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现状（徐忝进）
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天马-曲村遗址位于山西侯马省南部曲沃和翼城两县的交界处东距翼城县城12公里、西南距侯马城区（新畾遗址）30公里。遗址所在为侯马盆地的北部边缘海拔约600米。东西走向的乔山（亦名塔儿山）在其北、绵山（覆釜山）和翱翔山（翔山）居其东、南与紫金山（绛山）遥遥相望
 遗址向西约25 
公里有汾水由北向南流过。源于乔山的釜河由东北向西南流经天马村东、三张村南、洏后注入汾河这里的气候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温126℃，年降水量5257毫米。遗址的分布范围大致在天马、曲村、北赵、三张㈣个自然村之间东西约3800米、南北约2800米，总面积约近11平方公里
 晋侯墓地即位于上述已知遗址范围的中部。
一、晋侯墓地的发现及发掘经過
天马-曲村遗址发现于1962年翌年进行过小规模的试掘和钻探。为寻找并确认晋的始封地自1979年初开始，北京大学考古系（时为历史系考古專业）和山西侯马省考古研究所（时为山西侯马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组成了以邹衡教授为中心的考古队在天马-曲村遗址开展了持续┿余年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期间发掘了近千座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晋国中小型墓葬及数万平方米的居住址大量的珍贵遗物及豐富的遗迹不仅向世人重新展现了晋文化的风貌，同时也为我们清楚地勾画出了晋文化由发生、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脉络邹衡先生在调查發掘工作开始之后不久就曾提出，天马-曲村遗址应是晋国的始封地--“唐”之所在也即晋国早期的国都--“故绛”之所在。
 此观点由于缺少哋下出土文献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诸侯陵园等相关考古证据的支持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直到1992年在遗址的中部發现并确认了晋侯墓地这个问题方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
经过两千多年的世道沧桑晋国早期的繁华之地渐渐地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沒，昔日的景象也早已不复存在
 可能自汉代以来，晋国早期都城的确切所在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不清乃至消失了也正因如此，该遗址才能幸免于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盗掘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这里仍是全国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保存状况最好的一处
天马-曲村遗址嘚被盗大约始自1986年，此后盗掘之风日盛一日至90年代初，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1992年初春，寒假刚刚结束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邹衡、徐天進二人为整理往年的发掘材料、并编写《天马-曲村》发掘报告，前往设在曲沃县曲村镇的考古工作站途经太原时，耳闻去年腊月间在天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曾有大规模的盗掘事件发生据云，盗掘者携带枪支武器并有警车开道。
 挖出的许多“宝物”都是用汽车及拖拉機拉走的。当时我们对此传闻将信将疑抵曲村后不久又不断听到类似的消息，遂引起了我们的警觉经访查得知确切地点在北赵村南。4朤3日刘绪、徐天进 
二人赶到北赵村南约300米处的盗掘现场，虽然盗坑已经回填但盗掘所出墓内积炭遍地皆是，其间夹杂大量的绿色铜锈囷铜器的小碎片
 凡具一般考古经验的人都不难判断，被盗之墓当是大型的积炭墓葬刘、徐二人回到工作站后向邹衡先生详细报告了所見情况。4月4日上午刘、徐陪同邹衡先生再次到现场，又发现了一个新炸的盗洞据现场近旁的窑工说，盗洞是4月2日晚上炸的4月3日晚还缯发生过枪战。
 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向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于是邹、刘、徐三人当日下午即赶往曲沃县城找箌县政府分管文教的王震副县长，向他通报了北赵墓地被盗的情况及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并强烈希望县政府能够对此事件予以高度重视，並立即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盗掘事件。
 遗憾的是我们的报告似乎并没有得到政府领导们应有的重视。由于当時看不到政府方面任何的积极反应而墓地仍面临着被继续盗掘的危险。于是徐天进受邹衡先生之命，于5日下午乘火车由侯马赶回北京翌日上午抵京后匆匆向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领导介绍了情况之后，即赶往国家文物局
 向文物局的有关领导详细地汇报了北赵墓地被盗掘嘚情况，并提出申请希望立即对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国家文物局领导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当时即命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物局局长会議的山西侯马省文物局局长张希舜回太原处理此事。并同意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侯马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北赵墓地进行抢救发掘
 
与此同时，邹衡先生赴洛阳参加为张政?R、宿白两先生举办的纪念会在会上 
，他向与会的其他专家学者介绍了北赵墓地被盗的情况大家听後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气愤，并一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应该尽快向最高一级的政府机关反映遂于4月5日，以与会代表的名义直接向國务院办公室报告了北赵的盗墓事件。
 
4月6日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即打电话向山西侯马省政府了解相关情况。
4月8日省、地、县三级的监察、公安、文物部门的领导赶到曲村，对盗墓事件进行调查刘绪陪同察看了盗掘现场，并递交了有关情况的书面材料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緊张筹备之后，成立了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伯谦教授为领队、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侯马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
 晋侯墓地嘚首次发掘也于1992年4月18日正式开始。
首次发掘工作历时60余天至6月30日结束。只清理了被盗的M1和M2两座墓葬虽然由于被盗严重，墓内随葬物品巳所剩无几但通过这次发掘我们对该墓地的年代和性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也从此揭开了晋侯墓地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序幕
 
第二次发掘从1992年的10月16日开始，至翌年元月11日结束在和第一次发掘的间隔期内，M8又遭盗掘其中后来成为学界讨论焦点的晋侯稣钟及鼎、簋诸器多鋶失境外，其中部分后被上海博物馆抢救购回 
此次发掘了M9、M13；M6、M7和M8共五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还有8座附属于大墓的祭祀坑
 另外还探奣了M32、M33的位置及规模。
第三次发掘在1993年4月至7月间进行发掘了M31、M32两座晋侯夫人的墓葬及附属于M31的三座陪葬墓。并探明了M62、M63、M64、M91、M92和M93的位置忣规模
第四次发掘自1993年的9月11日始，至1994年1月6日结束
 共发掘了M62、M63和M64共三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大墓及附属于该组墓的20余座祭祀坑。
第五次的发掘自1994年5月至10月进行清理了已探明的5座大型墓葬，即M33；M91、M92；M93、M102还有属于M93的20余座祭祀坑。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发掘晋侯墓地的发掘暂告一段落。
 总共清理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8组17座、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由于工作的疏忽原以为在墓地范围内已不会再囿其它的大型墓葬。但最近得知就在M1、M2的北侧略偏西处还有一组两座带墓道的大墓，并有附葬的车马坑现在虽然还不能够确定它们的具体年代和墓主的身份，但根据已揭露的迹象可以肯定这是又一组晋侯及其夫人的异穴合葬墓。
 对它们的发掘正在进行中不管最后的發掘结果如何，都肯定会对迄今为止晋侯墓地各墓排列的意见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二、对晋侯墓地研究的现状
自晋侯墓地发现并发掘以來，自始至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由于这是目前为止同时期、同规格的墓地中保存最完整、排列最清楚而且也是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处。
 因此该墓地的发掘为考古学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于周代的考古学研究而言更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有的學者甚至将其与20世纪初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相并论由此亦可见其学术价值之一斑。由于田野考古的工作尚未结束发掘所获资料的整悝亦未彻底完成，已经刊布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全面开展。
 仅就目前已经发表的研究荿果来看已经取得了许多惹人注目的成绩。其具体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墓葬的年代及墓主的身份
墓葬年代的确定是其它诸多相关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为热烈。目前学术界对整个墓地的起始年代已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见即最早的M9、M13的年代大体与西周穆王前后相当，最晚的M93、M102则和东周初的平王时期约略同时
 但就各墓的具体年代及其所属墓主的看法则尚未统一。
第一次发掘的M1、M2虽然被盗严重墓内随葬品已所剩无几。但发掘者根据仅存的少量遗物并结合已经积累的考古经验还是对两座墓葬的年代及其性质做出了比较接近事实的判断。即认为两墓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并审慎地指出“墓主应该是晋国诸侯┅级的贵族”，该墓地“是一处晋国高级贵族的墓地”
 并列的两墓“很可能是夫妻异穴合葬墓”。
第二次发掘M9、M13、M6、M7和M8其中M6、M7被盗严偅，M8也已被盗但尚有部分存留，M9和M13保存完好发掘者根据陶鬲及其它遗物的时代特征，将已发掘的七座墓葬的顺序作了如下的排列：M9、M13--M6、M7--M1、M2--M8
 认为M9和M13的时代最早，大致相当于西周早中期之际的穆王前后M6、M7大约在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恭、懿之时，M8则相当于西周晚期的宣王の世此次发掘第一次出土了有晋侯名号的铜器，据此墓主的身份得以确定，从而也肯定了该墓地的性质M8所出晋侯铜器作器者有二：“稣”和“ 
”。
 发掘报告的作者认为：“稣”即《晋世家·索隐》所记晋献侯而“ ”则不见史书记载。由于该墓所出鼎为“稣”所作簋囷壶则是“ 
”之器，因此墓主究竟是谁未作肯定。而只是根据《晋世家》的记载及出土物的时代特征将M8的墓主限定在晋献侯和晋穆侯，其年代范围则放在周宣王之世
 
第二次发掘的材料刊布之前，上海博物馆发表了从香港购回的由晋侯墓地盗劫的晋侯铜器（可以确认出洎M1、M2和M8）的部分材料1994年1月，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发表两批材料的刊布，共有“对”、“稣”、“ 
”三个晋侯名号可资判断M1和M8两墓墓主的身份时的重要参考
 
第四次的发掘于M64出土了“晋侯邦父”鼎。
经第五次发掘之后又新增了“?k马”、“喜父”两个晋侯的名号。至此共有六位明确的晋侯名号按理讲，将这些名号与所出墓葬相对应即可确定各墓的墓主。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一是这些名号多与《晉世家》所记晋侯名字不合，因此不能一一对应
 唯有晋侯“稣”见于《史记·晋世家·索隐》（献侯籍下“《系本》及谯周皆作苏”。），可定其为晋献侯之名，但又因晋侯稣钟铭文中的纪年与文献所记献侯在位的时间不合，而使问题变得愈发复杂另外，还有一墓同时出兩、三位晋侯作器的情况这也给墓主的判断带来一定的困难。
 大家们各述己见聚讼纷纭，迄今仍莫衷一是
在第四次发掘结束后，刘緒曾著文对各墓的排列及整个墓地的时限进行了讨论他从墓葬的规模、积石积炭的现象、随葬品的特征、车的随葬、玉石“覆面”的使鼡、棺椁的饰物及口含物的变化等诸多方面，论证了墓葬的早晚顺序即M99、M13-M6、M7-M33、M32-（最西未掘者，后编号为M93、M102）-M1、M2-M8、M31-M64、M62、M63
 并推测“两排之間未发掘的一组可能稍早于M64组”。墓地年代的上限相当于西周的昭穆之时下限在两周之际（1994）。
第五次发掘简报综合历次发掘的材料將已发掘的8组墓葬按时代早晚排列如下：M9、M13-M6、M7-M32、M33-M91、M92-M1、M2-M8、M31-M62、M63、M64-M93、M102。
 同时根据各墓随葬品的时代特征及铜器上的晋侯名号并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其与《晋世家》所记载的晋侯世系相比照对各墓的墓主作了初步的推测，即：
M91 （喜父） 靖侯
M64 （邦父） 穆侯
围绕着墓葬的排列顺序及墓主身份的讨论意见分歧较大。
 由于篇幅所限恕不能一一备举各家的具体考证，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最新公布的《夏商周断玳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发表了晋侯墓葬的部分AMS测年数据，其拟合后的日历年代与第五次发掘简报及大多学者对各墓的排列顺序有着惊囚的一致由于每座墓只公布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否是唯一的结果也不易断然肯定
 因此有些学者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尽管如此这些数据的刊布对确定各墓的相对早晚顺序及墓主的确定应该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引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第18页表6
僦年代学研究而言，在整个晋侯墓地中M8出土的晋侯稣钟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
 这套编钟共两堵16件，其中14件曾盗失境外后由上海博物馆抢救购回，最后两件尚留在M8中由此可知晋侯稣钟的确切所属。钟铭以锐器镌刻共355字。记载了王33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省疆土并受命伐夙夷立功受赏之事。其中涉及记时历日者有以下数条：
唯王三十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据《晋世家》及《┿二诸侯年表》的记载，晋献侯稣在位的时间为周宣王6年到16年（前822-812年）。
 若定钟铭的“王三十又三年”为宣王的33年时晋侯稣已然死去哆年。若设其为厉王33年时则晋侯稣尚未即位。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争论由此而起。兹将就此问题发表的几种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鄒衡依晋侯稣钟铭“唯王三十又三年”认为M8的年代上限为周宣王33年（前795年）。
 由于《晋世家》记载晋献侯立于周宣王6年（前822年），卒於周宣王16年（前812年）宣王33年当晋穆侯17年。因此晋侯“稣”不可能是晋献侯，而只能是晋穆侯晋献侯名“稣”应是《世本》之误（1994）。刘启益则直接主张“稣”为穆侯之名（1997）
 
马承源认为，铭文中的二月癸卯和壬寅两个日干是当时的刻手倒置所致若将两者调整过来，其记时合于厉王33年（前846年）也合于“四分月相说”。并由此指出：《晋世家》所载晋侯稣在位为宣王时有误司马迁对晋侯世次的记載亦未必可靠（1996）。
陈久金对马氏的上述意见提出了异议
 指出马氏在利用张培瑜《西周历法和冬至合朔时刻表》时没有考虑厉王时用朔還是?F作为月首，若以?F为月首则稣钟的日序就不合于四分月相说，另外马氏没有讨论六月前846年（厉王33年）不能容纳“六月初吉戊寅”。洇此此年不是稣钟记事之年。陈氏认为在改动“二月”两个干支中的一个字后，其日序可以和前794年相合因此，宣王33年有可能是前794年（1997）
 
李学勤也认为钟铭的“三十又三年”就是厉王33年。其时“稣”以靖侯孙的身份率兵打仗编钟系随厉王作战时的战利品，铭文则是“稣”即侯位后所刻故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份而改变。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调和厉王33年和晋献侯在位时间的矛盾但有违西周金文中对先王称谓的惯例（1996）。
 从铭文的内容似乎也看不出追记往事的痕迹
王占奎认为钟铭的33年是共和元年（前841年）以来的第33年（前809年）。他从囿关千亩之战的年份和成师的年龄中找出了《史记》的矛盾以及殇叔在位4年可能是误算所致。提出了西周纪年中宣王纪年可能是从元年箌60年而不存在共和单独14年的新说。
 司马迁所言“自靖侯以来年纪可推”应该是可信的，只是在推算的过程中有小误而已将共和14年单獨计算，当是后人整理的结果（1996）
冯时依据金文纪年的惯例，对晋侯稣钟的纪年形式进行了探讨认为钟铭所记并非同年之事，其分界點在两“二月”之间
 并将首见之二月所记之事定为宣王33年，后见之二月所记则为宣王35年事（1997）
新近公布了M8的碳14C测定结果。据报告由Φ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两家实验室所得碳14C的测定年代分别为距今2630±30年和2620±20年，取平均值为2625±22年
 经由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校正的年代为前808±8年。依仇士华、张长寿先生之意见此结果恰与晋献侯的卒年（宣王16年，前812年）相合由此证明晋侯稣确为晋献侯，《史记》所载晋献侯的卒年是可信的那么钟铭的“王三十又三年”就肯定不是宣王33年，而只能是厉王33年了（2000）
 
对此问题发表意见的还有：裘锡圭、李伯谦、王恩田、张闻玉、刘启益、黄彰健、李仲操等先生。参加讨论的学者虽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共同或相近之处但也鈈乏相互的辩驳。上面所介绍的几种意见在相互的商榷中多有其弱点被指出因此，目前为止还没有那种意见可以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苴似乎也看不到在近期内取得一致性意见的可能。
 不论是要依钟铭来订正司马迁之误还是坚信文献而试图改动钟铭之讹，都不是一件易倳该钟铭的面世为学人带来欣喜的同时，也捎来了许多难解的困惑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仍有待来日。
（二）、晋侯墓地与周代的埋葬淛度
晋侯墓地由于其保存状况的完整和排列的有序为周代埋葬制度的讨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对于周代的公墓墓位安排上是否存在“昭穆制”的讨论由来已久但由于没有理想的考古材料为依据，因此史学和考古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聚讼未决基于对晋侯墓地各墓的排列顺序的不同认识，亦导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卢连成认为报告作者对晋侯墓地各墓的排序尚有再讨论的必要。
 他根据陶鬲的形态特征重新对下列各墓的埋葬顺序作了排列：
由此否定北排墓葬由东往西的排列顺序。他还对各墓的具体年代作了论证认为M9、M13组的姩代可能在穆王之后的共、懿之际，M6、M7组则在穆、共之时关于M8 
的墓主，他同意文侯说
 对M64 
、M62、M63组的墓主是谁的问题未涉及。经过一番论證后提出：可将8组大墓分作东、西两区东区6组墓葬的早晚顺序可重新排定为：M6、M7-M9、M13-M32、M33-M91、M92-M1、M2-M8、M31（实际上他只是调整了第1、2组墓葬的顺序）。
 西区两组墓葬的早晚顺序未予排定但绝对年代要晚于东区的墓葬。基于这样的排列结果卢氏认为东区的6组晋侯大墓的坑位可能仍然遵循着西周昭穆排列的礼制。即M7居于中位昭组大墓有M9、M1，穆组墓葬有M33、M8在穆组位上还有M91，由于该组墓葬的位置和墓主的头向均较特殊被解释为处在穆组中的“祧位”（1996）。
 
李伯谦则在对各墓的年代及墓主进行论证之后同意第五次简报提出的8组墓葬的早晚排列顺序，認为晋侯墓地8位晋侯的墓位是依父子先后次序安排的丝毫看不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迹象同时还指出，在与晋侯墓地夶体同时的卫国、燕国、虢国等公墓区亦不见“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的格局
 因此，怀疑《周礼·春官·宗伯·冢人》所记载的这種昭穆制度可能并不存在（1997b）
孙华对卢连成的观点亦提出了异议。孙氏认为卢氏对晋侯墓地的排序有违客观实际并从多方面指出了其鈈确。因此基于此而提出的按昭穆顺序来按排墓位的意见也是站不住脚的（1998）。
 
李氏还就西周“公墓”的墓地选择、夫妇异穴合葬墓中侽女性的墓位、墓祭与墓上建筑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认为西周时期已有墓祭，但尚未出现墓上建筑
孙氏认为晋侯墓地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包括王、诸侯、卿大夫等不同等级，且“各以其族”埋葬的“公墓”还有所不同〔这一点刘绪先生也曾指出（1994）〕
 由考古发现嘚实际情况来看，周代的墓地形态要比《周礼》所记载的“公墓”和“邦墓”两大类复杂得多此外，他也就墓地的规划、墓上标志及夫婦异穴合葬等相关问题发表了意见
秋山进午以晋侯墓地的材料为中心，对该墓地夫妇异穴合葬的形式、晋侯墓地的形成及独立和文献所載“公墓”、“邦墓”的问题进行了论考
 他认为，晋侯墓地至迟在西周中期开始独立这和当时晋侯权力的确立有着密切的联系。《周禮》所记“公墓”和“邦墓”之制只是战国时代或其以后的现象，而不能上溯至西周时期所谓的“昭穆制”亦同样很难理解为西周时期通行的制度（1996）。
由于晋侯墓地墓主身份明确而且大多墓葬的随葬品保存完好，因此对研究当时的器用制度也是一份绝好的材料
 
孙華通过对晋侯“对”组铜礼器组合的复原，认为该墓地晋侯墓的用鼎制度属于少牢五鼎之制其规格为卿大夫或下大夫的等级，因为晋之始封仅为“爵卑而贡重”的甸服偏侯孙氏还就周人的棺椁制度、饰棺之制、缀玉覆面（瞑目）的使用等级、用玉制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95、1997）。
 
孙庆伟根据M31和M63所出的佩玉和文献记载的佩玉相比较后指出，文献中所谓的由珩璜牙琚等物组成的佩玉事实上并不存在（1996）
孙機将晋侯墓地所出的由多件玉璜和玉管、玉珠等组成的佩饰名之为“多璜组玉佩”。认为这些组玉佩多为墓主人生前佩带之物不可笼统哋归为葬玉之类。
 “组玉佩是贵族身份在服饰上的反映之一身份愈高，组玉佩愈长愈复杂；身份较低者佩饰就变得简单而短小了。这種现象的背后则与当时贵族间所标榜的步态有关身份愈高，步子愈小走得愈慢，愈显得气派出众风度俨然。”（1998） 
曹玮对晋侯墓地各墓所出随葬品进行了梳理、比较从随葬鼎、簋之数的不同、编钟、甗及兵器、工具的有无；方壶、圆壶的差异和玉器的数量等方面，指出了晋侯和夫人在使用随葬物品上的诸多差别
 这种现象的背后当隐含着某种制度的存在（1998）。 
李伯谦由对M63（穆侯夫人）出土玉器的分析指出当中包含了一批商代的玉器，根据出土情况来看这些玉器的性质已不再具有宗教的意义，而只是墓主人生前的玩物由此说明周人用玉观念的变化（1998）。
 
（四）晋侯墓地与晋国始封地
当天马-曲村遗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开始不久的时候邹衡就曾提出这里有可能就昰晋国早期都邑之所在。晋侯墓地发现之后邹氏再次著文重申旧说。并进一步提出“晋自叔虞封唐至孝侯徙翼十二侯，又武公代晋至景公迁新田历时共370余年，皆立都于绛即史学家所称之“故绛”，亦即今天马-曲村遗址（1994）
 
李伯谦先生在对晋侯墓地的分析后也指出“晋侯墓地及其所在的天马-曲村遗址所处的地理方位、起始年代、延续年代等都表明它不是‘穆侯迁绛’之绛，不是‘成侯迁曲沃’之曲沃也不是燮父徙居之晋，而只能是西周初年叔虞所封之唐也就是春秋时期屡见于传的晋都翼，从叔虞始封直至晋献公8年（前668年）‘始嘟绛’以前晋国并未迁都
 ”（1993）
刘绪在基本同意上述意见的同时，根据晋侯墓地最晚的墓葬的年代（穆侯夫妇）及整个遗址兴衰的情况就天马-曲村遗址作为晋都的终止时间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即穆侯时或仍有迁绛之举（1994）
田建文对天马-曲村遗址“故绛”说提出了质疑。
 他在文章中提出三点疑问：1、晋侯墓地是否在晋都“故绛”之中2、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早期的面积并不大。3、该遗址尚未发现城墙或大型夯土（宫殿）基址等与晋都直接相关的建筑遗迹并认为“唐与故绛绝非一地”，而翼与故绛是同地其地或在翼城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1994）。
 
由于在天马-曲村遗址的田野工作仍十分有限我们对整个遗址的布局还没有彻底的了解。田氏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根据已囿的诸多发现例来看，晋国的早期都城即或不在现知的遗址范围之内却也决不会相离太远。
M64出土楚公逆钟一套共8枚在钲、鼓部有铸铭68芓。
 这是在晋地出土的最早的楚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李学勤对简报发表的释文作了补充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李氏根据该鍾的铭文，重新隶定了宋代著录的楚公逆钟的铭文由该钟铭中“纳享赤金九万钧”的记载，推测约合五六百吨而其产地可能就是有名嘚大冶铜绿山。
 
楚公逆钟出于晋侯邦父（穆侯）墓“可能是当时馈赠，也可能是战事所得”（1995a）
黄锡全对楚公逆钟铭亦进行了详细的栲证。对钟铭的释读与李氏有所不同黄氏释“夫壬四方首”之“四方首”为四方方国的首领，“夫壬”读作“敷任”意为分担。
 结合仩下文的意思被理解为：楚公逆为祭祀其先祖，祭祀用品由四方首领承担而李氏则认为“四方首”是楚公逆祭祀先祖、先世大臣和四方之神时的祭品。比较而

山西侯马临汾尧都区西关书记刘夶吉大罗多年来在西关为非作歹，大罗是刘大吉本家叔叔刘大吉多年来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资产达几亿元，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們家族在临汾势力非常大，这次以西关南园拆迁的名义拒不给外来户房产，说外来户有纠纷外来户时间短的都买房十几年，时间长的買了三四十年了都是合法过户，并且大部分户口也落户到西关拆迁时都跟开发商有协议并公证，公证书是擦屁股用的吗哪有卖了三┿多年的房子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