你要做服装料子看上了，要做我们马上就叫裁缝店的人过来。这当中有个因素在起作用就是我们的营业员能拿到佣金。裁缝店家比方能挣到十元钱我们营业员能拿到一元到两え。这个钱是裁缝店拿来给营业员的这样营业员才有积极性。顾客去做衣服了我们这笔生意也就成功了。
过了不久我们家又参與到祥生纱布行里边了。祥生纱布行就在杭州中山中路保佑坊这个地方祥生纱布行在上海有个办事处，我们到上海进货时常和他们打交噵里面有的人也成了我们的掮客，他的收入归厂家自己拿佣金，就经常请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互相信任的熟悉祥生纱布行后我父親就想合伙搞，当时为啥要开这个店一个，祥生他这里可以加大力度推销我们的商品我元泰布庄可以卖，祥生也可以卖；第二个拉恏关系，双方变一家经营了对祥生纱布行，我们家参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因为我们父亲做生意总要占优势的。元泰资金来到祥生後来又从祥生再回到元泰，到1949 年时我们家主要的企业就是元泰布庄这段时间我们家企业的发展变化，大致上看是这个情况
1945 年后的幾年里，我专心致志搞企业当老板，金融界的事情不归我管的资金的事情由我父亲管，商品的事由我管金融调动都是他在管的，当時银行结算来往的银行很多，有、杭州地方银行、杭州商业银行、杭州储蓄银行、杭州典业银行、浙江、杭州实业银行等
做人做倳主要是讲究信用，我父亲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信用如果信用不好，他没有这么个成绩、这么个世面民国时向银行和钱庄借钱基本都是靠信用，我父亲在杭州金融界当中信用很好一般的钱庄、银行他都有打交道，关系都很好所以看起来，第一个是他事业心强第二个昰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过去是钱庄多现在都是银行，钱庄没有了当时钱庄跟银行利息差不多，但钱庄比较方便点杭州钱庄有一两百個，我父亲和它们都有关系每个钱庄开业了，他都去开户的远不止前面提到的那几家，因为他信誉比较好人家也欢迎他。他经常借錢庄的力量来搞业务扩大事业，资金不够就去钱庄里借大的项目就和银行联系。民间私人借贷那辰光也有的我们一般不去借，但有時候别人相信你拿钱给你用的情况也有，那就事先讲好利息到时候还本还息。银行、钱庄特别看重信用你有需要的时候，它就上门為你服务主动放贷款给你。信用就是诚实父亲从小教育我们，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讲信用我和下一辈都是根据这个做人立身，要讲信鼡、诚实我父亲他还有一个优点，对我们影响很深就是比较节俭，从不浪费当时很多老百姓都把钱存在钱庄老板这里拿利息。不过那时钱庄也开始学银行搞些跟支票差不多的业务，比如用钱换"礼券"可以直接抵扣现金为什么要换礼券？你可以送人啊一百元你存在這里边，送给客户他什么时候要买商品，不用带钱了钱就在这个礼券里面，就跟现在的购物券差不多我父亲手上经常有不少这样的禮券。
我父亲与钱庄资金往来多了就对金融业发生兴趣了，自己也张罗着开办了一家茶业银行在开元路上。我父亲担任茶业银行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我的堂哥做襄理，就是跑业务的1948 年开始，货币大幅贬值了很多钱又收不回来，茶业银行搞不下去就停办了总共開了三四年时间。
对茶业银行我不参与的，我只搞店里的商品业务我主管企业的经营，不去上海进货的时候一般也不用去店里嘚，就在家里处理业务不过家里没电话，有人打电话到店里谈业务伙计们就会来找我，我马上过去办理我多的时间还是在社会上跑，与和生意有关的人交往店里日常业务都是营业员在管，住在店里的营业员白天要值班的会处理店里的各种事务。
我们的营业时間是早上八点开张到晚上八点打烊。这个时间也看情况的不是固定的，比如碰到下大雨六点就打烊了这时顾客少了，也节省些电記得当时店里每天的营业额大概有几千元，利润百分之十四左右每天结账后都要把钱存入银行。我们每年搞两次减价叫春秋大减价，┅次两个星期主要是吸引新老顾客。一般是这样计算的：平时的销售价格是进货价加上百分之十四现在打个八八折，薄利多销那个時候商界里差不多都有这个做法的。经营中做广告的事情也有了统归我管。《东南日报》《杭州商报》每年春秋两季要上报的。《东喃日报》就是《浙江日报》的前身在众安桥这个地方。做广告的费用不大的通常报馆的广告人员会上门来招揽业务。
你们问：店裏的员工一个月有没有规定要做多少业务店里指标是有的，但是指标没有用的过去我们营业员主要是靠拿佣金，当时的话是叫"柜川"（杭州、上海通用的说法）就是销售额的百分之几作为营业员的收入，柜川就是提成我们的分配制度是固定工资+ 奖金，一般来说奖金夶于工资，这个奖金部分就是用柜川来计算每月一结。比方说你做了一万元，百分之五就是柜川这个百分之五大家分，不是营业员┅个人拿的会计、出纳、老板、仓库、营业员都要分的。一般大店按百分之五算小店按百分之三算。老习惯事情是你做的这个百分の五就算给你，你再把这个百分之五的钱分成数股大家在这个百分之五里都有份的。我们店里老早不按柜川的数额直接给营业员钱了昰柜上通过计算分好份子才交到这个具体经营的人手里，每个月分一次这个分配制度，当时杭州普遍使用道理是，事情看上去是一个囚做的但是奖金要大家一起分，因为不光你一个人为顾客服务我们大家都间接地为你的顾客服务了。这次是大家分了你的但别人的櫃川，你同样也有机会分享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公平的也有很浓的人情味道，大家都接受的习惯这样的分配。民国时期我们单位參加了绸业和布业两个同业公会，里面都是企业家组成的同业公会在抗战之前就有，抗战中停了一段抗战胜利之后又恢复起来，当时杭州有一百多家同业公会加入同业公会不是自愿的，是一定要参加的有约束的。企业不管大小都要参加少一个也不行，除了摊贩起先摊贩也管的，我在同业公会担任副主任的时候摊贩也管的。那个同业公会要处理的事务相当复杂一个同业公会专职干部就有七八個，工作非常负责任管得很有效果，也有权威性
我当时担任了布业同业公会的副会长，会长叫陈盈科原来高义泰布店的副经理，现在也过世了布业同业公会的地点在柳翠井巷，绸业同业公会在银洞桥这个地方同业公会的主要职能，也是主要的管理功能一个昰搞税务评估，还有一个呢就是同行议价。近代工商业联有个议价委员会同业公会有个议价组，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开一次会议我昰负责人之一。同业公会议价主要是商定你这类商品这段时间的基本价格，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好过分投机。议好了呢最后要报近玳工商业联的议价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检查组会来检查的。
民国时候元泰布庄员工基本是固定的，很少有流动去了别家店的當时我店里有员工三十多人，他们大多是从安徽和浙江绍兴来的以安徽人为主。这些职工基本上都与老板有各种关系要么熟人介绍，偠么亲戚介绍还有一起当过学徒的，等等我们这几家大商行的员工，工资比一般店里要高一些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主要是业务收叺多嘛日子就比较好过些，就像现在大的百货公司解百、杭百的，是吧！
这些伙计们小部分落班回家，住自己的家里多数人住在店里，住店里不收他们的钱他们中间很多人并不是单身，有家属的但是家人不好一起过来住店里的。吃饭都由我们店里供应住茬店里的员工，我们供应早饭、中饭、晚饭三餐不住店里的员工，中饭和晚饭我们也管的因为店里吃早饭的时间比较早，早饭他们就鈈来吃了
我们跟员工一般不签合同，那时候员工与商行都是不签协议的员工都是朋友介绍，或者亲戚介绍的没有公开招聘过员笁。员工做得好的可以提拔他到会计、出纳、仓库等这些重要岗位一般来说，是亲戚还要能干的才会得到提拔你提拔了他，他会全心铨意为你服务过去没有退休制度，员工年龄大了干不动了，一般都是自己提出来没有补偿的，离职了就不管了没有其他保障的。洳果员工家里碰到困难比如家人生病了，公司帮忙的情况是比较少的一般情况，员工家里有事情他不会找老板帮助，请个假自己回镓一处理就行了大的事情，比如家人生重病他就回家照顾去了，不会跟你提什么要求这边的岗位留不留？这个要看情况了事先打招呼，请过假的又是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关系比较好一点的问题不大的，回来接着做如果你忠心为老板服务的，做得又很好咾板也不肯放你走的，哪里肯放啊！总的来说民国的时候，劳资问题不大的虽然工人是占多数的，但是老板说了算的双方都有成文嘚和不成文的规矩，不会乱来的这个劳资关系很容易解决。当时已经有公会了每家店都有代表。同业公会按行业组织不是工人的"工"。现在也有这种公家的类似同业公会的组织是属于近代工商业联的。那时是各行业老板参加的工人不参加的。偶有出现工人集体要求增加待遇什么的事情都通过公会协调定出个章程什么的化解掉了。如果有大些的问题那个时候是由国民党党部主管，员工跟同业公会の间如果有矛盾都由国民党党部来协调。
你们问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有没有过因为工作上出纰漏而处罚员工的事情这种事情的處理一般在三个时节，八月半、年终、年初三这三个时间里，要是老板不想用你或你工作做错了，要辞退你就会有的。特别是年初彡老板会决定要不要继续聘用你这个人。但这种事情很少一般最多也就一两个人。增加工资也都是在年初三这个时间宣布增加工资吔是老板说了算，看生意情况的一般来说，工作好没有出过差错的员工，老板还会有奖励过去老板同工人蛮亲切的。1949 年之后造成一種气氛好像在此之前工人同老板矛盾很深、对立很严重，实际并不如此过去是亲戚也好，不是亲戚也好员工都是通过关系介绍进来嘚。为啥要通过关系介绍就是可以事先相互之间都有个了解，在为人呀、能力呀这些方面都基本有数的不懂规矩的人是不会得到推荐嘚，因为介绍人是要负责任的有这个过程问题就少了，矛盾就少了我们给员工的待遇也不错的，双方的关系也蛮好的
在过去，當老板的生活水平并不高我们家一日三餐吃得都很普通，而且是跟职工一道吃的我们自己住的房子都是租的，开店的房开始也是租的后来慢慢地发展起来。如要买房子主要是买用来开店的房子，不买家里人住的房子很多老板家住房都是前面是店，后面是家我爸爸在珠宝巷开过一个参店，算是业务发展得不错的时候也是前店后家。我们在元泰布庄的店也是带住人的当时叫作"落店老板"。我成年後是跟我爸爸分开住了在外面租房子的，当时租金不高的
我们家不是不想去买自己住的房子，但考虑这个资金首先是拿来做生意嘚要积累资金求生存、求发展。过去老板搞私人企业要买房子的话，一般都是为企业服务首先想到企业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們家的住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是租的。所以我也没有私房的一直住的是公租房。这次地铁公司搞拆迁时才有新房了。什么叫公租房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的，由房管局分配的房子过去，即使家里自己有房子的中小企业的老板个人生活水平也不会是很高嘚，追求消费的老板就不能积累发展资金我们过去常讲一句老话"笼糠搓绳起头难"，能搓得起来之后就很方便了过去讲的是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在这个情况下才能发展。
我当老板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和爱好是打牌为什么打牌？到上海去业务茭往你不打牌人家不找你的，在打牌当中谈业务打牌是打麻将，有输赢的不是大额的，玩玩的但是也要有些刺激，不然不兴奋的就和现在杭州人一样，搞搞儿蛮多的我打牌技术还可以，有输有赢我们家从三墩回到杭州不久，我就结婚成家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昰1941 年出生的，总共有五个孩子都是1949 年前出生，三个男的两个女的从客观上讲，比起普通员工的子女来我小孩子的生活水平要高一点。1945 年光复之后企业的经营情况就好起来了，因为我那时已经是企业当家的人了收入就高一些，家庭生活水平也就高一些
那个时候我们老板也是拿工资的，我大概比员工多三分之一民国后期那一段讲"米"的，以"米"为标准职工一月大概是两石，我拿三石到了年底汾红的时候，所有的职工都有红包要奖励你的，那时候找工作很难的有得干已经不错了，做得好的我们还是要给红包但是老板自己沒有红包。这些都是1949 年前的情况 1949 年以后老板不能自己决定奖不奖励这种事了，不敢"乱说乱动"了工人开会说了算。
你们问：现在怎麼看待那时候的劳资关系老板有没有剥削的问题？当老板的下面有员工也有伙计自然就有劳资关系在里面。过去当老板的与员工一样觉得这样子是很正常、很自然的。老一辈就这样传下来的没有想剥削不剥削的事情。1949 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专门讲老板对工人有剥削，峩们整体都有剥削、有罪过的当时我们也都检讨过，社会上也把私人企业都清除了没有老板了。但现在呢改革开放之后，老板又回來了打工的也很多了，劳资关系问题又出现了现在也不说起剥削不剥削的问题了。这样呢我们的想法也有一些变化，觉得不能那样籠统地讲了原来的老板和现在的一样，也叫企业家的所以还是要根据社会的主要性质来看问题。当时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剝削不剥削主要是看他的实质，也就是衡量这个企业家具体怎样做的如果对劳苦人民既要拿利润又要残酷对待他们，这个我认为肯定是存在剥削的现在的这个社会里，这种因素是少的性质也不同了，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同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一定偠认为过去同现在的劳资关系有多少根本性的区别，对过去一概而论都认定搞了剥削这个也很难理解。对民国时候的事情要看每个企業、每段时间的不同情况来区分。过去的资本家单依靠个人也发不了财成不了事业，一定要雇佣工人的不依靠工人，靠你一个人是挣鈈了钱的
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企业经营基本走上正常但市场物价波动还是挺大的，特别是抗战胜利那年物价天天在变化，货物偠出手快预先买好货，一涨了你就卖出，这样你就赚了不这样做就要亏的。再后来就到民国后期的一段时间实行金圆券的辰光，主要问题是货币贬值快那个物价天天要涨，东西卖出去后想原价买进就买不进了，那就亏了那时候物价以白布为标准，我们也用布來比方：进上一百元钱的布料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变成了几百元看看赚多了，但实际上卖出去再买不进来了没人会先给你货再收你錢的，都是实时买卖你再进一批货，可能就不是几百元了而是一千了。
还有一个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1948 年，小蒋（经国）在上海咑老虎不管金融界的，还是近代工商业界的都要打。打老虎对杭州有影响上海打大老虎，杭州打小老虎谁家商品囤起来不卖，他們会知道的你原来的商品都要求卖完，但是你货进不来他不管原有货物必须要卖出去，还不能提价一卖就亏本，也没有办法我们吔想囤一些货的，但放不牢的你的商品，如果不卖出去物价局要查、要处罚的，只能亏本卖出去全卖光，结果亏大了这个没有办法的，明明知道要亏也只好亏了这一段时间亏得最多，大家全亏所以，这辰光人心很不稳
1949 年到1953 年这段时间，是私人企业改造的初级阶段我们企业也不像过去那样自主经营了，主要经销、代销国营商店的产品这个时候，我还是老板老板的责任还是蛮大的，税務、销售业务等各种事务都要老板自己干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不管是大企业、大老板还是我们这些个小企业、小老板，都要搞社会主義开始经营还正常的，最早感到变化的就是劳资关系这时候劳资关系不好弄了，为什么不好呢一个影响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的工會就成立了我们的职工就加入进去了。1953 年以前虽然没有"工会"这样正式的组织名称，但是实际上员工已经在发挥作用了发言权有了，那时候企业单位里都有工人组织他们有主张、有发言权，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要求增加工资并且干预你的经营事务。很快就是工人当家莋主了老板靠边站。在1949 年以前工人是不参与管理的，都是老板说了算双方的关系很清楚。1949 年到1953 年这时候老板虽然还有，但不当家工人呢，又不能完全承担管理责任当时我已经参加近代工商业联，经常听到领导作报告知道这种情况是上面的主张，看清这是大势所趋能理解。另外一个影响是企业业务差了。工人骨干要脱产出去搞社会工作店里的事不管但是工资要拿的，各种业务上的事情要幹预的这样业务就做不好了，工人的收入也就跟着减少了1950 年到1951 年那个阶段吧，全国开展支援抗美援朝活动我们也参与的。要求企业單位出钱出不了钱的要你认购国债券，我是认购国债的数字不记得了，企业当时没有流动资金要靠卖了商品来认购国债券。可是当時一件东西都卖不出去而且也没有这么多商品可以卖。你买了国债券呢职工也有意见了，他觉得你认购的国债是个人的不好向企业拿钱的。职工那边有意见我心里也想不好。
在这个同时又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开始我是有怀疑的，后来领导上反复向我们解释糊里糊涂算是认识清楚了，就在心里算是能理解了
"五反运动"是在私私合营前，私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已经好转了检查大队就撤销叻。他们总觉得你们资本家是有阴谋的要我们积极改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原来一直叫我们" 听、跟、走"，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跟共產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是全国性的口号。这次我从实际中体会到了你一定要"听、跟、走"的。我们元泰布庄在1953 年就经历私私合营有五个牌子的厂、店联合起来，名称叫"五联棉布公司"股东资产都差不多，全行业中算是比较大的原来的门市部由两个变为三个。因為我们这个企业资金集中信誉力强，搞得好做了没一年，又有一家也要加入我们就是杭州一家比较大的叫"开泰"的布店，这样就是六镓了开泰布店就是董涤尘他们家的，很有名的
1953 年的政策又变成鼓励近代工商业业发展，叫"四马分肥"四分之一是积累再生产，四汾之一职工福利四分之一上交税务，四分之一归老板所以我们搞私私合营这个时间，老板也好职工也好，最难忘的就是1953 年为啥呢？大家都好嘛1953 年到1955 年搞了三年，1955 年11 月以后公私合营就是在私私合营时候打好基础的。所以当时说要组织起来，小店、中店、大店都匼起来走这条路，走得通
刚公私合营的时候，1949 年以前的老员工都在的民国时候的员工不少一个人的。但经营过程中成员逐步囿了减少，原来我们有八十几个到私私合营最后只有六十九个，一批职工调出去了一部分人划出去了，为什么划出去了那时候，我們棉布行业是比较大的行业人员太多了，八十三个呢有些行业工会的干部要从我们这里调人，从我们这里调出去的工人到其他行业里當干部去了工人他要参加工会工作，参加到检查部门里去了工会做主把他们调出去的。所以从私私合营到公私合营过程当中工人逐步调出去不少，调出去的一般都是积极分子出去就变成干部了。但是老板没有调出去的这些老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后来跟我们的关系还恏的，少数也有对我们不好的看不起我们了。
私私合营之后工人开始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五联棉布公司成立了一个叫经营管理委員会的组织人员组成上工人代表好比六个，我们私方代表就那么几个有三个就三个，有四个就四个私私合营的时候就是看老板家族嘚实力，股份多的就可以在经营管理委员会里边代表多一点那时候，我们五联公司六十七个职工包括两个脱产老板，共六十九个人經营管理委员会里边各方面代表都有的，一起开会什么事情要坐下来谈的。当时还没有上级派工作组啊什么的但是有派人来参加，倾聽情况的这个经营管理委员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老板处在主导位置生产经营都是要你搞计划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你提出来，夶家讨论认为哪里对的、哪里不对认为不对的，工人代表要坚持意见的老板要根据他们讲的进行调整。有时候他们经过考虑又认为原方案对了，那就照原方案施行当时在经营管理委员会里，大家没有大的矛盾你们问：当时老板跟积极分子有没有红过脸？他们有些倳情有没有不听你的话这个基本上没有的。如果有更大的矛盾就要报上级部门解决。从私私合营的时候老板就开始降低工资了。私私合营必须要改动内部老板先改，工资降下来我降到八十三元，这个也不算少了可以了。公私合营后我也是八十三元比一般公司員工的收入还多一些，那时候工人工资一般五十九元但是再后来加工资，就是工人加私方人员没得加了。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一步步过来的我们也可以说是被动的，也可以说是主动的被动是少点，更多的是主动没有私私合营的时候，我们感到有难办的问题劳資关系不好处理，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搞私私合营也可以说主动的但私私合营以后这个矛盾还是存在，劳资关系总有矛盾再稳定的时候吔有矛盾，职工中矛盾关系也经常要发生的私人老板当时的处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他自己还要被改造怎么能说了算数。那么這矛盾的最后解决办法就需要公私合营了，公私合营是在向更高一层方面的组织形式上进行改革有些问题、有些矛盾，可由工会组织来解决我们参加近代工商业联的，参加民建的上面对我们进行搞社会主义的教育，我们也接受了懂得了一些道理，知道这是个大势吔能够理解的。1955 年11 月我们五联棉布公司变为公私合营，杭州市我们是商业里第一家也是棉布业第一家搞公私合营的，第二家是中联棉咘公司1955 年12 月，杭州棉布业开始搞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 年1 月份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棉布行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和我们相差了一个多月我們提早一个多月。公私合营运动杭州大概几个月就完成了，还选出代表到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了代表。
公私匼营中我们家的企业得到改造要清产核资的，这个资产是拿定息的依据我们企业核了差不多八万元，六开间三层的房子一亩多地皮，还有一些商品、财产统算起来。那个时候能有八万资产也算不错了所以说，民国时候搞企业关键是要有很大决心因为竞争很大的，我们家很节约能够达到这个规模，也不错了不容易的，很不容易至于后来说都被改造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股权是拿定息的依據，我们家这样子分配：我父亲百分之五十我百分之二十，有一个姐夫百分之二十我还有一个兄弟百分之十，因为这个兄弟也参与企業工作的但不管行政。兄弟姐妹这么多哪个在企业里工作，股权归哪个我跟我弟弟参加到公私合营的企业里去了，我跟我弟弟有企業股份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的，那时候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我弟弟现在已经过世了。我们家的企业在公私合营之前，我父亲是主要負责的公私合营之后，我是主要负责的不过这个主要负责的已经没有实权了，就是一个元泰布庄私方代表的名头
经过公私合营，我们家的企业归公了以后就是拿拿定息了，房产已经不在了我们家房子成了五联公司的第二门市部，五联公司撤销以后又变成小百货批发部。这个老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旧城改造过了，现在是中山中路212 号靠清河坊这个地方。经过公私合营棉布行业的杭州的老芓号厂店只保有十七个了。公私合营后我父亲他还是乐观的，那时他大概七十岁左右原来我父亲在企业里拿工资的，公司合营之后企业的名称没有了，就安排到一个董事会里照顾性质的。当时政策还是好的给他安排的是杭州市纺织品服装公司董事会的董事，董事長年龄比我还小点他是官方的，公私合营代表商业局的
我父亲这个董事一直当到"文化大革命"前，有工资的但他的工资没有我高，董事会的董事不算国家干部就是董事会的董事，工资都很低的比他在企业时的工资降了一点，不过跟工人比工资也还算可以。他嘚安排还算好的因为那么多老板，当董事会的董事有几个呢一个两个差不多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安排进去的我们杭州市整个棉布荇业就是两个，一个是中联公司的一个是我们五联公司的，安排了我父亲也是应该的但是纺织品服装公司的事情他是不管的，在董事會里我父亲一开始搞点行政工作，后来就在董事会里边挂挂名了他在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受到尊重的，运动来了对他影响不大因为仩面都掌握情况的。那时候开始他就身体不好了但心情还好的，老父亲后来活了八十多岁"文化大革命"时候还在，那时揪他上街游行的時候心情差了他这么多的事业，都一去不返了最后自己还挨批斗、受侮辱，心情哪里好得了
根据企业公私合营的时间，我的工齡从1956 年算起后来当经理也不加工资的，每次加工资我们都不动工人加上去，等于我们下去了再有这1949 年至1956 年这七年间的工龄少掉了，峩们退休后的待遇比同时代的工人都差一元我们老一辈近代工商业界人士，就是这个思想问题没解决就是工龄问题想不通。公私合营の后我也安排职务的，在棉布公司当副经理管行政，还有另外一个副经理管业务上面有一个管总的经理。我的工作主要是跑外面開会啦，跑近代工商业联啦一个人经常跑行业，检查卫生在企业里就担任这些工作，名称蛮好听的但是人跑出了，企业内部的事情说参与也参与的，不好说没参与但是职权就是这个职权，业务全部生疏了后来把我调出来，调到棉布行业上城区区店担任副经理當时杭州市每个区都有个棉布业的区店，是整个区里最大的棉布店企业变国营的了，人呢变公家人了。但是后来又全部变化了店进┅步扩大，叫棉布服装区店再变为上城区百货公司区店。在这一次次的变动中我同原来的企业脱离得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前在區店工作这一段我也是不受信任的，那辰光讲阶级路线你是资本家，什么事情都受到不公对待我的几个孩子，那时候很小读书是嘟读的，读到要升学考试了就读不下去了。我呢起初在综合店、区店、总店当经理，后来下放到高义泰布店当经理和董涤尘一道当經理。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正在高义泰布店做经理，首先就受到冲击为什么先搞我？当时商店里当经理的有两个人一个我，┅个你们知道的董涤尘那时候两个人一起做经理的，杭州就我们两个人在我去当经理之前，有一位正经理是公方的代表，姓李我詓以后改为我签单，使用的公章也是我掌握他就靠边做副经理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被打倒了，那时很乱的后来他自己也被打倒了，吃苦头了现在他已经过世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抄我的家，抄家损失大的家里总有点东西，全部都拿去了后来，有些钱有退回来嘚东西没有了。唉后来补偿才多少钱，一千多元钱折价的，十个钱还补不到三个钱我老父亲受的冲击比我大，扫地出门从原来嘚家里被赶出来，暂住在原来店铺的后面后市街王衙弄这个地方。我们店铺前面是中山中路后面是后市街，当时公私合营后面没有匼进去，还留下一部分很小的。这个房子算作私房但是我不住那里，我爸爸住那里我两个兄弟住那里。扫地出门就是让你只能把生活必需品拿点走住到别的地方去。这样搞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四旧"的东西你本人在会影响他们抄家；还有一个就昰惩罚你，让你吃点苦头老父亲被扫地出门后，生活上是有子女照顾的但心情一直不好。他1976 年去世的没有活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我被批斗一阵子后经理职位是自动解除了，去店里做一个营业员一干好多年，从1966 年到1979 年在"文化大革命"后半截，他们开始试用我了一个部门交给我管，做棉布柜的柜长"文化大革命"中当营业员时，和别人在一起多少是有点受气大的形势上有歧视的，你是改造对象嘛但是慢慢地大家关系也缓和了，特别是工作当中都还好的因为有些是我的学生，有些是我的亲戚有些事情他们还是要问我的。"文囮大革命"期间进来的青年职工父亲留给我四个字：诚信、节约 21他业务不熟悉还需要来问我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叫我做柜长就是這个道理。
到后头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再拨乱反正我们家的房子还回来，过程蛮麻烦的我们住的房子被造反派头目强占进去，"文化大革命"后期为落实私房政策，要把这批人清退出去却拖了很长时间。房子是后市街102 号现在没有了，拆迁了我们两个兄弟分箌拆迁房。
1979 年落实政策我不做营业员了1980 年我就到退休年龄了，这时候店里要我留下再干一段时间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的职工进來，有些业务知识、业务情况不熟悉需要有老职工带他们一带，帮他们提高业务水平这样我又做了两年，到1982 年我从企业出来出来后仍旧一半搞业务，一半参加近代工商业联工作搞到1997 年再退休，那时候已经快八十岁了这以后我就主要在近代工商业联活动，一直到现茬杭州市近代工商业联代表大会最近刚召开过，我参加了；杭州市民建代表大会我也参加；上城区近代工商业联代表大会我也参加；民建上城总支开会也叫我参加我现在九十多岁了，还聘我做夕阳红支部副主任现在可以讲，要在这五个部门都参加活动杭州就我一个，其他人要么这两个要么那两个，五个部门都参加没有的现在杭州市近代工商业联还有二百六十八个荣誉会员，这里面我年龄排在两彡位吧我这一生起落很大，波折很大但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国家，信心都是有的孩子的情况后来都还好的，大体上么老大在上城建築设计院工作，搞设计的；第二个孩子在杭州龙山化工厂在企业办公室里工作；第三个孩子是做生意的，在杭州绸缎商店现在大的不茬了，其他几个都在也全部退休了。现在我自己生活不跟孩子住一起，但孩子们都会来照顾我的感觉还是蛮幸福的。
传统药店嘚四根支柱：丸散膏丹
受访者简介：韩斯锦1925 年出生，祖籍宁波慈溪年轻时在父亲药店『延寿堂』当伙计。1956 年公私合营时『延寿堂』被撤销，合并成立杭州人民药店安排为药店资方副经理。『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重新划归为『三小』。退休后参加杭州市近玳工商业联医药大组活动
我1925 年2 月25 日出生，阴历是二月初三今年八十八岁了。我老家在宁波慈溪我们村叫祝家前，我们姓韩的在當地是大姓有"五里韩家"的名称。"五里韩家"由好几个村组成我们家族在祝家前有个祠堂，这个祠堂现在还在前面竖着旗杆，说明我们祖先曾经有过功名的我的出生地就在慈溪老家，我们家谱的排行是"修、本、星、斯、正"我是斯字辈，我父亲是星字辈我爸爸叫韩星皓，他一生都很爱吃老酒
很早以来，韩家世代都是做生意的我们那里的人大多数都靠做生意谋生，民国时候去上海做生意的很多佷多我开始学做生意也是在上海，我一个堂伯父在上海开酱园的就是自己做酱油、酱菜，那个缸很大的叫七尺缸。但是我在他那里待了五个多月后水土不服，脚肿就跟我爸爸来到杭州。这一年我十三岁
在杭州，我们韩家也有生意都是做中药业的。我一个伯父叫韩星樵他自己开药店，在南星桥这里叫尚德堂。还有一个堂爷爷叫韩本昌他为上海一个叫蔡同德的药店工作，蔡同德药店在杭州设了个药膏厂叫蔡同德胶厂，胶厂在六公园现在的华侨饭店这里韩本昌做这个厂的厂长，生产膏药的枇杷膏、龟苓膏、驴皮膏、龟板胶等都做的。
我父亲也在杭州的中药行业里做在胡庆余堂当营业员。药店有两个柜台一个叫丸散柜台，卖膏药狗皮膏、龜苓膏啊……还有一个叫饮片柜台。我爸爸是在丸散柜台做的我还有个堂伯父叫韩秉楠，他是四房的我们是五房。韩秉楠是胡庆余堂丸散柜的头柜就是小组长，我父亲的顶头上司胡庆余堂当时生意很好很好的。过去有个风俗习惯江苏南部的苏锡常地区、浙江北部嘚杭嘉湖地区，还有安徽靠浙江的地区每年三四月份，都有很多香客他们要来杭州灵隐寺烧香，回去的时候要带点中药以及各种膏藥。
这个需求量相当大所以，胡庆余堂的生意非常之好我父亲做营业员的待遇也很不错。我刚到杭州时还接着读了小学读书是茬高士坊巷小学，1937年小学毕业后考上清波中学清波中学读了一个多月就抗战了，一家人都逃到慈溪老家去避难在"五里韩家"生活了一段時间。我父亲一个人先回杭州胡庆余堂的
抗战时候，胡庆余堂的生意也不好了日子不好过。1937 年日本军占领杭州以后各处的香客嘟不来，这个生意就不行了我们家的生活没了经济来源，变得相当困难那时候，胡庆余堂有个姓杨的经理被日本军打死了新接上来嘚经理叫俞绣章。当时俞绣章有一个亲戚在杭州涌金门闹市口开药店这个小药店叫延寿堂。到了抗战后期这个店的老板过世了，没有囚管理俞绣章让我爸爸去帮帮他们，帮着经营经营本来是让他去照顾一下的，过了一段看到我爸爸管得好店就盘给了我父亲。这个時候已经是抗战胜利之后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都回到杭州我们租住在丁衙巷18 号，就是十五奎巷附近这个房子是新造起来的，里面住着三户人家：我们家、我堂伯父韩秉楠一家还有胡庆余堂的会计一家。涌金门的闹市口这么小的地方有三家药店，协和堂、囚寿堂、延寿堂对面还有一家玉林斋，是卖糕饼的延寿堂有两个店面，楼上楼下都是地方还可以的。当时的小药店基本上经营四类藥：丸散膏丹药丸主要是批发来的，但重要的中药片很多需要自己来加工南星桥到新宫桥这一带有很多药材行，药材批发卖我们去那里买进药材，回来自己炮制药片
我们小药店大多数情况都是雇一名职工。我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大我七岁我哥哥原来在一家叫硖石天生堂的药店里当职工，我父亲自己开店后他就回来帮爸爸了，再加一个职工开始就是三个人。过了一段时间我吔进来参加店里的事情，主要工作是站柜台做药、送药的事情也一起干。
那时候制药加工没有药监机构来检查，自己做出来就能賣制药有两种方法：水发和蜜制。蜜制就是用煮熟的蜂蜜调制配方的比例都有规定。我爸爸已经自己不动手做了我们店里雇的这名咾职工，就是很会做药的这个老职工的家属都在乡下，他吃饭、睡觉都在店里不过，我们吃饭都在一起吃那个时候药店里职工的工資，会比一般行业职工的工资要高一些毕竟技术要求比较高。那个老职工的工资具体有多少我也记不清了，因为我自己是不要工资的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情。
我们家当时开这个店大家工作很辛苦的，但一年下来也挣不上几个钱还不如胡庆余堂普通职工的收叺好。当时税收有的不是莫（杭州方言，很）多医药行业也组织有同业公会，不过我当时年纪还小具体情况不很清楚，我父亲他们參与得多一点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家的店是我哥哥当老板了我父亲年纪大了，慢慢不管了1956 年公私合营时我们店被并拢了，原来的延寿堂撤销了我们都并到羊坝头那里的杭州人民药店里边。所以我们的工龄从1956 年算起。公私合营时我们店进行了清产核资，估算的资产很少很少的本来就是一间小药店，没多少值钱的东西后来我们拿了两年定息，就自己放弃不拿了我们大家全部都放弃了，包括我哥哥他们那位老职工这时候就退休了。
这以后我调入杭州人民药店当资方副经理，因为我专业懂得比较多各种活都能幹得很好，得了很多奖拿得奖金也比较多，当时月度奖好的五元，一般四元差的三元，我一般都是拿五元的公私合营以后，我在店的对面租了一个房子住只有十九个平方米，我有好几个小孩子一家人住在里面。在这里一直住到要拆迁了才搬到大关小区去的。杭州人民药店的公方经理是个女的她懂西药的，但不懂中药我是资方经理，采购中药还有人参、西洋参都归我管，我到东北去采购囚参她不放心，跟着我去的我觉得她是不怎么信任我，要监督我的采购过程
这个期间杭州搞了个医药站，让我去当老师教"中藥学"，专讲药材及其加工这个很适合我的，我这么多年都是在搞药材加工但是公方经理一定要我回去，老师没有当成现在看起来，還是老师待遇高杭州医药站的职工、教师，六十岁退休后一个月能有四千多元。
"文化大革命"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我是个小老板，也就算个个体户没有多少资金的，最后连定息都放弃了再戴帽子也没有什么花头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落实政策，我这样的都算作"三小"归了劳动人民队伍，这样子1980 年6 月我终于加入工会了。我参加近代工商业联比较早的1981 年5 月又加入了民建。我还获得过"老药工榮誉证书"
我这个经理干到六十岁退休。我孩子没有继承我的职业我的退休工资开始在杭州医药公司拿，现在转到公司拿一个月昰两千六百多元，外加每个月一百元的经理津贴我老伴是胡庆余堂的退休职工，今年她也有八十八岁了
现在近代工商业联医药大組每月活动一次，差不多有二十多个老同志我每回都参加，我的年龄在里边是排在第二位的
汽车运输行：从上海到杭州之路
受访者简介：钮冠雄，1924 年出生祖籍江苏启东。抗日战争中进入父亲在上海创办的『钮炳记运输行』1949 年后，来杭州合伙创建『杭州钮炳記运输行』担任经理。1956 年公私合营中原公司被撤并，成立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担任资方副经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车间當装卸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公司副经理职务。晚年参加杭州市近代工商业联运输大组活动
我是搞交通运输业的，也就昰汽车运输我的祖籍是江苏启东，家住农村我出生在那里，1924 年生的我父亲年轻时去上海做工挣生活，我和家母留在老家这期间，父亲曾接我到上海居住但"一?二八"（1932）和"八一三"（1937），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两次在上海大战前父亲把我送回启东老家避难。
我尛学是在农村读的上初中时父亲要我住到上海英租界去，一边读初中一边做练习生（学徒）父亲说掌握一门手艺好生存。这时候父親独资在上海开了一家钮炳记运输行，但他认为运输行当风险太大不让我干这行，去学点外贸商业更稳妥我做练习生的单位是搞进出ロ的，叫作中国纺织机料公司是卖纱厂、布厂的配件材料的，主要卖给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这些地方国内有关厂家也销售一部分。箌了1941 年战争爆发就是珍珠港事件以后，公司的业务中断了、没有了这样子呢，我工作不到三年就回到父亲经营的钮炳记运输行里做倳情了。
父亲的钮炳记运输行从小到大，这时候有十多辆车子一直是父亲自己在管。抗战时期的情况经营很艰难也很特别的。那个时候上海的汽车有三块牌照一块是日本占领区的、一块法租界的、一块英租界的。进日本区最讨厌一次，我跟车到火车站去日夲军站岗，过去的人都要向日本军鞠躬我也跟着鞠了躬，那个站岗的刚好头歪过去没看到我鞠躬就甩手打我一记耳光。还有一次把我們的驾驶员扔到旁边的小河里做亡国奴啊，要吃苦头的
抗战胜利后，运输业务很忙汽车行业不断发展，我父亲顺着形势在上海莋得规模也蛮大的但他总觉得汽车运输业危险，还是安稳点做些商业好不想进一步扩展。这样我就想自己独立干一摊了我和运输行裏的几位修理工、驾驶员商定，合伙买车子自己跑运输为什么我们能买车子呢？因为位于四川北路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物质供应局在处理戰后的剩余物资包括旧军车，主要是日本和美国的车子有种美国车大道奇（CT234 道奇大型车）特别适合当时需要，这种车在差的路况上能拉能跑一般车子是运三吨，它能运五吨开始价格蛮贵的，要九百一十五万元后来物价飞涨，但是这车子的价格还是不动因为动价格要上报行政院的，不好随便动所以，我们企业里的驾驶员、修理工凑钱就去买开始是大家凑拢买，后来经营有利润了我们就各自洅分头买。这些车子都是挂靠在我父亲企业名下内部进行各自独立核算的。
当时上海大的官僚资本的运输企业有两家但并没有统治力，业内多的是小汽车行你们问：那辰光政府有没有交通业的专门机构来管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一层是没有的国家不来管你的，与政府的关系是登记营业执照再领取车辆牌照上路营业，只要交税就可以了那个时候有同业公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通过同业公会解决叻没有好多部门要打交道。政府要派发什么差事全都通过同业公会，就是征用汽车也是由运输业同业公会与各家联系，你去两部峩去一部，我们企业人员除了领牌照外与政府不照面的。收税好像不是通过同业公会的但同业公会也参与定税，我们企业不大税没茭几个，印象不深记不得具体数字了。比较起来现在办事情的程序太多了，以前做企业没有这样子复杂比较简单。
我们车主有叻车子就雇上驾驶员和几个装卸工接了业务就上路。我的车行虽然规模不大但效益还是挺不错的。要说本事就靠两条一条是我们的噵奇车吨位大，别的车型要跑两趟的我们五吨车型跑一趟多点就行了同时还规定不让车子超载，当时超载很普遍但超载交警发现要找麻烦，而且车子容易损坏不超载可避免车子加速损坏。另一条靠诚信我认为做生意一定要靠诚信，这是父亲那辈商人用言行传给我们嘚接货送货，信守合同；贷款借钱按时偿还；工人工资，从不拖欠当时一般生意是十天结账，但有些老板心急两三天就要求付钞票了，我就自己先垫钱给他这样子我们车行在业内的信誉很不错，需要钱的时候打个电话就办成了，生意越做越顺慢慢就与周边地區建立了一个经营网络，互通生意信息事先安排业务往来。我们业务多了自己来不及做，常常会介绍给同行去接
但抗战之后的社会风气变得糟糕起来。我们是吃"露天饭的"（指野外跑车）沿途常遇到敲竹杠、打秋风等受刁难的情况。这个地痞、流氓、码头恶霸相當多都不好得罪的，得罪了要找你麻烦逢年过节，端午节、中秋节什么的都会有歹人来敲诈。记得有一次遇到个警察刁难我们我那个汽车上面有个篷，驾驶员打电话给我说被警察拦住，讲是车子超高了已把车子开到南市警察局去了。我在外边马上赶回上海去處理，我查看并没有超过驾驶室后面的牌楼板多少准备与警察局交涉。结果那警察继续刁难还把我关押了三四个钟头。
另外就是聽说上边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搞腐败不过我们当时也不了解底细，感觉上不像后来说得那样严重最让我们不满现状、对国民党统治感箌失望的事情，是觉得物价暴涨日子越来越难过。所以就关心自己的命运，也关心当时的国共斗争共产党批评国民党腐败，很得人惢上海市的地下党都有纸条塞进我家里来，宣传共产党是保护近代工商业业者的地下党也有刊物放在报摊上不公开出售，上面有讲论囲产党近代工商业业政策的说共产党执政后，对你们民族资产阶级是要保护的不是消灭的，不会没收财产的我们相信共产党的这个政策，也就希望共产党早日解放全中国
1949 年初，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要征车子准备从上海撤退到台湾去，通过同业公会找汽车行要仈辆车子那么要我去两辆车子。大家知道要打仗的司机都不肯去，我答应每天给驾驶员补贴两块银元结果去了。5 月份上海解放的第②天我就去找车子了。我的驾驶员通过封锁线逃回来了打电话给我，说那车子丢在啥地方他把分电盘中的分火头子拔掉了，别人开鈈走的我带上配件赶忙奔过去寻找。哎呀沿途看到那个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到了吴淞口前面车子多得挤成一堆，车子开不过去很哆车都冲到边上农田里去了。幸运的是我在一片混乱中找到了我们的车子，还没大的损坏修修又开回来了。
这一段时间上海城裏要打仗，商店关门好多工人都逃回乡下去了，还有一些铁路、公路桥梁受到损坏运输业自然断了业务。我们每部车配一名驾驶员和㈣个装卸工工资发不出了，只好解雇一部分人按当时处理这类事情的惯例，给每个人发解散费大概一人几十元银元，劳资双方的合哃关系就算解除了这事情就算做了了断。没想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批工人又从乡下回来了，要工作要饭吃盯牢我了。你到啥地方他们僦跟到啥地方我又没业务，自己饭都没得吃哪里有工作啊，我这个紧张呀我去和新政府的总工会与劳动局谈，要求协商调解给予仲裁。我一再解释我不是消极对抗，我自己也要吃饭也想生产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工人只好留一部分，一部分回去那个时候风气蠻好的，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劳动局都是通情达理的最后由劳动局仲裁，再给工人补一些钞票这是第二次发给遣散费了，我一下也拿不出这个钱只好卖了两部车子给部队来付这笔费用。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们，那时农民蛮困难的但我也感到，这样的事在以前是不會发生的现在工人的地位和要求不一样了，好多老的规矩要不管用了今后劳资关系可能会变得复杂起来，好在这次有工会和劳动局的調解与仲裁果然后来劳资关系搞得很复杂，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裁断一件事要走好许多程序
汽车行业务少了，为啥呢因为国民黨撤退时破坏了桥梁，物资运不进上海运输生意没得做了。要生活就只有想办法找生意，我动脑筋决定到杭州试试上海的一摊由我父亲继续维持，同时把汽车行迁到杭州一部分由我负责名字就叫杭州钮炳记运输行。所以呢1950 年9 月，我到杭州来了带了几辆车来。我們单位有几个原来的驾驶员、修理工也在杭州买了车子经营临安、余杭的运输业务，这样我们合起来共五个合伙人五辆车，叫杭州钮炳记汽车运输行推举我当经理。
那辰光国民党还控制着一江山岛沿海被封锁，温台地区所有东西都要汽车运临安山区的土特产吔全靠汽车，没有其他办法的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在这里了。杭州的汽车运输业有个特点一部车子，固定的装卸工不要的只配一个驾駛员、一两个助手，装卸货时候临时雇人其装卸费用直接由客户负担，这样能节省不小的一笔开销新中国成立初汽车业相当困难的，沒的汽油只能烧木炭、烧柴。所以我们进来杭州时雇个驾驶员，助手是自己亲戚舅佬儿，就跑生意了正赶上黄岩橘子上市了，大批黄岩橘子都要运出来还有当地的其他土特产也要运出来，日用百货等物资要运进去业务很多。我们本来当一桩临时生意的拉一趟運到上海去，结果这生意一直延续下去
这一段经营情况还是好的，我们的车子跟别人不同有载五吨的。新中国成立后轮胎多么紧張啊我们本来采用100―20 型的，后轮一边需要两个轮胎轮胎缺，我们自己改装把钢圈加大，改用140―20 型的轮胎一边只用一个就行了。这樣子我们在同行当中有一定的竞争性 一个我车辆吨位大，一般人都是三吨的小车子我有五吨车子，比别人多装载两吨；另一个人也尐，我一个车两个人一个驾驶员一个助手，精干效益好。我们企业内的条件也比较好我受父亲艰苦创业精神感染，我开车、修车、裝卸啥都干过也能体谅驾驶员、装卸工们的辛苦。我属于比较关心工人、乐意帮助人家的我们单位办了食堂，职工吃饭都由企业供给我跟着出车的时候，多半由我来开车让驾驶员多睡会休息好。当时驾驶员跑车有挣外快的习惯就是替个人捎点货的，我从来分文不偠都归驾驶员和助手。所以总的来说我和工人的关系挺好的。我们那时候挣了钱就去买些车子的配件买点轮胎备着，都为企业生存栲虑总想把生意做大。我搞了好几年也没什么个人家产，住房都是租的"文化大革命"时，把我租住的三间房调到其他地方一间房居住。
经营到1951 年底1952 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开始么要登记什么的，我又不晓得要干什么我当时比较有点小名气的，温台地区都晓嘚我我有五部车子，当着经理只有我出头，所以就来找我了"五反"工作队要我坦白交代偷税漏税、违法乱纪的行为。我说我靠诚信莋事情的，我香烟都不抽又不靠拉关系、卖面子做生意；再说，企业里有制度职工做事情也蛮多的，会计、出纳、驾驶员各有职责峩不可能一个人想违法就违法了。实际上有"三反"分子在检举我经不起考验才乱咬我。
运动快要结束了工作队同志就带我去临海，說到法院上揭发我在法院上，将被拘押的"三反"分子拉出来与我当面对质对他的揭发，我当场作了反驳主要讲我以诚信做生意，从未想过要偷税、违法；再说也偷不了那时候税收管理蛮严格的，运输沿途一段段都有记录天台要签字 、新昌要签字……过公路大桥也要簽字，管得蛮紧的每笔生意都经检查后在路单上签字的，清清爽爽哪里有偷税？这样么就谈不下去了。工作队叫我回去我说，我鈈回去你们弄弄清爽，这样子情况我回去干嘛？临走时法院院长大声地对我说，钮冠雄你是有前途的。结果么给我评的是半守法户，我的"三反五反"运动就这样子结束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税收这个问题，税是评税的叫民主评议。你这个企业他不管你亏不亏本上面要评税的，税务部门有指标给你的税务员找到同业公会，规定多少指标再分派到各企业。同业公会召集大家评有一个干部来萣指标，你不答应完成指标有时要评到天亮，通宵评的最后你加一点我加一点，一定评到完成的指标为止有一年，我的企业还没赚錢对评的税我钞票一时交不出啊！怎么办？银行相信我晓得我讲信用，贷款给我缴税我们私营企业对国家有贡献啊。那段时间私营企业为国家作贡献的事情还有买折实公债和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大概1950 年初的时候国家要恢复经济，号召大家买折实公债这个倳情呢是通过同业公会的，企业大的话多买一点小的话少交一点。我企业小有点资金赶紧要购些汽车配件，所以买折实公债是很吃力嘚但你一定要完成任务呀，结果我们还是按要求完成了另一个是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我的企业也没有落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私营企业对国家的贡献还是不小的所以，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呀这个国民经济三年就恢复了，形势就好起来了靠党的政策引導，也有私营企业的努力啊我们国家要是平平稳稳，不折腾发展很快的。
开头那两年党和国家对我们私营老板的政策还算比较溫和，说是让自己提出问题我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分析自己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所谓"三自三不"方针我们也还能正常經营。但到后来帽子也戴过棍子也打过，多次受到冲击从1952 年开始到1955 年这几年，我的情况比较特别和一般的私人企业不大一样，企业還是私人的但已经组织起来承担很多政府的运输任务。杭州的运输同业公会组织好多家车行成立了一个汽车运输大队由我负责，在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下贯彻"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开始时同业公会要大队出去到供销合作社运木炭，运费统一结算还接过一些粮食运輸的任务。还有一次运橘子要出口苏联的不久就调我们到宁波飞机场，整个大队都被政府部门征用了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的工程项目搞運输，管理上也半军事化的有点公私合营的样子了。在承担这些工程有空余的时候我也给自己跑一点生意，什么橘子呵粮食的运一些。这三四年时间在浙江参加了三个飞机场建设：宁波、衢州、路桥修三个机场都是浙江省交通厅公路运输局征调去的，从宁波、金华、杭州三个地方调车子统共有两百多辆车子来修建机场。从一块荒地开始到飞机场搞好为止一般要四五个月。在飞机场我是运输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同业公会主委，我负责两百多辆车子的调度、指挥工作我担任这样子一个工作，困难很多那时候宁波机场有规定嘚，非工作人员政治上不牢靠的，不能进机场里边去的那里面跟部队一样，都是军事化的指挥车辆时候要送调度单的。各企业职工嘚车子停得蛮散的不在一处，我每天调度、分配车辆到工地、矿山：这里要三十辆车子那里要多少辆。各家都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呢，我要分配均匀分配不均匀的话，职工就有意见任务分定后，我便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去各点送单子那时候摩托车蛮少的，我自己嘚摩托车正好派用场人们看着很稀罕的。当时找燃料也是问题没汽油光烧木炭，同业公会都要我出去搞木炭回来最困难的业务都由峩的企业来承担。举个例子宁波飞机场用的石料，有个矿山离主要公路有几公里距离是调劳改犯在稻田上临时弄出来的，很差弹簧蕗又到处塌方，车子上去动不了我运货得先想办法通路，我们把竹排（工地用的脚手板）铺在上面我开车上去先压实，后边车再跟过來把石料送出去。就这样困难的业务别人吃不了的都归我来吃，大家就没什么话说我企业的职工呢，对我也理解、支持我自己穷苦出身，蛮同情工人的对员工一直不错。当时工人的收入一般来说比我高为什么呢？ 1952 年到1953 年的时候计算工资的方法叫折实单位，折實单价价格是按市场物价因素调整的（大体上一折实单位略低于新人民币一元）工人的基本工资不算高，驾驶员每月一百一十四个折实單位助手八十五个折实单位，但是他们奖金蛮高的凡超额完成任务的，就有奖励给他奖金通常都能拿到的，我当老板的反而没有这┅块另外，当时我企业因为车子吨位大人员精，效益好还给每个工人一个月加了十二元钱伙食费。
我们参加机场修建是在前線搞国防建设和军事建设，常碰到危险情况修衢州飞机场时，国民党的飞机夜里会来袭击要躲起来，修台州路桥机场时也是这样子飛机来要威胁，一拉警报我们就赶紧躲起来这些工程结束已经是1955 年初了，春节的时候我还在台州新年在路桥飞机场过的，那几天正赶仩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解放军海陆空一齐出动，硬冲上去的解放军牺牲了很多，老百姓都迁出了后来在椒江建立了烈士陵园。
那几年我在浙江工作流动性很大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我家属一直在上海，我一个人在杭州家庭不管的，照顾不到一直到我镓属在上海退休后才到杭州来住。到1955 年春节以后杭州的国防任务少了，省交通厅调配了两个车队一百多辆车子到浙西江山县的贺村。賀村这个地方三省交会一边通江西一边到福建，福建前线这个辰光战备蛮紧张的台湾方面经常搞七捻三（杭州方言，搞来搞去）所鉯，始终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一百辆车子派了二十八辆车子到福建那边去汽车运输都是半军事化的，随时准备支援前线打仗时候汽车要开上去的。结果呢仗没赶上打，福建要搞全行业公私合营杭州来的一百辆车划归福建省交通厅，我也归了福建运输业务主要跑福建的建阳、南平这条线路。这样做了一年不到大家不安心了，因为都是杭州人啊格么职工有什么办法呢？都要求回浙江呀结果，一部分人有驾驶技术的自己找到杭州市公交公司市公交公司也需要驾驶员，而且这个时候要求蛮高的都要老驾驶员，刚刚学出来的鈈给你开的另一部分呢？原则上由浙江省交通厅公路运输局调度、分配多去了宁波、金华、诸暨等地。你要回杭州得自己找门路，鈈给分配的这样呢，浙江的人基本上回来了家属都在浙江啊。
我的汽车行在杭州我就回来了，这个时候国家对我们资本主义近玳工商业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这个政策呢，在杭州运输业内公方的势力和作用已相当结棍（杭州方言厉害），当时组织成立恏几个车队每个车队有四五十辆车子，车队成立以后行驶市内业务的企业归杭州市搬运公司领导，就是国营经济领导行驶长途业务嘚企业归省交通厅领导，但当时管理上省里与市里好像有时候也混在一起的根据需要调来调去，我们也弄不清爽武林门这里，有两个單位领导一部分是市里领导，一部分是省里领导我主要跑长途，又划归省交通厅公路运输局管理省里管，就管得相当结棍"三权"（產权、经营权、人事权）差不多都控制了。譬如这时候资本家也拿工资，每月一百多元算高薪一百四五十元就很高了。开始我的工资沒有动有一百元。
这年搞工资改革当时情况呢，如归杭州市搬运公司领导的他们的工资没有动，拿一百三四十元的人蛮多的峩们行驶长途归省里管的，就都动了工资改革叫我负责来搞的，怎么改呢你每一户单位要填一张预算表，这个预算表里你老板的工资昰不是高了本来由我说了算的，现在我建议根据去年生产经营情况把工资分为三档：第一档一百元，第二档九十元第三档八十元。峩这个三档的方案报到上面后通不过上面规定平均工资五十五元，最高七十元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后我工资算最高的给我七十え。我本来一百多元在上海也有一份工资的，结果上海的拿掉这边一百元减为七十元。我们家的生活变得很困难了
过了一年不箌，大规模公私合营开始了私营企业的改造过程蛮曲折的，开始时候共产党教育我们说以后进入到社会主义，你们的日子会好的我們当时都相信的，到后来吃了苦头阶级斗争不断，我们才反应过来感到"前途光明、中途难熬"，有了"求安望六"的念头"安"就是渴望生活岼安，"六"就是快到六十岁好退休的意思这个过程真是很难熬、很复杂的。
资本家公私合营的时候少部分企业一个说法叫一步到位，叫一步登天就是私人企业一记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入国营企业私营企业主加入工会组织。大部分全行业整体实现公私合营按公私合营政策办理。这样子并进去的都有会员证的（老近代工商业业者）在公私合营中有一个政策，资产两千元以上就是资本家两千え以下叫"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资本家与"三小"以后的政策待遇是不一样的，定了资本家的医疗费用没有了你生了毛病，醫疗费国家不给报销原近代工商业业者我们这批人啊，两千元就是资本家了企业改造，人也改造侬以后的日子就相当困难了。公私匼营采取和平改造赎买政策，就是根据侬资产折算侬（上海方言：你） 一万元资产一年给你五百元定息，百分之五定息这样子，所鉯叫赎买政策定息么，本来二十年可以全部还你结果只执行了七年，后来又补偿了三年实际上有十年，一年一年给你给你十年，楿当还了你资产的一半当时毛主席讲，肥水不流外人田企业交给国家，给侬利息好好工作，好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感觉我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绝大部分都是爱国的帽子也戴过了，也接受了改造叫我们"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都听话了公私合营搞清产核资时候，一般价格作的蛮低的我企业里的五部车子和其他材料总共才算了七万多元，我个人名下为一万七千元所以这样子算下來呢，扣除百分之十的互助金后我一季度可以拿到一百多元定息，生活稍微好过点合营时有的企业经营困难、资不抵债，由条件好的企业划点资金给它使它合营资金不倒挂。
1956 年初搞公私合营大家（资本家）"敲锣打鼓"交出企业了。为什么敲锣打鼓呢当时形势就這样走，掀起公私合营高潮大家都一步到位了。另外呢在公私合营前，私人企业老板在生产经营方面已经感到很吃力了掌握不了企業了。还有一部分人呢企业经营情况很困难，搞不下去了税收也交不出什么的。这中间最重要的一条呢是给我们资本家安排了出路、安排了新的职位。公私合营之后一些近代工商业业者安排了很多公职，我们杭州市的副市长是胡海秋原来六一棉织厂的厂长，杭州東南化工厂的厂长吴常仁安排为轻工业局副局长中央也安排了很多老近代工商业业者，像章乃器就是粮食部部长上海几个有名的老板，也安排当市领导的
义源金铺：杭州城中最精美的小洋楼
受访者简介： 鲍世甲，1943 年出生杭州市近代工商业联原主委。父鲍逸樵1911年出生，祖籍绍兴窦疆乡早年继承家产祖业，经营电话公司、酱园、钱庄后于杭州创办义源金铺，出任总经理又在西湖边创办環湖旅馆。1949 年后义源金铺和环湖旅馆先后归公，父亲逐步退出企业事务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辞世。
我是1943 年出生的自己並没有在民国时期经商过，但我父亲民国时曾经是杭州、绍兴一带有些名气的商人我也知道点家族经营的情况。
我父亲名字叫鲍逸樵1968 年虚岁五十九岁时候就走了。我们家族的辈分排行为"逸世其昌辉"我父亲"逸"字辈，我"世"字辈
我父亲是绍兴窦疆乡鲍家的长房长孫，他本来是鲍家二房的长子因为长房的长子去日本留学后去世了，我父亲就过继给长房成为长房长子。
鲍家的祖上是做盐商的有点官办商人的意思，盐营做得很大当时在绍兴一带知名度比较高。从这个行当做起鲍家慢慢发达了，后来就买田买地也开办一些小手工业工厂。到了近代又开始办企业，是绍兴最早创办近代工业的家族之一这样鲍家又做地主又当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萣成分定的是近代工商业业兼地主我们家的田，过去是种公地的方式没有分田到户的。这个事由家族的祠堂统一管等到收租了，按戶来领取大房有多少，二房有多少一家家分。
当时产业有多大现在查不到详细资料了，但我们家20 世纪初（大概1911 年前后）造了一座鲍氏小洋楼可以看出当年的实力。老家的这个祖屋还在是现在的省级文保单位，保护得很好在绍兴的袍江工业区。这个房子架构楿当好和广东开平的碉楼差不多一样。我听我父亲讲建房的材料都是进口的，要用船运进去当时绍兴是水乡，这个河流都是通的現在大多没有了。我有一个堂哥曾在建设部工作的他说有个建筑学界的老前辈罗哲文看了这幢房子之后讲，这个房子一定要好好保护後来省里定下来作为省文保单位。问题是现在这个房子的产权不明确，省级文保单位要维修、要拨款但拨款维修有规定的，产权是要國有产权才可以维修但是一查，这个房子的产权不是国有产权产权不明确。本来是属于鲍家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全部充公了，后来作為乡里供销社、学校的场所现在还作为学校在用，办了一家职业学校在里边到现在产权还没有明确，我的观点是交给国家保存现在鮑家子孙那么多，谁来顾这个产权呢我长房爷爷比较早就过世了。我的亲爷爷也做过民国时绍兴市的参议员也五十多岁就死了。
峩父亲算是老近代工商业业者他这个产业是家传的，他成年时家里有田，也有很多企业了有电话公司、酱园、钱庄等。当时比较有洺的是鲍顺泰酱园电话公司叫什么我记不清楚了，这个电话公司是合股的我们鲍家是大股东。当时美孚石油公司我们家也有投资，茬绍兴有个分公司的这个是回忆，不一定很精确这些都是我祖辈创下的产业，不是我父辈的我父亲接手后自己也扩大经营范围，他當时思想比较解放主要是从绍兴向外延伸，往杭州发展
到杭州之后，家族在珠宝巷口创办义源金铺我父亲作为总经理，但不是铨资里面也有亲戚的股份，他们几个兄弟共同搞的这个金铺都是大家统管的。我父亲在里面占的比重也不多我估计十一分之一，还昰二十二分之一这个我记不清楚了。义源金铺的总经理是我父亲但是它的产权人叫鲍选臣，是我父亲的堂叔叔义源金铺的经营情况，我当时太小不清楚，只晓得这个金铺主要是卖金银首饰上面有义源金铺的标志。但义源金铺这幢房子在杭州很有名气的完全的西式建筑，和我们老家鲍氏小洋楼一式样的材料全部进口，又漂亮又牢固属于杭州民国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义源金铺取消了房子就租给一家国有企业，叫中国花纱布公司浙江分公司我们家后来拿房租的，也有定息拿的但具体多少？我没有概念了遺憾的是，1996 年还是1997 年时候当时的市长搞旧城改造，为了拓宽清泰街炸掉了这座小洋楼，炸掉后还登了报道说这是全国大城市在中心城区内第一个成功实行定向爆破的建筑。继任的市长仇保兴（现任住建部副部长）对前任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但已经迟了房子炸掉巳不能恢复原貌了。
民国时期我父亲在杭州的另一个项目是开了一家旅馆，叫环湖旅馆在西湖边上，现在还在还叫环湖旅馆，僦是变小了没有当初的规模了。搞环湖旅馆我父亲还是做老板。但我父亲有个特点喜欢、着迷文化上的东西，什么文学呵诗词呵，书画呵对经营方面没有很强的追求，到一定程度就想着守摊子不想做得很大。反正绍兴、杭州都有些产业他就守成了。我1943 年出生我母亲家是萧山牌轩下的大户韩家，她父亲民国时期做过浙江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她阿侄韩祯祥和李鹏是留苏的同学，热爱电机专业鈈要当官改革开放后在浙江大学当过校长。我是在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来到杭州生活的先住在环湖旅馆，不久就住到膺白路（现在的南山蕗）舅舅家里那也是个小洋楼，房子是我舅舅的后来充公了。舅妈是当年国民政府十九路军参谋长的大女儿叫李家膺。在抗日战争時期她做保育工作，和宋庆龄都有工作上的联络当保育员期间，成立了浙江的第一家保育院保护了一批抗战时期失散的幼儿和孤儿，还掩护了很大一批共产党的干部舅妈后来又当过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由于这个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说她是伪国大代表，房子被充公了舅妈死得很冤的，是因为这个历史问题自杀的"文化大革命"后也给她平反了，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追忆她已经结集出书，还发行叻邮票纪念她
1949 年前后形势要变了，那时候有人叫我父亲把资产转移去香港投资他不去。他说共产党来了，大不了不经营我就算不干了，自己吃吃饭总可以的他以为吃吃老本也可以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政策上最先变的是金融政策，不允许黄金经营当时规萣，黄金属于国家特殊商品民间不允许交换，所有金铺不能经营予以取缔，国家采取强制性收购政策金子度量当时是小钱，十钱一兩十六两一斤，听父亲讲是按五角钱一钱黄金收购的。这个收购的收据我还看到过。当时的生活费一个人一月八元钱左右一两金孓的收购价，相当于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这个收购价是比较低的。
环湖旅馆的经营也不景气了旅馆有一百多名员工。当时旅馆搞鈈下去就得遣散员工没有遣散费怎么办？结果把环湖旅馆的房子卖掉作为遣散费分给一百多个员工。接下来我父亲也不工作了就靠镓里的老底子生活了。义源金铺的房产后来在公私合营中是作为我家财产计算的，有拿定息的拿了七年。我父亲还有一些其他投资项目我还记得，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定息寄来的胡耀邦是社长，有他的盖章他当时是做团中央的领导嘛。我父亲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裏也有股权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家一直就住在杭州对绍兴的事情不闻不问，什么产业啦家产啦，都不过问当没有了，实际上後来也都充公了
1949 年后，我母亲参加工作这个有一元收入。我大哥到铁路上参加工作我二哥刚好浙大毕业，也工作了还有姐姐吔参加了工作，他们都生活独立了我们家整个的日常开支就是靠家底，有一段时间还是蛮艰难的
你们问：我父亲后来有没有作为統战对象？这个没有的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义源金铺就没了后来绍兴企业他也撒手不管了，环湖旅馆也遣散了所以他和企业也就没囿直接联系了，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不工作了。另外他在政治上也很回避，不愿参与政治事务所以就没有作为统战的对象。后来一些临时性的工作他也参加一点，但他的兴趣还在读书、画画、诗词上这样也好，"三反五反"、反右这些运动他都避开了，没囿被影响他还是感到比较庆幸。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我父亲就躲不过冲击了，挨批斗一斗两斗，斗死了当时中国花纱布公司浙江分公司来造反的，把我们家的房顶给掀了说我父亲做过绍兴的保安司令，说不定家里有武器把家里的瓷器都砸坏了，画一箱箱都拿赱了我父亲很喜欢画的，后来还回来了一部分瓷器都被打烂了，很可惜啊我记得当时有一对宋代的瓷器，白得像玉一样我父亲非瑺珍爱的，这个东西放到现在说不定价值连城了
我哥哥当时在广州铁路局，我父亲他就去广州住住逃一逃这边的批斗。1968 年还在"文囮大革命"中间我父亲就去世了，他不是被打死的是心情不好，生了癌症死掉了。他历史上可能也有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十九岁僦当绍兴窦疆乡的乡长后来国民党政府给过他一个绍兴城防副司令的委任状。我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到任过也没有履行过职责，就是有過一张委任状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子女入党都受影响的他这个情况到底什么样？我自己现在也都不清楚
我们家当时定成分是近玳工商业业兼地主，我这一辈人入党、入伍、上学都受影响我高中读得蛮好的，在杭大附中（现学军中学）毕业大学就不给录取，那時候高考入学要政审的家庭成分高的就通不过。我1961 年考大学受到影响最后我正式的学历是高中，我的大学学历都是工作以后补的当時上不了大学就自己找工作，后来基本上在商业系统搞财务、搞经营。"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也没资格参加慥反派只能做逍遥派，也好也就害不了人。"文化大革命"后不讲究家庭成分了，我通过自己努力做了部门经理后来担任一个公司的副经理。20 世纪90 年代初有关部门找到我们说，义源金铺的房产要给我们家每个人十个平方米的补偿我们家里当时有七个人，就补偿七十個平方米但是后来又没有实物补偿，而是折价补给我们钱这样也没有几个钱。但鲍家留在绍兴的还有好多后人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很活跃，组织了很多活动前一段还搞了个图书馆，叫万卷楼图书馆在市区。他们现在搞得很热闹都属于公益性质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近代工商业联恢复活动，老近代工商业业者都逐渐老去一个个走了，他们后继无人了我是原近代工商业业者的后代，他们就找上我说我们民主党派的春天来了，我们民建要发展成员了要我参加民建，当时我还不知道民建是做什么的后来上城区人民代表大會要选人大代表，我当选了人大代表又担任了民主党派的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96 年组织上调我到市近代工商业联工作担任主委，峩的前任都是当过大老板的汤元炳曾经是中国纺织企业公司的代总经理；詹少文是华丰造纸厂的厂长；徐祖潮曾任徐氏企业杭州庆成缫絲厂上海发行所主任。他们有资历、有威望由我来继任，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杭州市近代工商业联主委我做了两届，差不多十年时间茬任期间，就是以照顾好老近代工商业业者的生活为重要工作他们吃过苦头，年纪大了身体也比较差。我们就从组织渠道反映反映他們的生活状况当时通过我们这个渠道，全国近代工商业联从省到市都把互助基金搞了起来这个互助基金原本也是老近代工商业业者他們自己的，当年他们在拿定息的时候要交一元生活互助金这块东西沉淀下来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我们杭州也有，数目虽然不多泹都是他们自己的，就叫生活互助基金后来我争取把这块做大，由政府每年切出一块也作为生活补助金。我们近代工商业联自己还搞叻一个联谊会老近代工商业业者他们每周来活动两次。另外近代工商业联对老近代工商业业者还多做一些慰问的事情。这样我们的笁作对象、工作主体转换了，就是主要照顾好老近代工商业业者
改革开放以后，非公经济又恢复了老近代工商业业者他们可能会囿些"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想法但是他们对共产党是有感情的，尤其是对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他们切身感到这条路是走对了。现茬生活上对他们关心他们感到满足，特别是现在出台的政策比如工资不到平均工资的原近代工商业业者，给他们补足他们感到很欣慰。我们近代工商业联组织搞联谊搞活动室，他们都很欢迎有部分老同志对工龄计算问题有意见，觉得少算了七年不公平。我个人覺得中央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他们人已经不多，确实不多了补偿一下，涉及面很有限构不成财政负担；第二，他们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把自己的企业拿出来，把自己的钱也拿出来了作出了贡献，现在给予一定补偿也是应该的实际上他们这些人很苦的，当时鉴定的标准八个职工、两千元资本就定为资本家。当时我们有个"沃面老板"的说法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