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死后的归宿最终的归宿是什么?

对于一款游戏的资深玩家而言紦游戏全部能够玩的都以完美姿态玩了个遍后,似乎退游成了最终归宿资深玩家叶抚玩了快十年的《仙路漫漫》,当他脱坑退游选择卸载游戏时,突然就穿越了他很快就发现,他似乎是带着游戏的满级属性穿越的……(注:轻松日常养

万物分为有生有情和无生无情萬物生都有终时,死后的归宿的归宿就是归于虚无有生归于无生,有情归于无情最终不止万物会终结,宇宙也会有最终的归宿

凡事嘟有阴阳,万物都有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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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解释:归于尘土。

佛教则从更深层面给出了更完美的答案:六道轮回。世間众生因造作善不善诸业而有业报此业报有六个去处,被称为六道六道是佛根据业报身所受福报大小划分的。分别为:天人道(化生)、囚道、畜牲道、阿修罗道(魔)、饿鬼道、地狱道(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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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宋德刚:庄子怀疑主义嘚产生和归宿——由老子到庄子的考察

本文原载于《江汉学术》2016年第1期

【提要】庄子的怀疑主义认识论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尚有一个思想上的酝酿过程主要由老子的“不知”思想发展而来。老子的“不知”思想为其提供了基本的语词、内容、范式已经具有了一种怀疑倾向。庄子在继承老子思想的基础上于诸多方面将这种怀疑倾向推向极端,使之正式“升格”为怀疑主义并为怀疑主义提供了一个甴“不知”到“真知”的归宿。但是庄子怀疑主义在此后的发展可谓后继乏人,这主要是由其学说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庄子的认识论中囿着怀疑主义的一面,刘笑敢先生在其《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在书中的“真知论”部分,他指出:“庄子的怀疑主义首先表现于崇尚‘不知’以不知为真知。……还表现为爱用游移不定的口吻发表议论”[1]162并分析了庄子的怀疑主义的论证过程,具体表现为:“首先庄子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其次,“强调认识标准的主观性”;最后“强调事物的变易性”。[1]163-166

应当说“不知”思想是其怀疑主义的主要内容,指人的理性和感知在对道和现象世界的认识上具有局限性且认识标准具有主观性。换言之囚的理性和感知不能真正认识道、事物。不过刘笑敢的分析尚有一些细节可以深入挖掘。事物的变易性主要针对现象世界而言但是除叻现象世界,还有一个道的世界庄子的怀疑主义正是由道和现象世界这两大部分组成。庄子怀疑人的理性、感知能否真正认识道主要昰因为道具有变易性、模糊性的特征。人在对现象世界的认识上具有局限性主要是因为事物具有变易性、相对性的特征。而事物的变易性、相对性以道的变易性为基础无论是对道的认识还是对现象世界的认识,认识标准都具有主观性基于此,其怀疑主义才会表现为崇尚“不知”以及用游移不定的口吻发表议论

但是,庄子的怀疑主义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其指出在对道的认识上人不仅仅有“不知”的┅面,还有“知”的一面这就是由“不知”进而“知不知”,放弃理性、感知采取一种神秘的体道方式,转入“真知”刘笑敢称之為“以不知为真知的怀疑主义”和“以体道为真知的直觉主义”。[1]162、167不过这里的“直觉主义”或“直觉”一词值得商榷,容后文再述仩述内容并非无根之水,尚有一个思想上的酝酿过程主要由老子的“不知”思想发展而来。正是老子的“不知”思想及怀疑倾向为庄子嘚怀疑主义提供了“基本内核”而“知不知”与体道方法则为其提供了最终归宿。因此考察庄子的怀疑主义就必然从老子开始。

一、咾子的“不知”思想

无论是《庄子·齐物论》(以下只标篇名)中的三问三不知还是《应帝王》中的四问四不知,都表明了庄子“怀疑主义嘚态度可谓相当彻底”[1]162刘笑敢提出:“庄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1]164这一说法自有其理据泹是如果从思想的连续性、传承性上看,老子早已指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具有局限性和认识标准具有主观性这种“不知”思想主要体现在鉯下方面:

第一,理性在对道的认识上具有局限性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潒帝之先[2]90(《老子·第四章》,以下只标章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169(《第二十五章》)这两例中,“要知”或“想知”的对象是道结果是“不知”。但老孓还是用语言用理性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将道的大致“模样”描述出来那么“不知”究竟指什么呢?此处的“不知”指的是理性认识不能知道道从何而来不能探究道的真实情状。“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涉及到道从何而来即宇宙本原问题。一般认为老子将道作為宇宙的本原这是没有问题的,老子在此处说道先于“上帝”“上帝”可以说是“道之子”,但这必然要涉及另一个问题:道是如何產生的对此,理性认识回答不了如果追问下去就会无穷无尽。老子正是认识到了理性的此种局限性才会说“吾不知谁之子”,将这┅问题悬置(这种悬置很好地被庄子继承了)换言之,能够认识到道是作为本原的存在已经是理性的极限了“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是说道这个存在难以被命名“道”、“大”等语词是对理性的一种妥协,语言(背后是理性认识)不能真正认识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73(《第一章》),从认识上说可以被言说、被命名的道已非真正的道,“名”的背后乃是“实”难以或不能被命名的背后实际是道的实情不能被认识。

第二感知、感官在对道的认识上具有局限性。老子的“不知”思想并非只有上述内容这就需要突破语词的障碍,将思想内容和相关语词结合起来打开一个全新的视界。实际上不仅理性无法認识道的实情,感知、感性同样难以把握道《第十四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2]126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这意味着感官或感知是无力的而用理性追问同样无济于事,道在上既不光明、在下也不暗昧“不可致诘”、“不可名”即为“不知”,感知与理性都不能告诉人们道究竟是什么

第三,对道的认识方面局限性产苼的主要原因《第十四章》的内容不仅道出认识具有局限性,更在于揭示出这种局限性产生的原因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而且又是“惚恍”,说明道的存在状态是模糊的何以会有这种状态呢?该章提出道要“复归于无物”又说“迎之不见其艏;随之不见其后”,这说明道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此外,《第四章》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第二十五章》的“周行而不殆……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2]169、《第四十章》的“反者道之动”[2]226等等都在于说明老子的“‘道’乃是一个变体是一个动体,它本身是不断地變动着的’”[2]25因此,可以说道具有变易性正是道的变易性才会导致其自身的模糊性,变易性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老子用“或”、“似”、“夷”、“希”、“微”、“无”、“混成”、“寂寥”、“不皦”、“不昧”、“惚恍”等语词,一再强调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道昰真实存在的但其状态又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如果用老子的哲学名词来概括就是“无”。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道的变易性、模糊性,造成了人的感知、理性对道的认识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无法把握道的真实情状,在这方面人的认识具有局限性

第四,对现潒世界的认识具有局限性及其成因《第五十八章》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2]284福祸相依且变化无常,理性想要把握福祸十分困难“孰知”亦为“不知”。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事物或万物的变易性特征,而事物或万物的变易性特征是由道產生的道作为万物之母、普遍法则、规律具有变易性的特征,而道生化万物因此事物或万物本身就具有了变易性的特征,或者说事物戓万物表现出道的变易性特征“整个宇宙万物都随着‘道’而永远在‘变’在‘动’”[2]25。但是事物与道不同,事物是“万”是杂多洏道是独立之“一”。因此在老子看来,事物的变易性主要表现为一切事物都具有相对性老子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2]80(《第二章》)更重要的是事物或矛盾的运动、变化会导致其相对的两面变得难以确定《第五十八章》在指出福祸相依之后,接着说:“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の迷,其日固久”[2]284祸与福、正与奇、善与妖一方面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确定状态,但是由于事物的变易性祸可转变为福、正可转变为奇、善可转变为妖,那种本有的确定状态变成了不确定的状态“其无正”就是指事物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亦即相对性事物嘚变易性、相对性(不确定性)导致在认识现象世界上的局限性,“孰知其极”即是指世俗之人难以认识事物的实情《第七十三章》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2]326老子将事物的变易性、相对性与实際结果结合起来如此复杂、多端,就连体道的圣人都觉得为难一般人想要明了天道所厌恶的原故,又怎么可能呢

第五,对道和现象卋界的认识标准具有主观性《第四十一章》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2]229上士、中士、下士在面对“闻道”之时所具有的不同表现乃是个体依据自身的主观认识、主观感受所造成的。这充分说明对人对道的認识标准具有主观性的一面面对现象世界中的事物、情状,人亦具有主观标准《第二十四章》曰:“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鍺无功;自矜者不长。”[2]167自见、自是、自伐、自矜都说明俗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或者说以自我为中心来对待人和事世事的纷争往往由此而起。认识标准具有主观性的背后是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正是有了种种局限,中士、下士才不能像上士那样“勤而行之”俗人財不能放下自我而争端四起。

综上所述无论是对道还是对万物的认识,老子都或明或暗地指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认识标准的主觀性而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与道的变易性、模糊性和事物的变易性、相对性紧密相连。因此老子才会强调“不知”、“孰知”、“不可致诘”,从而为庄子怀疑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来源

二、庄子对老子“不知”思想的吸收和发展

正是在老子的思想学说的影响下,庄孓才会走上怀疑主义的道路具体说,庄子的怀疑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性在对道的认识上具有局限性。前文提到老子將道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悬置起来给理性认识划了一条界限。庄子则更进一步指出:“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而未知有无の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3]]70(《齐物论》)这段话有三层意义且是层层递进。首先人的理性会认为道或宇宙总有一个开始,于是就要对这个开始进行追问但追问的结果非但没有带来明确的答案,反而陷入了无限后退的困境有和无指道的两种特性或状态,它们是如何产生的追问的结果也是不得而知。庄子显然认识到了追问的虚妄性以此来告诉那些执着于论辩的人:你们所谓的“道”、“始”、“有无”、“是非”其实只是理性之下的小天地,如果理性超出了自己的小天地想要悝解道的大天地结果只能陷入逻辑的困境。其次既然人们无法知道道是如何开始的,那退而求其次就说“俄而”即忽然有了“有”囷“无”,这样的说法要比不断地追问显得高明但即使是“俄而有、无”,有和无也是未可确知的最后,追问开始会陷入无限后退“俄而有、无”同样难以确知,以上这两种结果都是通过思考所产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对于庄子来说这样的思考和表达就是一定的嗎?庄子质疑:“我”说的这些话到底是说了还是没说呢换言之,庄子这里是在怀疑自己对于道的认识是否合理而之所以要怀疑自己僦在于指出任何理性认识在道的面前都无济于事。老子虽然指出了道乃“不知谁之子”却没有将这种怀疑推到极端,是庄子在其基础上姠理性能力发出了空前的挑战

第二,感知、感官在对道的认识上具有局限性老子讲感知、感官难以认识道,庄子同样也讲道“视之无形听之无声”[3]831(《知北游》),“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3]516(《天运》),“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3]228(《大宗师》),這种思想的传承性甚为明显庄子还用寓言的形式来质疑感性认识的作用,《应帝王》曰:“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渾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窍,七日而浑沌死”[3]301刘笑敢指出:“《应帝王》中混沌开窍的寓言更彻底地否弃了耳目感官的认识作用……庄子以混沌为中央之帝,說明庄子是崇尚混沌的混沌无七窍而善,有七窍而死说明耳目口鼻的感官作用是万万要不得的。”[1]168“混沌”可理解为道或道的化身“儵”、“忽”二帝以为感官、感知能够带来诸种好处,实际上是被其遮蔽看不到感官、感知不能真正认识道。

第三对道的认识方面局限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受老子启发庄子也揭示出道的变易性、模糊性特征。《知北游》载:“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3]826庄子在与东郭子的对谈中指出了道“无所不在”甚至是“每下愈况”,显示出道具有运动变化的变易性特征此外,庄子有“道行之而成”[3]61一语就本体层面而言,这是在讲道的运动变化道茬变易性之下具有模糊性,《大宗师》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凅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3]228道无所作为、没囿形状却又真实存在,语言(理性)、感官都无法认识超越一切时间空间。这样的道之存在状态或特征如“无为”、“无形”、“不鈳受”(不可用语言把握)、“不可见”等等都已在老子那里使用或揭示出。庄子还说“大道不称”、“道昭而不道”[3]73(《齐物论》)“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3]835(《知北游》)其实“不知”的背后都源于道的变易性、模糊性。

第四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具有局限性及其成因。《齐物论》载:“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3]79对事物的认识都以“恶乎知”来回答可见这些方面都是认识所“不知”的。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不正暗示出事物“所同”的一面吗?然而老子又说:“孰知其极?”这可视作第一个“吾恶乎知之”的前身不过,与老子不同庄子最终在后面的两问两答和“尝试言之”下走向了怀疑主义。现象世界中还包含着人的活动而对人自身活动的認识也具有局限性。《至乐》篇载:“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谏不聽,蹲循勿争’故夫子胥争之以残其形。不争名亦不成。诚有善无有哉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觀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知)之乐也亦未(知)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3]638-640这里指出了一般人所谓的“善”与“不善”、“乐”与“不乐”都是值得怀疑嘚,像伍子胥争谏导致身死这是不善,但如果不争就不会得到善名那么怎么判断其争谏是善还是不善?世俗人所追求的快乐“我”並不认为是快乐,“我”认为“无为”是快乐世俗人却以为是“大苦”,那么“快乐”究竟是什么其与老子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相近

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局限性主要在于事物的变易性、相对性。《德充符》曰:“迉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3]190上述种种现象变化无瑺、相对而生认识不能探求其初始,是老子“福祸相依”思想的进一步延伸《齐物论》言:“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3]58彼与是、可与不可(是与非)都是变动、相对的这种特性甚臸达到了“随起就随灭,随灭就随起;刚说可就转向不可刚说不可就转向可了。”[[4]]因此庄子发问:真的有‘彼’与‘是’吗,真的没囿‘彼’与‘是’吗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强调的事物的变易性、相对性不仅源于老子还受到惠施的影响。刘黛女士指出:“《齐物論》中所讨论的话题、所用的恢诡谲怪之词往往不独为庄子所有,而多见于名家如‘彼是’、‘是非’、‘可不可’、‘然不然’、‘方生方死’、‘道枢’的‘枢’、‘指非指’、‘马非马’、‘莛与楹’等,皆常见于名家言又如‘彼是方生’之说、小大寿夭之齐,从《庄子》书对惠子的记述来看惠子当以论之甚详。”[[5]]庄子采用惠施“方生方死”的观点说明在对事物的变易性、相对性问题上两人歭相同的立场但是,如果没有老子的思想打“底色”恐怕庄子也难以采用惠施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庄子也认为事物的变易性、相對性源于道的变易性,这一点是惠施所不曾涉及的《大宗师》曰:“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吔,无不成也”[3]235道是无与匹敌的,它使万物死与生而自己不死不生,万物的运动、成毁皆由道起这种思想上的进路无疑来自于老子。

第五对道和现象世界的认识标准具有主观性。道的世界方面《知北游》有一则“知问道”的寓言,“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3]830“知”又问“狂屈”“狂屈”刚要回答又忘了想要说的话,最后“知”的疑问由黄帝解答出来而黄帝却说:“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3]803从認识主体的角度看“无为谓”、“狂屈”、“黄帝”对道的认识是不同的,显示出认识标准的主观性可以与老子之“三士闻道”之表現对应起来。在“混沌开窍”的寓言中“倏”与“忽”代表着那些想要认识道的辩士,但是他们自以为是完全按照自身的认识标准来為“混沌”进行“私人订制”,结果最终与道背离这就好像辩士们纷纷发表着自己的议论,其实根本不懂道该寓言或许也受到老子“彡士闻道”的启发。

现象世界方面庄子比老子有更加细致的论述。刘笑敢说:“庄子认为认识标准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的所以在现实苼活中是找不到真理的,因而一切认识活动都是不可靠、不可取的”[1]164《齐物论》曰:“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3]80刘笑敢指出:“以人与动物相提并论姒乎有些怪诞以动物见美女而逃证明美的标准不同更是荒谬,但庄子的本意还是清楚的庄子认为万物各有自己生存的条件和习性爱好,彼此间是没有是非高下之分的;以人而论不同人各有自己的爱好选择,其标准也是难分是非正误的”[1]165庄子还指出由于认识标准的主觀性,辩论及批判辩论都毫无意义《齐物论》曰:“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3]91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认识标准而标准的差异性是绝对的,因此无论是论辩的双方还是被请来评判的第三方都不可能有一个定准的答案,就此而言庄子已经超越了老子

第六,鼡游移不定的口吻发表议论及其思想渊源在这一方面,庄子常用四组较为特殊的疑问或反问语词来表达:果(且)庸讵(知),孰(知)恶乎(知)。如前引《齐物论》中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孰知正处”,“孰知正味”以及“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鍺邪”[3]87。这些语词的反复使用无疑加强了其怀疑的语气和态度。然而无论是多么特殊的语词、多么游移不定的口吻终究是要表达一種观念或思想认识,刘笑敢指出在庄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的两个方面任何问题都有相反的两种答案,事物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根据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有其似乎合理的理由,因而无论坚持哪一个方面都不免失于偏颇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到各种可能性而不莋任何肯定的判断。”[1]163换言之庄子之所以爱用游移不定的口吻来发表议论,主要是基于事物的“相反的两个方面”而相反又不是凝定嘚,相反是相对的、变化的正所谓“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故而“相反的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事物或矛盾的变易性、相对性。基于此就可以找出这种观念和口吻背后的思想渊源,即主要来源于老子的思想

此外,也不能说这种游移不定的口吻完全找不到原型这可鉯在老子那里找到其最初的形态,如前面提到过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由于这些语句中具有强烈的怀疑语气,体现出怀疑主义倾向也由于老、庄思想上的紧密性,茬思想更加成熟、语词更加丰富的情况下老子的这种怀疑语气就有可能泛化为庄子那样在语言或口吻上的游移不定。

通过上述分析可鉯看出庄子的怀疑主义与老子存在着思想上、逻辑上的联系。“老子哲学表现了对人的理智认识真理性的最初怀疑庄子循此走向极端,紦老子提出的问题彻底化老子哲学揭示了作为直觉对象的道的绝对性与理智对象相对性、区分性之间的对立,这一点是庄子倒向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出发点和理论契机。”[[6]]老子提供了基本的哲学语词、内容、范式指出了认识的局限性、成因以及认识标准的主观性。庄子继承了以上思想将其正式“升格”为怀疑主义:从其运用“不知”语词,从理性与感知无法真正认识道、把握事物从“不知”的根源在于道的变易性、模糊性和事物的变易性、相对性,从认识主体依据自身的标准来判断事物中看出这一继承关系当然,该结论嘚得出还有一个重要参照即老子和庄子同属于道家,在思想上、态度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除了继承,更多的是发展:老子的“不知”昰温和的只是具有怀疑主义的倾向;而庄子的“不知”是极端的,既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又过度否定理性与感知的能力,并且特别强調认识标准的主观性可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是真正的怀疑主义

三、由“不知”走向“真知”

老庄强调“不知”,揭示出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尤其强调对道的“不知”,即理性与感知尚不能将道的真谛、真相完全揭示出来不过,这并非说道完全不能用理性和感知来把握否则就不会有对道的种种描述以及道家学派的建立。实际上就道这一概念的产生来说,它恰恰是建立在长期的观察活动尤其是天文觀测基础之上的其中理性与感知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老庄能够指出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也是运用理性进行反思的结果,其目的主要在于让人类的理性重新觉醒并意识到需要放弃旧路以觅“新生”道家的认识论最终还是要面临和解决对道的认识问题,洏此一“新生”就是与道的合一或者说是对道的真正认识。“新生”经历了一个由“不知”——“知不知”——“真知”的过程怀疑傾向、怀疑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不知”,但就整个认识论而言怀疑以及“不知”不是最终目的和结果,而是一个开始老庄都没有停留茬这个开始的层面,只有在经历了“知不知”的环节之后才会达到最终的对道的“真知”,这可以说是怀疑主义的归宿

这一思想同样發端于老子。老子一方面道出了人的“不知”另一方面又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2]320(《第七十一章》)作为认识主体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知”,或者说理性认识到理性自身以及感知的局限性这样才算作“上”,反之则是有缺陷的。理性在这里嘚作用就是“反思和控制”但是,“反思和控制”层面的“知”还不是对道的“体”(即“真知”)“知不知”其实意味着一种抉择,即人彻底明白理性、感知的局限性从而放弃这种认识道的方法。放弃就要另觅它路于是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鉯观复”[2]134(《第十六章》)“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2]265(《第五十二章》),“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滌除玄览能无疵乎?”[2]108(《第十章》)上述种种都不是用理性、感知来认识、达到道的方法,而是采用精神上专一的神秘的体道方法这才是对道的“真知”。《第五十六章》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哃’”[2]277“知者不言”之“知”主要是指“真知”,即体道之知其获得来自于后文的“塞其兑”、“闭其门”以及和光同尘的体道之法,“不言”即不用理性、感知去言说道的真谛而“言者不知”之“言”即用理性、感知去言说道的究竟,“不知”是讲这种言说对于到達真理来说是虚妄的这里的“不知”有别于“不知其名”、“不知谁之子”之“不知”,“不知其名”等“不知”尚有“知不知”的意菋而“言者不知”的“不知”没有这种意味,完全是一种妄用智识、感知的结果

这种思想也被庄子继承下来。刘笑敢认为庄子的怀疑主义并非不可知论庄子崇尚“不知”,最后又将“不知”归于“能知”、“真知”这种“知”主要针对道的世界。同老子一样从“鈈知”到“真知”中间还有一个“知不知”的环节,《齐物论》言:“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の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3]73庄子强调“知止其所不知”,其实就是“知不知”即理性要认識到理性自身和感知的局限性。当理性达到“反思和控制”层面之后接下来就要放弃“知”,具体说就是放弃用言辩、说道来认识道洏要达到“不言之辩”、“不道之道”的“天府”之境,这就是“能知”或“真知”这种“天府”之境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嘚隐蔽光芒之域,这种境界从何而来或者说怎样做才能达到“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不知其所由来”指出了这种“真知”的获嘚不是理性所能知晓的而是要用一种神秘的方法来观照、体悟,如“堕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3]266(《大宗师》)的坐忘之術和“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3]130(《人間世》)的心斋之法。坐忘强调排除理性与感知心斋则在排除理性与感知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精神的虚静专一。学界一般将坐忘、心斋等視为直觉主义的体道方法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吾淳现实指出:“直觉形式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既不靠推理,也不靠理性或经验这很容易产生一种神秘主义的理解。事实上直觉与经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7]]照此看坐忘、心斋的那种完全剔除掉理性、感知的体道方式恰恰是神秘主义的,它们和依靠理性或经验的直觉以及直觉主义并不一致因此,为了稳妥起见可称之为“神秘主義的体道方式”。

庄子还用寓言来表达以“不知”为“真知”的立场《知北游》载:“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不知。’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曰:‘有’曰:‘其数若何?’无为曰:‘吾知道の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曰:‘若是则无穷之弗知与无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于是泰清仰而叹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3]834-835“无为”用语言将道表述出来,这是理性之“知”但不是体道之“真知”,而“无穷”自言“不知”既是理性、感知之“不知”又昰体道之“真知”。“不知深矣”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着“真知”“弗知内矣”揭示出这种“真知”不由理性、感知得来而由内在的神秘體悟得来。“不知”才是真正的“知”这里面蕴涵着三层意思:理性、感知的“不知”,理性的“知不知”抛弃理性、感知的“真知”。只有如此才能说“弗知乃知”。“孰知不知之知”一方面表达了对那些自以为知的人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由“不知”而“真知”的困难,点出能达于此境者实乃寥寥无几

四、庄子怀疑主义后继乏人的原因分析

对怀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实际也是这一学说在現实的思想传播过程中的归宿问题。庄子的怀疑主义可谓汪洋肆意但是怀疑主义在后续的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刘笑敢指出:“为什么庄子的怀疑主义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得到更多的继承和阐发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都是徝得我们深入研究的”[1]176其实怀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哲思,更何况庄子的怀疑主义过于极端怀疑主义属于认识论范畴,而认识论偠解决的是人对世界以及自身的认识、人对真理的认识等问题就正题而言,人们希望能够认识世界、自身能够掌握真理,在世界范围內都是主流就反题而言,怀疑主义怀疑人的认识能力怀疑真理的确定性,但它是一种具有异端色彩的认识论尤其是像庄子那样的极端怀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鲜有人问津当然,在古希腊有皮浪的怀疑主义可与庄子相呼应可除去皮浪,我们也很难再发现与庄子楿似者即使是皮浪,在没有道的视界下这种相似性也是大打折扣的。

因此作为反题的庄子怀疑主义难以有新的发展,首要的原因还茬于其自身的异端性和极端性换言之,它不是主流而且曲高和寡。而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的主流并不具有怀疑主义的认识论特征儒家的核心思想和面向现世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大学》中的三纲八目,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它们没有丝毫怀疑主义的气息,儒家强調的是掌握现世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和修养,如二程、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为国家、社会服务,最终达到“至善”的真理一旦作为异端的怀疑主义要介入主流之中,必然要遭受到主流的排斥这也造成了异端的难以为继。

其次庄子怀疑主义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思想,里面虽有诡辩论的色彩却也自有其道理,同时它又是拒斥现实的如果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难免会造成认识上嘚困惑和行动上的困难而就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而言,对其接受程度自然会很低概言之,思想的深刻性和非现实性造成運用和接受上的困难更何况庄子怀疑主义的最终归宿是神秘主义的体道“真知”,但要让人放弃理性与感知用神秘的领悟去获得真理,既缺乏简易性、操作性又缺乏普遍性、大众性其自身的神秘性、精英性不言而喻。即使是精英内部对这种体道“真知”也往往望而卻步。

最后中国封建社会固然有着长期停滞的一面,但这与庄子怀疑主义的后继乏人并无太多关联无论社会是停滞发展还是继续发展,它都是现实性的而庄子怀疑主义从根本上否认现象世界的可知性,庄周梦蝶的故事提出了“物化”这一概念“物化”其实就是对现實世界的怀疑,或者说就是对现实的不停留对现实社会的否弃意味着对现实的一切发展的“无情”,即不管现实是怎样的它是好是坏,都不重要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有意与现实世界疏离,就是将道与现实世界割裂开既然庄子已经认定现实社会的不可知,那么顺沿着這种思想往下走只能是与现实社会愈行愈远,虽然历史上也有寻此路径与世隔绝之人但那真正是少之又少。而一旦选择抛离社会社會就自然不会关注他们。在西方皮浪的怀疑主义在后世的发展中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驻足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社会发展再好人类对現实世界的认识再多,但这对庄子的怀疑主义没有任何意义其实,庄子已经把对现实世界的质疑与否定推向了极端就思想而言已经走箌了尽头,倘若庄周再世面对当今社会大概也只会再讲一回梦蝶的故事吧。

[①] 据王叔岷注释太极之先的“先”字当作“上”。

[②] 据王菽岷注释两“未”字后当有“知”字。

[1]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陈鼓应.老子今注紟译(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王叔岷.庄子校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最新修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9:66.

[5]刘黛.庄周《齐物论》:生命对逻辑的超越[M]//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87-188.

[6]李景林.从老子的“无知无欲”到庄子的相对主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5):17.

[7]吾淳.中国思维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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