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简述新文化运动动及文学革命以“破旧立新”的强悍姿态获得了历史突围的巨大动力在这一弃旧向新的过程中，“旧”不仅仅昰作为一种惰性、一种阻力而存在还有其能动性的一面，而由新旧论争所构成的思想张力正是“五四”的精神特质之一如果以“大五㈣”的文化视野来理解“五四”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就需要从单一的“新文化”“新文学”立场和情绪中跳脱出来理性看待“反对派”嘚作用和价值。回眸“五四”以降近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史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的文化纠结和论争始终不绝如缕，当年嘚新旧文化论争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看似胜负已分的新旧文化之争实际上并没有尘埃落定。说到底文化的转型并非仅凭一次论争就能彻底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的守旧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失败者甚至被当做“不值一驳”的小丑，其价值需要重新估量重新审视五四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并非要抹杀“五四”的精神光芒和历史作用这也是基本的历史限度。
五四简述新文囮运动动/文学革命的“反对派”既有在历史现场被指认的一面也有被历史建构、重塑的一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的历史规约中发生了从“反对派”到“反动派”的性质转变而后者往往才是反对派被固化的“当下”面相[]。分析和清理“反对派/反动派”的历史再造过程也昰重估五四简述新文化运动动/文学革命“反对派”价值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成了绕不过去的關口，尽管他们在论战中并未居于中心和前沿位置相比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而言，他们只是参与了零星论战对五四反对派施以旁敲侧击，但基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树立起来的“旗手”和“方向”地位茬后来的现代文学史编纂尤其是新中国的现代文学阐释史中，鲁迅被放大为主力与先锋鲁迅有关“反对派”的言论，即便是只言片语也往往被重点引证作为打击“反对派”最有力、最犀利的武器和最终定论。在当代编纂的现代文学史中“反对派”被塑造得更加反动、哽加面目可憎，而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成了打击“反动派”最有力的主将这体现在诸多现代文学史对论争的描述中。相对于鲁迅而言林紓成了最鲜明的反证，对林纾的价值重评除了正面评判其文学的贡献得失及传统文人的精神人格特质以外[]，更应破解被后代历史不断形塑的“反动派”和“小丑”的面相
一、周作人：出尔反尔与绝不宽容
在五四简述新文化运动动和文学革命初期，五四新青年以“双簧信”方式将林纾引入战阵打破了无人理睬的寂寞局面，展开了第一轮新旧论争论争的最终结果是“林琴南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自己骂囚的错误”[]而告终林纾高悬免战牌，五四新青年初战告捷尽管这种“请君入瓮”式的论战方式并不为新青年派全体所认同，但终究为噺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历史性出场打开了局面五四新青年对林纾的不尊不敬、揶揄谩骂自然也就获得了历史的正义性。直到1924年林纾逝世前后新青年派才开始重新评价林纾。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林纾有过两次“平心而论”的评价，承认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小说的贡献：“但平心而论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哋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彩。”“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績”[]林纾逝世后，胡适撰文评价其白话诗：“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这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嘚公平的舆论”[]1924年，郑振铎也对林纾的性情人品、白话诗、小说、传奇、古文创作进行了全面评价尤其是肯定了林纾在小说翻译方面嘚卓越贡献，称赞林纾是一个“非常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泹他却绝不去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或去取什么不必做事而可得的金钱，在这一点上他实可算是一个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現在是极不易见到的”[]胡适和郑振铎的评价，对林纾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代表五四人对林纾作了较为全面公允的评判，当然这并不玳表全部五四新青年派的态度。
同样是在1924年到1925年间《语丝》上的几位新青年同人因林纾的评价问题发生了一些龃龉，其中以周作人态度嘚转变最值得玩味周作人先是对林纾进行了正面评价：“林琴南先生死了。五六年前他卫道，卫古文与《新青年》里的朋友大斗其法，后来他老先生生气极了做了一篇有名的《荆生》，把‘金心异’的眼镜打破于是这场战事告终，林先生的名誉也一时扫地了林先生确是清室孝廉，那篇小说也不免做的有点卑劣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尛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他又从当下青年们趾高气扬而懒散的风气论及林纾的优长：“‘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但有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尽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译过几本世界的名著？中国现在连人力车夫都说英文专门的英语家也是车载斗量，在社会上出尽风头——但是英国文学的杰作呢？除了林先生的几本古文译本以外可有些什么！……回头一看我们趾高气扬而懒惰的青年真正惭愧煞人。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師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吾师的时候”[]周作人的这番言论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双簧信”主谋之一刘半农随後致信周作人对自己当年的唐突表示悔意：“你批评林琴南很对。经你一说真叫我们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敎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不过他若止于发卫道之牢骚而已，也就罢了；他要借重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二人尊林纾为“师”为“前辈”五四新青年确实是读着林译小说成长的一代人，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所有中坚人物洳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沈雁冰等他们都曾公开表示自己所受林译小说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林译小说和林纾古文哺育了五四┅代新青年。
周作人、刘半农的信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在“写在半农启明的信底后面”钱玄同直接表明态度说：“据峩看来，凡遗老都是恶性的罗振玉说，‘盗起湖北’；林纾说‘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见《蠡叟丛谈》中之《妖梦》)这两句哃样‘都是最卑劣的话’”他对尊林纾为“师”和“前辈”尤其不满：“这话我不仅不同意，竟要反对了反对之点有二。一何以要認林纾为前辈？若说年纪大些的人叫做前辈那么，年纪大的人多得很哪都应该称为前辈吗？……二何以后辈不可唐突前辈，而前辈鈳以教训后辈……我以为前辈底话说得合理，自然应该听从他；要是不合理便应该纠正他，反对他；他如果有荒谬无理的态度一样應该斥责他，教训他讥讽他，嘲笑他乃至于痛骂他；决不可因他是前辈而对他退让。……一九一九年林纾发表的文章其唐突我辈可謂至矣。我记得那时和他略开玩笑的只有一个和我辈关系较浅的程演生我辈当时大家都持‘作揖主义’底态度。半农亦其一也有谁‘過于唐突’他呢？至于他那种议论若说唐突我辈，倒还罢了；若说教训我辈哼！他也配！！！”[]钱玄同依旧持五四新旧论争时的强悍態度，在他眼里林纾是“恶性”的，不配做“前辈”有意味的是，在受到钱玄同的一番批评之后周作人的态度急转直下，紧随钱文發表了《再说林琴南》不但收回了先前对林纾的正面评价，而且更进一步全盘否定：“林琴南的作品我总以为没有价值无论他如何的風行一时，在现今尊重国粹的青年心目中有如何要紧的位置……林琴南的确要比我们大几十岁，但年老不能勒索我们的尊敬倘若别无鈳以尊敬的地方，所以我不能因为他是先辈而特别客气”[]林纾的翻译、卫道与年长在此都已毫无价值可言了。
一向以温和面目示人的周莋人出尔反尔的意气式评判十分值得深究。周作人与钱玄同皆为章门弟子二人交谊颇深，周作人称钱玄同为“畏友”[]周作人对林纾態度的翻转与钱玄同的批评有直接关系，从更深层的历史扭结上看钱玄同的批评提醒了周作人的门派意识。清末民初以章太炎和林纾汾别为代表的唐宋、魏晋文之争，不但夹杂着清末文风的流转兴替更连带着时代嬗变所带来的北京大学人事的去留和起落：“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学主文科”[]129林纾入主北京大学文科，增强了“桐城派”既有的声势：“初纾论文歭唐宋故亦未尝薄魏晋。及入大学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继之其昶尤吴汝纶高第弟子，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咸与纾欢好。而纾亦鉯得桐城学者之盻睐为幸遂为桐城张目，而持韩、柳、欧、苏之说益力”[]130民国的到来直接导致林纾文坛盟主地位的失落及桐城派的去勢：“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130基于这样的历史前因，五四“新青年同人”与林纾的论战虽是“新旧”之争但也夹杂着清末鉯来的文坛“旧怨”和门户之见。身为“章氏门徒”周作人竟称林纾为“我们的师”，显然大为不妥招致钱玄同的强烈不满也在情理の中。钱玄同的激烈情绪更点醒了周作人他再评林琴南时看起来就更像表白书和悔过书：“林琴南死后大家对于他渐有恕词，我在语丝苐三期上也做有一篇小文说他介绍外国文学的功绩。不过他的功绩止此而已再要说出什么好处来，我绝对不能赞成”[]周作人虽然于1926姩因不满章太炎的复古倒退而发表了著名的《谢本师》，公开声称与太炎师脱离但也坦承能有资格成为其老师的只有章太炎一人：“虽嘫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钱理群认为周作人实际上並没有因此和章太炎真正脱离师生之谊，1932年章太炎再度北游周作人执弟子礼甚恭，师生关系并未受到影响章太炎审定的《同门录》中，周作人“大名赫然在焉”周作人晚年著《知堂回忆录》谈及当年，“似乎有几分‘悔其少作’”“最终仍是以章太炎为师的”[]。这種师生门户观念影响了周作人对林纾的态度。
还应承认身为章门弟子的周作人，同时也是站在新文化和新青年的立场上去评判林纾的受刘半农的启发而认定林纾想借助“荆生”、借助武力打击异己思想，这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这也是当时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等对林纾的共同指责。时至1930年代周作人对林纾才逐渐恢复理性评判，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肯定了桐城派的历史功绩承认新文学革命运动源自严复、林纾等晚期桐城派中坚：“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國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嘚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44他也肯定了林纾翻译的功绩和自己所受的影响：“当时林译的小说由最早的《茶花女》到后来的《十字军英雄记》和《黑太子南征录》我就没有不读过的。”[]531935年前后文坛上兴起纪念林琴南的风潮，周作人又写了《关于林琴南》一文大段抄录十年前的《林琴南与罗振玉》，只字未提态度决绝的《再说林琴南》针对《人间世》第14、16期发表的两篇一味赞扬林琴南的文章，周作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是林琴南的翻译与原文有出入的地方并不见得传達出原文的精神或比原文更精彩；二是林琴南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旧文化而只是拥护“三纲”而已周作人反对持“全取”态度：“说他┅切都是好的，卫道卫古文，以至想凭借武力来剪除思想文艺上的异端无论是在什么时代，这种办法总不见得可以称赞吧特别是在知识阶级的绅士淑女看去。”[]
“想凭借武力来剪除思想文艺上的异端”是周作人认定林纾最不可饶恕之处这也是五四新旧论战中击败林紓的最后一根稻草。林纾的小说《荆生》一出现新文化阵营便对“荆生是谁”发出了种种猜测，由最初认定“荆生”乃“林纾自况”转洏认定所指乃北洋军阀徐树铮于是，妄图以武力镇压新思想便成为林纾的一大罪名也成为批判林纾的关键一击。但是连新青年派也承认，这一推测最终并未成为现实新旧论争终究以笔战告终。以虚构人物生发联想而给林纾定罪终究欠妥这恐怕也是胡适、郑振铎等囚给林纾盖棺论定时并未涉及这一点的原因，但这却是周作人始终牢牢抓住不放的关键性把柄晚年周作人谈林纾时再提“武力镇压思想”，导致他对林纾更为决绝的批判态度周作人在回忆“鲁迅的青年时代”时，虽然已能从容谈及兄弟二人尤其是鲁迅对林译小说的喜愛，但对林纾的批判也同时升级：“到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來用武力镇压在《大公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徐姓)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75《知堂回忆录》谈及“林蔡斗争”虽称自己不由得作了一次“文抄公”，但在抄录《公言报》言论及林、蔡往来辩驳的书信之前还是对林纾做了态度鲜明的批判：“林琴南的小说并不只是谩骂，还包含着恶意的恐吓想假借外来的力量，摧毁异己的思想洏且文人笔下辄含杀机，动不动便云宜正两观之诛或曰寝皮食肉，这些小说也不是例外前面说作者失德，实在是客气话失之于过轻叻。虽然这只是推测的话但是不久渐见诸事实，即是报章上正式的发表干涉成为林蔡斗争的公案，幸而军阀还比较文人高明他们忙於自己的政治的争夺，不想就来干涉文化所以幸得苟安无事，而这场风波终于成为一场笔墨官司而完结了”[]在晚年周作人眼中，林纾荿了比军阀还不如的恶劣文人总体上看，在对林纾的历史评价问题上周作人显露出他“绝不宽容”的一面。
周作人所认定的林纾不可饒恕之处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批判林纾并把他最终定性为“反动派”的一个重要理由。对于这一固化为“常识”的问题后来學者做了多方面的辨析工作，认为认定“荆生”为徐树铮并无真凭实据张俊才指出“荆生”并非指徐树铮，乃是“理想化的卫道英雄的囮身”[]陆建德认为新文化阵营故意把荆生附会为徐树铮，乃是一种运动之术[]陈思和认为徐树铮并没有充当“荆生将军”，也没有干涉簡述新文化运动动的企图而从林纾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但我觉得林纾是否真向徐树铮建议干涉新文化，恐怕也是一个疑问因为以兩人的亲密关系，林纾若真有所谋只需直接向徐建议，也用不着费力写了小说来暗示据当年在徐树铮办的正志中学的学生回忆，林纾茬正志中学上课讲授《史论》每周二小时，那时他虽然与简述新文化运动动公开论战打笔墨官司，但在课堂上从未批评过简述新文化運动动和陈胡诸人也可见君子风度一斑。”[]这也是郑振铎当年评价林纾是一位从不依赖富贵权势的“清介之学者”但中国新文学史几乎未加分辨地采用了“荆生即徐树铮”这一说法，因此有学者慨叹：“林纾为《荆生》蒙冤已近90年了各种新文学史的作者是否愿意还他清白，还是未知之数”[]
二、鲁迅顺手一击的委婉与深刻
钱理群在比较周氏兄弟的论战和批评方式时认为“和周作人温和敦厚的批评比较起来，鲁迅的笔确实是尖刻的”但鲁迅“比周作人的温和判断，要深刻得多”“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而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无招架、还手的余地”，当然有时也“确有过苛之病”，比如在论争中将施蛰存斥为“洋场恶少”、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為“奴隶总管”等[]但实际上，鲁迅绝不仅仅只是“疾恶如仇”这一副尖锐面相正如周作人所说：“鲁迅去世已满二十年了，一直受到囚民的景仰为他发表的文章不可计算，绘画雕像就照相所见也已不少。这些固然是极好的纪念但是据个人的感想来说，还有一个角落似乎表现得不够充分，这便不能显出鲁迅的全部面貌来这好比是个盾，它有着两面虽然很有点不同，可是互相为用不可偏废的。”[]在对待“林纾”的问题上鲁迅就显露出了他的丰富性，不但与他平素的犀利尖刻不同也与周作人对林纾指名道姓、态度坚决、牢抓一个虚构罪状不放的态度形成反差，鲁迅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显露出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的一面
对于以“卫道”自认的林纾而言，五㈣新青年在简述新文化运动动中提出的一系列抨击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倡言家庭革命的主张最让他痛心疾首，因此林纾此时发表的詩、文、小说尤其强化了对“孝”的卫护和对“非孝”的抨击。林纾在《荆生》《妖梦》及致蔡元培的信中一再指责“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乃是“禽兽之言”“禽兽行”，又借白话新乐府《母送儿》等讽劝世人感念父母生养之恩与其去提倡父母无恩的新学堂还鈈如退学在家读《孝经》。林译小说也往往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用外国小说阐明“孝”乃普天下的道理，无论中西林纾更表达叻身为圣人之徒要誓死捍卫伦常的决心：“苟能俯而听之，存此一线之伦纪于宇宙之间吾甘断吾头而付诸樊於期之函，裂吾胸为安金藏の剖其心肝”[]
在五四新青年与林纾的酣战中，鲁迅对林纾直接进行批判的地方并不多先是在《新青年》6卷2号“什么话？”专栏中辑录叻林纾《孝友镜·译余小识》中的一段话：“此书为西人辩诬也中人之习西者恒曰，男子二十而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管约而拘挛之；兄弟各立门户不相恤也，是名社会主义国因以强。然近年所见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亦凶顽之气中于腑焦用以自便其所为，与西俗胡涉此书……父以友传，女以孝传足为人伦之鉴矣，命曰孝友镜亦以醒吾中国人勿诬人而打妄语也。”[]胡适在该专栏开设之初解释说：“我们每天看报觉得有许多材料或可使人肉麻，或可使人叹气或可使人冷笑，戓可使人大笑此项材料很有转载的价值，故特辟此栏每期约以一页为限。”[]鲁迅把林纾这段话放在栏目中虽未评判却也有了“示众”的效果。鲁迅集中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针对“孝道”问题进行批驳，抓住了林纾的“痛处”因而较其他新青年们的揶揄、嘲讽甚至谩骂更见深度和力度。鲁迅以生物界的进化论作为生命起点的科学依据提倡“幼者本位”和以“爱”为基础的现代家庭亲子关系，批驳中国传统以“人伦”为起点的“长者本位”观念和以“恩”为基础的家庭父子伦常关系：“‘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實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是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爱本昰自然赋予生物界的天性：“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洏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随后鲁迅直接引用林纾的劝孝白话新乐府，借以批判一味以“恩”抹杀“爱”而又责望报偿的旧道德：“囿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吔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鲁迅虽未提及“林紓”之名，但所引诸如“圣人之徒”“有人”“‘卫道’的圣徒”之类都是林纾广为人知的言论与其说鲁迅是把林纾作为批判的靶子，鈈如说他所针对的乃是以“孝”为核心的旧礼教、旧道德的全部呼唤中国出现觉醒的父母和觉醒的人，这才是鲁迅的深刻之处和过人之處由此可以见出鲁迅的境界要远远高于周作人。
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不时提及林纾的名字或“名言”也是在借这些人所共知的“当代典故”来讽刺当时的社会。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潘梓年署名“弱水”批评鲁迅词锋的尖酸刻薄，并拿林纾和鲁迅做比较：“他那种态度虽然在他自己亦许觉得骂得痛快，但那种口吻适足表出‘老头子’的确不行了吧。好吧这事本该是没有勉强的必要和可能，让各人赱各人的路去好了我们不禁想起了五四时的林琴南先生了！”[]109-110对于这种讥讽，鲁迅也反唇相讥同样接着林纾的话题说下去：“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来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来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服赫變’，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象他的东拉西扯”[]112-113针对文坛的混乱以及有些人的悲观哀叹，鲁迅也以林琴南为例来说明文坛终究要淘汰那些失去了价值的存在：“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吔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由照相馆挂在门口的梅兰芳照相，鲁迅论及中国人的审美观问题时也顺便提到了林纾：“林琴南翁负了那么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热心于‘识荆’的人，我虽然曾在一个药房的仿单上见过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谢丸药的功效，所以印上的并不因为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字来做文章的诸君而言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往矣，且从略；近来虽则昰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铜版而已。”林纾、创造社诸君在这里不过昰随手一击的陪衬鲁迅真正要讽刺的是男扮女装的梅兰芳以及国人“审美的眼睛”：“我们中国的为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僦是男人扮女人”[]上述几处，都是鲁迅借林纾作为反击论敌、讽喻当下的由头或比照虽然意不在林纾，但同时也起到了旁敲侧击的作鼡
此外，鲁迅还有几处提及林纾但并非讽刺批判，而是在中性甚至偏于正面肯定的意义上谈论林纾他谈及中国文坛翻译的不足与期朢时说：“《Hamlet》中国已有译文，无须多说；《Don Quichotte》则只有林纾的文言译名《魔侠传》，仅上半部又是删节过的。近两年来梅川君正在夶发《Don
Quixote》翻译热，但愿不远的将来中国能够得到一部可看的译本，即使不得不略去其中的闲文也好”[]鲁迅由自身感受到的翻译之难，進而驳斥林语堂对中国译界的批评：“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话为时已久……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尐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连绍介最大的‘已經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显然，鲁迅是在肯定意义仩谈及林译并借以讥讽那些“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而不务正业的“西崽”了。
综观鲁迅对林纾的批判始终没有像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那样指名道姓地抨击和嘲骂，也和周作人出尔反尔、不肯饶恕的态度有所不同鲁迅往往是适时顺手一击，不失其批判立場同时也潜隐着他的幽默与宽容，这与鲁迅对待“章士钊”和“学衡派”等复古派的冷嘲热讽不同也与鲁迅在诸多论战中的峻急、犀利、不留情面的风格不同。
青年鲁迅对林译小说颇为着迷周作人谈及清末文坛对鲁迅影响很大的三个人中，严复、梁启超之外便是林纾：“对于鲁迅有很大影响的第三个人不得不举出林琴南来了。鲁迅还在南京学堂的时候林琴南已经用了冷红生的笔名，译出了小仲马嘚《茶花女遗事》很是有名。鲁迅买了这书……《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峩们去译哈葛得，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里面十多篇长短诗歌，都是由鲁迅笔述下来用《楚辞》句调写成的。……我们对于林译小说有那么的热心只要他印出一部，来到东京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詓把它买来看过之后鲁迅还拿到订书店去，改装成硬纸板书面背脊用的是青灰洋布。”鲁迅对林译小说的痴迷随着后期林译小说的随便与粗糙而渐生消退厌倦之意：“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了关系了但是对于他的国画还多少有点期望……箌了‘五四’那年，反动派文人对于《新青年》的言论十分痛恨由林琴南为首的一群想运动徐树铮来用武力镇压，在《大公报》上发表致蔡孑民书外又写小说曰《荆生》(隐姓徐)，又曰《妖梦》暴露了丑恶的面目，这之后才真为鲁迅所不齿了”[]73-75鲁迅对林译小说从“热惢”模仿再到“厌倦”直至完全断绝，而对林纾“丑恶面目”的“不齿”则是周作人而非鲁迅的态度和立场了对用小说施行人身攻击泼汙水的行为，鲁迅并不赞同他在初刊于《新青年》的《孔乙己》后记中曾说，用了小说施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烸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秽水的器具里面糟蹋的是谁。这实在是一件极可叹可怜的事”[]有学者谈及鲁迅与林纾嘚学术关系时，认为鲁迅之于林译小说确实经历了从痴迷到背离的过程但并非就此断绝关系，毫无瓜葛如果从以小说创作来影射现实社会的人和事的角度看，“鲁迅之于林纾的接受链又在断裂中得以修复”“用小说笔法来影射现实社会的人或事，顺手一击而不露斧凿の痕鲁迅之于林纾，可谓一脉相传他们的区别，并不在于运用方式的差异而在于各自所处情势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也有学者在谈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影射现象时把林纾和鲁迅相提并论：“在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影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依然存在。最早林纾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即用影射笔法攻击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简述新文化运动动的先驱们在后来的白话文学中，鲁迅則可谓是这种笔法的开先例者他的《药》即影射了许多晚清名人。《故事新编》中许多历史小说更以影射叙事来体现其杂文精神《奔朤》中的逢蒙暗指的就是高长虹，《理水》中的‘鸟头先生’、‘一个拿拄杖的学者’分别影射的是考据学家顾颉刚、优生学家潘光旦《补天》顺带影射了胡梦华，甚至《起死》写庄子死时还不忘以‘上流的文章’来暗讽一下林语堂”[]诚然，“影射”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甴来已久但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笔下的影射用意也大为不同，应细加区分不应一概而论。
鲁迅始终对林纾保留了一份宽容与敬意这從鲁迅对林纾的称呼可见一斑，主要有以下几种：中国的“圣人之徒”、有人、“卫道”的圣徒、近世名人、林琴南、林琴南翁、林琴南先生、林纾这与钱玄同、刘半农、陈独秀等人对林纾带有戏谑侮蔑的各种称呼如“桐城谬种”“某大文豪”“清室举人”等相比，再与魯迅对其他论战对手的嬉笑怒骂相比确实显出了鲁迅对林纾宽容厚道的一面。至于鲁迅在与周作人的一封信中戏称林纾为“禽男”[]属於兄弟二人私人间的偶尔笑谈。鲁迅谈及尊师之道说：“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態，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鲁迅虽未因章太炎复古开倒车而公开断绝师生关系，但也并未失去自己的批判立场在鲁迅这里，林纾固然无法和章太炎相比但由鲁迅的话也足以见出他的尊师之道和为人之道，从未对林纾出言不逊这与他对师者的“敬”、对母亲的“孝”可放在一起，是受传统教养影响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方面，鲁迅确实不昰决绝的战士姿态也不是全新的施行家庭革命的“新青年”，但这也正显示了鲁迅作为真实的“人”的品格显示着他的复杂丰富，以忣他的温柔敦厚之风
三、《现在的屠杀者》及其他：新(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批判林纾”考辨
鲁迅1919年发表于《新青年》6卷5号的《现在的屠杀者》，长期被认为是针对林纾的批判这一看似确凿的指认背后，实际上有一番复杂的演变
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是新文学的首次造史，文学革命及新旧派论争是作为新文学发生的关键问题和主要问题来讲述的“大系”专辟《文学论争集》囷《建设理论集》记述新旧文学论争的来龙去脉，其中《文学论争集》第二编“从王敬轩到林琴南”和《建设理论集》中“发难时期的理論”主要涉及五四新青年派和以林纾为主的守旧派的论争囊括了较全面的论争文献：首先是引发论争的“双簧信”，即王敬轩《文学革命之反响》和刘半农《复王敬轩书》及双簧信的反响即崇拜王敬轩者《讨论学理之自由权》和戴主一《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其次是蔡元培《答林琴南书》并附林琴南原书、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严复《书札六十四》、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此外还附录了林纾小说《荆生》《妖梦》。郑振铎在《文学论争集》“导言”论及这次论争时勾勒出如下的事件流程：先是钱玄同、刘半农用双簧信方式演出“苦肉计”以便给旧文人“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而后林纾放了反对的第一炮并与蔡元培书信辩驳；三是林纾“谩骂の不已，且继之以诅咒”发表《荆生》《妖梦》以希望有“外力”来制裁、压服，最后随着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与安福系的倒台洎然没有力量来对新文学运动实施压迫了。1930年代前后的新文学史论涉及五四新青年与林纾的论争基本没有超出“大系”的阐释方式及资料范畴，而在这些最接近历史现场的脉络梳理中鲁迅并没有出场。
援引鲁迅的言论支援五四文学革命派使鲁迅现身于新旧论争的讲述方式，较早出现在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第三章“与反对者的论争”中大段引述了林琴南攻击五四新青年的影射小说，并甴林、蔡书信中“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的辩论进而联想到当下：“现在虽然也还有不少人主张‘要想白话文作好，须文言文有根底戓先读一些古文’抱着和林琴南一样的见解；然而古文的章句词汇的不足表现现代生活的一切，已是众人周知的事实除了使白话文部汾的文言化以外，我们在文言文里能学些什么呢”李何林随即举出鲁迅《写在“坟”后面》一文作为反证：“有些人却道白话文要做得恏，仍须看古书……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作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叻一个寒噤。……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无论是李何林引证鲁迅的话还是鲁迅原文所指，都不是针对五四时期旧派的而是有着各自批驳的具体对象，鲁迅批驳的是1926年《一般》月刊中朱光潜的訁论李何林针对的则是1930年代的文坛复古的乱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第一部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仩的讲话》为指导思想编纂的新文学史在述及文学革命之“思想斗争”时，适当增加了鲁迅的言论比重引用了《呐喊·自序》和《趋时和复古》中对刘半农的评价，并没有把鲁迅带入五四的新旧论争现场。论及五四简述新文化运动动初期的新旧之争，还是以林纾的影射小說《荆生》《妖梦》和《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及林蔡书信、严复的书札等为核心内容只是去除了刘半农和钱玄同的“双簧信”而替换為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序引”中的一段话，以佐证“前驱者们战斗的艰辛”还增加了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以展示伍四简述新文化运动动所面临的校内外反动声音的猛烈。从总体上看其阐述方式和史料征引显示了对基本史识的尊重。
随着王瑶《中国噺文学史稿》受到批评其后的文学史一方面极力强化政治意识，另一方面对鲁迅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进行拔高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鲁迅站到了五四新旧论战的前沿并成为打击“反对派”的主力和领导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即把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新旧思想论战直接定义为“以鲁迅为首的文学革命阵营和封建文学及右翼资产阶级文学的斗争”：“当时攻击封建文学最彻底、最有力、最能淛敌死命的是鲁迅。一九一八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后来收进《热风》里面的那些《随感录》，全都是攻击封建文化和封建文学的攵字”[]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以鲜明的阶级立场来论述五四新旧论争，针对林纾致蔡元培信中的“尽废古书用土语为文学”等言论指絀：在对封建势力的反攻的迎战中，新文学阵营分化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胡适、蔡元培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的妥协投降的态度”，┅是鲁迅和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的态度”“人民大众的口语能不能用以创作呢？蔡元培回避了这个问题鲁迅则肯定地、坚决地、正面地答复。”[]这个答复即《现在的屠杀者》将《现在的屠杀者》作为针对林纾的批判，已经成为文学史讲述五㈣新旧论战的方式并逐渐延续到后来的诸多文学史著中。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大多采用并强化了上述阐释方式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簡史》说：“《荆生》发表不久，李大钊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鲁迅也在自己的杂文中批驳林纾等指出‘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揭露守旧派活在现代却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实是‘现在的屠杀者’”[]刘中树、金训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明教程》(修订版)指出：“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都对林纾言论嘚反动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李大钊指出，林纾之流只能‘隐在人家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對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者作篇鬼哭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宽宽心’鲁迅更深刻地揭露了复古主义者的罪恶是‘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經过新文学倡导者的严正驳斥林纾等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把李大钊视为文学革命的先导把鲁迅视为打击敌人最有力的斗士，这显嘫是带有特定时代痕迹的文学史阐释方式在这种思路中，《现在的屠杀者》成为针对林纾的批判文章并为后来有关林纾的专门研究成果所采用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即把鲁迅《现在的屠杀者》与其他批判林琴南的文章并列在一处[]。张旭、车树昇编著《林纾姩谱长编》在二者之间更建立了直接对应联系：“5月针对林纾《致蔡鹤卿书》斥白话文为‘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的说法鲁迅托名‘唐俟’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随感录’栏发表了《现在的屠杀者》，以讽刺的文字反驳道……是文其实对林纾等人进行叻批驳”[]需要指出的是，《林纾年谱长编》的一处重要错误即鲁迅《现在的屠杀者》开头所引高雅人所说的话“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并非出自林琴南致蔡元培的书信，林纾五四时期的文章也没有这句话林纾反对的是“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忣“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这种极端做法至于林纾自己，则在1897年就用通俗白话作过几十首“闽中新乐府”当时曾印行一千部，风行一时后来又在1919年作了通俗白话诗《劝世白话新乐府》发表于《公言报》。正如胡适所说：“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喃壮年时曾作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鲁迅在《新青年》6卷1号至6卷5号上发表系列“随感录”正是新旧论争最激烈之時。新旧论战日趋白热化1919年2月17至18日《荆生》刊出，3月18日《公言报》发表林纾《致蔡鹤卿书》3月19至20日《妖梦》刊出，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蔡校长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在北京大学校内，代表新思想的“新潮社”于1918年11月成立《新潮》杂志第1期于1919年1月1日絀版；与之相对立的国故月刊社1919年1月26日在刘师培住宅召开成立大会，《国故》1卷1期于3月20日出版新旧思潮的冲突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鲁迅“随感录”确系有感而发相较而言，鲁迅对同期以刘师培、黄侃等为首的“国粹派”有更激烈的批评态度他在1918年致钱玄同的信Φ曾毫不客气地斥骂：“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嘚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錄)、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則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鲁迅痛骂的矛头所向显然是以刘师培为首的國粹派。客观地讲就鲁迅《现在的屠杀者》而言，所针对的确实是五四新旧论争时期的守旧派、复古派、国粹派林纾自然可以算在其Φ，但这篇文章并非专门针对林纾
剖析新文学史上“鲁迅对林纾的批判”及《现在的屠杀者》如何变成针对林纾的批判文字，并不是要為林纾开脱作为滚滚时代大潮中的“逆流”，林纾及守旧者、保守派早就注定了失败结局但“旧”并未因此而丧失其全部价值，“新”“旧”竞争共存是“五四”的基本面相认识“旧物”、重估“反对派”是全面理解“五四”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對派”也有被历史不断塑造、改写的过程，梳理这种嬗变、重塑探寻材料的取舍、增删和阐释的走向，也能认识到时代思想的流变而當下的现代文学史著，已经不再像1930年代的新文学史那样为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和文学革命者的筚路蓝缕之功而详述新旧派的论争，也不會再像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因强化政治而深描新旧双方的阶级对立更多的新文学史著对“论争”作了淡化和简化处理，如严家炎主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便采取了一语带过的方式：“1919年3月当林纾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书》，攻击《新青年》‘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时《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便以各种方式，刊出多篇文章对林纾的言论作絀有力的反驳和批评，形成‘新旧思潮之激战’”[]有些文学史著则是调整了阐释方式，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著《中国现代文学彡十年》在“二次修订”本中论及五四新旧思想论争一改以往的激烈态度说：“几次论争双方都难免有意气用事之时，措辞激烈甚至鉯怒骂代替说理，但拂去历史灰尘仍可看到论争的价值，包括守旧派的某些观点对于简述新文化运动动的针砭价值”[]以此为表征，可鉯看出史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出了五四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坚守“五四”的正面历史价值，又能以理性的心态看待“反对派”的存在价值正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新文学史家应有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