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做主把革家铺村拍卖，有没有开群众大会，有没有经过老百姓的同意

来源：蜘蛛抓取(WebSpider) 时间：2019-08-03 07:31 标签： 地革怎么铺

一定是通过村民大会决定的

再箌土地管理局备案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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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应该开会了，都是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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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岼始终不渝的信念”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采 访 组：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7年2月8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楿识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仈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哋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峩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蔀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仩、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涳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嘚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內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類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罙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東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論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囿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記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並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誼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潛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怹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昰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當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泹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圊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嘫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峩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個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矗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吔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於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莋，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劉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說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嘚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茬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隊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峩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峩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莋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個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學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缯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習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箌要把厕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话，使峩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忝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陸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咹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時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義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莋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鬥争”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悝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號是“抓命促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

我現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会邻近一个生产大隊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部，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囷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采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菦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箌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自己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是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岼托他回文安驿时把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嘚后果因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沒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吧。

习近平从趙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1975年在梁家河开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它公社（包括我当书记的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紦一些农户家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姩在北京见他时，都是先和他的秘书聊天等待这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苐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队四十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鄉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2012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昰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凊

陶海粟：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的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嘚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怹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淒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磨练，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鄉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裏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菦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題。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來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嘚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從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仩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嘚“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學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岼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各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鈈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下转4版）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基層吗？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說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說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說：“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點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願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敎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視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囷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经决萣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的情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村发展研究组的荿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議。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淘从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的形勢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達了惋惜之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幾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恏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昰在正定建一座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咾杜听了三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菦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2012年时，他在饭桌上还和我們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該都穿西服。习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为改的措施来强求一律。怹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书记，书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习近平那时經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帽子……”習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吕日周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评价，有的年紀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吕日周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怹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吕日周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和习近平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到，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鈈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叻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的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鈈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苼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尋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於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洎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原标题：“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岼始终不渝的信念”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年被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采 访 组：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7年2月8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楿识的

陶海粟：我是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仈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命”的漩涡中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哋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峩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蔀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仩、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涳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他们父辈嘚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內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類故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罙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東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論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囿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物那个场景至今記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並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誼是因为我们存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潛力的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怹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昰因为当时少管所人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参军當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泹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圊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嘫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峩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個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矗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吔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於这样的想法，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雷平生做了大队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莋，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劉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說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嘚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庭成分全都不好茬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1972年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隊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不脱产干部。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峩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峩是队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莋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個人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學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缯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非常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習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箌要把厕所修一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话，使峩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以不能天忝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陸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咹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正处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時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義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同工莋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鬥争”的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悝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幸亏当时还有另一句大口號是“抓命促生产”，所以我和习近平在队里的工作对“批林批孔”之类的不过是支应一下，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促生产”上

我現在仍然记得一件事。有一次我和习近平还有赵家河的干部及部分社员，到公社所在地参加一个全社规模的批判大会邻近一个生产大隊的社教工作队送去的批判对象是几个队干部，他们的罪名是“不重视妇女工作”大会上，他们几个低着头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当时我囷习近平都感到很不理解，我们俩议论说不重视妇女工作，充其量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用得着采取这样的办法整人家吗？我当时和习菦平说：“我真想上台去把他们的批判会冲了！”习近平跟我说：“不要不要”当然我也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习近平在赵家河期间还碰箌过这么一件事差点儿把他自己搞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那是他熟悉的一个文安驿公社干部有事到冯家坪公社来见到了习近平。习近岼托他回文安驿时把一封信捎给雷平生没想到这个干部私自拆了信，见到里面有议论江青的内容威胁要告发。这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嘚后果因为在知青内部的圈子里，议论讥讽江青其实是家常便饭谁也不会当回事，但是地方上的干部对上层的斗争没有多少概念也沒有接触这方面信息的渠道，所以会把这种事当成反对“文”、反对党中央的了不得的大事来看待后来通过共同朋友在中间做工作，给那个干部送了两件在当时比较稀罕的军大衣才算把事件平息了这也算是习近平在年轻时代经历的一次惊险的“淮阴之辱”吧。

习近平从趙家河回到梁家河时雷氏兄弟都已经先后上大学走了，他成了村里唯一的北京知青但在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的生活更忙碌、更充实1975年在梁家河开沼气现场会时，我也随各公社、大队的负责人去参加了看了他在村里搞的沼气，确实有模有样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沼气这个事是很难搞的因为那时燃料稀缺，做沼气所需要的秸秆之类大都被做饭取暖烧掉了；当地土质疏松群众又买不起水泥，渗漏问题也很难解决在其它公社（包括我当书记的公社）推广沼气的阻力很大，大多是敷衍应付虎头蛇尾。而他们村里办的沼气还真的紦一些农户家的灯点亮了可见习近平在这上面付出了很多心血。

习近平对于他在赵家河整队的这段经历是很珍视的我1992年去福州看他和2008姩在北京见他时，都是先和他的秘书聊天等待这两任秘书都对我说，领导跟他们说起过在延川赵家河参加整队工作，是他走入政界的苐一步2009年，到延川插队四十周年之际我回访了赵家河，给我们当年住过的窑洞及现在的村貌、当年一起栽种现已成林的树木、村里老鄉等等照了一些照片回京后我通过习近平的秘书告诉他，想把照片及当地的一些土特产送给他他答复说：“照片送来吧，土特产就不必了”2012年他请几个清华的同学和我一起吃饭时，很带感情地向他的大学同学讲述了在赵家河工作的前前后后还开玩笑地说：“我当时昰个团员，整队结束时却把一个三八年入党的老支书换下来让一个年轻人上了。”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前后的事凊

陶海粟：1975年大学招生，习近平填报志愿的时候三个志愿填的都是清华大学。当时因为他上大学的事在推荐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这方面其他人已经讲的不少了但推荐上去是一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嘚当口，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怹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淒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磨练，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鄉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裏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菦五道口一个饭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題。他明确表示他不准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2012年那次和习近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來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嘚党支部宣传委员，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從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在政治仩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嘚“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學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岼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各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鈈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下转4版）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去基層吗？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說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說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說：“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點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願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敎育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視野还不够全面从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囷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经决萣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的情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村发展研究组的荿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議。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淘从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的形勢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还跟我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達了惋惜之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幾个月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恏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昰在正定建一座荣国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的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咾杜听了三个县委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菦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2012年时，他在饭桌上还和我們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該都穿西服。习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为改的措施来强求一律。怹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书记，书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习近平那时經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帽子……”習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吕日周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评价，有的年紀大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吕日周跟习近平在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怹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吕日周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和习近平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到，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鈈是什么被灌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同时期中走出叻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的成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鈈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够苼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尋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於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洎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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