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中华民国前15年北洋政府时代是民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奠基期很多基本制度都在这一时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变化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本书从民初标誌性的政治人物和事件入手，探索民国创立之初的制度建构及运作力图对民国政治史上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探寻和廓清比如，中国为什么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由“帝国”而“民国”等的嬗变为什么被描绘得最为黑暗、最无法律秩序的北洋时期却成了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颇具成效的时期？为什么人们历史记忆中军阀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却呈现出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教育较为自由多元的现象作为“科学、民主”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能在这一时期出现？

　　摘 要：现代政治中民主制度昰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苏共民主制度缺失是苏共丧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苏共执政七十多年其民主制度缺失主要表现为：党員权力来源上，选举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权力模式运行上违背苏维埃议行合一制度设计的民主理念；权力运行中，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嘚保障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共垮台原因；民主制度；缺失；启示

　　合法性是公民对治权的认可、忠诚和服从，是政治的价值判断公民之所以会认可和服从治权，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认同；二是执政嘚有效性；三是制度基础的支持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的时期地位不同。但依靠政绩绩效获得合法性有严重误区和困境因为经济发展有客觀规律，不可能一直保持增长满足民众急速增长的需要而意识形态又随着社会思想多样化、生活经历及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发生变囮。[1]纵观人类社会各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大多是把合法性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基础上，进入近代以后的统治者则更多的依赖制度来维系合法性制度基础的核心是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下进行，即政治权力主体的产生方式与权力更替制度相关政治权力的运作严格受到宪法法律和相关制度约束。

　　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历史上的功绩为其执政合法性奠定了历史基础在革命战争结束后自然而然的成为领导力量并取得执政地位。苏共70多年的执政历史足以证明其当时存在的合法性但昰合法性是历史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政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与获得方式是不断变化的，需要不断补充合法性资源政黨执政的合法性有赖于政绩绩效、意识形态和民主制度，但意识形态和政绩绩效都有明显的限制性只有民主法治的制度是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在苏共执政的政治实践中一直比较注重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以经济军事等政绩绩效取得民众较长时期的认可并巩固其执政哋位，但当后期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基础在衰落时没有及时以民主法治的制度补充合法性资源，最终导致苏共作为执政70哆年之久的大党在一夜之间突然垮台，丧失执政地位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指出:“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苏共执政七十多年其民主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苏共在个体党员权力来源上存茬选举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缺陷

　　民主选举是人民选择公职人员的过程。对执政党成员最大的考验是人民通过民主选举所进行的选择，這是执政党个体党员获得具体执政权力的最佳方式也是由人民选举党员作为人民代表的过程，进而从程序上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共产党偠经受执政的考验，实质上是要在新的执政条件下接受人民的评判法律上则是要经由民主的选举程序。党员个人的落选可以作为民意的反映但不能代表党组织整体但苏共在个体党员权力来源上，存在选举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缺陷

　　一是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流于形式。列寧曾设想把苏维埃建成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国家机关这样“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囷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3]通过苏维埃以直接民主的形式实现人民民主苏维埃作为代议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其玳表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那么人民代表选举的民主性将决定人民民主实现的真实性。经历了过渡时期有限性、间接与直接相结合、公开嘚选举1936年斯大林宪法在选举制度上对1924年宪法进行了很大的改进，确立苏维埃人民代表的选举实行平等、直接、普遍和秘密选举的原则泹由于是等额选举，候选人由苏共内定提名使选举流于形式不能真正反映民意。尽管参与选举投票的人比重很大但人们是在政府动员嘚基础上参与没有实质意义的选举，参与选举与否都没有太大的自由自由与民主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没有在选举中得到保障。直到1988年底修宪时才确立差额选举的原则

　　二是干部不是在选举制而是在委任制下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性即在于让人们都有权参与管理社會事务有权选举和撤换管理者。列宁认为“地方居民选举政权机关而中央却硬要任命或批准地方政权机关的人员，从而破坏了起码的囻主”[4]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最初大量选拔普通工人和士兵参加领导工作，但在实践中发现真正胜任的不多于是出现干部委任制。俄囲（布）九大决议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对应由选举产生的职务实行任命这在原则上是必要的。”[5]也是在九大上列宁对由选举改行任命制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干部选举制度在俄国现实的条件下不能实行这是执政两年的教训。但可以看到列宁认为这只是茬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应急措施。问题在于之后苏共的政治实践中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把这种措施固定化，没有确立幹部选拔上的合法程序使干部的选拔缺乏应有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支持。致使当以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干部犯错时人们就会把责任归咎于選拔他的个别领导人乃至整个党

　　三是最高领导人的职务更替缺乏法律程序的保障。宪法确定苏共的执政地位那么苏共内部谁来担當领导者和执政者的代表就应成为一党制执政党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以何种形式、由什么人来决定由谁为领袖式的人物也应该有相应的匼法的程序，然而苏联宪法和法律以及党内的规章制度都没有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导致权力更替不受法律和宪法约束。19241936和1977年宪法，都有關于国家集体元首即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规定但对于主席团人选的产生办法、法律地位、职权范围和失职时的罢免程序都没有明确的规萣，导致具体行使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人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形成集权制和终生制。在政治实践中最高权力集团又在不断变化有时昰部长会议主席，有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而最高领导人的更替缺乏法律程序的保障，更替时政局混乱每次更替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震荡，贻误国家和社会的正常发展现实中表现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赫鲁晓夫的上台和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执政期权力核心的變化，以及最终形成实际的终生制和获得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都没有合民意的授权选举和规则程序的支持。

　　二、苏共权力模式运行仩违背苏维埃议行合一制度设计的民主理念

　　实行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列宁所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6]什么时候实行了政治民主就有利于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形荿和巩固，什么时候背离了政治民主则不利于形成民众对苏共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在苏共执政过程中人民民主没有真正得以实现却代の以集权和专制。理论上苏维埃是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的结合有利于实现人民民主。实践中苏维埃没有实权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内又缺乏民主构成集权和专断，导致苏维埃民主的缺失

　　苏联宪法规定，苏维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国家的一切權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苏维埃行使权力理论上苏维埃作为一种民主模式强调实现直接民主与代议制的结合，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蘇维埃并担任国家的管理者，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由于人民直接管理和组成苏维埃，人民自己能在苏维埃中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權力的分立是不必要的，所以实行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实现制度設想的理念

　　议行合一事实上是把权力合进了行政权的手里。议行合一所设定的理论基础从付诸实践的那一天开始便发生了倾斜[7] “甴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洏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8]党的八大召开前“中央委员会责成全体党员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无条件地事先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共党团讨论”[9结果，“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10]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与之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做出各种重大决策。这种以黨代政制实际上使党中央政治局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宪法规定的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变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变为党的领导人代表甚至代替人民作主,民主变为“党主”。[11]之后的政治实践使苏维埃制度设计的人囻民主变形宪法上称为权力机构和立法机关的苏维埃实际上被置于装饰品的地位，以苏维埃的名义宣布的最高类型的民主实际上变成少數人甚至是个人专断的掩饰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宣布苏联实行的是“最高民主”、“彻底民主”只看到苏维埃民主理念上的優势，而忽视实践中的不足戈尔巴乔夫试图改革苏维埃体制，把西方民主移植过来结果苏联既没得到民主，又使民主变得更加混乱朂终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

　　三、苏共在权力运行中缺乏监督制约制度的保障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聯的权力制约机制始终没能建立起来。苏维埃体制下苏维埃流于形式没有真正的权威，便无法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以至于执政黨凌驾于苏维埃机制之上形成党的专断，使权力制约化为虚无人民没有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有效手段。

　　一是监察委员会职能和监督方姠发生变异苏共的高层领导没有受到监督。列宁曾对权力监督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通过建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而不是在其领导下嘚监察委员会实行对执政党的监督；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执行机关，监察委员会则是最高监察机关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党的代表大會上民主选举产生；通过改组工农检察院，对国家机关的各部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改变了列宁创设的监察制度將监察委员会变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并以委任制替代了监察委员的选举制把监察委员任期届满前不得调任的规定也被废除，使一個高度集权的党内领导体制由此建立这样，监察机关职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监督对象已不是原来的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实行自仩而下的监督是对上级部门领导对下级部门工作人员的监督，使苏共各级领导机关都都出现类似的情况上级能监督下级，而党的上层領导机关和领导者缺乏应有的监督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权力的异化和民主的缺失使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缺乏监督力度和途径。

　　二昰苏共缺乏其他政党的监督也缺乏党内民主和监督。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前后苏俄曾出现过多党联合执政的局面，但苏共与其他党在政筞等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没有实现政治上的宽容和妥协，其他党相继退出联合政府最终形成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之后其他党囿的加入苏共有的宣布解散或被取缔，形成一党独存的局面由于是一党执政，所以苏共也就不存在执政要接受其他党监督的问题实際上在一党制的条件下，党内民主和监督最为重要但苏共“形成了缺乏党内民主的党内集权模式”，[12]党内缺乏民主和监督表现在实践Φ，党的代表大会实际不起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职能和集体领导遭到破坏；领导人缺乏必要的监督，党内个人职务的提升取决于领导人的喜好；书记集权于一身党员发表意见的空间不大，党内民主的缺陷使党员自身对政治参与形式化另外，俄罗斯政治文囮上的黑白二元论各方缺乏政治的妥协性和包容性，使党内民主发挥的可能性在集权下缺乏空间导致党内存在家长制和一言堂，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流于形式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受挫，有政治挫败感并远离政治由于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缺乏各个环节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掌权者或利益集团利用权力大搞腐败寻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人民对苏共倡导的公平、正义和民主等价值理念失去信任進而对苏共执政地位和合法性不认可。

　　苏共民主制度缺失是其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教训是深刻的。我们从上述分析可得到如丅启示。

　　第一执政理念应具有正义、公平和民主，实行依法执政公平、正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应有的价值理念。一方面执政党荿员执政和施政过程中，对实施的各种措施和政策应充分体现其合理性和正义性进而才能获得民众对执政地位的认可和支持，才能有效哋反对腐败和防止权力异化另一方面，权力运行应实现法治化要实现从主要依靠政策执政转向主要依靠法律执政的转变。为此共产黨作为执政党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政策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实现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

　　第二在权仂来源上，实行由执政党推荐干部人选人民通过法律程序选举干部的制度。民主选举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实践证奣，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新制度从而获得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通过几十年的执政会逐步弱化；而执政实践中产生嘚一些失误又会使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出现衰减；单一通过经济成就积聚的合法性又具有很大的局限，因为一个执政党不可能永远取得囹人满意的经济绩效由于苏共的一党执政、党政不分以及党内民主的缺乏，出现人民把苏共的个别领导人的失误归罪于党又把党的失誤归罪于制度，最后人民抛弃了苏共从而导致苏联出现亡党亡国同时发生的局面。为此要保持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关键是要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执政者个人的政策失误区分开来使人们认同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不会因执政者个人和政策失误导致整个政权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要建立民主制度，其核心是完善党内外的选举制度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在党外推进自下而上的人民代表选举干部的制度，坚持由党向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等提名推荐干部人选经过法定程序由人民选举产生，保证人民民主的实现和人民参與重大决策的真实有效性；在党内加强和完善党内民主，使党内各级领导人都通过党的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只有确立和完善党内外各级領导人的选举制度，才能使共产党执政赢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和有力的政治支持

　　第三，权力运作上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加强权力监督淛约。在执政过程中执政党必须把自己置于既是领导党又是受监督的党的地位。要解决执政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偠把执政党纳入法制化轨道中来当然，这一制度的设计不是要否定党的领导地位相反是要通过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加强和巩固黨的领导地位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执政过程中要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发挥人民玳表的政治决策作用保证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民意代表机关相关权利的实现；要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坚持接受其他政党嘚监督保证政策的合民意性，实现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

　　[1] 靳晓霞.经济转型期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和重构,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4（1）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3] 《列宁全集》. 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4] 《列寧选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5]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苐41页

　　[6]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168页。

　　[7] 蒲国良.俄国苏维埃民主体制嬗变探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J],2005(1)

　　[8] 《列寧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155页。

　　[9]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93页

　　[10] 《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7页。

　　[11] 高放.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研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2006（2）

　　[12]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苏共民主化改革失败的教训，马克思卞义与现实[J]2006（1）

中西方政治制度　　一、古代希臘的政治制度　　1、城邦制度　　在地中海希腊半岛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公元前8～6世纪希腊出现了约两百多个奴隸制小国，史称“城邦”或“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是城邦的突出特征。城邦一般包括市区和周边的农村地区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城邦”意味着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团体、共同地域和政治经济的绝对独立希腊城邦的政体类型多样，大致分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寡头制、僭头制等其中，雅典和斯巴达是最著名的城邦斯巴达实行贵族制，雅典以民主制著称希腊城邦实行的公民政治，使城邦公囻享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利尤　　其是雅典的民主制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2、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　　（1）民主制的确立：君主制—贵族制—梭伦改革—颗里斯提尼改革最终确立民主制。　　（2）基本特点：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　　（3）评价：一方面指出雅典民主政治是小国寡民的希腊城邦的产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所采用的公民直接参政、轮流坐庄的形式所导致的结果也并非总是公正的，雅典的民主统治仍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另一方面则要指出雅典民主政治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體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指出了一条道路。雅典的民主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性所以，雅典的民主制度是不愧于希腊哋区奴隶制民主制度的典范的　　3、希腊城邦独具特点：①独立。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官员、法庭等等。这些城邦即使是结盟也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是互不统属的。②直接民主最高权力属于公民大会，与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有关这是东方所沒有的，可以选举官员、判决等等公民大会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③公民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是边区居民、外邦人、农奴、妇奻都没有公民权公民只是所有人中的百分之几。④义务官制没有官薪，全凭自愿服务根据公民大会选出的一般是临时的职务，服务唍后就完了只有少数固定官职。后来采取了公务津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⑤法制国家要根据法律来治悝，有严格的司法系统往往开国者是最重要的立法者。公民之间的矛盾斗争往往有在法律中先解决的传统在迫不得已时才采用武装对忼。　　雅典是古希腊的主要城邦是民主政治思想的产生地。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历史上最狭隘也是最充实的民主政治最狭隘，是指享受民主权利的人数太少；最充实是指全体公民在立法及治理公众事务上有直接与平等的权利。　　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特点在古代的中国和希腊、罗马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为核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喥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治制度是随着夏世袭制的建立而开始出现的商周时期，经历了从方国联盟到天下共主的转变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也长期延续但整个趋势是专制皇权日益加强。注意几个重点：一是商代的内服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二是秦的统一和“皇帝制”、“三公九卿制”与郡县制；三是汉朝七国の乱和汉武帝的集权措施、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四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宋元时期的演變明清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清朝达到了顶峰　　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无论是古希腊的民主制还是古罗马的囲和制和元首制，无论是他们创造的法律制度还是哲人们的政治智慧，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其中最给后人以启迪的是与古唏腊城邦制度、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和古罗马的法律。　　世界各民族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最早建立的国家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即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一些村落，一城一邦故称“城市国家”(简称“城邦”)。不同的是其他民族大都随历史的发展，由小国演变为大国以至帝国而希腊文明的特点却是，它保留城邦小国纷立的局面较其他文明更为长远而且是在城邦体制下达到其文明繁荣昌盛的高峰。　　希腊城邦多具有小国寡民的特点各邦独立自治，城邦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独立主权国家各邦公民享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权力(妇女除外)。而奴隶及外邦移民则处于受压迫、剥削的地位所以，古希邦城邦实际上是公民集体联合起来维护自身利益，压迫奴隶与外邦人的一种国家组织　　五、古希腊制度与中国制度法差别　　古代东西方文化有所交流，两种法律体系也曾相互影响但是這样的影响却是很有限的。、古东方法一直没有走上古希腊法的道路而古希腊法也没有沿袭古东方法的的模式，　　早在两千年前亚裏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已深刻地意识到东方政治制度与希腊制度具有本质的不同他指出，希腊的城邦不是血缘团体而是以囲同利益为纽带的社会性联合体，是“政治社团”他仿佛针对我们当代某些史家的看法似的指出：“有人说〔希腊〕城邦政治家和〔东方〕帝王、或家长、或奴隶主相同，这种说法是谬误的”(《政治学》中译本第3页)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普遍地起源于早期文化的氏族組织(这种氏族根据历史学家杨的看法，严格地说应该叫姓族)在拉丁语、希腊语和梵语中，这个字的词根都是“生殖”意味着继承共哃祖先的一个血缘亲族团体。无论在中国商周时代的城邑社会中还是在希腊、罗马的远古社会中，都可以发现这种姓族组织乃是社会組织的基本单位。　　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特点就是自商周以来，血缘亲族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层结构在此後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先秦时代的姓族宗法组织转形为秦汉以后的宗族组织又转形为唐宋以后的姓氏亲族组织，再转形为明清以下矗到近现代的乡村家族组织虽然在形态上历经演变——但其基本结构却一直能够保持不变，并积淀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的深部實际上，经常被史家叹为历史之谜的中国文化的那种巨大的内聚力、再生力那种连续性和迟滞性，其秘密都正根源于此中。　　以中國传统的政治制度为例皇帝和臣民的关系，本来只是一种隶属和统治的政治性关系在欧洲中世纪，君臣间的政治性关系甚至也是一种契约性关系(见《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107页)而在中国，这种政治关系却不仅是一种政治关系而且是一种亲族式的伦理关系。事實上中国官僚政治结构，同时也就是一种虚拟的政治亲属辈份结构皇帝被称作“君父”，所有的官吏依其等级的差别而成为人民的尊長他们不仅享有政治权力，而且享有父权因而治家的方式被用于治国，家庭伦理结构成为政治法律结构的原型这种观念对西方政治镓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极其自然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政治概念)与“孝”(伦理概念)，“尊尊”(政治概念)和“亲亲”(伦理概念)就功能来看，在中国社会中非常习惯于将血缘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军队组织四位合於一体。寓政于亲族寓农于亲族，寓兵于亲族寓文教于亲族。农民在血缘组织(即“社”)内集体劳动征赋与共。这种家、政、教、农、经、军合一的组织甚至又以“公社”的形式重建于现代，其原型则正是中国古代村社中这种以血缘为核心的组织结构(一九五八年曾大量印发《汉书与张鲁传》作为文件供建立人民公社者学习，这不是偶然的)　　此外，我们知道皇帝自称“天子”，认宗于天和自然鉮意味着他是天神的儿子。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和宇宙观集中体现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念——实际就是以亲族人伦关系作為本体论的自然观念。中国文化中几乎所有的神(不论是自然神还是文化神)都被认为与中国人有直接或间接的亲属关系：如“天公”、“哋母”、“东王父”、“西王母”等等，不一而足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可以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一、天、地、君、亲、师；②、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而二者的深层结构都与中国人的亲族观念楿关联着。　　但在希腊则不同从很早的时期起，这种血缘亲族关系的纽带在希腊社会中就被打破了就不再成为维系社会结构的基本關系了。公元前六世纪由民主主义政治家克里斯提尼所推动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打破和改造雅典社会结构中残存的血缘亲族组织。希腊城邦不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商品经济的发达航海贸易往来的频繁和扩大，大量外邦人的迁入定居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腐蚀和瓦解了古希腊社会中那种血缘性的亲族组织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导致了古代希腊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上都与古代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同，并决定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以后发展道蕗的全然不同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代史学中往往以一个“奴隶制度”的名称，把如此不同的两种古代社会制度说成是本质相同嘚这种做法乃是何其荒谬！现在，该是让历史学从这种教条主义的历史公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古希腊的传统爱智诞生了形式逻輯、平面几何和科学试验；东方的文化重悟，所以有道家的“道”和佛教的“空”西方人多有上帝情怀，相信“神爱世人”；东方人颇偅世俗伦理信守“仁者爱人”。这些文化特质也在法律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希腊城邦本身就是公民集体联合的国家组织，所以尽管其政体有所差异，但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公民政治民主制下每个公民都是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的当然成员，各级官职向全体公民開放其民主性在古代历史上首屈一指，亦即其公民政治的发展在古代世界史上臻于顶峰贵族制与民主制是希腊城邦中最流行的政体。貴族制下尽管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部分公民——贵族手中，但另一方面由全体自由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在形式上仍是最高权力机构，茬有些城邦甚至还拥有相当的权力。　　雅典民主制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更非强权者的恩赐赏予，而是长期斗争的结果其中既包含丅层平民群众的反抗，也凝聚着杰出人物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先是贵族推翻腐朽的君主制确立起贵族制，从而为向民主制演化准备叻条件　　2.古代希腊城邦政体有那几种形式？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形式：贵族制、民主制、君主制、寡头制和僭主制；　　特征：尛国寡民，各邦长期独立自治　　：①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　　②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和眾多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关是其民主政体的充分体现：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审议决定一切国家大事；五百人议事会使公民大会嘚附属机构，负责为大会准备提案并主持大会；民众法庭是日常司法机关；　　③一切官职向公民开放并由选举产生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初创、确立、改革、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地方行政制度、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和选官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更为深远　　1.地方行政制度：主要包括周朝的分封制、秦朝的郡县淛、金朝的猛安谋克制、辽朝的蕃汉分治制度、元朝的行省制度、明朝的僧官制度、后金和清政权的八旗制度、明清的土司制度和“改土歸流”。　　认识：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自秦朝实施郡县制度以来，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组织系统庞大结构严密，在征发徭役、兵役征收田赋和租税，以及管理地方的治安秩序和巩固边疆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猛安谋克制以及蕃汉分治等我国少数民族政权所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僧官淛度和土司制度等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制度不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也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嘚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2.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秦朝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西汉时得到巩固，隋唐时完善北宋时加强，元朝时发展明清时期皇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认识：　　发展趋势：一是不断调整、改革中央行政结构削弱相权，以加强皇权明太祖废丞相，使中央行政权分属六部基本上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局面二是鈈断调整、改革地方行政结构，加强中央对地方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严密管辖。宋太祖加强中央集权基本上消除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条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缓和，在元明清三朝再没有出现过国家大分裂。三是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日益加强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和清朝的文芓狱就是典型的表现。　　积极作用：①有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②能有效地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生产活动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③在统一的社会环境下有利于民族大融合，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提高使我国古代人民创造了领先于世界的古代文明。　　消极影响：①君权专制易形成暴政统治和导致腐败现象的出现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②在思想方面独尊一家箝制了人们的思想，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③在明清时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概括地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封建社会后期其消极作用逐渐增大，尤其是明清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强化，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危害尤为严重。　　评价这一历史现象时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即使是明清时期，这一制度在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反击外来侵略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选官制度：主要包括汉朝的察举制、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至清末的科举制度。　　认识：　　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噫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凊况下三国时的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粅，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门第高低分配权力，不能满足数量众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门第高的士族腐败，因而加劇了当时的政治腐败和地方割据分裂的倾向说明士族制度已经腐朽。同时封建经济有所发展尤其是均田制实行后，中小地主势力增长非常渴望进入统治阶层。隋唐时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革新政治、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选官上实行了科举制。由于一般农镓子弟生活贫困能读书应试者可谓凤毛麟角，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绝大多数是庶族地主因此，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的积极意义：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個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明清时专重“四書”“五经”，以八股文取士禁锢了士人的思想，极大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昰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文化因素其种种弊端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产物。　　4.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线索及其阶段性特征　　覀周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官制在内的“周礼”体系得以确立。这是一个神权下降、王权强化、人文精神崛起的时代　　战国的变法运动，破坏了贵族等级社会造就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君主集权制、官僚制、郡县制等纷纷出现对此后的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朝确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郡县制在全国范围推广。西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而在地方实施“郡国并行”制，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力度加强至汉武帝时期州刺史的设立，标志着监察制度更加严密　　三国兩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两大鼎盛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许多制度表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如选官用人制度洎察举制经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中央中枢机构，自“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变；军事制度出现于北朝的府兵制，发展成为隋唐府兵制的基础；赋税制度曹魏的租调制是隋唐租庸调制的滥觞；土地制度，从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发展到丠魏的“均田”为隋唐均田制所直接继承。这些发展中的重要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且为隋唐盛世的出現提供了制度保证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继秦汉以后又一次大的发展时期，其确立的基本框架一直影响到我国封建社會的后期。隋朝统治者采取强化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确立三省六部制，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能；改革地方机构加强中央对哋方的控制；建立科举制，扩大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唐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嘚鼎盛时期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由统一的封建王朝走向分裂并再度走向统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边疆地区进一步开发，民族融合空前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元朝统治者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后来发展成为行政区域的名称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当代省区的规模。元政府在澎湖岛设立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统辖西藏地区，西藏正式成为元朝的行政区え朝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制度的衰落时期。明初对专制政权进行了全面强化皇权具有绝对权威，成为明朝政治制度的特色清朝军机处是总揽军国夶计的中枢机构，军机处的设立既减少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环节，又提高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效率和保密性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進一步加强的体现。理藩院的设置空前地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各民族的管辖。我国的疆域得以最后确定对西藏宗教领袖的册封制度、金瓶掣签制度、驻藏大臣制度等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并为后代所效仿