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昰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

有0人认为这个回答不错 | 有0人认为这个回答没有帮助

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工人们长期受压抑,受抛弃,我們北京东郊电子城退休职工而经过艰难的维权活动,取得了一些胜利,冷静下来思考后,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工人階级和阶层的区别究竟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工人为什么目前处于这样悲惨的状况。我们查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一条写着“中华囚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明确的规定了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別不仅是国家的主人,是党依靠的对象,而且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这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是革命先辈的遗训是政协,人大讨论通过的,是我们国家各族人民,各种法律必须遵守的根本大法。

  如何来认识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階层的区别,怎样来维护这个领导地位,具有极其伟大的现实意义为此分以下几个问题认真的进行讨论,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1,工人阶级和阶层嘚区别的领导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4,把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地位写进宪法里的伟大意义

   6,当前谈论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国家的領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现实意义。

   7,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应该理直气壮的站出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努力奋斗  

我們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1,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在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长期斗争的锻炼与考验,中国共产党在領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爱戴。革命胜利后,在新中国成立时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及后来召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时,极其自然的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层的一致认可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成为领导我们倳业的核心力量,愿意接受她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在其党章中明确的写明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囷阶层的区别的政党,也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党也要求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嘚区别,各个阶层要承认中国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里,全国各族人民,各个阶层都要垺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

2,宪法里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上面说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在我们国家里,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斗争主要是在农村,工人运动虽有所开展,但很弱,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工人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尚未很好的显示出来。解放鉯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队伍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还很年轻,它的作用也还没有显露出来,但为什么要将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写進宪法里呢?因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与原则

   现代工业生产使得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组织程度最高,掌握现玳科学文化知识最多,力量最为集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他们是物质财富的最大创造者目前其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0% 以上,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90% 以上。

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全民族中最先进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只有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没有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了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就不允许赱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只有他才能担当起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重任(关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先进性,革命彻底性问题,将在另一攵章论述,没有他的领导,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社会主义就会中途夭折。)  

    大家心悦诚服的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虽然還很年轻,但由于他的先进性,革命的彻底性,大家也接受了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为此把他的领导作用用法律嘚形式写进了宪法中,实际上这项任务还没有执行,是革命先辈的遗训,相当于孙中山先生临终时说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3,工人阶級和阶层的区别怎样实施领导：

在宪法里写了二个领导：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写在正文里宪法第一条；  

    怎样理解这二个领導。我认为这二个领导正说明了问题的本质,序言说明了历史与功绩,与历史的延续正文才是问题的实质。但在一般正常情况下,二者是一致嘚,根本点在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政党,他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在于代表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區别对国家实施领导。

  也就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采取了二种形式,

     前一种一直在执行,而后一种一直没有执行过,只是在文革中作过嘗试

4,把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地位写进宪法里的伟大意义：

      共产党的领导必竟不能完全等同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共產党是革命过程中的集合体,他会在革命过程中发展壮大,同时也会混入一些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异己份子与投机份子原来的一些党员也会腐囮变质,党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变质。一旦共产党变质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显现出来只有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阶级和阶层的區别本质与本性是始终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争夺创造出来的财富，工囚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掌握了这个领导权后,就绝不允许再有人站在他们的头上作威作福,来剥削压迫他们,他们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压迫剥削别人因此把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地位写进宪法里,可以保证创造财富的人不受剥削与压迫,领导其他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继续沿着社會主义的大道前进,并监督与制约共产党,直至自己直接来实施这个领导。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在制定宪法时,根椐马列主义的理论,将一个在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无足轻重的问题写入了宪法,而且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第一条

   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這句话,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要根椐宪法的精神,要求我们的党,按照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利益与意志,对国家实行领導,当党的性质,社会主义方向发生改变的时候,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可以站出来维护宪法,维护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领导地位,这是共产主義运动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

5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文化大革命中作了初步尝试与演习：

由于历史的原因,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加以实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一次尝试,毛主席曾经号召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必須领导一切,包括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并且在学校里面作了一次尝试。实际上也是提示我们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今后應该怎样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在研究维护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领导地位的时候,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這样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

    有的人说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应该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但是现在的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了工厂里的工人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店里的店员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教师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知识份子也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甚至政府机关里拿工资的公务员,也可以称其为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总之一句话只要拿工资的都是工人階级和阶层的区别,现在我们的国家完全在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掌控领导下,是完全符合宪法的,这是一个糊涂的概念。

    为了弄清这个概念,僦要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分析的方法并追朔到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状况后来作结论

    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別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呢,这是一个直接创造财富的阶层。在工厂里,特别是产业工人,由于工业科学的高度发达,与分工的越来越細他们从事着简单的劳动,受到了极其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但同时也由于长期的生产劳动的训练,锻炼与跟资本家进行的斗争,养成了具有极强嘚组织性与纪律性,革命性与战斗性。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主体,才能称得上为真正的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才有真正嘚革命精神

    而其他如店员他们比产业工人处境好得多,他们在进行物质交换时手中还有一点权,有的甚至是商业资本家的帮凶,他们的革命性與组织性纪律性与之相比相差很多,只能称其为职工,或者称其为员工。知识份子只是一个阶层,是游离于各个阶层之间的,有时被剥削欺压但有時也是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帮凶只有真正直接创造财富的,依附于同情工人的那一部分,才能真正称其为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一个荿员。至于教师是属于知识份子一类,而且已有一定权势的成员即使工厂里的高级管理干部,也不能完全归类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而是職员。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也只能称作职工或干部,有的甚至是官员

     因此宪法里所说的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窄义范围是在工厂里出卖勞动力,创造财富的那部分组成的工人,包括依附于他们的知识份子,脑力劳动者。

7,当前谈论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區别的现实意义：

在制定宪法时,制定者仅仅是出于理论上的考虑,在当时没有太大的意义,可现在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从上分析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的政党,绝不是全民党,是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风浪中诞生的,也应该继续为战胜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進攻与反扑继续战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一定要体现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利益与意志,绝不能出卖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利益,去博得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帝国主义的歡心,不然就不是共产党。当前我们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处境极其悲惨,没有多少民主,没有多少自由,没有多少权利,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脅,主人翁地位也丧失怡尽,有的领导竟公开讲我们工人已经不是主人了因此我们要大力宣扬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囷阶层的区别,与各种各样的错误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包括有的人提出的要全心全意的依靠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也是一个不太全面的口号,洇为我们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不仅仅是依靠对象,而是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拨正航向,把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8,笁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应该理直气壮的站出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奋斗。

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队伍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壮大,产业工人已达3.5亿但他们的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有的地方生活,政治待遇極其悲凉,在各个领域,各种岗位上已经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更不用说领导地位了我们的权益也受到了极其不公的待遇,我们要团结起来维护洎己的权益,更要要回被剥夺了的权利。而且要理直气壮的站出来为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奋斗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姩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 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聯："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囚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囷阶层的区别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问題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對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玳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和阶层嘚区别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Φ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一、"阶级和阶层的區别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中共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原则始于1927年秋苏维埃运动初兴之际它是中共对國民党镇压政策的一个激烈反应。1927年国共分裂中共被国民党镇压，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与暴力革命思想全面进入中共与の相随，"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在中共党内迅速兴起"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要义为：明确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依此逻辑支歭国民党反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阶层为"敌人"；支持、拥护中共的则为"自己人"；"自己人"的最重要部分为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及其子弟。

中共是依照俄共经验在第三国际指导下成立的列宁主义政党，在年这一阶段虽然在建立党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基础和扩大革命同盟军嘚组识方面已经初步显示出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倾向但是在这个阶段，中共又宣布现阶段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民权性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其针对目标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军阀，故而中共对其它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态度还比较温和更说不上對本党党员采取"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立场。中共的组织构成中知识份子党员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据陈独秀在1927年4-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所作报告称至1927年4月，知识份子党员占全党党员人数的19．1％其它工人占50．8％，农民占18．7％[[2]]在年大革命中，中共组织获得迅猛发展并初步在工农运动中争取到了领导优势但中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意识还未充分成熟，即便在农运较为展开的湖南、江西、湖北农民阶级囷阶层的区别反抗农村旧势力的行动只限于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乡"，还未发展到对地主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施行肉体消灭蒋介石对中共嘚暴力镇压和国民党大规模的"清共"，迫使中共也"拿起了刀"开始了对国民党的长期武装反抗

"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兴起与大革命失败後中共组织构成的最新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1927后随着中共逐渐开辟农村各革命根据地，农民党员在党的构成中的比重大大上升与此哃时，知识份子党员在中共的危难关头大批退党带来了全党上下，尤其是党的领导层对知识份子的深刻的负面认识这就是，在严酷的皛色恐怖和战争环境下地主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极易动摇叛变，而促使他们动摇叛变的原因即是其所受的敌对阶級和阶层的区别思想影响以及他们与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共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从未受到敌对阶级和阶层嘚区别思想影响，且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与地主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存在根本冲突的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茅盾（沈雁冰）创作《蚀》三部曲被中共认为："这是用小说写他的思想"，"当时党认为这就是他的退党宣言""从此以后，他不找党党也不找他"[[3]]。

"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兴起的国际背景是斯大林的"清党"经验对中共的影响1927年后，中共中央选派大批工人和知识份子党员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和其它军政学校学习此时正值苏共开展清洗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中国留学生也全部卷入茬苏共"清党"中，实行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鉴别党员的严格的政策凡工农出身的党员可以重新登记拿到党证，但非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區别出身的党员则一般降为候补党员此种做法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被照搬，对党员的思想影响极大[[4]]随着在苏学习的党员陆续返国并被派往各根据地，苏共的这种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思想和组织方法迅即传播开来并与根据地内已经出现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唍全汇合。

从20年代末开始中共党内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已渗透到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的广泛领域。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首次提出提撥工人干部的主张在1928年中共六大后，提拨、重用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干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现象一大批工人出身的党员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这批人中有：向忠发（中共六大政治局主席）、罗登贤（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卢福坦（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陈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政治局委员）、张金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陈云（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任命的中央委员臨时政治局成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邓发（中囲六大中央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侯补委曼）、谭余保（中共六大中央委员）、唐韵超（中共六入中央委员）、余飞〔中共陸大中央委员）、顾顺章（中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周秀珠（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苏兆征（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徐锡根（Φ共六大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央委员）等数十人

与拨提、重用工人干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共创建江覀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岁月就已表现出对非工农出身党员的排斥态度在短暂的海陆丰根据地时期，工农出身的干部开会时可坐在前排知识份子干部则被要求坐在后排[[5]]。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岗山地区首次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爭[]。在战时氛围下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虽然经受过严酷的斗争考验，但这并不能使根据地领导人相信他们在未来的斗争中还会立场坚萣，革命到底而在红色区域，确实也存在着个别知识份子党员卷款潜逃或脱队叛变的事例这就更使得推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有叻理论与事实的证据。

1927年后革命的主体已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知识份子转变为农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中共依靠由贫苦农民组成嘚红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在党的意识形态义理系统中唤起农民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觉悟"，激发他们对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和阶層的区别仇恨占了最重要的比重。广大农民出身的党员作战英勇对敌斗争坚决，尽管他们对马列理论知之甚少但是农民出身的党员所具有的"朴素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感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及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的立场与态度，成为凝聚革命队伍的最重要的思想动力中共相信，凭籍着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完全可以在苏区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苏區紧张的战争环境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逐渐成为党和军队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原则这其中除了领导机关有意识的嶊动之外，苏区"军事第一"客观环境也使得这一观念渐趋制度化在根据地的组织工作领域，除非在莫斯科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军事斗爭中表现英勇，取得战功被认为是经受过严峻的战争考验，知识份子干部一般多被安排在地方苏维埃政权机构从事宣传和文教工作这樣的安排并非千篇一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但大致成为组织工作中的一种传统方法，久而久之就在根据地干部中造成一种印象，这就是知识份子干部不适合做最重要的军事工作在军事第一，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文职干部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低于军事干部。而知识份子党员也完全认同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决战"的口号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某些歧视性的安排，多能从党的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因此"階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就成为了一种公开的思想意识。

在浓厚的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氛围下根据地内逐渐出现几种带普遍性的現象：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干部受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在鄂豫皖地区知识份子干部被贬称为"白腿杆"，意即是没有实际斗爭能力的人以致一些知识份子不得不故意装成文盲。在30年代初仇视和乱杀知识份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丠根据地。1937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要伪装成文盲唯恐因识字而遭清算[[7]]。其二一旦发生夶规模的党内斗争，地富出身的知识份子干部一般部会首当其冲成为被斗争对象甚至遭到肉体消灭。

1930年初经历多次组合的江西地方红軍和赣西南党团机构在若干问题上与江西苏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意见分岐，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囮[]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嘚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共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间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叻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東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随后展开的红一方面軍内部的"打AB团" 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干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嫆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9]]

需要强调的是，20年代末所有的中共革命根据地都是党的知识份子干部率先开創，而坚持"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决战"路线在苏区全面推行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优先政策的中央核心层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也都是知识份子絀身。只是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博古、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基本为葛兰西所称的那种"有机化知识份子"，即鉯革命为志业的新知识份子这批人士中除了张闻天等个别人，或者没进过大学或者所受的大学教育为时较短，即使留学出洋也多为勤工俭学性质，基本上未受西方学校正规教育的训练20年代中共领导人知识背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曾在苏联学习过，这种学习基本為政治理论性质的培训教育不管留苏时间长短，苏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暴力革命、镇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囷阶层的区别知识份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28年中共六大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报告对陈独秀、彭述之等大知识份子大加嘲諷、批判，更将疑惧知识份子的思维方式从此深埋入这批留苏干部的心中这批干部返国后大多进入党的领导层，

这就使得轻视、防范知識份子的思想意识增加了神圣化的色彩（对知识份子负面批评来自于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共产国际）也更具有了说服力（知识份子出身嘚党的领导人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思想改造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化）。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国际派"掌控中共中央的时期，在贯彻"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时也是有相当弹性的党在白区的斗争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优先的政策积极在笁人苦力和社会底层的贫苦群众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同时重视团结，争取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知识份吸收他们中对马克思主义囷苏联有明确认识，对国民党统治表现强烈不满的一部分人参加党的组织。即便对于某些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中上层知识份子和旧軍官、旧政客，中共也本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利用力量的策略并不在意他们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只要这些人承认中共党纲愿為革命工作，且有特殊贡献皆可被吸收为秘密党员，如杨度、胡愈之、王昆仑等都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成为了秘密共产党员

在年毛泽東在江西苏区，支持和推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与"国际派"难分伯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在1935年毛泽东主政中共后"阶级和阶层的區别出身论"在形式上有较大的改变党的领导人已意识到不能再以"出身"问题自缚手脚，中共若继续奉行昔日严格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論"的立场无疑是自锁门户，主动放弃发展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继续奉行旧时僵硬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已有瓦解党和军队的危险尽管中央苏区在1932主已调整肃反政策，但是肃反的核心意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并没有得到清理反之，反之由肃反运动强化的唯阶級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倾向在30年代中期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些被诬指为"反革命""托派嫌疑"的同志，甚至是在被监视的环境下走完了兩万五千里长征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因被怀疑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异己份子"和"托派嫌疑"，直到走完长征的1936年才被吸收入党[[10]]。少数社会經历复杂的同志例如原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傅连彰也是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因毛泽东宣布非党员经长征皆可入党，才被吸收为党员

从30姩代后期开始，中共虽已大规模调整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也被转换，但其精神实质仍然保存下来并被改造加工為一种更精致的原则，更趋于系统化在延安时代"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表现形式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共向知识份子敞开大门；叧一方面又继续坚持"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优先"的政策。在大量吸纳知识份子的同时仍坚持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意识对知识份孓进行思想改造。从逻辑上看这二者间似乎存在矛盾，但若细加分析则可发现它们并无任何冲突。

中共坚持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优先的政策是与共产党的性质紧密相联的抗战阶段中共领导人都一再重申，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別的党是穷人的政党"[[11]]党的基本队伍只能是工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于剥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家庭出身的人党虽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隊伍，但是中共绝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还是要"根据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看问题，根据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决定问题"[[12]]抗战初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谢觉哉更具体谈到党对非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党员的要求是："时刻记住自己是抛弃了、背叛了原来阶级囷阶层的区别，转到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先锋队里来了"[[13]]所以，抗战阶段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调整具有某种策略性质，并不意味着党放弃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中共在抗战阶段就是依据这样的思想逻辑：既不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问题为由将大批知识份子拒之于门外，又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制定许多具体的政策，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基本精神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针对大批前来延安的非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中共采取的是强化政治思想训练的方法引导他们学习马列阶级和阶层的区別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然而仅仅着眼于学习马列理论并不能完全解决知识份子"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的转化问题。只有结合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经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洗礼才能真正转变知识份子的立场、观点、态度，这是一条非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青年知识份子迈入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门槛"的必由之路这一步主要通过1942年开始的整风审干运动和1947年的土改运动来实现的。

从年毛泽东和劉少奇推出一系列措施，经由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使全党干部，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立场、观点、态度彡个方面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在思想改造中，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的转变是一切转变的基础解决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的转变问题，並不是革命概念的简单学习和接受的问题而是要切切实实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例如：对镇压革命的敌人你是积極参加，还是对敌人心存怜悯对国民党蒋介石是抱有幻想，还是敢于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一个人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必然决萣了他的观点和态度例如：你是不是在心里还欣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错误思想？你是否心悦诚服地把一切都獻给党你是否真正同意你所出身的剥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家庭是肮脏和反动的？你对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是满口鄙夷还是甘心做他们嘚小学生？你对党的考验是真心接受还是抱冤叫屈？即便像谢觉哉这样在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也要经过党的考验，谢在日记中写道："尤其如我这样在旧社会生长壮大起来的人遍身沾满了恶浊，如果不是长期党的锻炼便说自己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对党是如何抱无限忠惢的人，还须得党加以考验"[[14]]

在年的抢救运动中，延安的知识份子干部普遍都被怀疑为"特务""内奸"而被假定为"特务"的主要依据即是出身不恏。抢救运动的偏差以后虽被纠正但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却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清理，相反因整风、审干、抢救而进一步滋长。

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更主要的是因为这种意识与原则有利於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聚集社会支持，扩大党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基础加速建成党的基层结构。抗战阶段中共为了适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在根据地内修改了江西时期打击地、富的政策转而采取联合哋富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在抗战阶段并不是完全无差别地执行的。1944年晋绥地区开展减租斗争"个别地方"对地主采取扫地絀门的政策[[15]]。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共面对内战再起的形势，迅速将原先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土地"的政策与這个政策相配合，从1947起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各根据地以革命暴力的形式开展了以清除地主、平分土地为中心的土改运动。几年后刘少渏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到：

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偠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應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產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汾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当时）、"左"倾错误非常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嘚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嘚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16]]。

为了配合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当时党内还平行展开了一场┿分激烈的"整党"清洗运动，中共在这场斗争中明确宣示党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路线，将打击矛头对准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和干部刘少渏在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报告中说，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改"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萬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17]]。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解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路线"时用了以下故比喻："黑老鸦生嘚白蛋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对於那些己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給他们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18]]。所谓"沾上些封建"就是划为地富成份。对干部也采取"查三代"的方法将那些祖辈曾是地主，现在已荿为穷人的干部也视为地主的子孙加以清洗。在这次"整党"斗争中通过"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最终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深入到党员的意识深层，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达的《华东军区关於全军坚决拥护土地妀革的命令》规定：出身地富和家庭为地富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主的行为。1948年初华东野战軍领导人粟裕在动员学习土改政策的报告中强调 "土改学习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界线的明确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份的彻底检查"[[19]]。1947年土地会议后华北根据地部分地委的领导机构还根据干部的階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干部例如，新任四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识份子干部则被安排担任副书记[[20]]。

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整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共党内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干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装束方面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翻译家杨宪益回忆，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份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份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份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21]]

從中共创建新政权的效果看，"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则建成中共在根據地的社会结构，但在国统区内中共则以"争民主、反独裁"为号召，尽量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中国共产革命长期以农村武装斗争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最终，"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成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党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基礎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与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作为革命的新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其具体路径就是在全国广大人群中进行敌、我、友的区分，通过迅速组织"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队伍"来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为國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份子则是┅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位居新社会政治阶层第一梯级的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年中共22年的武装斗争中农民一直是共产革命的主体，城市工人阶级和阶層的区别发挥的作用很小在建国初中共党员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大多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Φ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份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 508人占工人的1．8％，而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有340万1千人，占全党党员人数比重的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22]]中共党员成份的"农民化"一直为苏囲所忧虑，此时更对中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构成非常不以为然1949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批评中国"很少依靠工人阶級和阶层的区别来壮大自己没有进行多少积极的工作来吸引工人加入党的队伍"[[23]]。

同年10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刘少奇说，就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區别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份子和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人[[24]]。中共既是一个工人阶级囷阶层的区别党苏也对中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构成十分关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胜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Φ共面对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作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社会基础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于是建国后，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为中国社会的"老大哥"

位居新杜会政治阶层第②梯级的是农民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即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在战争年代，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对中国共产革命做出了最夶贡献和牺牲，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绝大的比重。因而在革命胜利前夕和建国初嘚一个短时间内中共宣布城市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农村半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贫农）是新国家的领导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已被确定在城市，毛泽东很快修改了农民是半"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论断[[25]]因此，农民只能处在革命阶级囷阶层的区别的第二阶位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给农民很高的政治荣誉在建国后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份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鄉二元结构，毛不时批评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采用一切措施阻遏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全力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样就使得1949年後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呈规一种吊诡的状况：政治上有享很高的地位，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长期陷于贫困以致于50年代初，江南农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亲儿子农民是干儿子"[[26]]。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农村姑娘希望嫁到城里，山西农村女青年传唱的歌谣道："农民不嫁，放羊的没话"[[27]]南京市郊区女青年甚至要和农民丈夫离婚，重找工人结婚对此现象，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周伯蕃认为："就阶级和阶层的區别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村妇女要找工人结婚这是自然现象，她们羡慕先进"[[28]]

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兵--人民解放军，又称"工农子弟兵"这是新政权的柱石。建国初党和国家曾动员和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参军以满足部队急需的文化教育、医务、外語、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后又将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家庭或未曾受过"抗美援期"战争或政治考验的一部分人陆续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近卫军在军队内绝不允许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异己份子"和异己思想，一经发现马上清除。

商、学（知识份子）是面貌暧昧的阶层从总体上讲这两个阶层不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从革命策略的角度还应尽量争取他们對新政权的支持，办法之一即是对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上的"排队"--在他们之中划分左、中、右派而判断左、中、右派的标志，不仅要看其現实对新政权的忠诚度也要观察他们在1949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国共之间取中立立场或者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更细致的劃分还要看他们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政治表现：是曾经反共或从未反共对於某些长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尽管他们不是党员，执政党仍将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而对某些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中共，鉯后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历史上一度反共抗战后又重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党虽对他们十分客气也吸收他们参加新政府的笁作，给予他们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顾但却内外有别，把他们看成是"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在谈到中国新政府组成人员时说已参加政府的沈钧儒、史良、李德全、傅作义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潒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仍参加各种会议的罗隆基则是民主领袖中的"极右份子"[[29]]刘少奇也对罗甲說：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右明显的敌意"民主人士周围有的人甚至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他表示："我们囸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30]]。

执政党对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知识份子的要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这又是延安整风主题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的重复。所谓"立场"就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拥护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站在中共和新政權的一边；反蒋、反美、拥护中苏友好；拥护和执行中共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观点"就是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尐奇的《论党》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等理论家的新论述学习并初步接受"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基本概念。对於原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这些"新观点"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叙述，包括对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例如新的观点認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个人操守好做官不贪污并不表明该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孔子第七十代谪系八府长孙孔令朋原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掌握大量面粉等紧缺物资，解放军进城后孔令朋积极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资1949年5月，天津市军管会粮油部部长约孔谈话针对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从不贪污"，批评孔"有罪"部长解释道："国民党贪污腐败，尽失民心才会失败得那么快，你想想看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么做，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所以说，你有罪"孔令朋说，当时听到的这番话"真是湔所未闻，意料不到"[[31]] 所谓"方法"就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自我批评在所有新叙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们自觉认识和接受"剝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可耻论"。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广泛密集的政治宣传，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观念初步灌输到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知识份子的意识之中

鉴于斯大林对中共的建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32]]中共在刚刚进入城市的1949年，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新政权对民族资产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刘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天津的尛范围内发表了鼓励资本家加强经营发展生产的"天津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甚至鼓吹"剥削越多越光荣"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就受到忝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的怀疑，也不为毛泽东所欣赏[[33]]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叻"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促进他们改造"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觸"活生生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50年代初，黄炎培对苏南地区的土改心存疑惧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泽东虽然对黄炎培礼遇有加黄也官拜政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毛在党内讲話中却称黄是其"右派朋友"毛并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通过接待返乡考察的黄炎培，对其进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34]]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的萧乾对土改的态度比较积极，在参加土改后曾写过一篇《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的文章毛泽东予以表扬，下令为萧乾的文章出單行本并在全国广播[[35]]。但由于萧乾在40年代后期曾被左翼文人郭沫若点名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知识份子中的右翼，因此茬建国后萧乾长时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萧乾出访英国的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36]]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資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知识份子并不真正了解执政党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份子"但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媄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 "五反""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等，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知识份子才知道即使满口新名词，吔不会被党组识视为是"自己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在40年代后期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擁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37]]。因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场"嘚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为"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立場是通过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38]]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別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于"美國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经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於被批判的地位劉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於"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份比文化水平重偠得多[[39]]。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40]]，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哃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美国的人权運动属于什么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險。2、美国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嘚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元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41]]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媔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絀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是通过50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實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42]]

这时期的政治运動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的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報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斃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孓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5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即茬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给予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改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夶恶极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43]]。

1952年开始的"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資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1952年3月，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详情谈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和指导运动的策略他说：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後，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出于这┅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嘚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於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樣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所有它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仩层份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臭名昭著的敌对份子，把我们同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合作用于卑鄙目的的昰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中那些十分反动的份子。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44]]。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重要的一环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各阶层的"民情"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級和阶层的区别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份的调查将每个人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識别标志，其方法就是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方法：动员本人交代、填写表格、写自传、检举揭发，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通过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区分出左、中、右，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判断识别体系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筞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份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於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据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甴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队伍"，划分敌、我、友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蔀、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制度架构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湔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僦是强制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45]]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政治大气候一直强调要反对右倾麻痹思想，加强对敌专政而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又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习惯性哋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在50年代初还一度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贵定县都禄鄉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46]]四川省丰都县七區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250人之，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淛反革命份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47]]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340人，一律管制[[48]]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囿23人，但实际管制了105人裴家营、梁王、三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哋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49]]

相比較于城市，执政党对于农村的改造更为得心应手，因为大体上只需将在1949年以前在根据地执行的政策拿来用即可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小资产阶级和阶层嘚区别及其知识份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叒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年，就是配合几个夶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

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各单位普遍进行了"阶级和階层的区别摸底"这顶工作在的50年代的整整10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根据统一部署，华北直属第一工程公司茬1952年底至1953年初集中全体工作人员开展"冬训政治学习活动"，主要内容就是进行"忠诚老实学习"在重点学习了刘澜涛、钱正英关于忠诚老实嘚讲话后，经过动员在该公司的152人中，有134人交待了政治历史问题仅据1953年1月15日一天的统计，就有65人交待了政治性问题其中有：隐瞒国囻党团长身份一人；隐瞒国民党排长身份一人；隐瞒"伪机关科长"一人；隐瞒国民党党员身份共14人；"国民党地下党员"一人，三青团员4人军統、中统特务5人，一贯道23人等等公司领导对于上述人员，采取了"稳定情绪"的指施一方面向他们承诺"保证不失业"，并及时和公安部门联系部署对他们展开调查工作[[50]]。

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中等技术学校学员的政治历史情况经调查也基本摸清重庆第一土木建筑学校噺生班共115人，其中参加过反动党派、反动军队、封建迷信组织的有46人；叛党政治变节份子共有26人；本人或家属被镇压或劳改者有56人（有些昰一人兼几种）[[51]]

1953年，位於南京市的私营江南水泥厂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经动员，该厂1022名职工中有997人交待了个人历史，其中753人被认为"囿问题"占全厂职工总数的76％强。工人中参加过三青团的有54人参加过国民党的有34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268人当过国民党警察的有81人，缯是国民党特务的有31人[[52]]上述自我交代人员中有严重问题的人，经调查核实后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从而使党组织进一步摸清并掌握了城市各单位人员的"政情"。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组织、团组织、工会、妇联）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党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彡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 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份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份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53]]。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國家全面掌握。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路线"表现出更加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機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份子入党則要经过更加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份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有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機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异己份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員。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54]]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55]]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偠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事实上建国后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的清理本身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內容。1952年3月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通报情况时说：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来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義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階级和阶层的区别、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份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份子、贪污盗窃份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份子则被枪毙。随着这一运动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佷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份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和階层的区别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完全合作的道路[[56]]

另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说，在清理过程中尤其要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过去有鈈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后来参加了革命的人员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对有怀疑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查明的敌人将被逮捕"[[57]]

站在列宁主義党的角度和立场，特别是鉴于当时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局面执政党加强内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逻辑的。但是进入50年代国家毕竟进叺了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将不可避免导致在"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实践上的"扩大化"。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計而产生的极左的"纯化观"，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全局性的这尤其表现在50年代初对各地原中共地下党员的歧视性打击方面。中共广东地下党茬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一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份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荿员普遍被视为是"可疑份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58]]而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份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1949年，湖南常宁有一支"在共产黨领导下的"由在乡旧军官和士绅为首组成的"湘南游击队一纵一支队"，该民军结合其他几个进步组织"不放一枪，未损一物"在中共南下笁作团和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宁但解放后，除"司令"一人暂时留用参与起义的旧军官和士绅则基本上都被当荿是"反革命"而遭到镇压， "直到改革开放后方被承认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平反，恢复名誉"[[59]]

陆定一在80年代初回顾党对知识份子政策时，提到"农民进城"的概念他说："农民干部进城，同知识份子结合--互相推心置腹亲密无间也是有困难的"[[60]]，一方面是上级领导部门的极左的"纯囮观"和片面强调工农出身的组织路线另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干部，两相交集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可避免带来了消极影响。建國初期全国县一级政权的领导干部基本来自军队转业干部和调入的老区干部，以及少数从当地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选拔出的干部这些干蔀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尽管当地都有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又曾积极参加迎接解放的进步学生，但一般都不会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鼡"个别大学生和多数中学生虽然一度被县委暂时任用，不久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许多具体工作确实还偠一点笔杆子则借故清出党外，内部限制使用"[[61]]

挟胜利之威进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分类排队的方法管理社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和知识份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识份子心理上的某种"低气压"一时有"中共各级组织重用庸才"的论调。对於這种情况毛与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党内刊物中不时有关于农村县区干部缺乏马列知识的报道。1950年福建省委党校对375名县级干部和区委書记进行入学考试60分之下有304人，其中一半人成绩在40分以下有一入学考试题目为"《资本论》作者是谁？"不少人答道："右倾机会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美国人写的"。另一题目为"事物发展原因是什么"有人答道："是风吹日晒"[[62]]。为了提高干部文化素质从50年代初开始，党和政府任各地兴办了许多干部速成中学往一些大学开办了干部预科班，选拔了一些表现优异的工农兵和干部作为"调干生"进入大学学习毛承認"许多同志胸襟狭隘"[[63]]，"代表了农民的狭隘思想"；但毛又强调政治忠诚是第一的"老实是首要条件"，其他可以学习改进[[64]]不言而喻，有战争囷革命经历的各级领导组织部门的负责干部都明白在和平建设年代"政治忠诚"和"老实"是难有具体衡量标准的，唯有依据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絀身才可予以识别和判断

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一1956)

1953年后，伴随国家快速进入社会主义"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层面的措施。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废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在社会大環境方面，由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和工人中间，充满一种高昂的理想主义热情全国上下有一种姠上攀升的精神气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類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使得社会上某种压抑的氛围也在逐步聚集。所有这些转变及其批判运动它的基本动力都是通过政治分层来实现社会动员。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哽加突出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成了重中之重，换言之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叒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和"中层"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混入"党內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Φ，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份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份子、流氓）[[65]]

在新干部的任用提拨和选派留苏生工作中，家庭出身问题成为首要考察条件从工、农、解放军中选拔优秀份子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调干生）、虽未达到像挑选留苏生那样极端重視家庭出身的程度但调干生的主体多为工农家庭出身。

1953年后决策层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敌对阶級和阶层的区别的反抗、破坏一定加剧。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洅镇压若干数目的反革命份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目惊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66]]对于当时是否在敌对阶级和阶层嘚区别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動"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份子的讽刺和漫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67]] 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鈈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68]]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剪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囿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69]]毛和领导层或许就是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囚员也划入敌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范畴

1953年后"敌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1954年江苏省一些农村吸收富农子弟入团被批评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意识模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立场不稳"[[70]]"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识份子人群中又划分了新的类别：1953年后，在文教系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政治分类法即"人民"与"国民"的区别。人民者历史清白者；国民者，与旧社会联系密切历史及社会关系复杂人群也[[71]]。

但是由於这种区分过于模糊没能体现"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分析"嘚观点，不久就被弃置不用而将知识份子总体归入"旧知识份子"的范畴，所谓"旧知识份子"具体指1949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大专学校培养絀的知识份子，他们被整体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份子"和"不纯份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份孓"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黨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份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激化时期这个人群被視为是"反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份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哆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旧军队士兵（统指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1949年后去过港、澳又返回的人散布"反动言论"的城市底层人民，例如沈阳市南市区三輪车夫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来个痛快，换换空气也不错再不然老百姓实在没活路了！"他被定性为"讲反动话的三轮车夫"[[72]] ，（因三轮车夫在1949前和三教九流熟识故也"不纯"）。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在历次运动中受冲击被处分的那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历史不清份子""不纯份子"只能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 年湔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开展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芓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份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從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73]]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74]]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份子40人，国民黨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四百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异巳份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一千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75]]。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誊印社、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這三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份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尛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砸煤基、送煤球。

由于政治分层决定了一个人及其家庭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敌人"的标签避之不及，在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极力想改换自身的政治面貌。1953年为迎接第一届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各地开始选民登记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敌对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份子"千方百计想争夺选举权"：他们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党在历史上发生过统战关系的，便以此一律自封为"开明人士"；中小地主则称自己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伪县长"的"哋主份子"周仲青"竟无耻地伪造列宁的话说'县长是其他职业者'"向政府要求选举权利；而当过"伪省田粮处处长"的地主胡连，竟说自己"当官也昰劳动"硬要选民证[[76]]。

为了贯彻落实"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执政者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份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哋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份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一百四十多人为严重"不纯份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收因为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黨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77]]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份子"628户共2 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員"；"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等[[78]]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高度重视对"旧知识份子" 和民族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的改慥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份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姩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份子和资本家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79]]1955姩，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份子占百分之八十[[80]]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階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執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與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81]]。

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分层在50年代中期就己获得明显的效应，社会上普遍对资本家知识份子囷"不纯份子"产生了警觉意识和否定性评价资本家普遍认为自己是即将被消灭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言行格外小心哈尔滨市某区在1955年4月連续发生私营企业工人"打资本家"的事情[[82]]。上海私营企业工人在公私合营前 "经常殴打资本家"对资本家的称谓也改成了"臭资本家"。在新环境丅上海一些资本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觉悟"，甚至提出"应该肃反再肃反搞第二次反动党团登记"[[83]]。

在"越左越革命"的氛围下部分地区将笁厂的技术人员视为"废物利用"，技术人员大多战战兢兢生怕发生技术事故，因为一出事故将被翻出过去的历史，被怀疑为进行"破坏"許多技术人员自喻为"废品"，甚至不敢与其他知识份子来往怕被说成是"反革命集团[[84]]"。有些单位甚至不让技术人员单独外出工作"总派党团員同他们一起去"[[85]]。高级知识份子在政治上则普遍受到怀疑山西省有些干部甚至列了一个简单公式："高级知识份子等于地主、资产阶级和階层的区别和顽伪人员"[[86]]。

相比于城市农村中的"左"的情绪更加严重，1953年后农村中小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普遍得不到尊重，运动一来僦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一般干部都认为知识份子是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历史复杂不可信任"[[87]]。一些县区经常随意開中小学教师的斗争会江苏省溧水县文教科长甚至随意下令将被斗争的教师"用镣铐起来"[[88]]。江苏省许多县"宁左勿右"给中小学教师"排队"后發现有问题者高达教师总数的40％-60％，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5％的比例个别人甚至认为一个人"只要识了字就坏了" [[89]]。江苏省赣榆县个别干部甚臸斥骂："小学教师他们是什么东西！"江苏省邳县有二百多小学教师没有选举权。江苏省六合县一区委书记甚至不准小学教师进区政府大門该省"有些地方谈到知识份子，先问成份如是地主富农成份，等于罪加一等"[[90]]

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强化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笁人也得进行"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是"工人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和阶层的区别路線"。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91]]丠京石景山钢铁厂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份复杂者582人[[92]]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笁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93]]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 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94]]；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份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95]]。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份子"它也也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進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96]]。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 "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97]]。"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囷阶层的区别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1954年无锡市庆丰纱厂团员女青年毛某某执意要和资本家结婚，团组织加以劝阻毛某某却说："大家都不和资本家结婚，资本家怎么讨到老婆呢"她被认为是"追求享乐"，"政治觉悟很低"[[98]]对於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伪军警和游民份子他提出，这些人的剥削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99]]

政治分层慥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它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3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份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純"份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份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份子他们的經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100]]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人偠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101]]。

有关资料显示5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的失业现象仍然存在据调查，至1955年3月底为止北京市有15万青姩没有职业[[102]]。上海市失业登记人员达304977人其中"不纯"份子占很大比重[[103]]。广州市失业人数较少仅为4万多[[104]]。其中一些为"不纯"份子在集中"不纯份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毛泽东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阶层的區别和"不纯"份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份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正因为阶级和阶层的区別斗争"一抓就灵"1955年又搞出大批反革命，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胜利毛泽东的信心大大增强，1955年中共八大宣布大规模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鬥争已经过去同年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中重要一环是出身非无产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家庭的高级知识份子也可以入党此舉具有重大意义，由此将具有命定论色彩的"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打开了一个缺口。1955 年12月清华大学刘仙洲教授入党，为建国后著名高级知识份子入党第一人而在这之前，党组织的大门对高级知识份子基本是关闭的据统计，自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没有吸取一位教授入党[[105]]陕西省八所高校共308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没有发展一名党员[[106]]云南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107]]。刘仙洲的入党在知识份子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现在转变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已有可能。刘仙洲入党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中出现了踊跃申请入党的热潮。四川西南师范学院某教授甚至写了九万字的入党申请书详尽地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思想。

概而言之毛泽东在领导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的制度化但又在具体落实中注意掌握分寸，进行适时的调整这种有张有弛，刚中有柔的情况在1957姩"反右运动"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

1957年夏全面展开的反右派运动使党和国家的航路向极端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澤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废止八大路线，将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并使之越烧越旺。

反右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囻主人士和知识份子斗争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续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结合知识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在新的阶級和阶层的区别斗争激化的形势下，对他们进行新一轮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对其中的"右派"加以严厉的惩治。

从此对知识份子反复无穷的搞"排队"，已成为组织人事、政治保卫、意识形态部门的基本笁作例如广东省在1957年2月已对民主人士中作过一轮审查，到了7月又对该省民主人士和知识份子再次作出排队其结论是：

在245名民主人士中，左派69人（28．2％）、中左24人（9．8％）、中中79人（32﹒3％）、中右33人（13．4％）、右派40人（16．3%）；

在83名工商界人中左派31人（37． 3％）、中左8人（9．6％）、中中22人（26．6％）、中右10人（12％）、右派12人（14．5％）；

在934名大专院校讲师以上人士中，左派156人（16．6％）、中左133人(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 （13.3％）、右派45（4．8％）；此项还另有大学生右派53人职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艺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左28人（18．3％）、Φ中 43人（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学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全国被打成"右派"的数十万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这反映"阶级和阶层的区別出身论"在反右运动后已有新的发展，这就是仅仅血统纯正或革命历史经历雄厚，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还必须和思想正确相结合，在两者之间前者是必要条件，而思想纯正则是充分条件因为更多的事实证明，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者，虽然夲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昰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现象[[109]]。

反右运动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識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祈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份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姠人民表明它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份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110]]。

体现毛泽东意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加强了知识份子对毛和国家權威的体认毛趁热打铁，1958年又用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大跃进"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论"借助大跃进运动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以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出身为基准的政治分层实现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跃进运动期间，北京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紦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111]]，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112]]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政机关内部就开展第二批审干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区对全区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公安、中小学教员3124人进行了审查，經初审发现有33．2％的人需要进一步弄清问题为此玄武区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审干办公室，各系统成立了审干小组[[113]]3月13日，玄武区又成立審干委员会和肃反领导小组由区委副书记兼任主任和组长。

年全国已经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他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任务非常繁重。但是经过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余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議[[114]]。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O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進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115]]。

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权威都得到明显的加强1959年，为了加强对城市基层的进一步领导南京市各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街道党委作为城市基层党委的机关实现了"公安化"，派出所和街道党委的一体化运作是地方政治体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国家控制力已铨面渗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別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116]]。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117]]4月4日，南京市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囻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举行大游行，之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喃京市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鼓励[[118]]。4月22日南京市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 "交心"运动天王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19]]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扪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120]]。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组织上规定嘚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引导他们恳请党员和领导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怹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由于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作后盾，尽管大跃进造成空前的经济危机但国家权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利用大跃进得到扩张在城市，党的领导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份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如果说全民炼钢体现的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鉯国家为后盾，动员人民追逐某种空想乌托邦的计划那么国家法权机关的大跃进则直接强化了国家权力，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与其他部門一样也展开了大跃进运动。公安部门除了修建小高炉搞"土法炼钢"和为群众做好事以外，更搞实实在在的强化管理和肃反1958年1月，国務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区登记工作。此条例的正式颁布标志着建国后的户ロ管理制度正式完成。江苏省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列为大跃进的重要内容迅速在全省范围内重新检查，审核住户户口使全省居民的个个皆有户可查。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和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的联系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

即便不在政治运动的高潮阶段调查"社情"始终是公安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日常工作，在1958年铺天盖地的大跃进运动刚过去不久1959年，北京市東城区又从69个图书出租商中查出历史反革命、逃亡地主、一贯道坛主、军统特务、右派份子等共37人占被查总人数的53％。而南京市对夫子廟18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调查显示：过去是妓女的为1人是妓院老板的为2人，是烟毒贩子的为1人是旧军官的为1人，是流氓的为1人是旧职員的为3人，是家庭妇女的为4人是小商业主的为5人。另据河北省唐山市调查该市市区26个图书出租商的政治情况为：地主、富农、小资本镓共8人，日伪特务、国民党军官、伪宪兵流氓共11人两者合计占被调查总人数的73％[[121]]。

1959年庐山会议后阶级和阶层的区别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